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停滞的帝国》

(1793年8月5日-7日)

  礼品一搬运完就开始上行李、兵卒和仆人。船上拥挤不堪。这种帆船由于吃水浅所以可一直升到大沽。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很高兴能乘3艘英国船靠岸——这是3艘最轻型的船:“豺狼”号、“克拉伦斯”号和“勉励”号。

  8月5日,小船队进入白河口。船队四周有许许多多的小船,河滩边也站满了人群,对此英国人不胜惊讶。“河岸两边有许多草顶泥屋,和汉普郡的茅屋十分相似。”“孩子们几乎都赤裸着身子,个个长得漂亮,”成年人“长得健壮,尽管吃肉很少”。这种饮食上迫不得已的节制反而有利于健康。马戛尔尼对此很想不通,他的同伴说他之所以“因痛风而行动不便”,原因就是他“好吃”。

  马戛尔尼勋爵的视线尤其被妇女所吸引。“一些年轻女子沿着河岸轻快地奔跑着:她们的脚都完好无损。听人介绍说,女子缠足的习俗在北方各省比其它地方较为少见。女子的头发粗黑,编成发辫后用一根束发针束在头顶上。”英使被所见的情景迷住了,一股意外的激情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惊叹赞词:‘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

  马戛尔尼忘却了普洛斯彼罗对公主所提出的清醒警告:“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像那自以为终于抵达中国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么兴高采烈。他开创了一次出色的航行。“我的兵士被带到岸上。他们个个喜形于色。王和乔走来邀请我们出席一个宴会。由于我感到疲乏,所以婉言谢绝了,并又向上游航行了一海里,一直开到那艘供我使用的游艇才停下。这艘游艇将载我开往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游艇宽敞、整洁、舒适。在那里我又见到王与乔,他们是来欢迎我的。”马戛尔尼以为使团的每个成员都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使团的其他所有绅士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关照。”

  此话说得早了点。“天文学家”丁维提的回忆可不太美好了。他只能在船上的一条长凳上过夜。他感到非常不适,所以“跑到甲板上,靠在一捆绳缆上试图睡一会儿”。

无论在帝王中国还是在人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贵宾”都受到体贴入微的照料。与此相反,其他的人就只得承受粗俗简单的接待。中国社会过去是,至今仍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

设施齐备,独缺一样

  英国使团在大沽逗留了3天。所有的礼品、行李和人员都必须撤离原来乘坐的大帆船,改乘能续航至通州的小船。这就需要37条小船,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船队。

  使团成员有一百多名中国官员随行。英国人高兴地发现他们将要坐好几天小船去北京,特别是还要坐这些小船从北京返回。现在他们坐船进入中国错综复杂又非常广阔的内河航运网。亚当·斯密对此赞不绝口:“在中国,多种多样的内河航运手段使搬

运工作大大减轻,而且还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那么称赞“中国模式”,是因为英国人正是在18世纪70年代才通过运河把各个工业基地联系起来,填补了与中国近千年的差距。

  按照他们对舒适的标准,这些游艇比起以前见到的简陋的帆船要好得多。英国绅士们在舱里有6个舱室,另外还有两个作厨房用,一个作饭厅用。“挂在窗上的透明丝质窗帘随风飘扬。”木船漆的是“黄漆,无论从光泽还是从细腻程度看,这种漆的质量都远远超过欧洲的各种油漆”。但赫脱南悄悄地指出一点遗憾之处:“船上一切都很方便,唯独缺少我们欧洲人认为最主要的设施。”这个缺陷长期存在。

好几名高级官员过来告诉马戛尔尼说,受皇帝派遣来迎接他的直隶总督刚刚从离京100英里外的保定来到。8月6日那天早晨8点,特使、乔治爵士、小托马斯和翻译“李子先生”坐上轿子。这种轿子是“竹子做的,上面铺着缎子。每项轿子由四个壮汉抬着,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

威严从容的大臣

  他们在一队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海神庙。“那是高官显宦公务旅行时下榻的行宫”,总督就在这里宿营。

  海神庙的栅栏前有几座饰有小旗的帐篷。好几队士兵,手持军刀;一些骑兵背着弓箭,但都不带火器,总督在庙门前友好地迎接4名客人,他请他们进入一间很大的客厅。很快,这间大厅就挤满了总督的随行人员。

  照例是喝茶,“问我们身体如何”,“皇上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满意,并希望尽早与我们见面”……大家终于开始谈论正事了:“We now entered upon the business”马戛尔尼的急切心情十分明显。但不先说些空洞无益的恭维话,正事就没法谈。直到今天,这种习俗仍使许许多多西方商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的日程很紧,有时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签上合同。

  “我们告诉总督,由于使团人多,所带礼品体积又很大,所以我们在北京需要宽敞的住处。”总督这时告诉英使说,皇帝想在热河,即他的“避暑山庄”会见他。

  马戛尔尼顿觉手足无措,一切都变得复杂化了。如果去热河,就必须把一大批礼品留在北京,因为从陆路这么远途运输,礼品必然受损。但他只能强调表示他希望“使团将受到应有的礼遇”并在“相当宽敞的住所下榻”。

  那么究竟是谁通知马戛尔尼必须去热河的呢?真的像徵瑞的奏折所说的那样,是7月31日王和乔在“狮子”号上通知马戛尔尼的吗?还是像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说的是梁肯堂在海神庙里通知他的呢?是谁在编造呢?难道是徵瑞想隐瞒乔和王没有向马戛尔尼转达本应由他亲自转达的口信这一事实吗?还是马戛尔尼想让人相信,所有重要口信都只能是由中国最高级官员向他转达呢?但不管怎么说——档案是这么记载的——中国人早就决定夷人要到热河谒见天子。

  暂时,英使先向总督提出要求,希望生病的船员能够得到治疗,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能得到一张通行证以便去庙岛或舟山修船:“因为,时光迅逝,船队应尽快离开北直隶湾。”

  马戛尔尼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整个会见期间,总督听取我们的请求时十分认真,同意我们的请求时也非常自然。他那泰然自如的神态实难用言语表达。他甚至还提出供应我们船队足够吃一年的食物。”这位英国勋爵在日记上只提了一笔:“我希望他送那么多食物并不意味着他希望我们尽快走。”可他不知道,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想长住中国。

但怎么能对这位满脸慈祥,银须白发,两眼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老人有任何猜疑呢?梁肯堂的仕途是有代表性的:他生于1715年,1756年考中举人。先后担任知县、知州、按察使、湖南署理巡抚,最后在1791年担任直隶总督,便身加黄马褂、头戴花翎顶戴。今天,他和马戛尔尼相逢,他将继续官运亨通。他在八十多岁时参加为“一千名德高望重的老人”举办的盛宴。后来由于他年事太高,不能再从事繁忙的政务,便在85岁时改任河道总管这一名誉职务。这就是巴罗所说的文官典型,其“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英国人给人印象不佳

  英国人回到游艇,发现桌上摆着从未享受过的丰盛肴撰。马戛尔尼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思考着和梁肯堂谈话中出现的两个新问题。

  皇帝住在热河这件事打乱了他的计划。他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永久性的使馆,这个使馆只能建在首都,一个和当时欧洲各国首都一样固定的首都。因此,他需要有宽敞的房子——不仅仅是用来保护礼品。他不愿听到徵瑞7月26日对先遣人员坎贝尔和赫脱南所提的古怪建议:英国人要卖的任何货物都可以存放在天主教会。英国使团和基督教传教士毫无关系——而且也没有任何货物要卖!他们只想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

  马戛尔尼的另一目的是要让舟山港对英国商人开放。他巧妙地利用船队遇到的困难使船队获准在舟山港临时停泊。

  关于在北京住下来的问题,马戛尔尼开始以为他的要求已得到同意。至于船队的停泊问题,他的要求也将得到满足。他相当高兴。可中国人并不如此。总督很快就发现英使对礼仪一无所知。有关接待他的谕旨也已向他宣读过,可马戛尔尼甚至连这个礼节问题都只字未提,好像在他看来那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中国朝廷正是根据这一点对马戛尔尼作出判断。正如中国官员随即寄往热河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对马戛尔尼的印象很坏,因为这位西洋国王的使者没有像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那样磕九次头,而只是脱掉帽子。总督执行皇帝的指示:在礼仪方面先不要过严要求,但要注意观察并随时禀报。总督一眼不眨地注意观察,而且还考虑了许多并写道:

“次早,马戛尔尼等上岸求见。臣等恭宣大皇帝有旨。该贵使向上免冠谏立。臣等恭宣:‘大皇帝特命我等前来照料尔等前赴热河。沿途馆舍俱有饩廪。叩见大皇帝后又有筵宴赏赉。其留看船只官员随从人等,又命我等宽给食物,将来回国时并犒赏尔等一年米石。其肉食等物,船内难以携带,自有地方官资送接济。’该使臣等敬聆之下极为感激欢欣,并据通事代称:‘我等万里远来叩祝大皇帝万寿,尽一点诚心。’臣等宣传思旨后另邀该贡使等至东厅以礼接待马戛尔尼等复向臣等免冠合掌,亦极诚敬。”总督的奏折避而不谈送礼人的愿望:送礼人的愿望充满敬意,但他举止失当。

总督送名片

  总督写完奏折后开始对英使保持距离。第二天一清早,总督派王大人通知马戛尔尼,说总督很想拜访他。但由于年事已高,他不能走跳板上游艇。马戛尔尼回答说,他“因让总督冒着生命危险或损害健康的危险来作一次普通礼节性拜访而感到不安。”王指出,总督将坐轿子到跳板处,然后递送他的名片,希望英使把这种做法看作是一次实际拜访。

  拜访就是这么进行的。总督来时排场十分隆重:前有军事仪仗队开道,后有一长串官员相随。总督的座轿一落地;所有的人都同时下跪。这时,他派一名军官把他的名片交给翻译,随后便立即起程返回宿营地。

  马戛尔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决定不因此而表示不快。总督前天旅行100英里后依然精神抖擞,现在怎么就不能走一段跳板了呢?别蒙人了!他想接见马戛尔尼,而又不愿被马戛尔尼接见。然而他事先曾巧妙地派人对英国人作过试探,他是在获得对方同意之后才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这真是一堂出色的外交艺术课。

  说到名片,当时在中国十分流行。(现在,名片又开始在人民中国大量出现。这是受了使用名片成癖的香港、日本和韩国商人的影响。这一习俗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中国。)

巴罗挽回了使团的面子,他强调总督的名片很大,同马戛尔尼应受的礼遇相符:“总督送给英使一张用大红纸做的巨大名片。把它打开的话,足可把房间的墙都盖上。”

“驾驭远人之道”

  就在总督、钦差和英使交谈时,一名驿卒正快马加鞭地把皇帝的一封谕旨送给梁肯堂和徵瑞。如果马戛尔尼知道圣旨的内容,那他一定会感到震惊的。“总督职分较大,若该督与贡使偕赴热河,恐该贡使益足以表其矜傲。”因此,这位可敬的老人被建议去监督永定河治理工程。“是亦驾驭远人之一道”。这是一名出色的鞑靼骑士的行话:抓那困住马嘴的笼头牵着马走,软硬兼施。

  不过,考虑到不同的风俗习惯,乾隆在同一封谕旨中对磕头问题似乎表现得很通融:“倘伊等不行叩见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以勉强。”

  原先对英国人非常严厉苛刻,现在又这样放松,这不令人吃惊吗?中国皇帝是否放弃皇家礼仪了呢?根本没有。他善于区分主次。他的宽容只限于对他的象征物的态度?在圣旨或皇帝赏赐的宴席面前,在香案或钦差大臣面前都可以不必叩头。乾隆愿意放弃这些象征性的礼仪,因为这些礼仪的意义显然对智力低下的西洋夷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些情况马戛尔尼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原本会引起多大的麻烦,那么可以想象他定会感到吃惊和沮丧的。

  乾隆以尖酸刻薄的幽默口吻训斥徵瑞说:“试思该使臣向徵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如果夷人磕头的话,并不是冲着钦差大臣,而是通过钦差大臣的躯体,向皇帝的灵魂磕头。而如果在不知道他磕头意义的情况下磕了头——磕头表示顺从完美无缺的天朝制度,表示归顺天朝文明——这对英使来说,也同样没有任何荣誉可言。难道一只装模作样的狗向你致意就变得高贵了吗?

  不过,乾隆后来在给这两位官员的信中又作了修正。他把马戛尔尼比作安南君主。后者虽是国王,但心甘情愿地顺从中国礼仪,在一道简单菜肴前也磕头。马戛尔尼不是国王,他只是一名贡使。因此,他应该尊重钦差大臣。

  乾隆的指示不断地在苛求和宽容之间摇摆。苛求,因为夷人“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宽容,因为应该让外国人随他们的“习俗”,俗——粗俗的礼貌——,和“礼仪”不同,礼——成为仪式的礼貌的最高形式。只要没有在天朝熏陶过,夷人就没法掌握它。

  罗广祥神父曾给吉涅骑士写过一封信。当时后者还认为自己是法国国王驻广州的代表,而路易十六早在七个半月前已被砍了脑袋。罗广祥神父在信中写道:“英使马戛尔尼的船队已到天津,有六名传教士已被召去热河”确实,8月7日,和珅在热河召见好几名最有能力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是一些钟表专家和精通天文地理的人。他们之所以被召见,是因为他们精通西方事务和西方语言:皇帝也在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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