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对考察对象还缺乏研究,或因事实材料的不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面面俱到,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与政治家犯的许多错误,在错的过程上很相近。一个有理论根基、头脑机敏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一个经验主义者对天气的猜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虽然后者有时偶尔也有猜对的时候。但如果一个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条鲸鱼上面的,他的研究和勘察会有什么结果呢?然而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斯大林从没有上升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论的高度,他只是在口头上利用一些「差不多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实际行动中,他从来是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偏见作出发点。

   但这正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法:斯大林的许多偏见,在革命低潮时代,却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扮演着他主观上并不想干的重要角色。那庞大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看中斯大林的,恰好就是他的经验主义,他的贪求权位,他对原则的满不在乎,所以他成为官僚制度的领袖。官僚制度炮制了斯大林的神话,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神话。这就是为什么和怎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那些顽强而绝对平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处在三四流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的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的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活的时代,在共产国际被削弱、苏维埃官僚制度发生广泛的蜕化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说到斯大林,正可以说:「他的缺点,帮了他的大忙」。阶级斗争的内在规律,使斯大林乘时而起,靠什么呢?靠理论上的贫乏,靠政治上的随波逐流,靠不讲原则。简单地说,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许多缺点,在特定条件下,在苏联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派政治传统"解放"出来的时代,使他变成了国家级大政治家。

  中国革命检验了斯大林的新作用,当然,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的。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党内和社会上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的帮助,更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间接但非常实际)的帮助,斯大林自动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因此变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的幕后主角,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明确地把他的立场和方法展示出来。在这股潮流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而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的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还完成了孟什维克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处是:孟什维克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们受到列宁派攻击以后,就企图把被他们欺骗的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对此,他们必须马上并且公开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而斯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苏联政权所掩护,而且打着列宁的旗帜。1917年夏天,孟什维克藉资产阶级的手来镇压列宁派,以巩固自己在工农代表大会的地位。1927年的冬天,斯大林自己动手,迫害党内残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左翼反对派)。1917年资产阶级对列宁派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打的粉碎;斯大林的镇压,则从革命退潮中汲取力量。为什么斯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也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这就是原因。

  最近,斯大林的政策有了一个左转弯的突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小插曲里面(这个左转弯的意义虽大,仍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关系,才以为牠与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是绝对矛盾的。革命的衰落与牠的高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潮时,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对自己踩在叛变深渊的边缘,感到惊恐。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斯大林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的边缘。前面是无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敌人,后面是不久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在中间挣扎着。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是外力推着你动」,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的蜕化变质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中的革命倾向还根深蒂固,所以官僚机关从「热月」政变(注九)的深渊边缘,在政策上向左转,马上就获得了广大的拥护,和保持这种政策的力量。这个左转弯,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正因为经验主义者斯大林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危机的严重。这种左转弯的理论,还是我们替他准备的。但是,他祇能够胡乱利用左翼反对派的一些零碎提议,一些个别的,与整体割裂开来的口号。这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剧烈的向左急转弯,并不改变官僚制度蜕化变质的基本演进过裎,也不改变斯大林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宏大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思想。一个人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独立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的理想位置,是当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并且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清楚,这个位置已经在发挥独立的政治影响。列宁从没有把斯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待。
在1917年以前,要是没有党内一流的大哥大姐们提携,斯大林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通常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列宁与斯大林从没有过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冲突,如同他和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李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从不曾坚持他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每次与列宁发生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暂时走开,等待时机。正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有组织上与精神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列宁对于斯大林的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亲密战友,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对于这项共同的事业,那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供献了自己独有的知识,都发挥了各自的创造力,都是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人,特别是在他清除布哈林的右派集团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对国际事物的观察力,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不能提出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自从列宁死后,官僚机关的重要性就变得无比巨大。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官僚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在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狭隘性相结合的可怕产物。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不可救药的。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彻头彻尾地渗透了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就是用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在过去几年里指挥中国人民的斗争。扼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人,正在我们眼前,准备扼杀萌芽中的中国第三次革命。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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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九 Thermidor--法国大革命后,行革命历,「热月」相当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当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热月」九日,罗伯土比尔革命政权被推翻,开始反动。俄国左派反对派文件中习用此词,借以喻苏联斯大林派对左派的反动。--原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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