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英国人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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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

二十四、异想天开者的哲学

  到十六世纪初叶,欧洲己积累了丰富而又累赘的文化包袱。思想体系、既定体制、职业传统、围绕所有被视为值得学习的知识并且教条式地加以界定的学科,凡此种种,充塞着英国和欧洲的周遭,以致真正的大地已几乎无处可觅了。

  体系往往会哺育出更多的体系。当新的解放运动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兴起时,它们采取了人们熟知的欧洲式反体制的形式。这样,号称促使人们摆脱迷信、旧权势教条和僵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却沾了许多本是其力求摆脱的僵化和专横的弊端。事实上,欧洲的启蒙运动无异于把人们的精神禁铜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创设的禁区之中。而理性主义,它虽被欧洲人吹嘘为他们的新自由,其实却是旧的人性教条的奴隶。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堂”,实为自由的幻影。那个年代头脑最聪明的欧洲人奋力筑起了新型的围墙,如同作茧自缚。在欧洲,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任何其它形式的解放。

  美国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美国人而言,文化的新颖多样和理念的自由发展绝不意味着仅仅用一组偶像取代另一组偶像,而是意味着解脱到广阔的天地里去。

  新世界最丰饶的新事物不是其气候、植物、动物或矿藏,而是对知识的新概念。这块新发现的土地上的财富可使人们获得按旧世界标准来说堪称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由于意识到知识本身可能同人们以前所认识的不同,这就打开了人们以前梦想不到的领域。新世界的人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发现了不容置疑的各种可能性。在美国的种种发明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关于知识的新概念,而这种概念源自美国的实践。要了解这一发现,还须追溯到殖民时期最早的岁月。

  自古及今,有过哪一种文化能不归功于少数“伟大”才智之士或世袭制度下少数幸运的男女吗?欧洲和美国文化的鲜明区别之一在于:较老的文化在传统上依赖少数人的不朽伟绩,而较新的文化——扩散性、无定型、听其自然形成的文化,则更多地依循多数人形形式式而又协同一致的发展途径。在以前人多数社会里,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欧的贵族社会,“向人们解释知识”的阶级是统治者和传教士。他们是公认的掌握求知方法的人,是打开知识奥秘这一祖传宝库的秘密钥匙。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则以所有信徒全是传教士这样一个原则为其信条,当然不主张崇敬一个特殊的“知者”阶级,但时隔不久,世上又出现了一个“新教”传教士阶级(在加尔文的日内瓦或劳德大主教的伦敦均如此),这些人又拒绝给世俗人士和异教徒以发现真理的自由。普通老百姓只能按照比他们更“高明”的人士所认可的方式行事,才算有头脑。

  美国人的生活很快就证明是与任何特殊的“知者”阶级格格不入的。这里的人更感兴趣的是详细讨论经验,而不是详细阐述“真理”。新世界的崭新现象促使人们心存疑窦,认为煞费苦心地核实真理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诚如威廉·詹姆斯在十九世纪末所说,从技术角度上核实的真理,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什么用处。他说,在美国“拥有真理……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向取得其它重大成就的初步手段。”美国人有时是自觉地、有时是迫于形势,接受了“不言而喻”论的主宰。没有多久,这种对“不言而喻”论的信奉便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为众人所接受的认识论——这是哲学的替身,也可以说是非学术性思想家的哲学。

  在肩负古老文化与体制的重担的社会里,最根深蒂固而井井有条的思潮也往往最容易偏离其行动规范。美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解放新世界,其途径之一就是使人们不受缚于一种观念,以为每个宏伟的体制必须依靠一种有系统的思想的宏伟基础,成功的政府必须何渊博的政治理论为其后盾,有活力的宗教必须有深奥的神学为其后盾。简言之,最美好的生活必须有最完善的思想作支柱。这种思想在于解释美国人心目中实际与传统这两者之间的貌似矛盾而紧张的关系——既欢迎行之有效的崭新方式,也乐于 接受古老的传统法则,因为常识与习惯法都是经过时间考验而无 往不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看来美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各种欧洲哲学“学派”的新变种,不如说是异想天开者的哲学。欧洲哲学家的全部思想精华证明美国及其崭新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贵族色彩淡薄但更具活力的新世界需要一种解释实践的方法,它既适于那些想法与众不同的人,又能普遍为一般人所接受。当然,“常识”在西欧文明中是一种古老年又崇高的概念。在十八世纪,某些苏格兰思想家曾详细阐译一种特殊的“常识”哲学。(苏格兰思想家在美国并非毫无影响,事实上有一位苏格兰思想家还是英王乔治三世特别欣赏的哲学家。)然而在美国,那种更有影响力的“不言而喻”的思想并未以任何学术性的形式出现;它是一门没有哲学家的哲学。其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这是一种充满怀疑的思想方法,它不相信专业思想家具有超过他人的思维能力。

  这不等于说,“不言而喻”论这种思想取代了所有美国人头脑中更富学术性和教条式思想的地位,而是美国的生活哺育了这种思想。使它终于取得主导地位。它不是少数伟大的美国思想家的体系,而是普通美国人的一种思想状态。它基于两种感情。首先,它相信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宁可为错误或不明确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动,而决不去维护一种虽成体系但结论含糊的“真理”;深思熟虑未必产生最有效的行动。其次,它相信新颖而多变的实践必须不受限制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何必强把新世界放到旧社会的筛网里来筛选呢?如果哲学不能容忍实践的注释,那么哲学——而不是实践——就应该被摒弃。所以,人们思想的健全,并不在于掌握了分析与运用一切知识的最精炼手段,而在于对周围环境中难以预测的声音保持高度敏感。思想精辟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和没有负担。

二十五、信奉“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第二句就如此宣告。《独立宣言》把根本性的社会真理归结为“不言而喻”,而不是象原来初稿中所写的“神圣和无可争辩”。可见《独立宣言》是确凿无误地立足于美国的立场之上。

  早在一七二四年,休·琼斯牧师刻画弗吉尼亚人的特点时,就对人们信奉“不言而喻”论的根由作了阐述:

  他们天生脑子快,并且很快就投身于学习文理科知识。但是,他们往往由于生意和倾向性而不再进行精深的研究,也未能深入探索事物的实质。他们没有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成就,就熟练地处理本身的事务。其实,这一切本来是可以灌输到他们天生的资质之中的。他们理解快,拥有足够的知识,也能说会道,虽然他们的学识大部分都流于肤浅而且停留于表面。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商业关系和日常交谈来观察人,而不是埋头于书本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想花最短的时间,用最好的方法,来学习绝对非学不可的东西。把这种见解成熟地表达出来的人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在思维问题上,他们两位都是美国思想方式和反贵族思想方式的最雄辩的代言人。富兰克林不止一次地拒绝卷入学术争论,他反驳欧洲人对他的电学论点的批评,指出“争论容易刺激人的脾气,并且扰乱人的安宁。”他还说,如果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就不难从他人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如果他的看法不正确,那就理应为人所摒弃。一七八六年,在他的论美国政府的进展这篇报告中,他扼要地向一位英国记者表达了他对“不言而喻”论的信奉:“我认为,我们正走在不断进步的正确道路上,因为我们不断在进行实验。对一切看来是错误的东西,不必在口头上表示反对,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给他们讲道理,劝说他们免犯错误,还不如让他们通过实验来端正方向,这样会更为有效些。”这种论点同杰斐逊的见解如出一辙。在杰斐逊执笔的《弗吉尼亚确立宗教自由法案》初稿前言中,他是如此主张的:“人们的见解和信仰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反映到他们心目中的事实。”欧洲自由派思想的奠基人宣称,在真理与错误的任何公开论战中,真理最终必能取胜。他们这番话只不过是又一个信任宣言,表示对哲学家的信任,相信开明而渊博的人物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从彼此相争的体系中抓住真理,相信哲学家们有能力创设符合自然法则与实际情况的体系。他们这番话分明是另一种贵族式信条,不过今日的贵族是哲学家和科学家。“进展”已经与弗朗西斯·培根所谓的“学识的前进”完全等同,具有才能并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起着主导作用。根据孔多尔塞侯爵的《人类思想发展史概貌》一书中的法国经典说法,思想最深刻的哲学家——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兹,已被称作争取解放人类思想的英雄,他们完善的形而上学推动人们冲破几个世纪以来帝王和教士筑起的政治和宗教牢笼。这是“天才人物——人类不朽的造福者”的工作成果。

  这种解释是同美国格格不入的。甚至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历史的源泉的约翰·亚当斯也为之激怒了。亚当斯以冷嘲热讽的口吻感叹说,“真是遗憾,这位天才人物竟然未能成为全人类的帝王和教士!”。在一八一一年,他又进一步指出:

  法国的哲学家们过于鲁莽和轻率。他们同巴比伦、波斯、埃及、印度、希腊、罗马、士耳其、德国、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英国的教士和政治家们一样狡猾、自私和虚伪。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错估了他们本身的力量和所掌握的资源,结果是他们同自己的全部理论一起同归于尽。我看,哲学家们的鲁莽和轻率把人类境况的改善和好转的进程拖迟至少百年之久。就知识而论,公众的思想确已有所进步,从人道、平等和慈善为怀的角度上来说,公众的心灵也确已有所升华;封建余孽、宗教法庭、严刑拷打和残酷体罚,以及黑奴制度等等都已一扫而光。但是,哲学家们要求,必须在每次急转弯时都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他们比讽刺作品《一只澡盆的故事》中描写的小兄弟杰克还要激烈十倍,他们把整套衣服全都撕得粉碎,一丝也不留下。他们甚至一度投靠拿破仑,而且吉本本人也变成了宗教法庭的鼓吹者。他们当今在欧洲建立的竟是如此可爱而光荣的“平等、博爱、自由”!亚当斯对天才人物的无情要求很不信任,他宁可信任公众思想比较缓慢但却清醒的循序渐进,这反映了美国人情感中的一股激流:他们深知华盛顿同拿破仑不同,也深知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欧洲那些阁楼里冒出来而又自命不凡的人物(诸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间的区别。在美国,人们思想得以解放,不是由于有机会用当代哲学体系来战胜古老而谬误的哲学体系,而在于有机会把所有的哲学全部纳入日常生活中充满疑云的世俗竞技场中。任何哲学都不可能神圣到可以免受这种考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学者们之间的学院式智力竞赛,还是地球上另一岸的艺术家和预言家们的热烈争论,都不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更有价值。对于这类自由竞争,欧洲迄今几乎还一无所知,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以其原始的美国形式在欧洲流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在一九一九年写道,“对真理的最佳考验就是那种能在市场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力量。”他说这番话并非以哲学家的个人身分向哲学家的同行发出呼吁,而是以专业思想家的身分向美国大众发出呼吁。

  在十八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美国的实践已经开始把这种色彩注入人们的思想。为了维护出版自由,富兰克林在一七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写道,“如果发表的东西是好的,人类便能从中得益,如果是坏的……越使之公诸于众,其缺点也就暴露得越透彻,其作者也就会更加名誉扫地,无论他是什么人,一概如此。”同样,杰斐逊在敦促实行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时,也并没有强调每个人的心灵应受到当代哲学家的开导,而是宁愿让每个人的心灵都对其特有的经历作出自由而直接的反应。杰斐逊告诫说,“你本人的理智是上天赐给你的唯一神谕,而你应负的责任不在于自己所作的决定是否正确,而在于决定的诚实性。”美国的基本问题应在实践的舞台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在争论或者学术的舞台上解决。美国人有自己的捷径去作出结论,这可以从他们关于“进展”的概念中得到阐明。到了十八世纪,许多欧洲思想家通过迂迴曲折而又坎坷痛苦的求知之路,找到了“进展”的概念。其中有一条是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探索的哲学推理之路。另一条则是芳泰尼尔、孔多尔塞和吉本探索的历史推理之路。有些思想家以人的基本特征和自然法则为其立论的出发点,另一些思想家则把他们的历史观。倒溯到古罗马、苏格拉底、或者甚至倒溯到人类的原始部落。有些思想家对人类、社会和宇宙进行剖析,力图找出“进展”的源泉和必然性;另一些思想家则以遥远的过去的一段时间作为基点,探求通向现在和进入未来的路线。

  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的反应。在英国,“进展”看来是时间颇长、相对平稳的历史的产物,整个过程既缓慢而又无巨大剧变。在法国,“进展”看来是只有未来才能充分证实的一种希望。但是,在美国,一个人如想证实是否存在着“进展”,他本人无须是历史学家或预言家,“进展”似乎可以由日常实践来鉴定。

  打从开始起,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进展”在新世界是不言而喻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地方行政长官一六四六年对蔡尔德请愿者的答复就明确声称:“让他们试试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看谁能在十六年之内取得比我们更大的成就。”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安德鲁·伯纳比访问费城,他兴奋地惊呼道,仅仅八十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而未开化的蛮荒之地,除了贪婪的野兽和野蛮人之外一无所有”,如今却出现了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在我们盼望着无数城市和王国不断兴起和发展之际,亲眼目睹这一巨大成就,能不雀跃欢呼吗?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富裕而丰饶的国家将从这个小小的定居点或殖民地中突然崛起,能不使人衷心高兴吗?任何人只要一想宾夕法尼亚,内心深处就无不感到欢欣雀跃。”总之,美国的历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句话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许多书刊的扉页之上:“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发展、进步。”

  美国的实际情况使得“进展”与“增长”同“扩张”成为同义词,这是很自然的。北美殖民地得以延续生存,并具有无穷活力,这本身就是“进展”的明证。富兰克林从一件任何人都能看到的事实中得出美国在不断进展之中的结论。这一简单明白的事实是:北美大陆的空白地区人口日益增长。富兰克林在他的《于于人口增长、分布等问题的看法》一文(一七五五年)中阐述说,如果按照旧世界的经验对美国人口的增长进行概括,那将是无可比拟的巨大错误。“对欧洲那样早已挤满了人的古老国家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决不适用于美国这类新兴国家。”在美国,试图限制制造业或者限制人口,都是徒劳的。”结婚的人数越多,人口就越多,而人口越多就越容易维持家庭的生计。一旦家庭生活易于维持,又会有更多的人结婚,并且更早地结婚。”在美国,土地众多和易于谋生诱使人们早婚和多生子女。这里的人口肯定每隔二十年就会翻一番。”尽管有了这样大的增长,但北美的版图是如此之辽阔,以致需要经过好多年代才能使其布满人口,而且在人口布满之前,这里的劳力是决不会便宜的。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长期替别人当劳工,而是更乐于独立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这里,人们不会长期在某一行业打短工,而是加入新移民的行列,自己建立独立的事业。因此,尽管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连续不断地移入宾夕法尼亚,但是,同三十年前相比,那里的劳力丝毫没有降价。”劳力的昂贵既妨止了殖民地在制造业方面与母国进行竞争,殖民地人口的增长又年复一年地使容纳英国货物的美国市场不断扩大。简而言之,植物和动物的自然繁殖是没有止境的。但是,试设想一下,他们互相挤来挤去,又互相侵犯对方的生活手段,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估计现在已有一百万以上的英国人在北美定居(虽然据说当初航海来此者不到八万)。而且由于北美殖民地向母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就业条件,英国的就业人数就决不会减少,相反,还会大幅度增加。假定这一百万移民每二十五年人数翻一番,那么,在下个世纪美国的人口就将超过英国,而且绝大多数英国人将生活在大洋这一边。这对大英帝国在陆地上和海上的权力将是多么大的一次扩张!这对贸易和航运、对海船和海员的数目又将是多么大的一次增长!富兰克林早就看到,美国人所注重的事实已压倒欧洲人所注重的理论。举例而言,“重商主义”——英国和它的竞争者都以此作为争霸的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就是以欧洲人口拥挤这一事实为借口而形成的。在重商主义背后还有一种假设,那就是说世界的财富象一个馅饼,一个国家要是取得较大的一块就必然意味着其余所有国家所得到那块较小。在日益扩张的新世界,所有这些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教条。美国为何要追随欧洲的模式呢?美国人口的增加为何会威胁到英国的财富呢?相反,正如富兰克林所坚信的,北美殖民地的扩大必将削弱可能来自北美制造业的竞争,与此同时也必将扩大英国产品的市场。

  制造业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有大批无地贫民,他们不得不以低工资为别人劳动,否则就会挨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人经营制造业,也才能提供大量廉价产品,以阻止从国外进口同类的产品,甚至可以担负这一产品输出所需的开支。如果人们都能拥有足够多的土地,并能在这块土地上依靠自己的劳动富裕地养活全家,那么,任何人都不会穷到非投身制造业替雇主干活不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既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我国人民使用,也就不会出现大量一定规模和一定价值的制造业。在人口稀疏的森林地带,人们的自然生计必然是打猎;人口数量要是略多一些,自然生计就会是放牧;要是人口达到中等程度,自然生计则会是农业;只有人口极其稠密的地带,自然生计才会是制造业。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大量居民的生活最终必须由制造业来维持,否则这些稠密的人口就只能依靠别人施舍为生,或濒临灭绝。——这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的惊人之笔写出的惊人之言。总之,人口不断向外扩张对大不列颠极为有利,它就是这样干的,并且只有占有加拿大,这一点才能得到充分保证。

  富兰克林在他与理查德·杰克逊合著的《论大不列颠拥有殖民地及兼并加拿大和瓜德罗普的好处》(一七六○年出版)一文中,把上述论点运用于解释英国战胜法国后对北美的政策。自此之后,在社会上出版的各种小册子中以及在国会里都纷纷议论英国究竟是应该通过兼并加拿大而把法国赶出北美,还是应该拿下产糖的瓜德罗普岛。正统的重商主义者争辩说,加拿大是一片寒冷而未经开发的荒漠之地,而且有漫长的边界需要捍卫,唯一可得的好处是区区皮毛生意而已,它心将成为母国的沉重负担。同时,他们还强调说,把法国驱出北美有促使美国从速独立的危险。但是,富兰克林对此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认为,”进展”、“扩张”和“增长”都是美国生活的必然规律。所有那些把国家比作人体的古老比拟都是十分谬误的,因为实际上国家的发展是没有自然极限的。美国市场通过消费英国的工业品将为英国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并且最终将使母国的人口增长十倍。富兰克林这本小册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有权势的英国人(其中包括大英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威廉·皮特本人)都与他持相同看法。在一七六三年的巴黎和约中,英国所兼并的是加拿大而不是瓜德罗普,从而消除了法国对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威胁。

  这种思想方式实际上为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崭新的美国式论据。同时,也阐明了一种针对“进展”这一概念的新颖而朴素的观点。如果不是富兰克林等人以这种朴素方式给美国人打好思想基础,使他们从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基点出发来进行论证,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扩张也不可能带来如此有力的经验教训。

  对于殖民时期出现的其它一些美国概念,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这些概念初看起来颇象欧洲“启蒙”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再仔细一看,又有充分证据说明,这些美国原则往往都源自美国生活现实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举例而言,一个法国哲学家兴趣的多面性表现出他坚信理性的崇高的一致性,而他渊博的兴趣则证实了一种理论化的“理性主义”。但是,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之所以多营博能却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实际责任的多样性——要对行政管理、作物收成、医药、宗教以及他的小小种植园世界里的一切事物负责。再者,在法国,人类不可或缺的平等需要依靠埋头研究和思考才能费力地表达出来(例如在卢梭所著《关于不平等根源的论文集》中就是如此),但是在美国,“平等”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完全“不言而喻”的含义。当然,美国的现实也限制了美国的理想。如果美国的“生活现实”看来会否定平等的话(诸如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情况),就会有许多善良的美国人强烈地提出质疑。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形成一种习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接受似乎业已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概念。他们往往把现实的事物作为尺度,来衡量事物发展的应有情况。在美国,“这个样子”成了“应当成为这个样子”的检验标准。新世界本身就否定了“世界原来是这样”与“世界可能怎样或应当怎样”两者之间古老而鲜明的界线。

二十六、自然形成的知识

  在我们的时代,先对一个地方勘探、测绘、进行植物调查、并加以详细描述,然后大批移民才前来密集定居,这种先后顺序对世界上一切边远地区来说已成共同的惯例。总之,探险家、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先行,然后移民才接踵而来。因此,往往在一种定型文化开始发展之前,大量新奇事物就已被罗掘殆尽,或者已被科学专家们所占有。举例而言,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对非洲、内蒙古和北极所掌握的知识,较之殖民时期美国人对他们大西洋沿岸那个狭长地带以外任何地方拥有的知识更为丰富而准确。

  那个时代的笼罩新世界的迷雾,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美国是欧洲移民先于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职业博物学家而大量涌入的最后地区之一。当年,引导早期移民奔赴美国的仅仅是一些传闻和宣传,早期美国人尽管过的是永久定居者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中却充满了探险家的喜悦和任务,他们经历着只有探险家才能碰到的惊异和失望。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十分重要的实际情况,它照亮了美国人对周围世界的思路,同时也影响着美国人对人生的看法;它还使美国人从大量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中解脱出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曾使比较内向和埋头啃书本的欧洲人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它又诱使美国人的目光和思想转向周围世界变化万千、多种多样、而又无法预知的种种情况——对于这些情况,每一个亲眼目睹的美国人(有时往往也是第一个看到的人)都是自己看法的最高审定者。教养过度的欧洲人面临着非重新认识世界不可的局面。

  在此之前,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物质发展同智力发展具有如此清晰的一致性。为了扩大国土并定居下来,自然也就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知识。杰斐逊出于高度结合在一起的求知目的和政治目的,提出并一手组织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一八○四——○六年)就是这种美国一致性的主要象征。即使在约翰·史密斯上尉、威廉·布雷德福,或者约翰·温思罗普最早的记载中,美国的知识的发展同新形成的美国社会的扩大也是并肩齐进的。我们有时忽略了美国的“发现”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它只是占领北美大陆的一项副产品。人们采取行动,向前推移,探险考察,也就意味着知识领域不断扩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知识的概念带有实践性和能动性的特征。学习和行动两者已经合而为一了。

  北美大陆本身就是一座未知事物的伟大宝库,而且直到进入十九世纪之前仍然如此。我们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在乡间的门口附近就可以发现动植物的新品种,而是由于当时许多最简单的地理情况也尚未为人所知。任何阅读过问世最早的杰第迪亚·莫尔斯所著一卷本《美国地理》(一七八九年)的人都会看到人类仍然毫无所知的大片地区,这些地区曾使当时美国有名的地理学家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本系统而广博的美国地理书系由一位勤奋的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丹尼尔·埃贝林(1741—1817)所著。他的七卷本《美洲地志和历史:北美的美国》(一七九三一——八一六年出版),乃是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点滴收集和精选出来的大量知识片断。当时,美国人热衷于探明他们的土地,以至根本设法抽出手来著书立说。固然,美国人在殖民时期也曾写出许多地区性的考察资料报告,诸如杰里米·贝尔纳普的《新罕布什尔史》、塞缪尔·威廉斯的《佛蒙特史》、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以及其它不少有用的手册(如莫尔斯撰写的手册)。但是,美国人的兴趣在于土地的使用,而不是对于土地作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即使在埃贝林的多卷巨著问世之前,在美国地理学著作方面作出最重大贡献的也并非美国人。莫尔斯在他的著作的序言中就说过,“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有关美国的论著竟是如此残缺不全,甚至那些一度独占最佳资料的人的著作也不例外,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知识真是微乎其微,以致欧洲人成了美国地理书的仅有的著作家。可是,欧洲的作家们又往往以幻想代替事实,这样就把他们的读者引入歧途,尽管他们自称是旨在消除读者的无知。”虽然人们当时对于东海岸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具体而细致的了解,但是,对阿巴拉契亚山西麓的地区,人们的知识就充满了假想和虚构。这种异想天开的假设有时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对照绘制确切的现代地图,杰斐逊关于西部各州的计划简直是毫无意义。他的计划必须与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充满假想的西部地志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出自最新和最佳权威之手”的莫尔斯北美最新地图(一七九四年)竟然把落基山脉的南端绘在苏必利尔湖的西北!该地图还把“密苏里河的源头”标注为“未经探明”,并且遗漏了象哥伦比亚河和内华达山脉这样重要的地方!莫尔斯坦率地承认,除了大西洋沿岸一带,他对北美所有其它地方的地志都十分无知。对于北美的海湾、海峡和大陆周围的岛屿(位于美国境内的除外),他“除了名称之外,实在所知极少”。

  当时,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根本未经侧绘,以致人们常常把这一大块地方的种种假设用来解释业已定居的沿海地区的气候特征。人们当时设想大陆内地全都被难以穿越的森林覆盖(假定已达到连太阳都晒不到土地的程度),把这当作是美国气候比较寒冷的原因;而沿海地区,森林逐步被砍光,海风可以登陆,所以自最早期的移民定居以来冬季气候才逐渐转暖。

  博物学上的种种新鲜“事实”,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都成了最早期宣传小册子的有声有色的内容。这些宣传小册子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用以鼓动人们移居美国,或者是向移民们推销土地。小册子的作者,同任何时期的宣传广告的执笔者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随意夸大其词。当时还有大量旅游书籍,这些书的作者也总是竭力发掘,必要时甚至捏造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奇事物。其中有几位搞得最离谱,象土耳其作家易布拉欣·伊芬第,他在一七二九年描述了一种可爱的“华克华克”树,这种树所结之果全都是迷人的美女。另外许多人则热衷于描写稀奇古怪的植物和富庶之乡的气候和水的奇迹,真是浮想联翩,随意发挥。

  新世界的许多可靠知识都是那些为了特定的实用目的而从事的旅行所得到的副产品。威廉·伯德一七二八年受托从事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边界的勘蔡时,每天都记日记。由此写成的《分界线的历史》,被认为是真正的新世界文献中拥有广大读者的一部经典作品。伯德以他朴素而流畅的风格,不仅描述了勘测美国荒凉地区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广泛收集了周围生活中五花八门而又引人入胜的具体细节——诸如:迷信的印第安人如何不敢“把地上的走兽同天空中的飞禽混煮在同一个罐子里,怕会触犯森林守护神”:印第安人如何“骑起马来比荷兰水手还笨拙,女人如何学着法国流行姿势横跨在温驯的马背上,但是她们十分害羞,以致众目睽睽之下谁也无法劝说她们骑上马去”:还有野生火鸡的习惯、福王草作为医治毒蛇咬伤的特效解毒药的种种特性、美洲野葡萄的功效、熊的习惯和可食用性,以及臭猫肉的惊人美昧……等等。

  还有成百个负有具体使命的团体也发掘出成千上万种有关新世界的零星知识。其中有官方勘察人员,如威廉·伯德、彼得·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之父)以及查尔斯·梅逊和杰里迈亚·狄克逊,后两位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一七六三——一七六八年)勘察了后来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不祥之线;有做投机买卖的私商,如乔治·华盛顿,其目的纯系发现并取得最佳土地的产权;有巡迥布道的牧师,如英国国教的查尔斯·伍德马森、教友会的托马斯·乔克利,以及美以美教派的韦斯利兄弟,他们每人都想按照自己的特殊方式拯救人们的灵魂;最后还有詹姆斯·邓顿那样专门出售猎奇书籍的书商。一位英国官员亨利·布凯于一七六二年二月从遥远的皮特堡把一包标本寄给在费城的约翰·巴特拉姆,他说:“我想你肯定愿意知道在那些蛮荒之地自然界会产生什么东西。……如果你能抽空给我寄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特有而欧洲土地上不生长的树木和植物的目录,我将感激不尽。因为我打算一旦能有更多的和平时间,便搜集这类标本寄送给我的一位友人。”

  在美国,看来全部知识都是由零星点滴而五花八门的资料积累而成的。当时的普遍趋势几乎是只要你发现这类资料,有一点就尽量蒐集一点,先不管它们是否可以列入熟悉的欧洲品种类目中,一般都是由美国人收集各种新奇事物,然后,学究气和书生气十足的欧洲人则使之系统化。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园艺学家和博物学家帮助美国人瞭解自己身边的宝贵财富。约翰·巴特拉姆这位自学成材的费城人发现的植物可能比任何其他美国人都要多,并且还在美国建起了第一座植物园,他之所以能从事这项事业,并且进行广泛旅行,全靠彼得·柯林逊的资助。后者是伦敦的植物学家和苗圃产品商人,他从美国输入植物品种,转手卖给英国的园艺行业。但是,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描述的,巴特拉姆与其说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收集家”,他虽然是“一个出奇的天才”,但掌握的植物规律知识却少得可怜。他手中掌握的大量种子和植物在系统的植物学上所具有的意义,全靠英国博物学家汉斯·斯隆爵士和马克·凯茨比、荷兰植物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克·格罗诺维斯以及伟大的瑞典学者卡尔·林奈来发现。巴特拉姆一方面对收集新品种具有强烈的爱好,但另一方面又无力把这些品种系统化,这种特点正代表了美国学术思想的倾向。

  另一个这种类型的著名美国植物学家大概要算约翰·克莱顿,他是弗吉尼亚格洛斯特县的一个职员。他所收集的大量标本为格罗诺维斯的著名论文《弗吉尼亚植物志》(一七三九——一七四三年)提供了原始素材,这篇论文甚至林奈本人也曾广泛引用。《弗吉尼亚植物志》这样一篇殖民时期有关美国植物学的最具有指导性而又最有条不紊的论文竟然出自欧洲学者的手笔,这是完全符合美国的特点的。

  在殖民时期,为促进系统科学的发展而努力作出贡献的最为突出的美国人是卡德瓦拉德·科尔登。这位精力旺盛而往往轻率作出推论的美国人出生于苏格兰,在爱丁堡获得硕士学位,并在伦敦接受医学教育。他一七一○年来到北美殖民地,从一七一八年到一七五○年退休为止,他在纽约担任过一系列公职——从总勘测长、总督行政委员会成员,一直到副总督。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副职处理这些公务,自己则在公费支助下全心全意从事科学研究,决心在这方面创造出不朽的业绩。由于他的思想极富逻辑性,所以很早就被林奈的分类法所吸引。虽然科尔登在探索一种荒诞的“自然”植物学体系上花费了很多精力,还在这方面写出一大堆东西,并且又热衷于思索最一般性的科学问题,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和承认他那套东西。真正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是他对美国植物学新奇事物的收集和描叙。他的《科尔登宅园周围的植物》,即在他纽约农庄周围发现的各种植物一览表,可算是殖民时期出自美国人手笔的最接近系统植物学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在美国却从未全部印行过。

  美国那种散乱地收集材料的治学方法似乎具有传染性。一个名为彼得·卡尔姆的博学的瑞典教授,由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资助,于一七四八年来到美国,专门调查可能对瑞典有用的植物和树木。他来到美国之后就被那些五花八门的诱人事物述住。因此.他虽然也曾发现了某些美国植物新品种,其中有些甚至是新的植物大类,但是他的主要成果完全没有系统化,他所著《北美旅行记》一书包括不少混杂的内容,诸如加拿大妇女的短得出奇的裙子、美国农场主极为浪费的耕作方法、黑蚁的习性……等等。

  乔治·布方和林奈都大力鼓励美国人勘探和发现他们的新世界。欧洲人的利益同美国的大好机会是协调一致的。但是,美国人所处地位仅仅是为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提供原始材料,他们贡献的知识很少带欧洲的色彩。而在当时的欧洲,专门研究系统化问题的科学家又实在大多,有时会使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根本无需去从事大规模的概括工作。况且,美国人缺少空闲时间,他们离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学术中心是如此之远,而且新世界又有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现象”在吸引着他们。在欧洲,要发现自然界某种新事物需要有哲学家的专心致志、学者的深入研究和百科全书编者的勤奋努力,而在美国,人们想躲开新鲜事物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二十七、重视博物学

  在那个时代,美国人要想发现什么东西既不需要什么胆量,也不需要什么想象力。在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英国,每一新事物或新经验的取得都要花费气力,需要才干或胆识。然而在美国却不然。在这里,崭新事物似乎硬是层出不穷地显现在人们的眼前,即使那些最漫不经心、最不敏锐的人也都会看到。

  然而,美国人轻易相信只要敏锐地观察世界,并生活在其间,就会得到新知识,这难道能怪他们吗?他们为什么竟不象亚洲或欧洲同时代人那样愿意通过冥思苦想和埋头研究来寻求知识呢?正如夏特吕侯爵在一七八二年所说:

  科学越是接近于完善,新发现的可能性也越少。但是,美国在学术领域里的条件和我们所注地方的条件一样,也是很优越的。她的帝国疆域广大,天地辽阔,从伯诺斯考特到萨凡纳,从湖泊到海洋,有什么东西不能看到?在博物学和天文学两方面,美国得天独厚,而至少在博物学方面是大有发展余地的。

  美国人对知识作出的最有价值、而且当然也最具美国特色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对日常生活经历和实况的记录。这就是博物学。

  在十七世纪后期的英国,罗伯特·博伊尔、艾萨克·牛顿爵士和盛极一时的皇家学会中的其他一些人发现了许多物理学定律。但是,这种知识的增进,决非仅仅是提供一星半点的新资料,而是一种高度的概括。在北美殖民时期,英国的种种轰动于世的发现正是在这一领域。当然,自然科学也要靠经验和观察来证实,但是,在基调、重点、甚至目标方面,自然科学是不同于博物学的,博物学是新大陆的前景灿烂的领域。

  博物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显示着殖民时期新大陆和旧大陆知识概念的不同。若把十八世纪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简单地称作“科学家”或“启蒙运动的产物”,就会掩盖了最有意义的东西。至少有两大特征使得自然科学领域不同于殖民时期美国“科学家”最为活跃和成就最为卓著的领域。第一,自然科学家一旦掌握经验就必定随时用理论加以总结;与此相反的是,人们对博物学的贡献则往往只是把注意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记录下来。如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博恩博物学》、查理·达尔文的《比格尔号旅行考察日记》以及殖民时期美国的博物学经典著作彼得·卡尔姆的《游记》、马克·凯茨比的《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和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就属此类。这种笔记对物理学家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第二,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对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分门别类是不进行研究的。他们谈论热力学函数熵,谈论地球引力,谈论化学物质,谈论氢、氧等等。这与博物学家相反,博物学家总是和人民大众的词汇相贴近,他们谈论的是水、土地、雨和空气。

  在美国殖民时期的科学史上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在博物学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在自然科学方面却没有多少划时代的贡献。人们常常把美国人学术思想的这种特征指为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不成熟是殖民地生活、美国远离历史悠久的学术中心、美国人缺少空闲时间和书籍,以及急于在一个新的国家定居等因素使得美国无能为力所造成的后果。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却使我们看不到美国文化的某些持续的特征,因为美国人对科学的特殊倾向,早在殖民时期就已产生了。一七八二年三月九日查尔斯·汤姆森给杰斐逊写信说,“这个国家对哲学观点是开放的,这是一个广泛、丰富和未经探索的领域。那里有大量的植物和草木,也有丰富的矿藏,对于它的好处和用处,我们是完全陌生的,”

  在新大陆收集的有关新大陆的知识不可避免地是零星杂乱的。人们总是有见必录,首先遇到什么便马上记下什么。至于他们能看到什么东西,这就得靠旅行者的运气和时运了,约翰·乔斯林兴致勃勃地讲述他一六三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新英格兰所见所闻的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头幼狮(不久以前)在皮斯卡塔威被一个印第安人杀死的故事;一条象缆索一样盘卷在安恩角一块岩石上的海蛇的故事:驶经这里的一艘船上有英国人和两名印第安人,英国人本想把海蛇打死,但是印第安人劝阻他们说,这条蛇要是一下子打不死,他们大家的命都有送掉的危险……;他在卡斯科湾看到的一个特里顿式的海神或人鱼的故事……海神的双手扒在小独木船的边上,米蒂恩先生用斧子砍断了其中的一只,那手竟完完全全与人的手一模一样,于是海神便沉下海去,只见鲜红的血把水染红,而海神从此再也不见踪影。”难怪乔斯林感慨地说,“人世间所能看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比在伦敦和斯但斯之间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

  在读了乔斯林和其他富有洞察力的旅行家的记述之后,人们怎能再相信“描述性”地记述的知识会束缚想象力呢?即使弗朗西斯·希金森的《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六三○年)这类早期的宣传性小册子中,也载有大量有关各类女神的故事。这本小册子描述了上帝如何在美洲安排了大地、水、空气和火,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便利。威廉·伍德的《新英格兰前景》一书(一六三四年)用诗的形式杂乱无章地列举道:

  王者般的狮子和四肢粗壮的大熊,

  长腿的糜和敏捷的鹿,

  利刺迸射的豪猪和浣熊

  藏身千古树的空心之中,

  蹦蹦跳跳的松鼠、白兔和半瞎的野兔

  也躲在同一城堡中。

  生怕用泥土筑成的壁垒抵挡不住

  红眼睛雪貂和狡猾狐狸的袭击

  而被它们吃掉。

  狰狞凶狠的雪豹和贪婪嗥叫的狼,

  已饥肠辘辘,嘴张得象海口。

  黑得油光发亮的水獭和厚毛的河狸,

  麝猫臭气四溢,麝鼠芳香长留。

  一个世纪以后,又出现了威廉·伯德所著的《分界线的历史》(一七二八年)一书,大量记述和描写新大陆光怪陆离、稀奇古怪的事物。杰斐逊的作品除了《独立宣言》以外,还有最重要的文学名著《弗吉尼亚札记》(一七八四年),这是一本有关矿物、植物、动物、风俗习惯和人的资料大全。所有这些所巴所闻的记载如潮水般地从美国涌出,引起留在家乡的英国人浓厚的兴趣,这是新大陆新知识的主流。美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美国式知识概念。今天,读者仍然可买到马克·凯茨比的《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一七三一——四三年)、约翰·巴特拉姆和威廉·巴特拉姆合著的作品、亚历山大·威尔逊的《美国鸟类学》(一八○八——一四年),或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随笔。阅读这些著作迄今仍是一种享受,并能得到教益。大部分博物学作品的作者,甚至明显地“系统”描写花、树、鸟、兽的作者,所写的内容全都是常人眼界之内的事物。除了偶尔出现的拉丁文学名或学术上的引证之外,他们的作品是所有有眼睛、有耳朵和具有某种好奇心的人部能读得下去的。绘画也象二十世纪的画报一样,在莱种程度上能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写这种游记或博物学书籍不需要什么理论素养,也不靠抽象的定义或一套哲理和论据。它们是发现者随遇而记、信笔而写的“事实”的仓库,其中材料并无单一的主题,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组织顺序,也不必遵循从定义、依据到结论循序而进的格局。因此,这些书和牛顿的作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类的“阐释性”科学经典著作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美国能够理解牛顿的学说,并能亲自对物理学作出贡献的人固然寥寥无几,但是,凡是生性敏锐的美国人都可能通过对一种植物或鹿的某种习性,或对印第安人一种风俗习惯的观察而为丰富博物学的内容作出贡献,这在美国是不乏其人的。  

  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唯有“统一的”知识系统才能使社会具有内涵并成为一个统一体;如果人类由一个庞大而统括一切的思想体系统一起来的话,他们才有更强的分享价值和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意识;由于某种原因,明确有力和自成体系的哲学思想可能提供这样一种共有观念的体系。当然,现成的例子是在中世纪时期,象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这样的神学家,建立了思辨哲学的丰碑。人们说,更统一的哲学会产生更统一的社会;如果我们美国人掌握了这种系统而“统一”的思想,我们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更美好和更有意义的世界。这种说法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而没有人再去深究了。然而,难道真是这样吗?以往,观念领域只有教士阶级或统治阶级才可涉足,在这样的社会里,或许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在现代社会里,人们部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并且预期大多数人民都可以理解社会的目标,难道情况仍然如此吗?人们不可能仅仅用一些概念就把这样一个社会统一起来,不管这些概念多么完善和情湛,也不管某些哲学家或神学家认为这些概念多么生动有力。亨利·亚当斯在《蒙一圣米歇尔和沙特尔》(一九○五年)一书中曾说,“试图在多重性和一致性裂隙之间架设桥梁的想法是哲学、宗教和科学的最古老的问题,但是,所有桥梁中最脆弱的桥梁就是人的观念,除非在某处,在这观念之内或观念之外蕴藏着一种不属于个体的能量:而在这种情况下,老问题便立即再度出现——这种能量是什么呢?”如果说,一个社会可以或者应该由某种完整的哲学体系——无论是一种神学大全、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或马克思的《资本论》——“统一起来”,那就是自己承认信奉一种贵族式的知识概念:让少数权贵和名流去了解理论和社会的价值,他们会代替其他所有人承担了解和保护的任务。

  当生活这样地从一种哲学体系中汲取其观念时,当哲学变成统一知识的手段时,知识本身便成了一种独占的东西。要了解一个体系,人们必须追根溯源;必须了解它产生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往往是用学术语言或外国语写的);还必须从定义、定理和主张逐步引向推理和结论。

  但是,新大陆的新知识却源自美国生活实际,完全基于客观事实,并且内容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所以,掌握这种新知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基本训练,海阔天空任你腾跃。新大陆的知识——它的气候、地理、植物、动物、野人和疾病——向一切人部开放。在一棵树的树皮上横七竖八地刻记着:“丹尼尔·布恩在此杀死大熊一只”,或者偶而地报道一条河流的河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博物学的鳞鳞爪爪的材料。美国人不需要用明确的理论或准确的定义和主张作为前提,他们总是从随机巧遇的第一个新奇事物开始着手,如果说,“知识”是五花八门的话,那么,人们也就可以从随时得到的经验材料中增进知识。他们可以成为“自己栽培自己”的人,因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从头开始。约翰·巴特拉姆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具有这种学问的人的典范。这样的人颇多,他们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从而成为美国型学问家的典范。来自博物学的知识概念,非常适合于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它的道路不只经由学术研究院、修道院或大学向前伸展,而是通向四面八方,为所有的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