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中国着了迷的欧洲

 《停滞的帝国》

(1792年10月27日-11月30日)

  11月1日已经可以望见佛得角群岛了。热带的干旱使这个群岛只能作为一个歇脚处。但是它们又表明了大英帝国在盟国领土上建立据点的实力;他们在伊比利亚人占有的地方有着众多的“非正式”殖民地。

  可是在圣地亚哥港,又有一条挂着让人恼怒的蓝、白、红三色旗的法国船。但船的侧影让人想起了什么。什么呢?这以前是“决心”号,库克船长曾在第二次航行中满载盛誉,但在第三次航行中却丧了生……法国人修复了这艘船,重新命名为“自由”号!看到被“无套裤党”糟蹋了的这艘著名的船时,马戛尔尼和他的伙伴们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怎么!这艘曾用于那么多崇高发现的船只竟然成了走私船!它还挂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旗帜!我要是能随我们最伟大的探险家的船一起航行就好了!”

  停泊5天后“豺狼”号还是没有来,人们只好扬帆启程不等它了。

两天以前,法兰西共和国在杰马普打败了奥地利人,开始占领比利时。

一名在外旅行的高级公务员

  马戛尔尼的飞黄腾达总是围绕着贸易而实现的——这次仍然如此。

  他是英国寡头集团的产物,反过来他也为这集团服务。在法国,一个步步高升的人先被任命为一个区的总监或行政法院的审查官;他的职业可以把他带到省里,但很快就又回到首都某地任职了。在英国,这种人先出国完成某个贸易使命。乔治·马戛尔尼爵士1764年被封为贵族,随即就被派到俄国重新谈判1743年两国签订的贸易条约。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走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在27岁时便当上了特使。

  他将讨得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她的大臣帕宁的喜爱,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英国商人将交同俄国人一样的税率;他们有权在整个俄罗斯做买卖。法国外交大臣博赛侯爵得意地描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一次骑兵表演时马戛尔尼没有被安排在他认为是英国女王陛下的使节应该坐的位子上,他认为这是荣誉问题,因此也就是国家大事。礼宾问题在他的头脑里占有过分重要的位置。他开始令人不快了。

  1767年当他从俄国返回时,社交界授予他著名外交官的证书.此时他娶了前首相伯特勋爵的女儿为妻。对这桩婚事大家议论纷纷。伯特夫人说这桩婚事双方不般配。一些好心人则说新郎有野心,另一些人又说新娘长得太丑。马戛尔尼大概可以像一个世纪以后那位娶了一位有钱丑婆娘的巴黎花花公子那样说:“从嫁妆看她还真不错。”——即使把洞房称作“赎罪的祭台”也不在乎。他们多次分别时,马戛尔尼在信的开头总称她为“我可爱的宝贝”。

  他尝试过政治生活。当了几个月的议员。后来在1769年至1772年期间成为设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内部秘书处处长,也就是事实上的总督。

  1775年他成了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当美国独立战争使这群岛处于动荡之中时,他以有效的管理和勇敢的领导而著称。1779年6月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出现在格林纳达前的海面上。马戛尔尼只有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可以用来抵挡敌人。我们的海军档案保存着马戛尔尼在对方勒令投降时用法语作的精彩回答:“马戛尔尼大人不知道德斯坦伯爵的兵力有多少,但他了解自己的兵力,并将竭尽一切努力来保卫他的岛屿。”他的兵力死伤过半,马戛尔尼当了俘虏。

  1779年9月4日他到了拉罗舍尔;然后又被送到里摩日软禁,在那里他很快就成了上层社会的红人。但是他对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而被迫投降仍感到受了伤害。他写信给他的大臣说:“我不知道德斯坦海军司令如此违反常现的行为,他批准进行的掠夺,以及拒绝我们体面地投降是不是得到他的同胞们的赞成;但是他创立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先例,法国人反过来也必为它付出代价。”他在尊严问题上从不让步。

  9月9日他致函路易十六的海军大臣萨蒂纳伯爵:“如阁下不反对,我希望能和我的副官蒙特雷绍先生尽快去巴黎,我们两人都是俘虏。在格林纳达被占领时,我的财产被抢劫一空,因此巴黎之行对我来说是十分必需的。”萨蒂纳干脆就把马戛尔尼与英国俘虏的德韦蒂埃尔先生交换。于是他在1779年11月回到了伦敦。

但他仍是“凭其保证而假释的战俘”。乔治·斯当东在1780年为了他同法国王室进行了谈判,他然后才被“释放”,可以到印度任职。

印度:荣誉和铅弹

  在马德拉斯,马戛尔尼将结识东印度公司,不久以后他将在中国同样捍卫该公司和乔治国王的利益:谁又能把两者分开呢?

  首相诺思勋爵派他到马德拉斯主管公司三块“领地”之一,英国财富的这条战线同样受到了法国人的威胁。为了英国的利益他潜心处理必须长期保持的与印度王公和官员们的关系,因此他处于英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的核心。

  马戛尔尼接受这一极受信任的使命并不后悔。马德拉斯总督的俸禄使他富了起来:3.5万镑的积蓄。但他满足于此并抵挡住了“这个使成千上万人放荡不羁的好享受的危险国家”的诱惑。

  在马德拉斯任职6年后,他能一尘不染心安理得地回国,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皮特建议他做印度总督。马戛尔尼认为这个职位非我莫属,提出要当英国贵族院的议员,但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这个要求过高了,他没能当成印度总督。

  他的廉洁在议会赢得了荣誉:在下议院,人们称赞他在马德拉斯拒绝了卡纳提克地方长官为恢复权力而赠送的3万英镑。后者已骗过了公司。马戛尔尼成了唯一的障碍。他给上司写道:“如果违背指导我行动的准则而仍然决定恢复他地方长官的职权,我将立即辞职。”

  他不妥协的品德当时却使他中了铅弹。他曾让斯当东逮捕犯有贪污罪的斯图亚特总参谋长,当他们返回伦敦后,斯图亚特提出与他决斗。马戛尔尼并不让步。面对一位受过长期训练的军人,马戛尔尼对自己使用武器的能力不抱任何幻想。他不怕死亡。这里有一封从私人藏品中奇迹般地找到的马戛尔尼给他夫人的信,——马戛尔尼夫人大概并没有读到过:

  我最亲爱的宝贝: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此时,离开您是我感到的唯一的痛苦。但我相信我们会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重逢。因为,尽管我将要迈出的一步应该得到您的宽恕,但我并不感到还有其他罪行。

  乔治·斯当东爵士将把我的遗嘱交付给您,它将表明我对您的爱和信任一如既往。我冒昧请您照顾我的侄女芭拉杰小姐,乔治·斯当东爵士,本松上尉和艾奇逊·马克斯威尔先生。永别了。

马戛尔尼

1786年6月8日于伦敦

  为自己的正直而感到自豪;百折不回的勇气;尽管他对一切教会均持怀疑态度,但对冥世仍充满了信仰;对他妻子细致入微的爱;对他三个朋友与合作者的忠诚,7年以后他将带着他们去中国;表达朴实,自我控制能力强:整个人格都体现在这封信里——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相称。

这封信大概是在清晨4点前写的。苍白的晨曦笼罩着海德公园,两人站在那里,相距12步远。斯图亚特问这个距离对他的近视是否合适,并提醒他子弹没有上膛。交火之后,马戛尔尼受了伤。帐该清了。不,斯图亚特坚持说:大人冒犯了他,光流血还不够。马戛尔尼同意决斗到一方死为止。但证人们最后把两个对手分开了。

变化的人在变化的英国

  从印度回来后,马戛尔尼在爱尔兰恢复健康。公司同意给他1500镑的年金。他在利萨诺尔的城堡里发现了乡村生活和自我修养的滋力。他有时到都柏林贵族院出席会议。但主要时间都用来读书。我们找到了他藏书的目录,从中可看出他的为人。目录里有英国经典著作和法国书籍——哲学书和反宗教的著作,有很多游记。全套耶稣会神父从中国寄来的书简集,旁边放着《埃及与中国哲学研究》。《法国纹章集,贵族纹章与贵族名册》和不成套的《绅士杂志》在我们描绘这位全靠手腕而成为有名贵族的人时则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无论在利萨诺尔,在他曾买了柯森街上一幢房子的伦敦,还是在帕克赫斯特领地——他最后以帕克赫斯特的名字进入了令人垂涎的英国贵族院——,他都关注着从此紧密相连的王国和帝国的事务;并以行家的身份致力于东方事务。

  一位变化的人在变化的英国。这个国家不仅有财富,勋爵和企业家,在新的工厂周围还聚集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伦敦有着随时准备举行残酷暴乱的下等人。这另一个英国还是英国:它精力充沛,在为生存而奋斗中经受了锻炼,而且极端的民族主义。“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的统舱里都是从这一个英国出来(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出来)的人:中国不会给他们留下印象。

当邻居法国在大革命中发生内破裂时,英国曾一度被新生事物所诱惑。英国却顶住了——大概因为它自身就有着新生事物的缘故。

中国模式

  自佛得角群岛起,信风迫使船只绕了一个大弯。在赤道非洲的海面上正好顶风。所以几乎不得不经过里约热内卢:葡萄牙人卡布拉尔绕过非洲,但就这样发现了巴西。“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好似从球桌边弹回来的台球,直奔里约热内卢:“绕过非洲”。

  11月18日,船队穿过赤道。特使不适应赤道的气候:11月22日马戛尔尼痛风发作,并延续了1个月。他咬牙忍着。他的伙伴们一点也没有发觉。

  在旅途的漫长白天中,马戛尔尼有许多书要读:他让人给“狮子”号的图书馆买了自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东印度公司交给他的材料不下于21卷。另外他还埋头阅读关于中国的笔记。他原来总是仔细地记下各种谈话,当时并未想到中国后来会是他命运所系,今天他又重温起这些谈话来。

  他可以想象已经到过中国。他用中国瓷盅喝中国茶。在他的中国漆器做的文具盒上镶着带蒙古褶眼睛的贝壳人物。他最有钱的朋友家的花园不用“法国式”的几何形图案,而学中国的园林艺术:人们可以在品种繁多的树木夹杂的美色中,在洁白的大理石小塔下,沿着那没用的拱形小桥跨越的小溪散步。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在布里斯托尔和里摩日等地都生产中国古玩。塞夫勒或梅森的瓷器,契本达尔的家具或里昂的丝绸使欧洲人的口味习惯“中国模式”。

  在1708年,丹尼尔·笛福便嘲笑过这种风气:“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则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在18世纪的欧洲,怎么能不赶中国这时髦呢?

马戛尔尼是否猜到他同代人对中国执着的迷恋掩盖了他们对世界这另一部分了解不够呢?这些美丽的艺术品与他们所习惯欣赏的艺术品完全不同:是这种断裂而不是美在吸引着他们。他们经常把假的当成真的:中国人专门为这些远方的外行顾客制造成千上万古色古香像有几百年历史的花瓶……这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并不是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尽管中国在西方无处不见,但它对西方来说仍是完全陌生的。它不给西方任何信息。西方人以为在中国工艺品里读到的信息事实上并没有写在上面。

“极为神奇的中国”

  对中国的迷恋已深入人心。马戛尔尼觉察出里面错误的地方。耶稣会士的圣火曾使“开明”人士对根据孔夫子的教导形成的风俗和信仰引起了注意。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已经念诵道:“Sancle Confuci ora pro nobis”。(“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他曾给太阳国王写信请他仿造中国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

  奥利佛·戈德史密斯以《波斯人信札》的形式在1762年发表了《中国人信札》;“中国间谍”带着满清官员周游欧洲,使欧洲感觉到自己风俗的不适应的地方。

  这种热情不管高低如何,均出自同一个信念:存在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沃修斯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像布兰维利埃这样的自命不凡之士则讥讽说:“中国人不能得到神的启示,因此他们是瞎子。但是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重点转到经济上来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更多地是给法国人而不是给英国人做榜样,因为英国人讲求实际,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他们合并土地,采矿和开动纺织机器,而法国人只重理论。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

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社会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他们的批评意识一方面是如此尖锐,对另一方面却迟钝了。无神论中国的理性天堂使他们能揭露服从于“无耻的人”——即教士的欧洲地狱。由此,他们对皇帝的残忍,对改朝换代引起的动乱,对焚书,对反对派施加酷刑和对不断发生又总被血腥镇压的反叛都不在乎。当有人决定视而不见时,他会对任何证据都无动于衷。

聋子对话

  必须到图书馆的无人问津的地方去寻找极少的不同意见。马戛尔尼是否读过17世纪末当皮埃船长写的已是无情的报道?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简单化的教条,与基督的教导无法相比。笛福揭露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民族。马戛尔尼是否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呢?反正地读过当时伟大的思想家中唯一坚持不懈地反对亲中国浪潮的孟德斯鸠的文章。后者主要是从耶稣会士富凯那里了解的情况(富凯口头上批评了他的同事写的文章)。他还指责耶稣会由于轻信而犯了错误:“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像《耶稣会士书简集》里说的那样诚实。”

  马戛尔尼读过《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能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靠因袭旧套:“礼使老百姓服从安静。”改变一个礼仪,就将动摇导致顺从的整个建筑。

  耶稣会士是否受骗了呢?没有。但是他们被迫只是发表那些使中国人读起来不致于感到不快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否则就会意味着他们传教事业的结束。他们的书简是有教益的:他们不但要在信中避免诋毁,还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好让人称赞中国,支持他们的事业。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在毛统治的年代里为了不脱离自己的事业不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同样的事吗!

  哲学家还中毒则更不可原谅。然而伏尔泰本人最终摆脱了他自己对中国的奇怪想法,也像孟德斯鸣一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批评起中国来。零零碎碎的几个句子说明了这一点。1755年:“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的多。”16年后,他又揭露了中国文字的弱点:“印刷一首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假如愿意用其他民族的字母的话,只要二天便可以印好了。”最后中国科学被贬成是经验主义的:“中国人在1500年前便发明了火药,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的土地到处都是硝石。”

  伏尔泰本可以在18世纪50年代便设法清除同代人思想中的毒素。他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他却那样满怀激情地去让他们中毒。为什么呢?同他一样的一个人,《中国人信札》的作者也许能给我们作出回答:“伏尔泰一点事实都不写;他写书只是让书里充满了空话。”伏尔泰先后有过不同的信念,但他不屑于一一消除。他不够诚实,不愿公开修正以前经常使用的某个论据,如中国人证明人类可以没有神学,没有教会,甚至可以摆脱上帝。他最后同意少数头脑清晰的观察家的意见,但不肯公开认错。

  这样,一场聋子对话便在继续进行下去:欧洲扮演一个滔滔不绝地说话的角色,自问自答,而中国扮演的却是一声不吭的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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