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城内外的白骨

本章总计 76847

俗话说,“唇亡齿寒”。东北一旦沦陷,华北就岌岌可危了。

30 年代的华北地区包括晋、冀、鲁、察、绥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总面积102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十一分之一;有耕地3.16 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7620 余万,约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超过日本全国总人口。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棉花产量约占全国的二分之一,煤产量为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五,盐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工厂企业也较多,其中纺织厂占全国的五分之一,面粉厂占全国的五分之二。交通条件也较好,铁路总长度占全国的一半,公路长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有享誉世界的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天然良港。

在中国的经济中,华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夺取东北之后,日本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向华北进行扩张与掠夺。

一、喋血卢沟桥

一镐砸下去,尸体的烂肉竟溅起一尺来高

日本对华北的扩张与掠夺,首先是从刺探与搜集经济情报入手的。 1933年11 月,满铁炮制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等文件,企图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分会,在山海关、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设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就是开滦、井陉、山西、山东等煤矿资源,冀东的工业,以及整个华北的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经济资源和关税、各国在华北的权利及投资等情况。

1934 年3 月和6 月,日本内阁两次派满铁理事十河信到华北“考察”。经过实地刺探经济情况后,十河信向内阁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具体方案。其要点包括:设对华投资公司,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建议满铁在华北设立大型综合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建议将北宁线(北平至沈阳)延长到山西,把晋煤运往日本。

日本经过对华北资源的调查后,就开始实际的掠夺行动。首先是以合办、贷款、直接投资等形式对华北的煤、铁、金矿等重要行业大规模投资,仅煤业一项,1936 年日本对华北地区投资达1853.2 万元,占当年日本在华煤业投资总额21087 万元的88%。尤其要指出的是,日本的一些厂矿投资,有些是仰仗军队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占为己有的。

在交通运输方面,日本向华北铁路运输业巨额贷款,霸占了青岛、秦皇岛等黄金口岸。 1936 年6 月,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1.3 万余亩,修建大型机场;10 月,逼迫宋哲元与日驻天津总领事掘内干城签订《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合办惠通航空公司,控制华北至东北的重要航线。日本实际上已掌握了华北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命脉。

1936 年3 月,以日本军部为核心的广田内阁上台后,立即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

从1936 年4 月起,驻华北的日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6 月以后,驻丰台的日军几乎每天夜里要进行挑衅性演习,并经常与中国驻军发生摩擦。

这年夏秋,日军士兵开始身佩利刀,三五成群地到丰台车站闲逛,遇我士兵少时,就对我士兵摩肩相撞,甚至拳打脚踢,故意制造事端,引起双方殴斗。在“演习”时也向我守军作冲锋状。同年秋冬之交某日,我军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遂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几经交涉,终以误会了事。此后日军益趋骄横,还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让出长辛店一带,以便控制华北地区。当这一无理要求被拒绝后,日军就时常在卢沟桥一带“演习”,且不断升级,由白天“演习”渐转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还经常在卢沟桥做军事测量和部署。中方屡次提出抗议,但日方均置若罔闻。为尽快把华北的资源全部占为己有,裕仁天皇于1937 年春派教育总监督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率一些“中国通”来华作战前调查。

6 月5 日,香月清司中将视察满洲及华北驻军后向参谋总部报告说:“华北驻军实行对苏作战为主、对华作战为辅的教育,其进行情况大致良好。但最大缺陷是练兵及演习场所不足。该军主要驻屯于宛平城附近,而宛平城实为中国军队所有。”

根据香月清司等人刺探的政治、军事情报,日本内阁于7 月初决定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完全陷入孤立无援之中,从而加深冀察的殖民化,并以平津作后方,向华中、华东、华南推进。

当时我国华北重镇平津一带已是国防前线,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被日本华北驻屯军占踞。北平东面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听命于日寇;北平的北面,有热河省敌伪军;西北面,有被日本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莫的伪军。诺大个北平,仅在西南面有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驻防,而卢沟桥则成了北平对外通道的门户。

卢沟桥是北平名胜,位于北平广安门西南方13 公里处,横跨永定河上,全长265 米,宽约8 米,有桥拱11 孔,属宛平县。据史书记载,因永定河常常泛滥成灾,淹没无数良田,还割断北平与南方的联系,于是金朝决定在河上修建大桥。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 年)开工,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完工。当时南方人进京必经此桥,路过的大官富贾要在这里歇憩,远道而来的游客爱在此住一宿,以便第二天早晨起来登桥观赏迷人的“卢沟晓月”。

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东方见闻录》中,对卢沟桥壮丽的景色作了精彩的描述:“低低的砾石河岸挟持着河床,黑森森的河面上波光粼粼。东方已是红霞一片,天空却还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月光一泻千里,这座栏杆上刻着狮子的白石桥仿佛是浮在月色之中。当空银白色的月光和东方玫瑰色的曙光交相辉映,像两条大河的水汇合在一起。石狮子的脊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这些狮子各具神态,有的凶猛欲噬,有的肥胖滚圆,有的意志懒散,有的昏昏欲睡,⋯⋯485 只石狮形象逼真,生动雄伟。每逢拂晓或有月光的夜晚,来到这里游览、散步,格外感到心旷神怡,入诗入醉。”

由于地处要冲,卢沟桥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就在1922 年直奉军阀战争期间,双方为争夺这一要隘,在此拼杀5 天5 夜,使永定河成了一条血河,尸体堆积如山,是为军阀混战史上最残酷的一战。

正因为卢沟桥的战略地位重要,日军处心积虑地要在这一带发动侵略战争。

7 月7 日夜,日军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清水节郎中队长带领,在卢沟桥北面荒郊进行军事演习。11 时左右,宛平县城东面忽有枪声数响,我守城军队当即严密警戒。

夜12 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失落日兵一名,该士兵可能被中国驻军劫持带入宛平城,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

中方因其所称不近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予以拒绝。

少顷,松井又来电,声称中方如不接受日军要求,日军将包围宛平县城。中方再一次拒绝。

这时,驻丰台日军500 余人携6 门大炮,在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下开始包围宛平城。长辛店和卢沟桥守将、二十九军三十七旅旅长何基沣即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请示,秦为避免武力冲突,即指示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与日方交涉。

8 日晨4 时,中日双方代表到达宛平县署。正交涉间,日军竟向宛平县城射击,接着用炮猛轰卢沟桥,并强行攻占平汉线铁路桥及附近龙王庙等地。中方守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官兵对骄横疯狂的敌人早就深恶痛绝,不等上级下达作战命令,就毅然奋起还击。他们纷纷表示:“卢沟桥是吾人之坟墓,要与桥共存亡,绝不后退。”

拂晓时分,金振中营长率部用绳梯爬出城外,分兵两路,向日军反击,一直激战到上午9 时多。

双方的调查和交涉还在进行,日军仍不断向宛平增援。

下午3 时,战事又起。4 时左右,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派人约中国调查人员出城商谈,并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当天下午6 时退至城外,否则即以大炮攻城。中方当即回复日军,双方先行停火,否则不便商谈。如日军不肯停止射击,中国军队不能坐以待毙。

晚6 时5 分,日军开炮攻城,至夜间,战事更趋激烈。西苑何基沣旅已进抵八宝山,向五里店、大井村方面进发,截断日军后路。

晚12 时,中国军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吉星文团官兵,手持大刀、手榴弹、冲锋枪、砍杀声、呐喊声、爆炸声震动四野,全歼了卢沟桥上的日军。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七·六”事变。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方针的既定步骤。据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的回忆,早在6 月份,东京就已经知道,7月7 日深夜会在华北重演东北的柳条湖事件。可见“七·七”事变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

随着事变的发生,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和新任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急电中央统帅部参谋总长:“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致电陆军省杉山陆相:“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命第二十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7 月8 日,植田谦吉和东条英机竟以伪满洲国武装部队首脑身份发表所谓声明,颠倒事实真相,说什么“兹因暴戾之中国第二十九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同日,日本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司令部又致电陆军省,要求杉山陆阳并裕仁天皇当机立断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

关东军还先后派遣参谋副长今村均少将、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飞往东京,直接汇报。

杉山接到报告后,为迅速向华北增兵,当即命令东京以西各师团原应于7 月10 日定期退伍的士兵延期服役,仅此即增加现役兵员4 万余名。9 日上午4 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中方,称失踪的日军士兵已找到,宣称宛平事件可以“局部解决”。中方信以为真,至清晨5 时与日方商定了3 项停战办法: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到丰台,中国军队撤向卢沟桥以西;

(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二十九军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定300 名,定于9 日上午9 时左右接防。

7 月10 日,东京决定日本国内增派5 个师团去华北。

同日,驻华日军重兵携大炮、坦克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向卢沟桥进发,并占领卢沟桥与北平之间的大井村及五黑店等处。

与此同时,日方放出“和平谈判”烟幕,向中国冀察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一、二十九军派代表谢罪;

二、处分当事者,并保证以后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

三、永定河左岸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四、严厉取缔共产党、蓝衣社等;

五、中国接受以上条件后,双方部队各自撤回原防地。

7 月11 日,怀侥幸心理的中国当局派天津市市长、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到北平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接触,答应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

7 月11 日起,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城及附近地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吉星文团长负伤,战事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南苑等处。二十九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又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日本当局开始加速向中国增兵,至16 日,己调派陆军10 万人来华。17日,又决定再动员40 万日军。

那时,北宁路每天都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从东北开进关内。从海上运来的大批日军由塘沽登陆。热河省的日军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空军向天津东局子机场集结,并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还天天派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战术侦察。

日军的战争行动迫使蒋介石于7 月17 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解决中日两国争端。但同时又表示:“中国已临到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 月20 日,日军在平津地区集结完毕,日军参谋本部在东京召开部长会议,正式决定武力解决卢沟桥事变。此后,战争逐渐扩大。

28 日,日军动用步兵3 个联队,炮兵1 个联队,飞机30 多架,向华军大本营所在地南苑猛攻。经过血战,日军以绝对优势的火力占领了南苑。华军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侈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督师苦战,最后向城内撤退时,遭日军截击,双双殉国,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初为国牺牲的中国高级将领。当时正在南苑军训的大学毕业生也积极投入战斗,伤亡亦不少。

同日,北苑、西苑也相继失守。

当晚10 点,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由北平撤到保定。接着,曾在长城抗战中今日军闻风丧胆的二十九军官兵,怀着痛苦的心情,挥泪告别了古都北平。不久,北平沦陷。

29 日晨,日机狂炸天津,南开大学被毁,天津市民约2000 人罹难。次日,天津失守。

在卢沟桥事变中,日军烧杀奸掠,无恶不作。他们一进入宛平城,就挨门挨户搜捕二十九军和保安队的零散人员。当时城里居民大都躲进城墙侗里,日军靠汉奸带路,一旦搜出年轻人即扒去上衣捆起来,然后将他们成群地赶到西门外朝北跪着,让城里年长的入去认领。凡无人认领者,全都刀砍枪杀,无一幸免。城内有个饲养骆驼的李老大,在城墙洞内憋得受不住,想到外边透口气,不料,刚一露头就被日军一枪打死。

卢沟桥东头有一条二十九军挖的安全沟,长约3 丈,宽约1 丈,深有1丈多。后来日军常把中国人拉到沟边,用刀挑死,或用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抛到沟里。没多久,沟里就积满了尸体。那时正值盛夏,尸体都腐烂膨胀起来。日军又抓来30 多人,令他们埋尸。一镐砸下去,竟溅起烂肉一尺来高。卢沟桥头的河滩里也到处是三三两两的死尸。

日军占领宛平城后,在卢沟桥头和东西两门设岗哨,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牵着龇牙裂嘴的狼狗,随意杀害中国人。卢沟桥城北街农民吴老二因眼睛不太好,在过卢沟桥时没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当场对其腹部就是一刺刀。城里居民郭忠福的爷爷去地里拾柴,竟被一群日本兵当作活靶,进行射击比赛,杀人者还夸耀:“我的枪法大大的好”,引来四周日兵的一阵哄笑。三个星期内,日军断断续续不停地向宛平城开炮。城中到处浓烟火海,断墙残屋,无数民房被炸毁,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惨死在日军炮火之下。宛平城东关街有个叫任大嘴的老汉,一天早晨去井台打水,突然一炮打来,顿时被炸得粉身碎骨。

卢沟桥事变导致平律沦陷,日军阴谋得逞,欣喜若狂,从此开始了更为疯狂的战争行动,恨不得把中国一口吞下。中国百姓大难临头了。

二、铁蹄下的山西

在鼻子、锁骨上穿个孔,用一根铁丝就能把许多人串起来

山西是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目标,那里既有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为了巩固对山西的占领,日军在山西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的流血惨案。

天镇屠城1937 年9 月12 日,日军在侵占山西省天镇城后,连续3 天进行了大屠杀。

9 月12 日清晨,大批日军进入城内,便三五成群地挨家挨户搜查。当时天刚亮,很多百姓还没起床。日军敲门时,如有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枪杀。日军闯人民宅,肆意抢掠奸淫。他们每到一家,对男子都要搜身,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搜刮银元,稍有反抗,即被刺刀挑死。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稍露不满就惨遭杀害。日军见到妇女,则强奸轮奸。东南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将要出嫁,被几个日军抓到后轮奸,然后扔入水坑。一个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7 名日军轮奸,以后又被兽兵们抓住双腿,活活撕成两半。东南街还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日军发现后全遭强暴,其中一位姑娘被日军轮奸了整整一天后身亡。西街有两位女学生,被日军糟蹋后上吊自尽。西北街有个姑娘叫贺月娥,不甘受辱,奋力反抗,被日军剖腹身亡。西南街郭举子父子俩因怒骂日军兽行而遭枪杀。

上午10 时许,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500 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东面的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里院有一8 米多长、宽深各5 米的大坑,日军先让阎毅、张凤祥等5 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将他们刺杀在坑内。随后又将人们分批撵进庙院大坑前,日军端着刺刀在坑后站成一排。军官一声号令,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前胸,再一使劲,便把受害者挑入坑内,有的人被连捅10 多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尸体先是堆满了大坑,随后又堆满了院内的三间房子。在此同时,西城门伪金店前,北城门外狐神庙也展开了类似的大屠杀。

东街、北街也有数百人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具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扔在桌子上。后来两处群众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宽约2 米,水深1 米余。日军像马王庙大屠杀一样,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整条水壕变成了血壕。

经过一天的屠杀,天色渐晚,日军见还有很多难民没来得及处理,就决定先将难民关在北城门瓮圈中。在驱赶押送时,日军将难民的裤带全都解去,反捆手臂。因没有裤带,难民们的裤子掉到膝下,下身裸露,受尽凌辱。有些人因裤子掉下迈不开腿,又遭日军的毒打。

第二天一早,日军在北城门瓮圈内挑出袁美等40 人,每人带上有“苦力”两字的白布袖章,叫他们清理街道上的尸体。因城内40 余口水井里都有死尸,日军又押了一些人到城外拉水,供日军食用。余下500 余人,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子里。操场中间原先晋绥军挖有3 条防空大壕,每条深约3 米,东西长l1 米,南北宽2 米,3 条壕互相沟通。日军将难民10人一批押到壕边,用机枪扫射。杀了一批,再来一批,整整杀了一个上午,500 余人全部被害,尸体不仅填满了大壕,还铺满了操场。

9 月14 日,日军把抓来的许多妇女又赶到东北街躺满尸体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站在尸体中间,把裤子都褪到膝下,并用枪托子逼着她们绕圈跑。不少妇女绊倒在地,与尸体滚在一起,浑身鲜血。兽兵见妇女们吓得魂不附体,都乐得狂笑不止。

连续3 天的屠杀,城里共有2300 余人被害,昔日热闹的小城顿成一座阴森森的空城。

灵邱惨案1937 年9 月23 日,坂垣师团的一部分日军来到山西雁北灵邱县城。他们把守住城门,只准进不准出。然后日军戴着钢盔穿着皮靴,举着刺刀在城内挨家挨户搜捕,把抓来的男人集中到城东北角大云寺的大马场、北城墙下奶奶庙前的大桑园、城西北财神庙和老君庙后的空地上;把抓到的妇女集中起来,剥光衣服,用皮鞭抽打,肆意污辱,并集体轮奸。稍有反抗不从,就当场杀死。城内活着的妇女,不愿被日军蹂躏,不少人悬梁自尽。

还有一部分人在大云寺广显和尚的帮助下,从城墙上攀绳逃走。日军发现城里的妇女越来越少,就到处搜查,从大云寺佛像后搜出很多绳子,即把广显和尚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日军把抓到的居民按高矮分别绑成几串,逼着跪倒,然后日军举行杀人比赛和表演。几十日本兵举着大刀砍人头,如果一个日本兵一气能砍下几个人的头,就会受到围观的日本兵的喝采。如果一颗头也没砍下,就会受到军官的斥责,围观的日本兵也会发出一阵怪叫。有时他们强迫抓来的人坐在凳子上,由日本兵一个一个砍头。有时强迫被抓的居民自己挖坑,然后把他们全部刺死在坑内。有时把抓来的人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让士兵乱挑乱刺,一刀刺不死再补刺,直到断气为止。

城内的男人被杀光后,日军又到城外村庄里逐户搜杀。沙坡村杜锦绣和儿子杜四回家取东西,正好被日军发现。杜锦绣当即被日军用刺刀挑死,杜四赤手空拳与日本兵搏斗,抓住日本兵的刺刀,十个手指都被割掉,最后被日军开枪打死。聂尧15 岁的侄子听到日军来搜捕,慌忙往地窖里躲,被日军发现,枪杀在窖口。日军走后,孩子的母亲从躲藏处跑出来,抱着死去的儿子放声痛哭,日军闻声迈回来,开枪将她打死。就这样,日军在城外杀了400余人,加上在城内的屠杀,共有千余人惨遭杀害。

在灵邱县城南55 华里处有西沟和后山两个村,因居民刘姓居多,又统称刘庄。共有160 户人家,近500 人,属晋察冀边区管辖,距日军踞点北泉很近。刘庄人民常帮助八路军打击敌人,消灭汉奸。 1943 年2 月23 日,刘庄的民兵勇敢地炸毁了架设在唐河上的桥梁,卡断了日军从北泉通往上寨的通路。为此,刘庄遭到了日军疯狂的报复。

1943 年3 月1 日凌晨,北泉的日军队长佐滕率日军七八十人,另有汉奸10 余人、清乡队50 余人,从北泉出发到刘庄进行“扫荡”。行至刘庄不远处,被站岗的民兵刘周发现。刘周立即投出一颗手榴弹报警。不久,日军又踩上了民兵埋设的地雷,当场有数名日军伤亡。村方内侦察员孟光禄和刘朋听到手榴弹及地雷爆炸声,奔走呼号,叫群众马上突围转移。不久,日军包围了村庄并进村,首先杀死了在街上的孟光禄和刘朋。

接着,日军挨家挨户搜捕。一伙日军窜到村民刘勤家,威逼其妻出去,因她刚生孩子,走不动,日军当场用刺刀将她捅死,接着又用刺刀挑起婴孩,摔到墙头上。另一伙日军到村民靳大海的家,捅死其不满三岁的孩子。日军将从各家中搜到的两百余名村民都驱赶到村西的西后台,汉奸杜大头在日军队长佐滕的指使下,声色俱厉地审问群众:“谁是刘周?”

“⋯⋯”场上群众一片沉默。

“谁是八路军?”“谁是干部?”杜大头气急败坏地连问几声,场上群众还是一片沉默。

佐滕见问不出名堂,就准备对群众下毒手了。他命令部下把场上群众都驱赶到村民刘檀家的大院里,诱骗群众说继续开会。

到了刘家大院,日军将群众关进了院内6 间房子里,并把柴禾堆在房子四周,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焚烧。

屋内群众见此情景,知道大难临头,大家异口同声地怒吼着:“冲出去!和狗日的拼了!”

“夺鬼子的枪!”

“冲啊!”

群众纷纷破门砸窗,争先恐后地往外冲。民兵刘贵全一人拆下两根窗档,跳到院中与日军拼搏,接连打倒两个日军后不幸中弹牺牲。

凶残的日军这时已点起了大火,并用机枪疯狂扫射冲入院内的群众。顿时院内沙烟滚滚,叫骂声、哭号声、机枪声混成一片。不久,院内尸体横陈,血流成河。还有很多人没能逃出屋子而被烈火活活烧死。

在这次惨案中,被害群众男女老少共242 人,约占全村人口的十分之六。其中有新婚的夫妇,临产的妇女,走亲访友的人。全村35 户人家被杀绝,32户远避山沟幸免于遇难,刘益三一家密藏无恙,余者每家都有死者。

日军在刘家大院屠杀群众后,还在村中掠物烧房,共抢走大牲畜约300头,羊约150 头,还有一些粮食和财物。烧毁房屋约1500 间。昔日人欢马叫的兴旺山村,顿时变成凄惨残破的废墟,余下的孤男寡女、零丁老幼,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惨案后,饿死的群众就达16 名。这笔血海深仇,刘庄的父老乡亲们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

朔县惨案 朔县地区地处山西西北部,人口约8000 余人,商业兴盛,是雁北重镇。“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突破南口、居庸关,沿平绥路(今京包线)西犯,侵入长城内,进入晋绥两省。一路上占领天镇、阳高、大同,继续沿同蒲路向雁门关和长城各隘口侵犯。9 月27 日,万余日军兵分两路,西路第四师团第三十二本间旅团和十二留守师团铃木旅团,从平鲁出发,途经井坪,直下朔县。东路独立旅混成第一旅团在旅团长酒井指挥下,从山阴县岱岳出发,直奔朔县。

9 月28 日黎明4 时,东西两路日军会合于朔县城北。朔县县长郭同仁和“牺盟会”特派员宋效先率领驻守当地的东北军何柱国部部分官兵和地方公安队及政府人员,利用坚固的城墙顽强抵抗,与日军激战6 个小时。

10 时左右,日军用坦克撞开北城门,蜂拥入城。随后,日军用机枪封锁了东门和西门。城南守军见城北日军来势凶猛,遂打开城门,争相出逃。县长郭同仁和宋效先带领部分政府人员及民众从南门突围,恰遇日军押着朔县城商会会长贾成德盘查军政要员,郭当即被贾出卖,惨遭日军枪杀。宋效先和部分城民夺路脱险。城内居民及政府要员、警察也纷纷涌向南门,来不及逃走的守军扔掉枪械,换上便衣混进老百姓中,一时南城门被挤得水泄不通。日军见状,速冲南门,把手无寸铁的逃难城民用麻绳捆在一起,或用铁丝穿透锁骨连成一串,押至南门外酷刑拷打。同时,日军在城内逐门挨户搜捕,用同样方法把青壮年男子10 个一伙、8 个一串地押至二道巷等集合点。那里挤满了几百名被捆着的人,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两旁来回走动,不时向人们踢一脚或刺一刀,有的还拿小刀在人们脸上乱划。为了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又拿来很多细铁丝,在每个人的脖子上缠上几圈,一个一个连起来。有的把鼻子穿个孔,用一根铁丝把许多人串起来。等凑足500 余人时,日军就将串在一起的人们押送到南门外。不少人因鼻子、肩锁骨、脖子上串缠着铁丝,走路时互相拉扯,未到南门已死在半路上。南门外城壕边,到傍晚时分已集中了2000 余人。起初,日军端着刺刀站在人后,指挥官一声令下,日兵“哇”的一声,便将刺刀从人们背部穿至胸前,再一用劲,便把尸体挑进壕中。接着,日军又改变杀人方法,有的先开膛破肚再刺杀,有的用战刀直接砍头。后来,被抓的群众越来越多,日军来不及逐个刺杀砍头,改用机枪扫射。顿时,机枪声、人们的惨叫声混成一片,响彻在南城壕的上空。100 米长、9 米深、9 米宽的南城壕横七竖八地填满了尸体。日军唯恐有活人逃生,又开来坦克在尸体堆里压来碾去,人血与泥土混合成黑红色的血泥。为了毁灭罪证,日军又浇上汽油,焚烧尸体。

在南城壕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在朔县城内烧杀淫掠整整3 天,大街小巷,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在西花园街的一块空地上,百十个日本兵往抓来的10 多个百姓身上泼汽油,然后枪击,顿时火光随之而起。被烈火焚烧的难民挣扎折腾,痛苦万分,日本兵则在旁鼓掌狂笑,乐不可支。

西街高老汉的儿子被扔进火堆,活活烧死。高老汉愤怒至极,痛不欲生,破口大骂:“狗日的洋鬼子,老子跟你们拼了!”骂罢,发疯似的扑向日本兵,结果亦被扔进火堆,待人烧焦后,日兵才狂呼而去。

朱家巷姓曹的一家13 口人藏在地窖里,日军发现后就往里扔手雷,把人全部炸死。

草市街“义仲祥”成衣铺师徒13 人,“义和店”徐达、徐通、徐和三兄弟,“广亨源”布铺的掌柜伙计20 余人均遭杀害。

躲藏在关帝庙的60 余名群众,被日军发现后堵在庙内,全部遭杀。其中有10 多位盲艺人躲藏在庙里西下房,被日军扔进几枚手雷,顷刻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全部遇难。

日军在城内到处奸淫妇女,从幼女到老妪、孕妇,奸后即杀。南街吕耀先的嫂嫂结婚不久,即被日本兵奸污。日本兵奸后用刺刀从 其下部直刺到腹部,肚肠流了一地。其丈夫见此情景,怒不可遏,赤手空拳与日兵搏斗,也被残杀。很多妇女不堪忍受屈辱而上吊或投 井自尽。徐宝的侄女也抱着1 岁半的女儿投了井。

日军在城内见房即烧,见物就抢,大批民房店铺成了废墟,财 物被劫一空。自9 月28 日至10 月1 日,日军在朔县城烧杀淫掠3 天3 夜。两个月后、大街小巷还是尸骨遍地,无人掩埋。靠城墙的街道,死人 头颅竟比石头还多,野狗成群结队地扒啃死尸,都吃红了眼睛。日军这次屠城,共杀我同胞4800 余人,有160 余户满门遭杀,许多居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房屋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历史又记下了日军对中国平民百姓的一桩滔天大罪。

除了集体屠杀,日军还在山西各地用尽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杀害无辜善良的中国百姓。

烧死把人活活烧死是非常残暴的行径,但日军竟然还发明了许多更为残忍的方法。

1933 年2 月15 日,日军在火烧介休县绵山古寺庙时,抓住一个上山砍柴的农民,将他投入该寺大铁钟内,竟用小火慢慢地将其活活烤死。

1937 年9 月13 日,日军在闻喜县裴社村抓住青年农民贾德功,用铁丝将其捆在石磙上,将他碾得筋断骨裂,然后浇上汽油焚

1940 年9 月13 日,日军在平定县马家庄用刺刀将村民140 余人逼至下街张庆深家圈房内,把门锁住,在周围堆满木器家具和柴禾,最后泼上汽油,点火燃烧,圈房内群众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成焦炭。

1941 年3 月,日军把终县百余名群众赶进石家窑材3 孔窑洞内,用机枪封锁窑门,向窑内投放手榴弹和燃烧弹,窑内群众被炸得粉身碎骨,无一生还。

1943 年3 月14 日,日军在交城抓住村民覃成簋,将煤油倒在他头发上,然后点火焚烧,使其整个头部成为一个火球,整个人就像一支大火把。1943 年10 月29 日,日军在阳城滑石坡村,把40 余名群众捆绑起来,分批推进大粪池内,然后点燃一捆捆玉米秸扔进粪池,将他们活活熏死。刺杀用刺刀捅死百姓是侵华日军的家常便饭,而集体刺杀既能恐吓百姓,又能激发士兵们的兽性,更是成了日军屠杀时惯用的手法。由于三八式步枪的刺刀特别长,因此杀人者全是日军士

把被害人捆起来排成行,然后由士兵随着口令同时从背后突刺,这样的集体刺杀,8 年间山西有数十次之多。至于把被捕群众当作活靶,让士兵练习刺杀更是司空见惯。

1938 年10 月30 日,日军在沁水县两河固镇南山岭抓住一些群众,把其中男人的衣服脱光,并用深色衣、布将他们的眼睛蒙住,然后让士兵排队,轮流在他们身上练刺杀,而且规定不准刺要害部位。每当刺刀插入肉体时,被害者就发出一声惨叫,肌肉也剧烈地抽搐一次,直到血慢慢流尽后死亡。仅在1942 年7 月下旬至8 月初,日军为训练新兵,竟用这种方法在太原小东门外的赛马场先后刺杀了340 余名无辜群众。

砍杀这是日本法西斯武士特有的杀人方法,而且花样繁多,在大屠杀中屡见不鲜。有一刀砍下头颅的,有拦腰一刀把人断成两截的,有从肩至胯斜劈的,还有从头至脚把人一劈为二的。由于杀人的武器是指挥刀,因而用此法杀人者全是日军军官。

1937 年9 月11 日,日军抓住阳高县城南街小书铺的一个青年,用刀砍下他的脑袋,将其扔进饭锅内,煮得稀烂。

1937 年11 月7 日,日军在榆次南谷材勒令农民许其五和郭二货为其引路。行至张村东南时,一名日军少佐突然拔出洋刀,先后砍掉了这两个农民的脑袋,并让军犬撕开两人的胸膛,吃掉他们的心肝。据说这名少佐仅仅是想看看他的军刀是否足够锋利而杀人。

1938 年3 月9 日,日军在太谷具曹村文昌阁遇村民吴印元,一名军官拔出东洋刀,向吴猛砍数刀,把他的手脚先后砍断,最后才劈掉他的头颅。活埋这也是日军惯用的屠杀方法,还特别爱用集体活埋,让受害人自己挖坑,以延长死前的痛苦。

1940 年10 月2 日,日军在昔阳县南北都界河,把抓住的75 名抗日军民全部用麻绳捆住,活活埋进事先在具城边西河挖好的土坑里。

1942 年2 月的一天,榆次市108 名粮食加工厂的工人因穿类似八路军的灰衣服而被捕。日军将他们押到榆次泰山庙附近的兴亚堂东侧,强迫他们挖了一个大土坑,然后将他们扔进大坑,再把土填满夯实。

1943 年春节,大同日本宪兵司令部以请客名义找来当地397 名知识分子,然后请他们逐一念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会念的站在一边,不会念的站另一边。等到所有的人都念过后,大同日军特务机关长田中一则宣布:凡懂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分子,应杀掉。说完,将会念英语的知识分子都带到郊外,活埋在5 条深沟里。

毒杀 用毒气、细菌大规模杀害百姓是侵华日军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之一。

1940 年7 月9 日,在沁水县城的日军第四十一师团有岗部5 名日本兵在汉奸带领下,来到西山村,将近百名村民驱入一座院内的各个房间,然后自己带上预先准备好的防毒面具、向各个房间施放毒气弹,院内群众全部中毒而死。

1941 年2 月8 日,日军将定襄县上零村百余材民逼进该村学校的2 个教室内,然后面戴防毒面具,把毒气筒的盖子打开后扔进教室,顿时室内毒气弥漫,使人呛鼻流泪。室内群众纷纷冲破门窗外逃,但终有45 人因中毒过重而身亡。

1941 年秋的一天,日军在孟县活川口村施放毒菌,使全村伤寒流行,141人死于非命。

1942 年2 月,日军在晋西北的河曲和临河等地区散布鼠疫,使多名群众致死。

1943 年11 月2 日,日军在阳城西南村发现一个煤窑里藏着10 余名群众,于是向该窑内打进一个毒气弹。其中除李木生一人挣扎爬出窑外,吐了一滩带血的污水而幸免一死外,其余皆被毒死在煤窑中。

除了上述虐杀罪行,日军还用水淹、绳勒、剖腹、钉杀等多种方法残害中国百姓。如1937 年9 月23 日,日军在灵邱县城东河南村抓住农民刘大成,用一根炉条从刘的后脑颈部打进脊柱,使其活活痛死。又如1937 年10 月13日,日军在原平县南怀化村,将一名女孩首足倒置,将两脚钉在树上致死。1938 年4 月8 日,日军谷国元治郎在襄垣城关杀死西街老爷庙前铁匠铺中13名职工,还将工人赵银虎头朝下脚朝上,钉死在该店的墙上。

残害儿童 这是侵华日军又一个丧尽天良的罪恶。他们甚至连婴儿与胎儿也不放过,人类的任何言辞都难以准确表达这种禽兽不如的行径。

1938 年3 月18 日,日军闯进潞城神头一户农民家里,男人与妇女都已逃走。也许是人们的心理太善良,认为日军并不会伤害孩子,就把吃奶的婴儿留在了屋里。谁知兽兵们为了取乐,竟把这个睡得正香的婴儿压在10 多条厚棉被底下,直到确证婴儿已活活闷死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1940 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一名日军在和顺县白云村想强暴一名农妇,他嫌农妇抱着的一名四五岁女童碍事,竟然夺过该女,抓住她的脚踝,拎起后猛摔在台阶上。女童一声未吭,就七窍流血地死去了,他的母亲也未能逃脱魔爪。

1940 年12 月23 日,日军血洗兴县城乡,在西关桥郭家沟村要把一群妇女赶进屋里强奸。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死死拉住其妈妈不放,却被一个日军抓住她的脑袋,猛地撞向身旁的石墩,当即脑浆混和着鲜血流了一地。

1940 年12 月31 日,几名日军在岚县草子寨抓住年仅4 岁的柴花女,竟然丧心病狂地打赌,看谁力气大,能将女童撕成两半。当即一名日军上前按倒女童,用两脚踩住其左腿,用双手提起其右腿,任凭女童惨叫凄厉,在同伴的叫好声中,就像撕鸡一样,硬是将她活活撕裂,然后像肉店那样,把碎尸搭挂在墙头上。同日,在岚县踞子寨,日军在奸杀了一名青年妇女后,又将其趴在尸体上哇哇哭着要吃奶的婴孩穿在刺刀上,然后走到大街上,让同伴欣赏婴孩在刺刀上手脚乱动的惨状。

1942 年7 月,灵邱县的日军为庆祝该县狐狸桥工程竣工,在桥墩左右两端分别杀死男女婴孩各一名,作为“祭桥礼”。

侵略大同的日军为用中国胎儿作试验,先后秘密地杀死在山西各地抓来的孕妇六七百名,取出她们肚子里的胎儿,用福尔马林溶液浸泡,然后分别装入玻璃缸或陶瓷缸内备用,或制成标本。

日军还经常摧残儿童取乐,其手段无奇不有。如把四五岁的孩子单独放在高大的洋马背上,然后策马奔跑,使孩子吓得面无人色,跌下马背。站在一旁的日军则欣赏着魂不附体的孩子,开心得捧腹大笑。有时,日军为了解闷取乐,就迫使十二三岁的儿童身背百余斤重的大石头在上坡路上行走,当这些儿童力尽而被大石头压倒时,围观的日军就会指着口鼻流血的孩子,狂笑不已。有时还会强迫一群孩子分成一对对,逼迫他们互相斗殴,如哪一对不尽力扭打,日军则抓住双方的头发,将两人的脑袋互相对撞,直至昏死过去。其他孩子见状,吓得拼命对打。越是打得血流满面,日军就越是兴高采烈。

以上例子,虽然仅是侵华日军对儿童暴行的极小部分,但已足以使人触目惊心了。

强奸妇女这类罪恶在侵华日军中多得不可胜数。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禽兽行径都是在日本当局的允许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土气,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实施这一恶行时,往往由军官带头,以鼓励和激发士兵的兽性。日军侵占山西期间,每到一处,除烧杀抢掠外,还到处追逐“花姑娘”,见年轻妇女即欲强奸,甚至连女童老妇亦不放过。他们经常窜入民宅,强奸民女,有时还把许多妇女集中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广大村民,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强奸或轮奸。至于侮辱妇女之事,更是层出不穷。尤为可恶的是,日军常常杀死被害者,以掩盖罪行。

1937 年9 月18 日、日军闯进左云县西巷一家小店铺内,日本军官禹山将店中年仅14 岁的少女强行奸污。

1937 年9 月22 日,日军在灵邱县北城墙根奶奶庙前的大菜园等处,把抓到的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她们的衣服,甚至连老太太的裹脚布也被强行撕下,然后用刺刀和铁棍逼着她们当众跳裸体舞。日军在四周嬉笑起哄,最后又对她们进行集体强奸和轮奸。

1937 年10 月27 日,日军侵占平定县桥头村,逼着该村一些妇女脱光衣服和鞋袜,然后任意拍摄裸体照片,以满足其变态心理。

1938 年2 月22 日,10 多名日军窜入离石县九里湾一家民宅,将一名姓杨的老太太轮奸致死。

1939 年8 月22 日,日军在大同大王村对一位年轻妇女强奸后,割掉其乳房,捆住其四肢、并将其扔进地窑中,用火烧死。

1939 年9 月的一天,日军侵入盂县神泉村后,从人群中拽出男女各7 名,逼迫一男一女配成七对,当众交合,以此满足日军的兽欲。

1941 年9 月底,日军在平鲁县白家庄(辛庄)强奸一名负伤的妇女后,还在该妇女的阴道内塞上木棍、石块等,最后将其杀死。

醋刑拷打这是用来折磨抗日干部和群众的。为了获取情报,日军采用了形形色色的酷刑。

灌凉水日军先将受审者仰面朝天推倒在地,按住其手脚,然后将湿毛巾捂住鼻孔,迫使其张口换气。于是日军趁机迅速向被害者口中灌凉水,使其肚子越灌越胀。日军再使劲踩其肚子,使受害者腹中之水混着鲜血一起喷出。如此反复折磨,使受害者昏迷直至惨死。有时日军还用辣椒水代替凉水灌,那就更残酷了。

火烧日军在受害者头背或手脚腿臂处烧上少许汽油,然后点火燃烧,使其疼痛难忍。有时几处同时烧,使其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日军还常将受害者衣服剥去,用点燃的烟头在其身上点烧。有时则在受害者全身喷浇汽油,然后点燃,使其顷刻间被烧得焦头烂额,甚至烧成焦炭。

摔麻袋日军先把受害者装入麻袋,把口扎紧,然后几个日军把麻袋抬起,再猛地一撒手,将其捧在地上。一边审问一边反复摔打,受害者往往皮开肉绽,筋断骨折。

坐飞机 先由几个日军分别抓住受害者的四肢,然后异口同声用日语喊号子,一齐用力紧握受害者的四肢,使劲将其高高举起又同时撒手,让受害者由空中摔下。日军一边摔一边问,直至受害者遍体鳞伤以至摔死。有时还剥光受害者衣服,并先在地上布满石块与碎玻璃等物再施行,更为残酷。打背花日军拿中等粗细的青麻绳,先在绳的一端绕上二三个大结,然后剥去受害者上衣,将其双手捆住,迫其双膝跪地或匍伏在地,再将带结的麻绳浸湿,使劲抽打受害者的背部,使其背部留下花纹状的血印,一边抽打一边审问,直到受害者被打得血肉模糊,晕倒为止。

坐老虎凳日军先将受害者五花大绑地捆起来,逼其坐在一条长而宽的板凳上,令其双腿平伸,并将双腿膝盖处连同板凳一起捆住。然后把砖逐块塞进被害者的脚后跟与板凳之间。每塞一块,受害者的腿骨便“咯吱”一声,最多能塞十余块砖。受害者常被折磨得筋断骨折,不省人事,最后不是死亡就是残废。

跌棒罗 棒罗,山西方言,即棒子。有3 种型号,1 号棒罗长约1.7 米,直径约50 厘米,顶端刻有桃状物。施刑时先将受害者捆绑在竖着的木棒上,然后两人将粗棒一推,于是连人带棒一起倒在地上,受害者往往被砸得骨碎皮裂,甚至砸死。2 号棒罗长约1.5 米,直径约20 厘米,顶端有棒锤状物。施刑时由两人拿着棒罗轮打受害者,边打边问,直至受害者昏迷。3 号棒罗长不到1 米,直径约15 厘米,一端有手柄。施刑时一人持棒,专敲受害者头部,使其头痛欲裂。

洗澡 即数九天将被害者衣服剥光捆住,放在院里用冷水浇身,或放入户外冰水缸里,使被害者冻僵,再用烈火烘烤。

此外还有吊、踢、石压、刀子捅、烙铁烫、通电流、站玻璃片、跪灰碴瓦砾、头顶重物、蒸笼蒸、卧冰块、跪钉子、竹签贯指、狗咬、站水牢等等名称。一看便知,其残忍狠毒程度比上述合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还训练了动物来残害中国人。如用狗咬,还用猴子噬。汾阳城内一名小学女教师被审讯时,日军让一群猴子扑在她身上,将其衣服撕碎,遍体乱抓乱咬,她不堪凌辱,当场碰壁而死。

烧房 日军在山西,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放火烧房,企图制造无人区。1937 年9 月22 日至23 日,日军在灵邱县小寨村疯狂杀人,还烧毁民房200 余间,村民的粮食、衣物、堆放在场院里的庄稼等都付之一炬。

1938 年4 月8 日,日军在襄垣屠城,烧毁房屋1960 间,城中当铺、商号、钱庄全化为灰烬,使昔日繁华的古城顷刻间城破人亡,满目疮痍。1940 年9 月13 日,日军在平定县马庄杀死村民324 人,烧毁民房248处。被烧、抢的财物,包括驴、牛、羊、猪、鸡、衣物家具、粮食农具,价值26 万余元。

1940 年10 月25 日,日军烧毁定襄县兰村的房屋2000 多间,抗战八年间,日军对许多村庄反复“扫荡”,兰村一地遭日军的“扫荡”13 次,该村房屋财产也先后被烧13 次。

1940 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向山西中部扫荡的日军下达“三光命令”:

“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不同,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

因此,日军对山西解放区的“扫荡”更显凶残。

1941 年3 月,日军集中7 个师团约10 万兵力对晋南中条山地区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大扫荡。所到之处,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在绛县,日军一次烧光13 个自然村,几百间民房化为灰烬。

1942 年2 月3 日至11 日,辽县(今左权县)日军300 余人对八路军卫生部及其他首脑机关所在地的桐峪镇进行“扫荡”,残杀抗日干部和群众120余人。将镇中心的房屋浇上汽油点火烧毁,烧掉楼房120 余间,镇街商号、寺庙全烧毁。

在焚烧房屋中,日军连名胜古迹也不放过。山西介休县绵山有座始建于唐代的云峰寺,1940 年1 月10 日,日军将寺内文物、财宝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寺,使该寺大雄宝殿、千佛殿、介子祠(为纪念春秋战国时期晋臣介子推而设)、老君堂、伽兰殿、客堂、斋堂、禅堂等十余处精美古建筑以及大量泥塑木雕和佛像、珍贵的匾额、楹联、绘画墨迹等古文物全部化为灰烬,连寺内的古代铜钟亦被烈火熔化。

抢劫日军在山西,每到一处都要大肆抢劫,能带的都抢去,不能带的就付之一炬,既能补充日军的军需,又能断绝抗日军民的供应。

1938 年9 月9 日,日军在代县殷家会,每到一家,即翻箱倒柜,洗劫金银细软和衣物,赶走马牛羊,杀死鸡犬豕,运走粮食,甚至长在地里的庄稼也割去作军马的饲料。

1938 年4 月8 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侵入襄垣,杀死群众250 余名。抢劫商号黄金银两,仅恒茂昌、恒巨昌、天益当、德昌当、保珍斋等5 家商号就被抢去黄金3 斤2 两、银元2500 个、银元宝(每个50 两)36 个,以及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在德兴隆古董铺,抢走汉代和唐代的瓷瓶、瓷杯、傅山书画等许多珍贵文物。日军在北街的恒茂昌商号,将掌柜和管帐吊在屋梁上,逼迫他们交出金条元宝。这些东西到手后,日军又烧毁店堂,将全店13 名职工烧死。日军到德昌当后,把老板的儿子用铅丝拴住肩胛骨吊在梁上,逼老板交出金银财宝。老板不愿交,日军就当着老板的面在其儿子身上割下一条肉。由于儿子疼痛嚎叫,老板只好将所有积攒,包括2 条黄金、5 个大元宝和900 个银元尽数交给了日军。不料日军欲壑难填,继续逼要。老板再也拿不出了,日军又故伎重演,继续割他儿子的肉。老板忍无可忍,随手抓起门栓,照准一名日兵头部打去。日军一怒之下,烧死了老板和他的儿子。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占山西8 年间,仅在清源、徐沟、太原和曲阳四县就烧毁房屋6479 间、烧毁和抢走粮食360.7421 万担。而8 年间日军在山西共烧房约500 万间,烧毁及抢掠粮食约8000 万担,烧毁或抢走的其他财物不计其数。日军铁蹄所至,到处尸体横陈、血流遍地,颓垣断壁,杂草丛生,田园荒芜,鸡犬不鸣。即使有房残留,亦是十室九空。人们纷纷离乡背井,乞讨要饭,四处流浪。多少古老平和的村庄夷为平地,多少无辜善良的百姓化作冤魂。

三、村村戴孝的河北

到处是尸体横陈,血迹斑斑,断墙残壁散发着呛人的烟气

河北是侵华日军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又是八路军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为了站稳脚跟。日军疯狂地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图把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完全杀死、饿死、冻死。

赵县惨案1937 年10 月初,日军侵占石家庄。 10 月7 日,日军对附近的赵县城内狂轰滥炸。

10 月12 日,日军近2 个团的兵力在赵县附近8 个村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10 月12 日傍晚,一个营的日军来到只有59 户人家、349 人的常洋村,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村南街口一块空地上。一个日军军官对老百姓训话,要老百姓为建“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出力。然后拉出30 余名青壮年,要他们立即到附近挖战壕修工事,余者解散。

这30 余名青壮年到村南不远处,日军要他们挖个大坑。很快,一个像样的坑挖成了。没有想到,此时日军露出了凶残的本相,竟把这些挖坑的人拉到坑边,拿他们当活靶子练刺杀,当场就刺死了28 人,然后逼着剩下的几个人,把被日军刺死的同伴尸体拉到坑里埋掉。最后这几个人也被日军打死,扔进坑里点燃柴草,焚尸灭迹。

第二天,村中的老百姓得到风声,又见昨晚拉去修工事的人没回来,就开始外逃。日军见此情景,立即封锁村口,见有人外逃就开枪击毙。同时,日军在村中挨户搜查,见男人就杀,见妇女就奸污,见物就砸。一些日军把19 名村民堵在村西头曹根年家的北屋里,然后从屋里一个一个地往外拉人,拉出一个杀一个。19 人中,只有一个名叫郑文喜的小孩趁机钻进了坑洞,才幸免于难,其余人都被杀死在院中。然后,日军把尸体堆在夹道中,找了些桌椅箱柜,点火焚烧。另一些日军在周根成家的院子里,见到他的父母和妻子,二话不说,当场用枪击毙,又堆了些柴草放火焚尸。3 岁的孩子见母亲被杀,在屋里吓得没命地哭叫,日军听见后进屋抱出孩子就往火堆里扔。还有一些日军把郑小井等21 人逼进了一个夹道,然后守住夹道口,并堆上柴草点上火,把这些村民全都烧死。李辰民等14 人则被驱赶到村南一个大水井旁,然后被日军一个个地推进水井淹死。还有一个妇女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逃往村外,在村口被日军捉住。日军将她拉到水坑旁,强行轮流奸污。事后把她与小孩绑在一起活埋了。

第三天,日军杀光了村里的人,又到村外搜捕群众和过往的行人。抓住了,就拉到村东头大水坑边,用刺刀挑、战刀砍,或捆在一起用机枪扫,100余具血淋淋的尸体躺满了坑里坑外。

与此同时,日军在宋村也进行了连续3 天的大屠杀,烧毁房屋70 余间,残杀群众近200 人。全村几乎家家都有人被杀害,还有许多户人家被斩尽杀绝。

梅花镇的毁灭 河北省藁城县南部有个梅花镇,30 年代中期有550 余户人家,2500 多人口,商业兴旺,是华北棉粮集散中心。

1937 年10 月11 日傍晚,日军坂垣师团的2 个大队进犯梅花镇,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伤亡400 余人。

12 日黎明时分,日军大批援军赶到,中国军队向晋县小樵镇撤离。临走时,战士们在大街上大声喊话:

“老百姓们都走吧!日本人来了要杀人的!”

镇东部多数人家听到喊话,就随队从东门撤走了。但当时镇西部仍在打仗,枪声不断,多数人家未听到喊声,没有撤走。还有些老百姓认为自己不是当兵打仗的,日军来了不至于被杀,家中也还有财物,不忍离家流浪。不多时,5000 多日军包围了梅花镇,成群日军从镇西南的寨墙冲入镇内,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一时间,镇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砸门

声、喊叫声响成一片。惊慌失措的群众扶老携幼、东躲西藏,乱作一团。

几个日军闯进王保云的家,进门就枪杀了王的老伴。王保云操起一把三齿耙,对着儿子王淘气大喊:“孩子,咱没命了,拼吧!”说着,举耙就砸,使一名日军的脑袋当场开花。他正要砸第二个日军,就中弹倒下了。

王淘气挥拳打倒一个日军,夺门而逃,狂怒的日军把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用刺刀挑开他妻子的肚子,血水、肠子流了满地。两个孩子也被穿心挑死。

日军撞开了鲁全成家的大门,将鲁五花大绑带走。一家人哭喊着拼命扑上去,日军当即开枪打死了他两个不满10 岁的孩子,又将吓呆了的5 岁小女儿一脚踢昏。鲁全成70 多岁的姥姥抓起鲁的胳膊死活不放,被日军踹倒后砍下了双脚。鲁全成的母亲被日军扒光了衣服,用刺刀割掉双乳,活活疼死了。鲁全成的妻子见此情景也不想活了,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拼命向日军一头撞去。日军将母子俩推进院内枯井里,用辘轱、砖头活活砸死。鲁全成家的大院共住了6 户人家,有20 口人,日军一下杀了15 人,其中,3 户人家被杀绝。

日军在镇上到处杀人,还把一批青壮年捆起来,强迫他们跪在大街上、大院落内和真武庙前,尔后日军将这些青壮年一批批地残杀,镇上很多地方都成了杀人场。

在辘轳把水坑,日军杀的人最多。当天中午,日军将绑着的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往水坑边。水坑周围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军,并在高坎处架上了4 挺机枪,空中还有日本飞机低空盘旋,发出震耳的轰鸣声。日军用刺刀和棍棒逼着百姓们往水坑里跳。水根深,很多人跳下去就被淹死。人群中有人发出怒喊:“乡亲们!咱们别等死了,冲啊!”“乡亲们!跟小日本拼呀!”群众喊叫着,有的已经挣脱了绳索四处奔逃。这时,日军的机枪响了,只见一排排人倒下去,顿时血流成河。

日军抓住带头号召百姓与日军拼命的阎洛聪,把他的舌头割掉,然后又割其双脚双臂和身上的肉,让他慢慢地死去,真是残忍至极。

这次,日军一下子就屠杀了无辜群众600 亲人,仅有数人身负重伤,至深夜才爬出死人堆逃生。

12 日晚,日军把从各户抓来的100 余名妇女赶到了地主杨洛风的大院,疯狂地发泄兽欲,稍有反抗,就遭毒打和枪杀,甚至被一刀一刀活活剐死。

日军为了取乐,还把11 名孕妇的腹部剖开,然后将胎儿挖出,吊在树上作打靶比赛。有些日军还用刺刀把鲜血淋漓的胎儿挑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

在地主尚五子家的长工院里,有100 多名百姓被日军押在这里蹲着,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喝水了。一群日军进来,将这些疲惫饥饿的人全部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院内的两个大菜窑和一个大粪坑里。

13 日,农民张里等62 人拿起棍棒为武器,冲出了封锁线准备逃跑,但不幸又落入日军之手。他们被捆绑起来,打得腰折腿断,然后拖到镇东门外打砖坯的坑里填土活埋。

日军还将200 余名老人、妇女和小孩押到南门外。日军少佐命令从人群中扯出4 个不满10 岁的小女孩,用战刀把她们从头劈成两半,然后下令开枪射击。这些人死后全被扔进寨沟里。

在镇头的一口井边,45 名青壮年全被活活砍死,然后日军把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树上,把尸体扔到井里。镇上其他10 多口井中也扔满了尸体。

13 日午后,日军拎着煤油桶、举着火把,将镇上大片民房引燃。霎时间,浓烟升腾,烈火冲天,一些藏在屋里的老百姓受不了浓烟和烈火熏烤,纷纷从燃烧的房屋中跑出。但他们一露面,就被日军抓住,这样,日军又抓住了镇上的200 余名青壮年。日军把这些人绑押到镇东门外空地,一批批地用刺刀刺死。马胜福等11 人先被日军用铁丝穿透胳膊和锁骨,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全身被泼上汽油,推入火堆,活活烧死。

14 日,日军又在镇上杀了一些百姓,至15 日中午才撤离。劫后的梅花镇,大街小巷、屋里屋外、井旁树下,到处是尸体横陈、血迹斑斑,断墙残壁散发着呛人的烟气。

日军在梅花镇的烧杀淫掠持续了4 天3 夜。据统计,共有1547 人被杀,占全镇人口的60%,有46 户被斩尽杀绝。很多人被挖眼、割耳、割舌、剁脚、砍臂,尸体残缺不全,惨不忍睹。有600 余间房屋被烧毁,抢掠牲畜、粮食等财物无数。

昔日热闹的梅花镇就这样毁在日军的铁蹄下。

火烧潘家峪潘家峪村离丰润县城60 里,处燕山山脉的腰带山东麓,当时约有220 户人家,1700 多人。这里曾是冀东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经常给前来“扫荡”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为此,日军对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必欲灭之而后快。

1941 年 1 月24 日,日军驻伪丰润县政府顾问佐佐木二郎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上级关于“扫荡”潘家峪的命令,具体部署了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l 月25 日拂晓前,从丰润、遵化、滦县、迁安、玉田、唐山等地赶来的日伪军在佐佐木的指挥下,把潘家峪团团围往。天色微明,日军在村口打死了几个去赶集的人,然后闯入村里,在村里挨门挨户搜人,强迫人们都到村西冰封的大坑里听“太君”训话。潘德瑞的母亲不愿离家,立刻被日军拦腰砍成两段。潘风柱的老母已经78 岁了,年老有病,不能动弹,被日军当场枪杀在床上。其他去不了的一些老人,也都被日军杀害。

全村1000 多名男女老少被日伪军赶到西大坑,大坑附近的胡同、路口,都架上了机枪,大坑四周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伪军。佐佐木首先讲了“中日亲善”、“王道乐土”之类的话,然后就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到哪里去了?村里有谁反对过皇军?等等。

场上的群众怒视着敌人,缄口不语。

佐佐木等了一会儿,见群众没有反应,便气急败坏地下令从人群中抓出一个青年,要他回答。青年大骂敌人,被日军一刀砍倒在地。佐佐木还不死心,又命令拉出几名妇女,想从她们身上得到点消息,结果仍是枉费心机。佐佐木恼羞成怒,下令日军挥动屠刀,将几名妇女全部砍死。

接着,日军在潘世良70 多岁的祖母和南街来的30 多人身上浇上汽油,点燃后用刺刀逼迫他们说话。他们哪里还说得出来,痛得直往坡上跑。这时日军开枪射击,将他们一一击毙。

随后日军又从人群中拉出30 多名年轻漂亮的妇女,拖到白薯窖里去侮辱,逼迫其丈夫或父母说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去向。可是仍没有结果。于是日军把玉米秸填进窖里,放起火来。一阵惨叫声过后,窖里的妇女全被大火吞没了。

日军在大坑里迫害群众的同时,另一些日本兵和特务们在大坑的东南坎上发现了村民潘惠林家的院子。这院子四四方方,有二三亩大,四周有一丈高的院墙。佐佐木二即得此情况,想出了更凶残的主意。他命令日伪军在院中铺满松枝、柴草,门边围墙上架起机枪,四周墙上、屋顶上布满了岗哨,一个杀人场布置好了。

上午10 时左右,村民们在刺刀的威逼下走进了潘家大院。佐佐木抽出战刀,威胁说:“再不说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去向,就全部按通八路论处,统统死啦死啦的!”

老百姓仍然保持沉默。

佐佐木终于下令对老百姓下毒手了。

院中的大门被日军关上了。

人们见日军杀气腾腾的样子,知道将要大难临头,人群开始骚动。有10多个青年人拼命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但还没等他们靠近院门,就被把守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

凶残的日军开始用机枪向人群扫射,还向人群中扔手榴弹。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人们立刻涌向后门,想从那里冲出去。但日军的机枪又无情地挡住了人们的生路,人们一排排地倒了下去。突然,潘国生和4 名青年趁敌不备,冲到一个端机枪的日本兵跟前,踢倒日军,夺过机枪。可惜他们不会使用,被一群日本兵围上来,乱枪乱刀杀死。四周的步枪、机枪向人群猛射,尸体又把后门给堵塞了。人们见这里冲不出去,就转身奔向大院的东北墙角。

日军又把点着火的玉米秸扔进大院,很快引燃了院内的松枝、柴草,一时浓烟四起,大火冲天。人们在浓烟烈火、枪林弹雨中寻找着生路。潘树密的妈妈与一群妇女一起拥向院子东面,她见日军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正冒着黄烟,就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向日军扔去,炸死了3 名日本兵。潘善续等奋力冲到门边,将守门的日本兵眼睛打瞎,冲了出去。潘辅庭等20 多人冲进了东北角的仓房里,因仓房是泥顶,窗口又用土坯堵着,没被烧着。院内烟火弥漫,日军没有发现他们,这些人侥幸保住了性命。有50 多名老百姓挤进了潘家的牲口棚里,大火烧塌了屋顶,人们被压埋在下面,不是压死就是烧死。

大院墙外,还有一些没来得及被赶进院里的孩子哭声连天。日军抓起孩子就往院内火堆里扔,有的幼重在地上嚎哭乱爬,被日军像踩蚂蚁一样踩死。潘瑞高6 岁的女儿被2 个日本兵各抓一条腿,“嚓”的一声撕成两半。王贵不足2 个月的孩子被一个日本兵扼死。更多的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起,向墙壁和石头上摔去,墙上和地上到处是鲜血和脑浆。

大火从早晨烧到下午,日军的枪声从早晨响到黄昏。日军还在大火过后的尸堆里搜索着尚未死去的人,发现有奄奄一息的人,就补上几枪。有的还用手榴弹炸,直炸得血肉横飞。

天快黑时,日军又到村内大肆掠夺一番,临走时还放火烧了房第二天,附近各村群众赶来收拾残杀场地,只见潘家大院里尸体盖着尸体,焦骨并着焦骨。潘正萱的妻子怀孕6 个多月。肚子被日军用刺刀划开,胎儿横在她的肚肠上,她的半个头被手榴弹炸飞了。像这样惨死的孕妇还有10 多个。院中小孩的尸体多得数不清,被炸断的小手、小腿,烧焦的小人头,到处可见。

有30 多名妇女遭到日军轮奸后被戳死,日军还刺破了她们的下身,弄得肚肠拖出,脸上、身上沾满血污。

人们怀着悲愤的眼泪,把一堆堆难辨男女、焦枯的残躯残肢收敛起来,埋在4 个坑里,起名“肉丘坟”。

在这次血腥惨案中,共有1237 人被烧死、炸死和枪杀,其中一半以上是妇女儿童,很多人家被斩尽杀绝。全村房屋被烧毁1100 多间,财物不是被掠去就是被烧毁。

幸存下来的潘家峪人,永远不会忘记日军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制造“无人区”1938 年5 月,八路军开始深入平北、冀东开创抗日根据地,并逐步向东北推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为了“确保满洲”,便将在东北实行的“归屯、并户”措施搬到长城线上。他们修筑了大量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焚毁很多村庄,残酷地制造了许多“无人区”、“无人材”,搞所谓的“民匪分离”。

冀东长城线两侧“700 里无人区”,是当时日军制造的最大“无人区”。

1941 年8 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北平召集了兵团长会议,决定在冀东建造“无人区”。其范围西起古北口,东止山海关,共长350 公里,南北宽约30 公里,面积约1 万平方公里。广及滦平、承德、兴隆、平泉、凌源、青龙、密云、遵化、迁安9 个县。

为了制造“无人区”,日军疯狂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了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围剿台击外,还专门组成快速部队,血腥屠杀无辜群众。

以兴隆县为例,1941 年秋冬之际,日军在该县南部的前于涧材搜捕到男女19 人,将他们的衣服全部扒光,用木棒打得血肉模糊,然后推进萝卜窖内全部烧死。在马尾沟,村内70 多户人家,有一半多人被日军抓去烧死砍死,其余的人躲避到山洞里。于是,日军放出狼犬,到处搜寻人群,搜到后立即杀掉。有一个妇女背着孩子出洞寻找野菜充饥,被日军发现。 15 个日本兵抓住这个妇女轮流奸淫之后,又追问其他人藏在什么地方。她拒不回答,日军又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直到把她和孩子折磨至死。在栅子沟的一个村子里,日军杀害村民140 多人。 1942 年,日军把大灰窑的80 多人拉到兴隆城南的“万人坑”旁,在四周布好警戒,架起十几挺机枪对着群众扫射,80 多人全遭杀害。随后,日军又杀害了该村60 多人。

1943 年初,日军到兴隆城东南100 华里的揪木林村“扫荡”。他们挨门挨户搜捕,见青壮年男性就抓,有2 个小伙子由于反抗而被当场打死,其余的99 人被装上4 辆汽车押往县城。前面两辆车装的56 人被送往监狱,这些人在监狱受尽折磨,先后死去。后两辆车装43 人,被直接送到城南“万人坑”,用机枪扫射。42 人当场死去,只有一人中弹后受伤,深夜逃出,回到家后因伤势过重而死。楸木林村有近一半人被杀,成了一个“寡妇村”。在兰旗营村南的土坑下,日本宪兵一天就用刺刀挑死了一百多群众。

1943 年秋,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主力4 万之众,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冀西阜平一带的北岳区发动长达3 个月的大“扫荡”。其属下荒井部队500 余人在阜平县平阳地区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是要制造一个“无人区”。荒井曾扬言,这次大“扫荡”,就要“杀个鸡犬不留”!他们在长60 余里,宽40 余里的平阳近百个村,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一个怀孕7 个月的妇人被敌人捉住,带到荒井那里,荒井和他的翻译官打赌,一个说怀男,一个说怀女,争论不休,荒井便命令其部丁剖腹查看。在杨树沟,有个60 多岁的老太被日军抓住,刀剐后扔进火里烧死。在山嘴头,日军打死放羊的韩小更,挖了他的心带回踞点炒了下酒。在北水峪,日军抓住孟祥的儿子,将他捆起来,然后叫狗咬。凶恶的狼狗嗥叫着扑到孩子身上,一口一口将他的肉撕扯下来,孩子被活活咬死,在旁的日本兵却狂笑不止。日军在搜山时抓住一个20 余岁的青年,将他的衣服扒光,用绳子拴住他的生殖器,拉着在山上乱跑,最后拉到村子里,用锥子活活扎死。在上平阳村,日军将20 岁的孕妇王金亭的衣服扒光,按在一口红木棺村里,用刺刀逼着20 余名妇女脱光衣服,围在棺材四周观看。日本兵将她开膛破肚,摘出血淋淋颤动的心与肝,挖出已成形蠕动的胎儿,还把心用脸盆端走加油炒熟,逼着被抓的妇女吃掉。凶恶的日本兵威胁说:“你们谁不吃,就和她一样死啦死啦的!心的炒了吃!”

日军对妇女的侮辱,凶残至极。在山嘴头村,有250 多名妇女被奸污。一个16 岁的少女,被一群日本兵抓住后,轮奸了整整一夜,致使皮肉肿烂。有很多人被当众轮奸,然后加以残杀。日军撤退前抓到6O 余名妇女,把她们绑在一起,问她们:“你们愿意跟着走,还是愿意回家?”妇女们一起回答:“愿意回家!”结果这些妇女全被扒光衣服强奸,之后又全被砍头杀害。据统计,日军在平阳扫荡87 天,杀害村民1100 多人,烧毁房屋5200多间,抢掠粮食18 万斤,牲畜1200 多头,衣物4000 余件。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制造“无人区”时,如搜捕到抗日军民,屠杀手段极其残忍。罗峪村妇联会主任刘耀梅被捕后送到荒井那里,荒井审不出名堂,就命令汉奸剥下她的衣服,亲自将她大腿上的肉割下来、让人烤熟,用刀叉起一块,边吃边说:“好吃,好吃。”随后,荒井还指使日本兵把刘腿上、胳膊上、胸脯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烧熟后逼抓来的群众吃。许多群众都难过得流下眼泪。日军抓住兴隆县大西山村的村长,把他剁成了碎块。双庙踞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先后挖吃过50 余名抗日军民的心。抗战8 年中,日军在太行山区就杀害17 万余人,奸淫妇女36 万余人。

冈村宁次的华北方面军在制造“700 里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暴力、刺刀逼迫老百姓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迁入变相的集中营——“集团部落”。

对于那些不进和延误期限迟进“集团部落”的人,日军见一个杀一个。还把他们规定的“无人区”里的房屋烧光,财物抢光,甚至树木也要烧光,造成一块开阔地,使人无法藏身。“无人区”方圆几十里内,见不到一个人影,见不到一丝炊烟,听不见一声鸡鸣犬吠。田野里长满蒿草,村村镇镇只见残垣断壁。乌鸦在空中盘旋,饿狼在草丛中穿行。

在“集团部落”里,日军用各种法西斯恐怖手段,把老百姓像牛羊一样圈起来,并对他们横加奴役迫害。人们愤怒地把这种“部落”称为“人圈”。

“人圈”四周是高墙,墙上架满电网,围墙四周和大门顶上筑有碉堡,由日军严加把守,限制出入。“人圈”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日军规定由各户自建住房。老百姓被赶进“人圈”时,财物已被搜掠一空,哪有力量盖房?只好搭个马架子窝铺。冬天风雪袭来,四面通风的窝铺冰冷彻骨,很多人被冻伤冻死。仅兴隆一县,几年中就冻死1000 余人。到了夏天,遍地污水粪便,泥泞发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虱子恣意肆虐,鼠疫、伤寒、霍乱、痢疾广为流行。1943 年夏季一次瘟疫流行,兴隆县就死亡6000 余人。遵化县新立村一个“人圈”,因传染病而死亡者达530 余人。那时节,家家停尸,户户嚎哭,十分悲惨。当时“人圈”中流行着一首凄惨的歌谣:“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人人愁断肠。”

被赶进“人圈”的老百姓,生活没有着落。由于“人圈”周围被划定允许耕作的土地少得可怜,其中还有相当部分被占用来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因此真正能租到或借用的土地微乎其微。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老百姓只能靠极少的收成过日子,连橡子面、谷糠也不能吃饱,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兴隆县大水泉的“人圈”一年内就饿死200 多人,占全圈人口的20%。厂沟的“人圈”两年内饿死265 人,占全圈人口的38%。

日军对“人圈”控制极严。“人圈”内实行保甲制度,30 户为一保,10户为一甲,有些地方甲下还设有牌,分别设保长、甲长、牌长,有一人出事,就互相牵连。还要老百姓参加“自卫队”、“协和会”、“道德会”之类的组织。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规定要服劳役,包括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封锁沟、上圈墙守夜。许多人不堪重负,劳累致死。日军在“人圈”内实行“大检举”制度,经常有人被加上“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偷运犯”、“可疑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有时“大检举”后就进行集体屠杀。 1942 年至1943 年,日军在兴隆搞了两次大检举,有11400 多人被日军抓去后枪杀,其中一些人被刑杀、监毙或被狼狗咬死。

日军在对“人圈”内男性老百姓大肆屠杀的同时,对妇女则百般凌辱,奸淫妇女竟成了公开合法的事。日军勒令人们必须“门户开放,夜间也不得关闭”,以便他们任何时候都可到老百姓住宅去奸淫妇女,如稍有不从,就会被扣上“通匪犯”的罪名遭到杀害。妇女因不堪侮辱而自杀或因抗拒侮辱被杀的事,屡屡发生。据一个“人圈”的统计,十之八九的妇女遭到过侮辱,有很多人无数次地遭兽兵奸淫。在被侮辱的妇女中,患性病者高达30%。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确实用尽了一切最残酷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