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再革命(上)(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四)

 《近代中国史纲》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

  清季曾受西方启导、向往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可说是革命的原动力,留学日本及国内学生实居中坚地位。民国建立后的种种现象,使他们于失望之余,继续探求救国之道,终于获得了新的觉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过于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触及到西方立国的根本精神。变革政治,首须变革社会,变革社会,首须变革人心。消极方面,必须涤荡违背时代的、保守的旧观念、旧信仰、旧人生观,亦即旧文化。积极方面,必须建设适合时代的、进步的新观念、新信仰、新人生观,亦即新文化。简言之,必须摒弃传统,彻底西化,先致力于新思潮,或新文化运动,再革命运动于是开始。

  一、思想解放

  辛亥前,留日学生数目虽减,但素质渐为提高。同时留学欧、美的日增,除由教会派遣及自费前往者外,一九〇九年起,单是由庚子赔款资送赴美的,每年即有五六十名。民国初年,留学西洋的风气愈盛,公费、自费生年达四百余名,继续去日本的更多,他们大都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培植出一批对近代西方文化有深切认识的生力军。清末留学欧洲的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三)出版《新世纪》周刊(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宣传政治社会学说。民国初年,复有留法、留英俭学会的组织,一九一五年,改为“勤工俭学会”,①再开办“法华教育会”、“华工学校”,希望将近代欧洲的科学真理及人道主义输入中国,可见其倾慕西方文化之切,与见贤思齐之心之炽。辛亥前,国内受过相当西方教育的青年,近二百万人;辛亥后,数年之间,至少加多了三四倍。他们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度,可能不若置身其境的留学生,而观念粗具,心理所向,并无二致,一经号召,群起以应。

  湘人章士钊曾留学日本、英国,宋教仁被刺时已知袁世凯行将帝制,继之解散国会,修改约法,其事益为昭著。一九一四年五月,章在日本创刊《甲寅杂志》,以阐扬民主宪政为宗旨,期促进国人对于近代政治的认识。同年六月,留美学生发起“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以介绍科学技艺为宗旨,期促进国人对于近代学术的认识。②这均是知识分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学术西化的最早活动。从思想上为扫除政治学术的障碍,奠立民主、科学的基础而奋斗的领导人物,应推陈独秀(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二)。③陈为安徽怀宁(安庆)人,十八岁考取秀才,乡试未中,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造船、法文二年。初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属于维新派。戊戌变法后,倾向反满,赴日本留学。一九0二年,加入东京留日学生组织的青年会,变为革命党。一九〇三年,因与邹容等强剪湖北留学生监督的发辫,被遣送回国,在安庆组织爱国会,出版《爱国新报》,与上海蔡元培、章炳麟的爱国学社一气。继参加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苏曼殊译法人嚣俄(Victor Hugo)的《惨世界》(Les Miserables)。约在一九〇四年,主编芜湖《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同盟会成立,他是会员之一。一九〇六年,执教芜湖皖江中学,一九〇七年,任浙江陆军小学国文教习。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及安徽师范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助编《甲寅杂志》,列名欧事研究会。一九一五年,痛心于“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为了要“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于是年九月十五日,亦即袁世凯积极进行帝制之时,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月刊,将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④一九一六年九月,更名《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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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蔡元培,二十六岁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年留学德国,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居法国。吴敬恒即吴稚晖,二十六岁中举,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一九〇三至一九—一年居伦敦、巴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再居欧洲。李煜瀛即李石曾,前清大学土李鸿藻之子,一九〇二至一九—一年及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两度留学法国。一九一二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始出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派遣,以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为盛,总数约二千人。一九一四年留美中国学生有“勤工学会”,一九一六年改名“中国学生工读会”,影响不大。

  ②《甲寅杂志》的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剑农、高一涵、李大钊。一九一四年岁次甲寅,因以为名。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有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杏佛)、秉志、邹秉文、胡适等,一九一五年一月出版《科学》杂志。一九一八年,总社迁设南京。除胡适外,余分习化学、物理、数学、工商、生物,大都为康乃尔、哈佛、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③陈独秀原名由己,字仲甫,独秀是他的笔名。

  ④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一日,陈独秀始自日本回海,参加讨袁活动。

  《甲寅杂志》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河,《青年杂志》或《新青年》则为主流或急先锋。创刊号第一篇文章为陈独秀所撰的《敬告青年》,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细胞之于人身”,须遵新陈代谢之道,否则社会必亡,人身必死。中国社会将亡,惟有青年自觉奋斗,视腐朽者若仇敌,排而去之,发挥固有的智能,抉择种种的思想,方可适于竞争生存。他希望今后的青年,第一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一切操行、权利、信仰,断不盲从隶属他人,必须人格自由。第二为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凡事不进则退。“笃古不变之旅,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旅,方兴未已”,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皆封建制度之遗,与西人相较,差迟极远,如不改进,必不能存于今日世界。宁忍过去的国粹消亡,不忍现在、将来的民族归于削灭。第三为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战胜恶社会而不为所征服,超出怨社会而不可逃遁。西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中国以闭逸恬淡为美风,实为中西民族强弱的大原因。第四为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国家存亡兴废半系于内政,半受国外影响,若笃旧不变,而无世界知识,不知顺应世界潮流,绝难立足。第五为实制的而非虚文的,西方教育政治、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途,中国崇尚虚文,尊儒重道,无不与现实生活背驰,皆狂人之事,一文不值。第六为科学的而非想像的,近代欧洲之优越他族,一因尊重人权,一因尊重科学,言行事物,罔不遵循理性,一以科学法则定其得失从违。中国必须摒弃无常识的思想,无理由的信仰,以科学说明真理,求诸证实。“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就是科学。

  陈独秀之所以歌颂西方文化,抨击中国文化,目的在提倡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勖免青年为此两大目标奋斗,赶上世界潮流。专制与迷信为民主、科学之敌,必须首先排除。辟斥儒教是为发展民主政治,辟斥鬼神是为发展科学精神,而于前者尤不遗余力。因为专制思想已根深蒂固,儒家学说为其最大凭藉,所以反对孔子学说特别激烈。他说中国民族之任人鱼肉,由于丧失了强梁敢进的精神与抵抗力,强梁精神与抵抗力的丧失,由于专制君主之流毒,由于孔子学说之为害。自身幸福须以自力造成。国家为人民公产,人民应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征服者的地位,自勉为强有力者,“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共和立宪政体的实现,全恃多数国民的自觉自动,不可寄望于他人的赐予。儒家所说的纲常名教,在维护别尊单贵贱的阶级制度,与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的共和立宪政治,绝不相容,“存其一必废其一”。既行共和立宪政治,而仍遵旧有的伦理,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的特权,则法律的平等,经济的独立,被毁无余。中国的迫切需要为尊重个人的人格,百事皆以自我为中心,各自奋斗,脱离附属的地位,从事国民运动,始能养成多数人的爱国心与积极的爱国行为,实现唯民主义,国家方可得救。

  一九一六年秋,康有为请政府于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连加痛驳,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缘,孔子提倡的道德礼教为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重视的为少数君主、贵族的权利,他的伦理学说与共和立宪政体相违,如伦理问题不解决,其他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变。孔子教忠、教孝、教从,均为片面的义务,乃不平等的道德。要建设新国家、新社会,以求适今世生存,须先输入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要巩固共和,须先洗净反对共和的旧思想。独尊孔子等于湮塞人智,违反信仰自由原则,将导致君主专制。民国祀孔,不啻专制国家之祀华盛顿、卢梭。支持陈独秀最力的为李大钊、吴虞。①李大钊鼓励青年冲决历史的网罗,破坏陈旧学说的囹圄,扬弃“白首中国”,特立独行,行健不息。他甚至说 “耶稣生而犹太灭,孔子生而中国亡”。吴虞指出“孝”为孔子立教的起点,与忠有连带关系。在家以事亲为孝,在朝以事君为忠,“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迫亦散。儒教不革命,中国即无新思想、新学术、新国民”。于是以反孔教为前提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式揭幕。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校长,认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不但要输入欧洲文化,且必须于欧洲文化中为更进步的发明,不但要保存国粹,且必须以科学方法,揭示国粹的真相。对于各种学说,一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收主义。无论任何学派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一以学诣为主,讲授以不背思想自由为界限。对于学生,破除其做官发财思想,及专已守残陋风,扩大治学范围,了解科学的重要,以祛偏狭之见。他对陈独秀早表钦佩,近又读过一年来的《新青年》,益觉陈的见解多和他相合,遂聘为文科学长,共商整顿大学办法,罗致优良教师。一向以腐败闻的北京大学,气象大变,面目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二、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

  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新式学堂。一九一〇年,获美国庚子赔款资助,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哲学、文学。一九一五年,他已有改良中国文学之意,《新青年》发表过他和陈独秀的通信及所译小说。陈独秀曾说,今后中国文学应趋向写实主义。胡适加以发挥,撰成《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项主张,以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为主,一九一七年一月,由《新青年》刊出。所谓不避俗字、俗语就是用白话,用现代人的话,使语言文字一致。十余年前,陈独秀已办过俗话报,上海《警钟日报》主张言文合一的社论,可能就是他的手笔,预言白话必将盛行。《青年杂志》及《新青年》虽未用白话,已系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对于胡适的建议,他大体赞同,不过胡适所说的限于文学形式的改良,陈独秀进而主张文学内容的革命,使与思想解放融为一体。胡的《文学改良刍仪》发表的第二月,陈发表《文学革命论》,指出中国近年经过三次革命(辛亥革命与两次讨袁),均为单纯的政治革命,未能涤净旧污。“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以致社会不生变化,黑暗如故。必须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三大主义相号召: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当以宇宙、人生、社会为构想对象,“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胡赞成他的意见,惟仍主渐进,从容研究。陈谓白话为文学正宗,以国语为文,乃天经地义,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态度极为决绝。北京大学国文教授钱玄同(夏)、刘半农(复)是他们的拥护者。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开始登载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日后胡适说,他的历史癖太深,不配作革命事业,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当推陈独秀。又说陈有三大贡献:一为使文体改良变为文学革命,高揭三大主义;二为将伦理、道德、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合为一大运动;三为由于他(陈〕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文学革命始有很大的收获。一九二〇年,政府命将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逐步作废,改用国语,接受了文学革命的形式,社会上则已将文学的内容一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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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大钊(一八八九至一九二七)直隶(河北)乐亭人,一九〇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一九一三年,得汤化龙、孙洪伊之助,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发起“神州学会”,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袁世凯帝制。一丸一六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主持《民议杂志》,与汤化龙意见不合,而与陈独秀接近。吴虞(一八七一至一九四九)四川新繁人,一九〇六年游日本,返蜀后常攻讦孔子,《甲寅杂志》亦登载过他的文章。

  一九一七年九月,胡适得陈独秀的推介,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明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国语才算得真正的国语。过去中国的文学是用死了的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用国语,做国语的文学。但他并不曾说明活文学的内容。《新青年》登载的白话文学,以周作人翻译的欧洲小说为早。一九一八年五月又刊出鲁迅①(一八八一至一九三六)的《狂人日记》,亦为他的第一篇创作成功的白话小说。这篇小说中说,中国历史上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仔细从字缝里看,满本还写着“吃人”二字。此后他的小说或杂文,无一不是以深刻的观察,劲利的文笔,谴责中国人的劣根性、恶习俗、旧传统。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即由此引出。鲁迅的作品自然是为配合《新青年》的反儒教的立场,同年出版的《易卜生专号》,则是配合它的尊重个人人格和写实文学的主张。除了介绍易卜生的戏剧外,胡适写了一篇《易卜主主义》,说是易卜生能将社会的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生活写出来,他的人生观是个人应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社会最大的罪恶是摧残个人的个性,遂致社会没有生气,不能进步。人生的病根在于不去看世界的真实现象。周作人复撰《人的文学》,凡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以为可以轰动一时,但是第一年,并不如所想象,销行无多,每期仅印一千份。一九一七年起,为数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六千份,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先购阅,才算真正轰动一时,此与其反孔教言论固然有关,文学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鲜的趣味。过去的《新青年》,无异陈独秀个人的杂志,现在有如北京大学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传外,钱玄同又虚构一“王敬轩”其人,诋毁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加以反驳,青年读者大为快意。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亦为知识青年最激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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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与周作人为兄弟均留学日本。周作人任教北京大学鲁迅任职教育部,并在北京大学兼课。

  《新青年》出版伊始,声言批评时政不是它的宗旨,陈独秀所触及的问题,虽几乎处处牵涉到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问题,不过他所谈的是政治理论,非实际政治。但是二者极难严格划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逼使陈独秀不得不于一九一八年七月承认政治问题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必须理会。如要中国政象清宁,一当排斥武力政治,反对军阀;二当抛弃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由各党平分政权,有容让敌党执政的雅量;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两者断不能并行。他当然主张革新,一切“采用西洋的新法子”,尊重民权、法治、平等。不久第一次大战终了,他以为中国的新机运将至,更须督责中国当局与人民及时自奋。一向对政治有兴趣的李大钊,对人民的希望尤殷。俄国十月革命已经一年,他的认识渐深,看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十一月,他在北京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中与蔡元培分以“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为题,发表演说。他强调这次战胜的不是协约国的武力,而是全世界的庶民。十二月二十二日,陈、李共同创办一个小型周刊,名为《每周评论》,分国内、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等栏,以短小精悍锋利之笔,批评时事问题。对外反对强国欺凌弱国,严责强国控制巴黎和会,及威尔逊的背弃诺言,有“公理何在?”的愤语。对内反对军阀肆虐人民、把持政权,斥上海南北和议是为了分赃,不能代表人民,所有决议,须经国民大会通过,诋段祺瑞与日本结托,指军阀、官僚、政客为“三害”。要除三害,国民须有参与政权的觉悟,对军阀、官僚、政客举行示威运动。社会中坚分子须挺身而出,组织以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扫荡依赖特殊势力(日本)为后援的“狗党”。一时影响力量之大,凌驾《新青年》之上,可说是“五四”学生示威的先声。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遭受日本警察殴辱,约三千人辍学返国,组织救国团,刊行《救国日报》。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起而响应,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此一协定,呼吁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这是学生运动的开始。六月,北京若干青年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创造少年中国”。①不久北京大学学生亦筹组“新潮社”、“国民杂志社”。一九一九年一月,得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指导赞助,分别出版《新潮》、《国民》月刊。《国民》仍用文言,富有浓炽的反日精神,对新旧思想主张调和。《新潮》的风格与《新青年》同,旗鼓互应,强调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必须知道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想辽阔之度若何,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第一期出版后,一个月内,三次重印,销数达一万册,与《新青年》同为最风行的刊物。“五四”示威的领导人,多为《新潮》、《国民》的主干。② 前此的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孤军奋斗,现在有了友军助战。

  三、经济社会变化与商民工人妇女的觉醒

  辛亥革命前数年,朝野为发展经济所作的努力,虽遭遇到内外各种阻力与困扰,成效远不及预期,而方计大致无可非议。民国初年,大家重视的问题,一为改进政治,一为富裕经济。孙中山倡导建设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认为中国产业革命的运会已至,力劝袁世凯振兴实业。各方要求兴办实业的团体纷起,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经济协会”、“实业协会”、“民主团”、“国货维持会”。一九一二年九月,孙、袁协议的大致政纲,列出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与资助国民实业。十二月,工商部颁布“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凡发明或改良的制造品,经认为合格者,得享有五年专卖权利或给予名誉奖。一九一三年,工商部、农林部并为农商部,由从事实业多年而有成绩的张骞任总长,在职三年余。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政府提倡保护,奖励辅助,特别是对于棉业铁业,曾制订了各种法令。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则为国际情势的剧变,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主要国家英、法、德、俄—一卷入,忙于生死存亡之争,无力外顾,一向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之松弛,中国所受的压力为之减轻,市场的空隙为之一广,中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机会。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每年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各约五万七千万两,入超额各约一万六千六百余万及二万一千二百余万两。是后逐年减低,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骤然降到三千四百余万两。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各约八千六百及六千九百余万两,一九一九年为一千六百余万两,仅为一九一三及一九一四年的十分之一,中国工商业大为活跃。其次,日本的加紧侵略,激起了一九一五年全中国的爱国潮,一致抵制日货,高唱实业救国。在工商业的发展上,亦起了重大作用,尤以对于轻工业为最,纺织业与麦粉业居于首位。辛亥前全国华商纱厂仅二十家,纱绽约五十万枚,资金一千七百万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开始,但中国市场仍有大量进口洋纱存货,尚无短少现象。一九一五年已供不应求,纱价猛涨,有利可图。是年至一九二二年,旧有的华商纱厂分别恢复或扩大,新设立的风起云涌,为数约六十余家,纱绽达一百五十余万枚,资金六千余万元,利润极厚,③投资者多为商人,大都与洋布业有关。这些纱厂分布于江苏、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以申新纱厂(上海)、④裕元纺织公司(天津)、鲁丰公司(济南)、豫丰公司(郑州)、汉口纱厂为著,纱厂兼营织布业,大战前全国织机约为二千台,一九二二年,增至六千七百余台。同时缫丝、丝织、毛织、针织、染织各业皆有相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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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有自日本归来的曾琦与在北京的王光祈、李大钊等,陆续加入的有李璜、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左舜生等,约八十余人。以北京、南京、上海的大专学校学生为多。日后有的信仰国家主义,有的信仰共产主义。

  ②新潮社社员,初为二十五人,几全为北京大学学生,以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为知名,日后多成为史学家。国民杂志社社员一百八十余人,以北京大学学生段锡朋、周炳琳、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为知名,日后分别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

  ③一九一六年,每包纱获利七元余,一九一七年,近三十七元,一九二○年,高至七十元。

  ④申新纺织厂为经营麦份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创办,共有六厂,四在上海,一在无锡,一在汉口。

  辛亥前全国麦粉厂约四十家,每日夜产麦粉四万余袋,资本约为六百万元。一九一四年起,日有增加,首为东三省、江苏,次为直隶、湖北、山东。一九二二年,华商开设的厂约为一百二十家,每日夜产麦粉约为十九万袋,资本约为四千五百万元。规模最大的为茂新及福新麦粉公司,①次为阜丰麦粉公司、祥新麦粉公司、兴华麦粉有限公司(均在上海)、大丰麦粉公司、民丰麦粉公司(均在天津)、丰年麦粉公司、民安麦粉公司(均在济南)。一九一四年麦粉入超约为七百四十万两,次年起,转为出超,直到一九二一年,以一九二二年为高峰,达一千六百余万两,英、法、俄、日及南洋均为中国麦粉分销地。

  纺织业、麦粉业外,此一时期的水泥业仍以天津的启新洋灰公司为巨擎,资本由一百万元增至二千万元。新设的有上海水泥公司、中国水泥公司、太湖水泥公司。烟草业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获利为丰,资产由一百万元增至一千五百万元。不过终抵不了英美烟草公司(一九0二年成立)的竞争。火柴业自三十厂增至九十厂上下,资本自一百八十余万元增至七百余万元。他如化学、选纸、印刷、玻璃、罐头食品、榨油、搪瓷等工业均各有进展。

  重工业的发展虽远不及轻工业,然亦有若干进步。原有的华商煤矿,力事扩充,如山东的中兴煤矿;外人经营的酌予收回,如河南的六河沟煤矿、直隶的井陉煤矿;新成立的煤矿公司约十余家,除河南的中原公司外,多为小型。全国华资煤矿每年的产量约三百余万吨。钢铁业方面,一九一四年起,汉冶萍公司先后兴办了六个铁厂,龙关(龙烟)铁公司成立于一九一六年(北京),和兴钢公司成立于一九一六年(上海),扬子机械公司于一九一九年开始炼铁(汉口),合计每年产铁七十万吨,钢十一万吨,钨、锑等的开采亦有增加。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轮船航运为主。一九一二年华商轮船约近一千只,运输能力八万吨。至一九二0年,近一千六百只,运输能力约十八万吨。新成立的较大轮船公司,有一九一四年的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五年的中国邮船公司,一九一九年的中华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后二者为华侨投资,从事远洋航行。一九一八年的戊通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专从事吉林、黑龙江的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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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茂新、福新均属于荣宗敬、荣德生,共有十二厂,另有两厂出租,分设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一九一九年,合申新纺织厂的资产,共约一千二百万元。

  一九—一年,华资银行约十五家,大战期间,迅速增加,一九一九年,达六十余家,一九—一年一年内设立的有二十三家,实力最厚的有一九一五年的盐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一九一六年的中孚银行,一九一七年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实业银行,大致以上海、天津为中心,就中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地方实业、盐业、金城、中国实业及旧有的中国、交通、浙江兴业等银行,各拥有数百万至数千万元的资金,及数千万元以上的资产,渐取代了钱庄的地位。

  世界大战使中国工商业获得向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日本在华企业亦获得同样侵略机会,中国的民族经济仍不易与之抗衡,以致归于失败。大战以前,列强在华的经济势力,以英国为第一,几乎垄断了一切。大战开始之后,日本的势力突飞猛进,几年之间,对华输入额的比率的自百分之十五增至百分之二十九,商行的数目增加五倍。复透过西原借款,攫得开采矿产、建筑铁路、合办企业等权利。直接投资的各种工厂,分布于东北、山东、天津、汉口、上海,东北一处即近三万万六千万元。纺织业以设在青岛、上海的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纺纱公司、日华纺织会社为大,各拥数家至十余家纱厂。一九一三年纱绽为十一万枚,一九二二年达六十二万枚,约增加五倍。布机有八百余台,均增加四倍半。日商麦粉厂分设于济南、青岛、汉口、上海,满洲制粉厂独占了东北的麦粉业。凡此均为对于新兴的中国纺织、麦粉两种轻工业的严重威胁,至于微弱的中国重工业,更无从与之相竞,日本投资的钢铁生产量,占有中国全国的百分之九十四,煤炭生产量,日本和英国合占了百分之七十五。大战告终,西方国家的经济压力,卷土重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复趋上增,甚而以往数年出超的麦粉,至一九二二年后,再变为入超。英国的对华贸易额,与日本互为伯仲,其次为美国。

  中国民族经济之不能前进,以致渐趋衰退,不当尽归咎于外来压力。国内情况之日益恶化,亦为重大因素。政府之无扶植诚意,自然有关,战乱不止,兵额激增,尤为致命打击。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数得出的内战,至少十次,①兵额由五十万人扩大到一百五十万人。军费来自税捐,工商业首当其冲。平时货物须纳厘金、落地税,以及各种所谓捐,合计达货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运输工具每为军队把持,借事勒索,不但妨碍成品的销路,亦妨碍工业原料的供应。进口货物及外人采购的物资,仅缴纳定额关税与子口税,即可畅行无阻。地方军阀复任意铸造劣质硬币(铜元),滥发不兑现的纸币,使币值为之下跌。通货单位不能划一,有银元、有银两,银元的成份不同,银两有海关两、库平两、上海两、天津两之分,“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量公债,工商界为摊派的主要对象。银行于工商投资缺乏信心,为贪图公债的利息高、折扣大,有时亦愿承购。一旦公债惨跌,银行常至倒闭。到了战时,军阀愈无法无夭,径自向银行、商会强借、强派,扣车扣船,破坏桥梁路轨,视为当然。至于农村的痛苦,更不堪言,田赋、盐税增加,指派多如牛毛,物价不断上涨,再加上水火旱灾、兵灾、匪灾,可谓走投无路,求死不得。

  工商界的利害既与大局息息相通,因之最关心时事,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及大都市。二次革命将起时,上海总商会曾呼吁和平。一九一四年,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一九一五年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要求停止内战。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海五十三个商业团体组成的商业公团,发表告友邦书,要求和平,否则将与支持军阀的国家断绝商业关系,不向政府缴纳租税,不运货物。同年四月,上海总商会为山东问题,向巴黎和会及威尔逊抗议。凡此均为商人的爱国表示。

  工人大都来自农村,虽知识不足,但亦有了觉悟。十九世纪末期以远,通商口岸工商业日益繁荣,各地铁路、矿务渐兴,而农村经济适得其反。工商路矿需要人力,于是农民趋之若骛,而以进入通商口岸佣工的为众。劳作时间每天多过十二小时,而所得菲薄,不足养家糊口,且遭凌虐。及闻见渐广,不满情绪遂生,以致罢工抗争。一九—一年左右,全国工人约六十万。一九一二年,开始团结,如津浦铁路南段职工同志会、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缫丝女工同仁会,广东机器总会,汉口车夫同益会。袁世凯公布的“民国新刑律”,有处罚同盟罢工规定,但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仍有罢工之事。一九一四年的 “治安警察条例”,又有取缔工人行动的条款,不久上海漆业工人即举行罢工。商务印书馆青年工人有励志会的组织,香港海员有联谊社的组织。一九一五年,广州工团总会成立,汉口码头工人罢工,捣毁日本洋行。随着工业发展,全国工人的数目增至二百万人,工会加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罢工事件骤增,平均每年十八次。一九一七年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为三十次,大多是为了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亦有几次是为了政治原因。一九一五年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抵制日货,罢工游行,日本工厂的华工踊跃参加救国储金运动。一九一六年为反对法国扩张天津租界,法租界的华工罢工,成立工团。一九一八年,广州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会,汉口工人组织反日会。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初,上海日本纱厂又四次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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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反帝制之战,复辟之战,川、滇之战,南北之战,直、皖之战,两次粤、桂之战,湘鄂、川鄂之战,直奉之战。

  民国初年,除了女子师范学校外,各省各县几均设立女子中学、小学。一九一五年全国女学生约十八万人。是年美国教会开办金陵女子大学,一九一七年,政府开办北京女子师范专科学校,二年后,改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新青年》宣传的对象是男女青年,一九一六年,陈独秀劝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应各自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恢复自主的人格,特别指出“夫为妻纲”之不当。他抨击孔教的原因之一,即为反对妇女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他主张妇女参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际自由、生活独立。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特辟女子专栏,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职业、权利的文字,希望顺应世界潮流。对于贞操问题,一九一八年再三讨论,说贞操不是道德,只是兴趣,是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又编译戏剧,指摘旧式家庭的罪恶,女子应有反抗的勇气。胡适强调女子须有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发展自主的精神,作一个堂堂的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作的事业。

  四、五四运动的扩大

  世界大战告终,和会行将开始之时,列名战胜国的中国,上下欣喜,知识分子尤为兴高采烈,全国学校放假三日,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提灯游行,满街旌旗,鼓乐喧阗,欢呼入云,高歌“云消雾敛,重见青天”,拆除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所立的昭雪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举行演说会,胪举庆祝的四大意义:一为黑暗的强权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为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为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为种族的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未及三月,巴黎的噩耗连续传来,有如当头一棒,天旋地转,青年学生尤为愤慨,以至演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示威运动(见466页)。在发表的宣言中,斥责把持和会的国家专逞强权,不顾正义公理,“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我如”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在散布的传单中,号召“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三周后示威领导人之一的罗家伦,称这次事件为“五四运动”,遂成为通用名词,涵义则扩大至新思潮、新文化运动。

  事件发生的近因为山东问题,既发之后,在未获满意解决之前,热血沸腾的学生自不甘罢休,政府的高压手段与顽固的态度,愈增加了他们的愤怒。五月五日,为援救被捕学生,继续要求惩办卖国官员,拒绝巴黎和约,实行罢课。第二天,大学、专门、中等学校学生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女生同样参加,这是第一个学生组织。上海、天津与留学日本的学生,以及南北名流、社会团体,一致支持。总统徐世昌为所震慑,将被捕学生释放,各校复课,学主得到初步的胜利。因段祺瑞派的挟制,徐世昌禁止学生再行纠众扰乱秩序,将滋事学生送法庭办理,慰留请求辞职的曹汝霖等。当权的亲日派与厌恶新思想的保守派认为此次事件实为主张思想学术自由的北京大学所致成,蔡元培被迫辞职,教授学生请求挽留,为内阁拒绝,北京各专门学校校长全体请辞。徐世昌续下不准学生干政集会令,罢免同情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五月十九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宣传反日,抨击政府。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诘问,要求禁止学生活动,日本军舰集中天津、上海、南京、汉口,无异火上加油,包括北京、天津、济南、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福州、安庆、开封、武昌、长沙在内的全国大小二百余城的学生一致罢课,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同时成立,以为后援。段祺瑞悍然不顾,仍主签字和约。徐世昌再制止集众游行演讲,取缔学生组织,并为曹汝霖等辩护。六月二日,北京二次逮捕学生,学生毫不畏惧,次日大队出动,被捕者约四百人,北京大学成了临时监狱。六月四日,宣传讲演的学生倍增,被捕七百余人,有五千余人自请入狱,一千余女生向总统府抗议,教职员慰问在狱学生。政府始感高压手段无效,撤退包围北京大学军警,徐世昌派人慰问学生,学生获得了第二步胜利。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之时,曾吁请全国工商界一致奋起。两天后,即得到北京商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响应。上海国民大会不仅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及段祺瑞、徐树铮;不仅要求收回青岛,并要求废除一切有损国权的条约。五月中旬以后,北京、天津学生代表陆续到达上海,会同当地学生向商人劝说,做实际抗争。及北京大捕学生,六月五日,上海实行罢市,声称此举纯系爱国热诚,并非排外。继之而起的有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苏州、无锡、扬州、芜湖、安庆、九江、杭州、汉口、济南、天津、开封各大城市。

  工人方面,初有济南、北京的集会,参加者以千万计。上海罢市的同一天,大规模的罢工爆发,纺织、印刷、机器、烟草、邮政、电话、电车、轮船、码头、建筑各业,—一卷入,总计约六、七万人,交通瘫痪。京汉铁路北段,京奉铁路西段的部分工人,相继参加。①上海国民大会声言推倒北京政府,赶走徐世昌、段祺瑞。在举国汹汹之下,政府不得不于六月十日罢黜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甚至安福俱乐部亦通电反对巴黎和约,愿顺从民意,徐世昌向国会请辞,可说是学生第三步胜利,亦是民众运动的胜利。

  六月十二日,上海罢市终止,工人大都复工.惟仍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学生以不签巴黎和约的要求尚未贯彻,不肯复课。六月十六日,正式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山东及各地人士赓续力争,直至和约不签字后,始于七月二十二日,由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告停止罢课,学生获得了最后胜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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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罢课、罢市、罢工,合称“三罢”。 ②是年十一月,福州日人枪伤检查日货学生,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学生及各省代表向政府请愿抗争,遭军警殴打,至一九二0年二月,方告平息。

  五、新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期,几乎是倾全力于思想解放;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为第二期,几乎是倾全力于宣扬西方思想,凡是中国所无,前未之闻的学说主义,无不视为救世良药,尽量输入,一律欢迎,尤喜爱新鲜而有刺激性的各种社会主义,近于一种宗教热。新的出版物风起云涌,可说是百家争鸣,各是其是,掀起了新思潮的波澜。

  “五四”示威事件之前,鼓吹新文化的报刊仅有《新青年》及发行甫数月的《每周评论》、《新潮》、《国民》等。“五四”示威事件之后,自一九一九年六月起,年余之间,新出的周刊、旬刊、半月刊、季刊,多达四百种左右,大都为大学、专门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所创办。他们的学养有限,而热情勇气信心至强,白话文已经流行,又给以写作的便利。一向领导革新运动的孙中山、梁启超两派,亦积极参加。一九一八年,孙中山自粤到沪后,致力革新工作,专意著述。在“五四” 事件的同月,所著《孙文学说》,一名《心理建设》出版。上海罢工、罢市后三天(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在他指导下的《星期评论》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出版。又月余,《建设》杂志(月刊)出版。①十二月,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发刊《闽星》(半月刊)。梁启超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自上海赴欧洲,行前深悔过去之不当从事政治,今后决为思想界尽力。“五四”事件后四月,他所发起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在上海出版。上海《时事新报》为梁派的机关报,发刊《学灯》副刊,和梁派有关系的北京《晨报》特辟《晨报副镌》。②成立一年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政治性兼学术性的团体,会员的知识水准高过一般青年学主,至是积极展开工作,一九一九年七月及次年一月,分别在北京、南京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均月刊);③成都分会有《星期日》(周刊)。湖南长沙的新报刊独多,不到半年,单是周刊就有十种以上。此外重要的刊物,在北京有《新生活》、《新社会》(均周刊)、《曙光》(月刊),在南京有《少年社会》④(周刊),在上海有《太平洋》、《新教育》(均月刊)。⑤④商务印书馆以往出版的各种刊物,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素来保守,现在—一更新。《小说月报》改变更大,一九二一年一月,由新文学家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编辑。同年夏天,另一文学团体创造社成立。次年五月,出版《创造季刊》。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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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星期评论的性质与《每周评论》略同,主持人为戴季陶(传贤)、沈玄卢(定一),《建设》杂志编者为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兆铭)、戴季陶,《觉悟》的主编为邵力子。

  ②《解放与改造》的持人为张东荪、张君劢(嘉森),一九二○年九月,改名《改造》。《学灯》初为周刊,一九一九年一月,改为日刊,亦归张东荪主持。《晨报副镌》始于一九一九年二月,李大钊曾参与其事,较《学灯》为急进。

  ③《少年中国》的文章以关于哲学的理论者为多,《少年世界》专载实际调查及应用科学的文章。

  ④《新生活》为一通俗周刊,一九一九年八月创刊,为北京大学教授职员所办。《新社会》、《曙光》均创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撰稿人多为汇文(燕京)大学、俄文专门学校、中国大学学生,如瞿秋白、郑振铎、耿匡、许地山、王统照、瞿世英等。《少年社会》创刊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撰稿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生。

  ⑤《太平洋》创刊于一九一七年三月,主编人为李剑农,撰稿者多为欧洲、日本留学生,“五四”后转趋积极,偏重政治学理,议论较为持重。《新教育》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为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等团体合组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初名新教育共进社)的刊物,留学美国的蒋梦麟、陶知行(行知〕先后任主编,倡自动主义、民主主义教育。

  ⑥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小说月报》外尚有《文学旬刊》,创造社为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所组成,《创造季刊》外,续出《创造周报》。文学研究会倡写实主义的人生文学,创造社倡浪漫写实主义的个性文学。

  新的专门著作,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为早,一九一八年出版,用新方法、新观点,整理中国学术,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继之有中华书局的新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时代丛书、尚志学会丛书。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新书多于上年的一倍多。尚志学会与梁启超有关,一九二〇年梁又成立“共学社”与“讲学社”,共学社致力编译,讲学社延聘西方学者讲演。“五四”前三天,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等教育改进社等团体之邀抵上海,在中国停留二年(第二年由讲学社续聘)。讲学社请来的第一位学者,为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年十月到华,停留一年。第二位为一九二二年十月前来的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停留数月。第三位为印度文学家泰戈尔(R. Tagore),时在一九二四年,约留两月余。对于法国哲学家帕格森(Henri Bergson)亦有意邀请,未成事实,但他的著作已有翻译。杜威、罗素到过的地方较多,以在北京为久,对于新文化运动极为注意,并有建议。他们的讲演记录由报刊登载,有的印为专书,他门的学说有专文介绍,他们的重要著作亦有翻译。胡适和南京的几位教授为杜威的学生,宣传他的实验主义。罗素在某一方面的影响似大于杜威,这非由于他的数理哲学,而是因为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他的《到自由之路》书中,曾说马克思主义可塑造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世界。他来中国之前,访问过苏俄,见过列宁、托洛茨基。《解放与改造》杂志倡言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已经茁壮起来。罗素初抵上海,曾说一个(扫描者注:原书疑少“国家” 二字)的政治,应由下而上,教育应注重社会,不应专重个人,鼓励创造,减少占有。约在十天后,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谓十月革命对于人类的新生存上,很有些意味,对于将来一定很有影响。布尔什维克行,人人工作,不致再有劳逸不均的事,人的生活不致相差太远。他虽不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尚专制,但行动有效力,忠于国家,改革中国政治,最好是采用苏俄方法,不宜用西洋民主政治。对于正在筹组的中国共产党,不啻给以精神上的鼓舞。

  陈独秀与胡适为第一期新文化运动两位主将,但是态度有急缓之别,陈主革命,从根本改造中国的政治社会,胡主改良,一切逐步变革,他们颇似辛亥前孙中山与梁启超。与陈为近而急进过之的为李大钊,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万分兴奋。约在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已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社会革命主义,代表爱人的精神,显示和平的曙光,将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一九一九年以后,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愈多愈力。《每周评论》谓十月革命为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有如洪水,将洗出一个新纪元,全世界的劳工阶级联合,将打倒资本阶级。《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介绍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晨报》、《民国日报》和它们的副刊,不断刊载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的报导和论文。胡适是怀疑主义、实验主义、进化论的信奉者,劝大家不可将主义视为信条或宗教,要研究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少谈抽象的笼统主义,改进须一点一滴的去作,并无根本解决的说法。李大钊加以反驳,说是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的,须先有理想的主义,方能将一切问题根本解决,俄国革命就是证明。和孙中山、梁启超有关的报刊亦时时介绍到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九一九年六月,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被捕,八月,《每月评论》被封,陈被监禁八十余日,获释后前去上海。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即发生于陈在狱时。十二月,《新青年宣言》与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同时由《新青年》刊出。胡谓新思潮是一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实际的表现,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青年宣言》的内涵,对政治为抛弃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创造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时代的环境。新社会是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相爱的、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社会改造须由民众运动。政治为重要的公共生活,政权属于人民全体,不论有无财产。对学术思想,要创造生活所需的文学道德,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这篇宣言出于陈独秀的手笔,是胡适、李大钊主张的折衷。一九二○年一月,李又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陈之转向马克思主义,和他之被捕及《每周评论》被禁或不无关系。到上海后他常与喜谈马克思学说及社会主义的戴传贤、张东荪过往,不久即与共产国际接触,遂决定了他的态度。七月《新青年》再发宣言,正式拥护马克思主义,承认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梁启超、张东荪等赞成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九二0年十一月,提出中国应发展实业,增进财富,调协劳资的主张。《新青年》加以驳斥,坚主走俄国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亦因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卷入论战。原为爱国团体的少年中国学会,此时起了分化,国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势不两立。胡适与陈独秀之实行分手,亦在一九二0年之末。此后胡对于整理国故虽花了不少精力,仍不忘民主、科学,主走英、美的道路。梁启超的意见颇有与胡适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梁启超之整理国故在发扬中国遗产,胡适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怀疑评判的态度,重估中国文化的价值。别树一帜的为梁漱溟,他与梁启超一致反对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文化。不过梁启超之拥护中国文化是有条件的,梁漱溟是无保留的。对于东西文化,梁漱溟与胡适更是背道而驰,胡主张西化,梁认为西化有百害而无一利。

  总之,自“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为了反军阀、反侵略,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潮、学说与主义,毫不选择的向国内输入,逐渐分为两个壁垒。一个认为应取法英、美,遵照自由、民主、科学之路,循序而进;一个认为应取法苏俄,采行共产党的有效办法、远大理想,作根本解决。前者声势虽盛,而议论纷纷,始终不曾形成一个联合阵线;后者坚定勇猛,步骤齐一,已有共同组织。不过一般社会人士,倾向自由、民主、科学的仍居绝大多数。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党的改组

  一、中苏接触

  列宁久已注意中国,辛亥革命后,更有兴趣,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时常发表有关中国的言论,希望中国能走他的路线。获得政权不久,即准备对中国有所行动。所采策略可分为二:一为正面的或公开的诱导中国政府,使中、俄关系正常化,俾得享有各种便利;一为侧面的或秘密的联结中国的反政府势力,使和苏俄合作。

  一九一八年一月,苏俄宣称少数奴役亚洲的殖民地及劳动群众的野蛮政策,必须彻底消灭,苏俄准备派代表驻华,撤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七月四日,苏俄人民外交委员翟趣林(G. V. Chicherin),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对华政策,包括放弃帝俄在满洲的全部掠夺品及在中国的特权。北京均未理会,此非全由于颟顸,而是怕有违协约国的意旨,畏惧苏俄宣传过激主义。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已开始颂扬俄国革命。巴黎和会激起了“五四”示威、罢课、罢市、罢工,苏俄利用这个机会,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Leo Karakhan) ①发出对华宣言,愿援助中国人民脱离外族压迫,以往俄国与中国、日本及同盟国所订密约,概行作废,放弃帝俄在中国夺得的权利,中东铁路及租让所得的林矿产业,无条件交还中国,放弃庚子赔款、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愿与中国解决帝俄与日本及协约国所作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国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会所给予朝鲜第二、印度第二的命运,惟有接受苏俄的提议,彼此恢复友好,合力奋斗。

  此一文书迟至一九二〇年三月始递至北京,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认为是国际间亘古所未有的福音。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教育联合会覆称,愿依所说的条件,恢复邦交,希望俄国人民再接再厉,作正义人道前驱。全国学生联合会表示感谢,亦主恢复邦交,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共同戮力于芟除国际的、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工人团体尤盼苏俄给予大力援助,多多指导。报刊言论盛称苏俄公正、和平,所废除的条约、抛弃的利权,皆为中国所希望而不可得者,时机切不可放过。北京政府则谓宣言果否可凭,尚属疑问,斥主张承受者为谬妄。这种顾虑,不能说全无是处,苏俄所放弃的是它无法享有的帝俄在华特权,以此为饵,再出以仗义执言的姿态,诱致中国建交,以便在华活动,打击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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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加拉罕生于一八八九年,一九○五年曾来哈尔滨,一九一○年被捕,释放后去海参崴,又二年返圣彼得堡。一九一五年被放逐西伯利亚,一九一七年参加俄国革命,一九一九年,任副人民外交委员。

  一九一九年,段祺瑞、徐树铮正在进行收复外蒙,西伯利亚的白党则谋制造外蒙独立。加拉罕发布宣言的第二个月(八月),北京军事代表张斯麟抵达白党军政中心鄂穆斯克,当与外蒙问题有关。①不久,鄂穆斯克为红军占领,第二年(一九二〇),设立远东共和国,苏俄在西伯利亚的势力增强。六月,远东共和国的代表优林(Ignatius L. Yurin),行抵外蒙边境,要求来北京谈判。北京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再命张斯麟及总统府外籍顾问辛博森(Lenox Simpson)、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前往远东共和国,并于七月停付帝俄公使庚子赔款,皆为对苏俄的友好表示。远东共和国对于张斯麟等之来,极表欢迎,谓愿本平等互惠精神,修改过去的条约。八月,优林抵北京时,段祺瑞业已失势。九月,批准中俄新疆商约(见 464页),不再承认帝俄公使,均为优林的收获。优林进而要求发展两国商务,建立邦交,但拒绝中国所提的通商先决条件。一九二一年二月,夏乘白党占领库伦,益多要挟。北京虽反对其出兵外蒙古,外交总长颜惠庆已正式予以接待,此为他的又一收获。七月,红军进入库伦,优林意气愈盛,北京坚持撤退红军,争执不下。复以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远东情势将有变化,北京持观望态度,优林的建交企图,一时难成,于十月返国,下一幕由苏俄接演。

  吴佩孚推倒段祺瑞后,成为中外注目的人物。苏俄对他尤感兴趣,以为和中国建立新关系有望,吴不惟反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一九二〇年八月,俄共驻海参崴的情报员维兰斯基(Vladimir D. Vilensky)谓吴的胜利为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即将开始。九月,张斯麟到莫斯科深受重视,被看作吴的青年都属,以为吴有意与苏俄联好,其实张和吴无关。九月二十七日,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前次宣言所列原则,但已非无条件抛弃帝俄在华的全部掠夺物,更非慷慨的交还中东铁路。十月,莫斯科《消息报》再刊出维兰斯基称颂吴佩孚的文章,苏俄予张以自由通行及领事权。去年九月,张曾将第一次宣言报告北京,至是更为兴奋,认为苏俄基础日固,海陆军甚为整备,有蓬勃不可一世之概。外交上复力反秘密与利用政策,完全以诚相待,事事公开。十年后劳农主义将风行世界,他愿将苏俄的真象介绍给中国。翟趣林在欢宴张斯麟席上致词.盼中俄携手,解除外力干涉,列宁亲自接见,谓中俄将团结一致,促使帝国主义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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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斯麟曾在日本学习陆军,供职督办边防处,属于段祺瑞派。

  十一月底,张斯麟携第二次宣言,返抵北京,他的意见对于政府当局应有影响。一九二一年二月,外交部允相机与苏俄代表商谈。十二月,苏俄直接派遣的第一位代表巴伊克(A. K. Paikes)到京,声称一俟中俄维持外蒙秩序的协定成立,红军即可撤退,并准备承认中国在中东铁路地区的主权,苏俄倘能在太平洋方面有一经济出口,中东铁路可归中国管理。中国急于解决的为外蒙问题,苏俄所望的为中国对苏联的承认,而以外蒙问题相要挟。在争辩最烈之时,“俄蒙友好条约”(见 463页)的真象外泄,中国责苏俄食言,行为与帝俄并无二致,巴伊克至为尴尬。中东铁路问题,因张作霖宣布东北自主,亦无从作深入谈判。

  一九二二年八月,苏俄改派的干练而有经验的外交家越飞(Adolf A. Joffe)行抵北京。他的对手为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越飞仍想先达成建交目的,顾维钧仍要求先撤退外蒙红军。越飞责中国纵容白俄,不允单谈外蒙问题。顾称中国对赤、白两党无所偏袒。越飞谓中国不应以均等手段对待,如不与苏俄密切联合,即不归还外蒙。又说中东铁路为俄人产业,须订定经营办法,加拉罕宣言并不影响苏俄对该路的权益,亦非无偿的归还。中国不要以为宣言水久有效,除非中国不再漠视苏俄的利益,苏俄无履行宣言的义务。谈判至一九二三年一月,迄无眉目。越飞讥讪中国对赤、白两党的中立态度,应择一为友。数日后前赴上海晤孙中山,未再返北京。

  越飞的外交虽无所成,社交则颇有所得。他一到北京,即向新闻界展开宣传,斥诋西方国家,①倡导中俄合作。此后的谈话、演说,无一不是拥护殖民地及次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称道中国民族的自觉。教育界开会欢迎,学术团体设宴招待,他亦邀宴国会议员、各界领袖,蔡元培致词答谢。到上海后,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公告,旋去东京,更增加北京的惶恐不安,希望交涉重开。苏俄要求改在莫斯科举行,北京不允。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国际共管中国声中,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第三位苏俄代表加拉罕到来,宣传伎俩不弱于越飞,他的名字又具有魔力,声言仍遵守两次对华宣言列举的原则,盼中国日趋富强,能自卫利益、主权,各党派应一致抵抗各国对临城事件的无理要求。对于北京大专学校教授,他赞成以俄国部分庚子赔款充作学校经费;对于广州,他派有代表,但对于北京政府,则是另一态度。

  负责和加拉罕谈判的为中国全权王正廷。加拉罕要求先承认苏俄再商其他,王正廷主张先解决两国悬案,然后建交。北京大学教授全体支持加拉罕,王复恐加拉罕赴粤,答应了他的条件,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将中俄协定大纲议就草签。外交总长顾维钧以为不妥,②加拉罕严拒修改,限期正式签字。内阁命顾接办,至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协定成立。订明恢复邦交、两国悬案另行会议解决,废除帝俄所订各约,帝俄与他国所订有损中国主权利益条约,概行无效,嗣后两国均不得订立有损对方主权利益条约,苏俄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中国有权赎回中东铁路。关于撤退外蒙红军问题及赎回中东铁路条件,将来商定;苏俄放弃在华所得租界、租借地、庚子赔款、领事裁判权;两国互相保证在该国境内不准有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的机关团体的存在与行动,并互相承诺不作与对方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的宣传。

  协定成立后,北京各团体连日庆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亦均支持。究之实际,苏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对华宣言,且于协定本身多方破坏,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援助容共后的国民党。九月二十日,加拉罕复与“东三省自治政府”签订关于中东铁路的沈阳协定(一称奉俄协定),等于承认张作霖的政权。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与日本签订建交协定,承认一九〇五年的日俄和约,仍然有效。对于为解决外蒙、中东铁路问题召开的中俄会议,原定一个月内举行,六个月内完成,拖至一九二五年八月才勉强开幕,第二天,加拉罕离开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一度重开,终于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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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越飞未提日本,因为他正准备赴长春与日本会谈。

  ②巴黎和会时,王正廷与顾维钧已有意见。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以苏俄为中心的共产世界,为列宁的终极目的。欧洲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巨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必须一面号召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斗争,一面号召国外的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斗争,里外交击,方易收效。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曾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主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就无最终胜利的希望。斯大杯复高呼鼓起东方工人农民的革命精神,去反对帝国主义,一分钟也不可忘记东方。尤重视土广民众的中国。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虽非全为中国而设,策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则为其使命之一。与中国建交的任务,由苏俄政府负责,反帝国主义的任务由共产国际主持。诚如毛泽东所说,经过俄国人的介绍,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国际成立前两个月,莫斯科的“侨俄华工会”已派共产党人回中国宣传。 ①一九二〇年三月,即中国收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前后,曾在西伯利亚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现任职于共产国际东方局的吴廷康(G. N. Voitinsky)奉命来至北京,寻觅民族民主资本阶级革命同盟。他首先会见李大钊及几位社会主义者。四月,由李介绍,前去上海晤陈独秀及戴传贤、张东荪等。他的主要说词是中国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过于庞杂混乱,缺少主流,复无组织与实际行动,决不能推动革命,必须成立一中国共产党。拟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为基础。陈独秀、戴传贤表示赞同,张东荪不愿参加。是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五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出版,马克思研究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有了雏型。不久戴传贤退出。七月,李大钊派张国焘前来,吴廷康通知陈独秀,共产国际决定支持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陈认为中国工人无多,知识落后,阶级觉悟不够,一时无夺取政权可能,应先集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本共产党立场,仍从事新文化、反军阀、反日、爱国活动,入党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即所谓“南陈北李”。中共临时中央于是成立,经费由共产国际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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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侨俄华工会举行第三次大会,翟趣林演说,盼“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苏维埃合作,同月二十三日,议决组织《华工社会党同盟”,似已设有机构,但均无下文。

  中共临时中央一经成立,即于杭州、南京、芜湖、安徽、重庆、成都、天津、济南、青岛、太原展开活动,而以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为重心,分设中共临时支部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之外,并在上海发刊《劳动界》、《伙友》周刊、《共产党》月刊,译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机械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及工人补习学校,—一组成,设立外国语学校,招收学生学习俄文,准备送往莫斯科受训。①北京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劳动音》周刊,设立长辛店京汉铁路职工会、补习学校,任事者大都为北京大学学生,如张国焘、邓中夏。广州为中国革命策源地,尤受重视,共产国际先设通信社,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等出版《劳动声》周刊。十二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特设宣讲所。武汉负责人为曾留学日本的董必武(用威)。一九二一年三月,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成立,五月,上海、北京、广州举行劳动节纪念会。

  新文化运动期间,湖南学生十分活跃,毛泽东(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蔡和森为领导者。毛为湘潭人,来自农家,辛亥革命时一度从军。一九一三年人长沙师范学堂。因受陈独秀的影响,②一九一七年,发起“新民学会”,又显然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一九一八年九月,毛去北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因李大钊的启导,对于马克思学说有了兴趣。一九一九年三月,取道上海返湘。“五四”事件发生,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主编《湘江评论》周刊,鼓吹民众大联合,对抗官僚、军阀、资本家。③一九二〇年二月,再至北京,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同时再读有关俄国革命书刊。四月,复去上海,访陈独秀,大概是奉李大钊之命,或曾预闻筹组中国共产党之事。七月,回长沙,担任师范学堂附属小学主事,先后创办文化书社,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支部。湖南无政府主义者有劳工会,毛亦发起各种工会,组织工团联合会。罗素在长沙讲演时(见505页),他可能是听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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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二一年春,刘少奇、彭述之、任弼时等八人赴俄。与陈独秀有私交的孙毓筠亦于此时资送数人前往。

  ②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曾刊载毛泽东的《体育研究》,署名“二十八书生”。

  ③《湘江评论》,创刊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行五期即被禁,毛改任《新湖南》月刊编辑。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建立关系的同年,又与留法勤工俭学会接触,其中有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曾留学日本的周恩来(一八九八至一九七六),①陈独秀之子延年、乔年,来自湖南的蔡和森、蔡畅、李立三、李富春、李维汉,来自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来自贵州的王若飞。他们的组织,初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再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民族与殖民地委员荷兰人马林(G. Maring即J. F. M. Sneevliet)、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Nikorusky)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商定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后,再赴上诲。七月二十日,大会在法租界秘密举行。时党员仅五十余人,出席代表十三人,陈独秀、李大钊未到,张国焘任主席,马林、李克诺斯基列席指导。②经过五晚会议,被法租界包探发觉,巡捕掩至。最后一次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船上举行,通过党纲,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即党魁,张国焘、李达分任组织、宣传部长,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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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周恩来原籍浙江绍兴,长于江苏淮安,一九一○年去沈阳,一九一三年入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一七年,赴日本京都,一九一九年回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九月组织觉悟社,一九二〇年一月被捕,五月获释,十月赴法国。

  ②十三名代表为北京张国焘、刘仁静(北京大学学生),广东陈公博、包惠僧,上海李汉俊、李达(二李曾留学日本),湖南毛泽东、何叔衡(秀才,小学教员),湖北董必武、陈潭秋(湖北师范教员),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均中学生),日本周佛海。其后陈公博、李汉俊、李达、周佛海相继开除党籍或脱党,陈独秀、刘仁静亦因与斯大林意见不合,开除党籍。马林之外,另一共产国际代表,有谓系吴廷康。中共现以七月一日为建党日,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而于七月二十日为可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C. Martinwilbur)所举证据外(见陈公博著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页一五至二一),其他旁证,一为六月始决定召开大会,须通知各地推派代表,不可能于七月一日举行。二为在大会为马林任通译的张太雷,六月二十二日尚在莫斯科,亦不可能于七月一日赶返上海。

  出席的十三位代表,几均为学识有限、经验欠缺的书生,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共产党的策略所知无多。陈独秀、李大钊又不在场,一切取决于马林。重要决议,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实行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收一切生产的资本归社会共有。采不妥协政策,断绝一切非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组织工会,灌输阶级斗争思想,成立研究劳工组织的学术团体,编印杂志、报纸、专书、小册、传单。对于现有政党取独立、攻击、排斥态度,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不与建立任何关系。中央组织应每月向共产国际呈送报告,必要时得派代表向共产国际东方局报告。既对其他政党取排斥态度,曾议决禁止党员参加政治,因马林反对而取消。大会通过的宣言,将孙中山、徐世昌一并斥诋,引起争论,改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公布与否,结果搁置未发,原因为共产国际有意联好孙中山。

  今后十个月,中共的重要活动为北京等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公开征求党员、举行讲演会、马克思诞生纪念会、三八妇女节纪念会,召开非宗教同盟会议,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旅欧总部,派人参加共产国际大会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大会,①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加多,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亦颇引起社会注意。

  中共对于工人运动特别重视,设置劳动组合书记部,推广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中国产业发展的程度不足,工人数目无多,成分复杂,缺少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能左右工人行动的,在上海为帮会,在广东则以国民党的影响力为大,中共尚不能领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上海罢工的次数较多,均归失败。香港海员六万余人罢工,因得广州政府支援,为时约一月。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参加的百余团体,以属于国民党的为多。大致而言,中共的成就应在宣传,知识青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渐渐增加,其他实际收获甚少。

  三、苏俄、中共与孙中山、吴佩孚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与俄国革命党人曾有过接触。辛亥革命时,列宁对于孙的思想亦颇称许。十月革命后,孙去电祝贺,翟趣林覆电,盼中国人民与苏俄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未能递到。一九一九年三月,莫斯科向广州军政府提议合作,并无反应。五四事件发生不久,国民党报刊开始介绍社会主义。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亦于是时发出。一九二〇年六月,侨俄华工会邀孙访俄,当系共产国际授意。七月,电请孙与中国各界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苏俄。共产国际大会议决与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势力联合,使其参加推翻帝国主义事业。时吴廷康正在推动组织中国共产党,曾与孙在上海相见。十月,孙准备回粤,重建政府,翟趣林来书,商谈贸易。一九二一年八月,孙覆以地理隔阻,尚不能建立商务关系,惟盼有私人接触。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表示,愿以共产主义立场,赞助国民党的革命,但不得与共产党的革命混为一谈。马林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首与国民党的要人张继商议。十二月,经广州至桂林访孙中山,劝容纳共产党员,与共产国际联盟.建立革命武力。孙对俄国革命虽表重视,不过列宁的主张不尽和他相同。此时他志在北伐,如果联俄,英国必然不喜,势将阻挠他进军长江,但他对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则颇感兴趣,因允于在道义上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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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出席共产国际的为张太雷,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的为何梦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一称远东劳工大会,意在对抗华盛顿会议,中共代表为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北京晨报)记者),及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团体亦派人参加,共计三十余人。

  苏俄以见摈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一月,自行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孙中山亦以美国拒绝他派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为明了苏俄实况,在与马林会晤之前,已派张秋白出席莫斯科的会议。共产国际书记齐诺维夫(Zinoviev)在大会报告,主张中共与非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联合,对抗资本帝国主义者,警告国民党对美国的妄想。列宁接见张秋白及中共代表张国焘,讨论国民党、中共合作的可能。二月,翟趣林致书孙中山,重申苏俄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与愿望。四月,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S. A. Dalin)到粤与孙续商,仍无结果,但孙对香港海员罢工的援助、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全国社会青年团代表大会之在广州举行,足证孙对中共态度的友善。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中共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是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等事,都是拥护民主政治的证明。中共的主张共有十项,其中之一即是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建立联合阵线反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显然是追随共产国际的步调,放弃了对其他政党的排斥态度,实为策略上的大转变。七月十六日,中共第二次全国代会大会在杭州西湖举行,时党员一百二十二人,出席代表十二人,讨论的中心,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决议是号召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参加民族革命,与国民党暂时联合,但并不放弃共产党的组织,仍独立的为无产阶级奋斗。宣言中明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大会选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高尚德为中央委员,陈续任总书记。不久马林又自莫斯科来上海,在他的要求下,八月初,中共中央委员举行会议。马林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作有组织的结合,不赞成联合阵线。陈等一致反对,马林谓此系共产国际所决定,必须尊重。陈等唯有服从,惟国民党须依民主原则改组。

  掌握国民党兵权的陈炯明是属于无政府派,据说一九二〇年四月,苏俄代表前来漳州与晤,是否果有其事,虽不敢必,不过就日后陈独秀之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看来,中共与陈炯明实有相当关系。一九二二年四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失和,决裂在即,陈独秀于孙、陈之间,何去何从,犹疑不定。及陈炯明对孙实行叛变,中共始决定与陈炯明断绝关系。请孙中山召开革命团体会议,原因是陈炯明的声望无法与孙同日而语。

  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不成,在赴沪船中,考虑今后动向,认为必须改弦更张,争取外援。联德尚无眉目,惟有联俄。八月中旬,孙到上海,陈独秀、马林及越飞的代表先后来见,所谈当不外联俄、容共,容共则为联俄的第一步。五四以来,孙对于青年动态极为注意,他之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一九一九年十月),目的即在扩大基础,现在愈感有此必要。八月下旬,首准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九月,设置国民党改进委员会,及改进方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及到过苏俄的张秋白均为委员。

  苏俄于联好孙中山外,对于新近崛起的直系强人吴佩孚亦至为重视(见509 页)。李大钊及直系政客孙洪伊与吴的政务处长白坚武均有交谊,透过他们的运用,吴允由李推介得力之人,组织铁路工人,排除交通系梁士诒的势力,免为奉系所用。 ①直奉战争时,中共领导下的京汉铁路工人助吴运兵,颇称得力。战后有六名中共重要党员,分任京汉、京奉、京绥、津浦、正大、陇海铁路密查,吴复通令保护工人,更给中共以不少方便。中共称道他是反日者,“倒张(作霖),去徐(世昌)是差强人意的事”,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并推动吴与孙中山的合作(见481 页),一九二一年一月,共产国际代表已与吴会晤,此人或者就是吴延康,介绍人为李大钊。一九二二年八月,又有苏俄记者到过洛阳,受到吴的欢迎,李本人亦数至洛阳。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大会,陈独秀率代表参加,会中曾讨论联吴、联孙问题。共产国际要人拉狄克(K. Radek)的报告,提及中共对吴的支持,谓吴系中国联合阵线必需的人物,似乎认为他的重要性在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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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时交通总长为直系的张志潭。

  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与越飞代表的会谈,有欠顺利,使他感到“麻烦”。此后一面着手改进党务,一面部署收复广东。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宣言,说明今后政策,一为本民族自决之义,对内增进全国文化,对外谋求世界民族平等,改正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地位;二为废除以资产为标准的选举,确定人民自由权;三为力谋社会经济的均等发展,限定私人土地所有权,制定工人保护法,徐谋劳资的地位平等,改良农村组织,徐谋地主佃户间的平等。虽与共产党的主张仍有距离,然已具有反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意义。是后各级党部工作均有中共党员参加。①

  国民党作风不变,同时滇、桂军在孙中山策动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自广西长驱东下,国民党的声势重振。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军占领广州,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谓国民党为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应与实行合作。同月,越飞至上海面晤孙中山。一月二十六日,孙、越发出如下公报:共认苏维埃制不能引用于中国,苏俄愿赞助中国完成统一,取得完全自由;越飞重认一九二〇年九月苏俄对华宣言原则,苏俄准备抛弃帝俄时代对华的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中东铁路管理办法由中、俄协商;苏俄无意使外蒙脱离中国,为防制白俄,俄军不必立时撤退。

  共同公报发表后,越飞赴日本,孙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时联俄容共尚未收实效,军事财政紊乱不堪,粤人痛恨滇、桂客军,怨毒转集国民党。但中共在各地的活动则大有开展。宣传刊物上海有《向导》、《前锋》、《中国青年》,广州有《新青年》、《新学生》,北京有《政治生活》,长沙有《新时代》,上海大学无异其训练机关。②群众运动多由中共领导,如民国裁兵运动大同盟,女权运动大同盟,收回旅顺大连、取消二十一条示威,反对北京教育总长请愿,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渐成青年的口号,工人罢工风潮亦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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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如中央党部总务部林祖涵,北京交部总干事李大钊,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筹备主任夏曦、刘少奇。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八十余人亦均成了国民党员,周恩来任国民党驻欧支部总务主任,李富春任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任巴黎通讯处长。

  ②上海大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名为国民党创设,于右任、邵力子任正副校长,教授多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沈雁冰(茅盾)。一九二五年六月,被租界工部局封闭。

  孙中山越飞的公报为国民党公开联俄的表示,六日后发生的京汉铁路工潮为吴佩孚实行与中共分手的表示。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吴辖区内的长辛店铁路工人及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北京、唐山学潮汹汹,吴认为是中共和他为难。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吴武力解散,下令逮捕李大钊。京汉铁路总工会移往汉口,二月四日,全路罢工,拒绝吴的复工命令。二月七日,汉口、长辛店工人三十余名,被军警杀害,中共称之为 “二七”惨案,斥吴为国民公敌,共产国际亦痛加诋责,苏俄的联吴努力失败,中共与吴的关系破裂。是后苏俄与吴虽偶有接触,然合作已无可能。加拉罕与北京政府谈判时,吴之赞成中俄复交,是为了想取得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同时仍欲以苏俄牵制张作霖。

  四、国民党与苏俄、中共实行联合

  孙中山虽已决定联俄容共,但他的政治运用,尚无显著的变化。在与越飞发表公报的同日,另有一篇和平宣言,主张在统一未成立之前,由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诸省暂时划疆自守,裁兵、借款。借款用途由法定机关及债权人、农工商各团体代表监督,实行化兵为工。裁兵首须得直系赞同,孙回粤后,命胡汉民、汪兆铭、孙洪伊为驻沪代表,办理和平统一。借款最好由英国承担,一九二三年二月,他曾应香港总督之宴,盼与英国交好。三月,又一再与广州英国总领事商用英款开港、筑路,并发表演说,愿与香港政府合作。四月一日,孙的秘书陈友仁宣布孙的外交政策,希望英、美给以财政援助,用英、美专家致力建设,①可见尚不欲专联苏俄。

  苏俄对于孙的以上举动自感不安。五月一日来电,愿随时予以必要援助。两周后马林再至广州,劝孙彻底改组国民党。共产国际训令中共,务使国民党成为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运动阵线的领导者,注意工农,阻止国民党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者妥协。其实直系和英国对孙中山的表示,不仅毫不为动,且敌视愈甚,不惜以种种手段颠覆他的政权。苏俄的援助则愈具体化,开始派遣军事顾问前来,②并给以二百万元的贷款。孙为保持现有据点,以图将来发展,不能不认真考虑容共问题。与越飞在日本相处的廖仲恺一力赞成,说是国民党的历次失败,由于专恃军队,为兵所制而不能制兵。制服军队须靠党员,国民党仅有少数干部,党员无多,急当改组以救其弊。何况国民党在国际上缺少朋友,苏俄既来联络,便不应拒绝它的党徒中共。五月二十一日,孙请马林协助计划党的改组。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由于马林的坚持,通过今后活动集中于国民党的发展,改组国民党为真正的政党,加强其在工人农民中的影响力,使与苏俄接近。大会宣言承认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力量,处于领导地位,惟须抛弃依赖外力,专力军事,及忽视对于民众宣传的观念,所说和共产国际的训令完全相符。③

  马林与孙中山商定派遣代表团赴俄,由孙的参谋长蒋中正(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五)率领。十月六日,苏俄驻北京代表加拉罕介绍的鲍罗廷(Michael Borodin,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三)抵广州,作为苏俄驻广州的代表, ④最大的任务为促使国民党早日彻底改组。当他初见孙中山时,首先应允孙的军事物资援助要求,强调中俄革命均为民族主义的奋斗,苏俄的成功,实得力于党。国民党的使命为完成中国统一与独立,如假以半年时间,可使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巩固基地,一、二年内革命精神将普及全国,但必须注重宣传,动员民众,推行军中政治工作。孙大为所动,十月十日,设置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由鲍罗廷拟定改组方案。鲍罗廷一面告诉中共领袖,谓稳定国民党为稳定共产党的基础,一面公开谈话,谓国民党为中国人民独立奋斗的引导者,倘再济以军事精神及民众组织,势力将益增强,必能统一中国,使脱离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奴役。十月二十五日,孙派定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与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均在内,鲍罗廷为顾问,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十一月,陈炯明军逼攻广州,鲍罗廷劝孙采行新农工政策,动员农工,共同抵抗,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训练义勇军,成立农工及中产阶级调查委员会与党员训练所,后者由鲍罗廷负责,使党员学习苏俄革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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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时香港总督为斯塔布斯(Sir Edward R. Stubbs),广州总领事为杰尔孙(Sir J. J. Jamieson),三月,梁土诒曾在香港代孙活动借款,建筑铁路。

  ②苏俄顾问于一九二三年六月抵北京,十月到广州。

  ③共产国际训令系五月二十四日发出,迟至七日十八日中共始收到。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系六月十日开始,十九日终了。但共产国际的此项意旨,仍可先由马林转达。时中共党员四百三十二人,出席大会代表三十人,陈独秀瞿秋白主张服从共产国际决策,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反对。卒依马林主张,通过中共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毛泽东的当选中央委员即在此时。

  ④鲍罗廷即Gruzenberg,为犹太人,幼年受教育于立陶宛,参加革命运动。一九○ 六年在伦敦活动,一九〇七年来美国,居波斯顿、芝加哥。一九一八年返俄,受知于列宁。一九一九年派往西班牙、墨西哥、荷兰。一九二一年赴土耳其,助凯木耳(Kemal)抗英。一九二二年被英国拘禁六个月。一九二三年七月来华,先至奉天晤张作霖,继到北京见加拉罕。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加拉罕来电祝贺,表示苏俄对于中国人民自由独立的敬爱和同情;中共发表宣言,号召人民集结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开会期间,列宁去世,大会去电吊唁,休会三日,各机关下半旗,全体代表向鲍罗廷鞠躬,以示哀忱。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正式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①最足以表现此次大会意义的为所发布的宣言,这篇宣言是廖仲恺、胡汉民、汪兆铭及中共党员瞿秋白与鲍罗廷起草,指出中国祸乱皆为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所造成,以致政治、经济生命皆为所制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包括中国民族自救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惟有国民党与多数民众结合,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方能获得真正自由独立。民权主义包括间接民权与直接民权,凡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与团体,均得享有。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国民党正从事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民工人的特殊阶级,为农民工人而奋斗,亦即农民工人为自身而奋斗。国民革命运动必待农民工人参加,然后方能决胜。新的政纲,对外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要;对内以确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权,增进农民工人生活为要。以上措置和表示,与共产国际的主张大致吻合,亦即日后中共所指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以反抗帝国主义为中心。根据这些原则,国民党声明维持中俄北京协定,发动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废约同盟,举行收回教育权运动,反文化侵略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周。②工人运动继续推进,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在北京成立,广州工会组织工团,劳动节开会庆祝,孙中山讲演反抗外国经济压迫。农民运动更为积极,特设农民运动讲习所,③孙中山讲演农民大联合,耕者有其田。各县有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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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央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居四分之一,组织、工人、农民各部及上海、北京、汉口执行部的实权,均操于中共党员之手。

  ②九月七日,为辛丑条约签字之日,国民党发表宣言,号召民众与国民党合力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③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先后由中共党员彭湃、毛泽东担任。学生三百余人,为以后农民运动的干部。

  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力图扩张,国民党的部分高级干部深恐喧宾夺主,一再检举,指为志在借国民党的躯壳,注入共产党的灵魂。中共党员对国民党亦暗事打击,公开讥评。于是有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及联合部(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设置,以便调处。政治会议有如共产党的政治局,以鲍罗廷为高等顾问,联络部由政治会议、共产国际及中共三方代表组成。

  这时广东大半仍为陈炯明所有,不时蠢动。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骄横抗命,商团尤为心腹之患。商团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原为商民对抗滇、桂军的武装自卫组织,后以恐惧实行共产,转而敌视国民党,香港政府从而构煽,与陈炯明勾结。一九二四年八月,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以蒙蔽手段,自海外购运枪械,被广州政府扣留。商团成立联防总部,实行罢市,强求发还。广州政府准备武力制止,英国代理总领事发出警告,声言如攻击广州市区,英国海军即实行干涉。孙中山急欲北伐,策应北方反直系战争,别寻出路,初时多方迁就,商团态度更为强硬。适苏俄军火到粤,孙中山决采断然处置。十月十五日,商团一万二千人全部为蒋中正指挥的粤军、滇军、各军事学校学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所击溃,①西关商业区被毁三分之一。

  第三节 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展开

  一、直系的崩溃

  吴佩孚之能一跃而起,并非全凭他的武力,舆论的同情,实有至大的影响。从此以后,他自以为所向无敌,不惟兵戈不休,而且行事乖方,誉望日趋没落。黎元洪被逐,曹锟窃位,直系愈为人所不齿,失败已成必然。奉系、皖系与孙中山的反直系联合阵线,直系军人的携贰,更加速了直系的崩溃,导火线为江浙战争。

  据有浙江的卢永祥,为硕果仅存的皖系军阀,事事与直系作对,曹锟、吴佩孚视为眼中钉。在直系军阀中地位仅次于吴佩孚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对于卢永祥之把持上海,有芒刺在背之痛,所争的是上海兵工厂、税捐与鸦片。一九二三年七月,盛传直系将对浙、沪用兵,因江浙士绅奔走呼吁,英、美、法、日公使抗议警告,得以暂告无事。十一月,暗通直系的淞沪警察厅长被刺而死,齐燮元所派的继任者不能到任,又成剑拔弩张之势。福州督理孙传芳不甚得志,谋向浙江发展,与齐相结。一九二四年初,有一支皖系军队为孙所败,北走浙江,为卢永祥收编,吴佩孚要他解散被拒,命齐、孙进兵。卢处于直系包围之中,自以实力足与齐、孙相抗,又与张作霖、孙中山同盟,不甘示弱。九月三日,齐、卢之战爆发于上海、苏州之间,兵力各约五、六万人。孙中山立即宣布北伐,张作霖动员奉军西进,段祺瑞通电讨伐曹锟。齐虽有吴佩孚及安徽、江西之援,仍战卢不下。孙传芳得浙江地方军内应,长驱而前,直指杭州,②卢军退集上海,浙江入于孙传芳之手。十月十三日,卢永祥终不能抗拒齐、孙的夹击,东走日本,齐卢战争结束,北方直奉的大战则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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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粤军、滇军约一万五千人,黄埔军校学生八百人,滇军讲武堂学生五百人,湘军讲武堂学生二百人,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三百余人,另有铁甲车队、航空队、兵工厂卫队。

  ②吴佩孚所派援军约一万余,安徽、江西军一万余,孙传芳军二万余。

  两年以来,奉军积极整顿,兵工厂大事扩充,并成立空军,日本是最大的支持者。九月中旬,奉军约十五万人,分向山海关、热河进攻。吴佩孚昧于大势,初以为张作霖不敢轻举,至是自洛阳入京,调兵遣将,仓促应战,仍然骄妄自大,气焰灼天,目无余子,以为必胜。吴自当山海关,而以热河一路付之冯玉祥、王怀庆, ①合后续部队,总计二十万人,复有海军助战。但军费不足,武器陈劣,士气不扬,能战者不足十万人。吴曾与苏俄大使加拉罕密谈,希望苏俄给奉军以压力。又商请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准其由南满铁路运兵,事实上皆不可能。英、美对吴同情,希望直军获胜。日本惟恐直军之不败,舆论为奉军声援,内阁的决策是予张作霖以善意的支持、适当的指导,维护满、蒙利益。必要时采机宜措施,并派松室孝良少佐 ②伺察吴的动静。冯玉祥与吴积不相能,对曹锟复怀怨望(见485页),结合不满曹、吴的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联交国民党与苏俄,黄郛是运筹人之一。③直奉战争甫起时,据说日本住友会社咨议寺西秀武大佐即策动冯玉祥反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驻华公使及武官均预其谋,曾以一百万日元,由三井银行经天津日本驻军司令交段祺瑞再转付与冯。冯军沿途逗留,十月十九日,乘山海关战事方酣,自热河还军,二十三日,突入北京,迫曹锟下令停战,所部改称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及孙岳分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吴佩孚闻警赶回天津,奉军乘机猛攻,日军不准直军使用秦皇岛(山海关西南的海口),直军大溃。吴浮海而南,拟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不成,北去河南,为陕军师长憨玉琨及胡景翼所迫,退回湖北,一败涂地,寄身于长江兵舰,渡其水上飘泊生涯,时为一九二五年一月。冯玉祥称是役为首都革命。冯玉祥占有北京,曹锟去职,由黄郛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总统职务。第一件事,亦是最为人注意的事,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强制溥仪(宣统)出宫,北京不再有所谓皇帝。次为请孙中山北上指导,最后与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在北京就任,黄郛的摄政内阁辞职,不再置国务总理,新任各部首长大半属皖系,曹锟的宪法与临时约法被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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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怀庆部并无作战能力,冯玉祥军约三万余人,素称精练。

  ②松室后任冯玉祥顾问。

  ③胡景翼为陕军师长,孙岳为直军旅长。胡属国民党,参加过陕西靖国军,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来归。孙为旧革命党人,冯驻军北京时,和他交结。冯为基督教徒,外人称为“基督将军”,与国民党中的基督教徒徐谦、马伯援有交。冯与苏俄的关系,始于越飞在华之时,与加拉罕尤近。黄郛留学日本,属同盟会,曾参与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游历欧、美,为一军事政治家,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历任北京政府要职,讲学北京大学,与冯过往颇频。

  直系督军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初欲出兵援助吴佩孚,以大势已去,宣布拥戴段祺瑞,籍图苟全。段亦思保存直系的残余,以维持均势。张作霖、冯玉祥合谋扩张地盘,张的野心尤大。国民军孙岳占领保定,胡景翼任河南督办,沿京汉铁路南下。奉军李景林占领夭津,任直隶督办。段以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宗昌率奉军为前锋,沿津浦路南下,山东督军附段,安徽督理被逐,齐燮元退往上海,卢永祥入驻南京,两人又成了三个月前对抗之势,不过交换了东西的位置。①孙传芳恐奉军进取浙江,一九二五年一月,助齐举兵。奉军击败齐军,进抵上海,与孙传芳对峙。经段祺瑞调停,孙军奉军各自后撤,上海永不驻兵,兵工厂由总商会接管,有如中立区。

  驱逐吴佩孚出洛阳,郑州的憨玉琨以为河南应为己有,但为胡景翼所不许。一九二五年二月,胡对憨攻击,陕西督军刘镇华助憨,孙岳助胡,二月,憨战败自尽,刘丧失了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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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上海新闻报》讽之为足球比赛的换边或换球门。

  反直系战争爆发,孙中山拟全力北伐,破釜沉舟,不作返粤之计。以各军多不奉命令,复为商团所牵,迟迟不能行动。待商团事变敉平,冯玉祥占领北京,孙决定北上,命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主持北伐军务,进兵江西。十一月初,赣军方本仁来附,北伐军始得前进。方本仁志在地盘,反戈攻击北伐军。谭延闿湘军仅一万余人,均饥疲之众,一九二五年一月,败回广东。所以此次反直系战争,孙中山在军事上一无所得。直系盛时据有十余省,战后仅余浙江、福建、湖北。

  二、国民党的时局主张,张作霖、冯玉祥的对立

  恢复中国在国际的自由平等,为国民党的一贯主张,改组之后,更强调帝国主义勾结军阀的罪恶。反直系战争一起,孙中山发表宣言,揭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承之人,以继续反革命之恶势力。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盖必如是,中国方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接着发表北上宣言,申明国民革命在消灭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现象,使之与国民结合,拥护国民利益。对于时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统一与建设,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实现民治。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召集一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代表组成。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由粤抵沪,招待记者,说明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召集国民会议为对待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对待帝国主义。此后反覆阐述中国不统一的真正原因,不在内而在外,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中国受到不平等条约束缚,所以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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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共曾要求国民党号召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团体代表开国民会议。

  列强、军阀对于孙中山的主张,极力反对,多方和他为难。公使团拟阻止他在上海登岸,上海英、美报纸主张禁止他入住租界,不许他在上海过冬,不理他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十二月,孙经日本抵天津,法国领事不准在法租界举行欢迎会。公使团因对孙敌视,亦不容和他接近的冯玉祥及冯所支持的黄郛内阁,拒不赴黄郛的宴会。段棋瑞答应了遵守过去的条约,公使团始承认他的临时执政。孙至为愤怒,对段严词指责。

  废除不平等条约非一蹴可就,召开国民会议为刻不容缓之事,段祺瑞为敷衍计,宣布先召开由各省区代表组成的善后会议,再产生国民会议。孙要求善后会议兼纳人民代表,段只允限于各军首领、各省区长官、及有勋劳和特殊资望地位的人。国民党、中共激烈反对,不参加一九二五年二月开幕的善后会议,希望人民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各地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①结果善后会议一无所成,国民会议亦未能召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孙中山扶病到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遗嘱国民党员,继续为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中国的民族,共同奋斗,于最短期间促使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现。所指以平等待中国的民族主要是苏俄。另有致苏俄遗书,说是已嘱咐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苏俄合力工作,深信苏俄亦必继续予中国援助,达成中国革命的目的,两国携手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取得胜利。共产国际主席齐诺维夫及俄国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来电致悼,支持国民党为反帝国主义而奋斗,中共亦有同样表示。中国各大都市纷纷公祭追悼,移柩时执绋民众十余万人,国民革命运动在华北及全国得到空前进展。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的生命寄托于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集团。张的武力本在冯之上,复乘冯倒戈,直军败溃之际,缴得大批枪炮。冯军先入天津,因奉军的压迫而撤退。直隶督理王承斌曾参与冯的倒吴佩孚计划,所部以亦被奉军缴械。段祺瑞偏近张作霖,②执政政府的各部总长,无冯系人物。国际背景不同与地盘竞争,尤为张、冯冲突的大原因。张、段的支持者为日本,冯的支持者为苏俄。冯于北方军阀中为一有心人,生活朴实,所部以纪律严明见称。越飞对他备致好评,加拉罕更誉为“中国解放运动的柱石”。一九二三年底,他已在研究俄国情事,室内悬有列宁像,由基督教而转慕社会主义。他之推倒吴佩孚,不必与苏俄直接有关,但占领北京后的第四天,即与加拉罕会晤,黄郛内阁的外交总长王正廷又和加拉罕有过一段因缘(见511页)。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美国代办梅叶(Mayers)报告国务院,谓苏俄对北京现政府的影响力至钜。十五日,张作霖与美国总领事高思(Gauss)谈话,对黄郛、王正廷深表不满,二十九日,又向梅叶抨击苏俄在华活动,冯玉祥的辖区毗邻苏俄,全无海口,外来接济有赖苏俄。一九二五年二月,冯订购苏俄枪械,四月,苏俄军事顾问加入冯军工作,此后苏俄军火源源向冯的基地张家口输送。对于奉系张宗昌的招募白俄,加拉罕一再抗议,要求解散,中东铁路的苏俄局长与张作霖时有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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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对善后会议为重要决议之一。时党员一千余,青年团员四千余。

  ②段、张对于冯玉祥之驱逐宣统出宫,均极为不满。

  冯玉祥为倒直系的首功,事后并不得意,段祺瑞就任执政的当日,曾请求辞职。张作霖步步进迫,率奉军入京,国民军胡景翼、孙岳密谋予以拘捕,张仓惶而去,双方火并,有一触即发之势。冯因基地未固,不敢轻发,张极力扩张。段于张、冯,总望能使各得其所,自己亦有所获。先就已成之局,以河南归国民军,将直隶、热河归奉军,自取安徽,而与张共有江苏,再以察哈尔、绥远畀冯部,命冯督办西北边防,张督办东北边防,张返沈阳,冯赴张家口,国民军孙岳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奉系张宗昌任苏、皖、鲁剿匪总司令。处处使张、冯平分秋色。一九二五年四月,河南督办胡景翼卒,段即以胡的部将岳维峻继任,同时授奉系的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张作霖得寸进尺,奉军定要驻扎北京附近,冯军后撤。苏俄加紧援冯,促成冯、张冲突,加拉罕与冯订立密约,冯、张的决裂,成为旦夕之事。

  图十一:军阀割据——奉系、国民军对抗(一九二五)

  三、壮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各国对于中国日益高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缺乏正确认识,总以为是少数知识分子及国民党与中共受苏俄煽动所造成的一时现象,不难镇压。①罢工是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手段之一,自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年余来大致无事。一九二四年后,情势大变,国民党与中共合力推动反帝国主义与民众运动,直系的崩溃,与孙中山的声望,复给以活动便利。一九二五年二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长辛店举行代表大会;三月,全国各省工会联合会成立于北京(国民党领导);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组织全国总工会(中共领导),决定第一步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作经济斗争,第二步为政治斗争。

  在华的外资纱厂以日本为多,工人待遇最苛,每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所得工资仅一角五分,且动辄遭受毒打或开除。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一万余工人,为抗议开除及殴打工人而罢工,四月,青岛日本大康、内外棉等纱厂一万余工人为反对虐待而罢工,历时各二十余日。五月,两地工潮复起,青岛方面被军警制止,工人死伤二十余人,未再扩大。上海的情形完全两样,一因上海学生工人麋集,二因国民党、中共在上海活动最力,三因杀害工人的为日本人。内外棉纱厂再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十五日,工人二名被革,顾正红被日人枪杀。十八日,学生举行追悼会,先后被公共租界巡捕逮捕十人。二十五日,国民党电责日人无理杀害华人。二十八日,中共决定举行示威。三十日,学生二千余人分在公共租界讲演,援助罢工工人,群集南京路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巡捕暴力干涉,开枪射击,死者十一人,重伤二十余人,是为五卅惨案,即“五卅运动”。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华人结队行走,总商会、总工会决定六月一日起罢市、罢工,援助学生,租界中国巡捕亦多停止服务。工部局宣布戒严,召集外国义勇队、陆战队巡逻布防,占领各大学,华人续有死伤。六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召开市民大会,对英、日经济绝交,全国各大都市工人、商人、教员、名流纷纷奋起,学生相继罢课,要求收回英、日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日,长沙学生工人示威,参加者数万人。十日,北京举行的国民大会,参加者十余万人。十一日,汉口工人游行,被英水兵、商团枪杀八人,伤四十余人,是为“汉口惨案”。十三日,九江中外冲突,英领事馆遭受捣毁,日本银行被焚。二十五日,全国哀悼“五卅惨案”,一片收回英、日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呼声。英国更是大家反对的目标,学生高唱对英宣战,自动接受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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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字林西报》刊出伦敦通讯,尚有武力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战争计划。

  广州为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这时国民党正忙于对付滇、桂军,初未有积极行动。讨平滇、桂军后,各界成立对外协会。六月十九及二十一日,香港及广州沙面租界华工为援助“五卅惨案”罢工,参加者二十余万人,是为省港大罢工。对外协会决定举行大示威,声称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惟广州局势依然不稳,示威的先一日,当局告诫有关单位,不可有意外举动。二十三日,示威大队行经沙面对岸的沙基,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声中,枪声突起,①英兵发排枪及机关枪扫射,法国军舰开炮轰击,死工人民众六十人、陆军学生二十三人,伤者五百余人,法人死一,英人伤五,是为“沙基惨案”。广州政府严重抗议,国民党决定断绝英、法利益关系,并作防御布置。英法拒绝抗议,增兵广州,请美、日采共同强制行动,未得同意。新任广州卫戍司令蒋中正亦策划对英军事计划。

  五卅惨案初起,中共号召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野蛮屠杀,沙基惨案发生,国民党决定对欧、美帝国主义概行反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发表告各国人民书,说明中国所受帝国主义的痛苦,非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能铲除帝国主义的祸根。北京五十余团体组成的反帝国主义大联盟,通电内外,呼吁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团结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力量,共图解放与自由。七月中旬,广州英、法军舰加紧戒备,英人多迁往香港。国民党全力维持并扩大罢工,香港工人十余万(一说六万人)陆续返回广州,不准英国商船进口,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进口船只减少百分之八十五,居民减少百分之四十,商店倒闭,地价跌落。广州的经济同受影响,罢工工人的每日近万元的救济金,更是一大负担,但仍能坚持有十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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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云示威大队中有苏俄顾问,命陆军学生开枪。

  上海商人罢市,本有几分勉强,对于中共领导工、商、学联合会,并不积极支持。六月十三日,奉军抵达,二十二日,宣布戒严,禁止人民活动。二十六日,公共租界罢市、罢工停止,但华界仍抵制英、日货物,继续对英、日罢工。七月六日,工部局断绝中国工厂电源,使不能开工,陷中国工厂于绝境。日本希望早日复工,经日本总领事与上海当局商定,允抚恤顾正红,酌付罢工期间工人工资,不无故开除工人。工人以罢工日久,渐感厌倦。九月七日,中共发动的辛丑条约纪念会,参加者亦不热烈。九日,日本纱厂罢工终止,十八日,上海戒严司令解散总工会,通缉该会委员长李立三。二十二日,工、商、学联合会宣告解散,三十日,对英罢工终止。

  北京政府为沪案屡向外交团抗议,公使团不承认租界当局应负责任,仅允派员调查。英、日态度最为强硬,苏俄独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英、美、法、日、意、比六国合组调查团,与中国代表意见不协,租界工部局复拒绝惩处有关人员。公使团采纳英国建议,由英、美、日代表重行调查,中国拒不参加。十二月,工部局准总巡捕辞职,以七万五千元作为死伤华人恤金,惟拒绝道歉及其他条件。北京虽不同意,而无如之何,沪案不了了之。但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运动,仍继续发展,国民党与中共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尤其是中共,鲍罗廷曾说;“我未曾造成五卅惨案,而五卅惨案乃为我而造成。”

  沪案发生后,北京政府为舆论所迫,要求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国家修正条约。所得答覆是必须切实履行现有条约义务,保障外人特权与利益,禁止反抗运动,始可考虑。美国为缓和中国民气,稳定北京政局,建议召开中国关税会议,派员调查司法,作为实行关税自主及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准备,英、日亦欲借此遏阻苏俄影响力的赓续发展。一九二五年十月,关税会议开始,司法调查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举行,均无真正结果(见476页)。这时规模内战复起,北京近乎无政府状态,一切均谈不到。

  四、北方军阀的离合与混战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亦招致了北方军阀的大混战。在大混战中反帝国主义运动猛进不已。一九二五年二月,奉军及孙传芳军自上海撤退后(见526页),仍欲待机再来。孙传芳暗中提取上海兵工厂封存的军械;张作霖欲先置北京政府于控制之下,再攫取长江下游。五卅惨案发生之日,张作霖要求更易江苏、安徽军事长官。六月十三日,以维持治安为名,奉军开抵上海,孙传芳即调兵布防。孙与冯玉祥已有默契,直系的湖北督军萧耀南亦联好国民军系的河南督办岳维峻及不堪奉军凌迫的皖系军人,成立联防公约。八月,段祺瑞以奉系的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同时以冯玉祥为甘肃督办,孙岳为陕西督办。

  第一个发动反奉战争的为孙传芳。七月,他得悉张作霖订购大批军械,将于来春夺取浙江,决先发制人。十月十日,借名秋操,所部五、六万人,分路进向江苏,斥北京政府压迫上海罢工工人复工,听任各国实行沪案司法调查,允开关税会议,俨然是反帝国主义者的口吻。奉军以防线过长,旧苏军与孙军相通,北方有国民军的牵制,不战而退,孙传芳唾手而下上海、南京。十一月,占领徐州,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不及匝月,掩有江苏、安徽。蛰伏十个月的吴佩孚,乘时自岳州崛起,设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于汉口。①此时的张作霖有如一年前的吴佩孚,成为各方打倒的对象。

  孙传芳攻下徐州后,按兵不前,作持盈保泰之计。第二幕由国民军接演。冯玉祥倒奉战略,大致是先由孙传劳发难,夺取苏、皖,再由国民第二军岳维峻及第三军孙岳夺取直、鲁,最后策动奉军内变,一举而置张作霖于死地,而由国民第一军控制全局。①国民第二军一路东入山东,一路合第三军北入直隶,十一月中旬后,占领直隶保定,迫近山东济南。奉军第三军团副团长郭松龄,以功高赏薄,心怀怨望,暗结冯玉祥,②十一月二十四日,举兵滦州,要求张作霖下野,所部六万之众,东出山海关。张准备出走,因得日本之助,决计抵抗。日军警告双方,不得侵入南满铁路附属地带与日军警备区域。进至营口、新民的郭军被迫后撤,部分将领因新民日本领事吉田茂的联络,与张学良通,不肯再战。苏俄大使加拉罕请莫斯科出兵北满,苏俄恐与日本冲突,改由中东路的苏俄局长宣布,中国使用该路运兵须照付运价,以困奉军。十二月二十三日,郭松龄遭黑龙江骑兵袭击,日本炮兵猛轰,兵败身死。张作霖渡过了生死关头。③

  直隶督办李景林与郭松龄曾有谅解,宣布与张作霖脱离关系,冯玉祥为获得海口,强令让出天津。李经日人运动转与山东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共战国民军,指为“赤化”。④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第一军力战而有天津,围攻济南的国民第二军,则为张宗昌所败。

  吴佩孚再起后,大非当年可比,所谓十四省讨贼总司令,只是一个空名,初欲挥军北上,河南国民第二军,不许假道,坐困汉口,一筹莫展。吴所讨之贼原指张作霖,然仍不忘对冯的深仇,英、日劝与张作霖言归于好。十二月三十一日,吴宣布结束讨奉战争,张作霖表示谅解。冯玉祥以势处孤立,声言下野。①一九二六年初,吴佩孚部自湖北、山东分道进攻河南。河南人民以不堪国民第二军的蹂躏,纷组红枪会反抗,②国民第二军几尽被歼灭。同时奉军、鲁军沿京奉、津浦铁路进攻天津,并由海道袭击大沽,国民军封镇海口。三月十二日,日本两驱逐舰强行通过,与国民军互轰。伦敦早有出兵天津,与国民军一战之说。十六日,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国公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大沽至天津所有战争,准外国船只自由航行,限四十四小时答覆,否则采必要手段。

  ——————————

  ①十四省为鄂、湘、苏、皖、赣、浙、闽、川、黔、桂、豫、晋、陕、甘,吴实际能控制的限于湖北。

  ①奉军约三十万人,国民第一军约十二万人,第二军约十万人,第三军二万余人,以第一军训练为佳。一九二四年五月,国民军已有苏俄顾问,冯玉祥在张家口设立军事学校,以俄人为教官,库伦驻有冯的代表。十一月,第一军获得苏俄步枪五万枝、机关枪三百四十挺、大炮一百六十门、迫击炮九十八门。第二军获得步枪六千五百枝、机关枪九十二挺、大炮十二门,迫击炮九十八门。第三军获得步枪三千枝、机关枪五十二挺、大炮十二门。

  ②第三军团长为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实权由郭掌握。是年十月,郭在日本参观秋操,与冯玉祥派来的韩复榘密议共倒张作霖。

  ③郭败死后,张作霖逮捕中东铁路苏俄局长,苏俄限于三日内释放,张为所屈。

  ④徐树铮亦多方活动,说日本援助张作霖,劝孙传芳共讨冯玉祥,十二月三十日,被冯杀于北京天津道中。

  ①国民军攻下天津后,第一、二、三军争夺直隶地盘,冯玉祥苦于应付,亦为其下野原因之—,一九二六年三月,取道库伦赴莫斯科。

  ②进攻山东的国民第二军多为吴佩孚旧部,吴派靳云鹗收回,率之折回河南。红枪会为河南农民组织,多以枪矛为武器,枪头系以红缨。

  国民党与国民军立于同一战线,一九二五年七月,已指张作霖为英、日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为张作霖的工具,反奉战起,复与中共分别宣言,鼓励人民打倒军阀及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势力,建立统一国民政府。北京教授、学生、工人连续示威,要求段祺瑞辞职,至是愈为激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举行国民大会,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宣布辛丑条约无效,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继向国务院请愿,男女学生及市民被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五人,是为“三一八惨案”。③

  苏俄为救国民军之危,命加拉罕谋求吴佩孚谅解,冯玉祥的苏俄顾问说冯倒段祺瑞。一九二六年三月,冯军因张作霖、吴佩孚的压迫,退集北京。加拉罕致书吴佩孚,谓张作霖不可信赖,如与冯玉祥合作,苏俄将予援助。中国可不受帝国主义侵略。冯部亦向吴求和,并于四月九日驱逐段祺瑞。加拉罕再劝吴与冯携手,吴始终坚拒。英、美、日更不欲冯军存在。四月十五日,冯军由北京向西北后撤,扼守南口,四个月后退往绥远。时广东的北伐军已占有湖南,进入湖北,吴佩孚仓皇南去,北京成了张作霖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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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段祺端指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孟余)为鼓动者,下令通缉,徐等避入苏俄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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