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阿美士德——被驱逐的使团

 《停滞的帝国》

(1816年-1817年)

  1794年12月,马戛尔尼在一封未公开的信里曾对他的使团作过乐观的结论:使团“使英国商人摆脱了一位丑恶贪婪的总督的专制统治,让他们受到另一位真诚友好的总督的保护……它为两国的友谊、为互相协商与直接接触奠定了基础”。

  “直接接触”从长远看难道不是使中国人认识错误的最好方法吗? 1795年2月,当荷兰人愤怒地离开北京时,马戛尔尼建议派乔治·斯当东爵士为驻华公使。不幸的是乔治爵士瘫痪了,这计划无法实现。不久乔治爵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接过了火炬,并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期间,英国听从了钱德明神父的意见,设法同天朝保持关系。乾隆的最后一份诏书

  1795年12月底,“锡伦彻斯特”号在黄埔停泊。船上装着许多礼品和信件:有国王给皇上的,有马戛尔尼给总督的,有东印度公司给海关监督的。但英国人不走运:总督已不是长麟,他拒收给他前任的信件和礼品;海关监督回答自己无权同外国人商谈。1793年秋天在位的人,在信件来往的时间里就已离开了舞台。

  国王给皇上的信却一直送到了北京。乾隆在1796年2月初写了回信:

  “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

  乾隆又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承认英国人没有损及中国的利益,但又强调这对战争的结局没有影响——中国并不需要英国人:

  “彼时曾接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今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这是老皇上所签发的最后一份诏书:他第二天就按1794年秋天在一份庄严的诏书里所宣布的那样逊位了:

  “明岁正届六十年……朕则春秋二十有五,始即位诞膺大宝,迄今八旬开四,康强逢吉,五代同堂……朕于感荷之余,弥深兢业……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上天垂象,理修省……日月薄蚀,缠度本属有定,数千百年后皆可推算而得……但元旦上元,适值日月亏蚀,实为昊穹示儆之景……明年元旦……不御殿,不受朝贺。”

  国家的迷信:在中国的舞台上换了演员。但他们演的还是同一出戏。而对蛮族来说,在这出戏里也有一个下跪的角色可演。

  嘉庆是乾隆五子,他仪表出众,性情温顺,所以博得了父皇的欢心。但从乾隆禅位至1799年老皇上驾崩,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了值得炫耀的权力。是否从这时起嘉庆就对礼节有了一种病态的爱好呢?或这只是因为缺乏权威而使用的保护自己的武器呢?宫廷生活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

  帝国遭受了种种危机。沿海盗贼横行。白莲教农民起义后又发生了天理教农足起义。闻所未闻的是起义者甚至在宫中找到内应,1813年攻入宫中威胁到皇帝的生命安全。

  更为闻所未闻的是英吉利蛮族竟说要在中国土地上站稳脚跟。以阻止法国人———他们刚侵占了葡萄牙--占领澳门为理由,海军司令德鲁里率当加拉舰队在1808年9月在华人与葡人居民一片嘲骂声中占领了该城。北京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组织了封锁,发出了最后通牒。澳门窒息了:英国人退出了该城。一次无谓的行动吗?比无谓要来得更坏:中国人认为英国人丢了面子;实际上他们使中国人害怕。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广州的商业也受到大大小小的冲突的影响,进行得很不顺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处在骄傲的自我封闭状态之中。在事实上是这样,在思想上更是这样。

胜者的使团

  而战胜了拿破仑后,英国人具有振兴商业的手段和需要。他们想再一次试试高峰外交的运气,23年的战争不就证明了马戛尔尼奉命去证实的一点:他们的国家是西方第一强国吗?英国内阁向北京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他们得到的回答表明对方毫不在意:“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怎样才能打破把马戛尔尼拒之门外的那种傲慢的孤立状态呢?英国决定派一个新使团,由贵族院议员、蒙得利尔战役胜利者的侄子和继承人威廉·皮德·阿美士德率领。他不如马戛尔尼经验丰富;但可让最有能力的专家托马斯·斯当东当他的副手,后者从孩提时起就一直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种种奥秘。再说他已在那里取得了成就!他已是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东印度公司执行机构——的主席。他熟知天朝的一切,从未被它所迷惑。可能他在设法为小时自己从事的流了产的事业报仇。

  中国人怕他。当北京获悉他将担任副使,就强硬地提出让他留在广州。他回答说他的国王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中国人接受了,但从此他们就提高了警惕。

  然而,斯当东同意东印度公司的谨慎态度。同马戛尔尼时一样,它也没有在使团中起突出的作用。年初,一份详尽的报告就寄到了伦敦:“自从1813年的弑君阴谋以来,中国政府变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接见外国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国人。如果某项活动只要略为带点儿指责,就肯定会失败。”要在广州与北京之间固定的联系吗?往北再开放第二个港口吗?斯当东在一个按语里写道:“这两点前一个使团提出时已遭拒绝,这次处理时应该特别小心。”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他的旅程只有马戛尔尼的一半,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斯当东和使团里的其他“广州人”会合。“几天之后,矫揉造作而语气傲慢的”允许向北直隶湾启航的命令下达了。

叩头或不叩头?

  7月28日他们到达北直隶。马上就提出了叩头(在日用英语里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的问题。阿美士德勋爵并无成见、他的顾问却意见分歧。使团的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斯当东则持相反的意见。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他坚持要把他的主张记入给勋爵的一份报告里:“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荷兰的经验不正说明了接受这种羞辱也还是无济于事吗?”

  英国的内阁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派人去北京是为了设法获得某种东西;叩不叩头则要看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则建议到广州后再定:既然要让人更尊重英国的荣誉,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玷污它。

  阿美士德之所以决定拒绝叩头,是因为他很快发觉他的使命是一场力量的较量。陪随使团的中国官员8月4日一上“阿尔赛斯特”号战舰就冷若冰霜。其中一位叫苏楞额,1793年在广州当过海关监督。无论提什么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甚至得不到答复。他们对摄政王的信非常反感,把它退回给使臣,因为信竟以“陛下,我的兄弟……”开头。

  阿美士德紧抓住马戛尔尼的先例不放。而中国官员发誓说他们亲眼见到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嘉庆的一道诏书上也这样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

  在天津,一张供桌上铺着黄绸,点着香。中国人在前面跪下。阿美士德仍然站着,慢慢地脱帽鞠躬。这奇怪的礼节后举行宴请,英国人也得盘腿而坐。中国官员不加掩饰地表示蛮族不会这样坐:不能让他们带着野蛮的样子去见皇上。阿美士德和他的随从答应下跪。马上中国官员请他表演一番。他拒绝了。斯当东想起了孩子的作用,建议让当扈从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侄子来表演。

  过了天津,又从另一方面来施加压力:使臣的随从人员太多了。然而这次只有75人,而马戛尔尼却有95人。但禁令是皇上自己下的。托马斯·斯当东报告说:“上谕是用朱笔批的。”中国官员提出遣返乐师。但已不可能!因为船又出海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又提出了叩头的问题。中国官员说:皇上不容许任何违巨礼仪的行为。阿美士德又采取了马戛尔尼的办法,提出由一位同他级别一样的中国官员在摄政王的像前叩头,同时他也向嘉庆叩头;或者让未来准备派到英国的中国使节向摄政王陛下叩头,中国人怒不可遏。阿美士德勋爵最后回答他可以下跪三次,每次俯首三次——这是托马斯见到他的主人在1793年所施的“得体的礼”。阿美士德拒绝作进一步的让步。

  在使团行进的路上,中国人又纠缠不休。有一次下起倾盆大雨,他们竟不让英国人坐轿子,说是“京城近在咫尺,坐轿子会损害皇上的尊严”。三位俄国传教士要求会见使团,他们也被撵走了。接着,他们又揭发东印度公司的两位专员斯当东和埃利斯,说他们是“商人”,没有资格觐见皇上。最后,又传出一条谣言:正在起草的一份诏书,说要驱逐使团。一位中国官员拿出一份宫内文件的抄本,肯定马戛尔尼勋爵行了叩头礼。

  而嘉庆自己在8月25日的圣旨里却说:“朕以远国小巨,未娴仪度,可以矜恕。”而只要“尽可能做好”就行。他手下的人极力巴结。正是由于这种热情,天朝的行政权力才摆脱了它的主子的控制。

皇上最后把自己的皇舅国公和世泰派来伴同阿美士德。和世泰接见英使臣时态度冷淡,不请他坐下;在谈到马戛尔尼所施的礼节时反驳说: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事在嘉庆年间不再适用。国公怒气冲冲地说:三跪九叩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去。“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

暴行

  队伍在8月28至29日的夜里到达北京:一切都未事先商定。英国人又脏又累,困惑不解。

  中国人让他们直接去紫禁城,几乎已是午夜了。英使要求把他们先带回住处。中国人闪烁其词:国公将要来。阴谋的迹象:在这不适当的时间,高级官员和亲王身穿朝服都来了。戏剧性的情节:“接见提前了;它将马上进行;只有使臣、两位专员和翻译马礼逊可进去。”和世泰突然来到;他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

  那时发生了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争吵,一群中国官员扑向来者强把他们拉去见皇上。有人推他们;有人硬拽着他们的胳膊往前拉;到处喊成一片。阿美士德抵挡着,借口疲劳、衣冠不整、时间太晚,抗议对使节动武;他说他拒绝叩头,最后要求大家走开。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龙颜大怒,要他立刻离京。就在当夜,使团就不得不走上归途。

   无法说的是一个蛮族的使臣竟拒绝叩头。连使臣会有这种念头这一点也说不出口。官方的说法找了另一个把他们赶走的理由。这份诏书是为档案馆写的,供后世了解情况:

  朕传旨开殿,召见来使。和世泰初次奏称不能快走,俟至门时再请。二次奏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不能进见:即谕以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今副使进见。四次奏称副使俱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进见。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

  准是怕英国人报复才这样做。应该纠正违背礼仪的事。只有无知的夷人才会犯错误。现在把他驱逐出去,但皇恩浩荡,并没有给他们别的惩罚。

相反,国公却受到了处分,是他让皇上遭到了羞辱。随同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按习惯做法,谁出了不好的建议就要付出代价:仆人哪能超越主子的意志?这是事后让英国人感到满足的做法。

撤出中国

  去的路途很艰苦;归途更是遭了殃:路的情况、中国人经常不知趣、陪同人员公然表示出敌意。甚至发现有人下令让乞丐坐在队伍经过的路上。埃利斯说这些人“到处乱钻,脏不可耐,处于半野蛮状态,身上带臭蒜味,挤着坐在又脏又破的床单上。”

  他们走的几乎是马戛尔尼的原路,但主要是走陆路。他们比1793年更感到中国人态度傲慢并无法表现自己国家的强盛。微笑政策被斥骂政策所替代。这次“撤出中国”整整花了4个月零8天。

  皇帝给摄政王的信在广州按习惯的隆重方式交给了使团,但并没有开辟新的前景:“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然而同1794年一样,因为担心产生不良后果,中国人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性法规。埃利斯写道:在黄埔,“阿尔赛斯特号船员高呼三声乌拉,这使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在澳门,奇怪的是两广总督让他的部队跨过了隔离半岛的工事,中国士兵竟在1817年1月28日来欢送勋爵动身。

  另一个安慰的举动来自特别委员会,就是说来自主张保持尊严的斯当东:“阁下受到的待遇和对方中止谈判的蛮横态度令我们也感受到侮辱。但我们要为后来发出的上谕向大人表示祝贺。这些谕旨表现了后悔之意,一位专制君主能这样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的结尾处又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

  这样的语言,我们在23年后鸦片战争前又将在同一位托马斯·斯当东的嘴里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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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第二篇:论各种不同的适宜的激情程度 - 来自《道德情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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