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苦力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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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不仅在中国大陆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而且在日本国内也摆开了残害中国人民的屠场。

位于日本北部秋田县花冈町的中山寮,就是日本法西斯在自己的国土上,残酷迫害中国劳工的屠场之一。骇人听闻的“花冈惨案”就发生在这里。

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无辜百姓和在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士兵,在日寇刺刀的威逼下,被押送到日本各地从事奴隶般的苦役。仅在花冈中山东从事奴役的中国劳工就有1000 亲人。他们在法西斯的棍棒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累死、饿死、冻死、被凶恶残暴的日本监工打死、摧残折磨死⋯⋯。从1944年8 月8 日第一批中国劳工押抵中山寮,截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有418 人悲惨地死去,死亡率高达42%。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在日本受奴役的中国劳工更是如此,人人都有一部惨痛的血泪史。

中山寮啊中山寮,人间地狱的中山寮。

所长河野是阎罗王,寮长伊势是恶判官,

众监工都是那——青面獠牙的吸血鬼;

他若叫你半夜死,你就活不到朝五更。

⋯⋯

花冈河啊花冈河,花冈河边血泪多。

鬼子抓我中国人呀,千名人身遭折磨。

头天难友在一起呀,明天尸埋半山坡。

垛垛的白骨堆起的堤呀,滩滩的鲜血流成的河。

⋯⋯

这首歌谣,就是中国劳工悲惨遭遇活生生的写照。

日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在闻知“花冈事件”的真相后,悲愤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的痛苦。说它是残酷呢,说它是无耻呢?纵令是在战争时期。但试问这样的事是人世间所应有的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止惭愧和悔恨,还要泣不成声了⋯⋯

中国劳工是如何来到日本的,“花冈惨案”又是怎样发生的?让审视历史的镜头对准50 多年前——

一、劳动力的劫掳

东条内阁作出把华人移入日本的决定,日寇在我国进行了罪恶的劳动力劫掳

自1937 年“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把国内的劳动人民送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战场当炮灰,国内出现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1942 年11 月27 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会议作出了从中国掳惊劳工的决定。决定说:“日本之劳务需要,近年来益显紧迫。尤以劳动部门之劳务不足,更为严重。因此,本内阁决定,⋯⋯将华人劳动者移入日本内地,期其协力于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

自此,侵略者便开始了罪恶的劳动力大劫掳。在战场上,日寇以活捉我抗日战士为重要目标之一。以前,日军俘虏了中国士兵,大多杀掉;此时,全部关押。鬼子在占领区,设立了许多俘虏营,专挑身强力壮者,押送日本。在沦陷区,鬼子汉奸到处抓人,被抓的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小贩⋯⋯罪名往往是“私通八路”。日寇加紧对我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在扫荡过程中,疯狂地掳掠青壮年。

这里,记述几位“花冈惨案”幸存者关于被捕的回忆:

王敏,河北深泽县人。1938 年19 岁时,在本村开始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副村长、区民政助理员和区长等职。他说:“1944年4 月的一个深夜,我和区委书记到本区的甄家庄执行任务,进村后谈完工作已到后半夜,天下起了大雨,我与房东和衣睡下。黎明时分,五六个待枪的敌人突然破门而入,没等我爬起身来,几只枪口已把我堵在炕上,连拉带扯把我推到屋角。敌人发现我手腕上戴块手表,便争着抓我胳膊。就在敌人争抢我的手表时,我拔腿向外跑,因跑得太急,滑倒在院子里。敌人追上后,用麻绳把我倒剪手捆上,我被捕了。”

王敏被捕后,被押到无极县城的日本宪兵队。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阴险的目光,用中国话对他审问:“你叫什么名字?”王敏随便报了个名字:“我叫张开花。”“不对!你的为什么叫女人的名字?”边说边狠揍了他两下耳光,敌人露出了凶相。王敏沉着地回答:“是爹娘给起的。”敌人又问:“是哪个村的?你的,什么的干活?”王敏回答:“是侯村的,老百姓,送信的。”简单审问后,鬼子便把王敏关押起来。

第二天,鬼子又开始审讯,敌人见他一问三不知,恼羞成怒,用棍子朝他劈头盖脸打来,边打边问:“你的,到底什么的干活?不说,就打死你!”王敏忍着疼痛说:“打死我,我也是老百姓。”这时,又过来几个鬼子,用枪托狠狠往他身上捣,疼得他不由发出呻吟声。鬼子歇斯底里地嚎叫,玉敏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一个鬼子大声喊叫:“给他电的干活!”另一个鬼子立即将两根电线头分别缠在王敏的两只手上,顿时,手摇发电机发出的电流,通过他的手涌向全身。王敏“啊”的一声,昏过去了。醒来后,敌人继续审问,王敏始终不露身份。此后,敌人把他押送到石门市集中营,“张开花”的名字,一直跟随他到了日本。

赵满山,河北保定市郊人,1944 年4 月,他和父亲赵有义先后被抓,一起被押到日本花冈町中山寮服苦役。赵满山说:“俺村离城不远,村中人家大多从事制造毛头纸的手工业。父亲做小买卖,卖毛头纸和盐、烟之类的小商品,还常给西边八路军驻地送纸、盐、布匹等用品。日子一久,被村上的汉奸、特务知道,报告给日军。一次,父亲骑车夫保定车站附近卖货,鬼子、伪军一哄而上,就以通八路的罪名把父亲抓走了。”

赵满山的父亲被抓后,急坏了全家。牲口卖了,大车也卖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求爷爷告奶奶,托有门路的人设法把他父亲保出来。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保出来,而且过了不到半个月,汉奸、特务带着一帮日本兵,在天将明未明的时候,撞开了他家的门,把赵满山从被窝里给抓走了。那年,赵满山刚18 岁。这次,村里和他同时被抓的共有5 人,其中一人叫杨义,是共产党员。在保定,杨义受的刑最多,拷打、灌辣椒水,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了,尸体喂了洋狗。赵满山也受到拷打,日军用烟头烫他的脸和嘴,问他是不是八路,他死不承认。敌人就把他和一同被抓的几个人由保定押解到石家庄集中营。

袁子河、张洪辰、张士贵,山东齐河县人。他们回忆说,1937 年,日本鬼子侵占了齐河县城,经常出城骚扰,烧、杀、抢、奸淫、掳掠,什么坏事都干,对略有反抗者,便加以杀害。大姑娘、小媳妇更是惊怕,穿的是破衣烂衫,还在脸上抹上泥土和锅底灰,鬼子一来便躲进柴草堆、芦苇塘。1945 年2 月的一天清晨,鬼子出城大扫荡,来势汹汹地一下子包围了袁子河家所在的村庄,大肆逮捕青壮年。全村约有40 多人被鬼子五花大绑抓到齐柯县城,安的罪名是八路军嫌疑。张洪辰被抓时他正帮助大哥摆摊卖茶叶、纸张,在回家歇晌时撞到4 个日本兵,不容分说就被抓走了。张士贵是出门走亲戚,走在去济南的大马路上,上来几个日本兵,硬把他抓走,说是“皇军要人的干活”。时至1944 年至1945 年年初,鬼子在这一带经常进行疯狂扫荡。齐河县是如此,整个鲁西北大平原的各县以及邻近的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均遭殃。他们把人抓走后,先集中关押在济南,然后押到青岛,运往日本。仅在花冈町中山寮,被日寇从齐河县劫掳的同胞就有近60 人。半年过后,日本投降,已有26 人惨死于花冈河畔,死亡近半数。

耿谆,河南襄城人,国民党第15 军上尉连长,在洛阳战役中受伤被敌俘虏;刘智渠,河北蓟县人,八路军战士,在河北省定县火车站附近执行侦察任务时和日本兵发生冲突,子弹打完了,和战友刘小碗、王诚汉一同被俘。还有李振平,八路军120 师独立第三支队侦察员;刘虞卿,国民党军第15军上尉军需;孟连琪,八路军老一团一营战士。还有刘锡才,青岛码头工;褚万斌,河北掌鞋工;刘玉林,山西介休人;翟树棠,河北饶阳人,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场合,被日本兵劫掳或俘掳,共同患难于日本花冈中山寮。

自1943 年3 月至1945 年5 月,日本帝国主义将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士兵以及在华北、华东各省进行大扫荡中掳掠的中国平民,分批押送到日本国内从事奴役,先后达41758 名。由于日军的残酷虐待,在押送途中便死亡2823人。中国劳工被强行分配在日本35 家企业的135 个场所从事非人的劳动。其中土木建筑业最多,共63 处,15018 人。其次为采煤、开矿、冶炼业,共47处,15816 人。还有港湾运输业21 处,6073 人。造船业4 处,1210 人。死亡率在40%以上的有7 处,以花冈中山寮为最。

二、血泪浸透的劳工集中营

一处集中营就是一座阎王殿,滩滩鲜血染红了大地

日寇劫掳的中国青壮年,先集中夫押于各地的集中营,每一处集中营,都是一座阎王殿。

刘智渠、王敏、耿谆以及赵满山父子等人,被捕后都先后被关押于石门市集中营。

石门市(今石家庄市)集中营,是一个四面都有炮楼,像兵营一样的大院子。院内除了有几间像办公室和鬼子宿舍一样的房子外,还有几排只有草顶和柱子,没有墙壁的草棚。草棚的四周安有通电的铁丝网。每排房前都有日本兵端着枪,来回不断地巡逻。棚内不时地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低沉的呻吟声。

草棚内阴森恐怖,气味难闻。一头放有带刺的木宠和铁笼,另一头地上有粪尿、有痰、有呕吐出来的东西。一个不算太大的草棚内,足足关有1000余人。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连一个穿衣服的人都没有,全是赤裸裸地一丝不挂。每当一个被捕者押进草棚,鬼子兵就比划着勒令他脱光身上的衣服,寻个空地方蹲下。和刘智渠一同被俘的八路军侦察员刘小碗在地上蹲得不正,上身朝前倾着、鬼子兵就在他背后狠狠踢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刘小碗猛地爬起来,对准鬼子兵就是狠狠一拳,其他鬼子一下子猛扑过来,揪着他的头发、胳膊,拖出来,残忍地把他扔进了铁笼里⋯⋯

关在这里的被捕者,白天只准蹲着,不准坐下和站着。有的人实在蹲不往了,坐下或站起身来,只要被巡逻的日本兵发现,就是劈头盖脸地一顿毒打,稍有反抗,就被揪起来,扔进木笼或铁笼,直至残害致死。

据先前关进草棚的人说,以前,被捕者还给一件衣服穿,由于有一次,大家想集体逃跑的事被鬼子知道了,鬼子兵就把几个领头的人全部关到地窖里,让他们活活地饿死。为了防止再有人逃跑,就把大家的衣服剥掉,全变成赤裸裸的了。日本人还增加了监视的宪兵,并在集中营中安插了汉奸,从事告密。

每天东方发白,日本兵就来巡查。只要一见倒在地上的人,就用靴子踢、棍子打,要是不动弹,那就是死了。鬼子兵就命令蹲在旁边的人把尸体抬出去,放在早已准备好的人力车上。离集中营不远的地方,挖了许多埋尸体的坑,像这样死的,每天都要埋二三十名。

赵满山被押解到石门市集中营,在草棚内找到了父亲赵有义。四十刚出头的赵有义,瘦了许多,已被折磨得不像人样。父子一见面又惊又悲,抱头痛哭。赵满山是赵家的一条根,父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如今见儿子也到了这个鬼地方,更是泣不成声。赵有义悄声对儿子说:“我在这儿报了50 多岁,装成老头,听说抓来的人要送到日本或东北去当劳工,年岁大的可能不要,我有希望放出去,但愿你也不去日本最好⋯⋯”父亲这个唯一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他们父子俩一起被押送到北平西苑集中营,后又双双被押送日本花冈中山寮。

北平西苑集中营是一个比石门市集中营更大的院落,这里至少可关押1万人。

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被捕者被鬼子押送到这里。他们都被捆绑着,每10 个人反绑的手用一根绳子连在一起。进了集中营的门,才给解绳,而后依次更换衣服。两旁站有许多拿着手枪和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宪兵,个个凶相毕露,如临大敌。鬼子旁边总是站着一个穿中国衣服、有日本人模样的脸孔、手拿一根铁鞭的“凶鬼”。每当一个被捕者脱下自己的衣服时,这个“凶鬼”便用铁鞭狠揍一下他裸着的背脊,一边打着人,一边咆哮着:“是谁教你小子抗日的?”“好好记住金翻译老爷的面孔吧!”。“金翻译?”有人狠狠瞪他一眼,心里骂道:“这也能算是中国人吗?你小子已经泯灭了天良。”

北平西苑集中营同石门市集中营有些不同的是,住的是长条大房间,像火车的卧铺车厢,一边是连在一起的木板通铺,一边是走道。每个屋里关有100 来人,铺板上铺着一些破草席。吃饭也是一天两顿高粱米饭,没有菜。吃的时候,有持枪的日本兵监视。每次吃饭,由几个被捕者把饭桶抬来,一人分一碗,几口就吃完。因此,大家常挨饿。

在这里,被捕者经常挨打,得了病的人被送入隔离室,但没有医生,更没有药吃。死了的,就装进一个可以把底抽出来的“抽屉式”棺材里。棺材很大,一次能容十几具尸体。当这个棺材装满了尸体,鬼子兵就命令被捕者抬着,送到一个预先掘好的大坑上,将底一抽,尸体落进坑内,盖上些土,就算掩埋完了。

刘智渠被押解到西苑集中营以后,一次开饭时,看到抬饭桶送进牢房的人中有同他一起被捕的战友王诚汉,两人见面又惊又喜。以后每次见面,他们趁日本兵不注意时,便匆匆交谈几句。刘智渠告诉王诚汉,刘小碗在石门集中营,因反抗鬼子兵的侮辱,被残酷地害死了。一听说年仅18 岁、活泼可爱的战友刘小碗已经牺牲了,王诚汉热泪横溢,默默地低下头,表达对战友的哀思。

有一次,王诚汉指着一处对刘智渠说:“我现在就住在那儿,旁边一个屋子里关的全是女俘。”

一听说这里有女俘,和刘智渠同铺相邻的李大哥迫不及待地插嘴问道:“其中是不是有我的妻子?她今年25 岁,比我矮半个头,手脚都很大,头颈上有一颗黑痣,还带着一个4 岁的小姑娘。”

王诚汉看了李大哥那样焦急的样子,慢慢地对他说:“那屋里的人很多,都很年轻,也有小孩,每回抬饭去,总是放在门口,看不清人。今后,要是有了消息,一定来告诉你。”王诚汉还说:“金翻译和鬼子都是一些禽兽不如的家伙,有的女人被拉出来,就没有看见再回来。”

原来,李大哥和妻子、女儿都是被鬼子抓走的。他在河北藁城县开一个小药铺,他丈人在乡下生了病,便让妻子带着信和药品去探望。当妻子领着4 岁的女儿杏儿回娘家时,在城门口碰到日本兵的检查。鬼子硬说她是要到游击区通风报信,就把她娘俩一块抓走了。不久,鬼子又到李大哥的铺子里去搜查,把李大哥也抓起来了。

亲人分离,生死未卜,李大哥怎么也捺不住了。就在那天吃过晚饭后,屋里便没有了李大哥。不久,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嘈杂的漫骂声,仔细一听,是金翻译在发脾气和用铁鞭打人,他怒斥说:“你这个死不了的家伙,一个人鬼鬼祟祟往女人屋里跑干什么?到这个地方还想搞鬼吗?⋯⋯”这个人被打得哼了起来,人们从这声音辨别出那人就是李大哥。嘈乱的声音渐渐平息下来,可是李大哥再也没有回来。听说被揪到行刑室,金翻译硬说他“想作暗探”,鬼子兵就把李大哥折磨死了,临死前悲惨地叫着:“杏儿⋯⋯杏儿她⋯⋯妈!”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上,王诚汉照例抬着饭桶来了。他带着激动的语调低声对刘智渠说:“昨天晚上,金翻译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窜到了我隔壁的屋子里,想强奸一个妇女,却遭到她的坚决反抗。凶鬼强奸未成,恼羞成怒,就把这位妇女所带的、正吓得大声啼哭的四五岁的小姑娘扼死了。妇女抱着小女孩的尸体,整整哭了一夜,天亮后却不见了她的身影。今天早晨,在一口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据看见尸体的人说,这妇女的头颈上有一颗黑痣,分明像是李大哥的⋯⋯她。”

“李大哥!”刘智渠情不自禁地几乎喊出声来,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到他手上拿着的碗里。

刚吃了早饭,金翻译跟在几个日本兵的后面走进屋来,他调高了嗓门命令大家到院子里集合。于是,大家都赶紧走出去,一看院子正中升旗台的旗杆上,正捆绑着一个脱光了衣服的青年。日本兵命令大家跪在升旗台的周围,一个鬼子军官站在旗台的土墩子上开始“训话”,金翻译作翻译:“这个被绑的俘虏,是在命令他抬尸体去埋的时候企图逃跑,当场被皇军打了一枪倒下来的。现在,为了让大家看看,就在这里处刑⋯⋯。”

大家抬头看了看捆在旗杆上的那个青年,他的腿上流着鲜血。开始行刑了。一小队日本兵肩扛插有闪闪发光刺刀的步枪,正步走到旗杆前面。军官一声令下,就有两个鬼子兵从队伍里走出来,端着枪作立正状。接着,就一边大声叫着,一边以旗杆上青年为目标进行冲锋、劈刺,两把刺刀同时插进青年的体内。随着惨痛的叫声过后,这个青年的头就突然倒垂下来。鲜血从两道伤口里像喷泉一样,丝丝地喷射出来,把黄色的土地染成了鲜红。

这两个鬼子兵完成了任务,回到队里。军官又下命令,另外两个鬼子兵又从队伍里跑出来,像刚才的动作一样,对着青年的肉体刺杀。等这一队士兵都轮流刺杀了一遍,死刑的执行才算告终。

逃跑的事,在集中营里,时有发生,但极少有人能逃出去的。在济南集中营里,就发生过难友集体逃跑的事。

一天,有个老太婆到院子里来卖甜粥,听人说,她是在这里干活的伪军家属,所以才能进得院子来。老太婆一边走,一边吆喝着说:“买碗甜粥吧!吃点吧,你们就要去日本国了,留着钱也没处花啦!⋯⋯”老太婆的吆喝声,立刻触动了被捕者的神经。于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人说,如果真要押到日本去,今生今世怕是回不来啦。有的人蹲在一旁发愣,也有人小声啜泣。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咱们与其等死,不如逃出去!明天早晨送饭来,打开铁门时,咱们就往外冲!”“对!往外冲!”许多人附和着说。还有人嘱咐大家:“冲出去了,就爬围墙,围墙那边一段电网豁着个口子。”“鬼子来开门,就抢他们的枪,还可以用院子里半截子砖头作武器。”

第二天早上,几个被捕者送饭来了。铁门一打开,几个领头的难友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死死卡住了来监视吃饭的两个鬼子的喉咙,其他人便一起往外冲。这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跑在前面的几个人还真的爬上了围墙上的电网豁口逃出去了。但守卫的鬼子很快就醒悟过来,拉响了电铃。敌人冲出来,对着人群就开枪。砖头顶不住真枪实弹,许多同胞被打死在院内,大部分人被鬼子的刺刀和枪口逼回到牢房内。鬼子拿来绳子,把一个个人都捆绑起来,连在一起,饭也不给吃。不久,就把大家押向火车站,又押上了去青岛的火车⋯⋯

三、大海上的漂泊

船在海上航行,没有淡水,难友们个个渴得喉咙里像烈火在燃烧

1944 年7 月28 日,是“花冈惨案”幸存者难忘的一天。这一天,300 名中国同胞,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作为日寇劫掳的、押住日本花冈中山寮从事苦役劳工中的第一批,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流着泪,像货物一样从青岛码头被装上船。

船头上写着“信浓丸”3 个大字,船顶上插着日本的太阳旗,船上装满了从中国掠走的铁矿石。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货船缓缓地离开码头。这时,同胞们如梦方醒,意识到就要离开自己的祖国,被押送到日本国做苦工了。顿时,大家禁不住哭泣起来,有不少人纷纷跪倒在甲板上,眼巴巴望着慢慢远去的祖国,心如刀绞。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为爹娘亲人祝愿的祷告声,和着“哗哗”的海浪声,交织成一曲生死离别的悲歌。

船航行不远,突然“啪”的一声,有人跳水了。监押的日本鬼子慌忙地朝海里打枪,也不知打着了没有。鬼子吆喝着驱赶人们进船舱,不准大家看,还把舱顶板盖了起来。难友们只是默祷这个跳海的同胞能泅水,能躲过灾难,游回到祖国的海岸,不致葬身鱼腹。

船舱内充满了哭声和哀号。难友袁子河想着家中的老父、老母,还有哥嫂和兄弟,怕今生今世难于见面,特别是妻子刚怀孕三四个月,孩子生下来就没了爹,这日子咋过啊?止不住的泪水从眼眶一直淌到了下巴。张洪辰和张士贵是同村的,张士贵见张洪辰哭得伤心,便过去劝导说:“兄弟,别哭啦,咱们俩在一起互相照应,总有一无能回家的,我回去,你也回去!”张士贵虽这么说着,眼泪却刷刷地往下流,心中也想着家中老父孤身一人,没人养活。他俩相对流泪,几个老乡也蹲在一起哭。这时,下来几个鬼子,拿着棍子就没头没脑地把大家揍一顿。然而,棍棒也没制住人们的哭泣声,船舱里的难胞十有八九都泪流满面。

在船上,日本鬼子把大家按军人一样组编起来。被俘前系国民党第15军的上尉连长耿谆,被鬼子指定为大队长,他成了大家的总指挥。

同胞们呆的船舱,是整个货船的最低层。底下也装着铁矿石,上面铺着旧草席。底舱处于海平面以下,而整个船体都用大帆布蒙盖着,汹涌的海水从船顶上不时地冲过去。每到这时,船体就上下跳跃,左右晃动。船舱里又闷又热,令人窒息,许多人晕船了,不少人呕吐了,好像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似的。大家已难受得不知饥饿,最渴望的是新鲜空气和能喝到水。

水⋯⋯生命之源。船在大海中航行着,却像在沙漠中彷徨一样。同胞们连一滴水也得不到,个个唇干舌燥,喉咙里干涸得像火一样燃烧。病倒了的,更是苦苦哀叫着:“我要喝水!”,“快给我水喝吧!”⋯⋯但日本鬼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对待。

夜里,有人偷偷地溜到甲板上,找到一只小水桶,把几个人的腰带连结一起,缚在水桶上,从海里弄上来一桶水,立刻送进船舱。听说有了水,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围着小水桶,用手捧着拼命往嘴里送。凡是喝到水的,都叫苦不迭,海水既苦又咸,根本不能饮用。

耿谆作为鬼子指定的大队长,担负着管理300 人的“使命”,眼见同胞们和自己一样受着口渴的煎熬,沉思着。一会儿,他爬起身来,便去查看通往船舱的蒸汽管。突然,他发现有根铁管上有个小洞,从洞里吱吱冒出来的水蒸汽凝结成一滴滴的水珠。他马上找来一只小茶杯,耐心地去接水。半天,总算接到了半杯。随后,便叫大家学他的样子,轮流去接水喝。点点滴滴的淡水,滋润着同胞们干涸的嘴唇,就像沙漠中发现的甘露,延续着他们的生命。

水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饥饿又同样折磨着每个人。在船上,一天只吃一顿饭,以小队为单位派人轮流到甲板上用蒸汽锅蒸饭。每个小队,每天只准蒸一次。派去蒸饭的人把棒子面往笼屉里一倒:锅里加上海水,点上火。蒸出来的,既不像窝窝头,也不像面糊糊。没有碗筷,大家只能用手捧着往嘴里塞。本来一小锅饭,只够一小队人吃个半饱,如果轮到哪个小队蒸饭时,正好遇上大风浪,大风把笼屉掀翻,又一个浪头打过来,把饭冲跑了,这一天,这个小队人就甭想吃饭了。

口渴、饥饿、窒息、想念亲人和对前途命运的忧思,加上日本鬼子棍棒的毒打和侮辱,一天、二天、三天,许多人抗不住,病倒了。有的发高烧,有的泻肚子,有的呕吐不止。船上没有药,更没有医生,3 个同胞死去了。每死一个人,日本鬼子就命令人把尸体抬到甲板上,扔进大海里。

船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航行着。为了躲避美国飞机和潜水艇的攻击,走走停停,有一次,整整停了两天,说是要等日本军舰来护航。

难友们在舱内挣扎着,整整7 天7 夜,他们没有见过天,没有见过太阳,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更没有呼吸过一口舒畅的空气。8 月5 日上午,“信浓丸”终于到达日本本州西南端的海岸城市下关。今日的下关,就是昔日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屈辱不平等条约的地点——马关。

1945 年4 月18 日,第二批被押送日本花冈中山寮的中国劳工600 人,在青岛码头登上“衡阳丸”,经过半个多月的漂泊,于1945 年5 月2 日到达下关。船上死亡11 人。

1945 年5 月11 日,第三批被押送中山寮的芳工100 人,又在青岛码头被日寇驱赶上了“白京丸”,经过20 天的漂泊,于5 月30 日也到达异国他乡。船上死亡2 人。

自此,近千名中国劳工在敌人的“虎穴”中,在死神的监督下,从事奴隶般的劳动。

四、“特别优待周”

踏进异国他乡的第一周,日本人宣布“特别优待”,然而⋯⋯

中国劳工在日本下关上岸后,随即被日本警察押上火车。火车一直沿着日本海岸向东北方向驶去。

途中又有2 个同胞死去。隆隆的车轮声,仿佛就是哀乐,为死去的难友送行。

在火车上的中国劳工,忍受着饥饿、棍棒和颠簸,谁也没有精神观望异国他乡的景色。然而车到一个大城市,鬼子却传下话来:“不准往窗外看!”鬼子的这个“不准”,反而引起了一些劳工的好奇,有人便偷偷地向外张望几眼。鬼子见有人向外张望,就猛扑过来,对他们连连幸打脚踢,边打边吼叫着。

原来,这是个挨了轰炸的城市,到处是一片废墟,有些建得较坚固的房子,也露出断垣残壁。这样的情景使劳工们得知:日本本土也挨炸了。虽说他们中间许多人弄不清楚这是谁炸的,但是他们意识到鬼子的末日快来临了,凶狠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必将遭到应得的报应。

火车走走停停,中途又换过两次车,整整行驶了两天两夜,才到达了目的地。这儿是个乡村车站,被群山环抱着,站牌上写着“花冈”两个大字。花冈是日本北部的铜矿开采区。 1944 年5 月29 日,花冈同和的7 号矿床,由于花冈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渗入,出现塌方事故,压死日本矿工11人。同和矿业公司为了防上事故的再次发生,保证矿区安全,提出在花冈河上流,另挖一条新的河道。这项改建河道的工程由鹿岛组(今日本鹿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劳工就由这1000 名中国人来充当。

在花冈车站下车后、一个个被捆绑着的中国劳工,拖着疲惫的步子,来到一个广场。广场的正前面是个像戏院的建筑物,日本人叫它“共乐馆”。不管是在途中,还是在花冈,他们都没有吃上一粒米或喝上一滴水,每人的身体都已瘦弱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但在他们灰扑扑的脸上,因为过度饥饿而凹陷下去的眼睛,却仍透露出戒备的神色。

劳工们一排徘地被绑在炙热的广场上,因为身体极度衰弱,所以没有一个人能直立起来,只能互相靠在难友们的肩膀上支撑着身子。

不少村民围在他们身边,像看从天而降的什么怪物一样议论纷纷。一位日本中年妇女随便说了一句:“瞧!这副可怜相,大热天的还光着脚丫子⋯⋯”妇女的话正巧被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察听到,便立即走上前去,一把抓住那妇女,用力一巴掌打上去,一边骂道:“你这个不忠于国家的混蛋!”中年妇女被打倒在地,鼻血直流,但围观的人谁也不敢向前扶她一把。空气中弥漫着腾腾杀气,看热闹的人一个个离开了现场,而把身子躲起来偷窥的人却愈来愈多。

劳工们在“共乐馆”广场稍停片刻,日本警察又命令继续前进。沿着山路走了好半天,队伍在一个山脚下的空地上停住了。翻译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排房子说:“你们就住在那里,是一所叫‘中山寮’的房子。”

这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山助中有一个空场和几排用木板围成的房子。除了一幢房子结构较好,是监工办公室和宿舍外,其它3 排都是简陋的木板房,这就是劳工的住房。监工室外面的木板墙上挂着一个木牌,上面有“中山寮”3 个字。

“中山寮”!中国劳工被抓到日本服苦役的住地,一所真正的人间地狱。

从办公室的屋里走出来几个日本人,迎接押送中国劳工的警察和便衣。不一会儿,翻译于杰臣对大家说:“那管理你们的代理寮长伊势和辅导员们要对你们训话。”于杰臣是中国山东人,在中山寅充当翻译。伊势开始“训话”了,于杰臣作翻译。他首先说明中山寮的河野寮长因另有任务,所以,这里的一切事情由他代理。接着,他拉大了嗓门继续往下说:“你们既已到了这里,想已有一定的决心了!还是放聪明一些好,要是还像从前那样顽固,不听辅导员的指示和命令,对建设大东亚表示懈怠,定要受到严惩,那时可不要后悔⋯⋯”

“训话”时,伊势的脸上无丝毫表情,其他辅导员也都绷着脸。瞪着眼,活像庙里泥塑的菩萨。

“训话”完了以后,大家在于杰臣的引导下,分别走进3 间鸟笼似的房子。外面已经黑了,房内一点青白色的微弱灯光照着这阴森的屋子。吃晚饭了。一个人一个馒头和一些煮得很老的蔬菜,饥饿已极的劳工们两三口就吃完了。这,就是他们已经饿了两天以后得到的晚餐。

于杰臣告诉大家,这里一切实行“军事化”。

第二天清晨,室外的高音喇叭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劳工,大家急急忙忙地起身,天还是黑乎乎的,人人都是没睡够的样子。他们既不用换衣服,也没有漱口、洗脸的地方,仅揉揉眼睛、摸摸脸,起身的一套就算都做完了。吃过早饭,劳工们立即在空场上集合。伊势命令大家先向南方行礼,说是向东京的天皇“遥拜”,并规定每天早晚各一次。接着,开始“训话”。

他说,“头一个星期让你们休息,不正式工作,这是对你们的‘特别优待’。

但是你们也不能游手好闲地尽是玩,要开山,把它开成梯田,以便种庄稼,这是为了‘大东亚’生产应尽的一点义务⋯⋯”伊势训完话以后,进行编队。耿谆仍被指定为大队长,罗世英任副大队长,3 个中队的中队长依次是李克金、张金亭、王成林。每个中队分4 个小队,并指定了各小队长。最后又指定彼捕前系国民党少尉军需的任凤岐担任庶务。

出工前,每人发给一把铁锹。劳工们手拿铁锹,在日本监工的监押下,整队向远处山边走去。到达目的地,分散开来,挖山、整地。山上有许多黑色小飞虫,当地人叫它“野马蜂”,从早到晚,成群在劳工们头上飞舞,一股劲儿地叮刺他们的身体,拼命吮吸着他们身体中残存的鲜血和营养。进入中山寮以后的“特别优待”周过去了,一块块梯田修成了。然而,劳工们每天得到的食物却是:早晨、中午一人一个馒头,晚上一碗面糊糊。

饥饿、劳累、小黑虫的侵袭,加上水土不服,使许多劳工病倒了。夜里,大家倒在铺位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伊势说让我们休息一星期,这倒底是什么意思?开山挖地、从日出到天黑,这叫休息?”“这是日本人给我们的‘特别优待’?”“休息是这个样子,正式工作会怎么样呢?”⋯⋯

五、死神监督下的苦役

饥饿、劳累、毒打⋯⋯非人的折磨,劳工们一个个被死神带走了

正式做工的第一天早晨,集合、整队、点名、遥拜。劳工们个个心里有些不安,不知日本人会要他们干些什么。

伊势照例开始“训话”:“⋯⋯从今天起开始工作,你们的任务是挖沟。因为这儿的河水一直流到矿山的矿床上,对采矿很有妨碍,必须另挖一条沟,改变河流的方向,防止矿床的坍塌。矿山是大东亚建设的动力,工作绝对不许怠慢。你们必须和军队一样遵守纪律,听从辅导员的指示。大队长、中队长和各小队长要严加管束,否则,唯你们是问!”

“训话”后,劳工们就出发了。他们爬山越岭十几里,到达一个山谷的顶部。这里,在两个山坡之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福田命令大家,就在这一段河道上动工,把这条小河截弯取直,加宽挖深,修筑涵洞。新挖的河道要宽2 丈,深3 丈。

根据辅导员的指示,每个小队就在自己分工的河段上开始挖掘。施工时,小河的水继续流着,他们有的就泡在这泥水中干活。有的在山坡上开山挖石,有的搬运修筑涵洞所需要的物资。拌混凝土用的小石子,要从山上往下抬,水泥要从山下往上背。在监工们的棍棒和吼叫声中,50 公斤重的水泥,每人每次最少背一袋,有的人硬让背两袋。他们空着肚子,背着重物,几乎是头贴着地面爬行。他们只有一件衣服,被迫赤背工作,经毒虫叮咬,浑身红肿,溃烂成疮,流着脓、淌着血,汗水、泥水、灰沙粘合在入身上,浑身上下弄得不像个人样。辅导员们拿着棍棒,来回穿梭似地巡逻着,只要看见准稍微伸伸腰或歇口气,就立刻对他拳打棒击。

午饭是由做饭的劳工背着送到工地,他们听号开饭,领到的食物仍然是一个二三两重的馒头和一条腌菜梗子,每天就是用这点可怜的食物支撑身体从事12 个小时的艰苦劳动。

中午吃了饭以后,允许歇息一小时。在这一个小时内,许多人都往山上跑,也有人跳进小河沟。因为,虽然吃过“饭”,谁的肚子里都是空空的,想到山上寻找一些能吃的野菜,或是希望在水中摸点小鱼小虾,充塞肚皮。刘智渠的腿在刨山时受了伤,鲜血从小腿流到了脚跟。赵有义的手膀子被小虫子蜇过后,渍烂并已化脓,不断地流黄水。他们工作时疼痛不堪,然而又怕鬼子监工的棍棒,不敢停手,只得忍耐着干。在刘智渠旁边干活的张肇国,刚伸了伸腰,正巧被日本监工福田看见。他跑过来,对准张的左手狠命地打了一棍,将其手腕骨打断,见张被打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又抬腿猛踢。

那边,日本监工清水拿着棍子对着一个姓孙的劳工头上猛打。孙“啊呀”惨叫几声,就倒下了,手脚慢慢伸开,不动了。清水仍不罢休,对着躺在地上的孙继续用脚踢,用棍子打,孙还是动也不动,原来已经死了。清水若无其事地命令2 个劳工把尸体抬走了。

工程继续进行着。劳工们日复一日弯着腰、流着汗,在呻吟中度过;在鬼子监工拳打脚踢和棍棒飞舞下,咬着牙、忍着饥渴的情况下度过。他们没有任何休息的日子。监工为了不让他们歇工,给每个人发了一件蓑衣,即使是刮风下雨,都得披着它照样出工。

他们既没有洗澡的地方,又没有洗换的衣服。头发胡子长了,没有剃刀、剪刀,无论哪个人都是头发乱蓬蓬,满身污垢,衣服褴楼。因为饥饿,个个眼睛、面颊都凹进去了,瘦得简直像根柴草棍。由于营养奇缺,许多瘦骨嶙峋的劳工得了浮肿病,无力干活,只得住进病号房。进了病号房,本来少得可怜的伙食还要减去一半。夜晚,他们躺在铺位上,就怀疑自己明天早上能不能起来。每天出工中午休息时,上山偷偷找野草吃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有人中毒死了,也没能阻挡住饥饿的人群。

一天,大队长耿谆代表劳工向伊势和管理食粮的小烟要求增加粮食,小佃不仅不答应,还拿棍子把他赶了出来。第二天,伊势“训话”说:“现在,日本正指导东亚各国从事‘大东亚战争’,你们当然要节约支持军队,而且要好好做工。”伊势还宣布:“为了支持‘大东亚圣战’,从今天开始实行‘建设突击周’计划。”

这个所谓的“建设突击周”,就是比以前的工作强度还要大,不完成监工所指走的一天的工作量,既不许回寮休息,也不让吃饭,还要受惩罚,遭毒打。劳工们被迫早晨顶着星星上工、晚上,又顶着星星收工,一天要干十五六小时的活儿。一次,袁子河从山上往下运石子,石子装在斗车里,一天的定量是推40 车,在饿着肚子无力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样的活儿是太艰难了。袁子河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天只推了36 车,少了4 车。收工时,被福田这家伙揪住狠狠打了4 棍子,打得他直不起腰来,第二天,他还必须坚持干,否则要把昨天的“欠帐”一起还,要受到加倍的惩罚。在劳工中,像这样的惩罚,已经司空见惯了。

在突击“建设”的过程中,大家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了,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病倒的人数日益增加,因为身体不好而被认为干活不好挨打负伤的人也越来越多。伊势腾出劳工宿舍旁边一所木头陋屋充当病号房,其中一间存放骨灰盒,并指定劳工刘当路和刘玉麟两人看护,负责填写死亡报告书和焚烧尸体。

由于到病号房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引起了鹿岛组的注意,便派来一个医生进行检查。这医生不是来治病的,主要是检查大家的病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因此,只要看到哪个病人说话还有点劲,或者还能够走动走动,统统认为是装病的,先揍一顿,然后强迫去做工,即使这样,病人仍然有增无减。由于病号的食粮只有干活的一半,有些劳工为了多吃一点饭,硬是拖着病躯去做工,结果倒在工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四五人死去,被抬到后山去火化。每个死去的劳工都是赤裸裸地被火化的,因为,他们仅有的一身单衣也必须剥下上缴。

刘智渠因腿伤,做工时非常痛苦,耿队长看了很不忍心,经再三请求早势,同意也把他调进病号房当看护。

有一天,刘智渠试着写了一次死亡报告书,来到办公室送给伊势看。伊势刚看了其中几份就突然发火了,狠狠打了他几耳光。原来,他把报告书中所列的死亡原因照实写了“缺乏营养”、“脑部打伤”等,伊势要他一律改写成“痢疾”、“急性肺炎“、“日本脑炎”、“肠胃病”等。

刘智渠明白了:日本人打死人、害死人,还要隐瞒事实真相!

六、难熬的冬天

两米深的积雪覆盖着山和大地,劳工们仍穿着单衣干活,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煎熬

冬天来临了,劳工们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两米深的积雪,掩盖了山和大地,寒冷的山风刮个不停。他们身上穿的仍旧是在国内发的那件单衣,破烂得早已不能蔽体,更不用说御寒了。脚上穿的始终是草鞋,和赤脚没有两样。

每天清晨,日本监工用鞭棒把大家赶往工地。他们踏着深雪,爬过几十丈、几百丈高的冰山,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到了工地,他们还是赤足下水,挖掘河道,脚都冻得红肿了,青紫了,又溃裂了,一直到趾甲脱落。夜晚,他们拖着湿透了的衣服和冻得发麻的身体回寮睡觉,整夜都在不断地颤抖着。

他们的住房,是用宽窄不一、厚薄不等的板条子钉成的。风雪之夜,雪花随着呼啸的山风,透过板缝不停地往工棚里灌,每人一条粗线毯和一条薄棉被子,怎能抵御寒冷?他们只好几个人挤在一起,相互用体温取暖。就在这冰窟一样的宿舍里,他们熬过了一个个漫长可怕的冬雪之夜。

为了不被冻死,劳工们想了个办法,干活时把那条长方形的粗线毯,沿其中两角的对角线对析,两角裹在两条腿上,另两角围在腰里。但是没有几天,被鬼子监工都扯下来了。

后来,他们又把装过水泥的纸袋子,撕成衣服形状,用纸袋子上的线绳,把纸一块块连起来,做成内衣,有的人干脆把几块纸搓一搓,分别捆在腿上和腰里。这个办法总算坚持了一些日子,但好景不长,鬼子监工又不允许了,就在工地上逼着大家脱光衣服撕了下来。看着劳工们一个个冻得不停地发抖的样子,监工们歪着脖子柱着棍子,狞笑着说:“穿暖和了的不干活,干活的不冷!”

晚上收工时,人们还得爬到雪山上,每人劈一捆松树枝背回来,以备晚饭后烤衣服和“冰鞋”。烘烤时,一烤就是半宿。最难烤的是冰疙瘩的草鞋,怎么烤也烤不干,第二天早晨又成了硬梆梆的冰鞋,穿不到脚上。烤火用的树枝,因为潮湿冒着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还要遭日本监工的毒打。

冬天里,到处是冰天雪地。树叶枯落了,野菜野草没有了,小河小沟封冻了。劳工们除每天那么一点的食粮,再没有别的东西充饥了冻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日本人拿来了一些破旧的军用毯子,夜里二三个人合盖一条。但是,不久发生了大问题,就是在他们全身都发现了虱子。这些虱子,不知道是那些旧的军用毯上的,还是从他们这些污垢已凝结成块的身上生出来的,它繁殖很快。从此,他们又多了一重灾难,瘦弱的身躯,又受虱子的攻击。有人想了个法子,在山坡的倾斜处挖一个灶,把被物、毯子放在灶上,上面盖着土,下面点火熏蒸,不一会儿取出来一看,附在上面的虱子全死光了。采取这种“蒸衣杀虫法”对付虱子,人们的身子才算好受了一点。

但是,到病室里来的人,依然是有增无减。一旦病倒了,几乎是很难再起得来。赵满山的父亲赵有义终于也被送到病室来了,他除了严重的营养不足外,还拉痢疾,手和脚也冻得很厉害。因为耿队长向伊势请求的结果,赵满山也被准许以看护的身份到病房来,顺便照顾他的爹。

日子一天一天艰难地过着,1945 年的元旦到了,大家得到了一天休息。从2 日起,又开始了以前的生活:做工、挨打、受冻、饥饿、病死⋯⋯,一切都和从前一样,然而,吃的馒头却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回,不是量的减少,而是质的变比、从前的馒头虽然小,却是而粉的,这次馒头中间掺进了苹果粉。依照监工们的说法,青森地方出产的苹果是日本有名的、品质很好的特产。但是劳工们实在品尝不了这种名产,因为苹果粉究竟不如面粉耐饥呀!

不久,馒头的质又起了变化。苹果粉又变成了豆饼、树皮和苹果楂,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再后来,馒头又变成橡子面窝头,吃完后就胀肚、拉稀。

这样,死亡率更高了,特别是年岁大的劳工,几乎死光了。赵有义也不行了,呼吸越来越弱,时常昏迷不醒,甚至懒得吃东西了。几天后,他含恨离开了人间。

渐渐地,在青年人中间,死的和病的也日益增加到了4 月里,第一批送中山寮的中国劳工,剩下不到100 人了。人员不断减少,工作却一天天加重,大家知道这样下去,恐怕都要死光为止。

5 月上旬,日本警察押来第二批劳工587 人,6 月初,又送来98 人。他们中年幼者仅十四五岁,年老者已六十有余。除了编入原来的三个中队外,又新组成了第四中队。他们和第一批劳工住同样的鸟笼似的房子,干同样的苦沽,受同样的虐待,吃同样的东西。由于他们不像原来劳工那样已经有过中山寮非人磨难的经历,因此。刚一来到,死亡、得病率更高。

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转入局部反攻,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连遭败绩。因此,鬼子监工对中国劳工的迫害更加疯狂,一连串充满了血和泪的惨事,在1945 年6 月相继发生了。

刘泽玉,山东人,因饥饿而逃跑,被捉回后,日本监工清水用火烧铁烙其双腿,使其一卧不起。年老的王连邦,山东人,被迫带病干活,因不堪忍受而上山自缢未遂,被日本监工福田打得当场毙命。肖志田,河北人,因讥饿夜间出外寻找食物,当夜被捉回寮来,鬼子监工用木杠砸烂两腿,5 天后伤重而死。体弱的刘发贵,山东人,因不堪答打而逃跑未成,被小烟、长崎、福田等一群鬼子监工当众用麻绳沾水轮番抽打,三死三醒,两天后即死去。薛同道,山西人,困饥饿至一民家讨饭,被寮方察知,小烟、福田、长崎等监工,用牛皮鞭轮流痛打,使他粪尿溢流而死⋯⋯

鬼子监工还命大队长耿谆、中队长张金亭、李克金等人,打自己的同胞,他们严加拒绝,因而遭到毒打。

死亡的阴影压上了每个人的心头,死亡的葬坑已明显地摆到了还活着的700 多同胞面前,每天,每个人都有死的可能。但是,中国劳工并不惧怕死,他们只是不愿像这样在敌人的棍棒下悄悄死,更不甘心遭敌人之凌辱。“仇恨”像一把火,早已烧红了他们的心,烧红了他们的眼,烧滚了他们的血。一场悲壮的、今日本当局震惊的中山寮中国劳工抗暴斗争发生了。

七、暴动的悲歌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了!”⋯⋯暴动遭到了镇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5 年6 月,中山寮全体劳工就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正像暴风雨来临前天空布满着乌云一般。

早在3 个多月前,大队长耿谆同书记长刘虞卿等骨干,多次密谋筹划暴动。为了安全和保密,他们都是通过单线联系进行动员和周密策划的。一天黑夜,暴动骨干分子跪在死难兄弟的骨灰盒前山盟海誓,立下了“生死与共、决不反悔、跟着耿谆大队长进行暴动”的誓言。

暴动原定6 月27 日举行,但为了避免误伤两名较有人性的日本监工,便改变了暴动日期。劳工们要杀的是凶恶残忍的日本监工利丧尽天良的汉奸,而对善良、友好的日本监工,至今花冈幸存者也抱有感激之情。有个40 多岁的监工石川忠助,人们称他为“老头太君”,他从来不打骂劳工。他家住秋田县城里,回家休息时,经常从家里拿些苹果悄悄分给劳工们吃,有时还背点大米,熬成粥分给大家充饥。在那个年月,日本国民的生活也是很贫苦的,能够这样对待劳工,实在是难能可贵。

另一个叫越后谷义勇,年纪最小,只有19 岁,懂得一点中文,说话和气,对劳工和病人常表同情,大家都叫他“小孩太君”。原定暴动日期为6 月27日,后来得悉,这天他俩都值班,只有6 月30 日他俩才休息。于是经大家秘商,大队长耿谆决定把暴动日期改在6 月30 日。受尽摧残和折磨的中国劳工,为了避免误伤石川和越后谷,甘冒极大风险,推迟暴动日期,其胸襟是何等宽阔、博大。至今尚健在的越后谷,视花冈难友为挚友。1987 年,耿谆赴日参加花冈殉难烈士慰灵祭时,越后谷至机场迎接,见面后感激涕零,深深鞠躬致敬、致谢。

1945 年6 月30 旧晚上,性命攸关的时刻来到了。朦胧的月光照在花冈这片荒凉的山坡上,中山寮内外,一片寂静,只有厨房里那个老马蹄表不慌不忙“哒哒”地响着。行动的时间在人们心目中一分一秒地接近,肩负千斤重担的耿谆沿着宿舍作战前检查。

晚上11 点钟,日本监工已睡熟了。大队长耿谆一声令下,李光荣、刘锡才等20 多名劳工,敏捷地跑出宿舍,手持铁锹和铁镐直奔鬼子监工宿舍。接着,劳工们纷纷行动,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

刘锡才,这个勇敢剽悍的山东大汉,闯入敌室,一锹把挂在墙上的电话机砸碎了,他的任务是守住电话机。由于这一误击,惊动了日本监工,他们惊叫而起,正想外逃,李光荣等人迅速冲进来,与刘锡才一起当场砸死了猪股、小烟、桧森3 个监工。此时,负责把守窗户的劳工还未到位,其他监工便跳窗而逃,长崎逃跑千成,被处决在窗外。刘玉林、刘虞卿等人处决了丧尽天良、向日本监工告密的汉奸任凤岐。

由于初战执行计划不周,让作恶多端、凶暴残忍的监工福田、清水等人逃遁,这一出乎意料的波折,使劳工们下一步的计划遭到相当阻碍。

形势的突变,迫使原计划不得不改变。耿谆与几个暴动组织者紧急商议,决定取消到花冈町警察署夺取枪支的计划,带队迅速离开中山寮,把病人都带走,人手一把铁锹当武器。这时.急促的脚步声和“带好武器,赶快跟着上山”的呼喊声,划破了山坳的夜空。

劳工们揩着额头上的汗与脸上的血迹,迅速集中到空场上。耿谆简要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杀了虐待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可是,现在形势紧迫,我们就要到山上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有饭吃,有衣有鞋穿。弟兄们,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郎,我们是大国的国民,要保持我们的道德,严守纪律。”说完,就领着队伍出发了。山路崎岖难走,杂草灌木丛生。天黑路不熟,劳工们又饿又弱,有不少人掉了队。天亮时,狂吼乱叫的日本乡军和警察布满山野,将他们四面包围起来。

不久,日本正规部队赶到。随着一排排子弹,许多难友中弹倒下了,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活着的人又一次被敌人俘获。为了镇压这一暴动,日本当局动用了警察、宪兵、地方乡军和正规军近2 万人。

起义后的第二天上午,劳工们一个个陆续被抓回来,送到广场。日本警察把他们两个两个的,双手在背后绑在一起,然后从卡车上一脚踹下来。鬼子用枪托殴打他们,使他们个个都血流全身。四周除了乌压压的围观人群,就是带着武士刀的警察、宪兵和军士在监视他们。

被抓回来的劳工全被逼迫跪在用小石子铺成的广场上。时值盛夏,烈日当头,他们长时间在炙热的阳光下跪着,身子不准移动一下。若是身体渐渐麻痹而坐下或倒下的话,监视的警察立刻会走上来不停地殴打。

整整3 天3 夜,他们就这样被绑着跪在广场上,没有一滴水。没有一粒米,他们不只是饥饿,还像火在心口燃烧一样干渴。几十人倒下了,他们的尸体开始腐烂,广场上臭气冲天。直到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活着的人用口去接雨水,才免于一死。第四天中午,熬过来的人才分到半碗面疙瘩。与此同时,广场正面戏院里的拷问和迫害也在残忍地进行。耿谆、刘虞卿、刘智渠、张开花(王敏)、刘锡才、刘玉麟、李克金等暴动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们先被皮鞭抽打一顿,然后被绑在长板凳上,水灌进嘴已和鼻子,直到奄奄一息为止。接着,再竖起长板凳,使灌进去的水又呕吐出来,等到稍稍恢复一点力气后,再重复一次。有的还被铁丝绑住两手的大拇指,吊在半空中,然后遭到棍棒拼命的殴打⋯⋯

鬼子对耿谆的审问开始了。

问:“为什么暴动?”

答:“每天做16 小时的重劳动,吃的不够半饱,雪天雨天从不停工,看守对我华工横加罪名,滥施毒刑,因受摧残致死者将近300 人。我身为队长,挽救有责,暴动之事,是我的命令。”

问:“打死日本人,你都指定谁?”

答:“没有指定人,我是向大家下的暴动命令。”

问:“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你知道吗?”

答:“仅在花冈一处,我同胞遭你们残害致死的就有近300 人。这该由谁来抵命呢?”

耿谆大义凛然,慷慨陈辞,使审问者哑口无言。

为了顾及全体同胞的生命,更不忍目睹同胞之惨状,耿谆、刘虞卿、张金亭、刘玉麟等12 名劳工队干部,都勇敢挺身而出,一切责任,一切罪状,都一身承担。7 月4 日,他们的手都带上了铁铐。被关进了牢狱。在狱中,他们再一次用皮肉,用骨头,抗击敌人的酷刑。敌人企图逮捕更多的“凶手”,残害更多的同胞,然而他们始终未吐一字秘密,都争抢着自己担承杀人罪名,坚决否认除自己以外同胞的罪名。

几天以后,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察遵照上司命令对劳工们宣布:耿谆、刘虞卿、张金亭、刘锡才、李光荣、刘玉麟、张赞武、孙道敦、宫耀光、赵树森、褚万斌、李秀深等12 人确定为杀人犯,将送到秋田县去受裁判,别的人暂不问罪。

他们12 人背着死刑的刑架和无期徒刑的枷锁,在铁窗里艰难地生活了数月,幸亏日本投降,才被宣布无罪释放。

7 月4 日,活着的同胞们相互搀扶着第二次进了中山寮。他们虽然侥幸从坟墓里爬了出来,然而已是奄奄待毙。

7 月16 日,他们在警察和宪兵的威迫下又开始了苦役。

8 月中旬,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苦难日子总算熬到了头。虽然日本监工一再封锁,但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终于在劳工中传开了。他们扬起头,扔下工具,再也不出工了。而那些压迫他们的日本监工个个哭丧着脸,耷拉下脑袋,不再管理他们了。不久,盟军派人接管了中山寮,劳工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1945 年11 月下旬,活着的500 多名在中山寮从事苦役的劳工,带着死去难友的骨灰盒,回到了祖国。可是,418 名花冈殉难者,和在日本135 处从事苦役的成千上万名殉难者,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抗战胜利的一天,没有看到残害他们的凶手被送上绞刑架的这一天,他们的冤魂在异国他乡哭泣!他们的亲人在胜利了的祖国土地上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