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停滞的帝国》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英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当时已是西方的第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拥有许多殖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中国却一直是东方的第一大国,虽然鼎盛时期已过,但仍统治着疆域辽阔的领土,周围许多国家对这强大的邻邦还得俯首称臣。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向外扩张,以寻求原料与市场,自然觊觎这块远东的沃土。正是在这种扩张主义的战略下英国派团访华,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并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的不同,认为“中央帝国”同异邦的关系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异邦只有岁岁来朝、俯首称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文明一概不知,而为自己处于“盛世”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

  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佩雷菲特先生出生于1925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0年后又以全部赞成的票数被选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历史部。1981年任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国民议会议员与普罗范市的市长,在法国的政界与学术界都颇有影响。

  佩雷菲特早在50年代就有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的书的想法。他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与巴罗写的有关中国之行的书。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长期受到18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的影响,以为中国是一个由开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而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使佩雷菲特先生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他就想把这个中国介绍给他的同胞。

  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他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1973年),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此书被认为是法国非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著作,奠定了佩氏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为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

  作为此书的附录,他准备出三本资料集:第一本为清室档案,1991年底已全部译成法文,并以《中国人的观点》的书名出版;另外两本分别为英国外交部与东印度公司和天主教会的有关档案,现正在编纂之中。

  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佩氏对马戛尔尼访华一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闭关锁国只能导致文明与国家的衰退,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也可使我们今天更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此书翻译的分工如下:

  前言、小引             毛凤支

  第一章至第五章           谷折

  第六章至第二十九章         薛建成

  第三十章至第四十三章        夏春丽

  第四十四章至第六十二章       毛凤支

  第六十三章至第八十章        钮静籁

  第八十一章至第八十八章、结论、附录 王国卿

  王国卿统阅全文。

  本书翻译时得到了法国友人汤明毅先生及阿妮·吕埃女士、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图书协会和设在阿尔城的国际文学翻译学院的帮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张芝联先生、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雍先生、北京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曹增友先生的帮助与指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原著旁征博引,涉及的参考书籍极多,有些无法找到,只能根据佩氏所引的文字直译;书中所引的中文材料绝大部分都已找到原文,有个别因来源不明无法找到的只能从法文译回中文,几经周折当然就不会是原来的模样了,读者引用时务请注意。

  199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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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审讯 - 来自《新疆追记》

接连几天的审讯都是在关我的那间小屋里进行。一天审数次。每次都由墙角一台摄像机录下全过程。开始的审讯者是一位从哈密跟过来的警官,完全是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因此我和他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他消失了,再未出现。换上了杨科长登场。杨对我解释因为那警官态度不好被换掉。但我后来明白态度不好也许就是为了演白脸,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既有演红脸的,也有演白脸的,那似乎是规范化的工作程序。   不过初始我还不懂这种手法,换上温文有礼的杨科长,让我感觉像是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这就是设置白脸的作用。杨科长不是一……去看看 

第22章 拉韦利 - 来自《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Ⅰ   除了季德(当然还有瓦尔拉斯)之外,1870年后的一代讲法语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埃米尔·路易斯·维克多·德·拉韦利表现出利用边际效用思想的能力和愿望。拉韦利是列日的一位教授,他在1881年的《当代社会主义》一书中用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反驳马克思,又在1882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重申了这一思想。不过他在这两本书中提出的思想只是大致近似于边际效用观点。   拉韦利的《当代社会主义》多次再版,拥有广泛的读者,该书在国外也获得了成功。拉韦利把效用作为摆脱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证的工具。他在总结对马克思论证的评论……去看看 

第廿三章 株连守法 - 来自《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有一个词能像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共享一块热土。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比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有时,一个小小的村……去看看 

逻辑学概念的进一步规定和部门划分 - 来自《小逻辑》

§79     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辩的或081第一部逻辑学肯定理性的方面。     〔说明〕这三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一般说来,亦即是每一概念或每一真理的各环节。它们可以全部被安置在第一阶段即知性的阶段,如是,则它们便被认作彼此孤立,因而不能见到它们的真理性。     我们此处所提出来的关于逻辑学的规定和部门的划分,在现阶段同样只能说是预拟的和历史性的叙述。     §80     (a)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去看看 

廿七、告别母校 - 来自《走出迷惘》

1976年并没有像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右上角发布的主席诗词中所描述的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相反那是很不吉利的一年。唐山发生了特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辞世。迷信的人说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到天怒人怨。那年1月 8日上午,我从广播里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恶耗时,不由地落了泪。我说不清为何那时候这个人的存亡会那么牵动我的心。我只是隐隐地感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冲击力就会像山崩地塌似地跌入深渊,而我能想及的人之中,他当时似乎是最关乎这个国家命运的人物。他的逝世加重了我内心的茫然若失。草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