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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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西班牙人决意去追猎“古巴”山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这里进行了惊人的大屠杀。于是,他们毁灭了我们不久前还看到的这整个岛屿,消灭了这里的人口;人们十分遗憾、极度痛苦地看到它已无人居住,变成了一片荒野。

                  巴托兰姆·德·拄·卡萨斯,1552年

  这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白人侵略者面前消失了,就象狼在一个日渐文明、人口日渐稠密的国度里绝迹一样。

                  詹姆斯·斯蒂芬,1841年

  19世纪,欧洲对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它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深远得多。因此,本章标题所指的不是“影响”,而是彻底的欧化。
  欧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它还包括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这种情况曾发生于西半球和南太平洋中人烟较稀少的地区。人口稀疏的土著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走,千百万欧洲移民带着他们的政治制度、谋生方法和文化传统蜂拥而入,占据了土著居民的领土。因此,随海外地区种族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早期的迁移 欧洲之所以能提供如此多的移民,千百万人之所以愿意离开他们祖先的家园,到遥远的大陆去冒尚不知晓的危险,其原因前面有一章已作了说明。1763年就已存在的欧洲狭长的带状形殖民地,到1914年时已扩大到覆盖整块整块的大陆,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这两个地区早些时候还无人去过。
  表1 南北美洲的种族分布(单位:百万)


   白人 黑人 印第安人 
1835年 1935年 1835年 1935年 1935年 
北美洲 13.8 124.3 2.6 12.4 1.8 
中美洲 1.9 6.9 2.7 8.4 21.4 
南美洲 2.9 40.9 4.5 18.7 29.2 
合计 18.6 172.1 9.8 39.5 52.4 


  表1-3说明,欧洲移民绝大多数去了南北美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这两块大陆还提供了远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极多的经济机会。不过,自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移民中有为数极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点可说明这一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尽管人们对欧洲人入侵之前的美洲印第安人人数的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但却一致认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谓的拉丁美洲。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所以,欧洲移居者不再需要从事劳动。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
  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较稀少,不能提供劳力资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无论是砍伐森林、耕作已开垦的土地,还是在沿海水域捕鱼,都得自己去从事。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为此,英属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不同信仰的移民开放。到1835年时,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480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1380万。
  19世纪的迁移 19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不断增加,1900至1910年间达到顶峰;这10年中,每年几乎有100万人迁移。这一前所未有的人流涌进了每一块大陆,结果,尽管北美仍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但这时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也为相当多的欧洲人所拓居。
  就移民的具体来源来说(见第十一章第七节各表),拉丁美洲各国的移民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主要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不过,19世纪后期也有大批移民来自意大利和德国。1890年以前,北美洲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西北欧;而1890年以后,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移民来自西北欧,其余三分之二的移民则来自东欧和南欧。至于英国自治领,移民来源却受到限制,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让更多的人进入这些辽阔的地区,自治领放宽了移民政策。澳大利亚人由于附近的亚洲国家人口稠密,对自己较缺乏人口这一点特别敏感;同样,南非白人也因黑人在南非占绝大多数而感到担忧。
  种族上的结果 这些迁移的最终结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种族上的欧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已变得以欧洲人为主,不过,也有某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在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仍占优势(为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在南美洲,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奴隶贸易而被运入美洲的大批黑人是种族欧化的另一个例外;据估计,近1,000万奴隶在横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到达新大陆。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北美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占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占百分之二十一。南非是种族政化的第三个例外;在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三比一的比例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血统的人)。
  直到今天,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都未产生过决定性的政治影响,甚至在他们的人口占多数时——如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也是如此,因为印第安人或黑人从未在新大陆任何一个较大的国家里占据统治地位。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接受了欧洲白人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才开始组织起来,有效地坚持自己的权利,投身到殖民地民族的世界范围的觉醒和反抗的运动中去。在南非,黑人占多数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尽管这一多数从一开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但他们的态度与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南非黑人认为,现在生活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17500多万黑人同胞是支持他们的;这些黑人同胞多数已赢得独立。换句话说,他们因生活在一个黑人占压倒之势的大陆上而对黑人充满信心。而南北美洲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于生活在一个白人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新世界里,自信心要小得多。

  二、政治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欧洲殖民地从一开始起就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多种多样起因于诸母国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马德里朝廷实行专制统治,自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样方式的统治。派往殖民地的官员实际上具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几乎别无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职务。672名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任职的总督、总司令和地方长官中,只有18人是殖民地的长期居民,其余97.4%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长期居民。法国殖民地也受到专制统治,因为那里的权力集中在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总督负责每个殖民地的防御,地方行政长官则处理经济事务。
  相反,英国各殖民地都有民选的代议制机构,这反映了母国欣欣向荣的议会制政体。这些代议制机构的确切性质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异。在弗吉尼亚,移居者早在1619年就获准选举地方议会。这一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到美国革命时,它的影响已超过王室总督。在新英格兰,不是个别移居者去荒原冒险,而是成群结队的人迁移到边远地区,建立新的城镇。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一种市政际它定期召开“市政会议”,在会议上作出种种决定和选举各种官员。尽管政权的确切形式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十三个殖民地都有一个共同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而这导致了民选议员和王室官员之间的不断摩擦。1774年,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官员悲哀地将英国殖民地的桀骜不驯同法国殖民地的良好纪律作了对比:
  法国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效仿;他们采您了明智、谨慎的国家所来政的每一项预防措施,以确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总督时给总督以适当的权力,而建立议会不仅是为了维护王室的权利,还为了给总督以帮助。……由于没有我们的同胞为之得意的民众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采纳这样的计划来治理我们的殖民地,我们这个王国也将是幸福的。
  革命时期 诺克斯对英国殖民地居民的“傲慢思想”的担忧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些思想促使人们于1776年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而这一号召导致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此外,十三个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爆发类似起义的连续反应;这些起义在1776年到1837年的60年中席卷了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
  有各种因素促成了拉丁美洲的反抗,十三个殖民地作出的榜样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它们的成功的革命立即得到了同情和仿效。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们所谓的费拉德尔菲亚哲学,正如他们非常熟悉法国哲人的学说一样。所谓的“启蒙运动之舟”横渡大西洋,将法国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运到美洲。据一位历史学家说,委内瑞拉得到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非常之多,以致1807年时,商店将其一页页撕下来用于包装食品。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经济剥削和缺乏自治,是导致革命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由于权力集中在来自西班牙的官员手中,克里奥尔人(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非常不满。长年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的战争也促进了革命的思想,因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的西班牙被先占领,使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谋其生。西班牙殖民地不愿意放弃它们所尝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而且它们还得到了对行将灭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国感兴趣的外国列强的支持。
  拿破仑·波拿巴统治西班牙及其长兄约瑟夫登上马德里王位是导致拉丁美洲革命的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绝承认约瑟夫,声明效忠于彼废黜的斐迪南七世。他们的效忠宣言并没有说服西班牙当局,1809年,爱国者和效忠者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这场独立战争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提供的帮助对拉丁美洲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象早先法国人的援助对十三个殖民地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南美北部伟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将军。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坚持不懈地战斗了15年,实际上创立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独立的国家;玻利维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南美南部杰出的领导人是乔斯·德·圣马丁将军。圣马丁于1816年解放阿根廷之后,又翻越安第斯山脉——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参加了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运动。
  墨西哥的革命始于1810年,由克里奥尔牧师曼纽尔·伊达尔戈领导,他死后由另一位思想开明的副牧师乔斯·玛丽亚·莫雷洛斯继续领导。这两位领导人试图把克里奥尔人要求独立的理想同帮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会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但克里奥尔人的保守派认为这一计划太激进,他们与保皇派联合起来镇压了1815年的起义。后来,这些保守分子担心1820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们的特权,于是就为脱离母国而活动。一位克里奥尔官员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制定了一个联合大多数派别的折衷方案。保是派势力被轻易击败,1822年9月,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墨西哥独立。
  事实证明巴西不经过流血就赢得独立是可能的。1807—1808年法国军队占领葡萄牙之后,国王约翰六世逃离里斯本,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年,约翰返回里斯本,让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罗暂时负责处理巴西的公共事务。多姆·佩德罗最后决定,不再随他的父亲返回里斯本,并宣布巴西独立。约翰并没有派军队反对他的儿子,而是接受了这一宣言,于是,巴西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从欧洲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属圭亚那与诸如牙买加、维尔京群岛和古巴之类的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例外;牙买加在1962年赢得独立之前一直由英国统治;维尔京群岛在1917年以前仍在丹麦统治之下。古巴1898年以前一直归西班牙统治。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结束手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并没有结束。十多年后,即1837年,英国的两个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根源应追溯到1763年和1774年;1763年时,英国夺得了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新法兰西殖民地,1774年时,《魁北克法案》将魁北克边界扩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并禁止边疆居民越过阿勒格尼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我们已知道,这一限制导致了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然而,极为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这场独立战争,法属加拿大变成了英国领土。独立战争期间及其之后,成千上万的托利党人——在英帝国中被称为联合帝国的亲英分子——离开居住的地方。他们有些人返回英国,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属岛屿,但许多人则向北进发,进入沿海诸省(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太子岛)和现在属安大略省的荒原。这些亲英分子是加拿大的“清教徒前辈移民”。他们的居留地和早期法国人的居留地一起为幅员辽阔的加拿大自治领创立了基础。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条款,住在现安大略省的那些亲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个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议制类型的政体,所以,他们很为不满。因此,1791年,英国议会通过《宪法法案》,将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并在这两个地区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但这时,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再度发生了早先震撼过十三个殖民地的那种同样的冲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总督和指定的议会为一方,以民选议会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展开了宪法上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滥用官职任命权、控制税收、控制法院系统以及把公有土地仅仅分配给国家教会英国圣公会而不顾卫理公会教派和长老会教派声称他们有更多的成员。
  到1837年时,事态已陷入严重的僵局,民众领袖(上加拿大的威廉·罗耀·麦肯齐和下加拿大的路易·约瑟夫·帕皮诺)决定使用武力。尽管战斗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周围发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极态度。起义者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其领导人逃往美国。英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派德拉姆伯爵任加拿大各省总督,并授与他进行管理和调查的一切权力。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个月,但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在各省听取了各种意见。回国后,他提交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除了建议两个加拿大再次合并外,他的伟大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允许殖民地实行“责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议:
  采纳真正的代议制政体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交给代议制机构所信任的人,以促进对公共事务的处理——这种态度是明智的,然而,这种明智的态度在北美殖民地政府中从未得到承认。…如果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不是根据在大不列颠是非常有效的那些原则管理政府,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谐调。…但是,君主必须忍受代议制机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君主得组织与代议制机构相一致的政府,就必须同意靠代议制机构所信任的那些人来使这种政府维持下去。
  德拉姆所说的责任政府制即代议制政体,指的是要让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他准备允许殖民地议会拥有与英国议会所亭有的—样多的权力,不过还有某些限制,即:帝国政府将继续控制对外关系、管理贸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确定殖民地法规。
  如果这一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建议被早一点提出和采纳,美洲殖民地可能永远不会爆发起义。然而,甚至在1839年这份报告提出时,它还邀到了广泛的抨击,被认为是一份必将削弱英帝国的带有空想的文件。但是,后来一系列事件所造成的压力很快就迫使英国政治家试验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尽管试验进行得谨小慎微,而且是尝试性的,但却立刻在英属北美获得成功。于是,责任政府制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并带来了同样的好处。因此,德拉姆伯爵的思想为英联邦在不幸的加拿大起义之后的数十年中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这就是那些起义和由此引起的著名的“德拉姆报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国家时期 一旦前欧洲殖民地赢得独立或自治,它们便进而发展各自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极为多样,取决于诸如地理背景和前殖民地时期的经历之类的因素。
  美利坚合众国 1777年的《邦联条例》是为管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而准备的第一份文件。它是自由主义者的杰作;自由主义者确信:暴政和中央集权是连在一起不能分离的;民众的自由通过权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因此,十三州邦联的创立者允许中央政府对纯国家事务有管辖权,而将其他所有事务交给各州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各州保有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国会召开时十三州邦联设有专门授予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权力、司法权和权利”。
  这一安排并没有给国家政府控制诸州和个人的足够权力。这一点在1785至1787年的大萧条时期变得很明显;当时,联邦政府发现它几乎束手无策。在有些地区,失业者组织起来,向州首府挺进,通过暴力获得救济(如1787年马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在其他州,即在下层社会控制州议会的地区,则通过了减轻债务人负担的法律。这些发展使保守的有产业者确信,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止“暴徒统治”。所有这些就是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的背景。
  出自宪法大厅的那个文件是为了抑制民众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拟定的。其主要特点是制订了完善的制约与平衡制度。四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和最高法院——将通过不同的方法被选定,它们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受制于以下几种东西;对选举权的限制、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和最高法院。两院制规定参议院可以制止过于冲动的众议院;至于总统否决权,国会能以两院三分之二的反对票使之无效;而最高法院则拥有对国会的司法审查权。长达十六周的辩论于1787年9月17日结束后,制宪者来到市立饭店共进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这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自豪地估量他们的劳动成果。宪法将十三州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持久的联邦政府。
  制宪者规定,新宪法一旦有九个州的特别代表会议同意贯彻实行便立即生效。对参加这些会议的代表的挑选在美国历史上引起了第一次民族政治运动。一方是所谓的联邦主义者:富裕的商人、律师和地主;他们能从新的政治结构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另一方是宪法反对者:小农场主、工人和工匠;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份没给他们什么政治权力的文件。尽管后者占人口的大多数,但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分散、无组织、无准备。经过激烈争论后,宪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统和第一届国会。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够的国会议员陆陆续续地来到纽约,为总统选举团一致选举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这些最早的官员面临着许多令人惊愕的问题;没有官僚机构、没有基金和税收制度,没有新政府可以用来作为根据的种种先例。然而,恢复稳定仅花费了短得惊人的时间,联邦政府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华盛顿总统的有力领导、战后数年曾困扰美国的不景气的经济的回升和宪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见效。虽然宪法规定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但同时,它又很有弹性,完全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人权法案》就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它尽管遭到了大多数富人的反对,还是于1791年被接受。这一法案阐明了公民的若干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辩护人的权利等。
  开国者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解决了联邦制这一难题。他们通过使权力竞争降到最低限度这样的方式谨慎地在国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如果出现任何争端,独立的法院系统便采取措施作出裁决。事实上,国会依据新宪法作出的最早的决议之一就是通过了阐明联邦法庭的职责和权力的《司法条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规定,新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法律上除不采用奴隶制外,其他方面都与旧州完全一样。这确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资格成为州时会在相同的原则和条件下加入联邦。在这些情况下,美国不断向西扩展疆土,从阿勒格尼山脉一直扩展到太平洋。它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大片大片的领土:通过从法国手中购进“路易斯安那购地”获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过强占和购买从墨西哥手中获得西南地区;通过同英国谈判夺得西北地区;通过购买从俄国手中获得阿拉斯加。在这些新地区又建起一连串的州,最后增加到50个州,组成了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
  拉丁美洲 国家时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发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趋势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统一。山脉和密林等障碍将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分隔开来,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地区同欧洲的联系常常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西班牙统治下的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因助长了分离主义倾向,也促进了分裂。个别领导人宁愿在小国中名声显赫,而不愿在大的联邦中湮没无闻,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也必须予以考虑。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个殖民地这时变成了至少18个独立的国家:过去的拉普拉塔联邦总督辖区已变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诸独立的共和国;从前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变成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诸国,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分成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独立的国家。
  长期的不稳定性是国家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它表现为政府经常因军事政变而被推翻。相反,美国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宪法,尽管这一宪法经过多次修正。此外,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政局比较稳定;通常由两个政党在通过正规选举而当选的基础上轮番执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总共采用了186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有9.3部。政府的兴起和倒台更是屡屡发生。的确,据说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罗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参观费城博览会时曾讲过,这里展出的新机器虽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钟里发生的革命比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新机器还要多。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仅仅是名义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种能使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能使社会和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取代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秩序。这种军方对政治事务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存在的明显的阶级差别和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态度或抵触情绪,因此,这种干涉使少数富有的地主和高级军官能象做游戏一样地操纵政界。一批批军事和文职领袖相继执政,他们几乎不注意人民的愿望或国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鲁80%以上的总统是军人,厄瓜多尔的军校就教导学生:“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获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
  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和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期间英国殖民地在维持与帝国的关系的同时逐渐赢得了自治。如前所述,这一独特发展的基础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责任政府制的原则。这个观念太新、太激进,不能马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英国政府的确迅速实行了他的将两个加拿大重新联合起来的建议。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规定,加拿大联合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由总督任命,是终生的,下院在相当广泛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行政部长将由总督选拔,这使总督能任命属于下院中多数党的那些人,从而建立责任政府制。
  好几年中,英国政府不愿冒险尝试。1839年,殖民大臣约翰·罗素伯爵指出了他认为责任政府制不可能实行的原因:“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时,又得到他的行政议会的劝告,而这两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从来自英国的命令,立宪责任之类的事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如果他听从其议会的劝告,他就不再是一位从属的官员,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纳[责任政府制]原则时所难以逾越的障碍。”罗素伯爵说,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是双方“采取明智的节制态度。总督必须只反对议会的极大地影响女五名誉或帝国利益的请求;而为了协调一致,为了虔诚地依附大不列颠的权力,议会必须准备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这一妥协方针在实际中证明是行不通的,一任又一任总督都未能阻止充分实行责任制的要求。1846年,一位新殖民大臣格雷勋爵察觉到不可能阻止德拉姆所提倡的责任政府制的实施。他在给新斯科合总督的命令中大胆宣布:“……让上院长期阻挠舆论所要求的、议会的民众部门所提出的某些措施的通过,是不可能的。……在北美任何英属殖民地继续维持与居民意见相违背的政府,既不可能,也不会令人满意;对于这一点,无论怎样明确承认也不为过。”
  于是,责任政府制首先在新斯科舍,随即在加拿大得到实施,从而成功地证明了德拉姆伯爵的先见之明。施行责任政府制几年后,加拿大总督下结论说:“我已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北美大陆这块土地上,在共和国美国面前,维持同英国的关系和英国的制度是可能的,倘若你慷慨地、信任地授予英国的制度的话。当信仰是真诚的时候,它始终是有感染力的。……”1837年的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给了最惊人的颂辞。他在经过十年流放遇大赦返回家园时说道:“如果我1837年时就看到了我在1848年时见到的情形,那么,不管我们也许会犯下什么错误,我会一想到那种造反的念头就不寒而栗。”
  如此,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上开始了一场彻底的革命。由于责任政府制原则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英帝国转变成直至今天仍很繁荣的持久的英联邦。
  由于沿海各省乃至加拿大联合省人口太少、不能有效地孤立独处,加拿大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1867年加拿大联盟的成立——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加拿大西部广大地区及其未经勘探过的资源正有待于开发,这是加拿大的责任。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而来的是美国爱国狂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雄辩,他们把眼光贪婪地盯着北面的英属殖民地,因此,统一不仅保证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保证了军事上的安全。在经过极短时间的讨论之后,加拿大政治家们一致达成联合协议,1867年7月1日通过《英属北美法案》,成立了加拿大自治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自治领象美国那样将领土向西扩展到太平洋。马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达和萨斯喀彻温分别于1870年、1871年和1905年成为自治领的省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时,类似的发展正在欧洲人移居的帝国的其他地区出现。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始于1787年,当时,一支由750名罪犯和250名看守组成的远征队从英国到达这里。由于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澳大利亚使被选作新的罪犯倾倒场。到1793年时,自由移民开始到达此地,并在今昆士兰、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乃至遥远的西澳大利亚建立了殖民地。
  与此同时,成群的捕鲸者、捕海豹的人和商人动身到更加遥远的新西兰诸岛去,至1792年,他们已屡次到达那里,尽管当地的毛利人即波利尼西亚人比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先进、好战得多。到1839年时,新西兰已有2,000移民,于是,伦敦正式宣布它为英国的领地。随后几十年中,殖民者接连不断地从英国来到那里,而这主要是由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活动;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发起者,曾创办土地开发公司,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输送了相当多的移民。
  至19世纪中叶,一系列殖民地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扎下根来,而且,由干这些殖民地人口日渐增加、局势日趋稳定,它们开始要求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要求自治的骚动愈益频繁,正如早些时候加拿大的情况一样,但是,加拿大的先例这时却围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轻易获胜的模式。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法案》,授权各殖民地组成它们自己的议会、确定选举权、修改它们的宪法、规定自己的关税等,但所有这些须经女王批准后才能生效。不过,若依照在加拿大经过试验并得到证实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随时可得。同样,在新西兰,1852年也通过了一项法规:建立六个拥有较大的地方治理权的省份和一个实现地方的种种目的的大议会。四年后,责任政府制在新西兰得到正式批准。
  将澳大利亚六个互不相连的殖民区统一为联邦这一最终任务的完成在澳大利亚比在加拿大更为容易,因为这里不存在扩张主义邻国的压力。但到19世纪末时,即使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也感到了外界影响的拉力。外来国家正吞并着澳大利亚人认为在他们的保护范围之内的太平洋诸岛屿。另外,亚洲人迁入的问题也被认为是对澳大利亚白人霸权的威胁;所以,1899年的公民表决表明,各殖民地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联邦。190O年,英国议会通过一个法案,1901年1月1回澳大利亚联邦正式出现在多民族大家庭中。
  南非如前所述,南非殖民地是荷兰人建立的,但到1814年时却归英国人统治。荷兰的农场主,即他们自称的布尔人,是一批顽强的、难以对付的家伙,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听任他们在辽阔的内地牧放牲畜,象过去的族长那样统治他们的家族和土著奴隶。当英国人干涉布尔人对土著的所作所为时,布尔人便开始了1836年的大迁徙。一些人移居奥兰治河那边的地区,另外一些人则越过瓦尔河继续向前推进。但英国人继续要求对布尔人的统治权,并在东海岸的纳塔尔建立了一个由英国移民拓展的殖民地。
  1853年,开普殖民地获得了代议制机构,不过,责任政府制直到1872年才得到采纳;而纳塔尔到1893年时才达到相同的阶段。这两个地区之所以被耽误下来,很大程度上由于土著的人口优势;土著的待遇是帝国政府所关心的事情。此外,两个白人民族即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摩擦继续存在。从某一点上说,问题似乎已通过。布隆方丹协议,(1854)得到解决;在此协议中,英国人接受奥兰治河为他们的北面边界,并承认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但是,1871年,在奥兰治河北面的金伯利发现金刚石矿;到1890年时,大约开采了六吨金刚石,价值3,900万英镑。同样重要的是,1886年在德兰士瓦南部发现金矿。4年内,45O家公司相继成立,资本总额为110万英镑。
  如此巨大的财富自然吸引采矿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这转而又导致了使《布隆方丹协议》过时的纠纷。一方面,布尔人憎恨入侵者,企图限制他们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英国政府正遭受着不顾《布隆丹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去吞并矿藏丰富的地区的强大压力。扩张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是传奇人物塞西尔·罗得斯;他的一生从当一个身体虚弱的移民开始,以帝国主义的大富翁代表者的身份而告终。同早些时候的征服者一样,他以极端残忍的手段,首先在金刚石产地,然后在金矿矿山中积聚起巨大的财富。但是,对罗得斯来说,财富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大目标——扩大英帝国统治——的手段。“那就是我的梦想——全归英国所有”,当他在金伯利还是个小伙子时常向北朝着辽阔的非洲内地挥舞着手这样说道。
  发财之后,他进入政界,成为开普殖民地的总理,然后,开始为实现他的梦想而制订计划并采取行动。由于伦敦政府犹豫不决,有些人接受罗得斯的计划,有些人则予以强烈的反对,罗得斯决定用暴力手段强行解决争端。1895年,他为一场反对德兰士瓦总统保尔·克留格尔的革命提供资金,并在他的朋友L.S.詹姆森博士的指导下,组织了对德兰士瓦的袭击。但革命和袭击都失败了,罗得斯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然而,这些事件进一步恶化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最后即1899年使全面战争爆发。
  布尔人凭借游击战术使战争拖延了三年,并迫使英国人调动了30万军队来对付60000至75000布尔人。最后,布尔人不得不签订了承认英国的宗主权的《弗里尼欣和约》(1902年),但作为回报,他们也得到许诺,一旦情况允许,即可成立代议制机构。起初,英国人不愿让一个最近一直在为完全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实行全商责任政府制,但1905年执政的自由党新政府决定采取安抚与平等的政策。因此,1907年,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都获准实行全面责任政府制。次年,这两个殖民地同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一起为成立联邦开始谈判。一个宪法草案得到一致同意,英国议会将其编入1909年的《南非法案》。第二年,《法案》开始生效,南非联邦成为英国自治社区的成员。
  结论显而易见,欧洲人在其海外殖民地中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的差异非常明显,因而,如果一位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政治领导人发觉自己在领导一个其派系利益、民族集团及大城市领导机关的平衡颇不稳定的美国政党,他会全然不知所措。如果他面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及其接连不断地出现的种种宪法和形形色色的军事首脑,他会更为手足无措。然而,在这些明显的差别之下,由于所有这些政治制度都源于欧洲这一共同发源地,产生了某些潜在的类似点。这一共同起源解释了各种法典——美国和英国自治领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典,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罗马法典——的相似之处;它还解释了信奉立宪制度这一点,尽管严格信奉或避免信奉的方法各不相同。

  三、经济上的欧化

  殖民地时期 经济领域的欧化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十分普遍。就欧洲诸列强来说,起初他们的经济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们都信奉使殖民地经济从属于母国经济的重商主义原则。下面这一命令是1763年伦敦下达给魁北克总督默里的,它与其他无数个由巴黎、马德里或里斯本发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命令没有任何差别:
  ……我们的明确的愿望和意志是:你们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使我们最不愉快的痛苦,对任何一个或几个建立任何制造业和从事任何贸易的法律表示赞同,这类法律对这个王国是有害的、不利的;你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反对和限制任何可能建立上述制造业或确立上述贸易的企图。
  尽管有这一共同的重商主义背景,欧洲各殖民地不久便发展了独特的经济;这些经济不仅不同于欧洲的经济,而且它们彼此间也互不相同。我们将看到这种多样性起因于几大因素,其中包括诸母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和诸殖民地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的不同。
  拉丁美洲 如第六章第八节所述,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既决定于可得到大量的金银和土著劳力这一点(金银和土著劳力是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所缺乏的),又决定于以非洲奴隶劳力为基础的单一经营的种植园的发展,还决定于伊比利亚诸国的经济落后(这种落后还传给了它们的殖民地)。最终结果是,拉丁美洲从未取得格兰德河以北地区所特有的平衡的经济发展,相反,却长期从属于西北欧,后来又从属于美国。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 十三个殖民地和新法兰西的经济史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史根本不同,因为那里缺乏土著劳力资源和贵金属。这种情况迫使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劳动,根据可得到的自然资源来发展某种可行的经济。巴黎和伦敦政府从一开始起就都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影响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圣劳伦斯河两岸,法国人建立了以法国封建制度为模式的庄园制。居民必须以金钱和劳动的形式向其庄园主纳税。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英国试图强行建立各种僵硬的经济制度。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设立了与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相似的公司,资金由股东们筹集,公司向股东们保证将按他们的投资额分红。弗吉尼亚公司着手建立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到弗吉尼亚来的人没有一个人私下拥有土地,每个人都为公司工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存放在一个公共仓库里,人们只能从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领取所需要的东西。
  这些规定和限制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为不满的移民所依靠。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样,依靠母国提供封建的“监护征赋制”这种奖品,因为要实行“监护征赋制”,就必须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劳力。居民的确要向庄园主纳税,但这些税比法国通常的赋税较得多。教会力图征收居民所获产品的十三分之一作为什一税,但一也只能征收到其中的一半。当局为防止青年人逃走、为防止他们成为非法的毛皮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在荒地的诱惑和有利可图的毛皮贸易面前失败了。因此,新法兰西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大多数人经营自给自足的农业,少数人从事毛皮贸易;毛皮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
  同样,在十三个殖民地,诸公司不能长期控制它们的移民。弗吉尼亚一位总督报告说,当他到达这里时,他发现人们“正在街上疾走,忙于日常活动”。在土地比劳力充裕这一事实的激励下,英国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这一型式和农业的成功,大多数人必须致力于农业。
  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们发现这里最好的作物是烟草、稻米和靛蓝。在中部殖民地——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谷类作物生长得很好,因此这个地区很快成为诸殖民地的面包篮。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也曾转向农业,但漫长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只得从事其他职业,主要是渔业、航运业和制造业。
  于是,我们看到,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比拉丁美洲的经济远为多样化,而且更有生气,因为那里的土著劳工被抑制在仅能勉强生存的水平上,并没有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础。在十三个殖民地,航行七大洋的快速大帆船、沿河两岸的一系列工厂以及靠枪和斧头在荒原上建立家园、并把新拓居地的界线不断向西推进的边疆开发者代替了用同样的工具和技术世世代代做苦工的印第安农奴和非洲奴隶。
  革命时期 十三个殖民地 正因为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如此生气勃勃,它才同母国发生了纠纷,使英国难以控制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难以使其从属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和航运业就同重商主义的法规如《航海法》相抵触;1763年取消法属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对违背其法令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发生纠纷,他们禁止移民超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声抗议这些限制,最后,他们诉诸武力。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为了既满足以前由英国人提供各种物资的市民的需要又满足美国军队的需要,战争本身就致使殖民地制造业大大发展。美国的航运业在独立战争期间扩大了,并转变成一支临时的海军;在赢得独立之后,它继续以扩大了的形式发展。美国船长们在和平条约签订才几年时就开始了同加利福尼亚和中国的极为有利可图的贸易。独立战争对仍为绝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州法令这时废除了陈腐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这类制度体现在为使土地贵族永久存在而制定的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的法律中。大地产,尤其是在南方,都分给了农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则作为居留地向边疆居民开放。生气勃勃的美国经济以这些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整个大陆和海外扩展。
  拉丁美洲经济上的不满除了促成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外,还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在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岛居民)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在政府职务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职业的权利方面受到优待。因此,希望结束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克里奥尔人在许多殖民地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运动。对促进革命同样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与母国的贸易的西班牙重商主义法规。这种法规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产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西班牙陷入同拿破仑法国的拚死斗争中、不能同其殖民地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的那几年里。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企图将其贸易限制再强加给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终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他们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如人已同西属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下面这一充满热情的呼吁是阿根廷牧场主的代言人在1809年时发出的,它反映了拉丁美洲革命背后的经济动机:
  因为倒霉的西班牙诸省不再能消费我们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它们就应该白白浪费,这合理吗?因为西班牙海军太无能,不能将这个国家丰富的产品运出去,它们就应该烂在我们的仓库里,这合理吗?……当一个友好、慷慨的国家的国民出现在我们的港口,并向我们廉价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西班牙所提供不了的商品时,我们就应拒绝这个建议,从而将他们的良好意愿转变成通过非法贸易使自己统治这个国家所有进口货物的少数几个欧洲商人的专门利益,这合理吗?
  独立在拉丁美洲并没有象在美国那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的经济仍由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所控制;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是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提供劳动的。自由贸易的确给沿海地区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活力,但这对静止不变的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技术、缺乏健全的社会经济结构,独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停滞的状态。
  英属殖民地经济上的不满促成了1837年加拿大大起义的爆发;促成起义的一个明显因素是人民大众对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愤慨,因为这两者各占去该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留出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政府和已确立的英国国教的费用。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它们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只有少数人依附拥有基金的教会。此外,一个称为“阀阅世家”的拥有特权的小集团在加拿大享有半岛居民在拉丁美洲所享有的那种官方优待。而且,加拿大诸省不象边界那边的美国各州那么繁荣,许多人认为英国的统治应对这种经济上的差别负责。起义领袖威廉·罗耀·麦肯齐提出的以下这一指责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
  例如,假定密西西比河曾是上加拿大的西部边界,那么,密执安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或威斯康星州现今会是什么样的呢?是否会有几十万居民已在短短几年内、在西部诸州人民所特有的勤奋、热心公益的精神和冒险心的驱使下密集到那里?或者,迄今为止已使希望破灭、已阻碍我们这个管理不当的殖民地发展的那种可恶的障碍是否会已阻止这几个州的发展,使它们失去活力?
  在1837年起义时达到高潮的那种情绪就是如此。由于这些起义证明是无效的,在以后几年中,加拿大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革。相反,这个国家平稳而又有节制地发展:人口稳步增长,新地区不断开发为居留团道路和沟渠相继建成;少数工业开始满足当地需求——锯木厂为建筑提供木材,磨坊供应面粉,梳棉厂和梳毛厂生产纺织用的绒线,并将绒线织成布匹,干酪厂加工农场主剩余的牛奶。不过,加拿大不具备南面那个共和国所拥有的丰富、多样的资源,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别在1837年以后同以前一样继续存在。国家时期在欧洲人所拓居的海外殖民地大多已赢得独立的国家时期,经济上的欧化却进行得极为彻底、极为惊人。欧洲在那些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扩张主义可从根本上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是大批移民从欧洲向外迁移的时期,这种迁移不仅意味着种族上的欧化,而且意味着欧洲和海外殖民地之间更牢固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欧洲能够提供铁路、轮船、机枪和农业机械,而这些东西是征服和有效地开发一块块辽阔的大陆所必不可少的。欧洲除了输出为那些耗资巨大的活动提供资金所必需的资本外,还为来自海外的源源不绝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提供了市场。所有这些发展都意味着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欧洲移民所移居的那些地区的空前的经济影响。
  美国 美国的经济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以飞快的速度发展。1816年采取保护关税之后的工业尤其如此。在纺织工业中,纱锭的数目从1810年的87000个增加到1820年的25万个,至1860年又上升到1200多万个,钢铁工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扩展,1860年到达苏必利尔湖。与此同时,道路得到改进,沟渠、铁路得到修建。1830年时,铁路还不存在,到1860年时,铁路哩数已上升到30000多哩。
  不过,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最惊人的经济发展。南北战争本身就促进了工业的大规模扩展;战争结束后,由于西部的开放和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这一扩展仍在继续。大量的粮食和各种原料通过铁路和轮船运到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为美国实业家和农场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叶以当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突飞猛进:186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国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1894年时却跃居首位。1860年至1900年间,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加了三倍,工业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四倍,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增长了七倍,工业投资的总额增长了九倍。189O年,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与农产品的价值相等,到1900年时,它却比农产品价值多一倍。1860年,工业基本上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到1900年时,它却扩展到大湖地区,而且还扩展到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地区。
  拉丁美洲如前所述,在拉丁美洲赢得独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其经济仍很萧条;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在建造铁路、轮船、冷藏船以及提供如此装备所必需的资本方面,欧洲所起的作几大很量要的,同样,欧洲对食品(如:谷物、肉、咖啡、糖及可可)和工业品(如:矿物、木材、羊毛及皮革)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也很重要。表4中有关英国同阿根廷的贸易以及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的统计数字可说明这一点。
  表4英-阿贸易及投资(单位:千镑)


  年份 英国从阿根廷的进口 英国对阿根廷的出口 英国在阿根廷的资本 
1857 1574 1287 2605 
1865 1014 1951 5975 
1874 1271 8128 23060 
1885 1879 4660 45602 
1900 13080 7143 189040 
1911 28933 19120 291110 


  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如出产硝石和铜的智利、出产金和银的墨西哥、出产咖啡和橡胶的巴西和出产锡的玻琍维亚,可提出类似的统计数字。因此,拉丁美洲已进入世界经济之中,而这是它以前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一、两种商品方面发展迅速,而其他经济仍停滞不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资关系的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实际上仍未改变,因此,大部分人继续当散工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外国经济渗透并控制了大多数有利可图的企业,不论是饮路、公用事业还是矿山资产。这种经济发展的好处并不象在美国那样广泛传播,而最为外国和本国的少数地主、商人和特权者所获得,引起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
  英国自治领同拉丁美洲一样,英国自治领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美国。这倒不是因为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自然资源不如美国。例如,加拿大确实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直到20世纪中叶,当航空运输使这些资源能接近时,当美国较易得到的资源已耗尽时,它们才得到有益的利用。而在19世纪,加拿大无法与其繁荣的邻国竞争。贫瘠的劳伦琴高原是殖民地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加拿大没有与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盛产棉花的南部地区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极相似的地区;而这三个地区各自都能补充和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对的是西边1,50O哩的青苔沼泽地和北边的北极荒地,这使他们除了穿过边界进入美国各州外别无他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了美国。美国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1881-1891年的十年中,有100多万加拿大人穿过边界进入了美国,尽管当时加拿大的总人口还不到500万。据估计,50年前在加拿大结婚的年轻人,其后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国。
  英国其他自治领具备的天赋有利条件甚至比加拿大更少。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均位于南半城它们都远离西欧人口众多的工业中心。佩思离伦敦9,50O哩,开普敦离伦敦6,500哩,而纽约离利物浦只有3,000哩,因而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另外,这三个自治领的资源都不如美国那么丰富、多样。连澳大利亚都如此,它的版土同阿拉斯加除外的美国一样大。然而,澳大利亚大部分为干旱地区,它的河流几乎不适用于灌溉,而且它缺乏森林、石油矿床和贱金属。
  这些欠缺都是相对于得天独厚的美国而言的,其实,英国自治领仍拥有可供经济充分发展的丰富资源。在加拿大,1885年建成了第一条横穿大陆的铁路,1915年又敷设了两条铁路。这些铁路同大批移民一起加快了阿尔伯达、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这三个草原省份的拓居。1906年至1911年间,这些省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工业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在1878年采取保护贸易主义的“国策”之后。
  在澳大利亚,牧羊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的主要支柱。羊的数目从1820年的2O万头猛增到1860年的2000万头,到1890年增至1亿头。这个国家依靠牧羊业就象美国南部依靠棉花一样。生产的逐步多样化包括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和更为重要的金矿开采(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淘金热)。在1851年到1860年的十年中,澳大利亚生产的黄金占世界黄金产量的39%(而美国占41%);而且,这个国家的人口也从1841年的431000人猛增到1860年的114万人(而美国1860年的人口是3140万人)。
  新西兰同澳大利亚一样,发展了一种依靠欧洲市场的经济。这种经济主要集中在牧羊业和奶品制造业方面,它出口的多为羊毛、牛肉、干酪和黄油。
  南非的经济则以1870年在金伯利开始开来的金刚石矿和1886年在威斯沃特斯发现的采金地为基础。另外,到1914年时,烟、糖、茶叶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少量出口。
  结论 至1914年为止的国家时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经济上欧化的结果。正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独立国家的贡献同对仍与母国保持关系的自治领的贡献一样大。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建造加拿大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和发展南非的矿业提供资金,这也许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没插英国国旗的国家,英国的资本和商业也同样非常活跃。例如,十三个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后,同英国的贸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1765年是独立战争爆发前正常贸易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1944114英镑。1784年是战后恢复正常的第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向十三个殖民地出口的货物价值为3679467英镑。1820年至1830年间,占美国总出口的36%的商品是运往英国,占美国总进口的43%的商品是来自英国。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敷设铁路时,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到1914年时,外国总投资额不少于72亿美元。在较不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欧洲的投资对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比在美国要大得多。

  四、文化上的欧化

  拉丁美洲 随着种族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欧化;仍留在英联邦内的地区是如此,许多赢得独立的地区几乎也同样如此。在拉丁美洲,除葡萄牙人的巴西外,主要的文化形式是西班牙式;这种形式的明显标志是绝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而且他们信奉罗马夫主教。人们看到,它还表现在建筑式样方面,如房屋带有庭院或院子、窗户装有铁条和房屋的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规划以中心广场而不是以主要街道为基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式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役毡帽或草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在家庭结构方面也仿效了男子支配和严密监督姑娘——包括陪伴时期在内——的典型的西班牙形式,这是一种认为体力劳动对有身份的人是不体面、不合适的倾向。
  虽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这一影响(见第九章第五节)在烹任、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至今仍能觉察出来。
  拉丁美洲由于运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的奴隶,因此,它的文化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最为强烈,不过,有关这种影响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能看到;在这里,黑人贡献了传统的鼓乐。
  美国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300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同样,美国同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也较少受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在美国还是相当大的;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0%,而印第安人仅占0.5%。黑人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文化方面。其一是民间故事,如《雷默斯大叔史诗集》中那些被乔尔·钱德勒·哈里斯通俗化了的故事;其二是民间音乐,包括所谓的圣歌和世俗歌曲,如劳动号子、囚歌、铁路界和轮船界的歌曲、“弗兰克与约翰尼”及“约翰·亨利”这样的叙事曲和世界著名的爵士乐等。
  尽管美国文化含有这些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主要还是起源于欧洲,不过,它的欧洲特性在其移植和适应的过程中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自殖民时代以来,许多欧洲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法国人让·克雷夫科尔于1782年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美国人,这种崭新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到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从克雷夭科尔时代到今天,许多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从大量相互矛盾的回答中,确现出了“这种崭新的人”的明确形象。
  生活在一个必须不断地劳动,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个大陆的国度里,这种人自然会认为勤劳光荣、懒惰可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感情,他说:“我觉得那些不劳动的家伙很可怜——无论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端。”英国的《名人录》列举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国的《名人录》却没有;这一事实也是颇说明问题的。
  美国人相信社会平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还相信社会的可变动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好,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应通过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阶级出身来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美国人的农场和边疆背景的是,美国人是积习很深的修补匠,经常从事小装置的发明,以加快其所须完成的工作的速度。19世纪中叶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在论及自己的未来时,这种“崭新的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进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国人在机械上的独创性的观察家还写道:“美国人十分自信,认为只要能找到对症的药物,任何弊病都可医治;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努力去找到医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药物。”这种乐观主义常常用自我吹嘘的民族之爱来表达。由于生活在资源极为丰富、机会完全均等的国境里,美国人发现,赞美未来,并仿佛它已实现似的谈论未来,是件很自然的事。边地的幽默就是基于“大话”,而民间英雄则是同保尔.班杨和佩科斯·比尔一样的超人。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19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时代的欧洲人——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写道:“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迟至1820年,美国还至少有8O%的书籍是从英国引进的,到1830年时,这个数字仍高达70%。就欧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于1820年反问道:“在全球各地,有谁读过一本美国的书,看过一场美国的戏,见过一幅美国的画或一尊美国的塑像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为美国人自己所容纳。亨利·亚当斯写道:“纵观一生,人们已看到,美国人在文学上总是向欧洲人屈膝。”
  因此,19世纪的美国人认真地努力模仿欧洲的文化。他们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罗马求学,建造希腊式圣堂作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进欧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帮助建立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有些富豪巨头派代理人到欧洲去购买“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有些人甚至购买城堡,将城堡的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美国重新建造起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仍轻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正在衰弱、被人唾弃、爱猜测、善算计、好打赌、喜殴打奴隶、爱浅斟慢饮的民族”。
  将近19世纪末时,这种态度开始有一些明显的转变。“随着欧洲一切的衰弱,随着封建文化最后一点残余的消失”,瓦尔特·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尤其是马克·吐温,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作家,他们的风格“既是当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陆的”。1888年,詹姆斯,布赖斯的颇具鉴别力的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出版也具有重大意义。随着19世纪的结束,欧洲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一群日益显赫的美国明星: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索尔斯坦·凡勃论和威廉·迪安·霍威尔斯。然而,欧洲的监护仍难以动摇。19世纪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这样写道:“美国人开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个英国人,以便得到认可,并不是得到英国人的认可,而是得到本国人的认可。”
  英国自治领 欧洲文化对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对美国或拉丁美洲的影响更大。一个原因是保持了帝国的团结,从而引起了自治领与母国之间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另外,除南非外,原籍欧洲的居民在自治领所占的比例比在有着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占的比例大得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各自治领发展了相同的文化;独特的地方环境产生了独特的文化。
  例如,加拿大文化的发展决定于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团和地理上与美国的接近。由于这一庞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数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从铸币、纸币、政府公告以及由国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了解到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观点和民族作用。从十分现实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没有母国的民族。1763年法国放弃加拿大之后,他们在其最强大的天主教会的教导下背弃共和主义的、非宗教的法国,并对他们认为是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商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以蔑视。因而,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大陆上保持自己的特点。
  对加拿大来说,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南方大国的势不可挡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影响不仅如前所述导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决定性地导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国制造的闹钟叫醒,然后用美国生产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国生产的刮胡膏和剃刀刮胡子。他在晨报上看到的新闻有四分之一是谈美国的事情。他将驾驶美国汽车去上班;走进办公楼中的美式电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国制造的办公设备工作。回家后,他很可能收听、收看美国广播或电视节目,阅读美国小说或杂志,也可能驱车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美国电影,如此来结束这一天。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广告和推销术、法律实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间几乎就不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记者已下结论说:“加拿大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1949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国家艺术、文学和科学发展是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下面这段话:
  美国对加拿大人生活的影响至少可以说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应该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国影响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极好的。它们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刺激了生产者的竞争。但不能否认,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物资其数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许会窒息而不是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只是消极地接受,那还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们现在正花费数百万元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而这种独立如果没有生气勃勃、颇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将只是一个空壳子。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种族同一性的影响。这两个自治领既不象美国那样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数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样有占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数民族。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相当多的非英国移民,但澳大利亚仍有90%的人、新西兰仍有98%的人是英国血统。因此,这两个自治领都不同寻常地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新西兰人通常认为英国是他们的“家”,而新西兰只是谋生之地。澳大利亚人则没有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移民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战时同新西兰人一样勇敢。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却制造猛烈的骚乱,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外,他们没有义务为其他任何目标而作战。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同加拿大人一样都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表示担忧。美国的影响已扩大到南太平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近几年的巨额投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驻扎那里的结果。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作家罗宾·博伊德已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担忧:“澳大利亚‘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个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澳斯特利加’的新国家正在兴起。……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业是仿造美国苏打汽水饮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们从心理角度说是难民;他们将天堂想象成拉斯韦加斯旅馆的赌场。”
  结论 我们已看到,在文化领域如同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欧洲文明的大规模移植已经发生,不过其中有许多变更。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适应在语言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一个英国人在访问澳大利亚、美国或加拿大时,能容易地理解他所操的语言在这些国家中发生的变化;不过,以下这些情况也是真实的:在澳大利亚,他可能给诸如“aboes”(土著居民)、“sheilas”(姑娘)、“galahs”(唠叨多言的人)和“dills”(笨人)之类的同弄得莫名其妙;而在加拿大和美国,他很快就会了解到他所说的petrol(汽油)、silencer(消音器)、boot(行李箱)和demister(除雾器)这些词已变成gas、muffler trunk和windshield wiper。他还会发现加拿大人不受英国人和美国人影响、仍保持自己个性的一些例子。如果他要“chesterfield”,在英国他将得到一件男式大衣,在美国他将得到一包香烟,而在加拿大他将得到一张垫得又厚又软的沙发。
  然而,这种种差别常常被过分夸大,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基本的相似点。其实,英国人即使周游广为分散的使用英语的世界,也极少会遇到使他费解的词。法国人在魁北克、葡萄牙人在巴西、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海外发现的大多数特殊的惯用法都可追溯到母国的地方方言。西班牙人能在本国找到他在国外所遇到的大多数变化,而这种情况对英国人或法国人来说也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文化上的欧化既普遍又持久。欧洲人只须访问纽约、墨西哥城、蒙特利尔或墨尔本,然后访问开罗、德里、东京或北京,就会了解其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达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