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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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如果我们身处十六世纪,最看好的当是回教势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时代受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其腹心地带的西亚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却随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甚至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十叶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纪初诞生,是波斯帝国在突厥人领导下的重造,亦是现代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煌的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带横行,导致许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地盘西起摩洛哥、东至菲律宾南部,北达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换而言之,当西方开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占据美洲这个新大陆之同时,回教在欧亚非旧大陆和印度洋都发展了新地盘。其在南菲律宾和西非沿岸的势力,甚至还沾到了一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边。在十六世纪的棋盘上布成这样一个局,其实顶不坏,谁会预测它后来会变成输家。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变成中俄两国的天下。这两个定居的"火药帝国"从东西夹攻,把最后的草原帝国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1639抵达太平洋岸,1647年开始侵略黑龙江流域,后为清帝国所阻。满清以"边疆国家"覆灭明朝,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国以后,代表定居帝国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内亚洲被中俄两国瓜分几尽,剩下的西土耳其斯坦在十九世纪被俄国吞没。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教诲,因此没有太坏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地,甚至还可以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中国在现代革命以后也起而效尤。但回顾过去五个世纪,不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明各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国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必须设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才能把广袤的大陆帝国维持不解散。

  在"后蒙古"时代的俄国,恐怖的伊凡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求,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化)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用高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现代中国的革命政权的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官商勾结。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能低。"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