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搜罗领航员

 《停滞的帝国》

(1793年7月6日-18日)

  第二无,即7月6日早晨,英国人再次受到定海总兵的接见。总兵穿的袍子上绣有一只雄狮,这是他军职的标志。陪同他接见的有两名文官和好几名下级官员。大家在铺有“英格兰猩红呢”的扶手椅里落坐,然后按照传统习惯喝着中国茶。先是总兵打着手势发表讲话。“李子先生””把他说的要点归纳如下:“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沿着海岸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这么航行的,因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采用的做法。”又是传统习惯。

  斯当东答道:“英国船比中国船大,所以应该走公海。如果舟山无法提供领航员,那么我们就到宁波去找。”

  总兵怎么能承认一个来华进贡的夷人的航海优势呢?但他看见斯当东决心已定便惊慌起来。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如果英国人去别的地方寻找他所不能提供的领航员,别人一定会怪他接待工作没有做好,皇帝“可能会罢他的官”。他指指他帽上的一颗红珠——二品官的标志。“因为害怕丢官,他便派人满城寻找去过天津的人”。这名高级官员对皇帝显得如此敬畏,使英国人感到十分奇怪。

派出的士兵带回来“一些搜罗来的可怜虫。他们趴在地上回答问题。他们中有些人去过天津,但从未当过水手;还有一些人虽是水手,但从末到过天津港”。于是,总兵命令再次搜寻。派出的士兵终于抓到两个符合条件的男子,”虽然这两个人已经很久不出海了。这两名男子跪在地上恳求放他们继续做生意,但怎么求也没有用。巴罗总管不禁为这两名男子鸣不平:“总兵非常严酷无情。他要求这两名男子准备好,即刻出发。”

“中国人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惰性”

  巴罗最后写道,中国人千方百计“避免作长途旅行。沿海一个口岸到一个口岸的货运使大批中间商获益,因此运到京师的物品十分昂贵。同样,从亚洲到欧洲陆运的货物也由于通过商队一站站地转运而变得十分昂贵。运输网起点的商人和运输网终点的商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这些庞大漂亮的英国商船使人们惊愕得目瞪口呆:“从一些小港里驶出的帆船蜂拥密集,使英国船队很难在穿行时不撞坏几艘。可是,帆船上的中国人毫无惧色。”

  巴罗惊奇地发现中国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太浅,无法抵御台风的袭击,然而船上仍装满供建筑用的木材。“所以好像只要一阵风就可使船只倾覆。”安德逊看了两个世纪以前的图画后发现:“帆船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安德逊活到今天,他还会发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帆船仍无变化;不过,越来越多的船已没有帆,而装上了马达。

  航行技术是陈旧过时的。“他们没有任何手段来确定经纬度”。然而他们声称,他们有好几位古代航海家曾经出洋远航过,“靠的是刻在一只葫芦皮上的航海地图”。我们英国人虽很难相信,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甚至“在欧洲尚未开化时”已会使用指南针。

  奇怪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几个世纪过后,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借来了指南针,并依靠它出海远航,发现各大洲。另外一点也很奇怪,那就是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曾远航至非洲海岸的中国人,就在欧洲人靠着他们发明的指南针来到远东时,他们却不曾再离开自己的海域了。为什么航海业经过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后到了清朝便变得衰败了呢?

  不过,中国人看指南针与欧洲人刚好相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的看法就很说明问题:“我听说欧洲人硬说指南针的磁针是朝北的。我们最早发明指南针的祖先说磁针是朝南的。我越想越坚信我们的祖先处处有理。”

  在守旧派和现代派之间的无休止争论中,皇帝明确地表了态:“今天只是退化了的过去。”虽然皇帝是来自北方的满人,他的论据却是始料不及的:“在北方,一切活动在调萎,在衰亡吸引磁针的力量怎么可能来自北方呢?”的确,所有的宫殿、寺庙及紫禁城全都是朝南的。“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今天,人们在作南北对比时,看法则相反了:南方不幸,北方走运。

  然而,始终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指南针,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但“居然能进行像驶往巴达维亚那样的危险航行”。另外,海难经常发生:“光在广州港一个口岸,每年海上遇难人数达1万至1.2万人。”每当一艘中国船准备启航去国外时,“人们认为它很可能会沉没”。

擅于思考的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中医“十二脉”

  “克拉伦斯”号有一人因为吃水果吃得太多而腹泻。在那年代,病魔与死神不断降临到海船上。因此,稍有“拉稀”,人们都要认真对待。当时,“克拉伦斯”号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得向一名中国医生求救。“他神色庄严地抓住病人的左臂,对病情和病因不提任何问题。先是用四个指头,然后用三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后只用一个指头号脉,并不断变换位置;他的手推前推后,好像在弹钢琴似的。他双眼注视地下,一言不发,似乎脉搏的跳动会显示出病的性质。他说,病的起因是胃(根据症状,这无疑是胃的毛病。上船前就应该有人告诉他病人的症状)。然后,他开了一副由病人自我调理的药方,病很快就好了。”

这种有教养的怀疑态度预示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医生对中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除了西医这种科学和合理的医学外,世上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治病救人了。中国人的“十二脉”,他们的草药与针灸都是“江湖骗术”。

航行不靠领航员

  定海总兵上双桅横帆船作回访。桅杆的高度以及爬在桅杆上收帆的水手都使总兵感到诧异。“中国水手干活时都不离开甲板”。“克拉伦斯”号带上中国领航员后便出发,和“狮子”号会合。

  7月7日,“克拉伦斯”号和英国船队终于会合。两名中国领航员,一名安排在“狮子”号,另一名安排在“印度斯坦”号。斯当东自豪地说:“英国船队已到达欧洲航海家曾到达过的最远海岸。在没有航海地图的情况下,英国船队需要跨过十个纬度,只有那些沿海居民才了解的海洋:即介于中国、鞑靼和朝鲜之间的黄海。”

7月8日启航。中国领航员从看不见他们所熟悉的海岸线时起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欧洲领航员一上船就严然以主人的姿态发号施令起来,而这两位中国人一见到这种新的场面似乎惊呆了。”他们是否还认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心,而周围的海洋则通向乌有呢?英国人毫不犹豫地驶往深海,“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让两艘双桅横帆船作先导。”测航仪器比领航员要更有用。

两种速度

  英中双方的交错见证突出了双重文化差距。英船航速之快,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这使朝廷大为吃惊。一位中国官员在报告里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船能有如此水平。但是,正当英国船队驶往天津时,清廷驿传奇迹般地向北京报告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中国驿夫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中国邮政超过英国邮政,就如英国船队超过中国船队一样。中国航海业停滞不前已有3个世纪。从16世纪起,英国选择了海洋,而中国则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它国所没有达到的。

  关于中国人不发展航海技术的原因,斯当东客气地指出:“需要是发明的最大动力。希腊人虽然以他门的众多发现而令人赞赏,但他们从来都不会确定一艘船在海上的应置,因为地中海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岛。中国人具有同样的优越条件。欧洲人只是从他们必须作远洋航行时起才开始完善他们的航海技术。”

  这种看法可说明许多问题,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感到这种“需要”呢?尤其是为什么中国人缺少促使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呢?西方人的开拓精神并不来自于需要,而纯粹来自于一种探索新天地的求知激情,来自于一种不断进取的激情。

  7月12日,“浓雾弥漫,站在船首不见船尾”。这片海域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探险者的习惯是对发现的陆地加以命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也不例外。他在航海地图上标上了新的地名:马戛尔尼角,高厄角,斯当东岛。幸亏中国人什么也没听说。否则,他们对这些象征性占领中华帝国海岸的“贡使”会怎么想呢?今天,由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情况恰好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使馆区”取名为“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那条街取名为“反修路”。天津的维多利亚大街改名为“解放路”。出租车司机已把维多利亚岛叫做“香港”。为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

  正当英国人得意地把中国的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中国人则在准备把他们控制起来。由中堂和珅发出的朝廷谕旨通知直隶总督梁肯堂说:“查英吉利国贡船于五月十三日(即公历6月20日)经过澳门,二十七日即抵浙江定海。自属风色顺利,行走妥速。其行抵天津后,因贡船笨重,天津内洋水浅不能进口。必须另换驳船方能收泊内洋。前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贡物甚多,辗转起拔,不无尚需时日。臣现又恭录谕旨,行知天津道等随同盐政徵瑞俟该贡使抵津后妥为应付。”

  梁肯堂回奏说:“英吉利国贡物甚多,臣已饬令所属设法征租所有船只。”

  7月17日,巴黎。马拉被刺四天后,夏洛特·科黛身穿杀害父母犯的红袍走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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