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侵华日军暴行纪实》

丛笑难

50 年前的“八·一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八年抗战的胜利日,也是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狂欢节。

自1874 年日军武装侵略台湾开始,经过1894 年的甲午战争,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宝岛台湾省。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此后局部战争此起波伏,日军得寸进尺,又把侵略势力伸向华北。 1937年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战火遍及中国的半壁河山。直至1945 年,中国人民才获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你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吗?这是经历过70年的漫长岁月,依靠几代人的不屈战斗,付出了3500 万同胞的牺牲代价,仅八年抗战的财产损失和军费消耗就高达一千亿美元,才避免了亡国的惨祸,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

日本人民是优秀的人民。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宣扬大和民族优越感的同时,自居“东亚霸主”,却把邻国人民视为理应接受日本奴役的“劣等民族”;强调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因此必须向外扩展“生存空间”;鼓吹“战争是先进国家和民族改造落后、强行推动世界进步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制造“侵略有理”的好战舆论;长期灌输“武士道”精神,把军人培育成失去理性的嗜杀狂人。凡此种种,终于导致日本走向战争误区,犯下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

战后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取证,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 年5 月,审判了日本军国主义领导集团的28 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罪魁祸首,被送上了绞刑架。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得到了必要的清算,并作出了国际公认的历史结论。

1972 年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排除干扰决心访华,和周恩来总理达成协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有着两千多年交往史的中日关系,跨越了不幸的昨天,迎来了友好的未来。

中日友好永不再战,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誓言。但也无须讳言,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内在原因,日本当局的某些要员并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进行真诚的反省和谢罪。友好的外交辞令,难以掩盖屡屡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不友好言行。

回忆当年在决定审判战犯时,日本木户侯爵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昭和天皇裕仁的一段谈话:“想到战犯要诉诸法庭审判,我实在忍受不了。然而,现在是我们忍不住也要忍的时候。”战后的60 和70 年代,是日本重建国家经济的困难时期,也是其对外政策相对稳定时期。 80 年代后,日本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且已重新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从此,日本的某些政界要员,终于“忍无可忍”地开口发言了。

日本政府某些人的的惊人之举,是公开为侵略战争翻案,篡改历史教科书则是它选中的突破口。 1982 年,日方对于过去教科书中所谓的“偏向记述”感到“忧虑”,决定要重新编写能使“青少年热爱国家的历史书”。在文部省审定的新版教科书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建立的伪“满洲国”,明明是实行殖民统治,却被美化为建设“王道乐土”的“新国家”。“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令,共产军也参加了战线”,日军“被迫应战”,才“使战线扩大到了中国全境”。把战争的起因、性质,都作了明目张胆的歪曲。对南京大屠杀,“须进一步查明真相”。太平洋战争是“从欧美列强统治下解放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全书找不到“侵略”二字,改用“进入”的用语(1988 年又改用“进驻”),引导青少年重温“东亚霸主”的旧梦。

1986 年,日本在审定教科书时,又故伎重演,再次篡改历史。8 月,文部相藤尾正行对记者发表谈话:“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至今未明”,“战争就要杀人,这从国际法来说就不是杀人。”他强调教科书问题是日本的“内政”,别的国家无权对此“说三道四”。藤尾的挑战,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不得不对“失言”者作出“罢官”的决定。藤尾的支持者向首相提出抗议,中曾根安抚他们说:“我的本质性的想法,是和诸位一样的。如果我是一名议员,那么,我大概会和诸位一样的讲话和行动。但是,我处于总理大臣的位置,”所以“我作了妥协”。

事隔两年,1988 年5 月,日本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又发怪论:“侵略战争一词,包含入侵、掠夺土地和抢夺财产的意思。”所以我“讨厌使用侵略一词,因为当时的日本没有这种意图。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战前的中国等亚洲国家,都是“白种人的殖民地,只是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结果,才获得了独立。”此言一出,国内外舆论大哗。在一片谴责声中。奥野被迫辞职。

1989 年2 月,日本首相竹下登在众议院答辩时说:“关于侵略战争的学说各种各样,我也不认为联合国的议论已经下了结论,所以确定其性质是困难的。”“这是应由后世历史学家评论的事。”日本首相公然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理所当然又受到国内外舆论的批评。竹下登只好改口,承认日本是进行了“侵略”,表示对此要作“深刻反省”。

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反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一事,本来不值一提。但是他公开宣告:“请去问问自民党的政治家看看,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过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话必然事出有因。

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押时,他曾“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一旦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回国后,他在《回忆录》中竟公然宣扬自己恪守“戒烧、戒淫、戒杀”的信条,中国把他的“三戒”篡改成“三光政策”,“纯属无稽之谈”。此外,《日本无罪》、《日本不是侵略国》、《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等书的纷纷出版,参加翻案大合唱,在抵赖罪行、混淆是非方面,也都造成一定的恶劣影响。

战后一直统治着日本的自民党政府,于去年宣告垮台。各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努力塑造革新政治的新形象。准曾料到,防卫厅长官中西启介、法务相永野茂门和环境厅长官樱井新等,又相继重申:“把那场战争说成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创造了内阁大臣接二连三“失言”的新纪录。他们虽己辞职罢官,但言犹在耳,能不发人深思?!

至于日本政界要员以公职或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战犯亡灵者,每年都有所闻。对于亚洲各国人民的批评,则表现了置若罔闻的傲慢态度。日本“失言”大臣的这些奇谈怪论,听来十分耳熟,它使人们想起了50年前裕仁天皇广播的《停战诏书》。特摘抄如下,奇文共赏析:

“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于排除他国之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意。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于是天皇决心降诏“停战”,“朕耐其难耐,忍其难忍,以为万世开太平。”重读这篇《诏书》,对于时隔半个世纪的中青年读者,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第一、《诏书》是为回应美、英、中、苏四国迫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发,但天皇却颂扬“陆海将兵英勇善战”,只是“战局并未好转”而已。既未“战败”,何言“投降”?因此日本只能接受“停战”。至今日本一直把“八·一五”称为“终战日”,继续回避“战败”和“投降”等有损帝国尊严的用语,是有政治含义的。

第二、关于战争的性质和目的,《诏书》明确肯定:侵犯他国皆非“本意”,宣战是为“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日本法西斯竟和反法西斯的“诸盟邦”一样,“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打来打去全无是非之分,所以天皇也要对此“深表遗憾”了。

第三、最令中国人民愤慨的是,《诏书》只写“向美英两国宣战”,战争是从偷袭珍珠港开始,时间只有“四载”。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竟然一笔勾销了!这当然不是天皇的疏漏,是对中国抗战的轻蔑,是对战胜国中国人民的侮辱。

由此可见,日本政界某些人的翻案风和“失言”流行症,病源由来己久,内心对中国的轻慢态度,也是劣性难改。随着80 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旧病复发,自然是势所必至的事。日本某些政要急于丢掉“侵略者”的历史包袱,进而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国际地位,渴望实现其在亚洲追求的新目标。

日本当局矢口否认战争暴行也不是始于南京大屠杀。对于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声中,就密商作出“专取辩护手段”的内部决定。向各驻外使馆发出《训令》,统一掩盖事实真相的宣传口径,在报上发表《陆奥声明》进行“辟谣”,反诬外国战地记者的报道,是“来自误传而毁坏皇军之声誉”,首创抵赖罪行之先例,现在的日本某些“失言”者,对南京大屠杀忽而推说“真相不明”,忽而反诬“中国捏造”,忽而又想在篡改“30 万”的数字上作文章。各种诡辩自相矛盾,真是欲盖弥彰,愈抹愈黑了。

历史是不能篡改的,美化侵略战争、掩盖暴行是不得人心的,教育青少年崇尚军国主义更是危险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德国学校的教科书,让儿童充分了解他们父辈的罪恶;在日本,删改历史以确保儿童对历史一无所知。两者的不同,有助于说明德国人长期以来为欧洲人所接受,而日本在亚洲却继续受到怀疑的原因。”“日本虽然富有,却很难使人认为是可以放心的。”这样的国际舆论,在亚洲各国的报刊上更是举不胜举。忠言逆耳,值得日本当政者三思。

战败投降的历史悲剧,已经促进了日本人民的反思和觉醒。众多的国会议员、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工商界人士,奋起批判篡改教科书和“失言”大臣的错误,要求政府反省和追究责任,都反映了日本的人心动向。长崎市长本岛先生直言“天皇有战争责任”,竟遭到歹徒枪击。但他的无畏敢言精神,在日本社会己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别是那些曾参加过侵华战争并犯有罪行的日本军人,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国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会员,他们以“历史见证人”的亲身经历,发表谈话和撰写回忆文章,揭露自己和所在部队的罪行,向受害的中国人民悔过谢罪,更给予冈村宁次之流散布的谎言,以无情而有力的回击,也唤醒了日本人民的良知和维护中日友好的斗争勇气。

在纪念抗战胜利50 周年之际,几位青年学者要我为这本满纸血泪的历史读物写一篇前言。我是抗日战争的参加者,回忆烽火当年的悲惨往事,联想到新的、令人不快的“失言”纪录,我陷入了沉思。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我们这一代人正因为经历过生和死的搏斗,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与可怕,因而才最懂得和平的宝贵。为了子孙后代永不再战,才更加珍惜中日友好。中日两国人民决不能让那些篡改历史的图谋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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