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暴虐酷杀

 《铁血卫队》

●蓄谋已久的血腥屠杀

●一项重要的惩戒措施

●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上,一片废墟

第一节 肉体上消灭

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不只因盖世太保和保安情报处分子在阴森可怕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累累罪行和党卫军武装部队的作战骁勇而遐迩闻名,它还是负责清洗所有在思想上与纳粹政治为敌的人的德国各保安机构和情报机构在东方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工具。

党卫军杀害的人有150 万至200 万之多,其中有斯拉夫人、茨冈人(不包括犹太人)。这场屠杀不是偶然的,它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恐怖活动的镇压行动或对游击队活动的遏制行动。这场血腥屠杀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36 年1937 年,即在德国人燃起战火之前,这一屠杀计划就已确定了。

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他们根本无权活在世界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给德国主子作奴隶,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而且苏联人、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须毁灭干净,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们的发达工业的设施力求要加以拆除,运到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许从事农业,以便生产粮食供应德国,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纳粹头目们认为,欧洲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

1937 年1 月15 日至23 日在柏林召开的确定党卫军和警察的性质和使命的一系列会议上,海因里希·希姆莱明确提出了希特勒在以后数年内推行的第三帝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他首先强调了布尔什维克给帝国带来的威胁(1941 年6 月22 日之后,他经常这样说),并指出共产主义势力的危害性不只是在军事方面,更为严重的还是表现在思想方面。他说:最令我们担忧的是国内安全。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说的敌人不只是指军事意义上的敌人,而且还指思想上的敌人,每当我谈到“敌人”一同时,我是想借这个词指我们的天然敌人其大本营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犹太共济会。这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威胁只会来自俄国。受犹太布尔什维克集团控制或影响的国家和民族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是对我们的永久性的威胁。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一种下等人组织,它完全受犹太人控制,代表着一种与雅利安人所热爱推崇的事业迥然相反的思潮。这是向最低贱的人灌输的邪说,它正在成为他们的宗教。再过20 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会成为一种邪恶的破坏性的宗教。它扎根于亚洲,并将危及全世界。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结束这次关于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如需要,甚至可以发动预防性战争)问题的讲演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夸大其词地阐述在后来10 年内鼓动德国人作战的神秘方案:消灭那些正在联合起来与人类文明的唯一占有者和白色人种的领袖民族日耳曼人为敌的全世界下等人,他又说道:我要求你们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我们要做的不应是讨论德国应不应该奉行某种对外政策,而是要为消灭那些正在联合起来与北欧人和日耳曼人的中心人类文明的占有者德国为敌的所有下等人而战斗。未来的几十年将意味着我们作为其领袖的白色人种的存在或不存在,我们确信,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这种时代每隔2 千年才会出现一次),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时代。

目标是明确的,可怕的,邵就是消灭全世界的下等人。换言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种族屠杀。

1937 年1 月将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种族大屠杀的头就产生于这个时候。然而,这次行动并不单是针对犹太人,至少不单是针对德国的犹太人的。

1939 年8 月22 日,也即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翌日,希特勒向簇拥在他周围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对波兰的觊觎之心。他向他们说:“波兰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希特勒向希姆莱发出更明确的指令:“绝不可使波兰复活,为此,必须消灭波兰的贵族,消灭从小学教师至专家学者的波兰知识分子,这样,波兰人就会沦为奴隶,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希特勒还表示,他现在还不想灭鲍犹太人,犹太人现在甚至还应受到相对的优待,他进一步说:“应采取紧急的但并非是最终的措施,反对波兰的犹太人,即反对作为波兰犹太民族的300 万波兰人。”

希姆莱由此得出结论:“东方属于党卫军”。党卫军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东方将是“日耳曼狼”的猎区,它们将在那里散布死亡,使之充满难闻的尸体腐臭气味。

希姆莱立即委托海德里希着手组建特种部队,以控制被德军占领并已划归第三帝国版图的重要地区。事实上,这些特种部队的雏形已经存在。第一队建于1938 年。当时正值奥地利合并到德国,他们在奥地利大肆抢劫,无恶不作,其行为令人发指。由特洛勃·伯格尔将军指挥的另一队在次年进驻苏台德地区,使其所作所为略有收敛。

对于波兰,海德里希决定成立五个特别行动队,给参与“白色方案”的每个进攻性部队配备一队,每一特别行动队包括五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约150 人。这样,每个特别行动队的人数就是750 人。特别行动队负有双重的使命: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秘密抵抗运动或游击地带的形成;二是负责组织情报活动,以配合希特勒提出的“将波兰从世界地图上抹去”的计划。特别行动队自9 月1 日起开始“扫荡”。他们的行动规模很大,以致遭到武装部队长官们的反对,一位陆军上将在写给参谋部的报告中这样说:繁重的重建工作因党卫军各部队的干预而变得愈加困难。他们负有特殊使命,不受地方军政长官的管糟和制的;他们到处插手,妄图搞独立王国,他们几乎在所有大城市大肆进行

杀戮。受害者是他们随意抓来的。他们的作法令人憎恶,不可理解。在好几个地方,他们的反犹措施引起了极严重的后果。

1939 年9 月8 日,国防军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曾因党卫军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扬言要每天杀死200 个波兰人一事向国防军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表示过愤懑。4天之后,卡纳里斯在希特勒的专列里与凯特尔交谈时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全世界舆论会要求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无耻的行为承担责任。”

党卫军保安情报处所属的各特遣队立即大干起来。随着德军在波兰的推进,海德里希命令下属开始抓人。他们抓走大批教师、大学教授、官员、商人、医生、修道士、地主等。例如,赫尔模佩尔普林教区的690 个修士中有518 人被抓,其中214 人被杀。该地区的政治犯被集中到索尔答沃的一个集中营里,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他们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处死。盖世大保对这些犯人通常施以“特别处治”,对外则说“他们在越狱时被击毙”。 600 余名波兰知识分子就这样在索尔答沃死于非命。

1939 年9 月27 日,海德里希在谈到党卫军保安情报处在波兰的行动时提到:“在我们占领的地区,波兰的杰出人物已只剩下3%了。”

制造此类凶杀惨案音,不只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还有一些民团部队。这些民团部队是由在波兰和西普鲁士的德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组成的。驻但泽的一支由纳粹大区书记福斯特指挥;西普鲁士的民团部队由党卫军准将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指挥。然而所有这些似乎并未使希姆莱满意。在他看来,被清洗的波兰人太少了。于是,这位帝国党卫军总监便在1939 年11 月中旬向波兰派遣了一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的增援特遣队,由党卫军上将乌东·冯·沃伊尔施指挥。该特遣队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海德里希告诉德军驻波兰参谋长爱德华·瓦格纳说,党卫军在波兰的政策将因沃伊尔施特遣队的进驻而进入一个新阶段。

10 月中旬,希特勒亲自向凯特尔谈了哈尔德后来称之为“有关波兰的罪恶性方案”。希特勒说;“要毫不留情地降低波兰人的生活水平,只要他们不致于饿死就行了。这样作是和我们主张的原则相矛盾,会引起激烈的冲突。”

1939 年12 月初,波兰陷于一片混乱。海德里希驱使波兰的犹太人向“犹太人区”迁移,同时又强迫大批的波兰人由西往东迁往设在总督辖区(由华沙的纳粹分子建立的波兰傀垒政府)的集中营。希姆莱则在这时,强迫原波兰境内的所有日耳曼族居民(包括当时居住在和德国人达成协议被苏联人占领的地区的居民)往西迁到德国在波兰领土上设立的但泽韦斯特普罗森、瓦尔泰兰德、奥伯施莱辛三省。

希物特勒最早的伙伴之一汉斯·弗朗克,被任命为驻华沙总督,他不得不向柏林要求增加4 万名官员替他维护总督辖区的秩序,黑衫队到处行凶作恶,以致引起了国防军的不满。上将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在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危害社会治安,败坏风纪,必须立即制止这种随意杀人的现象,”

著名的冯·莱西瑙将军尽管一向对希特勒忠诚不贰,也对黑衫队提出抗议。汉斯·弗朗克也参与其间,他向鲍曼告状,为的是让鲍曼向希特勒转述。他写道:“这是荒谬的。假如每有七个波兰人被杀我就要贴一张告示,则罄波兰之森林恐亦不足以为布告造纸!”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推波助澜。德军占领区军事长官格德·冯·伦斯德甚至向波兰人保证:“德军不把波兰平民视作敌人。德军此来是为保护居民的财产,保护居民亨有的公民权利。”暴徒的罪行愈演愈列,军人们的不满情绪也随之与日俱增。柏林的局势日见紧张。在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上校的鼓动下,德军参谋部的军官们要求“立即解散黑衫队,解除党卫军领导人的职务,以便尽快结束这种败坏德国人声誉的糟糕局面”。

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通知陆军的将军们说,黑衫队将继续存在下去,甚至还要加强对波兰人的镇压:“我们不能因种种合法和非法的道德说教而影响我们的战斗,在波兰问题上,我们的手段是应该和我们的原则相背离的,绝不能让一个波兰知识分子进入政权,要把大帝国的犹太人和波兰渣滓清除干净,”

1940 年9 月7 日,希姆莱在梅斯向“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作报告时,承认了他们在波兰进行种族大屠杀的罪行:“这没有什么神奇的,但当人们具有某种至上的信念时,当一个党卫军队员心中燃起圣火时,当人们专心于他们的事业时,我的党卫军队员们,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我们都是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我首先是一名党卫军成员,然后才是帝国党卫军总监。对于身着黑色或绿色制服的人,不管他是萨克森某小城的党卫军成员还是盖世太保成员或警官,你们都要支持他。但在我们之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展开批评,当我们的人离开波兰时,波兰人并没有怀念我们,我这是说的实情话。自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可以这样说。在某些地方,有时出现过翼正的游击队活动,这比我们通常进行的战斗更难对付。因此,我们需要士兵,需要经过思想训练的部队和人员,以巩固我们占领的地区,就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那样,我向你们讲一件事。在波兰,‘迁移’工作是在零下40 度的严寒中进行的,我们得把数十万波兰人赶走;我们的作法想必是残酷的,但我们不得不如此。你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事实,但要立即将其忘掉。我们曾无情地枪毙了数千名有身份的波兰头面人物;我们不得不如此残酷,我要对你们再说一次,甚而对你们大声宣告:在许多憎况下,带领一连人冲锋作战比较容易,而要制服那些没有教养的对我们怀有敌意的老百姓,把那些歇斯底里哭号的妇女从家里撵出来并把他们处决或流放,让德国老百姓越过俄国边界并保护他们,则要难得多,你们应该想到,安全部门或保安警察的行动,是我们总体行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如你们行军时必须携带武器一样。你们被人羡慕,是因为你们作出了成绩;一支部队如赢得荣誉,人们就会以警佩之情谈到它,它也由此而扬名内外。这在其它情况下是颇不容易作到的。自然,我并不想低估你们行动的价值,但在我看来,这种不被人理解、不事声张的行动,作起来是极困难的。”

第二节 德国军人们患了罕见的精神分裂症

保安部门马上就要在东方,在这次“无声行动”中大显黑手了。而这一次。犹太人将一批一批地被杀掉。巴巴罗沙行动,即向苏联的进攻正在准备着。为适应这一新局面,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着手扩编和改组特别行刑队。他组建了四个支队,其简要情况是:

A 支队:先是由党卫军少将施塔勒克指挥,后归党卫军少将海因茨·约斯特指挥,其任务是越过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向列宁格勒方向行动。它的总部设在加特斯契纳,在鲁萨和雷瓦各驻有一个特遣队,在里加和考纳斯各有一支突击队。一党卫军队长和警察长官坐镇里加,与陆军元帅冯,李勃的北方集团军保持联系。

B 支队:首任队长是党卫军少将阿图尔·奈比,继任是党卫军少将埃里希·瑙曼。其任务是在A 支队以南的莫斯科方向行动。它的总部设在斯摩棱斯克,在维亚茨玛和莫吉廖夫各有一个突击队驻防,在土拉和里埃沃各有一个特遣队驻防。一党卫军队长和警察长官坐镇明斯克,与陆军元帅冯·贝克领导的中央集团军相配合。最后,针对莫斯科的一特遣队驻于马洛杰罗斯拉沃茨。

C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奥托·拉施指挥,后由党卫军少将托马斯指挥,驻守乌克兰。其总部将设在基辅。在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斯大林诺各驻有一个突击队。在基辅,有一党卫军警察长官坐镇,与陆军元帅冯·伦斯德的南方集团军保持联系,并统管C、D、两个支队。

D 支队:前任指挥是党卫军上校奥托·奥仑道夫,继任是党卫军准将布赖察普。其任务是在C 支队以南,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一带行动。它的总部设在辛菲罗波尔,在塔甘罗格罗斯托夫、雅尔塔、斯卡多沃斯克、斯大林诺和敖德萨各驻有一个突击队。

这四个支队全都是在1941 年冬末组建的,直属海德里希领导, 1941年至1945 年间,总人数不超过3500 人。

这些支队的骨干来自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情报处和刑事警察各部门。部队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武装党卫军和治安警察的士兵。将武装党卫军各战斗部队的人员编入突击队被视作是一项“重要的惩戒措施”。他们被说成是“自愿”的。事实上,党卫军分子成了“重要惩戒措施”的目标,他要么充当行刑队人员,要么充当灭绝部队人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这四个特别支队存在期间,调进了近1,500 名党卫军武装部队队员,老武装党卫军队员占每个支队总人数的近1/3。然而,在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官看来,这些假自愿者虽人数不多,但足以证实,武装党卫军对蓄谋杀害数十万名公民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那么,是否可以说陆军就这样同意了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呢?绝非如此。种种情况说明;军人们对希特勒命令最后解决犹太人一无所知。瓦格纳在提到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时也只说:“在军队进驻的后方,查封作战行动开始前确定的项目(敌视德国或敌视国家的组织、协会、集团等的材料、档案和卡片),以及特别是防止重要人物(首要的流亡者,破坏分子、恐怖分子等)逃匿”和“在陆军的后方,清查和打击属于敌方作战部队以外的敌视国家和敌视德国的活动,以及向陆军后方的司令官报告一般政治情况”。这份文件本身即已证明军人们患了罕见的精神分裂症,给特别行动队开了方便之门:将军们把海德里希的突击部队看成打击后方敌人的正常保卫机构,而同时他们至少知道,特别行动队在东方是执行政治性“特别任务”,不论其具体内容如何,军方总是非常乐意让海德里希的人去担负这种“特别任务”。

连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开始时也怀有另一种类似的矛盾心理,因为海德里希将屠杀令零敲碎打的方式告诉他的刽子手。他在1941 年4 月召见德国中央保安局各部门负责人时,也只是谈到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解释说,这次任务是运用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手段,来“巩固和绥靖”俄国地区。海德里希说:“我需要精力充沛的人,并希望各部门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任务。”

刑事警察处长阿图尔·奈比向前跨了一步,敲响鞋后跟说:“地区总队长,您可以把任务交给我。”海德里希点点头:一支特别行动队的第一个队长报名请战了,而这时候特别行动队还不曾拉起来呢,后来,抵抗运动成员的密友奈比的劫后余生的朋友们,煞费苦心地解释刑事警察头子为什么会自动报名。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在其《奈比在哪里?》一书中,谈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故事,企图用来证明,奈比只是在顾虑重重的心情下和完全听从贝克戈合勒抵抗小组的建议,才担任指挥职务的。

作者吉斯维乌斯甚至美化他的朋友奈比说,“只是在他(从俄国)回来之后,那里才掀起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动”。不管怎么说,奈比的特别行动队屠杀了四万五千名犹太人。吉斯维乌斯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另一个奈比之友的辩护词,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美国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问这个人道:“那么,抵抗运动领袖先生,照您的看法,访问究竟屠杀多少犹太人才算是违反人道呢?”实际情况很简单:党卫队旅队长奈比以为,坚决报名参加东方任务可以捞到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博得海德里希的常有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好感,而这次“东方任务”竟会与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屠杀等同起来,却是出乎奈比开始时的意料之外。

不论怎样,阿图尔·亲比是唯一自愿争当特别行动队长的人。在这些特别行动队长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自愿的,每个人各有各自的理由才听从海德里希的命令。国内保安处长奥托·奥仑道夫由于爱发牢骚,被认为是脾气乖戾的“民族社会主义圣杯派骑士”,不讨主子希姆莱的喜欢,曾两次不肯去东方执行任务,这一次只是为了不致再被骂成胆小鬼,才服从海德里希的命令的。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塔勒克是海德里希的对头,已改调外交部工作,他指望当上特别行动队队长能重返德国中央保安局。党卫队旅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拖,也是由于在东普鲁士保安处栽了跟头,感到有个机会通过积极去东方工作,从而在柏林中央部门捞个领导职位。但是,讽刺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奈比和奥仑道夫这两个唯独反党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处长,在东方真正干了屠杀犹太人的勾当,他们的同事们都懂得多少有所收敛:弗朗兹·西克斯处长(莫斯科先遣队)和海因茨·约斯特处长(特别行动队A)在东方干了几周后就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其他几个处长海因里希·缪勒、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瓦尔侍·施伦堡和诺克曼博士对党卫队所期望的英勇精神压根就不想沾边。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是特别行动队的中层领导,他们几乎也不比处长们更出自衷心。海德里希把他们从党卫队警察机器的各个部门挑选出来,集中在一起,他们多数原来干知识分子行当。一支古怪的灭绝犹太人的队伍形成了,其中有两个博士学衔的大学毕业生、部务官员、律师、还有一名新教牧师和一名歌剧演员,后来有几个人抓住机会,离开了杀人机器。如同西克斯和约斯特经过或未经海德里希批准离开岗位一样,像特遣队长埃尔温·舒尔茨或卡尔·耶格尔这些人也洗脱了徒然成为最凶狠的种族狂的下场,甚至官阶不高的人也摆脱屠杀命令的约束。党卫队二级小队长马赛厄斯·格拉夫拒绝在俄国当小队长,结果被捕押送回国,保安处西克斯教授作证说:“人们至少可以设法使自己调离特别行动队,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由于这样做而被枪毙的。”

一般队员也对海德里希提出的东方任务表示很少一点的热情,以致德国中央保安局长不得不对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保安处所属各单位反复施加压力,抽调必要的人手。海德里希甚至被迫向风纪警察和武装党卫队借调人员,解散了一营柏林警察,将其人员分配到各个特别行动队。

1941 年5 月,在普雷奇和杜本召开的几次极端秘密的会议上,海德里希和他的人事处氏布鲁诺·斯特雷肯已赫向各支队和各特遣队的头子们传达了著名的“元首命令”:

为保证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安全,在德军占领地区及其后方作战的各特种部队要无情地镇压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切反抗,不管这种反抗是以前、现在、还是将要发生的。

在一份秘密文件中,希姆莱指示:“对这2 亿人,我们要在战场上一个一个地将其全部消灭。”

对于一个优秀的党卫军队员对东方人的态度,帝国党卫军总监又作了这样的规定:“党卫军队员对同胞应该诚实、有礼貌、讲信用和友好,但对其它国家的人则不应如此。比如,一个俄国人或一个捷克人的遭遇如何与他是不相干的。如果这些民族中有属于优秀血统的人,我们就要将他们掳来,必要时还可以将他们的儿童掳掠到德国来由我们抚养。至于这些民族是怎佯生活的,是富裕,还是贫困,我全不管。只有从我们的文化发展需要奴隶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1 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战壕时是否累死,用不着顾及,我所关心的只是她们为德国挖的反坦克战壕完成了没有。我们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正确对待动物的人,我们也同样能正确地处理我们同这些人类畜生的关系。但是,为这些人着想,为他们提供任何优惠待遇,就是对我们种族的犯罪,因为这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假如有人对我说,‘我不能用这些女人和孩子挖战壕,因为这是不人道的,这会使他们死去’,我就要对他说:‘那你就是杀害你自己种族同胞的杀人犯,因为假如战壕不能按时完工,要送命的就是德国士兵,德国母亲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种族同胞。’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关心的事情,我们也正是为此而工作,而战斗的。除此之外,任何其它事情都与我们不相干。我希望党卫军队员对不是日耳曼人的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要这样处置。”

在波罗的海沿岸各个古老国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犹太族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共产党人以及游击队员,同样都是纳粹的首要消灭目标,其次是“低等的亚洲人”、“茨冈人、克兰特查泰斯人(讲土耳其语,后迁入克里米亚的地中海居民。他们之所以被列入被消灭者之列,是因为波兰的一党卫军长官说克兰特查泰斯人是犹太血统)等,处决在按部、认真地进行着,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的履行职责。

第三节 杀人成了党卫队员的主要工作

5 月底,海德里希通知一百二十名特别行动队和特遣队队长集中,将他们送到易北河畔维登堡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接受对种族敌人进行灭绝战役的训练。海德里希逐步拧紧世界观改造教育的螺丝:德国中央保安局派来的教官越来越明确和从严训练他们进行种族屠杀,6 月中旬,海德里希将三千特别行动队队员集合在穆尔德河畔小城迪本附近。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长摆出大元帅的架势,站在他的排成四方形队伍的死神队面前,准备作一次激昂有力的训话,其内容不外乎含糊其词,只说要执行一项空前未有的艰巨任务。稍后,他在边防警校校园内的巴罗克式普雷奇旧宅邸里召见各特别行动队队长,这时他明话直说了。旗队长瓦尔特·布卢默博士战后还回忆了海德里希当时讲的话:“东方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后备军,因此根据领袖的看法必须将其消灭”。奥仑道夫事后几年也还记得:海德里希给他们传达了一项领袖命令,命令中把“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犹太人、吉卜赛人、破坏分子和情报人员,原则上都定为有他们存在就会危害部队安全的分子,因此必须毫不犹豫地一律处死”。

谁也没有反对,个个唯命是从。特别行动队队员顺从地乘车开赴待命出发的地区。1941 年6 月23 日,阿道夫·希特勒点燃苏联战火的第二天,海德里希的死神们倾巢出动,从事惨绝人寰的冒险勾当:三千人争相逐猎苏联的五百万犹太人。

苏联犹太人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毫无准备。只有少数犹太人意识到德国反犹主义死神来临的威胁。有些城市例如在乌克兰的犹太人社团误以为希特勒的士兵和1918 年德皇的军不多,把纳粹德国人当成解放者来欢迎。“犹太人显然不了解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特别队队长施勒特尔在1941 年7 月21 日从白俄罗斯报告说,正因为这样,他们受到了海德里希的最后解决者们更残酷的打击。

特别行动队紧跟先头部队向前挺进,以能充分发挥出其不意的效果。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犹太人居住的苏联城市。往往一个城市正在围攻,特别行动队的首批先头部队即已动手杀人了。德国军队的进攻和德国中央保安局行刑队的渗透,在不少情况下起了相同的重要作用。例如考那斯、耶尔加法、里加和雷维尔,这些城市都是由特别行动队配合军队攻占的,三卡车特别行动队C 的队员,在第一批坦克掩护下侵占了日托米尔, 4a 特近队在基辅陷落的当天(1941 年9 月19 日)同时占领了这个城市。

特别行动队部队几乎每到一个城市,那里的犹太居民就眼睁睁地被死神扼住咽喉,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为完成规定的惨无人道的指标,在海德里希的部下看来,怎么残忍也算不上卑劣,使用任何手段也不算狡猾,怎么野蛮也不过份。报告像雪片飞来,每一份报告都用冰霜生产者和病虫害消灭者的语言,表达最后解决者的狂热激情。

特别行动队D 第一百五十三号情况报告:“各分队的工作面,首先是将小片地区变成无犹太人区。自上次报告以来,又枪毙了三千一百七十六名犹太人、八十五名游击队员、十二名抢劫犯、一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干部。累计共计七万九千二百七十六人。”特别行动队C 第十七号情况报告:“奉德国中央保安局命令,在白俄罗斯所有列入计划的城市进行了消灭党政机关干部的行动。对犹太人也同样按命令采取了行动。”C 队报告:“为消灭这种情况(疫病威胁), 4a 特别队已枪毙一千一百零七名成年犹太人,乌克兰民团已枪毙六百六十一名青年犹太人。这样,截至1941 年9 月6 日止, 4a 特别队共消灭犹太人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名。杀、杀、杀!第六特队:“余下的三万名中己枪毙了近一万名。”特别行动队D:“自上次报告以来,又枪毙了二千零十名。”第八特遣队:“,消灭一百三十名犹太人。”4a 特遣队先头部队:“,已捕杀五百三十七名犹太人(男、女和青少年)。”特别行动队的恐怖呼喊声席卷各地,势如燎原。德国军队愈是深入苏联内地,犹太人也愈是胆战心惊地逃离德军逼近的城市。犹太人终于警觉起来了,最后解决日见困难。一个特遣队不无烦恼地报告说:“其他地方传来的枪杀消息给行动队造成很大困难。逃亡的犹太人和俄国人以及德国士兵的随意谈论逐渐透露了对付犹太人的行动。”

尽管如此,杀人者还是绞尽脑汁,大批抓捕牺牲品。一份报告的笔者沾沾自喜道:“城里的犹太人奉令到指定的营房报到,以便清查人数和听候安置。前来报到的共约三万四千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命令他们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和衣物之后,通通被杀死,前后共花去好几天时间。”在基辅按特别行动C 记载“墙头张贴出布告,命令犹太居民易地安置。虽然起初估计只有五、六千人报到,但结果来了三万名犹太人。由于采用了异常巧妙的组织方法,竟使他们在处决之前还以为是被易地安置。”

大规模屠杀者的冷酷无情的官方语言对苏联犹太人惨遭杀戮、血流成河竟丝毫没有厌恶和羞耻之感。可是,即使胆战心惊的旁观者的证词,也难以说清楚其恐怖情景:成千上万以至几十万人走向惨死道路、集体屠杀的万人坑、裸体的妇女们怀抱着的婴儿成队行进、坑边的枪杀惨不忍睹。

第五百二十八步兵团团长勒斯勒少校在1941 年7 月底的某天,突然在日托米尔驻地被密集的枪声惊起。他向出事地点走去,到了一段铁路路基旁,看到了“一幅凄惨的景象,使得这个思想上毫无准备而走近的人大吃一惊,毛发直竖”。在勒斯勒的跟前,出现一个大坑,坑中躺着无数被枪杀的犹太人尸体,男女老小都有;闻声赶来的士兵和居民都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坑里。

勒斯勒说:“在坑里死尸堆中,有一个大白胡子老人,他的左胳膊上还挽着一根小拐杖。因为这老人还在呻吟,没有咽气,我要一个警察给他补一枪。这个警察一听笑着说:‘我已经叫这家伙的肚皮挨了七下子,他自个儿会死的!’”

有一个苏联村庄的犹太人听到屠杀队临近的消息,全都躲了起来。屠杀队进村时,党卫队员只看到有个抱婴儿的妇女站在道旁。这位妇女不肯说出犹太人躲藏的地方,一个党卫队员当即从她手里夺过婴儿,倒提着婴儿的小腿,将小脑袋朝门上砸去。一名党卫队员回忆说:“这响声好似爆了一只轮胎。这种响声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位妇女变得神经失常,说出了犹太人的藏身地点。在里加,一名党卫队员看到两个犹太人扛根梁木;他不动声色地摸出手枪,砰的一枪打倒了一个犹太人。理由是:“干这种活一个人就够了!”在清剿拉脱维亚犹太人区时,一个党卫队领袖也用了类似的手法。有病的犹太人躺在担架上被抬过来,这个党卫队领袖走到前面,拔出手枪,挨着担架把犹太人一个个击毙。

特别行动队的无情魔火使苏联的犹太人队伍日益稀疏,截至1941 年末至1942 年初的冬季为止,特别行动队报告消灭犹太人的数字为:A 队二十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人,B 队四万五千四百六十七人,C 队九万五千人,D 队九万二千人。

第一批特别行动队过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由党卫队领导的另一批屠犹刽子手。在此期间,火线后方成立了德国人组成的民政机构,由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为阿尔弗雷德·艾森堡)领导,该部管辖“奥斯特兰”和“乌克兰”两个德国专区,德国专区又划成若干专区。在民政机构中,党卫队全国领袖也占有要职; 1941 年7 月17 日的一项领袖命令提到,希姆莱奉命负责“东方新占领区的警察保安”事务,并授权“在他的任务范围内向德国专员们,作出指示”。在此以前,希姆莱已任命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他的驻俄国代表:北方区(里加)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地区总队长汉斯·普吕茨曼,中央区(明斯克)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地区总队长埃里希·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南方区(基辅)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1942 年年中起,又增派旅队长格雷特·科尔泽曼为高加索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

希姆菜的这些首席代表,手下都各有一个风纪警察团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党卫队,他们和特别行动队长们一样,接受相同的灭绝任务。从上次屠杀队魔掌逃脱出来的人,现在又成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灭绝部队的目标,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们存心要在屠犹方面比特别行动队干得更加出色。他们借助于吸收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乌克兰的经过拙劣训练的自愿效力分子(简称“自效分子”)而加强了的部队,企图用来进一步扩大消灭数字。突出的例子是党卫队兼警察的高级领袖耶克尔恩,他在1941 年8 月一个月内,就报告共计杀害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五人,主要是犹太人。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部队在东方战役最初几个月内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已无法作出准确的统计数字了。但有案可查的是,当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部队在年底停止活动,和直到次年春天补充新的兵力时,被害的犹太人已达五十万,其中三十万左右记在特别行动队的帐户上。尽管“成绩”如此辉煌,党卫队屠犹刽子手们还是明显地露出了厌倦迹象。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也吃了苦头:指挥官舒尔茨在9 月被调职;队长拉施中途休假,从此一去不返;奈比在11 月暗示他的副手维尔纳(“阿图尔,要是你吃不消,我可以替你解围”)要回老家,因为像吉斯维乌斯证实的那样,他“已经消瘦得不像人样,神经极度衰弱,郁郁不乐”他的司机、刑事高级文书克恩看到屠杀犹太人的惨状便用手枪自杀了。

几个月过后,连希姆菜在东方的干劲最足的干部也被屠犹恶梦弄垮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患了神精分裂症和肠绞痛,被送进霍亨利申党卫队战地医院,他夜里大声呼叫,神经错乱,语无伦次,被自己罪孽的恶梦缠身。“他特别被由他亲手布置的枪杀犹太人和在东方的其他经历所造成的景象所折磨,”党卫队医生格拉维茨博士向他的最高领导报告说。当医生问为何感到害怕时,巴赫齐列夫斯基向医生吼叫道:“我想我完了。您难道不知道在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那里,整个犹太民族,要被斩尽杀绝。”可是,当病人间及全国领袖,在东方对犹太人的这套作法是否可以收场时,希姆莱生气了。希姆莱道:“这是领袖的命令。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者,要是您不停止过问犹太人问题,那么会叫您知道厉害的!”

当然,就连这个执行领袖命令的狂热分子也已知道,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虐待狂和杀人狂以外,特别行动队的队员们几乎同巴赫或旅队长埃贝哈德·赫尔夫没有什么两样的想法,这个赫尔夫曾写信给党卫队中央人事处处长说,他想“离开东方,因为我坦白地说,我已经受够了”。

这时,在各特别行动队中已形成一支干到底的死神队,连党卫队也相形见继。死神队无限崇尚急功近利、铁石心肠和帮派义气,自己承认崇奉仅次于集中营看守部队那种毫无灵魂的机器人式的冷酷无情。在这里,汇集着一群野蛮成性、只图功名的干将,希姆莱把这些人誉为党卫队的理想典范:一个佩戴髑髅标志的集团,舍弃市民的周围世界及其道德标准,听任领导自由驱使,听凭一个集团的摆布,因为它一手给党卫队员确定了社会和伦理的标准。好几年来,特别行动队队员被灌输产生优越感的教育;使他们权迷心窍和自诩为人类的精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高居于一般党员之上,也高居于道德标准之上,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有权拿人作为生物实验的对象。

奥仑道夫在他的特别行动队D 培养了一种可怕的被歪曲了的尚武精神,把处决作为执行军法。它的后面隐藏着精心设计的一招:不让特别行动队员个别和被害者接触,特别行动队员是集体中的一员,这个集体只是奉上级的命令在一起行事,从而使大家不产生个人犯罪的感觉。任何时候都不许一个人单独枪杀犹太人,奥仑道夫经常设法使被害者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保持镇静,因为决定被处死的人群中发生任何一点骚动,都有引起刽子手们向被害者疯狂地扫射和不顾一切而乱发子弹的危险,这个冒牌军人奥仑道夫对此比大批犹太人集体逃跑还要担心。这种担心并非出于人道,但也使奥仑道夫不敢使用毒气车。他认为,毒气车对他手下的人造成“过于沉重的心理负担”:处死过后必须把恶形怪状、屎尿横流的尸体从毒气车里拉出来这样,行刑者还得亲眼目睹自己所干的勾当,而这种一刹那的真实情况,正是奥仑道夫竭力不让行刑者看到的。

特别行动队C 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拖,采用另一种办法:他本队的每个队员必须成为集体犯罪的一员,恐怖活动人人有份,可以约束特别行动队的精诚团结。集体制造的流血,应该变成将大家捏在一起的粘合剂。这位双重博士命令全体特别行动队员都必须参与行刑处决;每个人都得“克服自我”。这个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像某目击者叙述受到“最可怕的恶梦”的折磨。但是目的却达到了:集体犯罪,人人有份。

为了使刽子手们干活时心情比较轻松,任何心理学上的办法都被使用上了,修饰词句也起了它的炒用,在刽子手们的词汇中,没有“屠杀”这两个字,而是一大堆形形色色毫无恶意和欺人自欺的用语:从“特别行动”、“特别处理”、“剔除”,直到“执行任务”、“清理”和“外迁”。不断的宣传灌输,在苏联尤其如此,其目的也不外乎使最后解决执行者们消除一种感觉。即犹太人同样是人。在宣传用语中,犹太人变成了害群之马,变成了苍蝇蚊子。

第四节 遗臭万年的罪证

在所有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里,都实行杀害人质的野蛮办法。法国的奥拉多尔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事件是法西斯杀害人质的遗臭万年的罪证。

法西斯强盗除了对数百万欧洲人的直接屠杀外,还通过掠夺,通过饥饿的办法间接屠杀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民。

德国康采恩的代理人紧跟德军之后,也进驻一度被占领的地区。以七篥康采恩为首,他们对苏联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掠夺。为此目的,希特勒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东方农产品供销中央贸易有限公司”。从纽伦堡对主要战犯审讯的材料中看出,到1944 年3 月31 日,这个公司的营业总额是五十六亿马克。这一“营业”总额中包括掠夺的九百二十万吨谷物和九百二十六万吨其他农产品。

这还不是官方有组织的掠夺的全部数字。另一个名叫“东方采办有限公司”的机构从苏联的工业企业中盗走机器,交给德国康采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共丧失了二十三万九千台电动机和十七万五千台工作母机。这些电动机和工作母机,有的被德国法西斯所破坏,有的则被盗往德国。

据苏联官方材料,法西斯占领军造成的破坏是: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工业企业、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一千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个机器拖拉机站、六万五千公里铁轨、四千一百个火车站、四万所医院、十二万七千个专科学校、大学和公共图书馆。苏联的国民经济与苏联城乡居民蒙受的财产损失共值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

1943 年9 月7 日,希姆莱向乌克兰地区的党卫军与警察头目发出的一项命令,证实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破坏是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的。命令说:“必须做到:从乌克兰地区撤退时,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仓粮食、一节铁轨;没有一间不倒塌的房子,没有一个能在几年内就恢复生产的矿井,没有一口无毒的井。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土,一片废墟。”

罪犯是哪些人?人们可在1947 年7 月27 日至1948 年4 月9 日的整个开庭期间,从被告席上找到他们。被审讯的24 名党卫军军官中,有6 名将军(奥仑道夫、约斯特、瑙曼、拉施、施洛茨、西克斯),5 名上校(布洛贝尔、布卢默、桑德贝格尔、塞贝格、斯泰姆尔),6 名中校(皮布尔斯泰恩、勃劳纳、哈恩施、诺斯克、奥托、斯泰姆尔),4 名少校和3 名下级军官。其中军阶最高、最年轻(他受审时40 岁,在指挥清洗时刚34 至36 岁)、也最聪明的是奥托·奥仑道夫。在法庭上,在充当了共同被告的顾问和代言人。

在法庭上,奥托·奥仑道夫试图为他及其同伙的罪行辩护。他说:“我不知道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但我知道共产主义的历史,知道布尔什维克进行国内战争、对芬兰和波兰的战争、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时所采取的手段。我还知道俄国废除了许多国际条约。国内的敌对阶级要从内部清除,同样,敌对民族则应从外部消灭。在我看来,德国当时正处于正当自卫的紧急时刻,我们不可能对局势了解判断得那么正确。”

奥仑道夫、法官和诸检察官之间的对话,很快就陷入了僵持状态,难以持续下去。下边简短的节录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检察官海阿特:“奥仑道夫先生,那些犹太人和茨冈人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奥仑道夫:“依照命令,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被处决了。”

海阿特:“那请你向法庭解释一下,一个孩子对德军的安全构成了什么威胁?”

奥仑道夫:“我来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要执行命令。命令说:所有的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孩子,都是对安全的威胁。”

奥仑道夫继续讲述着他的罪行,毫无悔恨的表示,而是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于这种态度,如不联系党卫军分子的政治和思想观念,是难以理解的。这个杀人治国论者在精神和理智上确实和常人不一样:

奥仑道夫:“对犹太人,我们通常是以‘重新安置’为借口,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先有人对集中营的人名和登记册上的人名进行核实,然后我们用卡车把指定的人拉到行刑场。在辛菲罗波尔和尼古拉耶夫,部队决定将刑场设在离城有一定距离的郊外。执刑通常是军事性的。牺牲者或站着或跪着,尸体就地埋掉,为的是不留痕迹。受害者的个人财产被没收,股票要交财政部或帝国银行。1942 年春天,希姆莱命令用‘毒气汽车’杀害妇女和儿童。每辆小车可乘15 人,大车30 人, 10 分钟就可使人致死。第一次用这种汽车执刑时,我确信车上的人会顺利死掉,便很放心地离开了。”这一以平淡的声调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使法庭的人大为震惊,被告席上的奥仑道夫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下面是美国检察官威尔东同他的对话:

威尔东:“在一迭卷宗中,我发现了如下一份迭交柏林的报告。报告说:‘特遗队继续在犹太人和共产党分子活动的地区进行情洗。尤其是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这类城市,犹太人已被清除,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员也得到了应得的处治。从9 月16 日至30 日,有22,467 名犹太人和共产党分子被处决;8 月份则处决了35, 782 人,’当你向柏林报告说,在一个城市里犹太人已被清除时,这是指什么呢?”

奥仑道夫:“这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再也没有犹太人了。”

威尔东:“那些原来的犹太居民到哪儿去了呢?”

奥仑道夫:“他们被处决了。”

威尔东:“是否可以说,你所说的“应得的处治”就是被杀掉?”

奥仑道夫:“是的,当然是这样!”

威尔东:“你当时是否认为,对元首的命令要坚决服从,而不管你本人是否同意那样作?”

奥仑道夫:“是!”

威尔东:“也不管在你看来那样作是人道还是不人道?”

奥仑道夫:“是!”

威尔东:“你当时是否认为,即便是死,也应该执行命令。”

奥仑道夫:“即便是我死吗?当然!”

检察官海阿特:“作为军人,你应该有些道德意识,对接到的命令作出理智的判断。可事实上,你没有这样作,即使在今天,你仍未表现出这种道德上的判断力。”

奥仑道夫:“是!”

这简短的对话,把一切都表露无遗了。

还是在纽伦堡法庭上,在审讯高级战犯(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等)时,曾在东方与游击队作战的党卫军将军埃利希·冯·戴姆·巴赫齐列夫斯基供认:这场斗争大大超过了纯军事性质的需要。它常常只不过是掩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动的借口。假如德国对东方地区的占领再延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约3, 000 万人死亡。

还是在此法庭上,豪辛格的供词可以充分证实这种说法。他说:我始终认为,这种对平民的非人道处治及对游击队所采取的种种令人憎恶的敌对作法,只不过是一种借口。政界和军界的领袖们认为这是逐步减少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太多了)的极好时机。

对此,难道还需要多说什么吗?与此相比,历史上有关这类“功勋”的任何记载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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