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罪有应得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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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在日本东京和中国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法西斯罪魁祸首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受审之前

东条英机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用墨画了圆圈,在烟斗里塞进了氰酸钾

1945 年9 月2 日上午,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已被布置成一个庄严、肃穆的会场。这不是一般的会场,日本政府向同盟国的投降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9 时许,由独腿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军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由接受投降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和同盟国即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了字。签字仪式结束后,数千架盟军飞机越过“密苏里号”上空,历史性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胜利完毕。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同时也表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1945 年8 月8 日,苏、美、英、法4 国代表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意首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了法庭工作程序及其工作原则。 1945 年12 月16 日至26 日召开的苏、美、英3 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又通过决议,规定盟国驻日本最高统帅应执行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日本投降及占领和管制日本”诸条款(包括惩办日本战犯)一一实现。随后,经过美、苏、英、中、法、澳、新西兰、荷9 国之间数次外交谈判,达成协议,规定:将日本首要战犯交由上述9 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来,印度和菲律宾也参加了这项决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便由这11 国的代表组成。这意味着日本法西斯战犯将被套上正义的枷锁,等待世界人民的审判。

根据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由盟军驻远东最高统帅实际负责这个协议。事实上,为了防止日本战犯逃避审判,队1945 年9 月起,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就开始发布命令,逮捕日本战犯。1945 年9 月11 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8 人被宣布为甲级战争嫌疑犯。 11 月19 日,前陆军省大臣荒木贞夫等11 人,12 月2 日,黎本宫等52 人,12 月6 日,前首相近卫文麿和前皇宫内大臣木户幸一等9 人,也都被指定为甲级战争嫌疑犯。这样,到1945年12 月中旬,盟军最高统帅部共指定了110 名前日本领导人为甲级战争嫌疑犯。其中,除前首相近卫文麿、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文部省大臣侨田邦彦、前日军总长杉山元、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自杀外,其余人均被盟军逮捕拘押。

1946 年1 月19 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军最高委员会决定,颁布了关于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并于当日颁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

澳大利亚代表韦勃爵士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审判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的法官是当时中国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汝璈博士。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规定,所有各被告均可以自由选择辩护律师。

事实上,各被告都由美国陆军部配置美国籍义务律师一人。此外,各被告又自己聘请了与其自身关系密切的日本法律界人士为其辩护律师。所以,日本甲级战犯有庞大的辩护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将70 名战犯分2 批或3 批向法庭起诉,由法庭分案受理。第一批起诉的28 名战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魁祸首,其中有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和最高指挥官。他们对于日本侵略国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实行,都负有重大责任。

从1945 年8 月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到第二年5 月3 日东京审判开庭的8 个多月中,当初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帝国陷入了困惑、苦恼、虚脱和混乱的境地。一些自知罪责难逃的战争罪犯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装病,有的慌乱挣扎,也有的想静观事变,企图寻找一条逃避惩罚的途径。

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上举行投降书签字仪式后的第十天,即9 月12 日,报纸报道了偷袭珍珠港时的内阁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的消息。这是给当时的日本国民生动具体地留下“战争罪犯”形象的第一个事件。

东条为了能使自杀成功,也费了不少心机。他手枪从不离身,还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用墨画了圆圈,而且在每次洗澡后都重新画上。此外还把军刀放在身边,甚至在常用的烟斗里塞上了氰酸钾,以备万一。9 月11 日,东条听到了吉普车的声响,他感到大事不妙,匆忙进了洗澡间,浇水洗了洗身子,然后穿上崭新的军服,把自己锁进书房,用手枪朝着事先涂好的印记开了一枪。几乎在枪响的同时,美国宪兵踢破了客厅的板壁闯进书房,看见东条中弹倒在地上,一脸痛苦的表情。就立即把他扛上汽车送往医院急救。事也真巧,由于子弹射偏,未及心脏,东条在医院被抢救了过来。

后来他在对他的辩护人谈到此事时说道:“没有打中心脏,也许年纪大了,标记地方的皮肤有点下垂,也许自己对自己开枪,手有点不听使唤。心里曾想:打太阳穴也许好一点。可一张惨死的脸相被弄到外国夫,又觉得难堪。⋯⋯事到如今,准备回到第一种设想,把一切都毫无保留他讲清楚。”

东条自杀未遂的第二天,12 日下午,原海相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由盟军20 人的部队从住所被带到横滨,这是第二号战犯。同一天上午5 时左右,66 岁的杉山元在自己的军司令部里自裁。

从9 月中旬起,接到盟军逮捕令的日本战犯就开始陆续到美第八宪兵司令部报到。 10 月5 日,岛田繁太郎大将以下21 名战犯嫌疑者从横滨监狱送到东京大森俘虏收容所。该收容所曾是日军虐待盟军俘虏的地方。东条英机在伤愈之后,于10 月7 日深夜,从横滨的美军医院被秘密地收监到大森俘虏收容所。生活待遇和其他战犯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住了一间木板房。盟军最高司令部11 月19 日又发出命令,将下列11 人作为战犯逮捕,关进巢鸭监狱。这些人是:荒木贞夫、本庄繁、鹿子木原信、小矶国昭、久原房之助、葛生能久、松冈洋右、松井石根、真崎甚三郎、南次郎、白鸟敏夫。上列名单中,本庄繁于20 日上午10 点半,在青山旧日本大学的一个房间里自杀。

接着,12 月2 日,盟军总司令部又发布了逮捕各界知名人士39 人的命令,其中包括皇族梨本亲王等人。

惩罚日本国际战犯,这是《波茨坦宣言》明文规定了的,所以盟军在东京设立司令部后不久,就开始逮捕战争嫌疑犯。在进驻日本后两三个月里,共逮捕了100 人以上的战争嫌疑犯。

二、面对法庭

28 名被告都声称自己无罪,但法庭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1946 年5 月3 日上午8 点42 分,在一前一后两辆雪白的吉普车护卫下,一辆美国大型军用客车“嘎吱”一声停在了东京市谷高地的一座建筑物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在这里——前日本陆军省大厦会堂内正式开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大厅,曾经是日本各军阀首脑阴谋策划、发号施令侵略中国、进攻东南亚、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地方”,如今则成了审判、清算这批战犯自身的法庭。

在大厅靠近厅壁的高台上,是长长的法官席,后墙上悬挂着参加法庭组织的11 国国旗,各国法官就在自己国家的国旗前依次入座。正中是澳大利亚法官、审判长韦勃,他的右侧是美国法官,左侧是中国法官。靠着法官台对面的厅壁设有半圆形的被告人席和辩护人席。审判厅的右侧有池座和楼厢,池座是新闻记者席,楼厢是作为旁听席,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日本听众席,另一部分为美国听众席。旁听者持有恃许通行证就可以听审,但必须经盟国军警搜身检查。

从清早起,法庭的旁听席已座无虚席。中、美、苏、英4 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朱世明、美国第八军司令艾契堡等人,也作为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列席旁听。

战犯们先被带到审判大厅被告传唤室,十一时左右被传呼入法庭。此时,无论是法官、检察官、翻译人员,还是旁听者,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人们都想看看,这些不久前曾在太平洋地区兴风作浪的“英雄”,妄图玩弄数十亿人民之命运于掌股之上的“大人物”、欠下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几千万人民血债的刽子手,如今成了什么模样。

28 个被告分为两排坐在被告席上,前排之首是土肥原贤二,后排之末是坂垣征四郎。他们有的披着和服,有的穿西装,也有的一本正经穿着军装。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其中虽也有几个人装模作样地把身子挺得笔直,竭力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但却掩饰不住惶恐不安的眼神。

据当时各国记者的报道,此时的东条英机与其他27 名首要战犯,审判前所抱的轻松心情已完全消失。以前,东条英机在狱中闲读日本各家经典,现在仅翻阅报纸了。并很注意审判消息,认真摘要,然后沉思默想。审判之前,在这批战犯之间盛行着的“棋战”,现在也都兴趣全无了,所有战犯都开始注意报上刊载的审判消息,内心都惶惶不安,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何种命运和下场。

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书是4 月29 日公布的,被起诉的有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等28 人。

原告为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印度、菲共11 国。起诉书把犯罪分为3 类:第一类,破坏和平的犯罪。第二类,杀人罪。第三类,战争犯罪及对人道的犯罪。共提出55 项诉因。28 名被告不仅作为犯罪军阀及共犯而有罪,对战争中的手人和违反陆战法规也有个人的罪责。

东京审判的认罪传讯是在开庭的第三天,即6 日上午进行的。首先点名呼叫被告,接着询问是否承认起诉书里列举的罪行。被告要是承认有罪,就不需要辩论,直接进行量刑宣判。要是提出无罪的话,接着就开始辩论。这些狡猾的战争狂人通常都会宣称无罪。这是法庭早有所料的。传讯时按字母顺序一个个地点名。首先是荒木贞夫起立,韦勃审判长问:你主张有罪还是无罪?荒木一下子胡子扬起来,脸上绷紧了,稍稍挺挺身子,一字一顿地说:“这件事,由辩护人来回答。”但韦勃审判长宣布被告必须自己说,荒木才有点不服地说:“无罪!”

接着,土服原:“主张无罪!”畑俊六微微血色上涌,小心翼翼地回答:“对于全部诉因主张无罪。”板垣、贺屋、木材、松冈⋯⋯都宣称自己“无罪”。

最后,东条像是从胸膛里挤出话来似的:“对——全部诉因——”在这儿顿了一下,这是东条的习惯。接着,慢条斯理地说:“我——,主张无罪。”虽然这些刽子手们都厚颜无耻地称自己无罪,但历史和事实是无情的,他们往日的丑恶行径,也不是战犯们几个字就能篡改得了的,法庭已收集了充分的证据来揭露和审判其罪行。

东京法庭自1946 年6 月3 日开始,进入出示证据(包括人证、物证)阶段。首先由检察方面提供证据。

由于东京审判牵涉的历史性事变和事实非常繁杂,仅引证与控告被告犯罪有直接关系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就有数十种之多,而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十三条(1)项的规定,出示证据方不必对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条约和协定都加以证明。因此,检察方面的第一步工作是把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列出来提交法庭通过。第二步工作是把起诉材料分为若干部分,而将每一部分的工作委托给一位陪席检察官去做。起诉材料共分为13 个部分:

⋯⋯

第二、1931 年至1945 年对中国东北(满洲)的军事侵略。

第三、1939 年至1945 年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第四、在中国和其他被占领地方做麻醉品买卖。

第五、1932 年至1945 年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

第十二、在陆上和海上对战俘所犯的罪行。

第十三、对占领区平民所犯的罪行。

对于上述13 个部分,检察官一般是按照下述原则进行分工的,即起诉部分的证据,各由所调查情节关系较密切的国家的检察官负责提出。

从1946 年6 月4 日至1947 年1 月24 日,法庭接受检察方面提出、作为证据的文件共计2485 件,证人书面证言561 件,并有109 名证人到庭作证。此外,法庭的速记记录共达16259 页。可以说,在战争中所有遭受日本侵略、或者与日本有某种关联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出庭指控和作证。当时,令东京中国法官们日夜焦虑的,就是怎样使双手沾满中国人血腥的主要战犯能够受到法律的严裁。在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问客房里,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还有秘书、翻译举行了数不清的会议。他们抱定一个决心:如果侵略我国的主要日本战犯得不到严惩,就无脸见江东父老,就一齐跳海自杀!

他们仔细研究英、美的法律程序,据理力争。又调阅了盟国的大量档案材料,从中搜寻证据。在茫茫大海中,他们找到了一根又一根可以刺死战犯的钢针!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最机密”的命令:“士兵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说出来是不对的。”还有一件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的、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关于侵占南京日军暴行的一个秘密电报。在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电报结尾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因为它来自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各国的法官们对它给予很高的作证评价。

法庭需要详尽、具体和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这是雪国耻、报深仇的时机!中国检察官首席秘书裘绍恒向法庭提出了实地调查的请求。他带了2 个美国人来到南京,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实证。最后,他还带来了大屠杀时幸存者伍长德和金陵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

所以,当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人。尤其使松井感到惊愕的是美国人、英国人也站到了证人席上,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象。约翰·梅奇牧师也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金陵大学美籍教授M·s·贝德士站在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3 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

和中国检察官首席秘韦裘绍恒一起到南京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N·英罗向法庭提供了他精心收集到的8 件宣誓证词。英国人彼特·罗伦斯和中国证人许传音、尚德义、梁廷芳、伍长德⋯⋯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在法庭上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

除了许多证人,中国检察官还向法庭提供了美国费吴生、史密斯和中国的鲁苏、陈瑞芳、孙永成、吴经才等13 人的宣誓证言66 件!

面对这些证据,松井石根只能是一脸的懊丧和无奈。他确实有些懊丧,他也知道“士兵之罪,责在将帅”。攻占南京时,他曾对他的部队发出过“整饬军纪与风纪”的训示,但他也发出过“发扬皇军武威”的命令。结果呢?正如他在1937 年12 月18 日的“忠灵祭”上斥责部下时说的那样:“你们艰苦奋斗,振我皇威,可惜部分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

即使如此,在法庭上他还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

检军官问道:“被告松井石根,你见过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报告没有?”

“见到过。”他说。

问:“你采取过什么行动?”

答:“我出过一件整顿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门口。”

问:“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这张布告会有什么功效吗?”

松井无话可说了。他想了想又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问:“多少宪兵?”

答:“记不清了,大约几十名。”

问:“你认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

他低下了头,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话:“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17 名宪兵,而这些宪兵也参加了暴行的时候,松井一副窘态,说不出话来了。

三、最后判决

有人主张流放荒岛,有人主张无罪释放。最后表决结果:6 票对5 票

1948 年4 月,历时近2 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了起草判决书阶段。在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的争取下,法庭推定由中国法官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1948 年11 月3 日,东京法庭判决书的制作全部完成。

判决书的第五章,论述了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它从1931 年9 月18 日夜间开始,到1945 年9 月2 日日本投降时告终。虽然28 名被告参加这一过程的时间有早有晚,但侵略中国,无疑是以被告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的主要罪行。被告自己也承认,侵略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兽行中,判决书记载了日军在上海、苏州、南京、汉口、广州、长沙等处的暴行。而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叙尤为详细,这是法庭接受了中国法官的建议。在判决书起草至一半时,中国法官在法官会议上慨然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有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其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单设一章予以说明。”庭长和法官们同意了。

因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突出的法西斯暴行事件,因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案的审理特别认真。据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回忆:“我们花了差不多3 个星期的功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10 多位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100 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鞠讯了松井石根等人。”

在法庭上,中国籍证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伍长德,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违反起码的人道主义,惨杀南京百姓的滔天罪行: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南京城的第三天,即1937 年12 月15 日,伍长德当时弃家搬进了“国际委员会”办的难民区。当日下午,一批日军闯进了难民区,把2000 多个中国难民绑起来带到汉西门外,日军用4 挺重型机关枪对他们进行疯狂扫射,难民纷纷中弹倒下。伍长德在和同胞们一起被赶到射击圈时,没等枪响就先倒在尸体上,躲过了枪击。刽子手在枪击之后,又挨个用刺刀捅。伍的后腰也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但日军还不肯罢手,又往被害者身上浇煤油,点火焚烧,然后离开。伍长德身上也着了火,疼痛难忍,便滚入了护城河,以求速死。时值冬日,河水较浅,伍没被淹死,反而把身上的火熄灭了。当时伤势虽重,但幸非要害,挣扎着爬到了岸上,趁着黑夜、躲到了离杀人场不远的一个草棚中,得到一位乞丐老妇的照顾,才得以辗转逃生。以后,伍的后腰上就留下一个5 寸长的伤疤。

伍长德的证言,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使得法庭官员和旁听者深为震惊。其实,伍所亲身经历的那次屠杀,只是日本侵略者实施的“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极小部分而已。

在南京城紫金山下,日寇将附近的2000 多名难民驱赶到山脚下,全数活埋。

在燕子矶,日军到达以前,聚集了10 万多难民。侵略者到后,即将难民赶至沙滩包围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射击。所有的尸体,或漂浮江面,水为之赤;或堆积沙滩,日晒雨淋,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此处积尸还无人过问,恶臭气味远在数里之外都能闻到。

在南京城郊草鞋峡,日本侵略者一次就屠杀了5 万多中国难民。当时的一位公务员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某日晚,我住在城郊的一个山洞中,听到草鞋峡一带枪炮声甚密。次日,天尚未明,来了两个浑身是血的人,一个姓冯,一个性郭。述其经过日军进城后,将俘虏及男女老幼难民计5.7 万多人包围起来,用铅丝或绳索捆绑,2 人一扎,排成4 条,驱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以至尸积如山,日军复用利刀乱戳,再浇上煤油,纵火焚烧。冯、郭两人倒卧地上,拖尸盖身,方得死里逃生。

类似上述屠杀惨例,在南京就有几十起之多。据统计,日本侵略军在南京2 个多月共屠杀了中国俘虏和难民达30 多万。

当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人也向法庭提供了证词。金陵大学教授贝蒂斯的陈述词是:“余为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之创立委员,其主要任务为在南京陷落后救护难民。入城日军的残虐行为,极为广泛。华军于武装解除后,均被押送至长江畔用机枪扫射。在72 小时内,委员会埋葬死尸达3万具,妇女亦多被强奸。余曾5 次目睹强奸事件,其中1 人且为大学教授夫人。在金陵大学校舍内收容难民3 万人,曾发生强奸事件数百起。我的朋友亲眼看到一个中国妇女被17 个日本兵轮奸。”

约翰·梅奇牧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也会被杀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被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

法庭里灯光熄灭,一束强烈的光柱投到白色的银幕上,日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人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阵枪响,一片尸体。刀光一闪,滚落一颗带血的头颅!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颤粟,被刀刺死的婴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大屠杀的判词中指出:“1937 年12 月13 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抵抗。日本兵云集市内并犯下了种种暴行。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击。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市的最初二三天的期间,至少有1.2 万名非战斗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掉了。”“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宫的许可而实行的。”“从南京逃出的平民中,有5.7 万人被抓走和拘禁。在拘禁中,由于饥饿和拷问,以致许多人都死掉了。许多未死的人,又被机关枪和刺刀杀死了。好些中国兵在放下武器后72 小时内,被拉到长江岸边集体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3 万以上。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 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它团体所埋尸体达15.5 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继续提出:日军在南京“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客人或是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就得到被害的处罚。”“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

判决书接着提出:“日本兵在街道上唤住没有携带武器的平民,搜查他们的身体,如果搜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就将其枪杀。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抢劫,⋯⋯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以后,经常是放一把火烧掉它,市区的商店是被一块一块地烧掉了。日本兵竟毫无理由地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6 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判词,都是在法庭获得确凿可靠的证言证据后才进行判决的,从这简洁的判词,可以看出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京以至全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累累罪恶,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法庭上出示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只是东京审判过程中提出的、关于被告罪行的无数证据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此次东京审判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 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 人,其中419 人出庭作证。

判决书还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屠杀俘虏、被拘禁的平民、病人和负伤者及医务人员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曾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1942 年1 月)、泰国的琼蓬角(1911 年11 月)、荷兰所属在印度的望涯群岛(1942 年2 月)、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1942 年3 月)等100多个地方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如在香港的屠杀中,日军冲入某医院内,用刺刀刺死床上的病人、伤员,强奸和杀害医院里的护士。

判决书确认,上述种种屠杀行为“大部分是由军官所命令的,有些时候是由高级将领所命令的。许多时候,军官实际上在执行时还监视、指挥甚至参与了实际的杀害。”

判决书指出,在日军铁蹄所及之处,他们对被拘禁的俘虏与和平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方法包括灌水、烙刑、电刑、踩杆子、悬吊、坐钉板和鞭笞。到了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的陆海军竟然堕落到了吃人肉的地步。某一日军俘虏说:“1944 年12 月10 日,第十八军司令部曾发出命令叫许多部队吃同盟军队的尸肉,但不准吃友军的尸肉。”有时候在军官宿舍中,把吃敌方的肉当作庆祝宴会似地来举行,甚至于陆军的将级军官和海军中的少将都参加了这种宴会。被杀俘虏的肉和用这种肉做的汤,竟拿来供给日本士兵当膳食。法庭审理表明,在有食物时也会吃人肉。换句话说,此时,吃人肉并非迫于“需要”,而是出于嗜好!

判决书在叙述了日军的上述种种暴行后指出,备国政府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曾多次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统治集团对此置若罔闻。他们默认并隐瞒了日军所犯的种种暴行。因此,日本政府成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如此,法庭在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时,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11 国的法官们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原来,东京的国际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 国法百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争论颇为激烈。

东京法庭有法官11 人(含庭长韦勃爵士),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 票(过半数)。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投死刑票。有人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有人甚至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

法官们还没有最后投票,但通过争辩表态已能看出,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梅汝璈和助手们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这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和他的同事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舌,直到投票表决结果出来以后,他们才长长地舒了口气,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6 票对5 票!以一票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 名首恶战犯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其他日本战犯也被分别处以徒刑。

这是一份正义的判决,是罪恶累累的日本首要战犯应得的惩罚。历史是无情的,正义最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必然趋势。正如判决当日,中国法官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所指出的:“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历史,证实了当年中国法官在东京的断言。

最后辽必须指出,东京法庭虽然使绝大部分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但也有很大的遗憾之外。因为当正义与利益发生冲突之时,美国却舍弃了前者。如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魁祸首、天良丧尽的石井四郎,就因为向美国提供了全套细菌战资料而得到了庇护,从而逃脱了法庭的审判。此举令多少受害者难瞑其目。

11 月12 日判决下达后,7 名战犯的绞刑于1948 年12 月23 日早晨在巢鸭监狱执行,执行从凌晨零点1 分开始,行刑只用了35 分钟。

在最后一天,即12 月22 日,被判死刑的7 名战犯都写了信,还相互致了最后的诀别辞,都提出希望同监狱的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单独会见一小时。在这些会见中,提出特别要求的只有东条。人,他要求最后吃一顿日本式的饭菜,这一要求被允许了。其他6 人则仍然吃美军军用口粮,但7 人都没什么食欲。

执行场上,除了官方监刑人,医生和监狱的重要军官,总司令部还邀请了下列对日理事会4 国代表监刑:

美国代表兼对日理事会议长威廉姆·J·西波尔德公使、中国代表商震上将、英联邦代表巴特里克·肖、苏联代表库茨曼·迪比扬格中将。

在第一批处刑预定时间前20 分钟,4 名战犯分别在单间牢房由看守带到一楼特设的佛坛前,在那里听完念经后被护送到绞刑台。佛坛前的仪式一结束,由监狱值日军官带路,美国陆军牧师和日本教诲师跟着,战犯按土肥原、松井、东条、武藤的顺序排着,各人两旁有2 名美军看守押送,一行人静静地走向刑场,行列的最后跟着2 名监狱的军官。

被处刑者来到绞刑台时、一个个地经过确认。绞刑台入口处早已有监刑人在受刑人到来之前就等着,在他们作了确认后,受刑者上了13 级台阶,站在绞刑台上,面对着监刑人。死刑囚一上绞刑台,头上就被戴上了黑头巾并套好了绞索。台上的主执行官向执行指挥官敬礼并报告准备完毕,此后,执行官向着死刑囚方向发出了抽开4 张踏台的信号,此时正好零点1 分30 秒,战犯到达1 分钟后。

土肥原于零点7 分30 秒被宣布死亡,东条为零点10 分30 秒,武藤零点11 分30 秒,松井零点13 分被宣布死亡。接着,第二批于凌晨零点10 分被带到刑场同样处刑,踏台于零点20 分抽掉,垠垣零点32 分30 秒、广田34分30 秒、木材35 分30 秒,分别被宣布死亡。

受刑者没有借助别人,自己走到了死亡的地点。在绞刑台上听了几句佛教祈祷的嘟噜,但都没有留下最后的口信。死刑囚备有一个医生跟随,一断定死刑囚已死亡,便招呼上缴医官,由该医官经过检验,确认并宣布死亡。死囚穿的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美军救护工作服。

东条英机等7 人被绞死后,尸首分装2 辆美军卡车,由宪兵吉普车随行,运到横滨。这些死尸先被放在美军公墓,到上午7 时40 分再被送到横滨公共火葬场。火葬场外有武装美军警卫,许多日本记者与好奇者在外面徘徊,但都被美军警卫驱散。骨灰被美军吉普车从火葬场载走,尔后被撒入荒野。

这天上午,教会、寺院等,举行了麦克阿瑟元帅所说的和平祈祷。但东京银座等地因圣诞节即将到来,到处人山人海,这样重大的新闻也在腊月岁暮的忙乱中变得烟消云散。

四、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

南京成千上万民众观看刽子手谷寿夫的下场

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46 年2 月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始了对侵华日军乙、丙级战争罪犯2000 余人的审判工作。1946 年10 月25 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本战犯处理政策会议决议:“与南京及其它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战犯,应从严处理。”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要求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罪犯引渡到中国,接受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审判。

战后,根据同盟国协议,将所有的日本战犯分甲、乙、丙3 级。乙级战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现任责任者,即违反人道罪;丙级战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直接执行者,即犯直接责任罪。同盟国还议定,将乙、丙级战犯由罪行发生所在国家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所以,直接指挥进攻南京中华门、并在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的乙级战犯谷寿夫,屠杀中国300 余人的丙级战犯田中军吉,在南京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丙级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等人先后被引渡到中国受审。

为此,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 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各地区日本侵略者战犯。

这里就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田中军吉的审判情况略作介绍。

战犯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侵华日军,谷寿夫师团一直驻扎在包括雨花台在内的中华门一带,所部在南京停留约10 天。这期间是日军在南京暴行最高峰的时候,也是战犯松井石根要日军发扬“武威”的时候,而中华门又是当时日军杀人最多、暴行最惨的地区之一。谷春夫于1946年2 月2 日在东京被捕,被关进巢鸭监狱,同年8 月1 日,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引渡到中国。

1946 年8 月3 日,谷寿夫在上海战犯拘留所期间,由国民政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询问,但此人老奸巨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避重就轻。当检察官问他的经历及几次侵华路线时,他侃侃而谈,说得很清楚。当问到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时,他时而装糊涂,时而矢口否认,并推托说:“12 月21 日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1946 年10 月19 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提审谷寿夫,谷犯对于1937年12 月13 日由中华门入侵南京供认不讳。但他又故伎重演,否认在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暴行。但事实是不容篡改的。法庭在起诉书中指出了谷寿夫的犯罪事实及起诉理由:谷寿夫为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激进军人,一生充任军职,在中国先后率所部入侵济南、华北等地,沿途纵部任意抢、杀、奸、烧、掠,罪不容辞。驻兵南京期间,为宣扬日本武威,以摧残中国民众抗日精神与民族意识,与中岛今朝吾等部,发动举世震骇、旷古惨劫之南京大屠杀,被害者达数十万人。起诉书的附件中,附有成千上万的杀、奸、抢、烧等事例,此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被告以其毕生精力,推行“日本证服东亚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国策。

起诉书最后指出:被告处心积虑,从事侵略、破坏国际和平,侵犯中国主权的罪行,在战争中又违反人道及战争法规,以种种暴行加于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已放下武器的被俘士兵,并在南京造成旷古未有的浩劫,穷凶极恶,举世公愤,并应科处极刑,维护正义与和平。

1947 年2 月6 日至8 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现南京市中山东路307 号)大礼堂,对战犯石寿夫进行了为期3 天的公审,被告供认他所率领的侵华日军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与战犯中岛、牛岛等部队入侵南京,但对其所部在南京所犯的罪行则进行狡辩抵赖,推卸责任。

接着,由中国参加挖掘被害人尸骨的法医潘英才说明红十字会当时所埋尸骨,及中华门外被侵华日军屠杀的无辜平民,大多数有被日本兵枪杀,以及被铁器所击致死的伤痕。

继由当时的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出庭作证,叙述他亲眼所见侵华日军在1937 年12 月13 日占领南京城后,到处杀人、奸淫、放火、抢劫的情形,并证明当时红十字会掩埋被害人尸体有4 万余具。

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的证词指出:“自1937 年12 月13 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后,在广大范围内放火、抢劫、杀死、刺伤与强奸平民,并枪杀彼等认为曾是中国军人之非武装人员,情势万分严重,达3 星期至7 星期之久。前3 星期内,尤其是前7 天至10 天内,对损害生命所犯之罪恶无可指数。本人曾见日军枪毙中国平民,满城各街尽是死尸。”

军事法庭在1947 年3 月10 日的最后审判中指出:“被告所部在攻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小心桥、正觉寺、万家山、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 万以上。在中华门下关码头、东岳庙、堆草巷等处,被零星残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 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 余万人。

这些事实,已经有身历其境的证人殷有余等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的许传音等人具结证明。此外,还扣获日本侵略军为炫耀武功而拍摄的屠杀照片和屠城电影片及其他资料为证。其中,日军谷寿夫部队,攻陷南京,由中华门首先进城,先行屠杀,就此两天(12 日、13 日)内,中华门内外,遍地尸首,惨不忍睹,有的日军还用刺刀刺孕妇腹部,致腹破坠胎而死。”

该庭还指出:“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杀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残烈,亦属无可矜全,应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基干上述结论,依法判处谷寿夫死刑。1947 年4 月26 日上午11 时,战犯谷寿夫被绑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南京成千上万的民众,其中有当年大屠杀中被害人的家属及亲友,他们站在街道两旁及刑场周围的山坡上,观看这个屠杀南京人民的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田中军吉被列为战争罪犯后,由驻日盟军总部将他逮捕归案。乘“建国号”飞机,于1947 年5 月18 日抵达上海,旋即押解南京。5 月29 日,南京军事法庭即开始审讯。

1947 年12 月18 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决定:战犯田中军吉与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合并审判,并在励志社进行公审。公审后,该庭对战犯田中进行了宣判:战犯田中军吉隶属于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充任大尉中队长,于1937 年12 月侵入南京的时候,在南京城西一带,用日“助广”之剑,砍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300 余人,已为被告所承认,并有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所编《皇兵》一书,刊登该被告之军刀照片并标载“曾斩300 人之队长爱刀‘助广’”等字样可稽。并有该被告亲自挥刀斩杀中国平民的照片,可资印证。可见战犯田中军吉是南京大屠杀中实施杀人的共犯之一。根据被告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违反了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构成了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故依法对战犯田中军吉判处死刑。

1948 年1 月27 日,南京军事法庭张贴了关于判处战犯田中军吉等死刑的布告: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等(即南京大屠杀案共犯),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争人员,罪证确凿,经本法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28 日正午12 时,由庭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等3 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

为了彻底清算日军侵华罪行,新中国政府也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 年6 月至7 月,对关押在中闰的重要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困审判在沈阳和太原进行,故称为“沈阳和太原审判。”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 年6 月9 日至19 日、7 月1 日至20 日分别对前日本陆军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 名战犯的侵华战争罪、违反战争法和人道原则一案与前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组织和操纵伪满傀儡政权、侵略中国罪一案进行了审判。

从6 月9 日至13 日下午,法庭对被告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在确凿的证据和证人的证词面前,8 名被告都当庭服罪。

法庭首先审问了铃木启久。证实铃木所部在1941 年12 月至1944 年10月,在河北、河南等地犯下了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 1942 年10 月,被告为了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骑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一手制造了潘家戴庄(即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惨柔。这次屠杀的幸存者之一、44 岁的农民周树恩出庭作了证,他是在屠杀后从埋人的坑里逃出来的受害人,并诉说了他一家13 口人,被杀了6 口,材中粮食牲畜被抢劫一空的情况。

铃木启久所犯的各项罪行,为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181 件、证人的证词45 件、查讯笔录89 件、照片38 张等证据所证实。法庭继续审问了藤田茂等7 名战犯。证实了这些被告,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有的命令所属部队杀害我被俘人员;有的命令把我国百姓当作训练新兵刺杀的“活靶”或作为战场上的“扫雷工具”;还有的甚至指挥部下对我和平居民施放毒气、将拘禁者作为试验细菌武器的实验材料,都对我国人民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特别军事法庭在6 月19 日上午8 点30 分开庭宣判结果:判处铃木启久徒刑20 年,藤田茂、上坂胜徒刑各18 年,佐佐真之助、长岛勤徒刑各16年,船木健次郎徒刑14 年,鹈野晋太郎、木神原秀夫徒刑各13 年。在沈阳审判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6 月10 日至11 日、6 月12 日至20 日分两次在太原,对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以及城野宏等8 名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并按其罪行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在沈阳和太原审判的同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子1956 年6、7、8月间,先后分3 批对上中正高、小羽根建治、小林高安等在押的1017 名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布从宽处理,免予起诉。这样,除了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受到法庭审判处刑的罪犯之外,在押的其他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回到日本。

沈阳和太原审判,以及我国政府分3 批释放在押的日本战犯,在国内外均获得了良好的反映。受审判的45 名战犯,在特别法庭判决宣布后,大都表示要悔罪认罪、重新做人。 1956 年6 月23 日,第一批被释放的335 名日本战犯曾到天津抗日烈士纪念馆向中国烈士献花圈、默哀致敬。他们在悼词中说:“决不再走过去的罪恶道路,决不容许残酷的、非人道的侵略战争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正如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我国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处理是严正的,同时也是非常宽大的。”这种处理表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极为旷达的胸怀与希望和平共处的真诚愿望,对保卫远东和平产生了深远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