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

 《近代中国史纲》

  第一节 革命军的大起

  一、湖北的军中革命运动

  联络会党、侠士、绿林、防营,一向为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及新军成立,争取更力。新军以北洋为大,袁世凯视为禁脔,不容异己插足,革命党人不易渗入。其他各省督抚,不若袁用心之深,需要新的军事人才正急,不得不多方培植罗致,对于留学日本者,不惜从优位置。中央陆军部、军谘府同事延揽,其中属于革命党及倾向革命的颇不乏人。

  湖北为仅次于北洋的新军重镇,张之洞选派前往日本习兵的学生颇多。①毕业士官学校的吴禄贞最有才气与革命热忱。一九〇三年返鄂,深受张的器重,委以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教习、武昌普通中学堂会办,因得乘机宣传。一九〇四年六月,湖北最早的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成立,继之为一九〇六年二月的日知会,② 加入者大都为鄂籍的士兵、学生,次为湘籍。科学补习所准备响应在长沙起事的华兴会未成。日知会与同盟会互通声息,准备响应起于湘赣之交的革命军,亦归失败。约在同时或稍后,其他大小革命团体不下二十余。

  张之洞提倡新教育最力,湖北、湖南学堂日增,学生出路发生问题,从军蔚为风尚,有的是为了糊口,有的是为了救国。救国必须革命,革命需要实力,投身营伍,运动军队转为己用,实为最直接而有效的捷径。一九〇八年三月,日知会旧人联合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发起“湖北军队同盟会”,七月,正式成立于武昌。他们认为军官多缺乏冒险精神,因专事招纳士兵,会员约四百余人。为避免官方疑忌,五个月后,改称“群治学社”。一九一〇年四月,长沙饥民暴动,群治学社拟乘机起事,以防范綦严而不果,遭受顿挫。同年八月,重整旗鼓,严密组织,再易名为“振武学社”,社员二百余人。不久风声外泄,复遭官方压迫,一九一一年一月,三次易名为“文学社”,以示无政治意义,蒋翊武为社长,汉口《大江报》为言论机关。两个月内,社员至三千人,不仅在湖北新军中的势力突飞猛进,且益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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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八九八年有二十四人,以后续有派遣。

  ②日知会先已存在,主干多科学补习所旧人。

  另一重要团体为一九〇七年四月在东京组织的“共进会”,以“共拼死力,有进无退,取回中国,仍为汉人作主”为号召,会员十九为同盟会的种族主义者,主急进力行,文学社的社员以来自湖北、湖南者为多,共进会的会员亦以此两省人士为重心,此外为四川、江西、安徽籍,一九〇八年,积极向鄂、湘活动,设总机关于汉口、长沙,主之者为鄂人刘公、孙武、湘人焦达峰,交结会党及山泽豪帅。一九一一年初,有感于会党品类不齐,嚣悍不受羁勒,发难易,而成功难,新军文化程度较高,对于革命主义认识较为正确,训练、纪律、实力均非会党所及,遂改向新军活动,会员达二千人。共进会的领导人,有的曾参加过湖北各革命组织,有的与文学社社员相识,彼此目的相同,照理似应携手,但互相竞争仍所不免。

  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革命党举兵十一次,起于长江流域的三次,即湘、赣之交的醴陵、浏阳、萍乡之役及两次安徽安庆之役,其余六次起于广东,一次起于广西边境,一次起于云南边境。一九一〇年二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同盟会的湘、鄂领袖,主张今后应力事北图,不应专力广东,邀约十一省分会会长集议。宋教仁谓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有北京,然后号令全国。中策为在长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据有边地,然后徐图进取。结果采取中策,因为革命党在长江流域有相当基础。湖北居中国之中,宜先倡义,由湖南、四川响应,以固上游,为湖北后援;再由山西、陕西继起,断京汉路,阻清军南北交通;长江下游并举,控制长江,封闭海口,使敌方军舰孤立。他建议同盟会组织中部总部,作为统筹机关。后来的发展大致一如他之所说。十月,宋与于右任在上海发刊《民立报》,对于长江各省的革命宣传,收效甚伟。

  一九一一年,同盟会准备再于广州发难,俟得手后分道进向长江。命鄂人居正、湘人谭人凤前往布置,湖北革命党至为兴奋。是年五月,得知广州起义复告失败,共进会不为稍馁,照旧进行,计划联合文学社,以武昌方面为主力,由湖南响应。文学社在新军中的势力大于共进会,自视不免颇高,原则上虽允与共同行动,惟未定具体方案。同盟会亦以广州失败,益认长江革命的重要。七月,宋教仁、谭人凤及浙江陈其美领导的“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决定于武昌发动,与共进会、文学社的经营相配合。同时发布宣言,指出过去革命党之不能战胜满清,由于“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所以屡起屡蹶”。此后须听命总部,不轻易一发,培元气,养实力,同心同德,共造时机。

  争路问题初起,宋教仁在《民立报》猛烈攻击清政府假国有政策之名,以图中央集权,暗中渔利,不惜举湘、鄂路权付与外人,使为东三省之续,湘、鄂人必须自救。四川风潮扩大,宋又勖勉川人,勿规规于消极的争路,应积极的为全国人民请命,将专制恶毒一扫而尽。

  湘、鄂、粤人当同声相应,翻然而起。八月,同盟会中部总部命文学社与共进会实行联合。黄兴先已请孙中山早筹巨款,以谋响应川人。及知湖北运动新军已有成效,弦满待发,乘路潮汹涌,倚为主动,确有把握。一旦占领汉阳,“兵工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虞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驰檄可定。……今既有此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皖、陕、蜀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势可不难一举而定。急宜乘此机会,猛力精进,较之在粤发难者,事半功倍”。在革命党看来,武汉举事的有利条件具备,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

  二、武昌新军起义

  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约共一万七千人,加入文学社、共进会及已有联络的约六千人。一九一一年八、九月之间,为镇压四川争路风潮,新军被调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阳、岳州的近九千人,留守武汉的约八千人,其中约有半数与革命党保持关系,就比例上说,情势反于革命党有利。时全川有如鼎沸,武汉人心惶惶,风声鹤唳,盛传“八月十五(西历十月六日)杀鞑子”。革命党盱衡全局,湖北举事不宜再待。九月十六日,文学社、共进会集议,实行合作,派人赴香港、上海邀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推文学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刘公、孙武分任军政府总理、参谋长。二十二日,武昌一度兵变。二十四日,城外炮兵暴动,谣言愈炽,外国教士谓不久将有更大事故。同一天,革命党决定于十月六日发动。北京密令湖广总督瑞澂防范,①瑞澂亦得相同报告,下令戒严,兵舰游弋江面,新军弹药被收,革命党不克如期行事。

  十月九日共进会首要在汉口俄国租界装制炸弹,失慎爆炸,机关被俄国巡捕破获,名册、文告、旗帜、印信悉被搜去。蒋翊武即日在武昌发布命令,定于夜十二时起义。同日,武昌文学社亦被破获,捕去三十余人,内中三人于次日遇害,②列名文学社、共进会的新军士兵人人自危,不得不死中求生。当晚七时,第八镇工程营在武昌城内发难,③先夺军械库,再迎炮兵入城,进攻总督衙门,参加者约二千人。瑞澂及第八镇统制张彪相继逃亡,一夜之间,武昌全城为革命军占领。时为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即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八月十九日。

  革命党机关连遭破获,领导人星散,参加起义的资望不足,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不得不另推戴一有资历的湖北人出而主持。初属意于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但他素与革命无涉,汤亦自称不谙军事,应于军人中择一为众所信仰者出任,方可抗拒南来清兵,易得他省响应。于是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一八六四至一九二八)为鄂军都督。黎出身天津水师学堂,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其后追随张之洞,改入陆军,去日本考察过三次。他虽非革命党人,但有其地位,复得军心,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十一日,黎元洪以鄂军都督府的名义,昭告此次起义,为对满清的民族革命,以期永建共和政体。汤化龙联合各界,以湖北谘议局、教育会、武昌商会的名义,呼吁各省奋起。两天之内,光复汉阳、汉口,形势大为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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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瑞澂为鸦片战争时琦善之孙。

  ②三人为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

  ③首先开枪者为熊秉坤。

  十月十二日,革命军扩编为步兵四协(旋增至八协),另有马、炮、工程辎重兵,省库有现金四百余万元,财政颇称充裕。同日,对外声明,以往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承,各国人民财产与既得权利,一律保护,毫无排外之意。十月十七日,鄂军都督府组织法与鄂州约法分别公布,以都督府为军政府,孙武长军务,当权的多为革命党人,汤化龙长政事,所用多为与立宪派有渊源的士绅。鄂州约法,规定人民自由权利与义务,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可视为民国宪法的先声。

  十月十六日,汉口革命军进攻,十月十八日。各国总领事布告中立。革命军 “虽无指挥,亦各自奋力突进,汉族同胞徒手助战,毁拆铁路者,指不胜屈,甚至有妇孺亲送面包茶水入阵”。十九日,败南来清军。黎元洪始知时机大有可为,乃 “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土”。

  三、十四省独立

  武昌革命是由新军先发,谘议局附从,继起各省,大致相同。新军所恃的是实力,谘议局凭藉的是政治社会声望。谘议局议员一向多属立宪派,张謇领导的一支较为温和,梁启超领导的一支较为急进,声势较张謇为大。张謇与袁世凯为近,希望他东山再出,同时和皇族载泽通声气。梁与载涛为近,希望开放党禁,由梁或康有为执政,为载泽及隆裕太后所压制。三次国会请愿不成,横受摧残,梁派遂萌推翻现政府之念,相继与革命党合怍。

  湖北、湖南的革命运动是不可分的。策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不少为湘籍。十月二十二日,焦达峰与陈作新在长沙实行响应,驱逐湖南巡抚,分任正、副都督,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为参议院院长。焦、陈少年气盛,为士绅所不满,谭冲和中正,久负时誉。十月三十一日,长沙兵变,焦、陈遇害。潭出任都督,与各方均称相得,湘局渐趋稳定,武汉无后顾忧。

  与湖南同日起义的为陕西,参加者有新军,有陆军学生.有会党,有谘议局副议长,都督为新军管带张凤翙。驻防旗人抵抗两日,将军以下数千人被杀。

  江西九江于十月二十四日起事,新军标统马毓宝为都督,长江交通被阻。三十一日,南昌谘议局绅商及学界亦宣布独立。巡抚出走,都督初为新军协统吴介璋,巡防营、会党不服,一再易人,最后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历任军职的革命党人李烈钧所得。

  山西太原于十月二十九日起事,巡抚被杀,谘议局推标统阎锡山(一八八三至一九六〇)为都督,亦为士官学校毕业的革命党人。十二月,清军攻入山西,阎北走绥远,翌年重返太原,自是统治山西达三十余年。

  十月二十七日,云南腾越独立,三十日昆明省城继起,领导人为新军协统湘人蔡锷(一八八二至一九一六)、标统罗佩金、前讲武学堂总办李根源,云贵总督出走。蔡任都督,罗任军政部长,李任参议院院长。蔡曾受业于梁启超,但与革命党颇近,罗、李隶同盟会,三人为日本士官学校同学。

  贵州于十一月四日独立,领导者为籍隶同盟会的“自治学社”社长张百麟, “宪政预备会”亦预闻其事。谘议局推新军教练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杨荩臣为都督,张百麟及宪政预备会首领为枢密院正副院长。立宪派与革命派水火,哥老会尤为嚣张。蔡锷派唐继尧率滇军前来,夺得了都督。据云,梁启超曾命蔡锷进取四川、贵州,蔡亦欲使滇军向外发展,以安定内部。

  江苏的响应以上海为早,事在十一月三日。领导人为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陈其美。革命军有了上海,也有了饷源军火。同月五日,江苏巡抚程德全从立宪派之请,在苏州独立。他是第一个参加革命的满清疆吏,张謇实有促成之力,目的在牵制革命党。接踵而起的为镇江等处,而以南京的关系为大。十一月八日,南京城外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举事,攻城不下,东退镇江。得江、浙联军的协助,二次进攻,经过八天战斗,击败了江南提督张勋,十二月二日占领南京,长江以南遂无清军踪迹。时汉阳不守,武昌危殆,南京胜利使革命军声威重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策划支援,为功最多。

  浙江谘议局议长为立宪派,副议长为革命党,原拟以和平手段促成独立,巡抚与驻防将军迟疑不决。十一月五日,新军占领杭州,推立宪派的汤寿潜为都督,革命党人任总司令及政事部长。

  广西响应始于柳州,巡抚沈秉堃及谘议局因新军迫胁,十一月七日,宣布独立,沈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副之。甫二日,巡防营兵变,沈、王以北伐为名离开佳林,都督为广西提督陆荣廷所得,从此据有广西十年。

  安徽的响应始于寿州。谘议局拟防行江苏之例,使政权转移。议尚未定,安庆新军已准备行动,乃于十一月八日宣布独立。为了争夺都督,扰攘月余,后归于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孙毓筠。

  武昌起事时,广州戒备至严,革命党人活动亦力。十月二十四日,广州将军凤山遇炸而死,谘议局及士绅商议自保,两广总督张鸣岐先允而后悔,省城附近革命军纷起,水师提督李准通款于革命党。十一月九日,谘议局及各社团议决独立,举胡汉民为都督。

  福建立宪派与革命党颇称融洽。十一月初,盛传福州驻防旗军将攻击新军,谘议局决定独立,新军协统许崇智发难,闽浙总督自尽,福州将军被杀。十一月十日,全城大定,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革命党人任政务院长,立宪派的谘议局议长任民政部长。

  山东巡抚因济南各界联合会及新军要求,十一月十三日宣布独立。时袁世凯已重握北京政权,山东新军属于北洋系,态度转变,独立取消,为时仅十二日,惟革命军仍据有烟台。

  辛亥革命实际是起于四川,九月八日,革命党、哥老会的“同志军”,进攻成都时,即可算是爆发。湖北、湖南、陕西、云南、贵州独立,四川已是四面楚歌。十一月二十二日,重庆独立,川汉铁路督办端方为所统湖北新军杀于资州。总督赵尔丰知不可为,释放了为争路问题被拘的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罗纶等,双方成立协议,蒲任都督。十一月二十七日,成都宣布独立,准军士自由十天,军纪荡然。十二月八日,巡防营哗变,蒲殿俊去职,陆军小学总办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尹昌衡继任总督,革命党当权,立宪派失势,但情况并不曾好转。①

  除以上各省外,十月,奉天谘议局与新军谋独立,为总督赵尔巽及起自草泽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一八七五至一九二八)压制。十一月,改设国民保安会,赵尔巽任会长,仍拥护清廷,革命党虽续在各地起事,而影响不大。吉林、黑龙江亦仿照奉天之例,各设保安会。十二月,河南革命党人策动豫西绿林举事,开封学界准备响应而未成。翌年一月,直隶滦州部分新军独立。为时仅八日。同月,新疆伊犁新军独立。

  长江下游为清军与革命军的主要角逐场,海军举足轻重。清军集中长江的舰队由海军提督萨镇冰统率,黎元洪与萨是师生,汤化龙与海军参谋汤芗铭是昆仲,分劝他们反正。海军官兵知识较高,同情革命者不少。十一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归附革命军。停泊上海、镇江的海军船艇则已先期输诚,清军无法飞渡而南。

  第二节 袁世凯的机会

  一、袁的再起

  满清对于汉人的成见,牢不可破,经戊戌政变而益深,革命党、维新派固为所仇视,袁世凯亦屡遭裁抑,以至罢黜。袁生报复之念,其他中央大臣及地方大吏中的汉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离心离德。辛亥革命期间,督抚将军除少数身殉者 ②外,不是逃走,便是附和,加速了清政权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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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十一月二十二日,尹昌衡杀赵尔丰。一九一二年三月,重庆军政府并入成都,都督仍为尹昌衡。

  ②真正殉节的为旗人,如闽浙总督松寿、福州将军朴寿、西安将军文瑞;汉人死难的仅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先逃而后自尽的江西巡抚冯汝骙。

  袁世凯罢斥后,踉跄出京,回河南彰德(安阳)。彰德是河南境内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为京汉铁路经过之地,交通便利,消息灵捷,奕劻、徐世昌、那桐始终和他保持联络,袁的长子克定仍任官北京,有如坐探。

  满清权贵久为革命党的声威所慑,武昌的警耗更令怯懦的载沣、无知的隆裕太后、昏庸的奕劻及向未经过大事的载泽、载涛辈张皇震愕。十月十二日,一面将瑞澂革职,“带罪图功”,一面派陆军大臣荫昌剿办。陆军编配三个军,每军约两镇。第一军当前敌,荫昌自统,第二军警戒直隶、山东,由军谘使冯国璋(一八五九至一九一九)督率,第三军驻守近畿,由军谘大臣载涛督率。第一、第二军以北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镇组成,第三军以禁卫军及京旗改编的北洋第一镇组成,有如御林军。荫昌为旗人,曾留学德国,而短于才学,载涛不知军旅,毫无战争经验,冯国璋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

  四川争路风潮扩大,奕劻已有意起用袁世凯。现在时机到了,先向袁世凯问计,再与徐世昌、那桐向载沣及隆裕太后劝说,北京公使团亦谓非袁不能平乱,言官复以为请。载沣、隆裕及诸亲贵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应允,以救燃眉之急。十月十四日,授袁为湖广总督,另以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不无以汉制汉之意。岑无所凭藉,袁则大肆施展。命令发布之日,袁的左右劝他不可重作冯妇,否则乱事一平,有性命之忧。袁成竹在胸,明知清廷目前非他不可,但湖广总督的职位,并不能使其满足,称病请辞,以退为进,希望取得更高的官秩,更大的权力。诏促力疾就道,有权节制调度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并由徐世昌至彰德面促。袁提出六项条件:一为明年即开国会,二为组织责任内阁,三为宽容武昌事变人员,四为解除党禁,五为总揽兵权,六为宽予军费。总之,不外独握军政两权,凭他自主自为。十月二十一日,清廷准添募一镇,拨款四百万两。二十五日改派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六)充第二军总统。二十七日,授袁为钦差大臣,召回荫昌。三十日,袁自彰德赴湖北督师。

  在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不下百余,不少人供职陆军部、军谘府。一九〇八年袁罢职后,他们乘机劝说亲贵,引用他们的同学,借以削弱袁在军中的潜势力,正中载涛辈的下怀,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遂得分任统制、协统,掌握了一部分北洋军兵权。①袁南下之前,湖南、陕西、九江已经独立,十月二十九日,山西独立,同日驻扎北京以东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驻扎奉天的第二十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要求速开国会,组织非皇族的责任内阁,擢用政治犯,声言 “军情浮动,向背可虑”。清廷在直接军事威胁之下,全部照允。十一月一日,袁世凯代奕劻为总理大臣,又取得了政权。

  屯兵北京以南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以袁为革命劲敌,与张绍曾及山西阎锡山联合,准备北取北京,南袭彰德,断绝袁的后路。十一月二日,截留运鄂军火,要求速停战争,这真是清廷与袁的生死关头。五天之后,吴忽被刺殒命,张绍曾的兵权解除。②北京化险为夷,袁的地位无恙,转与革命军周旋。

  二、清政权的转移与英美的助成,日本的企图

  清廷之起用袁世凯,是要他出力效忠,荡平叛逆。袁所采取的为两面政策,对清廷乘机要挟,对革命军软硬兼施。他不是六十年前的曾国藩,情势亦和六十年前大异,深知清廷的威信尽丧,命运已不可挽回。他纵能一鼓而下武昌,北洋军不过数万人,实难望迅收戡定全局之功。倘旷日持久,左支右绌,势将穷于应付,进退失据。当他南下之时,他对他的一位亲信说:“余甚稳健,对革命党决不虐待。” 这位亲信亦劝他“凡事留有余地”。所谓留有余地,不只是对革命军要适可而止,对清廷亦不轻于推翻,始可操纵自如,予取予求。

  革命军壮志如虹,须先施之以威,挫其锐气。十月底,袁军获胜,十一月二日,夺回汉口。袁以为革命军或可就范,遣使致书武昌言和。革命党对于袁与清廷间的矛盾,及袁的野心,至为了解,乘机动以利害,劝共同反清,谓“我军(革命军)声势日大,执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军屈伏于满清,恐不数日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伏隐彰德而不可得。隆裕有生之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须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无待游移”。果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所言虽洞见袁的肺腑,指出他的心病,但在他尚未全局在握之时,他不会立即出此行动,必须待时机成熟,水到渠成,顺利地取代清的政权,同时确保总统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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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从中运用的为陆军部的蒋作宾。蒋与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为日本士官同学,吴、蓝又是蒋的湖北同乡。

  ②刺吴禄贞的主使者,有谓为袁世凯,有谓为禁卫军协统良弼。张绍曾意志不坚,且不能真正控制所统部队,因而不敢抗命。

  袁于十一月十三日,由湖北到北京,十六日他的内阁成立。以往军机大臣或内阁总理须每月入对奏事,现在则予停止。各衙门应奏事件,概归内阁核办;应请旨事件,由内阁代递;无须上奏事件,以内阁命令行之;内外奏折均递至内阁,由内阁拟旨进呈钤章。换言之,一切政务集中于袁、取决于袁。至于军务,湖北境内的陆海军已归袁直接指挥,袁抵北京后,又取得近畿的军权,撤消载涛的第三军,禁卫军由冯国璋接统,新编的巡防军一镇,改为拱卫军。

  汉口失守,革命军退汉阳,由新到武昌的黄兴任战时总司令,主力部队为鄂军及湖南援军。十一月十七日,黄兴自汉阳反攻,兵力约八千人,为冯国璋的一万余人所败。复剧战六日,终以训练不精,武器不利,二十七日,汉阳陷落,黄兴东去上海。冯国璋拟乘胜夺取武昌,袁亲去电制止,另电黎元洪提议停战,命冯就近商洽。新任湖广总督段祺瑞亦谓应休息兵力。袁的谋士王锡彤复谓“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杀君,将何以处袁公乎?”袁更明白这种道理。他的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亦劝他终止军事行动,①由代理汉口英国总领事葛福(H. Goffe)斡旋。革命军以武昌危在旦夕,允如所请。十二月一日,协议成立。此后武汉未再有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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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袁与朱尔典相识于朝鲜,一九〇六年起,朱尔典任驻华公使。

  庚子之役,袁在山东的措置,甚得西人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益隆。罢黜之后,清政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再出秉政。武昌事起,美国公使嘉乐恒(W. J. Calhoun)在公使团会议席上首称,惟有袁可担平乱之任。除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外,其他各国一致赞成,此为奕劻等劝请载沣起用袁的有力理由之一。袁任湖广总督的上谕发布之日,朱尔典电告英国外相葛雷(E. Grey),说是此一任命,可使北方军队的忠诚获得保证,增加清政府处理危机的力量。第二天,上海美人《大陆报》发表社论,说是清廷虽将统率全军的任务交与袁世凯,并不足以保证他回京任职。任何低于内阁的位置,是和他的才能与成就不相称的。除非命他参与国务,无法使清廷取得内外的信任。十月二十八日,美国银行团驻北京代表司戴德(W. Straight)认为如清政府肯给袁以他要求的权力,由他组织内阁,南方的革命必然失败。四天后,袁即被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朱尔典连电葛雷,谓此举可收安定人心作用,北京亦有振作气象。

  英、美为了经济利益,希望中国安定。日本的态度相反,中国愈乱愈对日本有利。十月十六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电令伊集院,愿以军械供应清廷。二十四日,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以永保日本在东三省权益,维持日本在中国一切利益,保全清的政权,阻止革命军北进为政策。伊集院欲将中国分为华南、华中、华北,由清廷统治华北,使永久与汉人对峙,曾请朱尔典劝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朱尔典窥知他的用意,深恐中国因此而被瓜分,不利于英,答以中国政体应由人民自决。为替袁世凯减少阻力,在袁到北京的第二天(十一月十四日),朱尔典对袁克定说,外国人的一般看法是,最好象征性保存清廷,实行宪政改革。十一月十五日,葛雷来电,谓英国政府对袁友好敬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可以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内部秩序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英政府将给以一切的外交援助,英、美、德、法银行团亦将给予财政援助。朱尔典据以告袁,谓英国对他(袁)所领导的政府必加支持。

  公使团为使袁内阁的权力更为扩大,十一月二十二日,依照嘉乐恒的主张,由朱尔典与袁商议,进一步行动。朱尔典告诉奕劻,说是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政治不良,政治不良是由于监国摄政王载沣措置乖方。清廷如欲获得外国援助,载沣必须辞去摄政王,从中奔走运用的为唐绍仪。十二月五日,葛雷一面照覆伦敦日本代办,一面训令朱尔典与伊集院合作使载沣引退。一月六日,隆裕准载沣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皆由内阁总理大臣担承责任。王锡彤说,载沣之革去名义,政权一归内阁,“英使朱尔典实助袁公成之”。

  日本为分裂中国,亦欲争取袁世凯。袁内阁成立第三天(十一月十八日),伊集院表示日本决极力相助,袁亦表示效忠清室。于是日本又请英国政府,合力促成清廷立宪。英方虽口称赞成,但仍不主干涉内政。武汉停战后,伊集院怕袁与革命党妥协,主援助南方对抗北方。袁与革命军和议开始后,日外相内田向英、美提议,保存一名义上的清政权,命伊集院警告袁世凯,不承认改行共和,命头山满、犬养毅通知孙中山,反对革命党的主张,不惜以武力帮助清廷。终以国际情势不许,未敢悍然出之。

  三、立宪派、北洋派拥袁及革命党让袁

  张謇领导立宪派意欲与袁世凯合作。一九一一年六月,张自上海去北京,特迂道彰德,与袁晤谈。袁表示如将来再出,当尊重张的意见。张深感此行不虚,盛称 “慰亭(袁字)毕竟不错”。不久袁果然复出。十月十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采用张謇代拟的奏稿,请清廷将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对革命军用抚不用剿。所谓贤能,不言而喻,指的是袁。二十日,张謇复以谘议局名义,要求宣布立宪,开国会。十余日后,与清廷脱离关系的已有七省。随着情势的转移,张謇施展他的影响力量,助成程德全的独立,目的是为预站地步,不让革命党全部胜利,立宪派方可取得日后的发言权,拥袁建立一政治中心。资政院及其他备省谘议局的立宪派议员,同此心理。

  原与袁世凯不共戴天,近又因开放党禁为载泽所阻的康有为、梁启超派,力图结纳载涛与吴禄贞、张绍曾,拟作非常之举。而武昌变起,于是又计划用禁卫军发动政变,倒载泽、奕劻,奉载涛为内阁总理,停止讨伐革命军,运动各省督抚暂行自立,以杀革命党之势。十一月,梁启超由日本去奉天,准备亲入北京。不意吴禄贞被刺,张绍曾罢职,乃改以“和袁、慰革(革命党)、逼满、服汉”,同戡大难为政策。复以奉天情势对他不利,所谋亦成泡影,废然返回日本。此时袁的地位已固,大权在握,梁又倡“虚君共和”之说,各方活动,联袁、联岑(春煊)、联黎(元洪)并进,尤重联袁。十二月间,进行益力。袁亦欲利_用梁在资政院、谘议局的影响力和他在社会上的文名,以抗革命党,双方频频密洽。

  袁的故旧于袁的再起,无不兴高彩烈,仆仆于天津、北京、彰德道上,筹议大计。参与其的有唐绍仪、杨度、梁士诒、袁克定,与张謇互通声息。他们的具体方案为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共和国体,拥袁为民国总统。袁入京后,此一运动随之展开。十一月中旬,诏命各省派代表来京,公同会议国是。同时杨度与获释出狱的革命党人汪兆铭发起“国是共济会”,明自主张由国民会议协议君主、民主问题。奕劻颇有赞成之意,载沣“恐国民会议专要共和”,不肯答应。杨度上书资政院,谓国民会议的结果是否必为君主,固然没有把握,不过“君主立宪之言,仅能言之于都下,而各省概置不理”。袁惺惺作态,说是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不能赞成共和。但是“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又对汪兆铭说:“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主君主立宪。”汪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袁说他个人必服从国民会议多数决议,只是办到公平和平不易。遂由袁克定派遣密使携汪函前往武汉洽商。汪另电上海黄兴,主南北联合,强清室退位,推袁为总统。武昌方面先已表示,袁若反清,当以总统相酬。孙中山亦自伦敦来电,主推黎元洪或袁为总统。①至是黄兴亦谓,如袁作华盛顿,使中国为民国,各省无不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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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时为十一月十六日,据云系吴敬恒的主张。

  载沣解除监国摄政王名位后,召开国民会议的阻力大减。十二月七日,隆裕命袁委托代表与南方讨论大局,代表人选即唐绍仪,参赞为杨士琦。革命军方面以伍廷芳充任。和议地点,初定为汉口,革命党重要领袖多在上海,为了筹组中央临时政府,武昌与上海之间已有歧见,更恐武昌左右和议,要求改在上海举行。公使团为便于上海领事运用,袁为便于苏、浙立宪派活动,一致赞成。①

  唐的计划是透过国民会议,拥袁登上总统的高位,他自己亦可望成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杨士琦主张先使清室禅位,再与南方议和,袁认为不妥,怕的是南方不允,和议不成。不若由共和弋取总统的顺利。杨度亦说:可先为总统,将来仍可为拿破仑。公使团希望中国及早息争,袁的政权及早实现,不惟已有的权利可免受损失,将来的权利必更有保障,决定请双方尽速解决和局。

  十二月十八日,伍、唐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开始会议,商定各处停战。第二天,英、美、日、俄、法、德公使分电伍、唐劝告,意在使南方让步。英国外相葛雷训令朱尔典,殷盼中国统一,政体由中国人民决定。实际是为袁声援。唐按照袁的指示,竭力争取立宪派的支持,曾面告张謇,如举袁为总统,其他可无问题。张答称他仅能代表苏、浙两省,不能保证同盟会的必从。唐复向江苏都督程德全疏通,程允悉力而为。浙江都督汤寿潜与张、程一致,大势遂十定八九,唐转与黄兴相商,亦甚顺利。二十日,伍、唐二次会谈,伍请唐承队共和,取消满清政府。唐虽不反对,惟须由国民会议作最后决定。同日,黄兴的代表与北方密使成立协议,订明确定共和政体,由先推覆清室者为总统,对清室予以优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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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绍仪、伍廷芳均广东人,曾留学美、英。清末唐官至尚书,伍官至侍郎,原为旧识。唐到上海后,下榻英商李德立(E. S. Little)住宅,与英国总领事傅磊斯(E. A. Frases)保持联系。

  ②北方密使为廖宇清,这些条件是十一月间他和段祺瑞的亲信靳云鹏等所商定。

  二次会议后,唐与革命党、立宪派日夜聚晤。汪兆铭力劝同盟会领袖勿操之过急,否则欲速不达,并电袁克定,谓“项城(袁世凯)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唐亦电梁士诒,希望袁为中国的华盛顿,袁谓“不能自我先发”。大概由于禁卫军统领冯国璋仍主君主,陆军部大臣王士珍态度消极,前方的段祺瑞尚在犹疑,日本公使伊集院声称不承认中国改建共和,袁不无颐虑。正在此时,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唐为贯彻原定计划,十二月二十七日,向清廷大事恫吓,谓“民军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默察东南各省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近因新制飞艇二艘,又值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并偕同为泰西水陆军官数十人,声势愈大,并拟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汁。且闻中国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议一败,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可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绍仪出京时,总理大臣(袁)以和平解决为嘱,故会议时曾议召集国会,举君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以为转圜之法”。袁与徐世昌、奕劻商议之后,向隆裕太后奏陈,亟言不可决裂,否则战事再起,“度支如何?军机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势皎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二十八日,隆裕如其所请。唐与伍廷芳继续会议,商定国民会议办法:直、鲁、豫、甘、新及东三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余由民国政府召集。

  第三节 妥协中诞生的民国

  一、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

  革命军控有大半中国之后,认为有设置中央政府的必要。湖北、云南倡议各省选派代表,前往武昌筹议规划,江苏、浙江主在上海,请孙中山返国组织。十一月十五日,苏、浙、闽代表决定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承认鄂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由于武昌力争,一部分代表赴鄂,一部分留上海。赴鄂代表到武昌时,汉阳已经失守,武昌受威胁,改在汉口英租界开会。十二月二日,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三日,通过中央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总统、国务院。次日得悉南京克复,又议决以南京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日留沪代表有同样决议,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负责筹划临时政府,名为使军政府早日统一,实为不愿由武汉领导,这是陈其美、宋教仁的主张。赴鄂代表及黎元洪与立宪派、光复会表示反对,克复南京有功的浙军将领声言不愿受汉阳败将黄兴的节制,黄遂坚辞不就。十七日,全体代表在南京集会,改举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黎虽承认,黄终不受。代表左右为难,中央临时政府一时无从组织。

  武昌变起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向华侨募款。十月十二日,得知此一意外消息,他认为今后的成败,列强的态度关系至大,特别是英国与日本的态度。华中、华南属于英国势力范围,日本为英国的同盟,英国的动向实可左右全局,必须取得其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决先去伦敦。时清廷正欲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朱尔典为迫令清廷将政权交袁世凯,请伦敦拒绝。十月中,四国银行团在巴黎集议,决定暂不与中国谈判。十月下旬,孙抵伦敦,继续努力,并请英国阻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十日,转往巴黎,晤法国朝野人士后东归。十二月二十一日过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来迎,谓袁世凯心怀叵测,孙一至南京、上海,必被各方拥戴。但无兵可用,意见纷淆,命令难行,不如暂留广州,整理军务,再鼓行而前,方有胜算。孙不以为然,谓南京、上海为前方,须身当其冲,应四方之瞩,弭内部歧趋。否则东南不保,广东亦难独支。

  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抵沪,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决定组织中央政府,大元帅问题不了自了。二十九日,十七省代表选举孙为临时总统,并设置临时参议院。 ①三十一日,通过孙的提议,采行阳历,以中华民国为纪元,有如历代的改正朔。中央临时政府大纲原为总统制,现在改为内阁制,增置副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在南京就职。次日,临时参议院因孙的要求,复变内阁制为总统制。一月三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黄钟瑛任海军总长,王宠惠任外交总长,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程德全任内务总长,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实业总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陆军、外交、教育总长属同盟会,内务、实业、交通总长属立宪派。海军、司法、财政总长无所属。实际在南京任职的仅同盟会二总长,其余经常驻上海。此一混合内阁,不能算是健全,各省都督又不尽听命中央。武昌、上海革命党人早已壁垒分明,上海方面以正统自居,武昌方面以首义功高,而在中央未占重要位置,愤愤不平,遇事立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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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成立,议员为各省都督的代表。

  ②王宠惠、伍廷芳、陈锦涛为广东人,王、陈均为美国耶鲁大学博士,蔡元培、汤寿潜为浙江人,张謇为江苏人,程德全为四川人,黄兴为湖南人,黄钟瑛为福建人,湖北人任次长者虽不少,但无任总长者。

  孙中山之所以不肯暂留广州的另一原因是,孙“若不至沪、宁,则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非他人所能胜任”。关于对内,孙亦主张将总统让袁,假袁之手,推翻满清,早日实现共和。此后社会党以工商为竞点,他愿为中国开一新局面,不争政权。关于对外,孙在巴黎时,曾向记者宣布,民国政府成立后,将于各国商议重订关税,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及就任总统,一月五日正式发布告友邦书,愿与各国人民平等交往,益求辑睦。清政府所订条约,继续有效,至期满为止,清政府所借外债,照旧偿还;各国或个人所得权益,照旧尊重,希望各国更笃交谊,静待民国之成,并盼予以承认,交相提挈,勉进世界于无穷。各国大都不予理会,视为无足重轻。总之,孙的对外对内,所采同为妥协态度,袁与列强亦相互为用。

  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仅三个月,大部分时间忙于对袁交涉。最后始顾及到内政改革。较有意义的措施,一为提倡平等观念,革除官厅的“大人”、“老爷”称谓,均以官职相称呼,民间“先生”或“君”相称呼。二为维护人权,不准刑讯、体罚,鞠狱当视证据为断。禁止买卖人口,所有人民均得享有公权、私权。三为尊重言论、出版自由。四为男子剪除发辫,女子不许缠足。五为提倡女权。革命军兴,青年知识妇女争起以应,或组织女子军事团、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队,或从事看护、缝纫、募捐。又有女子参政同志会、女界共和协济会,政府曾予资助。以上政令,虽一时未能贯彻实行,社会观感则逐渐转变,平等自由思想遂以普及。

  二、清朝告终

  对于南方之选举总统,袁世凯至为不满,上海和议所订的召集国民会议办法同为所不喜。前者他无从阻止,乃以后者为口实,不肯承认。但他并不要决裂,仍施展刚柔并用手段,期达最后目的。一是继续和谈,通知伍廷芳,已准唐绍仪辞职,嗣后彼此直接电商,实际上唐仍在上海与伍接触。二是利用军人,嗾使冯国璋声称誓死反对共和。三是勾结外力,希望各国相助。

  孙中山当选总统的一天,立即电袁。谓系暂时担承,仍虚位以待,请袁早定大计。袁答以国体尚待公决,不愿预闻临时政府之事。孙再去电,如由袁之力不劳战争而达成共和,总统必属于袁。袁转而质问伍廷芳以此次选举总统的用意,并争国民会议代表名额与召集权,及开会地点。伍谓选举总统与国民会议绝不相妨。唐绍仪单刀直入,诘伍以总统让袁,有何把握?孙明白回覆,如清帝退位,即推袁为总统。孙一意想由和平途径,使共和实现,袁定要确定总统能够到手,始赞成共和。

  上海和议发生顿挫之后,各国公使指责南京的要求不近情理,倘和议因此破裂,南方应任其咎。对袁则盛称其公平正直,为当代中国最有才能的人物。英、美报纸斥南京政府专横,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与恢复和平的能力,法国且建议由各国径自提名袁为总统。南京为确立自己的地位,一再吁请各国承认民国政府,并要求清政权不得私相授受,袁不得自设临时政府。各国承认民国政府后,孙始辞职,再举袁为总统。英国舆论指为根本动摇过去的协议,使中国陷于严重危机。对于承认民国政府,各国均无反应。袁恐清已退而孙不退,全国只有一个南京政府,他将成为南京政府的属下。伍廷芳以国际情势不利,劝孙勿再坚持各国承认。一月二十二日,孙提出最后通融办法,不坚持各国承认,惟清帝退位须知照各国公使,袁须宣布绝对赞成共和,孙接到公使通知,即行辞职,推袁继任,袁宣誓遵守参议院所定宪法。如并此而不能行,证明袁不愿和平解决,须负战争之责。二十七日,复致电各国公使,说明他之对袁让步,系为了共和。此时蒙古、西藏已因俄、英的煽动,实行独立,日本高唱对华干涉,准备与俄国分有东三省。孙如与袁相持不下,中国长期争扰,兵连祸结,前途的属可虑。

  南京自身的弱点亦为孙中山不得不让步的重大原因。山西大半复为袁军所有,陕西岌岌不保,皖北要地多失。革命军人都为临时招募,有如乌合,北伐徒托空言,财政更是困难莫名,各省极少解款,公债分文未得,借债不能成交,饷糈无着。陆军总长黄兴自承若和议不成,动员为不可能的事。加之内部意见不一,武昌离心,袁又从中分化,汉口、汉阳的局部和议,实际已经成立。江苏、浙江的立宪派盼和尤殷,总望与袁妥协。无政府主义派复称,倘为政权而延长战争,将无可自恕。① 同盟会会员不尽了解全部革命主义,但求推翻满清。醉心民主的干部,亦谓名不必自我而立,功不必自我而成,武力革命时期已过,今后当注全力以争宪法、国会、内阁。孙早已表示不争权利,但求共和及早实现。

  孙中山以总统让给袁世凯的第一个条件是清廷必须退位。袁要使清廷退位并不十分困难,但不欲蒙篡夺恶名。他对外国公使说,他之所以不接受孙的条件,是因为不愿背弃清朝恩义,欺人孤儿(宣统)寡妇(隆裕),只图自身安全。不过他总想取得最高政权,从各方运用,使其达成。先以利害游说奕劻、那桐以及隆裕太后的亲信太监张兰德,谓大势已去,退位可享种种优待。次由冯国璋辈强亲贵大臣捐献。袁亦说若要对南方讨伐,须军费有着,不然他只好辞职。隆裕至为惶惧,温谕慰留,发予内帑黄金八万两,并命亲贵大臣输财赡军,而应者寥寥。袁的另一手段,仍为挟外人以相威胁,谓外蒙古已脱离中国,如 再不决定态度,东三省亦将难保;南方拟自行召集国民会议,各国势必承认;各口岸洋商拟请本国政府,强制清廷逊位。不久上海西人商会果然致电奕劻、载沣,劝告逊位。一月十二日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十六日,袁向隆裕奏陈情势危急,内而亿万所趋,非兵力所能平定,外则强邻虎视,朝廷无地以容。革命军但求民主,各国调停亦在改革政治,若久事争持,难免不加干涉。法国革命之时,路易十六如能早顺民心舆情,何至子孙靡有孑遗。隆裕闻听之下,唯有流泪。十七、十八日,御前会议,俱无结论,出使俄国大臣陆征祥请求“概允共和”的电奏又至。最有效的仍为武力与外交胁迫并施。袁克定早在联络北洋将领,张謇请袁示意段祺瑞结约黎元洪,修正国民会议办法,倘清廷不允照行,军人即不任战斗。袁与各国公使保持密切联系,一月二十二日,通知朱尔典,说是处境困难,准备辞职出京。当天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②一月二十三及二十五日,段祺瑞两电内阁,一称军心动摇,共和思想难以遏止,一责亲贵阻挠共和,各将领愤愤不平,将联衔陈情。革命党有以为清廷之迟迟不退,系袁作梗,必除之而后已。③满清亲贵则痛恨袁与革命党里应外合,亦欲置之于死地。拟以封爵为饵,诱袁入宫谢恩,加以杀害。事被袁和他的左右所窥破,袁愤怨地说:“余力竭声嘶,为保皇室尊严,不意竟以此相待。国之将亡,殆无能救,公辈愿如何,即如何。”一月二十六日,段祺瑞等四十七将领的联衔电报发出,④要求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代表政府,担任对外事项,再行召集国民会议,组织共和政府。同日,宗社党健将军谘使良弼为革命党人炸死。⑤反对退位的亲贵丧胆,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隆裕太后哀求民政大臣赵秉钧、外务大臣胡惟德、邮传大臣梁士诒,恳袁保全她与宣统母子的性命,实行封袁为一等侯爵。袁再四不受,谓人心乖离,军事困难,外交棘手,请收回成命。冯国璋亦辞禁卫军总统,以示不负京师治安之责。二十九、三十日御前会议,王公大臣对于退位无人敢再持异议。二月三日,命袁全权与南方商优待条件,不再提国民会议。五日,段祺瑞续责王公败坏大局,阻挠共和,即率全军将士入京,和他们剖陈利害,已有兵临城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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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敬恒、李煜瀛均属无政府主义派。

  ②日本以大势所趋,知维持清廷已无可能,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

  ③一月二十六日,袁进见隆裕后,行至东华门外,革命党人张光培、杨裕昌、黄之荫掷抛炸弹,伤毙多人,袁竟幸免,张等被捕遇害。

  ④列名将士有段芝贵、倪嗣冲、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孟恩远、靳云鹏、徐树铮、卢永祥、李厚基、吴光新等。

  ⑤革命党人为彭家珍,当场身死,良弼重伤,一日后卒。

  优待清室为袁与革命党间的预定方案,上海和议时唐绍仪已将原则提出,汪兆铭草拟具体条款,由袁奏明,遍告亲贵。二月十日,经临时参议院通过,要点为清帝辞位,尊号仍仔,中华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给以岁用四百万元,暂居宫禁,清及蒙回藏世爵照旧。这是妥协的另一面,亦是一个奇特现象,中国境内除了自已的政府,另有一个外国君主,民主政体之下,仍有特权阶级。

  二月十二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颁布宣统皇帝辞位懿旨,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并由外务部照会各国公使。各王公多避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奕劻逃往天津租界。退位诏为南京所预拟,出自张謇之手,其中“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字样,则系袁所添入,作为自立政府的依据。无论如何清朝总算告终。

  三、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宣统退位虽为定局,袁世凯仍怕孙中山不肯辞职。二月初,再由段祺瑞分电孙及黎元洪,主张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预行推定总统。黎以不满于革命党人的挟制,为见好于袁,以固自身地位,首先赞同,退位诏颁布的前一天,袁电告南京,谓共和为最良政体,清帝辞位之日,即帝政的终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以示履行孙的要求,孙自当实践辞职诺言,由袁任总统。退位诏颁布的后一日,袁即告 “膺命组织政府”,自称“首领”,建立事实的政权。同日,孙向临时参议院辞职,荐袁自代,惟袁不当以清帝委任为据,自组政府。袁称北方军队与蒙古代表已推他为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表示他已经成了总统,无须定要南方相让,孙不再深究。二月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为第二任临时总统,仍选黎元洪为副总统,袁不俟正式受命,即改称“新举临时大总统”,一似他的职位先经清帝委侄,北方推戴,再由民国临时参议院予以追认。

  和谈期间,孙中山已提出临时政府须设于南京的条件,在致参议院的辞职咨文内,再加声明,不得更改,新任总统到南京就职之时,孙始解职,目的是要袁离开他的北京根据地,摆脱使馆区的特殊势力,使列强在北京至海口的驻军亦失去作用。袁的南北成见甚深,更不愿置身于革命党控制下的南京,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须加部署,东三省人心未尽一致,推拖不肯南下。参议院一度同意政府设于北京,因孙与黄兴坚决反对,不得不出尔反尔,议决政府仍设南京。但是不满意孙、黄的章炳麟及苏、浙、湘、滇等省都督,均主建都北京。于是袁的态度益为强硬,声称舍北而南,窒碍无穷,北方军民意见纷纭,隐患实繁,外交团屡言袁不可离开北方。如果因为他不能南去,而不能统一,他情愿不做总统。南京坚持不移,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为迎袁专使,令袁无回旋之地。蔡元培等到京两天,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发生兵变,天津、保定、通州。接连而起。各国公使调兵前来京津。黎元洪电请早定国都,成立政府,以杜外人干涉,万不宜舍北而南。段祺瑞、冯国璋力言政府须在北京,袁不能赴南京受任。蔡元培亦说兵变后外人极为激昂,设再行发生,外人将自由行动,必须速建统一政府于北京。南京有派兵北上助袁恢复秩序的提议,袁断然拒绝,参议院卒许袁在北京受职。兵变是否出于袁的授意,虽不易肯定,事后变兵未受任何处分,则为事实。此后兵变成为民国史上的常事。

  遵守宪法为孙对袁的另一要求,宪法制定之前,先制定临时约法,三月七日,临时参议院开始讨论,三月十一日公布,规定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总统、国务员行使统治权。人民一律平等,不分种族、阶级、宗教,均在法律上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移、信仰自由,有请愿、陈诉、诉讼、任官、考试、选举、被选举权利,及纳税、服兵役义务。立法权由参议院行使,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总统总揽政务,统率陆、海军,任命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大使、公使及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则须经参议院同意。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命令,均须国务员副署。约法施行十个月内,召集国会,制定宪法。

  就约法条文而论,关于民权的规定,与一般民主国家无大不同,为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对于国会的权力,尽量提高,对于总统的权力,多方限制,与内阁制相近。袁自然知道这是同盟会为他而设,不甘俯首听命。今后袁与同盟会的冲突即由此而起。

  同盟会既以总统让袁,仍希望自行组织内阁,舍名取实,然非袁所愿,折衷的方案是由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出任内阁总理。唐与袁有二十余年的私情公谊,交非泛泛,与孙中山同为粤人,复有促成共和之功,正可居间折衷,沟通南北之见,渊和新旧之争,促进袁和同盟会的合作。三月十三日,袁任唐为国务总理,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分任内务、陆军、海军总长,柔顺的陆征祥任外交总长,立宪派的熊希龄任财政总长,同盟会的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分任司法、教育、农林、工商总长。①四月一日,孙中山解除临时总统职务,黄兴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二日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

  ——————————

  ①交通总长由唐绍仪兼代,后由施肇基署理,工商总长陈其美不就,由次长王正廷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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