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本章总计 83429

  第四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对立的趋势正在互相加强。由于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一直在以加速度扩散,从而使其影响的强烈程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正是这一新的成功,逐渐削弱了1914年以前似乎不可侵犯的世界霸权。诸殖民地民族通过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1925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
  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枚硬币上的两个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

                      K.M.潘尼卡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象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十分完全、十分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结束。到大战末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大混乱之中。
  不但从欧洲历史的角度看,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而惹人注目。本章目的是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和全球性的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一项条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因为它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的发表,还导致了一批批文件的出版,总计达6万多份。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来,出现了较少地关心“战争罪行”、更多地注意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性力量的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已能分清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被刺后的紧张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经济上的竞争 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1910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开始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而德国仅占13.2%。到1914年时,主要由于美国的产量从占世界总产量的23.3%猛增到35.8%,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14%。不过,德国的产量却得到了充分的增长,以致它的比例略有上升,为14.3%,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
  德国工业总产量的激增意味着在海外市场它同英国的竞争十分激烈。英国虽然能在其殖民地保持经济上的优势,但在拉丁美洲、中东和远东却彻底输给了好斗的德国商人。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显然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它还通过刺激海军军备竞赛而进一步促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商船航线和商船运输。
  殖民地的争夺 由于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有海外市场,经济上的竞争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还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受到了英国辽阔的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决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再三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追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
  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这些联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1914年8月,当战争爆发时,一位德国官员绝望地评论道:“这一切都来自这种该死的联盟体系,它们是现代的祸根。”
  这一判断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人则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了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说,都决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此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大的争论。俾斯麦在缔结两国同盟时就十分清楚法、俄建立友好关系的危险,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实现。然而,1890年,俾斯麦辞去宰相职务之后,他的继承者们不能继续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
  这样,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各自的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担心自己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不论愿意与否都将卷入其中。例如,在1914年的危机中,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声称:“……我们正在做一个大游戏;在这一游戏中有一些重大困难要克服,在这一游戏中我们可能会失败。除非三国同盟的各盟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这一态度解释了为什么1914年以前的十年中危机日益频繁,为什么当集因成员国胆怯地、不由自主地相互支持时,这些危机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
  民族主义愿望 最后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的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愿望。这种愿望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是难以对付的,那里的法国人仍不服从德国的统治。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恶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多民族的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伟大的斯拉夫民众的对抗。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作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这决定对好战的塞尔维亚人尤其适服他们正吵吵闹闹地要束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尔维亚统一在一起。所以,在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送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同样,奥匈帝国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结合使欧洲陷入大决战之中。

  二、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青年学生,名叫加弗里洛·普林西普。在事后的审判中,普林西普大胆地陈述了他的信念和动机。“我毫不后悔,因为我坚信我消灭了一个给我们带来灾难的人,做了一件好事。……我看到了我们的人民每况愈下。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知道乡村中所发生的一切…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且,我还知道他‘大公’是德国人,是斯拉夫民族的敌人。……作为未来的君主,他会阻止我们联合,实行某些显然违背我们利益的改革。”
  普林西普行制决不是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死”。即众所周知的“黑手社”。黑手社1911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理想: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它的社章规定:“该组织宁愿采取恐怖行动也不愿进行理性宣传,因此必须对非组织成员绝对保密。”同这一秘密命令相一致,该组织吸收新成员是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对一张小桌子进徐房间里只点一根蜡烛,那张小桌子上铺着一块黑布,上面放着一个十字架,一把匕首和一支左轮手枪。黑手社的社章刻有一幅骷髅图、一把匕首、一颗炸弹和一瓶毒药,并题有“不统一,毋宁死”口号。
  这些放纵的言行反映出黑手社成员的狂热与忠心;黑手社成员在波斯尼亚尤为活跃。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组织,它认为该组织的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激进的、好战的组织。但这并不妨碍黑手社组织成为一个进行有效的鼓动和恐怖活动的地下革命组织。一位当时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外交官证明:“在波斯尼亚,1913年是革命组织纷纷成立的一年。……人人都在叫嚷:‘行动、行动,不要再空谈了。’青年人不想别的,只想用炸弹、暗杀、炸药来毁掉一切、消灭一切。”
  不幸的弗兰兹·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而授这些塞尔维亚革命者以可乘之机。选定出访的6月28日这一天是圣维多夫丹节,科索沃战役的纪念日;1389年的这一天,土耳其人征服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缺乏远见的决定,因为在这一天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感情必然受到刺激,尤其是由于黑手社当时的鼓动。当大公及其妻子在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早晨进行访问时,至少有六位刺客身带炸弹和左轮手枪等候在指定的路线上。就象命中注定的一样,当队伍在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时,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儿。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一枪射向弗兰兹·斐迪南,一枪射向波斯尼亚总督波西奥莱克将军。可是第二枪射偏,击中了大公夫人。医生还未来得及抢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这时,“该死的联盟体系”开始采取无情的、致命的行动。首先,德国保证,不论奥匈帝国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它都给予全力支持。来自柏林的这张有名的“空白支票”并不表明德国人就需要战争。更确切地说,他们以为俄国未必敢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德国和奥地利,以为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摆出这种通常的姿态正是为了和平。若考虑到以下事实,这种设想是可以理解的;这正是1908年奥地利从土耳其人手中并吞波斯尼亚时所发生过的情景。塞尔维亚人长期注视着这个斯拉夫人的省份,强烈反对这一并吞,并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但是,当德国支持奥地利时,俄国人因断定自己还不能冒战争之险,决定退却让步。
  然而,这种结果在1914年不可能再发生。因为俄国这时的势力比1908年时更强大。它已从1904—1905年的远东失败中恢复过来。这时,俄国还得到了法国的有力支持;而这是它在1908年时所没有的,那时法国并不热心挑起波斯尼亚的争端。因此,德国人以为萨拉热窝的危机只会局限于某一地区,这显然失算了,其实,大变动时期已经来临。
  7月23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对事件进行解释和道歉,禁止反奥刊物,镇压反奥组织,与奥地利官员一起共同追究罪犯的责任,并对策划该事件的同谋提出起诉。塞尔维亚7月25日的答复初看起来好象是要调解,但实际上却受着种种条件限制。是推诿,无法令人满意。奥地利立刻断绝了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7月30日命令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了为期12个小时的最后通碟,要求停止总动员。德国没有得到答复,便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并于8月3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动。这一侵略为英国在8月生日对德宣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这样,欧洲各强国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才过去5个星期时就已开始互相进攻。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兴高采烈的群众和开拔的士兵高唱《马赛曲》、《在故乡》或《蒂珀雷里》等歌曲开始的。交战双方的军列上都用粉笔写着“圣诞节回家”的题词。所有的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又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这场战争同样摧毁了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7月30日,沙皇签署全国总动员令时,他向大臣们说:“想一想你们要我承担的责任吧!想一想千千万万个被派去送死的人吧!”当时,他几乎没有认识到他正在签署数百万人而不是数千人的死亡通知书,其中还包括他的家族和王朝的死亡通知书。
  传统战略的失败可解释破坏欧洲文明的流血的僵持局面。为防止邻国侵略或邻国间的联合,欧洲各国军队的参谋部好几年里一直在精心备战。德国人早在1905年时就有了由其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制定的一项计划。这项“施利芬计划”要求先对法国发动迅速的、势不可挡的进攻,然后进攻东线上缓慢移动的俄国人。德军主力应集中在西线北段,准备迅猛地席卷出利时和卢森堡,以便将法军歼灭在巴黎以东地区,从而在30天内结束战争。
  8月4日,这一计划开始实施;当时,虽然德国是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国,其军队却越过了比利时边境。其时,法国人也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动了进攻,决心在德国人攻取巴黎之前到达柏林。但是,法国人因损失惨重而被迫停止前进,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配备足够的机枪;机枪在这场战争中报快证明了它们的效力。与此同时,德国人正按计划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北部。他们到达马恩河。到9月2日时已来到离巴黎只有25哩的尚蒂伊。
  这时,形势出乎意料地开始倒转。由于德军司令部未能使快速前进的诸部队的行动协调一致,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形成了30哩长的间隔。法国飞机侦察到这一缺口,霞飞将军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把军队从阿尔萨斯-洛林战区和这时仍保持中立的意大利边境调了上来,猛攻德军的这一薄弱点。由于德国兵力比对方少四分之一,又被长时间的行军弄得筋疲力尽,他们只得退到埃纳河这一天然防线的边上。而对方军队这时却开始了一系列向侧翼和后翼的迂回运动;只是当战线从佛兰德海岸扩大到瑞士边界时,这种行动才告结束。
  在以后三年中,尽管双方动用了大量的武器,再三发动攻势,但在这条战线上任何一方的移动都未超过10哩。造成这一流血的僵持局面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起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西线的战斗这时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在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情况并非如此;那里向于彼此相隔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需采取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土。这一战略很奏效,因为德国人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援东线。他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通过彻底击溃进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而解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十分良好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9月中旬时,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地利人正遭受着屈辱的挫折。在萨拉热窝差点让普林西普的子弹送了命的波西奥莱克将军急于捣毁“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中90%的人是参加过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在不到两个星期中,这些塞尔维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月,波西奥莱克再次发动进攻,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反攻,到这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不再剩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1915年的一些战役为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推翻“施利芬计划”的决定所左右。鉴于西线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月1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战绩卓著,将敌军防线打开了一个30哩长的缺口。俄国士兵由于其领导者无能、武器装备不充足等不利条件而仓卒撤退。至夏末,同盟国各部队已平均推进了200哩。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250万人外,还丢失了15%的领土,损失了10%的铁路,失去了30%的工业,、丧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使它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其时,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为了击败土耳其、开辟一条通往俄国的补给路线,正企图强行渡过达达尼尔海峡。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在第一天,就有三艘战舰被击沉,两艘战舰遭重创。这一损失与其说是沿海炮火造成的,不如说是水雷造成的。负责指挥的英国海军将军认为损失惨重,下令撤退。他这样做时丢掉了一次最大的取胜机会。现在人们知道,当时土耳其人已用掉了大部分弹药,对坚持到第二天已不抱希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德国主要官员报告说:“我们以为英国人明天清晨会回来,如果他们回来,我们也许只能坚持几小时。”假如这支分舰队再折回的话,世界历史的进程会何等不同——推测这一点是极其有趣的。君士坦丁堡将会被攻克,土耳其将被迫退出战争,俄国就会得到所需的供给物,其军队的处境也会比当时好些,沙皇专制政权很可能得救,或者,至少可避免布尔什维克革命。
  事实上,协约国撤回了船舰,试图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4月25日,协约国在加利波利海滩登陆后,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只获得了几个浅滩立足点。土耳其人牢牢守住了海滩上的高地,直到协约国最后面对事实、于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为止。
  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一起,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IO月14日加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勇敢的塞尔维亚人的灭亡。10月6日,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到年底时,整个国家全被占领。在有关这次战争的许多叙事诗中,有一首记叙道,隆冬时节,塞尔维亚军的残兵败将超过阿尔巴尼亚山脉逃走了。由于寒冷、疾病和饥饿——更不用说敌对的阿尔巴尼亚人了——幸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在亚得里亚海岸被协约国的船只救了上去。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的事业,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地利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对岸“未收复的”领土。协约国这时慷慨地提出将这些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征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作为对协议国在领土方面所许下的诺言的回报。实际上,意大利的介入并没有影响战争的进程,只是迫使奥地利人从东线调走了几个师。
  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1916年时,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的军队侵占了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和西伯利亚。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已经失败。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多次进攻也无多大结果。但是,尽管同盟国取得了这些胜利,可它们仍没有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虽然它们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这块欧洲大陆,但它们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
  1915年圣诞节,法金汉将军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分析了这一困境,并指出了一条出路。在综述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后,他指出,由于俄国即将完蛋,法国这时是最易受攻击的协约国国家。虽然英国在英伦海峡的那边仍很安全,但是,法国自1915年的血战之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因此,他建议全力进攻易攻难守的法国要塞凡尔登。他断定,法国最高指挥部将不得不动用一切后备军来守卫凡尔登,这样一来,法国将流尽鲜血,它的抗战决心也将破灭。
  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爆发。德国人在短短八哩长的战线上集中了1400门大炮。经过毁灭性的狂轰滥炸之后,他们攻占了杜奥蒙炮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法国人赶紧调集增援部队,并提出了“不让他们通过”的战斗口号。德国人的进攻一直持续到7月以前,进入7月之后,他们则由进攻转为防守。最终结果是:法军总共伤亡35万人,德军的伤亡人数也几乎同样地多。凡尔登血战并没有带来法金汉所希望的决定性胜利。实际上,将近年底时,法国人已开始反攻,重新夺回了春季时失去的阵地。
  在凡尔登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英国人正向索姆河西北地区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经过一周的炮轰之后,6月1日进攻开始。英军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参战军官——这不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最高的伤亡率。这种残杀一直持续到11月以前,进入11月以后,由于天下雨、地面泥泞,战争陷于停顿状态。英法的进攻最多向前推进了大约七哩,英军总共损失了40万人,法军损失了20万人,德军损失了50万人。
  令人吃惊的是,俄国人于1916年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为了加强对意大利的进攻,奥地利人已减少了他们在加利西亚战线上的兵力。结果,当勃鲁西洛夫将军开始发动最初仅仅旨在减轻凡尔登所受的压力的佯攻时,奥地利战线“象撕馅饼皮一样”被撕开了一个200哩长的口子。吃惊的俄国人让所有的后备军涌进这个缺口,占领了加利西亚省。
  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同盟国这时决定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以警告其他企图效仿罗马尼亚做法的中立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土耳其军队全速前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突波袭击了罗马尼亚。到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巴丢失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其中包括他们的首都。
  罗马尼亚卷入战争使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唯一的中立国家。这个国家在保持中立还是参战的问题上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最杰出的政治家埃留特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完全赞成加入协约国,但德国皇帝的妹婿、国王康斯坦丁则主张中立。1917年,这一僵局被打破;当时协约国断定,要想在马其顿获胜,希腊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在这里同保加利亚人的战斗一直没有结果。因此,协约国采取了各种违法措施,例如扣押希腊舰队,封锁希腊港口,甚至派兵在比雷埃夫斯登陆。1917年6月27日,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西线可怕的流血战仍在继续,旦丝毫没有减弱。1916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在凡尔登战役中战功卓著的、大胆的尼韦勒将军这时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动以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尽管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勒的进攻型战略还是被接受了。
  当时,德国人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使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冒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以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但是,陆上的防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韦尼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但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残忍的一次还击。然而,韦尼勒不顾一切,顽固地坚持进攻,直到最后,法国军队举行起义,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大屠杀。于是,当时被称为“吸血鬼”的韦尼勒由贝当将军取代;贝当转而采取守势,并尽力排解土兵们的不满。再往北去,黑格将军指挥的、完全由英国军队发动的一次战役同样损失巨大、同样徒劳无益。兴登堡的防御战略对德国人非常有用。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40万人的伤亡,而自己只伤亡25万人。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作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见战争的尽头。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战壕中出现,而且也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出现。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以218票对126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7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的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的去世消除了忠诚和戒律的神圣信条。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始终不安分的诸从属民族国家,这时开始为获得独立的主权而采取具体措施。新继位的年轻皇帝查理不相信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能支持到第二年冬天,便派妹婿西克斯图斯亲王到法国去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给束冲突,西方文明将崩溃。战壕里的英国土兵在一首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这首歌中有这样几行: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子弹嘘嘘,大炮隆隆,
  我不想再呆在这里…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从欧洲阶段到全球阶段 1917年出现于全欧洲的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在俄国表现得最为强烈、最为普遍;在俄国,3月和11月爆发了两次大革命,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且深到地影响了战后数年世界历史的模式。实际上,1917年因两大发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1914年8月23日日本已参加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介入意味着一个迅速决定了战争胜败的非欧洲大国的介入。
  关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导致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的思想点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的、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国家的命运之类的欧洲地方性争端大不相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革命的根源 1914年8月1日,当俄国对德国开战时,俄国各阶层都团结在其政府的周围。与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不相同,这场冲突深受民众的欢迎;民众确信,这是一场反对传统的日耳曼仇敌的侵略的保卫战。8月8日,当杜马召开会议时,以往一向对政府极端不满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教授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这个敌人一心要把我们挤掉,以走上统治世界的道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而斗争,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统治而斗争。……”犹太人尽管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一位代表却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犹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环境下,而且还将如此生活下去。不过,我们……将象一个人一样坚定地站在俄国的旗帜下。……犹太人民将至死履行他们的义务。”
  对社会各阶层靠拢在政府周围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极端急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的领袖列宁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市场和殖民地的争夺。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这样一场冲突而献身。相反,列宁号召工人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他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是1914年中唯一的反调,因而当时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布尔什维克那时是俄国一个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并没有破坏沙皇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团结。
  俄国人不仅团结一致同德国人作战,而且确信他们将在短期内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事实上,公众募捐了大笔的钱,准备给与第一个进入柏林的俄国士兵。但是,俄国人不但未能迅速取胜,反而遭到了惨败。诚然,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大大地促成了协约国的最后胜利。1914年,俄国人出人意料地迅速挺进东普鲁士,迫使德国人从西线调出部队,从而大大地有助于阻止马恩河的德国人的前进。不过,事实仍然是,1914年侵入东普鲁土的俄国的两支军队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第二年,当俄国军队面对德、奥的强大进攻向后退却时,出现了大溃败。帝国人口最稠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丢给了同盟国。1915年的失败是沙皇专制政权灭亡的开端。
  俄国再也没有从军事失败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进行反对第一流工业强国的现代化战争(见第十三章第五节)。这对前线的俄国士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1915年夏一位俄国将军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下面这段评论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毫不恐慌,这真是一个奇迹。……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怕了!
  这一经济上的弱点由于1915年帝国工业化地区的丢失而变得更加严重。此外,无能的军事领导者也妨碍了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战争爆发后,沙皇尼古拉挑选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担任总司令。大公显然不能胜任这一职务,正如一位有能力的俄国将领在以下评价中所指出的那样:“他好象是一个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而且,据他本人说,每当接到皇帝的命令。他总要花很长时间喊叫一通,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对待他的新任务。”
  俄国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碍。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权和特权争执不休。这两者又为军需品匮乏以及最终前线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与军方发生冲突。如果最上层的领导坚强有力的话,这种不和本可以减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贫乏,是一个好心但却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统治者。他那意志坚强而又十分敏感、反复无常的妻子常常怂恿他维护自己的权力,采取严厉手段。“你从未放过机会显示你的爱和仁慈,现在让他们尝尝你的拳头吧!”但尼古拉依然是个软弱的、伤感的人物,他通常听从最后跟他讲话的人的劝告。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15年8月,当前线陷于灾难之中时,他决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职务,亲自掌握军事指挥权。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这项工作,在总司令部中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然而,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认为他的自我牺牲可以挽救这种局面。“或许需要一个赎罪祭品来拯救俄国。我就是这个牺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将如此。”最后,他确实成了这一牺牲品,因为从此以后军事上的失败都被认为要由他自己负责。因此,最终结果是他家族的毁灭、沙皇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布尔什维克的出现。
  三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第二次在11月;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领导人拒不依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认识到自己无权力的本身就是革命。沙皇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并不拥有维护其权力的手段,这一点突然变得十分明显。换句话说,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这就是既从事实上又从法律上来说的俄国形势;当时沙皇尼古拉干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王位。
  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第一次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策划这次革命了。相反,情况是这样:腐朽的沙皇专制政权因战争的压力和灾难而逐渐遭到削弱,直到最后整个摇摇欲坠的机构倒塌下来。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一种新的机构。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时。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长,唯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中间派的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规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拚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溃了。继临时政府之后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制度。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起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认,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责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显然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关系。1905年革命时的一位观察家在下面这段话中描述了有关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这一特点:
  起初,它是一个混杂的集会;不过,人民是倾向于它的,就象倾向于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事物一样。它变成了从兵营里逃出来的士兵的聚会场所、罢工工人的聚会场所、仆人的聚会场所、赶车人的聚会场所。……它是避难所、避风港、待领场。人们去那里闲谈、喝酒、抽烟、甚至睡觉。它确实是人民之家。
  苏维埃随着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是很自然的。由于其起源和成份的缘故,它们一点也不象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地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因而,苏维埃运动迅速地遍及全国,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政权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和举行暴动;而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须经士兵苏维埃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及几位助手乘坐在密闭的车箱里,穿过德国,回到了彼得格勒。德国最高指挥部推测,这些革命者将破坏亲协约国的临时政府,他们的推测证明是正确的。列宁即刻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
  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这在当时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苏维埃代表把三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的起义,并认为,在俄国经历长期经济发展之前,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而,他们的策略是允许临时政府继续执政,同时经常督促它进行适当的改革和社会变革。
  列宁几乎是孤身一人向这一政策挑战,孤身一人号召立刻进行第二次革命。然而,时间证明他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继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似乎还是希奇古怪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准备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战斗,以便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人们获得极为想望的和平、土地和面包。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米留可夫极力主张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极不得人心,结果被迫辞职;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的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7月20日以前;从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完全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政界的激进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反对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子”。在努力制止人们对财产的越来越严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7月25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再采用死刑的办法在军队中恢复严守纪律的风貌。这些措施自然使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欢迎,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军人和其他保守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爱高谈阔论的政治家,要求他立刻采取措施击溃苏维埃。当他拒绝这样做时,一位名叫拉弗尔·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发动了反克伦斯基的军事叛乱,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使政府不受苏维埃的操纵。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结果与原来的打算正好相反。正是苏维埃带头组织对科尔尼洛夫的抵抗,带头在他的军队中进行宣传,使许多士兵最后开了小差。因此,科尔尼洛夫主要是被苏维埃打败的;克伦斯基因而也发现自己处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此外,随着舆论越来越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10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但他自己的政党仍不准备最后决战,因为他们担心,即使他们能推翻临时政府,也不可能维持政权。列宁的回答是,24万布尔什维克党员完全能统治俄国,为穷人的利益反对富人,正如过去13万地主统治俄国,为富人的利益而对付穷人一样。最后,在以辞职相威胁之后,列宁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革命,起义日期定在11月7日。
  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红军水兵。克伦斯基设法脱身,在努力组织抵抗而毫无效果之后便逃亡国外。于是,临时政府屈辱、轻易地垮台了,这使人联想起沙皇专制统治的灭亡。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
  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支持。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组织成分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成分为: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驱散了。然而,立宪会议的结构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拥有多少追随者。
  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 其时,列宁正在认真地争取和平,虽然仅仅是因为俄国不能够继续打仗。11月25日,托洛茨基在电台上向所有交战国发表讲话,请求它们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各协约国对此避而不答,它们不愿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国却愿意谈判,12月5日,它们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以后的谈判中,德国人要求割让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这种割让可能是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当布尔什维克提出异议时,德国人便撕毁了停战协定,继续向彼得格勒推进。此时,列宁决定妥协,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抵抗的手段,而且是因为他推测德国人很可能战败,无法保住他们所征服的地区。
  1918年3月3日,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其严厉的条款比原先提出的要求苛刻得多。他不仅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了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些割让包括已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哩的领土;这些领土上,有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并产有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影响至今仍波及世界各地。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191么年8月B日,他在向美国人民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我要冒昧地向你们提一个严重警告,不要出于党派偏见,不要因为热烈地偏袒某一方,而作出最强烈、最巧妙、最根本地破坏中立的行为。在这些即将考验人们灵魂的日子里,美国必须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做到保持中立。”
  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入战争。为什么会不顾如此强烈地赞成中立的情绪而介入战争呢?
  一个因素是扩军运动。成立于1914年12月1日的国家安全联盟得到了军人、军火制造者和喜欢争论的政治家的有力支持。他们宣传同德国作战的可能性,要求进行义务军事训练,要求大大增加常备军和海军。威尔逊最初反对这种鼓动,但由于政治原因他不可能完全不理睬它。最后,他亲自领导了纽约和华盛顿的扩军运动游行,并于1916年6月3日主持通过了《国防法》;这一法案将常备军增加了一倍,改组了国民警卫队,并规定在各学院和夏令营中训练军官。两个月后,另一项法案批准了一个大规模地扩建海军的三年规划。与这一扩军相联系的深入细致的鼓动和宣传也有助于在心理上为全民族参战作准备。
  与此极为相似的是美国1916年3月至1917年8月武装入侵墨西哥所带来的影响。这次入侵是突然发生的;当时半为革命者半为匪徒的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袭击了新墨西哥州的边境城市哥伦布,杀死了19个人。比利亚的目的是驱使美国进行干涉,从而使卡兰萨总统名誉扫地,并将其推翻。威尔逊对此确作出了反应,立刻下令由约翰·潘兴将军率兵讨伐。尽管派遣了10万多人越过边境,但事实证明要抓到比利亚及其同伙是不可能的。相反,比利亚又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格伦斯普林斯,杀死了四个人。这在美国引起了对墨西哥宣战并占领其北部地区的叫嚣。不过,卡兰萨和威尔逊都希望避免战争行动,最后作出了使美国撤军的安排。然而,通过这些无灾难、无牺牲的军事行动的刺激,这一不可思议的插曲有助于在美国树立起一种战争精神。
  有利于介入战争的另一因素是美国在金融和工业上受到协约国事业的约束。布赖恩预见到这种压力,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道义上禁止”贷款给交战国。这一主张被威尔逊拒绝了,结果,到1914年年底时,摩根商行已对协约国在美国购买军用物资一事作了“安排”。为支付这些军用物资,各协约国先是给现金,然后卖掉了它们在美国所拥有的公债券和股票,最后不得不大笔大笔地借款。这种情况必然产生了使美国参战的压力。蓬勃发展的美国工业依赖于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定货单,而美国银行家的保险箱里装满了英、法钞票,如果德国获胜,这些钞票将变得一文不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交战国双方为影响美国人的思想而搞的宣传运动。总的来说,协约国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些,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技术和通讯设施优良,而且还因为它们的情况更易证明是正当的、是出于防卫。英国人在海上的专横在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入侵与占领面前相形见绌。当德国潜水艇开始使美国人遭受伤亡时,由英国的封锁造成的所谓德国的饥饿很快就被忘却了。
  这导致了袭击商船的德国潜艇战的发生,潜艇战证明是促使美国参战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917年以前,德国不打无限制的潜艇战,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军事原因——得不到足够的潜艇,以保证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之前打败英国。但是,德国潜艇的数量在迅速增加——从1915年2月的27艘上升到1916年8月的74艘,再上升到1917年2月的103艘。这样,到1917年初时,德国军方认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的话,他们能在6个月内使英国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下令于1917年8月1日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的根本原因。这一命令发出时,德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它势必导致美国参战。但从逻辑上推测,美国作为交战国给协约国的经济援助不可能比过去作为中立国所提供的援助更多,而且其军队到达欧洲的时间也将太晚,无法使英国免于被迫投降。
  威尔逊这时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但他对真正参战仍犹豫不决。他在给国会的咨文中声称,他相信德国人将不会实现其消灭美国人、摧毁美国船只的威胁。如果事实证明他错了,他将回到国会去争取立法权力,以保护美国人在公海上的权利。
  威尔逊的克制未能阻止当时不可抗拒地卷入战争的趋势。1917年3月1日,美国新闻界公布了臭名昭彰的齐默尔曼密电;这份密电是由当时这位德国外长发给驻墨西哥城公使的。假如德国同美国发生战争,公使将向卡兰萨政府提议组成联盟,墨西哥将参加德国一方,作为回报,墨西哥将得到“慷慨的财政援助”,并恢复“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失地”。卡兰萨还应该为当时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和日本进行调解,并请求日本加入联盟。这份密电被英国人截获并破译了,他们把它送交给佩奇大使。当把它公布给美国新闻界时,美国的舆论自然非常震惊。有关日本的问题以及割让领土给墨西哥的问题,甚至在过去反应比较冷淡的中部和远西地区也唤起了人们的参战情绪。与此同时,德国人正用鱼雷袭击美国的船只,不少美国人正在丧命。最后又加上沙皇专制政权这时已被推翻,美国于3月20日承认了俄国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此时,美国能毫无保留地加入正在与中欧的独裁国家作战的民主势力联盟。
  4月2日;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威尔逊总统向与会议员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我们很高兴为世界的最终和平和各民族的渐放可战。……我们必须使世界对民主无害。……我们不希望征服,不希望支配。……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一个卫士。……”4月4日和6日,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战争状态。随后总统发表公告。美国开始进入战争。
  威尔逊在《战争咨文》中阐明战争目的时,其措辞必然抽象、笼统。但是,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他以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形式,具体、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这十四点中著名的几点是:“订立公开和约”以反对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削减军备、根据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必须同诸殖民地国家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视的原则公正地调整殖民地的全部要求、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六、协约国的胜利

  英、美著名的海军专家一致认为,德国只要稍多几艘潜艇便能赢得这场战争。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在表1所提供的有关船只损失和建造的数字中能觉察出来。这些数字表明,协约国不仅通过加快船只建造,而且通过减少船只沉没来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是通过种种方法取得的,其中包括发展有效的护航体系、伪装商船、使用含有大量高爆炸药的深水炸弹、发明能探测附近潜艇的水听器。多亏这种种方法,协约国才干1918年初渡过了危险的关头,1918年建造的新船总吨数首次超过了被击毁船只的总吨数。
  一旦德国潜艇的威胁被制服,美国便能有效地利用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这一点具有多大的决定性,在表2所列举的有关交战国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占决定性的优势。在1918年3月这个月中,共计84,889名美军到达西线,6月,这个数字上升到306350人。这样,协约国的指挥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军。为了免遭失败,德军最高司令部做了最后的、孤注一掷的努力:1918年春向巴黎发动了全面攻势。他们的努力受助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这一和约使他们能将几个师从东线调至西线。德国人以当时最强大的战争攻势设法到达了离首都40哩的地方,但随后就被阻止了。7月18日,当协约国军队在坦克队的援助下发动反攻时便出现了转折点。这一进攻不仅证明了坦克作为阵地战武器的价值,而且首次暴露了德军中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德军整营整营地投降,有时甚至是向孤立无援的步兵投降,而退却的德军则以“工贼”、“延长战争者”等叫喊声欢迎那些开往前线的新部队。
  表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和中立国损失和建造的船只


  时期 损失的船只 建造的船只 
1915年 1744657 1202000 
1916年 2799772 1688000 
1917年 6623623 2937786 
1918年第1季度 1146920 870371 
1918年第2季度 963370 1243274 
1918年第3季度 892546 1384110 


  其时,德国的盟国处境更加困难。当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司令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于9月中旬发动进攻时,保加利亚战线便崩溃了。1918年9月29日,保加利亚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10月3日,国王费迪南让位给他的儿子鲍里斯。同样,在土耳其,英帝国军队正以两股力量乘胜前进——一股从埃及向地中海东部沿岸推进,另一股从波斯湾向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推进。同时,从萨洛尼卡来的协约国军队正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土耳其人为这些挫折所惊吓,因保加利亚人的投降而孤立,于1918年10月30日接受了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的境况十分严重。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成立国民议会,宣布自己独立。甚至以往一向统治这个帝国的日耳曼-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这时也在谈论各自国家的独立问题。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正渡过皮亚韦河,而弗朗谢·德斯佩雷正向多瑙河挺进。11月3日,奥匈帝国停战委员会接受了意大利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条件,11月6日,匈牙利自由党领导人米哈伊·卡罗伊伯爵代表匈牙利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单独的停战协定。11月11日,国王查理放弃了他的最高权利,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终于灭亡。
  其时,德国人在西线上的处境日趋恶化,由于美军士兵源源而来,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能随意攻击任何地方。德军伤亡人数超过了补充人员,逃兵拥进了汽车站和火车站。这些失败加之保加利亚人投降的消息,使鲁登道夫将军紧张不安。9月29日,他带有几分恐慌地要求政府趁军队受损还不大,“立刻”着手停战谈判。为了准备谈判,德皇任命他的表弟巴登亲王马克斯为新首相。以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闻名的马克斯亲王要求同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随后出现了柏林和华盛顿之间持续数星期之久的意见交换。一个主要的障碍是德皇坚决拒绝退位。然而,11月3日,基尔港德军舰队发生兵变,迫使他表态。兵变从一个港口迅速波及到另一个港口,然后传向内地。11月9日,马克斯亲王强行作出决定,宣布德皇退位;两天后,签订了停战协定,结束了西线的战争。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告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涉及到30个主权国家,推翻了4个帝国,产生了7个新的国家,死亡人数为:战斗员约850万,非战斗员约100O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七、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3月22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1920年8月20日对土耳其的《塞夫尔条约》。这一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对世界历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三个特点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国际联盟作为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法解决争端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合作组织,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大战期间,人们曾屡次提出建立这一类联盟的想法。1915年,英国成立了一个国际联盟协会,美国也成立了一个坚持和平联盟。世界上的各种领导人,包括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英国当时的外交次官罗伯特·塞西尔子爵和南非当时的国防部长斯穆茨将军,都为未来的和平组织提出了建议。威尔逊总统在其《十四点和平纲领》的最后一点中宣称:“必须成立广泛的国际联合组织,制订专门条款,使各国不论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因而,当战争结束晚国际联盟是已被认真考虑过的有关和平的唯一问题。
  《国际联盟盟约》是《凡尔赛和约》的一个主要部分,它于192O年1月开始生效。在一个对民主无害的世界中——这是当时所希望的《盟约》自然应提供议会、内阁和行政机构这种标准的民主格局。大会就是国联的议会,原42个成员国中的每一国在大会中都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是国联的内阁,由各拥有一个常设席位的五个“主要协约国与联系国”的代表和“大会定期选出的”其他四国的代表组成。原常任成员国是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但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随后,德国和俄国获得了常任国席位,而非常任成员国的数目增加到10个。最后是秘书处,它的作用相当于国联的行政机构,由一名秘书长和全体职员组成。
  国际联盟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起共同防御侵略、仲裁或调查争端和在裁定后的三个月以前避免战争的义务。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由于这一目的,国联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卫生组织、智力合作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许多临时的咨询委员会。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将看到,国联未能维持和平,正由于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所以这一失败便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明确提出,以后,通过各种和平条约而正式得到落实。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地区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不能因此就说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一定受到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议。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以下这一事实:中欧和东欧的许多民族集团密不可分地混居在一起,以致只要划分边界,就必然会在一边或另一边形成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不过,这种不可避免的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大大增加,是因为划分边界时除了要满足民族主义愿望,有时还要服从战略方面的考虑。为什么苏台德日耳曼人被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提洛尔日耳曼人被留在意大利,为什么《圣日耳曼条约》明确禁止德奥联合,至少在战后最近的几年里不许联合,尽管德奥联合符合民众的意愿——其原因就在于以上所述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偏差,新边界却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
  人们有时责备说,调停人在遵循民族自决原则方面所犯的错误达到了彻底瓦解哈布斯堡帝国的程度。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曾写道:“主要的悲剧是奥匈帝国因《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而全面崩溃。……对构成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民族或省份来说,获得独立并不是没有带来古代的诗人和神学家所一直诅咒的痛苦。”民族自决并没有开创某些空想家所天真地期望的太平盛世,这是事实,而《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不应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负责,这也是事实。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对诸从属民族的破坏性影响,哈布斯堡帝国于战争后期开始崩溃。国王查理拼命努力,企图阻止帝国结构的崩溃,曾于1918年10月16日发表声明,将奥地利改变成联邦国家。在匈牙利,米哈伊·卡罗伊伯爵也准许少数民族完全自治。但这两个提议都立即遭到拒绝。捷克人在布拉格宣布独立,日耳曼人也在维也纳宣布独立;南斯拉夫人声明同贝尔格莱德联合,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也声明同布加勒斯特联合。
  因此,诸从属民族国家对古老而专制的哈布斯堡帝国和所提出的新的联邦形式都不予理睬。不管哈布斯堡帝国是多么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事实仍然是,它缺乏可作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任何实际的支持。哈布斯堡帝国同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并非目光短浅的外交家的牺牲品,而是成功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民族主义虽然过去在中欧和东欧长期受到抑制,但这时却正在整个中欧和东欧获得应有的承认。
  尽管调停人通常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绝对不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这种差别对待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这一纲领明确阐明了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同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予以重视;政府的权利范围应予确定。”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决定这些“利益”是什么,结果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是“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托管条款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外和海外领土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其类别随有关领土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在此基础上,前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为一级托管地,德国的殖民地属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受托给受托管理国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受托给法国。在德国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国,其余部分划给比利时;多哥兰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斯至于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赤道以北的归日本,赤道以南的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受托管理国对托管地的居民承担着特定的义务。它们应向常设托管委员会说明履行这些义务的情况,并必须每年向国际联盟会议作汇报。虽然,常设托管委员会和国际联盟本身都无权强迫不服从的受托管理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诸国首次接受了某些规定的程序。这些程序随托管地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就一级托管地来说,托管条款特别期望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即准许独立。受托管理国的任务仅仅是“给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帮助……直到他们[托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独处时为止。这些社会的愿望在选择受托管理国时必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对于二级和三级托管地,却没有提到最后的独立。其受托管理国的义务是提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尽管托管制度是对战争中的胜利者瓜分殖民地战利品的传统方法的一种改进,然而,它仍强烈地使人联想起1815年那种忽视民族愿望的解决办法。我们将看到,奥斯曼帝国领土上的居民并不想处于被托管的地位,并强烈反对法国作为受托管理国。当叙利亚和黎巴嫩划给法国时,他们的愿望直接遭到了蔑视。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级托管地,也对所作的安排表示强烈不满。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对民族主义愿望的忽视导致19世纪期间欧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样,这一托管制度也将导致战后数年间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起义。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欧洲诸从属少数民族赢得独立需要整整一个世纪,而海外大多数殖民地民族虽然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欧洲人,但获得自由只需半个世纪、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也许能在现代大众交流媒介的影响中找到。由于无线电广播响彻乡村的每一块地方,当代印度尼西亚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对世界大事、世界趋势的了解和作出的反应达到了19世纪的加利西亚人、波斯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比1815年至1914年间的一系列较小的冲突更加削弱了欧洲强国,这一点也可解释当代殖民地的觉醒。

  八、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它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更完整。
  不过,在这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利润。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可看出来。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期国债的三倍。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国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时,美国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
  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许多工业区已遭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椎动下,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象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已转到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两位非欧洲人、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望的骚动。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雾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18、19世纪,欧洲人的思想曾唤醒和激励过美国人和俄国人。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欧洲人正在别处寻找领导者,寻找思想。下一章我们将看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欧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药库”,随后,在1929年的经济飓风到来之前,安定、繁荣了几年。
  最后,欧洲的霸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人主子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天命注定的统治有色人种的人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样恭顺。例如,法国一位行政官员说,“1914至1915年间应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战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坟墓。”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于1926年写道:“这场用鲜血覆盖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距我们遥远的国度里唤起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在过去几年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观念和亚洲本身都在改变。”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马克思、列宁或哈罗德·拉斯基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苏俄工农红军。”
  第一伙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的政治结果。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美国黑人领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较蒙昧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