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已经在准备跟基辛格较量。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由叶剑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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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西郊的大道上。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平稳。周恩来的心还是觉得直往下坠,感到苦涩和沉重。

  刚才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李四光为地质学作过重大贡献,名震中外。李四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与无耻威胁,毅然从英国回归祖国。他记得那也是五月份,是一九五O年的五月,李四光终于胜利回到北京。他和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他还记得李四光眼角噙着的泪花。他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街头汽车没有油而驮着大大的煤气包的时候,李四光忧心如焚,废寝忘食,为国家寻找大油田作贡献……这样的人去世了怎么能不致悼词?

  他狠狠地批评他派去科学院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够同意这样开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太“左”了!

  刚才在追悼会上,周恩来非常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念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罢信,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

  周恩来坐在车后座上,把头仰靠在沙发背上。他太累了。他尽管合上了眼皮,却没有打盹、入睡。他抑制住悲愤,又在思索着将要跟尼克松派来的特使会谈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回音中,主张我们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或是罗杰斯的。名字列了这两个。我们正等待着美方的答复。可是,他判断着尼克松很可能会派基辛格。据说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很有学问,观点也新。周恩来在心里准备跟基辛格较量。主席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早做好准备。由叶剑英负责。解放战争时,在美国协调下于北平举行国共谈判时,叶帅就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对美工作小组成员名单。思考着挑谁作自己的助手。伍修权么?伍修权在抗美援朝时就跟董老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跟美国人较量过。但是,伍修权处境艰难,人家管得很死,不容易调。用乔冠华也行。乔冠华跟着周恩来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惜冠华肺结核病严重,已经住院治疗。用陈毅陈老总更好!陈毅在前年举行的四老帅座谈会上就曾在险恶的政治形势下,斗胆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痛心呵,陈老总已被发现晚期癌症,正在想方设法治疗抢救。他还想到了黄华,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还有章文晋,也是跟周恩来搞外事工作多年了,在重庆的复杂环境里锻炼过来的……

  又有一个人的身影闪过他的脑际。熊向晖。熊向晖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还可以调来。前年,珍宝岛反击战以后,他曾请示主席同意,派熊向晖去参加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的国标形势座谈会。熊向晖又在美国读过书,能说很地道的美国英语,反应敏锐,头脑很灵。周思来还想起十一年前,他让熊向晖陪同英国著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我国访问的轶事来。

  蒙哥马利元帅对新中国很友好,一九六一年九月来华访问。周总理让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陪蒙哥马利去外地访问。在洛阳,有一天晚饭后,蒙哥马利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闯了进去,正演着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蒙哥马利简介了剧情。幕间休息时,蒙哥马利就走了。回到宾馆时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严肃地批评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人家有看法,何必驳他。蒙哥马利是与我们友好的。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熊向晖也勇于接受批评,给周恩来很好的印象。熊向晖成熟多了,又年富力强。周恩来想,要让他来作自己的助理。

  小轿车驶到公主坟的十字路口时,司机骤然刹住车。周恩来感觉到车子停了,睁开眼,只见前面一溜亮晶晶的小车从南往北急驰而过,打头的是三辆黑本茨,好不威风;能乘本茨的角色绝不是等闲之辈。公主坟南边是两大总部,西边是海军大院,东边是空军大院。这溜车子都是白牌,有空军代号。无疑是空军大院驶出来的。周恩来早已得知副统帅林彪的儿子也被称为“天才”而委以重任,当了作战部副部长,空军要听这个小“天才”的。据说此位公子部长近来很活跃,南来北往,十分频繁。大约是这位公子出行吧。

  那一溜小车威风凛凛地过去了,周思来的车子才开动,向东行驶,沿着西长安街前行。周恩来的思路又回到外交上来。

  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这三年中,要是我们没有受到极“左”的干扰,中国在国际上是会有很多作为的。早在一九六五年,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概括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九个字。六十年代下半期,世界形势确实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大变化之中,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不应该是个旁观者。使周思来深感不幸的是,由于这几年极“左”的破坏,使我们在外交上是一个旁观者,外交处于瘫痪状况。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开始,沉睡多年的外交又开始活过来了。最近半年来,又有七个国家与我国建交,比过去七年还多。在周恩来的亲自掌握下,正在同奥地利、秘鲁、喀麦隆、黎巴嫩讨论建交问题,还在探索与英国、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眼前面临与尼克松派来的使节对话,商讨改善中国和美国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个月的乒乓外交,使我国赢得了主动。他在想着,要写几条要点,跟对美工作小组的同志讲一次话。

  他正在思考着的时候,车子已经驶进了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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