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觐见那天的早晨

 《停滞的帝国》

(1793年9月14日)

  9月14日星期六,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马戛尔尼将马上能同皇帝谈话。但他已预料到这次会见并不能促进他的使命完成。因为他将不是单独被接见。接见仪式倒像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一揽子接见。

对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中国方面未作任何报道,只在《清实录》中稍稍提了一下。沉默也说明了问题。在6名当事人——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温德、赫脱南和安德逊——中,后面3位只在开始时在场,他们尚不能被排入圣人中的圣人的行列。

摸黑赶路的队伍

  “拂晓3点,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

  安德逊是这样描写的:先在住宅院中整队。院子的走廊上挂着灯笼,自从马可波罗把它们从中国带回欧洲后就被称为“威尼斯灯笼。”“队伍离开了灯笼,黑暗就几乎使我们彼此都无法看见”

  然而中国人是很善于用灯照明的。同黑暗搏斗的安德逊几次提到了“官府内照明灯火的数量”。他还具体地说:“这些灯足以照亮某个欧洲王宫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文学中常常见到描写“被灯笼照得犹如白昼的行进队伍”。队伍到了皇宫大幄附近,马上就灯火辉煌起来。

  中国人为什么要让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像瞎子一样互相碰撞呢?其实只要请几个人拿着火把照一下就行了。难道这不是一种刁难吗?这难道不是朝廷以此来对叩头礼上作出的让步要求对方加倍偿还吗?

  尽管天黑,本松中校还是把队伍在大使乘坐的轿子周围整好。“但这种努力没有奏效。”轿夫实际上是在按习惯一溜烟小跑。安德逊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飞跑着才能赶上他们。轿子在苦力们小跑的步伐中在黑暗里钻来钻去。

  最糟的是家畜造成的混乱。“或许是被我们美妙的音乐所吸引,或许是纯属偶然事件,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使我们的队伍乱成一片。”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曾在北京住过的巴罗说:“在北京,一过晚上5、6点钟,就见不到人影,但会遇到许多猪和狗。”

  一直保持尊严的马戛尔尼避免提起这些意外事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行程约3英里。”像中国的史学家一样,他也故意不提某些事实。但仆役和士兵却把他出卖了:“步行的人跑得气喘嘘嘘,骑马的想到刚才在黑暗中奔跑还直后怕。”4点左右,英国人到达宫前,队伍已乱成一团。“想设法让我们出洋相,这实在是极端可笑,因为天黑,没有一个人能看清我们。”

  大使步出轿子,托马斯拉着他大衣下摆,其余官员紧随着他。“四周都是人群。士兵遵照命令在短笛和鼓声中马上就回去了。”仆役们也是如此。他们大约会问为什么要来。

贴身男仆安德逊也退场了。真遗憾。因为他目光敏锐。

“等待异常事情”

  亲眼见到皇帝驾临的赫脱南接着写道:“中国的礼仪要求大家恭候皇帝驾临,至少需要几小时。这就迫使大部分朝臣在皇宫前搭的帐篷内过夜。”

  鞑靼人的帐篷呈拱圆形。它不是用直杆支撑的。“而是用竹子非常艺术地编在一起支撑的,然后盖上厚厚的毛毡。其中有一个帐篷比其余的要高大得多,用黄毡盖成,铺着地毯,彩灯和花环光彩夺目。中间是皇帝的龙椅。”

  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在帐篷内进行。恭候皇帝驾临的帐篷,皇帝受人朝贺的帐篷。皇帝不在宫内,而是在营地接见,他在热河又重新变为满族鞑靼人的可汗了。

  特使和他的随行人员耐心地在附近一个小帐篷内等候。“一群鞑靼朝臣用手指着我们,并用习惯的粗鲁方式碰碰我们。中国汉人相对地说比较有礼貌。”奇怪的评语。这些中国的主人——人们那时把他们描写得与中国汉人截然不同——因为淹没在汉人之中,今天却被汉族同化得无法区分了。

  至少英国人对朝廷可以有个大概了解:皇帝寿辰时所有人都在。有全体鞑靼亲王,好几位总督,道台府台,各种各类戴着不同顶珠的官员,连同他们的仆役,共有五、六百人。外加士兵,演员和乐师。好几千人一起恭候太阳和皇帝同时出现。真是一派节日气氛。

  英国人并不是唯一的外国人。“有人指给我们看另一些肤色黝黑的使臣,他们也是在这天上午觐见皇帝。他们头上包着头巾,光着脚,口中嚼着槟榔。中国人不太精通地理,他们迟疑着,只能用中文告诉我们这个使团来自哪个地区,我们猜测大概是勃固。”

  这就是关键所在。有幸参加集体觐见的人并不像赫脱南所说的都是“大使”,他们是专程来为皇帝生日进献贡品的。中国人也搞不清他们究竞从哪里来!

  日出半小时后,一名骑兵过来,大家都站好了队。一片寂静。远处传来了音乐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在等待发生异常事情时特有的表情。”

  赫脱南态度冷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位亚洲君主的奢侈肯定会在感观上,进而在东方迷信的百姓心目中产生强烈的印象。”赫脱南本人在这位君主面前也非常东方化了。

  几位身穿黄袍,骑着白马的大臣率先到达,下马后站在大幄旁,形成了一堵人墙。马上传来了音乐声和侍卫的吆喝声。终于皇帝驾到。他坐在一乘全是包金的,无盖的肩舆中,由16个人抬着。一些大臣和主要官员尾随着。

  当皇帝经过由朝廷官员们组成的人墙时,全体人员下跪,连连叩头。英国人单膝跪地。

皇帝进入大幄,王公大臣紧随其后,接着是各国使臣,包括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和李先生。赫脱南被告知停留在入口处。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呼吸新鲜空气了:“太阳刚刚升起,照亮了这座广阔的花园,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早晨,由柔和的器乐和洪亮的饶钹伴奏的庄严悦耳的国歌声打破了大自然的宁静。”

镜头定格

  安德逊和大使侍卫返回住地。温德、赫脱南以及随行人员中的其他人都在圣殿大门外停了下来。让我们用慢镜头来细看一下他们的活动吧!先着用好几部摄影机拍摄的几组镜头。

  安德逊谈到了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穿戴:他们身穿长袍和外套,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打扮。并没有产生追求别致和光彩夺目的效果的打算。英国人懂得:中国的高官要职是与长袍联系在一起的。它遮盖身体的外形,同野蛮人或低践的苦力区分开来,以突出地位与职务的显贵。

  他们见过朝廷显贵们的长袍,胸前绣有金色圆形纹饰。大臣和亲王的长袍后背有方形纹饰,他们注意到凡穿黄色上衣的人属皇家血统,或享有特殊的恩准。因为任何中国人没有获得皇上特殊的允许是禁止穿黄色服装的。他们也会区别孔雀羽毛,一、二、三根,插在玛瑙管内。表示皇帝的恩典。“能获得陛下恩赐的三根羽毛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在西方,这类服饰的语言已逐渐消失了。但在18世纪时很普遍,本世纪在军队,大学,司法机关,或教会中还残留一些痕迹。

  马戛尔尼利用他所带的衣服”“来表明他很尊重东方习俗”。斯当东也效仿他。马戛尔尼是这样写的:“我在绣花天鹅绒衣服的外面再套上一件巴茨骑士的外套,缀以该级勋位的饰物——颈饰,金刚钻石,星章。乔治爵士同样也穿着绣花丝绒衣服,外面套上一件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深红色绸长袍,宽大而飘逸。”

  英国人尤其受不了因他们的紧身外衣,套裤和长袜引起的一片笑声,这一下真成了他们的绰号所说的“鬼子”了,因为在中国戏中,只有鬼怪才穿紧身外衣。斯当东把中国人对欧洲服装的嘲笑归因于中国人的廉耻心理——一个永久的特点。“中国人对体面的想法是走得很远的。他们只穿宽大下垂的衣服,把身体各部差不多都掩盖起来。他们一见裸体或虽有遮盖却露出人体的曲线的画像或雕塑都会发怒。”

不准有裸体——要么就是春宫画。那些最色情的雕像也必须把缠足金莲掩盖起来。中国唯一能全部裸露的人体像是医生用来检查——既不可摸,又不能看到裸露部分——有求于他们医术的妇女身体的塑像。

在朝贡的王公中间

  接见前的等待,马戛尔尼把它缩短到“1小时”,少说了2小时。各种证词核对后表明:使团是凌晨3点离开住宅,4点抵达皇宫,而皇帝是上午7点才进宫的。礼宾上要求这样的时间差,而这也是中国的习惯:等的时间越长,荣誉越高。最小的官员对待求见者就这样。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自尊心使他们很难承认觐见前等了3小时,可能他们也不希望太挫伤英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在这等待的夜间,王公大臣,高级官员同样都着急万分。特使和副使都没有提他们与前来进贡的使臣们呆在同一个帐篷里。

  然而,马戛尔尼刚到澳门就已经知道这令人不快的混杂情况。因为3月24日的一份诏书就说:“该贡使等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宴赉观剧。”广东是5月份知道这条消息的;它使公行里的行商大为惊愕。东印度公司的人不会不知道这消息。也无法向大使隐瞒。在读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叙述时,大家还以为他们是这次盛大节日的唯一主角。小斯当东玩得很开心,话也多:“使团和从各处中国属地赶来庆贺皇帝大寿的王公混在一起。”这孩子有多蠢呀!

他的父亲对一切能满足英国爱国心的东西十分在意。他倒发现了一个他认为是贸易吉兆的细节:“好几个朝廷官员穿着英国呢料服装,而没有穿中国人觐见皇帝时必须穿的丝绸或毛皮服装。这次特别允许在朝廷内容英国呢料是对大使的一种荣誉,他们还设法让大使阁下注意到这一点。”拉弥额特神父对这种傲慢的言论不以为然:“早在这次出使前,欧洲的所有料子都已被允许在宫内穿了。”

真证人的伪证词

  人的数量也是对皇帝表示敬意的内容一。平日这些被人前簇后拥的大人物这次也混在朝臣的人群之中。斯当东十分精彩地写道:“在皇帝陛下面前他们失去了尊严。”

  没有一个人对浪费时间表示奇怪,他们等着日出,难道豪华富贵还没有使这狩猎民族的习惯消失吗?主要是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在北京,恭候觐见的朝臣们必须要在半夜到宫门前等着,而皇上只在黎明时才能出现。

  然而,有人给马戛尔尼介绍了几位人物,这些人出于好奇拜见了大使;“皇帝的一位弟弟,两个皇子和两个皇孙。”其中一位皇子是以后接乾隆位统治天下的嘉庆皇帝。在阿美士德使华时,这位真正的目击者作的伪证在叩头的争论中起了很大作用。那种缓慢的压抑过程主要是在他身上进行的,最后竟成了官方事实。

  大家随便聊上几句。和一位住在里海附近的属国君主谈了谈。他显得比别人更懂一点欧洲事务,他当然不懂那里的语言,但“讲阿拉伯语”。尽管一点不懂,我们的英国人却感到像是到了一个“较亲切的地方”。在蛮夷之间很快就能找到共同点。

  还有一位是老熟人,总督梁肯堂,他在天津迎接过英国人,后来皇帝派他去监督河防工程。”他努力使他的同僚分享“他对使团发生的好感”。

  至少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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