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避开了广州

 《停滞的帝国》

(1793年6月23日-24日)

  船队沿着海岸航行,和陆地始终保持十海里左右的距离:马戛尔尼很想观赏一下珠江口。和其它所有来自西方的船只不同,他的船可以不必驶入。他感兴趣的是北京,而去那里最近、最自由的路线就是海洋。走海路的好处不仅比走陆路快一个多月,而且还可以免遭贪官污吏的坑害。他知道他们正贪婪地等着英国使团的到来呢。

  斯当东在澳门时还曾听说,根据皇帝谕旨,每个港口都有领航人在待命,他们随时可带英国船队去天津,或任何一个英国人想去的港口。英国使团来华的消息已经在广州发生效应:贸易障碍减少,人们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尊重,甚至听说还要取消使澳门贸易十分困难的苛税。

  这些消息证实了马戛尔尼的预感:要想改善广州形势,必须避开广州。这些消息也使马戛尔尼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所有收集到的有关广州的消息都曾使他焦虑不安。

  出发前,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伦敦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向那些曾在广州经商的代理人提出大量问题。他们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面前把西方人居住区的生活描写得凄凄惨惨。既是商店、仓库、办公室,也是住所的外国商行代理处一家挨着一家,门前捧着他们的国旗。这些代理处实际上是老鼠出没的破房陋室。这些同中国搞贸易的英王陛下的臣民所过的生活“既和时代不相配,也和英国臣民的称号不相称”。西方人在那里不能和中国人有任何接触,中国人不准向夷人教授中文,违者问斩。每一次危机都对所有欧洲人构成威胁。

  英国海军上将安森遭遇的挫折就是一例。1741年,由于船舱里躺满了病号,他就把船开到珠江以便在广州获得补给。当局告诉他,他那艘装备有60门火炮的“百人队长”号战舰不能靠广州港。他获准乘坐小艇去广州。他希望能会见总督,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劝阻了他:还是由他们直接和公行协商。

  “百人队长”号取得补给后便重新启航了。在海上他截获了一艘西班牙船,便又领着需要补给的西班牙船回到广州。这一次,广东当局要索取两艘商船的关税。事情正要变糟时,广州一片木房着火了。多亏这场火灾,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因为正是安森的水手们把火灾给扑灭了。

于是,总督接见安森,并向他表示感谢。安森便乘机就税款的高昂、官僚的苛刻以及各种各样的刁难提出了抗议。安森回国后便吹嘘说是他的强硬措词获得了中国人的尊重。马戛尔尼当然很乐意借鉴这一经验,但他知道,安森的船一开航,英国商人便又遭到更恶劣的刁难。人们以为和中国人达成了协议,但冲突一过这种协议就等于从末存在过一样。安森的教训不正是说明这一点吗?谈判的地点不应该在广州,而是在北京。

假毒药与真诈骗

  马戛尔尼还曾听说过一次不寻常的遭遇。那事发生在安森到中国后的28年。1769年,装载有英国东印度公司“金库”现款的“格兰比”号过海关。一些关员上船检查,但遭到一阵拳订脚踢,全都被扔到泥浆水中。于是,船被扣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指出,装载金库的船是不受检查的,但毫无效果。“格兰比”号船被扣,船员们便上岸寻欢作乐去了。

  一天晚上,一名代理人发现有几个水手喜欢按中国方式躺午码头上睡觉。当天夜里有3名水手死去。第二天,又有5名水手死了。船上人都惊呼是中国人下了毒,要报仇!尸体解剖时都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症状。不过,中国当局大概是良心上感到不安,他们放弃了对“格兰比”号的追究。于是,船又启航了。

  安森事件以火灾告终,“格兰比”号事件是在8个人奇怪地死亡之后不了了之:在广州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中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阴影。相反,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商人在他们的欧洲客户面前趾高气扬。啊!如果中国政府不对欧洲人采取恐怖政策的话,中国人该会多么可爱!

  什么事都可能出问题。中国人禁止一个叫埃尔芬斯通的船长继续为他的船装货,原因是他竟敢把一名在马德拉斯碰上的长得娇小漂亮的印度姑娘带到英国代理行,并打算再把她带回英国当女婢用。这名船长大肆宣传中国人其实根本、重视禁止外国人带女人到中国的法律:他们看重的是他的钱。关于这一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为此付了500美元。但他也错了:中国不允许有家庭或婚外的“重新组合”!只允许有单身汉:这是一种贞洁的愿望!在这方面,中国人很认真,是不肯作让步的。他们是不是想排斥比男蛮夷更危险的女蛮夷以保护中国人种的纯真呢?不管怎么说,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不带女人居住在中国的状况将是暂时的。

马戛尔尼对欧洲人在中国的生活情况非常了解:没有任何自由,没有任何尊严,还受到穷凶极恶的官吏的敲榨勒索。那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

洪仁辉船长的尝试

  马戛尔尼的使命就是要跳过这块中国对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在他之前曾有过多次尝试,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尝试比马戛尔尼正好早40年,冒险者是洪仁辉船长。

  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洪仁辉船长在广州以北的中国海港宁波开设一个分公司。两年以后,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第二年,他又来到宁波做生意。可在1757年,当他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作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

  接着,乾隆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中国又恢复其本性,重新把大门关上。皇帝把英国人再次推回到原出发地:广州。

  浙江巡抚当即命令洪仁辉离开宁波。洪仁辉扬帆启航,但他却往北航行!他沿着白河一直开到天津——他是第一个进入天津的英国人。他打算去北京见皇帝,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满足于说服一名地方官员,请他把一份申请报告递交朝廷。洪仁辉便又从天津回到广州,等待皇帝的答复。

  在广州等着洪仁辉船长的是总督的召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很不放心,便陪同前往。他们一进总督府,腰间的佩剑立即被摘下,并被推到总督面前,想强迫他们磕头,但遭到英国人的拒绝。洪仁辉被判流放澳门3年,不准再来中国。其罪名是他违抗皇帝旨意去了天津。至于那名好心替洪仁辉向朝廷转交申请报告的天津官员,听说被砍了头。

  马戛尔尼对洪仁辉的做法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一个人只带很少一点人,在没有安全通行证的情况下驾一条小船去告发广东巡抚的不法行径能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次,马戛尔尼有“海洋主宰”、“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作后盾,他是受合法的委托,乘坐一艘大型战舰来中国的。

  洪仁辉的尝试由于1760年清朝廷发布的法令而失败。这项法令使外贸条件变得更加困难:(一)外国人必须在春节离开广州,撤到澳门,直至秋天;(二)中国人不得同外国人做生意,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否则判流放罪;(三)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的翻译接触;(四)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水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五)外国人不准携带武器,他们送寄信件都必须通过中国当局;(六)外国人如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将按中国法律处理。

  克莱夫勋爵将军是在听说中国皇帝这一法令后向英王内阁建议占领中国的。克莱夫勋爵当时是印度地区的总督。中国皇帝发布这一法令已有30年了,但这30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国在“四千年间”不管怎么变动、分裂、解体,最后总是恢复原来样子。直到这次英国使团抵达广州前,广州的情况依然是外国人受到压抑和侮辱。现在马戛尔尼奉命要结束这种状况。

  马戛尔尼必须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像过去熟记NavigationAct那样熟记钱德明神父关于“鞑靼中国朝廷”的记述。钱德明神父是在中国资格最老的、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马戛尔尼希望能在北京同他见面。钱德明在书中指出:“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

  马戛尔尼现已避开了广州这个陷阱,那么他也要设法避开北京朝廷里的那些荒唐规矩。船队离开珠江口,驶往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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