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三个时期的见证人

 《停滞的帝国》

(1793年,1816年,1840年)

你们这些生活在,——尤其是刚开始生活在——18世纪的人应当为之庆幸。

夏特吕,《论公众幸福》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照耀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他的副手乔治·斯当东爵士,他的翻译李神父——那不勒斯一所神学院出来的一名鞑靼教士——和托马斯·斯当东,他的12岁的见习侍童,乔治爵士的儿子。男孩一年前离开英国就是为了眼下这一时刻:他负责给大使提他身着的巴茨骑士斗篷的下摆。在旅途中,700个英国人中无一肯劳神学习中文,而他却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儿童的天赋为他提供了方便。

  7点,皇帝终于驾临。所有的人——朝臣、鞑靼亲王、附庸国的使臣——都在叩头:屈膝下跪三次,每次俯伏三次,前额触地九次。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除了英国人,他们只将一条腿屈膝跪地:勋爵回避这个礼节,认为这是使他的国家丢脸的事。他希望以他称之为“大海的统治者”和“世上最强大的君主”的那个人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第一个向天朝委派常驻使团的大使,第一个以平等身份同中国商谈事务的大使。

  一个内侍为他引路。马戛尔尼由见习侍童提着斗篷下摆登上了皇帝帐篷前的台阶。他用双手把一只装着乔治三世国书的精致的金匣高举额前。皇帝交给马戛尔尼一根由硬玉雕制成的白色权杖作为对乔治国王的馈赠;又给了大使本人另一根玉石节杖。马戛尔尼与见习侍童倒退着走下来。现在是乔治爵士由他的儿子陪同上去行屈膝礼。皇帝同样赐与他一块雕刻过的宝石。当他听说见习侍童会讲中文时,他解下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破例将它赐给孩子,他还表示希望听他说话。托马斯自如地向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时的感激之情。乾隆显得很高兴,似乎孩子得体的表现使皇帝忘却了他主人的失礼行为。一个斯当东代替另一个斯当东

  23年后,1816年8月28日,托马斯·斯当东既长了年龄,又升了职务,他正准备英国使团对天子的第二次觐见。皇帝已不再是乾隆,而是他的儿子嘉庆。托马斯也代替他父亲成了使团的第二号人物。新的大使名叫阿美士德勋爵。

  英国人抵达北京时已疲惫不堪。因为有了1793年的先例,他们自进入中国领土起便不断表示其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们不会叩头。

  托马斯爵士已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了近12年,先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代理人。作为第一个会讲中国话的英国人,他是向西方揭示曾被传教士的乌托邦主义所掩饰的中国的另一面的首批英国汉学家之一。与为马戛尔尼充当顾问的父亲相比,他更是阿美士德可贵的副手,因为他熟识中文和中国人。

  然而,阿美士德勋爵和托马斯爵士深夜刚到北京,便被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中国人要让他们当场就俯伏在嘉庆的脚下。有人抓住他们的双肩。他们抵挡着别人的推推搡搡。他们拒绝见皇帝吗?于是马上就把他们赶了出去。托马斯爵士,鸦片的代言人

  又过了24年。1840年4月7日,下议院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受到处死的威胁;正在准备对中国派遣远征军。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起身发言。48年前,他随前往中央帝国的第一个英国使团在朴次茅斯登船。他正是由朴次茅斯选出的议员。他说: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全场肃静,倾听他的这番讲话:所有人都知道,不仅没有一位议员,而且没有一个英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几分钟后,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以表示欢迎他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1793年,两个第一年

  11岁时作为英国派往北京的第一位特使的见习侍童;35岁时成了新特使的副手;59岁时当上了议员并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这便是那位有运气亲自参加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内的世界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远东和中国的关系并非始于1793年,而要早得多。但是1793年是长期对抗的意想不到的起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停止对此承担后果。

  1793年:对法国人来说是个多么具有法兰西意义的年份!简直可以说历史在其他地方都停止了它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毁灭性的能量与创造性的能量都凝聚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上。法国开始向欧洲开战,并非为了扩大一个省份,而是为了“打倒暴君”。

  这同世界上另外两个更为强大的国家里的平静气氛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呀!——在同一年,这两个强国以无事的方式将造就后两个世纪的历史!从表面上看,联合王国和中国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人眼见成千上万惊恐不安的流亡者源源而来,尽管对法国发生的事迷惑不解,但多少还是置身事外。在中国,乾

隆皇帝完成了他第58年的统治。他对国民公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无所知。当消息最终传至北京时,除了像一则在不熟悉的海洋上空出现了龙卷风这样的无用新闻外,还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当时,英国是这样一个西方国家:尽管国土有限,人口不多,却由于商品经济,机械化及工业革命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大陆欧洲则还处于摸索阶段。中国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乾隆皇帝漫长而辉煌的统治时期,中国本土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它的领土面积也增加了一倍多,中国恩泽扩展到安南、交趾支那、暹罗、缅甸、尼泊尔、西藏……朝鲜、满洲里、蒙古、突厥斯坦及中亚直至威海,甚至里海。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对同一个政权表示顺从。

  在这两个人类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之间,直到那时仅有少量的贸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这就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

  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

  托马斯·斯当东是一个错过了重要机会的“带有倾向性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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