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

 《近代中国史纲》

  第一节 攘夺权力

  自武昌起义至清廷逊位,在短短四个月内,三千年的中国君主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政体。举国上下对此前未之见的新情势,既不相习,亦不了了,大都以为不过是由满洲皇帝换了汉人总统,与历代王朝的更易无大区别。革命党人亦多缺乏民主政治运用的艺术与经验,仅有理想与热忱,举措往往不切实际。立宪派之病与革命党略同,革命期间一度与革命党携手不久又分道扬镳转而依附实力派的袁世凯。袁昧于时势、以旧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一意图谋巩固地位,扩张权力,予智自雄,排除异己,不明共和为何事。对于革命党,先之以欺弄,终之以摧残。曾为效命的立宪派,同遭遗弃,民国仅存虚名。

  一、党派分野与政局动荡

  民国成立,同盟会声势煊赫,莫之与京,攀附者争先恐后。向义者固然不少,趋炎附势者更众。一九一二年三月,由秘密组织改为公开政党,以完成行政统一,促成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采用国家社会政策,普及义务教育,男女平权,历行征兵,整理财政,力谋国际平等,移民实边为政策。除力谋国际平等、男女平权两项较为富有新的意义外,原有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主张,变为空洞的国家社会政策。为便于与袁世凯联好,曾有推汪兆铭为总理之议,未成事实,仍由孙中山任之,以黄兴、蔡元洪为协理。凡此者可见同盟会的妥协性。

  同盟会为多种派系结合而成,内部久有争执。和同盟会抗衡的立宪派,步调亦不齐一,大致可分为海外与国内两支。前者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后者以张骞、汤化龙、孙洪伊、谭延闿为中坚。辛亥前二三年.华侨痛愤清廷的冥顽不灵,专事压迫汉人,康、梁的保皇号召失去作用,倾向革命者渐增,辛亥革命军起,加入同盟会者愈众。梁自云:“海外吾党.今止余百分之二三。”康仍持保皇之说.梁则赞成共和。梁以未身预民国缔造,较之张骞、汤化龙等,一时虽颇有逊色,但在立宪派中的声望仍非他人所及。

  首先脱离同盟会而别树一帜的为章炳麟,一九一二年一月,与张骞等组成“中华民国联合会”,继更名“统一党”。湖北孙武亦别立“民社”,声势不小,一九一二年五月,与统一党合为“共和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以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植国民进步,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临时参议院中事事与同盟会对立,而为袁世凯张目。不久章炳麟派仍号统一党,立场与共和党并无大异。另一自同盟会分出而与立宪派有相当关系的政党为“统一共和党”。此外尚有性质相似的若干政团。纯粹立宪派组成的为汤化龙、林长民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的“共和统一党”,林林总总,大小政党不下十余,影响力较大的为同盟会,次为共和党。

  立宪派多认为康有为的主张已不合时宜,推梁启超领导,重整旗鼓,有联交袁世凯或与黎元洪派合流的两种意见。梁倾向前者,袁亦乐于加以利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梁士诒奉袁之命,致电梁启超,谓袁有意延揽,已托张骞向同盟会疏通。袁当选总统后,梁启超来电祝贺,畅论政党问题,谓革命党中的感情用事者,断不能与袁相合,对之既不可减压,又不可阿顺,惟有使立宪派与革命党中的有政治思想者,成一大党,收为已用。袁大加称道.谓“所策皆至确不易”,盼他早日归来进行。立宪派谋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中心,再合并非同盟会各党,如共和党、统一党,黎元洪居其名,梁启超居其实,争取各省都督如蔡锷、谭延闿、程德全等的支持。一九一二年六月,政局不安,促梁返国运动益为积极,甚至蔡锷、程德全、黎元洪请袁破格录用。汤化龙认为时机已到,梁如归国,可与黎元洪提携,或合并各党.或别造一党使同盟会不敢轻侮,再取代同盟会的内阁。

  上海和议之时,唐绍仪的态度已引起袁的猜疑。其后唐为促成袁与革命党的合作,不惟加入同盟会,且曾劝袁南来,袁愈以为他与孙中山结纳,别有所图,杨士琦、杨度、赵秉钧辈乘而谋孽。孙中山尚无意与袁争一时长短,宋教仁则力主政党内阁,人称唐绍仪内阁为唐、宋内阁,唐不甘完全仰承袁的鼻息,宋尤不肯事事将顺。袁不习于民主政治,左右又尽为旧日官僚及敌视同盟会的政客,袁、唐间的裂痕浸大。同盟会初欲假国会之力,以监督政府,使袁不得擅作威福。自共和党出现,同盟会失去了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袁深知清室的迅速灭亡,由于外重内轻,进而谋收地方主权。此时他的势力仅及于华北、东北,对于南方同盟会的都督固不能指挥自如,非同盟会的都督亦多各行其是。南京留守黄兴,望高权重,有第二总统之称,袁更有芒刺在背之感。因人成事的湖北黎元洪,形单影孤,革命党人气焰嚣张.视黎蔑如,黎思结袁自保,袁复有意笼络。袁以整顿军务为名,命各省裁兵,不得自为风气,阻挠侵越。黎承袁的意旨,主张军务与民政分为二途,同盟会的都督力言不可。

  借款不成,为清室被迫退位的另一原因。及袁当选总统后,军费所需既巨且急,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允于南北统一后供给,并应袁之请,先行垫付若干,附带条件为此后垫款及善后大借款,须由四国银行团优先承担。袁再请垫款,银行团要求监督用途,并不得向他处另借。唐绍仪以条件过苛,改向比利时银行订借。英、美、德、法公使指为失信,要求取消并道歉。唐不得已,允由银行团承借。四国银行团又要求借款开支须经其核准。遣散军队须由外国武官监督,唐不能接受。袁以唐将比国借款的大半付与南京政府,早已不满,改命与唐不睦、籍隶共和党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借款虽仍未商就,垫款则已成交。黄兴连电责熊,共和党进行倒唐,唐不安于位。直隶都督问题发生,更感难堪,①遂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六日辞职出京,同盟会阁员继之求去。共和党、统一党纷电诋唐蔑视职守,结党把持,应组织超然内阁,袁即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总理,以在临时参议院发言不当,新提阁员悉被否决。北京军警指参议院挟持私见,黎元洪责其违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为“奸府”,请袁便宜行事,盛传将解散参议院。参议院迫于形势,通过袁第二次提出的阁员,次日,即弹劾陆征祥失职。陆称病请假,由赵秉钧代理,此为同盟会或国会与袁的第一次正面斗争,亦为袁第一次对同盟会或国会的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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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直隶省议会请以王芝祥为该省都督,唐商得袁的首肯,表示同意。未几袁借口直隶军人反对,背弃诺言,改命王芝祥赴南京办理遣散军队,唐拒绝副署,袁置之不理。

  孙中山将总统让袁之后,决致力于国家建设,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实业发展、铁路计划。黄兴亦请辞南京留守,示无割据之意。内阁问题发生,袁邀孙、黄入京,以期消弭政潮。同时从黎元洪之请,召武昌起义有功,而与黎积不相能的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北来,加以杀害,罪名是“图谋不轨”,临时参议院及黄兴严词诘问,袁为制造同盟会对黎的恶感,将黎来电公布,使黎无以自解,死心相依。孙中山为顾全大局,八月下旬,毅然北上,黄兴继之而至。孙留京二十余日,与袁会谈十三次,希望袁作正式总统,十年内练陆军百万人,建筑铁路十万里,袁即授以计划全权。为使袁得以放手而为,孙、黄同意由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九月二十五日,袁发表八大政纲,谓系与孙、黄及黎元洪的共同协议,包括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产,建置钢铁工厂,提倡国民实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采地方分权主义,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早日获得各国承认与借款。同日,任命赵秉钧为国务总理,阁员多加入甫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算是国民党内阁,国民党愿以全力赞助政府。

  唐绍仪去职后,宋教仁认为同盟会的扩组与增强至为迫切。为争取正式国会议员的多数,阻止梁启超的大党计划,更有此必要。共和党是同盟会劲敌,无法言归于好,统一共和党的干部多为同盟会旧人,愿于有条件之下与同盟会破镜重圆。鉴于共和党与袁世凯的勾结日急,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的要求,易名为国民党,删除政纲中的男女平权,改力谋国际平等为维持国际和平,改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为注重民生政策,变总理制为理事制。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正式成立于北京,除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外,并加入了三个小政党,孙中山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吴景濂等为理事。另有参议,列名者有各省都督,如胡汉民(粤)、柏文蔚(皖)、李烈钧(赣)、阎锡山(晋)、谭延闿(湘)、尹昌衡(川)等,党员中熟悉西方政治的固有,官僚政客亦多。此事系宋教仁一手促成,孙中山就请他代理理事长。

  约在同盟会扩大而成为国民党的同时,共和讨论会亦与共和统一党等政团商定合为民主党,梁启超的大党希望颇有实现可能。袁世凯与孙中山、黄兴达成协议后,并想将梁启超收入毂中。一九一二年十月,梁与袁获致谅解,由日本返国,袁礼遇有加。梁自称所受欢迎几倍于孙、黄。“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至全社会,举国若狂,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而思战斗之意。国民党……手忙脚乱”。他以为前途气象至佳,大有可为,曾动组阁之念,不免视事太易,自命过高,不自觉的为袁所愚。国会选举结果揭晓,民主党当选者寥寥无几,梁为争取议会席位,不得不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加入共和党。及宋教仁被刺(见417—418页),国民党指目于袁及梁。梁梦寐以求的大政党,迟迟不成。袁更无意用他为国务总理,始知“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但仍想结合各种力量,以“祸国最烈”的暴乱派(国民党)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之抗,而以“腐败社会”(袁系)为第二敌,暂时稍为假借,他诋国民党为横行骄蹇的新贵族,称袁的政府在法律上为国家机关,应予维持。五月二十九日,在袁决心与国民党干戈相见的前夕,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正式合为“进步党”,黎元洪任理事长,梁启超、张骞、伍廷芳、汤化龙、孙武、蒲殿俊等为理事,直隶都督冯国璋、热河都统熊希龄、云南都督蔡锷、广西都督陆荣廷等为名誉理事,梁启超是实际的党魁。在袁或北洋派与国民党的对峙中,进步党成为第三种势力,而与袁或北洋派一气,国民党主张主权在人民,采议会政治,地方分权,进步党主张主权在国家,中央政府应强而有力。这是两党政策的分野。

  二、袁与国民党的武力决斗

  袁世凯就任总统不久,即有第二次革命之说。唐绍仪内阁倒后,袁将行帝制的传说复盛。张振武等被杀,若干国民党人,确有举兵之议。孙中山、黄兴北京之行并不能使袁释然。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俄国与外蒙古私订协约,中国朝野愤慨,孙中山表示愿亲赴东京,促成中、日同盟.与俄一战。宋教仁亦欲自行出使,与日本提携。日本对袁向不友善,而与国民党素有交往,袁恐孙、宋将借对外以对内,结援日本,陷已于不利,拟命他的私党曹汝霖前往,别图活动,为日本所拒,更增加他疑惧。

  袁为削夺都督权力,于各省置民政长,作为省行政长官,籍隶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坚决反对。孙中山建议民选,袁定要由中央委派,特颁诰诫军人训条,统一察吏政权。新任江西民政长遭到拒绝,袁归罪于李烈钧,斥其反抗中央,派军舰开往九江制止。共和党亦称国民党向日本借款购械,谋割据东南。袁声言对于不逞之徒,当竭力殄除。李烈钧反唇相讥,责中央滥肆淫威,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赖各方调停,暂获无事。

  袁对国民党的更大忌恨为国会选举。国会有两大任务,一为选举正式总统,一为制定宪法。一九一二年八月,国会组织法与议员选举法公布,竞选活动展开。国民党声势浩大,悉力以赴,倘一旦获胜,不仅内阁将为所得,袁的正式总统亦大成问题,纵令当选,国会所制定的宪法,势必仍于其不利。国民党报纸倡言,将来国会应自行集会于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庶可尽立法之责,制定最坚固的宪法。否则若议员“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将皆成为木偶”,等于说北京不宜再作首都。孙中山为对俄问题亦谓,非速行迁都不可。袁亦借对俄问题,发表宪法意见,谓今日总统不负责任,无以自由执行,能否达到废除俄蒙协约目的,须视将来宪法如何。 “若为弱国、亡国宪法,虽胜余百倍,亦无能为役。此后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闲人制定宪法;当为总统办事地方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故制定宪法必取消防御主义。”对于国会集会地点,一九一三年一月,除明令定为北京外,直隶都督冯国璋通电斥国会自行召集、自行指定地点之说为动摇国本的谬论。“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惟有执国法以随其后”。袁与国民党之争愈趋尖锐,暗中对付国民党要人的阴谋已经决定。

  是年二月中旬,孙中山自上海至东京,发表演说,盼中日辑睦,并曾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两度密谈,共同发起“中日同盟会”。两人论到今后的中国,桂太郎说,袁世凯终非忠实的政治家,终究为中国敌人,亦为孙的敌人。不过今日如和他相争.反无益有损。应以全力造成铁道干线,再起执掌政权,日本必全力为助。不数日.桂太郎去职,孙续与新首相山本权兵卫相晤,仍望中日联好,经济合作。袁于孙之访问日本,本存猜忌。共和党人复张大其辞,谓国民党有不轨之图。

  半年以来,宋教仁极不满于袁,惟声称不争目前得失,自有将来局面。又说,欲救此拖延政局,须俟国会成立,改组一负责任政府。孙中山游日之时,国会选举结果已经揭晓,国民党居于优势。宋教仁所说的将来局面已至,一再在武昌、上海演说,指责现政府苟且因循,罪无可逭,扶危济倾,惟国民党是赖。国民党议员明谓非倒袁无以奠定共和。三月初宋又在南京攻击现政府的外交、内政、财政,谓 “中华民国之基础极为动摇.皆现在之恶政府所造成”,俟正式国会成立,内阁宜由政党组织,宪法由国会自订,地方与中央分权,取消腐败官制,国务总理由国会推举,不必由总统提出与任命,使政府成为国会政府。这些露骨的批评,在民主国家原为常事,在袁世凯及国务总理赵秉钧则难以忍受。黄兴恶袁恣肆,欲因正式国会改选总统,章炳麟主推黎元洪,宋教仁同此意见,与黎已有成言,事为袁、赵侦知,决除宋而后已。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袁已对国民党发出警告,凡有倡言革命者,依法严办。赵秉钧出身小吏,一向主管警务,习于下级社会情事,蓄养私党以为爪牙,上述命令发布后三日,赵的秘书洪述祖召上海帮会头目应夔丞北来,给以巨资,命暗杀国民党首领,一九一三年二三月间,国会召开在即,倒袁传说愈炽。三月十三日,应夔丞函洪达祖,谓宋在上海运动军队,若不剪除,大局将乱,洪命妥速办理。二十日,宋在上海车站遇刺,二日后不治而死,年三十二岁。

  任何人都明白宋教仁是死于政治暗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全案破获,证明袁世凯、赵秉钧确为主使者。三月二十五日,孙中山自日本赶回上海,主迅速出兵,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黄兴等认为力有不足,主法律解决。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几占半数,如能再联合其他党派,先之以质问弹劾,继之以宪法运用,最后不举袁为正式总统。倒之并非难事。因之议久不定,迁延蹉跎。袁处于中央有利地位,兵符在握,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复予以财政支持,遂决与国民党见一高下,调兵遣将,着着领先。

  一九一二年六月,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接受了俄、日的要求,允对华借款不妨碍俄国在北满、外蒙、新疆及日本在南满、内蒙的特殊权利,合组六国银行团,续与袁政府谈判。一九一三年三月,美国新总统威尔逊(W. Wilson)以借款条件有损于中国行政独立及门户开放政策,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因变为五国银行团。四月二十七日,袁政府不经国会同意,径与签订所谓“善后大借款合同”,总额二千五百万镑(二万万五千万元),年息五厘,八四折交款,用途为清还外债,支付政费,三天内交两百万镑①。借款的担保为盐税,设盐务总署,内置稽核总所,产盐地区设分所,由洋员稽核税收。又设审计院,内设外债室,由洋员任外债长,审计开支。美国虽未参加借款,而五月二日的承认民国政府,无异于对袁的精神支持。

  正式国会于四月八日开幕,国民党议员或因得失心重,或被袁收买,对宋案迄无表示。孙中山、黄兴请严究要犯,指赵秉均主谋,赵反诬黄兴设暗杀机关。对于大借款案,黄与国民党都督纷纷反对,责政府违法,国会亦不予承认。孙曾对银行国警告,并劝各国政府人民阻止付款,俱归无效。这是民国以来帝国主义者初次助长中国内战。

  善后大借款成立,黄兴知战事难免,始有意举兵讨袁。五月,章炳麟、岑春煊相继到武昌,游说黎元洪。黎以宋教仁死,惧祸及已,复以与国民党宿怨甚深,怀疑黄兴欲图湖北,已决心附袁。袁军遂至汉口。属于进步党的都督,均随黎为袁张目,甚至国民党的山西、陕西都督亦列名于攻诋黄兴的通电。袁得银行团垫款后,即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有如战时内阁,明令痛斥第二次革命密谋。严捕内乱党徒,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拿问国民党国会议员。冯国璋等八十二人通电,决以武力对待倾覆政府之人,袁公开谈话,倘孙、黄另组政府,即以兵力征伐。国民党仍然举棋不定,意气大非两年前可比,持重不敢轻发。社会人心对袁尚未完全绝望,认为他有经验能力,国民党迹近奸乱,反袁为一党之私。上海总商会呼吁和平,如先启兵端,即为与人民为敌,视为乱党。苏、浙士绅及国民党名流汪兆铭、蔡元培同在奔走调停。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谓秩序一破,定招列强区分,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暴民政治之祸,甚于洪水猛兽”。在此苟安的心理下,国民党再想重演辛亥年之事,已无可能。袁亦非当时的清廷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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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八四折后,实际借款为二千一百万镑,以二百八十万镑清还各省借款,二百万镑赔偿辛亥革命期间各国损失,再扣除已垫付款六百万镑,仅余约一千零二十万镑。

  六月九日,袁断然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李为反袁的急先锋,竟卸职而去。于是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及参预反袁运动的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岑春煊一一被黜。李烈钧到上海后,经孙中山的激励,再返江西。以九江已为袁军所据,七月十二日,改于九江以东的湖口举兵,称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黄兴欲拥岑春煊主江苏军事未果,乃投袂而起,新入南京,迫江苏都督程德全独立。接踵而起的有上海、安庆、福州、长沙、重庆。袁的主力军分由京汉、津浦铁路南下,海军驶集长江。江西、南京为主要战场。李烈钧、黄兴先后兵败,两个月内,势及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七省的讨袁军烟消云散,①孙中山等分走日本、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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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七月二十五日,袁军李纯夺取湖口,八月十五日入南昌。七月二十九日,黄兴离南京。九月一日,南京为袁军张勋占领。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屡攻制造局不下,八月十三日失败,广州由陈炯明领导,八月四日,兵变被逐,八月六日,安庆柏文蔚出走,福建孙道仁、湖南谭延闿的独立,颇为勉强,分于八月九日及十三日取消。重庆的熊克武于九月十二日为助袁的川滇军所败。

  三、变相的君主

  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取代清廷。他虽控有中央、北洋军的防区,然势力只限于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经过二次革命,战败了国民党,他的势力始大加扩张,以倪嗣冲、李纯、张勋、汤芗铭、龙济光、刘冠雄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湖南、广东、福建都督。张勋因在南京纵兵杀掠,日人三名被戕.引起日本的严重抗议,英、美一致指摘,袁调张为长江巡阅使.以冯国璋代督江苏。冯与倪嗣冲、李纯为北洋嫡系,汤芗铭、刘冠雄、龙济光为袁的私党。云南都督蔡锷于讨袁之役,态度中立,事后被召入京,黎元洪亦被迫离开湖北。①袁世凯几尽有东北、华北、华中及东南濒海诸省。

  二次革命前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有的惧祸离京。有的但图苟全,有的脱党附袁,已成四分五裂之局。袁以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称决组成一个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经验的内阁,但是外交、内务、陆军、海军、交通五部俱为袁系人物。进步党所得的只有教育(汪大燮)、工商兼农林(张骞)、司法(梁启超)及熊自兼的财政总长,情形与唐绍仪的同盟会内阁无异。②

  袁之以熊组阁,不过借以表示他并非不容政党,不用新人,实际是以进步党为过渡,帮助他取得正式总统。选举正式总统须先有宪法,制定宪法需要相当时间。袁恐夜长梦多.再有变化,将来的宪法对他是否有利,正式总统是否能必然到手,俱是问题。早在五月,当他与国民党破裂在即之时,已要求国会先选正式总统,说是非如此不易获得各国的承认,民国的地位不算稳固。所谓民国的地位,就是他的地位。八月,袁的军事胜利在握,黎元洪与各都督,联名请国会提前制定宪法内的总统选举法,进步党和他们一唱一和。此时国民党议员愈不敢立异,参议院、众议院议长均为进步党,③且公开主张拥袁为正式总统。十月六日,依照总统选举法由参众两院合组总统选举会,便衣军警与无赖组成的”公民团”,包围会场,非将他们属望的总统当天选出,不许议员离开一步。经三次投票,一直到了深夜,袁方如所愿。翌日,黎元洪再当选为副总统。英、俄、法、德、意等国立即承认中华民国,美总统威尔逊亦向袁祝贺。袁兴高采烈,于十月十日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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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至武汉,强黎北去,湖北都督由袁系的段芝贵继任。黎至京后,被置于瀛台,即十五年前慈禧幽禁光绪处。

  ②梁启超欲自任财政,袁不同意,经熊力争,改由其自兼。

  ③参议院议初为国民党的张继,六月张继离北京,由进步党的王家襄继任,众议院议长为汤化龙。

  袁根本不想要宪法,亦不喜临时约法。就任正式总统后六天,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权力。国会以宪法草案已经脱稿,无增修约法必要。袁径行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诋国民党把持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拟草案,侵夺政府权力,形成国会专制,影响国家治乱兴亡。十一月四日,发动政变,指国民党议员构煽为乱,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籍隶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从此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及宪法草案无形撤销,时距袁当选总统不及一个月。残余的国会提出质问,熊希龄答称,国会现已无权。翌年(一九一四)一月,再下令停止所有议员职务,国会正式解散,各省议会亦先后遭到同一命运。梁启超曾劝袁对国民党不可过事压迫,方可携国会以号召天下,袁不之从,进步党一样殃及。舆论不满于袁,对进步党亦严加责难,多归罪于梁,谓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解散国会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以社会所最信仰之人,而又自负为名流内阁者,竟出于此,实百口莫辩。对于现实的财政问题,熊更为棘手,掌握铁路收入与交通银行,人称“财神”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有意与熊为难,熊与梁启超一筹莫展。有人劝他们从速自拔,勿再为他人作工具,袁亦望其早去。一九一四年二月,熊、梁终于挂冠。戊戌变法梁等曾为袁所卖,现又重尝苦果。

  国会解散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袁命各省派员来京。会议地方行政。寻扩大为“政治会议”。以前清云贵总督李经义为会长,各都督请袁咨询以救国大计及增修约法程序。政治会议议决停止国会职务,另设造法机关,修改约法。此一造法机关,定名曰“约法会议”,一九一四年三月成立,议员名为选举,实同指派,变节的国民党人孙硫筠为会长。五月一日,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即“新约法”。废止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即“旧约法”。新约法规定总统总揽治权,对国民负责;旧约法规定以国会、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治权,内阁对国会负责。新约法规定立法机关为“立法院”,由总统召集,别设“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旧约法规定国会自行召集。新约法规定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员、宣战、媾和、缔约;旧约法规定以上各事须经国会同意。新约法规定总统得颁给爵位;旧约法无此规定。新约法规定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赞襄之;旧约法规定国务员辅左总统,负行政责任。新约法规定遇有非常事变,总统得为财政紧急处分;旧约法无此规定。新约法规定宪法由参政院起草审定,再由国民会议决定;旧约法规定宪法由国会制定。新约法规定立法院未成立前,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易言之即不拟成立立法院。

  新约法公布之日,废除国务院,于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领。下置左丞、右丞,徐世昌为国务卿,哀的亲信杨士琦为左丞,徐的亲信钱能训为右丞。总统为海陆军大元帅,置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又置将军府,裁撤各省都督,分授以将军名号,督理军务,作为中央的临时派遣官。地方行政采省、道、县三级制,改民政长为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知事。

  袁的权力虽极度扩大,仍感不满。尚被永远保持,以及于身后。供他指挥的参政院有七十三名参政,由袁任命,多为新旧官僚,院长为副总统黎元洪。一九一四年八月,参政院议决修正总统选举法,交约法会议讨论。十二月,通过颁布。总统任期,由五年延至十年,期满参政院得议决由总统连任。如须改选,现任总统得推荐三人为候选人,现总统亦可继续当选。总统选举会由参政及立法院议员各五十名组成。袁不只是独裁元首、终身总统,并可指定继承人,与皇帝毫无二样。他的外籍宪法顾问美人古德诺(Frank J.Goodnow),日人有贺长雄.对于约法、总统选举法的修改,均参与其事。

  有了君主的实际,还要在形式上予以衬托。国务卿的“卿”字,系隐喻总统之同于皇帝。左丞、右丞及总统府的内史、承宣等官名,及文官官秩之分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上士、中士、少士无一非封建旧称,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尊孔为巩固君权的必要之举。一九一四年二月,规复祭天、祀孔。祭天由总统主持,用古代冠服,行跪拜礼,祀孔的礼仪略同。此外尚有觐见条例,军人训条命军人“忠事元首”。

  一九一四年为袁世凯大力复活帝制的一年,亦是清室遗老认为复辟在望的一年。他们对于在前清历居要职的赵尔巽、锡良、李经义、宝熙、劳乃宣等之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徐世昌以清室太傅之被任为国务卿,及清史馆之设置(馆长为赵尔巽),无不大感兴奋,以为袁有意复辟,辛亥冬间,劳乃宣曾发表一篇《共和正解》,说是“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故曰共和”,希望保持宣统的名位。是年(一九一四)他又作了一篇《共和续解》,为袁代筹,劝袁暂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国”,俟总统十年任满,将政权还之宣统。康有为乘袁倡行尊孔之时,大事宣传,其意实在复辟。礼制馆顾问官刘廷琛请返政清室,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及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分在北京、上海公开讲演复辟。他们会错了袁的意图,变更国体的愿望虽然彼此相同,但是复辟的主张与袁的帝制自为打算,则南辕北辙,无法两行。袁加宋育仁以“邪说惑众,紊乱国宪”的罪名,解送回籍。复辟派大为沮丧。

  第二节 俄、英侵略边区,日本谋吞中国

  一、俄、英割裂外蒙、西藏 俄国垂涎外蒙由来已久,日俄战后,因在满洲的扩张被阻,日本又承认了它在外蒙的特殊利益,窥伺愈力,清政府不得不变更以往的消极政策,允汉人出边开垦,汉蒙通婚。至一九○九年,进入外蒙的汉人不下十万人,同时兴办新政,添置了许多有名无实的机构,库伦活佛三公的权利受到侵夺,蒙民的负荷为之加重,俄人从中煽惑,活佛王公阴图反抗。俄国指中国对外蒙的措置,有碍睦谊,应即停止,否则将筹对付之方。武昌革命发生,清政府无力北顾,俄国认为是瓦解中国的机会,一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活佛哲布尊丹八世实行独立,十二月二十八日,自称大蒙古帝国皇帝。俄国继之要求中国不在外蒙驻兵、不殖民、不干涉内政,如有改革,须得俄国同意。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以民族平等,袁世凯就外蒙利害,分劝外蒙取消独立,活佛请袁先与俄国相商。俄国并不欲于此时使外蒙与中国分离,但望排除中国的势力。因为外蒙力量薄弱,如果独立,或将成为俄国的负担,如果坐视不问,中国对外蒙古的统治势必加强,最好是使外蒙自治,由俄国独占经济权益,顾虑的为日本、英国的态度。一九一二年,分别与日、英成立密约及谅解,划分俄、日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而以西藏为对英的交换条件。同年十一月三日,与外蒙签订所谓“俄蒙协约”,俄助外蒙自治,代为练兵,保持现有秩序,不准中国派兵移民。另订一“商务专条”,俄人在外蒙享有自由居住、往来、免纳出入口税,开办银行、邮政,租购土地,经营工、商、林、矿,航行河流权。

  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换文,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的自治权、不驻兵、不设官、不殖民,仅可任命大员及专员,分驻库伦等地,其他问题另行协商。一九一四年九月,中、俄、蒙三方代表会于恰克图,俄国多方刁难,袁世凯不敢强争。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中、俄、蒙成立协约,俄蒙商务专条继续有效,活佛受中国册封,外蒙设立自治官府,得与他国订立有关工商事宜条约,限定中国驻库伦大员及各地专员卫队,中国对外素仅存宗主权的虚名。

  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亦于辛亥革命之时,复行转急。一九—一年十一月,驻拉萨的川军哗变。达赖十三世得英国饷械之助,嗾使西藏僧番围困川军,扰及西康。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命四川、云南派兵赴援,印度总督亦遣达赖自大吉岭回藏。北京英国公使抗议中国进兵,要求不得干涉藏政,否则不承认民国政府,将以实力协助西藏独立,袁的政权有赖英国支持,命西征军停进,开复达赖名号,拉萨驻军被迫缴械,第二年,达赖与库伦活佛互认独立。

  英恐俄人利用蒙人插足西藏,勾结一向亲俄的达赖,因之希望与中国早了藏事。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英藏三方代表在印度西姆拉(Simla)会议,依英国代表麦克马洪(A.H.McMahon)的要求,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订一暂时草约,分西藏为内外二部,以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为内藏,其以南及其以西为外藏,划为自治区。中国不在西藏驻兵、设官、殖民,仅可于拉萨派一大员,英国派一商务委员,各置卫队。达赖由中国授以封号,但未得北京承认。七月二日,英国径与西藏签订正约并换文,划分藏、印东界,即所谓“麦克马洪线”,是后达赖东犯,西康几尽为所陷,事实西藏等于脱离中国。

  二、日本力图南满、东蒙与进兵山东

  一九○七及一九一○年,日俄两度订立密约,视满洲为己有(见342一344页)。武昌革命军起,日本恐波及满洲,一面由外务省命驻俄大使与俄国共商应付,一面由军部命川岛浪速辈勾结宗社党肃亲王善睿,诱煽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谋建立满、蒙政权。因美、英、德反对,中国南北统一,所图未成。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日俄签订第三次密约,将两国在南满北满的利益分界线展至外蒙边境,划内蒙为东西二部,东部包括热河在内,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西部包括察哈尔以西,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日本将南满、东蒙合称为满蒙,力谋扩张铁路,垄断经济利益。一九一三年初,要求减低朝鲜满洲陆路通商关税未遂,及袁世凯决心与国民党一战,五月二十九日,终于接受,与日本订立“满鲜国境通商税约”,关税减轻三分之一,日本在南满贸易居于绝对优越有利地位。二次革命期间,国民党曾得日本之助,失败后纷去日本,继续倒袁活动。袁希望日本勿与交往,尤盼承认他的政府,不惜再付出代价。日本乘机勒索,提出满蒙铁路问题,袁全部允诺。十月五日,中日订立 “满蒙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一称“中日满蒙五路换文”。五路为奉天四平街经郑家屯至洮南线、吉林长春至洮南线、奉天开原至吉林海龙线、海龙至吉林省城永吉线、洮南至热河承德线,合计约一千六百公里,均与南满、安奉铁路连接,将南满、东蒙、朝鲜打成一片,形成一个铁路网。阻止中国建筑南满及北满、奉天至吉林的铁路计划。一九一四年六月,复宣布他国若在南满东蒙经营铁路,须得日本的许可,俨然以南满东蒙的主人自居。

  经过中日、日俄战争,日本每十年一战,每战必有所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为时会又临,准备加入战团,夺取德国在东亚及太平洋的权益,声言于必要时履行英日同盟义务,中国自知处境之危,八月三日,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又三天,宣布中立。日本已决定进军山东,攻夺青岛(胶州湾),责中国不先与相商,即限制战区。英国恐日本势力增长,危及自己的地位,英使朱尔典劝中国自取青岛,中国亦有此议,拟一面与德国磋商,一面派兵围守,将青岛收回,使日本失去对德国开战口实。袁世凯畏首畏尾,不敢采行,反与日本密洽,如日本使国民党人离境,可不反对日军登陆山东。

  八月十五日,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舰退出中国海面,将青岛交付日本。同日,知照中国,盼信任日本,倘中国发生内乱,愿协助平定。青岛问题,中国不宜自行处置,否则将引起严重后果。北京德使馆以事机急迫,有意将青岛交还,曾与北京商谈,立遭日本诘问。中国驻德公使亦在柏林试谈,德政府以日本既发出最后通牒,不容再作其他考虑。再者,青岛的命运决定于欧洲战场,确信最后胜利,必属于德国。北京转询英、美态度,英以日本参战成为定局,纵令德将青岛交还中国,日本亦不承认,仍必出以战争。美以日本保证对华无领土企图,将来青岛可归还中国,并声明不损害美国在华利益,表示满意。中国建议将青岛暂交美国接管,日后再归还中国。美国不欲另生枝节,说是无能为力。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对德宣战,要求中国划黄河以南地区,供日、德军交战。九月二日日军径行登陆山东半岛北部的龙口,占领附近城池,中国无奈,允以龙口、莱州,与毗连胶州湾各地为日、英、德三交战国军队行用之地。日本对德开战,系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实不成为理由,日外相加藤高明亦说,根据盟约,日本并无参战义务,但应利用这个机会,升高日本的地位。首相大隈重信坦白表示,参战是为伸张日本的权利。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境内进行,此次也是一样。日军登陆龙口之后,西南侵入不在战区内的胶济铁路的潍县车站,所至凌辱官民,掠取财物。中国责以破坏中立,日本指胶济铁路为胶州湾租借地的一部分,决全部占有。中国须撤退沿路驻军,否则如有冲突。即认为助德敌日。十月六日,济南车站被占。中国再三抗议,谓侵犯中立,已达极点。日本悍然覆称,有此必要,英国亦谓日军之占据胶济铁路,乃正当防卫。各省当局请袁严切交涉,令日军撤退,如再有意外行动,惟有最后对付,袁但命镇静以待。围攻青岛的日英陆海军二万余人,德军四千人抗拒四十日。至十一月六日,力屈而降。中国于战争结束后一个月,要求日本撤兵。又一月,取消山东特别行军区域。日本指为未当,声明日军不受影响与约束。举世震骇的二十一条,随之提出。

  三、二十一条要求

  日本对德宣战前后,日本报纸纷主照日、韩先例与中国缔结协定,并刊载自制的“中日新议定书”。八月二十五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建议外相加藤高明,与袁世凯交涉,袁如承认旅顺、大连租期延长为九十九年,允日人在南满、东蒙有居住营业自由,借用日款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铁路,日本可令中国革命党人离境。

  十月二十九日,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向内阁及元老提出“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更为狠毒周详,说是对华行动,不当专注意于青岛的攻占,须重视更远大的战略,采取主动外交政策,以果决态度,使中国投入日本怀抱,与之订立防御同盟。具体事项;一为中国内乱或与他国交战,日本给以兵力援助,负保全中国领土、维持治安之责。二为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内蒙的特殊地位,将统治权让与日本。三为日本须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如铁路、矿产。四为中国将福建要港让与日本,并给与该省全部矿权。五为由日人训练中国陆军、海军。六为统一中国军械采用日制,由日本协助于各要地设兵工厂。七为整顿中国财政,以日人任顾问。八为延用日人为中国教育顾问,各地设立日语学校。九为中国与他国订立借款租地让地条约,须得日本同意。意见书复就如何制造中国内乱,如何应付列强,加以论列。袁世凯表面上对日本表示善意,实欲依赖其他列强,以对抗日本。目前袁无从获得列强借款,将不能维持秩序,结果是中国分裂。日本不可一唯助袁,因为袁奸滑诡谲,今日可为日本之友,一旦大战终了,又将背弃日本而与他国相结。日本应诱致中国革命党、宗社党及其他不满于袁的分子,制造纷乱,袁政府必随之而覆,日本即可择一有势力、有声望之人,组成一新政府,助其恢复秩序,中国人民将倾心归顺日本。不过中国如仍有保持共和政体,将为中、日同盟的一大障碍。所以必须使变为君主立宪,这个原则极应坚持。至由何人为君主,以后相机决定。对于列强,当首与俄国成立特殊谅解,确定日本在满、蒙的地位。英国的势力范围在长江、西藏,如予认可,自不致反对日本的政策,且亦无此实力,法国更无足轻重,所当注意的为美国。美国在远东虽拥有海军,如不侵及美既得权利,当可满意,并不足惧。总之,日本应断然决定对华政策,不受他人指挥,而指挥他人。以绝对信心,贯彻施行,一举而独霸远东,控有中国。此外尚有陆军省拟定的“中日交涉事项觉书”,参谋本部的“中国问题处理大纲”。日本内阁根据以上计划,于十一月十一日,作成决议二十一条,十二月三日,加藤以之交付奉召返国听训的日置益,命相机提出。十二月四日,日置益离东京经山东回任,与使馆人员会议后,有所修正。加藤令仍照会原案,尽速向袁世凯交涉。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一日,发出最后训令,同月十八日,日置益将二十一条面交袁世凯。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为关于山东者,中国允许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土地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烟台或龙口至胶州铁路,由日本建造;开山东省内主要城市为商埠。第二号为关于南满、东蒙者,中国承认日本在该地的优越地位;旅顺、大连租借期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展至九十九年;日本得在南满、东蒙享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为盖造商工业房厂及耕作之用,自由居住往来,经营商工矿业;中国如允他国在南满、东蒙建造铁路或向他国借款建造铁路,或将税课作抵向他国贷款,或聘用政治、军事、财政顾问、教习,皆须得日本同意,吉长铁路归日本管理。第三号为汉冶萍公司作为中日合办、属于该公司各矿的附近矿山,不准他人开采。第四号为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为关于全部中国者,中国政府须聘用日人充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聘用多数日人;中国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向日本采办,或中日合办军械厂;中国允给内地所设医院、寺院、学校以土地所有权;中国允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筹办铁路、矿山、整顿海口(船厂在内),有优先投资权。

  加藤谓第一至第四号的实行为绝对必要,应竭尽手段,以求贯彻。第五为劝告事项,但总期实现。日置益提出时,并未露示,迫袁全部接受,并守秘密。

  四、袁世凯对日屈服

  袁世凯知道这幕交涉重大,他的初步对策,一为故示强硬,使日本有所瞻顾,并希见晾于国人。一月十九日,他对他的日籍顾问阪西利八郎。斥日本竟以亡国奴对待中国,中国绝不作朝鲜第二。外交次长曹汝霖复告日置益,谓日本要求难以接受,接着各省将军联名反对。二为将内容外泄,促起舆论与列强的注意,期对日本有所影响。一月二十二日,北京报纸刊出此项消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S. Reinsch)亦获悉要求的大概。三为拖延时间,以观变化。一月二十七日,更易外交总长,以陆征祥代孙宝琦为手法之一。日本对于袁的权术及隐衷,—一窥破,丝毫不以他与各省将军的表示为意,但颇重视消息的漏出,招来列强的干涉,警告北京外交部勿施远交近攻之计,应迅速谈判。

  日本深知袁急欲帝制,所顾虑的为国人的反对,特别是国民党。二十一条甫一提出,即对袁利诱威迫。日置益先表示愿保障袁的地位及身家安全,取缔在日本的革命党、留日学生,纠正在华日本浪人商民行事。继谓日本人民怀疑袁的态度,常抱反感,有援助革命党倒袁之议。①今次条件,须绝对同意,方可证明对日亲善,以后日本可遇事相助。若迁延迟疑,将生不虞事态,至有更甚的要求。加藤面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为袁永久计,应与日本结合。中国秩序虽已渐次恢复,随时仍有发生动乱可能。袁为自身考虑,对共和政体将作何改变,殊值得三思,如因政体而引起革命,恐非袁本人所能防止。大隈开门见山地说,中国若行帝制与日本为同一国体,当乐于赞同。日本报纸宣称,中国苟能与邻邦视善,不论政体如何,皆所欢迎,要亲善就须答应日本的要求。袁于这些言论不能无动于衷,袁克定亦殷望做到中、日唇齿相依。

  美国为唯一尚未卷入大战漩涡的大国,芮恩施电告国务卿白莱安(W.J.Bryan),谓中国的独立与门户开放已受到威胁。中国如予拒绝,日本将制造中国变乱,作为军事行动的口实。中国应将二十一条通知美国,美国应与英国取得谅解。白莱安的看法有些两样,不若芮恩施的积极。威尔逊要白莱安注意日本目前在华地位和意向,命芮恩施对中日谈判暂不干预。

  二月二日,中日正式谈判终于在日方催促之下开始。中国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日本代表为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陆不习日事,曹为亲日派。中国初仅允议第一、第二号,以日方坚持所有条款均须谈判,数日后复允议第三、第四号。日方谓第五号亦须作大体的讨论。关于第二号,双方争执不下,三月初,日方声言如短期内无满意的结果,将生不测。日内阁决定出兵,三万日军开往南满、山东、天津,军舰在渤海游弋。中国逐步屈服,惟仍拒商第五号,四月十七日,交涉停顿。

  美国虽暂不干预,但对中日交涉并未忽视。日本否认有侵害中国领土完整及他国在华权利的要求,先将第一至第四号通知美、英等国。美国重视的为第五号,对其余各号不全反对,日本始以第五号相告,说是仅系“请求”、“愿望”而非”要索”。美国再对日本申明,美国的条约权利必须尊重,承认日本对山东、满、蒙的特殊关系,不反对关于福建的要求。中国请美国劝日本敛戢。美国仅于四月中旬,指日本的要求违反中国行政独立和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决不抛弃在华利益。英国对日本未将第五号要求见告,表示遗憾,盼尊重英国在华既得权利及中国独立,但仍同情日本扩张在满洲的地位。

  ——————————

  ①一九一五年五月,孙中山致函大隈,请赞助倒袁。八月,又屡与犬养毅、头山满商谈。

  四月二十六日,中日又有一次会议,日方提出修正案,僵局仍未能打开。英、美为第五号要求,续对日本施以压力,英国警告勿因此与中国决裂,以致违反英日同盟精神,倘诉诸武力,须先咨询英国意见。美国谓不可强制中国屈服,应审慎宽容。日本内阁依元老建议,将第五号酌予删削。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置益发出最后通牒,限于五月七下午六时,应允第一、二、三、四号,第五号中关于福建的事项,届时如无满足答覆,将采必要手段,是为“五七国耻”。这时日本已下戒严令,各报声言专与袁世凯为敌,传闻已与段祺瑞、冯国璋、张勋及袁的政敌岑春煊密洽。袁拟再事让步,朱尔典亦劝他接受,以避危机。袁为自己解嘲,谓第五号中有五条已撤回不议,其余较初案挽回不少,权衡利害,惟有接受。日置益定要中国于覆文内注明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字样,袁亦照行。五月九日晚十一时,外交部将覆文送出。五月十一日,美国照会中国、日本,如中、日成立有损美国及其人民的在华条约权利、中国政治或领土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协定,美国断不承认,亦即所谓不承认主义。又称中、日所订任何条款经中国承认,而对外人在华地位有变更者,美国将同样享受其权益。这又等于承认,不过美国亦须分一杯羹。十三日,北京向各国宣布交涉始末,谓中国之接受日本要求,乃出于无奈。倘因此而令列强维持中国独立、领土完整、保存现状,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所定条约受到影响,则非中国所致。亦即是说,此次之事是由于日本的强迫,非中国所愿,不能负责。

  五月二十五日,中日签订了两个条约,互换了十三件照会,总称为“中日新约”。第一,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允借款建造烟台至潍县铁路,山东加开商埠,境内及沿海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第二,中国允将旅顺、大连租借期,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均延长为九十九年。日人得在南满商租土地,居住往来,经营商、工、农业,得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工商业,允于东蒙开置商埠,允日本在南满采矿,允借日款建造南满、东蒙铁路,允在南满聘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警察顾问教官。第三,中国允与日本合办汉治萍公司。第四,中国不准他国在福建设造船所、军用贮煤所、海军基地及其他军事设施。对于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之事,袁已先用以命令宣布。至是日本的侵略范围,正式扩及山东、福建、长江与中国沿海,并强化了南满、东蒙的势力。

  第三节 洪宪帝制

  一、伪造民意

  三十年前,袁世凯年方二十余岁,初预兵权,即动取代朝鲜国王之念,至于何时想做中国皇帝,虽不易断言,但自任直隶总督之后,权位及野心,与日俱增,已有人说他意图帝制。一九—一年十月再起,不臣之心愈甚。十一月四日,袁克定对英使朱尔典说,革命党将来会拥戴他父亲做皇帝,共和仅是过渡阶段。杨度亦谓将来袁世凯可为拿破仑。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曾对段芝贵等说;“作事须看风行船,今日民气嚣浮,不妨暂任总统,他日有机会不为总统时,则为皇帝,亦不为晚,如必拘在数日内,则身败名裂矣。”经过二次革命,他以为人莫予毒,遂刻意经营。迨日本进兵山东,二十一条要求继之而至,杨度、袁克定公然以变更国体之说,向梁启超试探。

  袁世凯何以于外交危急之际,加紧图谋帝制,或自有看法。就国际而言,英国一向是他的支持者,可无须顾虑,日前亦无力和他为难。唯一未卷入世界战争的美国,总望中国能有一稳固政府,足以抗拒日本的压力,维护美国的权益,认为袁世凯最有这种资格,所以始终不以国民党反袁为然,既首先承认袁的政府,北京美使馆对于二次革命复屡加指责,谓孙中山的行事不切实际。袁当选为正式总统时,威尔逊立即电贺。白莱安、芮恩施对于袁之取消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谓系保持统一的必要措置。威尔逊准备派人代袁练兵,同意防制国民党在美国购置武器。对于日本的野心,袁虽非不知,不过日本一再旁敲侧击,露示赞助帝制之意,如许以相当条件,当不致阻挠。至于国内国民党的势力已一扫无余,无地立足,意气消沉,甚而说革命有罪。黄兴、李烈钧等为使袁全力应付日本,通电否认假借外力,再起革命,当谨守绳墨,决不危及国家,袁认定革命党已不能有为。加之北洋军遍驻南北,不属袁系的仅有偏远贫瘠的云南、贵州、广西,不足为患。

  “中日新约”订立后六天,帝制运动转急,袁以素不喜共和的王士珍代替与袁有歧见的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同一天,颁予策划帝制的杨度以“旷代逸才”匾额。六月公布“惩办国贼条例”,以压制反对派。对于日本报纸所载袁将行帝制的消息,虽于否认,而进行不懈。两月前梁启超知袁已类骑虎,劝他悬崖勒马,勿自陷绝境,动摇国本。至是复邀江苏将军冯国璋入京,由冯向袁面询,袁仍指为谣言,说是总统的权力已无不足,何必为帝?若为子孙,更非所计。如果相迫,将避居海外。

  袁不愿径自称号,希望形式上出自民意推戴。第一步为制造舆论。八月三日,授意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结论为如果不引起中国人民与外国的反对,继统法圆满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发展俱备,君主制较共和制于中国为宜。古德诺素主集权,不论是否为袁立言,袁正好引为借口,谓号为美国政治学家亦赞成君主。八月十四日,杨度与变节的国民党人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学者严复、刘师培发起“筹安会”,宣称共和国体常致争乱。古德诺既主中国采君主国体,因组筹安会,以筹国家治安,据其所见,贡献国民。反对者纷纷上书,请诛奸救国。袁宣称帝王、总统皆非所顾恋,不过永保国家安全问题,人人均当研究。筹安会为积学之士所组成,从学理讨论君主民主制的优劣,不涉及实际政治,政府未便干涉,他本人决不背总统誓词。于是筹安会大张旗鼓,通电各省长官商会,征求会员,请派代表来京共商。袁的另一顾问日人有贺长雄发表《观奕闲评》、《共和宪法持久策》,与相呼应。①杨度、刘师培各撰《君宪救国论》、《国情论》,袁的中外通讯社有《国体研究宣言书》,帝制的呼声,响彻云霄。 筹安会致各省的通电发出的第三日,湖南将军汤芗铭即请袁“速正大位”,奉天将军段芝贵约各省长官以公民名义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北京军人、官僚首先行动。袁的左右有粤派、皖派之别,分由梁士诒、杨士琦领导,彼此暗斗。时粤派失宠,欲借促成帝制,博取袁的欢心。袁对外人态度,时在注意,上海《字林西报》云,国体应取决于国民,国民如赞成改变,外人自无异议。梁士诒劝袁采行,袁向参议院宣称,改变国体之事不可急剧轻举,“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并命筹安会只可讨论国体,不得干涉及其他。梁士诒遂组织变更国体请愿联合会,专司其事。参政院建议召集国民会议,②或另筹征求民意善法。梁士诒认为缓不济急,参政院决改以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筹安会以君主国体即可见诸事实,易名为宪政协进会。

  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办竣,同时在当地投票。十一月十五日,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为“中华帝国皇帝”。推戴书的措词完全一样,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预为部署操纵的为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将所有推戴书上奏,另备总推戴书,说是“皇天景命”,“人心咸归”,请袁“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袁答称:“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余地。”“本大总统既以救民为重,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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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古德诺原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两年前应聘为中国宪法顾问。有贺长雄为大隈重信任早稻田大学校长时所推荐。两人分于本年返国,六月中旬及八月下旬回至北京,可能是帝制派故布疑阵,使人以为他们曾得美、日当局授意,八月十七日,古德诺对记者否认赞成中国采行君主制,指筹安会引征所言有误。二十八日,筹安会含糊声明,只说古德诺对于君主共和问题,除呈送袁的节略外,无他意见。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不过自己的功业不足称述,道德对清室不能无愧,信义上对国民无以自解,对推戴一事,“无任惶骇”,不敢接受。参政院于十五分钟内,将长达二千六百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发出,历举袁的经武(小站练兵)、匡国(庚子拳乱)、开化(北洋新政)、靖难(辛亥革命)、定乱(二次革命)、交邻(二十一条)六大功烈。至对于清室,已仁至义尽,“绝续亦不相蒙”。对于国民宣誓,乃循例之词,国体已变,誓词当然消灭,道德并无所惭,信义亦可自解,仍请他 “正位登极”。第二夭袁接受了推戴,俟筹备完竣,再行施行,帝制运动算是告一段落。是后十余日,袁忙于百官朝贺,命起草君主立宪宪法,设大典筹备处,大事封爵,申令旧侣、耆老、硕故,均勿称臣,③改太监为女官,定明年为“洪宪”元年。他之不立即登极,理由为事体繁重,未可遽速举行,以践外交宿诺。实际是因为日本的压力愈来愈亟,肆应维艰,不得不尔,他的命运非他自己所能决定。

  ②根据袁的新约法,国民会议为复决宪法的机关。

  ③黎元洪被封为武义亲王不受。重要军人封公爵,段祺瑞不在其内,各省将军、巡阅使封侯、伯、子、男爵。旧侣为黎元洪、奕匡、载沣、那桐等,耆硕为王闿运、马良,故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骞,称为“嵩山四友”。对于清室,申明优待条例永不变更,允列入宪法,清室声明赞同袁的帝制,北京城内同时有两个皇帝。

  二、日本的一擒一纵

  袁世凯接受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的最后通牒后,发出一道对全国官吏的密谕,历述日本对中国的阴谋及此次要求的酷烈。应痛定思痛,力谋振作。倘“事过辄忘,恐大祸转身即至,福(疑为“神”字)州陆沈,不知死所”。大家须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他之爱国热忱,不后于任何中国人,似乎有了大彻大悟。但是事过辄忘、无天良、怀私见的是他自己,不久即加速帝制运动。他以为给日本的不为不少,日本已相当满意,一时不会再生枝节。何况日置益、加藤曾隐约表示赞同。大隈复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总统放心做去,日本甚愿帮助一切”。帝制派利令智昏,大为放心。大隈则存心置袁于炉火之上,遂其所欲。

  九月初,筹安会正在紧锣密鼓,大力进行之时,大隈对报界谈话,加以鼓煽,说是中国今日的共和政治,实难达成统一全国之实。中国国民政治思想贫乏,对于君主制或共和制,在所不问,只要国内和平,生活安定,即可满足,大多数人对于恢复帝制,必不反对。跟着电令驻华使领,如中国不因帝制而引起内乱,影响东亚和平,日本不拟干预,不过中、日关系密切,此事将来或许具有重大影响,此际不可表示态度,以免有束缚日本行为之虞。同时面告陆宗舆,万不可因帝制致乱,有妨邻国商务。又说:袁如诚意联日,日当尽力援助。日本报纸谓,中国改行帝制,必酿大乱,日本当援美国干涉墨西哥之例,要求中国政府给以保证。军方主张在帝制将成之时,表示干涉态度。是月杪,大隈命驻华各地领事,调查是否将有暴乱。

  袁世凯亦恐列强不承认他的帝制,尤虑日本勒索,希望得到英、美支持。十月初,晤英使朱尔典,朱尔典表示赞同帝制。袁又告诉美使芮恩施,国体已由国民投票决定,愿聘用外国专门人才,协助各部行政事宜。英国虽忧虑因帝制而予日本以可乘之机,又恐袁世凯为德国所诱,对英更为不利,最好是不要在欧战期间行帝制。但袁迫不及待,英国惟有顺水推舟,以争取袁的好感。美国认为帝制为中国内政问题,袁为中国的安定力量,应给以扶植。及袁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日本加急进行干涉。十月十四日,内阁通过对袁警告,请英、俄、美、法一致行动。英、俄为保持与日本的协同关系,惟有追随,倘劝告无效,仍应承认。袁得朱尔典通知.感事态严重,分别将帝制“实情”,密告俄、法、美,谓“各省异常平稳,民心异常拥戴,秩序不至扰乱”。但日本政策已定,不待美、法答覆。十月二十八日,由代办小幡酉吉邀同英、俄公使向外交总长陆征祥口头劝告,说是各地反对帝制的情绪正在广泛酝酿,不安的情势到处弥漫,应善顾大局,延缓变更国体计划。十一月一日,陆征祥照覆,国体系民意决定,各省皆可负治安之责,少数乱徒毫无实力,断无可虑之事。接着法、意的劝告踵至。美国仍以事关中国内政,任何干涉,均属侵犯中国主权,谢绝参加。芮恩施一再报告国务院,中国各阶层人士对于变更国体极感欣慰,并无有组织的反对运动,不过革命党不免有个人暴动。

  袁世凯认为各国劝告是日本作祟,大隈曾表示中国若相依赖,日本无事不可帮助,因命陆宗舆根究其真意所在。陆宗舆以为不妥,怕要价必大。日本舆论主张将中日军事、政治同盟等问题一并解决。小幡酉吉续施压力,必须答应延期,陆征祥答以本年内断不实行。新任外相石井菊次郎亦告陆家舆,如肯延期至适当时期,当予便宜援助,但必须在实行之前,与日本确实接洽。倘突然实行,将视为对日本的侮辱。可见日本并非绝对反对帝制,惟须先与商妥条件。袁以列强步骤不尽一致,日本势难一意孤行。美国既未参加劝告,朱尔典又说:“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内政,他人不能干涉。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机取得,似亦难言”。十一月十一日,外交部知照日、英、俄、法公使,为尊重各国劝告,且以筹备需时,变更国体一事,当择适当时机,谨慎行事。十二月十三日,即袁接受帝位的次日,小幡酉吉单独照会外交部,要求对改行帝制之事,于三天内有诚意满足的答覆。十五日,再与英、俄、法、意公使第二次警告,谓中国政府屡云维持境内治安、保守秩序,五国对于今后形势如何演变,持静观厥后态度。外交部仍说中国政府有力消弭隐患祸乱。

  日本一面对袁警告,一面策动反帝制派举兵。第二次警告前五天,反帝制的武装行动,一度起于上海,警告后十天,云南宣布独立。石井菊次郎声言此后袁的一切行事,非先与日相商不可。袁决以庆贺日皇加冕、赠送勋章的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赴日切商,日本允许接待。不料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忽又拒绝,袁大为狼狈。日本此举据说是因为中外报纸纷载,认为日本之接待特使乃暗示承认帝制;其次因秘密条件外泄。①日本认为系袁故弄权术;复因云南的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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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云朱尔典得知周自齐即将赴日,以巨款托上海唐绍仪设法密探内幕,唐命袁的亲信袁乃宽之子袁英买通宫内尉勾克明、内史沈祖宪、机要局主事沈进善,盗出日、袁勾结文书,摄制复本,由朱尔典转送芮恩施,内情外泄。大隈重信以为袁欲招致美、英干涉,遂拒绝周自齐。谣传勾克明等谋暗杀袁世凯,据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外交部致驻美公使顾维钧电,谓勾克明等系因泄漏秘密被拘,并无受贿行刺之事。

  军业已发动,他处革命党人继之而起,内战在即,日本决心倒袁。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张不论他国态度如何,日本不应承认中国帝制,须准备自卫行动。一月二十一日,石井菊次郎通知陆宗舆,谓英、俄、法均希望日本维持东亚和平,再用严词警告中国延缓帝制。如不之所,则出自由行动,承认云南为交战团体,宣告中国政府妨害东亚和平。同日,陆征祥通知各国公使,袁世凯暂暂缓登极。

  辛亥革命期间,袁之攘守清室政权,多赖英、美之助,共同约束日本的行动。如今情势已非昔比,英国自顾不遑,美国虽仍对袁支持,国务院训令芮恩施,如无强大而有组织的反对即承认帝制,①但袁已失去了控制力。

  三、反袁的势力

  民国成立以来的四年间,不论内治外交,可说是每况愈下,处处是民不聊生。中国被称为多匪多灾之国,亦始于此时。匪乱以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河南的白朗为最有名,众至数万,多为饥民、变兵,纵横豫、皖、鄂、陕、甘五省。初以抢富济贫为号召,后以反袁为名,斥“神奸主政,群凶盈廷”,“盗窃民国,帝制自为”,传与国民党联络。陆军总长段祺瑞曾自行督剿,调兵十余万,历时两年余始平。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东北、华北、长江地区,民变不断,往往踞城戕官。兵变更为民国初年的常事,最少有四十次左右,遍及十余省。湘、鄂、皖、赣、鲁、豫、苏、浙、粤、桂、滇、奉、黑又有水灾、旱灾、蝗灾,政府的搜括仍有加无已,外人对海关所入,控制愈严,②盐税因善后大借款的规定,悉由外籍盐务稽核掌握(见418页),袁政府几全恃小额借款、发行国内公债、加征苛捐杂税,勉强度日,不惜悉索敝赋。公债强迫派购,多不给票券,购者本息俱无。印花税扰民尤甚,以致商人罢市,官吏虐民,军人暴戾,本为常事,复假严禁革命、查缉乱党之名,任意诬陷诛戮,特别是二次革命后汤芗铭、龙济光之在湖南、广东。湘人呼汤为“屠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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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一六年一月,顾维钧曾订购美国飞机二十架,并先后借款一千五百万美元。

  ②关税虽早由洋税务司征收,尚须移交海关监督,偿付外债后,所余供政府之用,名曰“关余”。辛亥革命时,洋税务司扣留全部税款,不使为革命军所有。事后外交团擅自指定上海汇丰、道胜等外国银行组成委员会保管,中国政府不得自由支配 “关余”。

  一九一五年初,梁启超说到当时的危机,谓“今也水旱频仍,殃灾(左水右存)至……以吏冶未澄,盗贼未息,刑罚失中,税敛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腾。内则敌党蓄力待时,外则强邻狡焉思启”,袁世凯将为“众矢之鹄”,断非“仅恃威力而可以移国祚”.“犹须恃人心以相维系”。所谓“强邻狡焉思启”,指的是日本进攻山东与二十一条要求,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一九一五年二月至七月,最为壮烈,留日学生发之于前,上海各界继之于后,举行爱国大会,到者三万余人,抵制日货,储金救国,二十余日之内,上海一处所收储金达五十万元。袁对日屈服后,人民的愤慨至于极点,汉口商民因排斥日货而罢市,镇江、沈阳、北京等地散发爱国传单,风潮波及全国。袁三令五申的禁止,社会的怨恨由对日而兼对袁,甚而仇袁过于仇日。以往对于袁的压迫国民党,摧残国会,以为尚可谅宥,今日对于袁的卖国,进而化国为家,则绝不宽恕,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号敌人,倒袁是第一要务。 有组织而坚决的反袁者自为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元气大丧,几乎一蹶不振。孙中山重整旗鼓,加以彻底改造。一九一四年六月,易名为“中华革命党”,党员须一律立具誓约,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中山,再举革命。革命军未起前入党者,为首义党员,悉隶元勋公民,享有参政的优先权;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者,为协助党员,得隶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者,为普通党员,得隶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这是以党治国的先声,中心目的为推倒袁世凯,不断在湖南、广东、江苏举事。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李根源等,不赞成孙中山新订办法,未加入中华革命党,以研究欧洲战争为名,别立“欧事研究会”,①亦以倒袁为第一义,但在国内均乏实力。遭袁遗弃的进步党初虽未必有倒袁之意,但审度情势及自身利害,则不以帝制为然。梁启超再三对袁恳劝,说是“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不可,政体而非主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可也”。希望袁实行新的约法,以共和政体,行君主立宪。袁不仅不听,且对梁施以恫吓威迫。梁认为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过去进步党之所以与袁合作,目的为维持现状,然处处为所劫持,时时为所利用,失败之迹,历历可数。就目前情势而论,现状多维持一日,元气多凿丧一分。瞻望将来演变,革命党必乘普天同愤之时,煽用进步党的滇、黔根据地,举兵讨伐,进步党与袁将同归于尽。纵令幸免于此,袁于获逞之后,滇、黔亦必坐待刲割,何若自求多福,奋起一决,不让革命党得志,进步党方有前途,遂决心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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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不易区分,以下仍统称国民党。

  北洋派为袁的生命所寄托。袁于北洋派以外的反对尚不在意,最怕的是北洋派内部对他不忠。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派的两大柱石,一绾军符,长陆军部。一领封疆,官江苏将军,均有震主之势。袁早怀猜忌,作防范部署。一九一四年置统率办事处,以分陆军部之权,又编练模范团,袁及其子克定先后任团长,准备成立模范军,建立一支更亲信的武力。二十一条交涉时,段通电主战,袁认为系有意为难,借故将段的心腹陆军次长徐树铮免职,段继之而去。对于冯国璋,先派兵分驻上海、苏州、南京,复不以图谋帝制实情相告。及决定帝制,又改上海镇守使为护军使,直隶中央。不久授冯以虚名的参谋总长,拟相机夺去他的地盘。梁启超与冯颇有交往,说冯反对帝制。最能使冯动听的为在共和政体之下他大有总统之望,袁若帝制,将终为人下,甚至现有的权位难保。屯兵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桀骜跋扈,朝夕希望宣统复辟,并非袁的忠实拥护者。国务卿徐世昌虽无兵权,而为北洋派大老,于袁的帝制亦心有不服,初称病请假,终辞职而去。采消极不合作态度。

  四、反袁派的联合行动

  反袁派首先发难的为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刺杀袁的悍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十二月五日,一度夺取停泊上海的“肇和”巡洋舰、警察局,均为陈其美所策动,日本人亦参预其事。云南为反袁派争取的主要对象,国民党的李烈钧与云南将军唐继尧,为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私谊甚笃,又曾任教云南讲武堂,滇军将校多出其门下。帝制运动开始,李烈钧及另一与滇军有渊源的李根源,分头活动。最后促成唐继尧的决心的为前任云南都督蔡锷及进步党。辛亥革命为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初次联合行动,此次倒袁,可说是再度携手。

  蔡锷为一有抱负的军事政治家,二次革命后被袁调往北京,而他在云南的潜势力仍在。筹安会起,他与梁启超共筹对策,梁要他深自韬晦,待时而动,由梁先从文字反对。九月初,梁发表一篇轰动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蔡与袁虚与委蛇,佯示拥护帝制,暗事部署,与唐继尧联络。十一月中旬,得日人协助,微服出京,经日本、越南入滇,十二月十九日抵昆明,李烈钧已先期而至。蔡、李、唐商定调兵潜入四川,出袁不备,一举而下全川。时梁启超已由天津到上海,为配合五国警告,打击袁的各省秩序确可维持的保证,十二月二十二日,促蔡从速发动,电报系由南京发出。蔡等以为梁已入南京,倒袁计划已获冯国璋同意,可望响应。 ①二十三日,四川师长刘存厚、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广西将军陆荣廷,均来电赞成,遂由唐继尧及云南巡按任可澄具名,请袁严惩帝制派首要,②限二十四小时答覆。二十五日,唐与蔡锷、李烈钧宣布独立,组织中华民国护国军,蔡任第一军司令官,进向四川、贵州。李任第二军司令官,进向广西。唐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官留守。蔡慷慨誓师,谓“吾齐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唐致书孙中山、冯国璋,盼一致行动。

  护国军以蔡锷部为主力,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左翼进入川南,先下叙州,川军师长刘存厚来归。右翼进抵贵阳,一月二十七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响应,总计兵力约三万余人。袁军分三路包围云南,一路入四川,一路向湖南,一路向广西,约十万人,③四川为主要战场。护国军枪械窳劣,饷糈弹药不足,二、三月间,频频失利,蔡锷艰苦支撑。袁军士气不振,内部不协,复受川人敌视,亦无进攻之力。此外广东、湖南、湖北,到处不安,广州时有暴动,长沙将军署被袭,武昌发生兵变,广西的独立,尤使袁魂惊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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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云该电系由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瑷拍出,胡为复辟派,深恶袁的帝制自为。

  ②包括筹安会的杨度、孙毓筠等六人,及朱启钤、梁士诒、周自齐、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袁乃宽,共十三人。

  ③袁军以曹锟为主帅,张敬尧、吴佩孚冯玉祥等属之。入川护国军初仅三千余人,支队长(团长)朱德属之。

  广西将军陆荣廷为岑春煊的旧属,进步党的名誉理事,反袁派自然力事争取。一九一六年二月,陆邀梁启超前来,并通殷勤于冯国璋。三月十二日,会同护国军李烈钧部歼灭进攻云南的袁军。十五日,宣布独立,护国军声势一振。接着广东南路钦州、广州,东路潮州、汕头独立,广州兵舰响应,受袁策封的南海郡王广东将军龙济光陷于四面楚歌,四月六日,亦被迫独立。同月十二日,浙江国民党人驱逐将军朱瑞。五月一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五月八日,扩大为护国军军务院,岑春煊为首领,①宣言不分党派,一致讨袁,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孙中山亦称愿助独立各省及反袁各派,共同推翻违反约法的袁世凯,反袁的联合阵线形成。

  五、袁的败亡

  云南护国军起,袁的变更国体断不影响国内安定的对外保证破产,知道日本不会甘休。赴日特使被拒,尤使他意兴大沮。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命停止贡献。第二天日本决定严重警告,必须以真正平定云南为实行帝制的先决条件,不然即实力干涉。二十一日,袁通知各国,暂缓登极。而贵州又继云南独立,反袁军连下川南、湘西诸城,袭击广州兵工厂。二十六日,各国公使质问平定内乱,是否有期,声言各国对交战双方一视同仁。二十三日,袁正式宣布缓正大位,不许呈递此类文电,同时激励各军进攻。日本对反袁派多方支持,三月七日内阁决定推翻袁的政权,承认南军为交战团,旋派领事驻云南。②广西独立后北方将领受冯国璋、段祺瑞指使,逗留不进,索饷索械。袁以各省解款不至,向外借款不得,罗掘俱穷。徐世昌劝他及早转圜,袁召梁士诒相商,拟将中央政事委之徐世昌、段祺瑞,地方军务委之冯国璋,命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言和。三月二十日,发现冯国璋等五将军③谋联合各省,请速取销帝制的密电,袁与徐世昌、段祺瑞会议后,二十二日,下令撤销承认帝制案,发还推戴书,停止筹备事宜,自云“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德,于人尤”?尚算有几分敢作敢当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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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军务院由独立各省重要军事领袖组成。唐继尧为抚军长,由副抚军长岑春煊摄行,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李根源为联合军部参谋,章士钊杨永泰等为主干。

  ②日本领事到后,唐继尧特为举行欢迎会。不久日本又于桂林设领事馆,并派员驻肇庆。

  ③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均在内。

  撤销帝制后,袁复称总统,重任徐世昌为国务卿,以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徐、段劝护国军领袖取销独立,弭止兵戈。护国军要求,袁即日引退出国,总统由黎元洪继任,剥夺袁的子孙三世公权,殊戮附逆十三祸首,抄没袁及十三人家产。袁一日不去,和计一日难以就范。袁捏造南方谋举岑春煊为总统,各省疆吏不保之说、以煽动北洋派,但不曾收效。冯国璋劝他作根本解决,立即可进一步,即勿再贪恋总统之位。四川将军陈宦,亦谓士气不振,武力解决不易,请袁牺牲一身,以救危局。三月底,陈宦与蔡锷实行停战。广东、浙江独立后,护国军态度益为强硬,说是袁不仅不得再以总统自居,且须受法律裁判。袁为缓和空气,维系内部计,重订政府组织法,恢复内阁制,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但不给以实权。

  冯国璋为长江各省将军的领袖,力足左右全局,在袁与护国军相持之下,各方视线咸集于南京。冯欲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第三势力,所采策略,一如辛亥年袁之对待清室与革命军。四月中旬,提出调停办法,承认袁仍居总统之位,慎选议员,重开国会,惩办奸人,尊重民国元年约法,各省军政长官照旧,撤川、湘前敌各军,大赦党人。护国军坚持袁必须去位,冯准备武力仲裁,电请未独立诸省,互相联络,期对于护国军及袁可以左右轻重。护国军如违众论,当视为公敌,袁如有异议,亦当一致力争。他知道护国军对袁的去位不会让步,武力强制极少可能,即使可能,对他亦无好处。拥护袁的不过三四省,①要袁去位,并非难事。袁去冯大有总统之望,他曾明白告诉段祺瑞,袁再想保存地位,良非易易,“无宁敝履尊荣,亟筹自全之策”。五月一日,再宣布他所修改的调停办法,谓民国已因帝制而中断,总统的地位已经消灭,副总统的名义同归于尽,袁可暂任总统,俟国会开幕后,另行选举。国会议员的资格必须严定,民国元年的约法亦当修改,总之,不外另选总统与副总统。护国军坚持黎元洪继任总统。五月十七日,冯召集来自独立各省代表会于南京,以对抗南方的军务院。袁初颇引为欣慰,以为有了新的希望。殊料各省大都赞成袁退,惟有安徽的张勋、倪嗣冲反对。冯径行电袁,谓留任终不可能,倘若预行宣布去位,或尚有手续可循。袁见南京会议于己不利,拟继续用兵,而大势绝不许可。加之军费浩繁,惟赖增发钞票,命中国、交通二大银行停止兑现。上海中国银行抗命不从,冯公开支持,长江各省军政长官一致行动。至是,袁自己亲尝到四年多前他给清廷的苦果。

  袁无力迫令护国军屈服,护国军亦不易强袁退位,滇、黔、广西力量有限,陆荣廷虽进兵湖南,而未能控有广东,军务院虚有其名,难有作为,所幸反袁的势力有了新的发展。中华革命党居正得日人之助,以青岛为基地,五月,举兵胶东,连占胶济铁路沿线要地,攻击济南省城。陕西反袁军同时起事,进入西安,山西将军阎锡山暗与孙中山通,袁以北抗南的计划动摇。四川停战后,各地纷纷独立,前线将领亦准备倒袁,五月二十二日,陈宦宣告对袁断绝关系。湘人乘桂军北来,争起以应。五月二十九日,汤芗铭独立,不承认袁为总统。

  袁自云南事起,外交既万分棘手,段祺瑞、冯国璋内外挟持,舆论明诟暗讥,众叛亲离,忧郁羞愤交加,心神失常。三月初,日、美报纸说他中风,不久果然成疾。五月中旬,目眩头晕,不能成寐,陈宦的独立,等于他的催命符。一度昏蹶,不克视事。六月三日病笃,饮食即呕,小便癃闭。五日猝晕逾时,六日下午卒,年五十八岁。退位问题不了而了,但中国祸乱则并未就此而止。

  ——————————

  ①此时拥袁较力的有奉天、安徽、直隶、河南、陕西数省,但奉天将军段芝贵已为张作霖逼走,陕西将军陆建章不久亦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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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 来自《大雪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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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 来自《永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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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的个体立场 - 来自《公共生活的个体立场》

——试论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   1990年,也就是在海子骆一禾辞世后的第二年,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篇《马》作为对整个乡土浪漫主义诗学和生存理想的挽歌。正如欧阳江河所说的,海子骆一禾所代表的那种依靠原始力量推动圣词增殖来写作的诗学在此后便失效了,因为它的细节的缺乏使之无力回应现代性造成的事物和人的巨大变形,无力回应极权主义下制度拜物教的生存真实。但是,《马》作为对浪漫主义诗学的批判性哀悼,其写作方式恰恰停留在浪漫主义的诗学范畴之中,它仍然没有细节,我们在其中甚至辨别不出浪漫主义的墓地的大致图景……去看看 

第19章 没有竞争的完全竞争市场 - 来自《萨谬尔森《经济学》批判》

完全竞争市场是论证市场合理性的基本模型。然而,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恰恰是没有竞争的模型,因而不是对现实的合理抽象,而是对现实的根本背离。  什么叫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的世界是一个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的世界。一个完全竞争的企业相对于市场来说是如此之小,以致于该企业不能影响市场价格,而只是将市场价格作为既定价格来加以接受。当农民史密斯出售小麦这种无差异的产品时,他面对的是愿意支付每蒲式耳3美元的市场价格的众多购买者。正如大多数居民户必须接受由杂货店或影剧院所收取的价格一样,竞争企业也必须接受他们……去看看 

第三章 原则与权宜(下) - 来自《法律、立法与自由》

法律人在政治进化中的作用 现代社会进行刻意变革的主要工具乃是立法(legislation)。但是, 无论我们事先对每一单独的立法法案考虑得多么周全, 我们都绝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整个法律系统(legal system as a whole)进行全面的重新设计, 或者说, 我们绝不可能依照一个自恰一致的设计方案对它做一番彻头彻尾的改造。法律制定必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步骤都会对我们下一步所能够或所必须做的事情产生一些我们在当时无法预料到的后果。一个法律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与其说是依照一种全涉性的整体观而进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