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鸦片换茶

 《停滞的帝国》

(1817年-1840年)

  介于外交官可怜地撤出和军人胜利进军之间的是鸦片商的阴险渗透。外交官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失败了。毒品走私者却从后院进来,一旦到了里面,他们就四通八达了。

  开始时,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大:填补西方贸易的逆差。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乾隆不是说过中国什么都不要吗?英国走私者却在中国人中创造了一种需求:一种像茶对欧洲人那样无关紧要的需求,但却不是那样无害了。私下进口鸦片补偿了官方出口的茶。

  鸦片毁了中国。它又摧残了个人。它的地下交易破坏了中国的制度,同时它又破坏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

  从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只翻了一番,但它进口的鸦片却是原来的4倍。钱从中国流出以支付腐蚀它的毒药。两条互不通气的线路:皇帝积累卖茶的收入;中国人输出货币以换取毒品。帝国动摇了;鸦片起了作用。当局知道这问题。

  1820年,广州总督终于向这一交易开刀了。为什么那么晚呢?可能他以现金或鸦片的方式从中提过成……他下令逮捕了中国的零售商。交易却在远离中国官方耳目的伶仃洋进行得更为兴旺。货物在那里安全地卸下。但总还要从广州转口,因此还要贿赂中国官员。

  从1820年起,市场迅速发展: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之间,还有同“私人”的竞争使烟价下跌;需求量也在增加。一位经销人说:“鸦片就是黄金,我随时随地都出售。”

  1832年,最富有的英国“私商”查顿(后来设在香港,现在设在百慕大和新加坡的世界最大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往北去试试运气。他的沿海船速度快,武器好,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隐蔽的小湾里直接出售毒品,他找到了新的顾主。销售额迅速上升了。

  马戛尔尼访华后40年,仍是外国的唯一对话者的两广总督在1833年质问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并提出了……人权问题:“我在本国禁烟,为何让奸商趋利而害我国民?”这样,这位文官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如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读了都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稍后,御使袁玉麟给道光的奏折中流露了这种不安:“自天朝之始,当未遭此大患。此毒毁民理智,损其肌肤;如爱之伤我心腑毁我家园。”刘鄂则写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

  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失败之处,走私者却成功了。说他们走私,这只是表面现象。英国在支持他们。当然不是全国;为了国家的名誉,部分舆论表示了异议:“一些人躺着,神色颓唐,脸上露出一丝傻笑。”回答则是:英国商业实行的最高社会准则:个人努力、自由经营;而鸦片则是它的关键。这足以使人停止谈论所有顾虑了。

  一向十分谨慎的广州遴选委员会竟这样写:“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两个使团的失败会强烈地促使我们懂得通过谈判在中国得不到什么东西。”战争就成了以其他方式表现的外交的继续。“中国老百姓受到官吏的压迫,苛捐杂税的盘剥,甚至会赞成用武力的方式来消灭束缚贸易的官僚制度。商务开放就意味着中央王国的灭亡。”外国可按中国人的利益发动对华战争。

  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人被濒于灭亡还死要面子的龙的要求激怒了,他们把毒品交易、争取自由的战斗、国家荣誉混为一谈,发动了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来反对满清帝国的最后势力。

鸦片侵害了中国的文明:由它激起的这场战争会让中国人相信西方人不是蛮族吗?鸦片使中国人沉睡:以它名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否会把中国人唤醒呢?

角逐前的良心

  1832年,胡夏米船长负有秘密任务清查马戛尔尼使团在1793年至1794年间观察的中国海防情况是否有效。一群作战用的帆船突然包围了“阿美士德”号三桅战舰,战舰把这些帆船都赶跑了。英国海军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艘商船进口。”胡夏米也发现“最好的港口——厦门、宁波——也总是只受到微不足道的炮的掩护,根本无法阻止敌人接近。”中国人的军事组织并未改变,海上入侵对他们来说仍是不可思议的事。皇帝有着10万满人组成的大军用来粉碎内部叛乱。沿海只有当地民兵和一些小堡垒:只够击退海盗的窜犯。

  1833年,伦敦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任命了一名驻广州的英国商务“总监”,并向两广总督派了一名驻广州的外交代表,好像马戛尔尼没有遭到拒绝而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

  内皮尔勋爵在1834年7月抵达广州,他的国书未被接受,并得到撤往澳门的命令。他拒绝了,总督让人封锁英国人。内皮尔开了枪。最后他只得往澳门避难,后得疟疾死在那里。

  中国人更坚信西方人是些长驻的人质和“纸老虎”。英国人开始理解马戛尔尼说的“如果忍耐失败的话”,没有一个像样的战争机制“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马戛尔尼是对的。然而还是准备再忍耐一下,要派第三个使团去北京。这次由托马斯·斯当东率领。后者表示反对,因为英国将会处于劣势。

  在这期间,贸易继续进行。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使广州的公行不知所措。它告知说:“如果夷人私人经商,怎样才能控制贸易呢?”西方式的个人负责的逻辑——有着1000个头的自由——使中国人大为惊讶。这些同一躯体的脑袋如何对付55间独立的商行和2000名英国的季节性的商人呢?独一无二的公行应该让位于谁也指挥不着并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买办中间商了。这样,英国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的资本家也有利。乾隆十分害怕的“奸商”人数大增,占了显要的地位。

  皇帝拒绝同西方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是否就会使一场侵略对抗成为不可避免了呢?而在对抗中帝国将被粉碎,中国将被瓜分,因为死死地纠缠于礼节,他是否就成了使王朝垮台和国家没落的千古罪人呢?马戛尔尼正确地预言了整个19世纪的历史:

  “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社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

面对总是以强国其实它已没有强盛的国力自居且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已越来越不耐烦。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要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通过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达到的完美是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可臻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领域。他们越来往,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伤害对方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互相撞击,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大辩论

  鸦片加速了撞击。1836年,中国的贸易收支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中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三都用于毒品。翰林院学士在1837年揭露了“岁漏银千万两,荼毒国人益众”。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社会同国家一样受到了威胁。儒家念念不忘的“治”更加重了对社会解体的忧患。御使袁玉麟还说:“百姓若仍沉湎于毒物,则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皇家水师的韩将军私运鸦片,从中提成。广州各大商行原先不愿插手这非法交易,这时也沉溺于这类买卖中了。

  “道德主义者”把鸦片视为“邪教”,它“毁我中华”并“把其降为蛮夷之列。”在他们的号召下,另外一些中国人则提出了“政治的”理由:禁烟只是空想;真正的问题所在是银源外流;所以应该对进口鸦片课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或者内地种烟。面对无法控制的毒品入侵,中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就像今日席卷美国的这场辩论一样。不同的是现代的贩毒不再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皇帝无所适从,在1836年5月让讨论此事。“道德主义者”占了上风。1837年,广东巡抚逮捕了2000名零售商,关闭了所有的烟馆。有名的文人林则徐是“道德主义”派的信徒,他说过这段惊人的话:“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1838年12月,皇帝授林则徐钦差大臣,赴广州,享有全权。他把中国引向了战争。慑服烟民烟商,这就是上面的指示。同夷人作战,那根本不可能。北京的朝廷从未考虑过这政策在外部引起的后果。外面仍然是不存在的。

  1839年3月,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开始工作。他要求西方人报明有烟实数,然后加以销毁。6星期后,他让人在广州对面的虎门滩上当众把20619箱鸦片倒入生石灰坑中,——共烧毁鸦片两千吨。这些措施给了外国人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新任的英国领事查理·义律平静地组织抵抗,他设法争取时间以从欧洲和印度请来援军,同时还要处理种种加剧紧张局势的事件。

  林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时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因明知鸦片之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当不可移害,况中国乎?……外国所必需者,易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且闻贵国王所都之 吨(伦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

林则徐和伦敦并没有把问题放在同一平面上。林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一场反毒品的斗争;伦敦却认为这涉及到经营和经商自由这一神圣权利问题。

托马斯·斯当东的威信起了作用

  1836年,托马斯·斯当东用一篇短文排除了一场武装冲突。到1839年,他的感情演变了,他认为“中国不断向英商挑衅,后者便占了理。”在议会和在私下他多次告诉外交国务大臣帕默斯顿:这时不要采取权宜之计。他说林的行为“粗暴”“卑劣”。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在导致战争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满意。

  经过几次炮战后,1840年1月林则徐不让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港,并禁止同英国人的一切贸易。在伦敦,以贾丹为首的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动员起来了。王国的所有工业城市都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听到焚烧鸦片的消息时,帕默斯顿叫嚷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又一次在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面对林钦差的过分举动,我会采取当年随同阿美士德勋爵时的相同的做法。中国人曾威胁说如陛下的使节不同意叩头就要怪罪于我,要阻止我回国,甚至要给我上肉刑。我建议阿美士德勋爵拒绝了。我们确是被赶出了北京;但从中国返航时,我们却受到了比荷兰使团多得多的尊重。而这个在马戛尔尼之后去中国的使团却屈膝同意了叩头。一直指导行动的思想就是态度坚决。”

  同一天,历史学家麦考利劝告英国人“记住古罗马的先例,他们的公民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罗马公民权的保护。”

  格莱斯顿谴责了政府和多数派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战争的议案在投票通过时只获得了5票的多数。

  英国仍在争论不休:关于鸦片的可恶、关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权利以及贸易权等。英国是议会制国家,有一个政府,还有一个反对党。托马斯·斯当东平静地指出:“我主张的政策在第二年反对党掌权后还是一成不变得到了执行。”经过了很短的间隔,全英国都同中国交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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