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 耀武扬威

 《停滞的帝国》

我们现在的对华关系为英国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很大的活动余地。我们的传教士、商人与士兵以后可以到达至今一直禁止我们去的地方。

托马斯·斯当东,1846

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战舰、由4000士兵组成的舰队从孟加拉抵达广州口外海面。它没有在那里停留很久。舰队司令懿律同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一样想同北京谈判。8月11日,在马戛尔尼登陆47年后,他在天津大沽港靠岸,向北京政府转达了伦敦的要求:赔偿销毁的鸦片,但主要是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这些都是马戛尔尼曾提出而遭到拒绝的条件。皇帝作出让步的姿态,指责林则徐,派一个主张毒品合法化的琦善为全权代表。英国人先退回广州,然后再对他们的抱怨正当处理!

西方破门而入

  这位善于妥协的魔法师同懿律所达成的协议将被双方所否定。皇帝认为敌人仍然是“纸老虎”。不是有人使他相信“茶叶大益,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从为命”吗?

  伦敦则要获得更多的好处。濮鼎查代替了懿律。舰队又向北出发。当他们占领了宁波等三座城市后,皇帝才如梦初醒:他任命一位皇侄来阻止夷军。他做了一个梦,说他会取胜:他让士兵只带刀剑。英国人对清军的进攻以杀伤力极强的枪炮回击。三次战斗,三次失败。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四千病魔缠身的“洋鬼子”,远离他们的基地,竟能击败自己的二万精兵。

  英国人知道中国人首先要保卫北京这块空地,就把自己的基地设在舟山群岛。

  1842年春,他们沿长江向南京航行。南京是主要经商道路的交叉口,又控制着大运河,即控制着北京的供应。他们要直捣中国的心脏。

  中国的武装力量彻底瘫痪了。濮鼎查向中国的将领表演了一下他炮兵的威力,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像是一个世纪之后东条将军遇见广岛的原子弹一样。1842年8月19日,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大炮取得了商人与外交官很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设立临时代表、固定关税、废除公行、西方官员同天朝官员一视同仁、割让香港等。50年之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从朴次茅斯出海时就是想获得这些利益。

  鸦片呢?中国人将为1839年销毁的毒品赔偿1500万两银子;不言而喻,鸦片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托马斯·斯当东后来写道:“1843年4月,我提出若我们官方允许这方面的走私,那就违反了所订的条约,并会在短期内引起新的决裂。但实际上北京却把这种交易合法化了,就这问题进行谈判就是多此一举了。”这样,英国人良心上的不安也就消除了。

由双方同意,通过思想和技术方面的逐渐进步来从事和平合作,这样原可得到的东西能通过战争强加于人吗?门是被部分地打开了,但那是破门而入。马戛尔尼就曾担心过这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唯一的集体愿望是把门关上并把入侵者的手指夹在里面。

三人玩牌

  “一旦我们了解中国民众与土地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就会明白这个民族具备一切震撼世界的条件。如果出现了一位思想开放、决心大胆地同旧传统决裂以让他的人民开始取得西方那样的进步的皇帝时,这种改革的事业就会大步地前进。”古伯察神父在19世纪80年代作出的这一判断同马戛尔尼、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作出的判断完全一致。

  这位思想开放的皇帝并未出现。满清皇朝面对外国的要求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并不断爆发出仇外情绪。“改革的事业”设法直接经过人民来实现;但这种民族主义是用连续革命的阵痛来“唤醒中国”的。从此,这副牌就由三方来玩,它们是:满清王朝与天朝官僚制度紧密结合建立起来的权力、群众中的民族主义和西方。这种可怕的三者结合把中国卡住了。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充分控制这个国家并把它引向自己所需的道路上去:三者的冲突把这个国家关闭在不发达状态之中。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相反力量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产生了大动乱,而它们的冲击波至今尚未削弱。

  面对西方人一再提出特权要求,中国官僚政权学会了一种新的规则,即消极抵抗。人民学习了解洋人,学会了利用并蔑视他们。道光的继承者咸丰不再宠幸南京的谈判者,希望官僚机构瘫痪。欧洲人却并不感到担忧:他们发现这样有利于采取新的武力行为。

1857年威胁到洋人利益的骚乱为此提供了借口。1858年春,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出现在天津洋面。北京不加讨论就答应了第二个“不平等条约”:又开放了11个港口,海关由一位西方人领导。马戛尔尼没有提出而在皇帝的答复里提到的“第七项要求”终于也得到了满足: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获准在内地传教。他们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必要时还受军队的保护。这样他们再也摆脱不了坐军车去或再去中国的指责。后来宗教职务的品级竟同中国官员的级别一致起来,主教与总督同级。钱德明与罗广祥神父提倡的谦恭忍耐早已烟消云散了。

洗劫圆明园

  数月之后,北京违反了天津条约,几位英法谈判代表受刑遭杀。这下西方军队要打击头部了。1860年10月13日,尽管城头军民挥舞着神旗神符,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还是进入了北京。两种文化的撞击:面对额尔金勋爵和库赞-蒙托邦的装备良好的军队的是一些纸龙,抵挡炮弹的竟是一些符咒。

  5天之后,入侵军队闯进“夏宫”。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特别是众多建筑中有一座由德国耶稣会士建造的模仿凡尔赛的宫殿。马戛尔尼曾枉费心机想在那里显示英国科学的先进。士兵见到抢来的财宝都目瞪口呆,但发现其中有着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西方在毁灭东方时也在毁灭西方。更为严重的是长时期地毁灭了能有助于东西双方互相受益的友好交往的可能性。

  在整个欧洲都兴高采烈之时,一位逃避另一个帝国流亡在外的西方作家却明白了这辉煌的战绩意味着对文明的亵渎。

  “在地球的一隅有过一个世界奇迹:它叫圆明园,一个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用大理石、玉料、青铜和瓷器建起了一个梦一般的世界,外面镶以宝石,裹上丝绸,这里是圣殿,那里是后宫,后面是城堡,放入众神与鬼怪,涂漆上釉,贴金抹粉,请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千零一个梦境,再加上园林、水池、喷泉、天鹅、白鹃与孔雀,请您想象一下人们幻想中的光辉夺目的桃源世界吧!

  “创造它需要多少代人的辛勤劳动。可以说希腊巴台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和北京的圆明园……

  这一奇迹消失了。

  “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同这些连在一起的是让人不得不想起巴台农神庙的额尔金这个名字。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我们所有教堂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伟大壮丽的东方博物馆。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上,两个强盗之一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则是英国。但我要抗议!

  “法兰西帝国装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势,成了圆明园的珍宝陈列所。我希望终有一日摆脱了束缚并清除了污垢的法兰西将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在这之前,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我记下了这笔帐。

  “先生,这就是我对这次远征的赞扬。”

这封罕为人知的信件出自维克多·雨果之手。

无法愈合的创伤

  显然,雨果把圆明园说得过于富丽堂皇,把西方的罪责都推到小拿破仑的身上,夸大了“白人的哭泣声”。罗马遭笃信天主教的查理五世的洗劫,路易十四蹂躏过巴拉提内特,无数的战争中发生过无数这类勒索事件。中国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但雨果却完全意识到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上这次创伤的严重性。

  这次新的胜利后,又在北京签订了第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又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西方炮舰可以沿长江而上1000公里。最后,最令人痛苦的一项条款里互相交换常驻代表。叩头就完了!在马戛尔尼提出要求后只用了67年时间,他们就同意了遵守国际惯例。西方人不再是“纳贡的夷人”,并将派外交使团到为此而设立的总理衙门。

  这样从一开始就支配中外关系的不平等就取消了。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些用武力强加的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呢?哪个条约不是不平等的呢?在西方人的思想里,条约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而用一种持久的权利状态来替代,它制止了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破坏性逻辑而回复到建立平等关系的和乎逻辑。相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与属国之间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感到的不平等就是人家把平等强加给他们。命定的附庸同合法的君主平起平坐,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事!

  这种变革使中国人的思想难以接受,所以久久不能得到实施。它弄乱了一切对生活的看法。它把理性强加给了中国人。它让中国人放弃了造成幻觉的思想。但它又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受到了伤害——就像一个小朋友想用拳头告诉一个性格孤独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人那样。中国人只有通过起义、仇外以及内战才能治愈他们受到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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