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世界的医药

 《美国人:开拓历程》

  “北美移民的医生很少,这是他们的福气。那些医生采用的是简单的疗法,药材在树林中随处可得。说实在的,他们的病痛不多,而且治疗方法人人皆知,并不神秘。不象其它地方那样,医学在他们那里没有成为一门只有专家学者才能从事的行业,因而使人类减少了许多烦恼。”——罗伯持·贝弗利

三十四、自然康复与简单疗法

  北美的条件不利于在人体科学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在殖民时期,甚至生物科学也没有什么理论性的成就可言。但是在当时的欧洲,有一些科学领域盛行繁琐的教条式理论;而在北美,由于生活简单和民风淳朴,却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医药,包括医疗品或后来被人们称为药物学或药理学的学科,就是这些领域之一。

  在十八世纪,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医药是有密切联系的。当时,最常用的药物都取自植物,而最重要的植物学论著是各种“草本植物志”,即关于常见药用植物的名录,说明它们的产地、种植方法和功能。因此,当欧洲训练出来的医生来到一个生长着许多陌生植物的新大陆之后,他们自然会抓住这个机会在植物学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甚至外行人也想为了增进医学知识而研究北美的植物。

  一六一○年,正值詹姆斯敦殖民地的早期坎坷年代,该地的总督和总督行政委员会就曾致函伦敦公司,谈及当地疾病(“奇怪的腹泻和寒热”)流行,缺医少药。公司的医生劳伦斯·博亨试图寻求可作医药用的当地植物。除了其它东西之外,他发现白杨树胶是一种可以“愈合伤口的”灵药,他还用詹姆斯敦一带常见的美洲檫木进行了医疗试验。欧洲人从最初发现烟草的时候起,就对它可能具有的医药性能产生兴趣。托马斯·哈里奥特所著《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简要实录》(一五八八年)一书高度称誉烟草是一种良药,说它可以“清除邪火和浊气,疏通人体的毛孔和血脉,因此,使用它不仅能保健,而且如有任何不适,只要不是沉疴宿疾,都可在短期内治愈。因此北美人的健康状态都异常良好,根本不知道许多我们英国人常患的疾病为何物。”据称,吸用烟草可以治疗痛风和寒热、醒酒、减轻疲劳和饥饿。“詹姆斯敦草”(曼陀罗)在现代医学中已证明少量服用可起镇静止痛作用而大量服用则麻醉有毒,但当时人们却称赞它具有“清凉”作用。

  罗伯特·贝弗利在一七○五年说过:”移民们厌恶一切医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轻试。”他写道:

  有几种当地野生的植物根类……移民们异口同声断言说这些东西治病万无一失。他们的医生很少,这是他们的福气。那些医生采用的是简单的疗法,药材在树林中随处可得。说实在的,他们的病痛也不多,而且治疗方法人人皆知,并不神秘。不象其它地方那样,医学在他们那里没有成为一门只有专家学者才能从事的行业,因而使人类减少了许多烦恼。

  在两位知名英国医生的推动下,马克·凯茨比在一七一○至一七一九年期间作了多次旅行,并写了《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博物志》一书。他发现了许多具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包括盾叶鬼臼、蛇根草、人参和女巫棒。其中最有用的一种是所谓的“牙痛树”,该树的“树叶气味类似桔时,树叶、种于和树皮均有芳香味,非常辛辣,有止血作用,居住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海岸的人们常用以治牙痛,因而得名。”甚至约翰·摩根医师(他是一位虔诚相信欧洲医学治疗方法,并且希望在北美传播欧洲医学训练种种清规戒律的人)也不敢忽视北美独有的机会,他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辽阔的大陆上,这个大陆只有极小一部分经过勘察,即使是已有居民的地方也是如此。这里的森林、山岳、河流和盆地为有心人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就这一方面而言,北美的学者比欧洲的学者拥有相当大的优越条件。这就是说,我们面前有着提高博物学的广阔天地。无数具有绝顶的天分和学识的人已经对欧洲各国进行过多次考察,打算对这些国家所出产的一切都进行详尽的研究,因此,后来的学者要想作出新发现的希望和机会就要少得多。而北美则处处都有未经勘探的丰富的博物学宝藏,足以使渴望取得光辉成就的青年博物学家满载而归。这方面的发现必然会大大丰富医药科学……这个地方有多少种具有特殊功能的土生植物啊!

  北美的医生之所以重视博物学知识,不仅是由于新大陆所提供的机会,而且是由于欧洲医学中一种古老的信条——“外形特征”学说。这种学说的格言是“以形补形,以形克形”,奇怪的是,后来的预防接种法证明了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在某种疾病发生的地区一定可以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二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巧合。在十八世纪末,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怀疑这种笼统的论述的正确性,但是当时它仍然如此广泛地风行,以至于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在他所著《医药论文集锦》。(一八○一至一八○四年出版)一书中把“每一个地区都拥有适合于治疗其特有病症的药物……各种特效药的主要部分都可以在其适应病症流行地区的植物中找到”这种理论称为“老生常谈”。所以当时人们广泛地相信,治疗响尾蛇咬伤的特效药很可能会在出现响尾蛇的美洲地区发现。果不其然,在当地发现的响尾蛇根草,正好是疗伤的良药。无怪乎尼古拉斯·科林牧师(宾夕法尼亚瑞典教会的教区长,而且也可算是一个发明家和博物学家)惊叹道:“仁慈的造物主按照我们的需要展示他的奇迹……每一个地区都有针对着它的自然缺陷的特效药。”即使到了后来这种信条已经褪色成为一种假设或一种猜想的时候,它仍然激励那些研究美洲病的学者抱着特别的兴趣来对待造物主安排在美洲生长的植物。

  在北美,受过训练的医生对美洲的地貌、气候和它特有的动植物表现出强烈而有成效的兴趣。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植物学和医学这两门欧洲学科之间密切的传统联系的结果(这种联系对这两门学科都并非特别有利)。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之外,大多数科学家都以接受医学训练开始其事业。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受过医学训练,而赫尔曼·波尔哈夫,植物园的园长,就曾经以莱顿大学植物学和医学教授的身分成为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医学界的泰斗。对于他的门生来说,植物园乃是医学研究机构的标准设备。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纽约市的内外科医学院仍设有植物园供教学用。

  在殖民时期,北美许多知名博物学家都曾研究医学。其中有些人,诸如约翰·巴特拉姆和约翰·克莱顿,是自学成材的,但是,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等人曾在伦敦受过医学教育,而北美第一篇著名的植物学论文(一八○三年的《植物学诸要素》)的作者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却身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教授,他是从研究医药而进入植物学界的。

  特别是在南方,那里书籍极少,各种受过训练的专家则更是凤毛麟角,内科医生(他们常是方园数百英里之内唯一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往往成为植物学方面的主要发现者。亚历山大·加登医师的一生事业生动他说明了北美生活的各种机会、诱惑和局限性。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敦地方当了三十年内科医生,许多新的植物种和属都是他发现的,栀子属的学名“加登尼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很可能是当时北美最有学术修养的植物学家,但即使是他也从来没有写出过一本有份量的系统著作。他最重要的科学作品是他的书信。他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于一七五二年来到查尔斯敦。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园引起了他对植物学的强烈兴趣。来到查尔斯敦后不久,他就同包括林奈在内的许多欧洲博物学家建立了通信联系,并且认识了科尔登、克莱顿和约翰·巴特拉姆等北美当地人,和他们交换观察结果。加登虽然精力充沛而且富有想象力,但他广泛的兴趣往往集中于研究欧洲科学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抱怨道:“在查尔斯敦,我们这批人是难以想象的最忙碌、最为风尘仆仆、又最来去匆匆的动物,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井没有做多少事,我们只是必须作工作状。这种忙碌现象遍及各个阶层,除了庄园主之类的绅士,这些人除吃饭、喝酒、闲逛、抽烟和睡觉之外,根本无所事事,他们生活和生命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述的五件大事。”林奈敦促他收集卡罗来纳地方的鱼类、爬虫和昆虫标本,其结果是在林奈的著名的《自然系统》一书的第十二版中,加登的名字出现得比任何其他北美人更为频繁。但是加登只不过是一个为欧洲科学家建立自己的系统而热心收集材料的人,他从未超出这个水平。

  弗吉尼亚殖民地厄巴纳地方的约翰·米切尔医师也曾受业于爱丁堡大学,他声称发现了二十五个新的植物属,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和加登媲美的植物发现者。他向英国皇家学会描述了独特的美洲动物负鼠的生活周期和繁殖机制,并且研究了环境因素对于不同人种肤色差异的影响。他画出了第一幅令人满意的英属和法属北美殖民地的地图(一七五五年),该图在一七八三年和平会议上得到使用,直到该世纪末仍被视为权威之作。把这一批居处分散、相距遥远的北美内科医生兼博物学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以及他们面前那些了解甚少、饶有兴味而又杂乱无章的美洲素材。他们把自己的精力倾注于收集、叙述和了解新大陆的奇花异草、珍禽奇兽,而把整理他们得来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的任务交给了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及瑞典和他们互通消息的同道。  

  任何受过十六和十八世纪欧洲医学教育的人都会体会到,当时北美内科医生集中精力于具体的和实际的知识是有重大意义的。在当时的欧洲,特别是在著名的高等学府中,医学研究仍然囿于教条。“活力论派”、“医疗化学论派”和“医疗物理学论派”各执一辞,互相争论究竟谁家的理论可以解释有关人体健康的所有问题。几乎没有例外,每一位知名的医学教授对全部人体功能都提出他本人的过分简单化的解释,一切疾病都被认为是人体总“系统”的不同形式的失调。有些人认为所有疾病都来源于“体液”的失调,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由于人体“压力”的不平衡,还有些人甚至把它们归因于一些更为浅薄而武断的原因。曾经或多或少受过学术训练的北美内科医生也曾学习过这些教条,但是,在一七六五年之前,北美还没有任何医科学校,这一事实使他们得以摆脱这些诱人的然而无效的争论。后来,随着北美医学教育有所“改进”,大洋此岸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类医学教条主义者。他们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本杰明·拉什,他提倡一种单一的人体压力论,对于放血有着无限的信心。而他这套理论最终的证明是,任何病人只要放血的时间够长的话,都可以终登极乐仙境!

  即使是最与人为善的历史学家对于十八世纪饱学的欧洲医学博士们所掌握的知识也难以抱什么好感。牛顿物理学这种伟大的新理论系统的兴起,似乎进一步促使医生们热衷于发现一种简单的人体系统理论。直到一七六一年,在帕多瓦的乔瓦尼·莫加尼的工作的推动下,病理解剖学才有所发展,欧洲的医学院校才在各种不同疾病的分类、解释和有效治疗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甚至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很久,各种医学教条仍然如此死板,理论仍然如此僵化,医生的双手和医疗器械仍然不经消毒而充满细菌,“对症治疗”仍然如此软弱无效,以至于那些饱学的医师们常常是害死病人多于治愈病人。北美的病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那些错谬百出的医学还没有大规模地传到这里。

  在北美,通常使用的医疗方法并不比旧大陆所使用的更为有效,但是对病人自然康复过程的干扰可能不那么严重。欧洲的内科医生经常采取极端的措施,那是他们过分简单化的教条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有时是致命的。相反,北美的业余医生则更倾向于听其自然。那些自学成材的医生往往倾向于比较小心的、不那么危险的治疗方法,而不敢滥用激烈的催吐剂、泻药和放血疗法(医学史家把这类疗法称为“强烈”疗法)。

  马萨诸塞早期的牧师可能是最了解教徒社会里各种疾病情况的人,他们倾向于采取休息、新鲜空气和按摩之类有益无害的综合治疗方法。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本医学出版物并非出自受过正规训练的内科医生之手笔。波土顿老南区(第三)教堂的牧师托马斯·撒切尔所著《给新英格兰老百姓的防治天花、麻疹须知》出版于一六七八年一月份,正值一次天花流行的高潮。这张印刷品毫无新的内容,它显然是抄袭英国名医托马斯·西德纳姆的作品。西德纳姆本人是一位反对“强烈”疗法的先锋,他主张“让自然做好它本身的工作,医生最好不要插手,只不过在自然过程过分激烈时加以调节或者在这一过程过分微弱时推它一把。”撒切尔所写的这份单页传单用通俗的语言列举了三十条:“一旦发现得病的症候,即让病人戒酒戒肉,不要到户外吹风。饮料可喝少量温过的啤酒,如果他想喝的话。食物宜用稀粥、浓汤及其它不会引起发热和易于消化的食品,也可吃煮苹果和喝牛奶换换口味,但切忌寒凉之物。”撒切尔坦率承认他本人“并非医生,只是关心病者”。但是,即使到现在,医生们仍一致认为撒切尔的《防治须知》几乎是以现代化的语言对天花作了详尽的描述并对病人提出了明智的摄生方法。这是一篇很有用的指南,如果当时有一位饱学的医生也写那么一篇,可能还不如他的传单有用。该文在一七○二年时疫大发作时曾重印,一七二一年又再度重印。在北美,倾向于采用比较简便、合乎常情的医疗方法者并不限于外行人。十六世纪弗吉尼亚内科医生的治疗学也比他们同时代英国同行们要简单得多。药物,特别是外来的进口药物,极为昂贵。精于调制复杂药品的药剂师在大洋此岸也为数寥寥。弗吉尼亚的药店主人往往把他们的学徒派到森林中去采集当地草药,因此,他们的药品绝大多数是简单的、自制的,对自然康复过程较少干扰。当时欧洲饱学的医师们调制的药品内容极为杂乱,包括按照复杂配方混合起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粪便人尿,无所不有,一应俱全。只有和这类难以下咽的玩意儿相对比,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北美简单办法的可取之处。但是,北美的医生,特别是其中受教育较多者,也不能完全摆脱那些风行已久的陈规。举例而言,温思罗普总督就曾开过一张使用用木虱制成的酱的处方。一七二四年,科顿·马瑟曾向伦敦的皇家学会报告说,波士顿的内科医生甚至劝告病人吞服“铅弹”以治疗“他们称之为绞肠痧的可怕疾病”。有一次,铅弹竟然进入了一位病人的肺部。马瑟评论说:“鉴于……这些不幸的实验,我想,除非万不得已,我决不会轻易尝试此类药物。”十九世纪的名医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外号“早餐桌上的暴君”)是敌视请教徒的,然而即使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由教士兼任的医生的治疗方法与他们同时代欧洲医生的治疗方法相对比,不良作用是比较少的。从医学的最早时期直至我们这一代,传到了温思罗普和奥利弗手中的东西是比较简单而合理的。我猜想,殖民地的居民在蛮荒中所过的简朴而严峻的生活使他们摈弃了无聊的东西,正如最近这次战争(南北战争)中紧迫的战斗任务使我们的内外科医生摈弃了无聊的想法一样。清洁的环境、充足的优质食物、洁净的水和空气、良好的护理、一点麻醉剂、一点镇静剂、二点兴奋剂、奎宁再加上两三种普通药物,这些已证明是医疗中的精髓。至于处方中的纨袴习气,则象绣花衬衣、白山羊羔皮手套和马六甲大麻叶烟卷一样,都己在急难之中消失。小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对塞缪尔·西蒙兹谈到这位绅士妻子的病情时,曾说:“对地而言,葡萄酒是最好的兴奋剂。”同样,西德纳姆在治疗一名男性歇斯底里症患者时,也曾以一只烤鸡和一品脱加那利葡萄酒作为处方,而不用任何药物,两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医生过度热心造成危害的典型事例之一就是胎儿保护。在发明消毒剂之前,人们还不知道产褥热的病因。当时,最可能引起感染是在医生作产前检查的时候。弗吉尼亚对于产后脓毒症所导致的死亡作了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一八六○年之前,由医生接生的白人的死亡率远比由接生婆接生的黑人为高。可资佐证的同类情况是,殖民时期弗吉尼亚业余的、个人的、小型的护理工作看来似乎效果佳于英国市立大医院的护理工作。在那些大医院里,贫穷的人、精神病患者和一般病人都收容在一起,而护士服务态度之坏和责任心之差已是人人皆知的。

  由于缺少专职医生,弗吉尼亚人不得不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他们在穿越旷野来到偏僻庄园的途中或勘察他们自己的土地时,不得不自己为自己提供医疗服务。例如,威廉·伯德进行远征探险时就没有带医生。一七三三年当他进入北卡罗来纳境内时,他为一颗“碍事的牙”所苦。“当时,我们既没有会拔牙的医生,也没有牙医所用的工具。但是,创造精神弥补了这一缺陷。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高招,摆脱了这碍事的玩意儿。”他的办法很简单,用一根绳子缠住那颗牙齿,另一端则捆在木头上,然后跳来跳去,直到牙齿脱落为止。

  在任何一个大庄园里,几乎每天都有必要由外行人充当医生治病,弗吉尼亚的庄园主不可能为所有奴隶的小毛病去请医生,他花不起这笔钱,正如现代的农场主花不起钱在每次谷仓或围栏需要小修时部去请木匠一样。即使在大庄园里,庄园主通常也是依靠他本人、他的妻子或监工负责处理一般的医疗事务乃至比较严重的紧急事故。当威廉·伯德一七三二年十月来到他在里士满附近的庄园时,他获悉恶性痢疾流行症正在这一带肆虐,他立即指示其管家,“如我们的人染上该症,应即采用如下治疗方法:立即放血八盎斯,第二天仍给他们吃一服印第安人的草药,如病情没有好转,第三天仍继续服用这种呕吐剂。在此期间,病人的食物只能限于鸡汤和煮荷包蛋,饮料只能为四分之一品脱的牛奶加一品脱的水和少量毛蕊花根或刺梨一起煮沸后饮用,以便恢复肠道粘液,并愈合擦伤的表层。同时,我还命令管家迅速把这一疗法通报给邻近所有不幸染病的人,特别是我的监工们。但一定要严格说明,此法必须在病状初起时使用,因为这种疾病和其它急症一样,耽误治疗后果非常危险。”乔治·华盛顿在奴隶染病时经常亲自为他们开方治疗,而他自己最后一次得病,首先用放血法对他进行治疗的是他的监工而不是医生。有一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从白宫回到蒙蒂塞洛,他亲手为他庄园里七、八十号人进行预防注射,又指导他的邻居为另外一百多人进行注射。许多医疗职责都落到庄园主的妻于身上,她很有可能在深夜随时被叫起床去为产妇接生或去照料突染急症的奴隶。女奴干活时托放幼儿的托儿所也由她负责,夏特吕侯爵一七八一年曾经这样描写过威廉·伯德第三的遗蠕玛丽·蔽灵·泊德:“她对她的黑奴很关怀,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使他们安乐,在他们生病时,亲自为他们治病。她甚至对于他们常患的疾病作出了某些有趣的发现,她发现了一种治疗斑疹伤寒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该症常常在几天之内置病人于死地,而当地的医生对之迄无行之有效的疗法。”因此,在弗吉尼亚各图书馆最常见的藏书中发现多种供一般人用的医疗指南,就不足为奇了。《自我保健治疗一可怜的庄园主的医书》(一七三四年出版)一书风行一时,因为它教导“人们以简单易行的方法自行治疗一切或大多数在该地气候条件下的常见病,疗法费钱不多,所用药材主要是当地生长或生产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费城印行此书三版(一七三四年、一七三六年、一七三七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出版的第一部药典是威廉·布朗医师的一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于,这是他在一七七八年独立革命十分紧张的年代匆忙编成的,其中列举了一些最简单、最便宜而又最易得到的药物。北美殖民地的情况有时孕育了一种轻视学问的倾向,促使人们对那些在欧洲受到嘲笑但却自命无所不知的专家们失去信心。老威廉·伯德对医生的不信任达到了这样强烈的程度,以至于在最后得病垂危之时,也不肯清医生。他的儿子,著名的威廉·伯 德第二也宁肯采用自己的土办法。在富兰克林时期的费城,人们传抄着一首题为《两个医生的好处》的讽刺短诗,全文如下:一个及时来到的医生犹如卖力的艇手,

  使尽全部本领和招数;

  两个医生好比双桨并举,

  将以最快的速度送你到阴府。

  一八○七年,杰斐逊理直气壮地评述了自命不凡的教条主义医生们的毛病。他说:

  他(自命不凡的医生)既然经常看到大自然在恢复已经失调的人体机能上所起的作用,就应当相信这种作用,而不应当进行干扰,导致人体更多的不适,不应当冒险在血肉之躯这样一种复杂而神秘的机体上以神圣的生命力赌注进行捕风捉影的实验。即或看来很有必要做些事情使病人的希望和精神有所寄托,所做的也应当是把有害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我认识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医生曾郑重告诉我说,在他使用的药品中,面包球、加色清水和山核桃粉比任何其它药物加在一起的总量还要多。这当然是讹人,但却出自好心。但是,喜欢冒险的医生却无所顾忌,以想当然代替真知的见,他从少得可怜的已知事实出发,贸然闯入浩瀚无际的未知领域。他以某种想入非非的理论(微粒吸力论、化学作用论、机械力沦、刺激因素沦、应激性的积累或消耗论、手术刀放血论、水银填充论以及其它种种白日做梦的胡思乱想)作为捷径指南,使他能一举掌握自然界一切奥秘。他根据如此这般想当然的原则,制定自己的疾病分类表,把各种疾病分门别类,然后用类推的方法对各种被他武断地归在一起的疾病实行他所定的治疗方法,在我的一生中,我亲眼看到霍夫曼、波尔哈夫、斯塔尔、卡伦、布朗诸人的信徒走马灯似地相继出现,而他的高谈阔论则象每年一度巴黎女郎的时装一样,从标新立异之论变为风行一时的时髦,而后又把短暂的荣光让位给下。一个更新鲜的学说,根据这些时髦的理论,有的病人居然也给治好了,但这些人的痊愈并非得力于治疗,而是由于他们本身抗住了治疗。欧洲曾经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但就医药这门科学而言,大西洋此岸将最终把欧洲引上健康的道路。北美人虽然看来不那么容易迷信江湖医生的花招,但是他们的处境却把他们引向自然治疗的方向。书生气十足的医学博士们能够包治百病的说法有时被环境能包治百病的说法所代替,人们在广告中大事宣传新英格兰的空气、弗吉尼亚的水和佐治亚的气候。大自然虽然是慷慨的,但人们却容易对它要求过多。

  这个时期的史实未能证实戴维·拉姆齐医师的预言,他曾在独立二周年时宣称艺术和科学“需要新的土壤,它们在新的地方最能繁荣旺盛。”但是,他赞扬业余医生成就的那些话却比较接近实际,这些业余医生以其朴素的实际经验做到了书本学问所做不到或难以做到的事情。“看到或听到这些凭经验办事的人所取得的许多疗效显著的成就,骄傲的科学有时不免相形见绌。这些人没有什么理论或学说体系,只是依靠观察和实践而熟练地治好了许多常见病。”

三十五、重视社会

  北美经验恰好是在常见病领域起了最大的作用,这一领域显然已成为公共医疗卫生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些疾病在欧洲似乎已成了人生一辈子必不可免的遭遇,而在北美,却由于采取了合情合理的公益措施而得以避免。有些疾病在英国是一种地方病或流行不绝的病,而在北美则往往是时疫,对社会构成了突如其来的剧烈威胁。

  公众对一种疾病的关心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它凶猛的来势给公众造成的印象而不是它所造成的实际死亡率。虽然天花在北美白人移民中所造成的死亡率按人口比例计可能低于英国,但是它在北美几乎无一不是以猛烈时疫形式出现的。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天花是一种儿童的常见病。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接触过天花,或是因体存下来而获得了免疫力,要不然就是具有先天免疫力。但在北美,以前根本不存在这种病,是欧洲移民把它带过来的,因而其流行远不如在欧洲广泛。许多居民在儿童时期根本没有接触过天花。

  十八世纪时,北美许多人不愿把孩子送到英国去受高等教育,其原因就是怕染上天花这种致命的险症。一七○二年有一位法国来客弗朗西斯·路易·米歇尔访问了威廉一玛丽学院,他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学生居然有四十名之多;后来他才知道富裕的家长原先是把孩子送到英国上学,现在则宁愿把孩子留在北美殖民地受比较简陋的教育,以免染上天花。休·琼斯牧师在一七二四年注意到,“如果不是害怕往往会使人们送命的天花”,本来会有更多的弗吉尼亚人到英国去受教育的。如果当时打算让孩子从事神职的家长敢于冒险把孩子送到英国去上学的话,也许弗吉尼亚的教会就不致于形成一套不同于英国教会的特色,也不至于变得那么独立自主了。

  由于北美的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得过天花,他们对这种病的抵抗力就特别差。据托马斯·哈钦森总督所著《历史》一书的记载,一六三三年,“天花在马萨诸塞的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们缺乏任何防治的药品或措施,死亡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了英国移民。温尼西麦特部落的约翰·萨加莫尔和林恩部落的詹姆斯以及他们部落的几乎全部成员都死于这种病。”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若干以前倖免于天花的部落还被该病夺去大批生命,有些部落的死亡率竟超过百分之九十。死于传染病的印第安人比死在白人毛瑟枪下的印第安人还要多,这一点是没何什么疑问的。

  在白人移民中,天花主要也是一种时疫。这种疾病有间歇地(有时相隔整整一代人)在整个殖民地肆虐一次,殃及大批成人。它已经不再是人们在幼年时期必需过的一关,而变成了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可以使整个社会陷于瘫痪,使正常的商业活动和政府工作全都陷于停顿。在居民群人数少、各种技工都十分稀缺的地方,往往一地只有一个木匠或枪械修理工,失去他们就会使大家深感不便。所以,仅只死亡率异常之高这一点还不足以完全说明该病对社会生活的严重影响。

  北美医学特别重视公共医疗卫生,其最生动的事例应该说是在新英格兰。波士顿人口密集以及请教徒对公益事务的关心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条件。整个北美历史上一次最为成功的防治疾病的斗争是于十八世纪在那里发生的。医生们、牧师们和新闻记者们就如何防治天花问题进行了公开的讨论。出人意外的是,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人物竟然不是别人,而是好几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出于误会而痛恨的科顿·马瑟(1663—1728)。但是,根据近来客观研究的结果,已开始证明马瑟并非向魔鬼出卖灵魂的人,我们现在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既体现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又体现其局限性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

  科顿·马瑟大生是个杂家,善于观察,注重实用。如果我们把马瑟看作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先驱,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事实上,富兰克林(1706—1790)确曾几次在波士顿听过马瑟讲道。他也读过马瑟的《劝人行善文》(富兰克林所用头一个笔名就是“默默行善”),他在《自传》中说马瑟此书“很可能促成了我思想的转变,影响了我一生中的一些重大事情”。他也许还从马瑟的著作中发现了他后来在《穷理查》一书中加以发扬光大的文字风格。甚至富兰克林的“共读会”似乎也是以马瑟的波士顿邻里福利会方案为蓝本,从指导思想到开会具体程序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富兰克林的某些最有特点的事业是直接受到马瑟启发的,但是比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识思想上的共鸣。

  从学术角度上比较“加尔文主义”和“启蒙运动”.并依此来区分马瑟和富兰克林是不合适的。这两位伟大人物在兴趣上和成就上的相似,说明了处在草创时期的美国文化的若干鲜明特色:兴趣广泛,无所不包,而又惊人地不受先入之见所束缚;缺乏独创性,浓厚的实用性;对待哲学的态度既无系统而又随便;此外,最突出的一点是乐于接受新世界各种机会的挑战。科顿·马瑟重视研究北美新奇事物的声誉当他在世时即已闻名于英国科学界,他们授予他阿伯丁大学的名誉学位(一七一○年)和受人景仰的皇家学会会员头衔(一七一三年)。

  以他的时代的标准而言,马瑟是一位敏锐而精细的大自然观察家。他写给欧洲朋友和博物学界同行的科学信件(一七一二年以后即有近百封)包含大量札记,内容遍论北美的植物和印第安人的药物、北美的鸟类(野火鸡、鹰和鸽子的长途飞行等等)、响尾蛇、北美雷电的狂暴程度、蝾螈、一个鸡蛋里含有另一个鸡蛋、印第安人的记时法以及数十种诸如此类的琐碎事物。在一七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的一封信(随信寄出的还有六、七种北美特有的植物)中,他作出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植物杂交的论述。有意思的是,他所观察的植物是玉米,而后来的遗传学家也发现这种植物特别适合于做实验用。马瑟的思想相当开放,他甚至接受了纽希米亚·格鲁提出的关于有花植物有性繁殖的假设,这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

  马瑟从早年起就对医药有浓厚兴趣。他曾经一度想以行医为业,但是由于哈佛学院当时还没有正式设立医学课程,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主要是通过看书自学。在这方面,马瑟的事迹和后来富兰克林的事迹也如出一辙。马瑟的医学思想,和后来富兰克林电学方面的发现一样,都不是那些饱学的专业人士头脑里所能设想的。

  据我们迄今所知,英属北美殖民地最早的医药论著是科顿·马瑟于一七二四年写成的,题为《贝西斯达的天使》,其典故出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至四节)中所提到的著名的治病之地,但是看来马瑟之所以采用这样一个标题,是受到了知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博伊尔的启发。马瑟等人印行过许多天花、麻疹之类的专题性零散文章,但是这样一部概论性著作(尽管人们早就听说有这样一部手稿存在)却迟至十八世纪才正式发表。马瑟的儿子塞缪尔为了印行该书在马瑟死后奋斗了整整十二年。

  马瑟的清教徒神学观很可能增强了他对研究疾病的兴趣,因为清教徒神学强调人的原罪和人性黑暗的二重性。请教徒强调原罪的观点间接加强了北美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倾向,甚至还可能有助于使北美的医疗实践摆脱同时代欧洲学者的教条主义。至少,在马瑟看来,这两种观念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他在该书第一章开头就解释说:

  让我们把罪恶看成疾病的根源。疾病可能有两千种之多,每一种都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所有这些疾病的根源是什么呢?清君牢记,是罪恶把疾病带到罪恶的人间,并使人们为种种疾病所苦。

  马瑟的著作实为一部疾病手册。主张把该书印行出版的各种建议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部关于人类常见病的论著,它首先提出病人在患病期间应有的有助于病体康复的虔诚信念,然后是关于治疗各种疾病的丰富而容易掌握的验方。”

  该书并不自诩有什么独创性。马瑟解释道:“不能有这种奢望,因为我们的殖民地向处于幼年时期,又有那么多的困难有待克服,所以没有条件培养出许多敏锐的数学家,也没有余暇去从事不寻常的发明或创造。”但是,马瑟有点过分自谦了,他的著作的结构和重点内容己使他成为当时最进步的医学家之一。把疾病分门别类的想法当时在海外还刚刚开始兴起。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欧洲的医家还在津津乐道“身体系统的总状况”,并认为一切疾病都是同源异流的变种。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帕拉切尔萨斯的著作中才严肃地再次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有许多种各不相同的疾病,每种疾病各有其独特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十七世纪,英国内科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坚持认为,各种疾病正如各种动物和植物那样互不相同,因此对它们必需进行详尽的考察和归类。但是直到一七○○年,人们还只知道两种对症的专用药(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来治疗疟疾的奎宁和治疗梅毒的水银),而且这两种药大概还都是直接来自民间。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直到那时医学实在没有多少进展。

  马瑟的《贝西斯达的大使》一书表达了一种和饱学的欧洲医生格格不入的经验主义观点。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寻找各种疾病的疗法而不在于探索疾病的“根源”。他的书中充满了他称之为“有奇效的屡试不爽的”治疗方法。他在题为医生的“含混与矛盾”的一章中,以饱学的名医们对结核病的矛盾处方为例,说明他们的异想天开、反复无常。马瑟写道:“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医生关于这种病根源的分歧意见(就这一点而言,凡拜读多拉尤斯所作的汇编者无不高呼:这些神学家简直是发疯了!),而只考察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有何不同。”

  他一七一四年在《伦敦皇家学会学报》上看到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无穷希望,认为或许能有办法使新英格兰的居民免于天花之祸。这则消息是一位土耳其医生来信谈到“预防注射”,说如果向健康人体内有意识地注射来自天花患者身上的物质,健康人一般都会发生轻度的患病症状,然后复原,从此之后就有了免疫能力。马瑟随即给一位伦敦的医生写信说:

  你们为什么不在英国做更多的工作对这项疗法进行实验并加以推广?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出成千英镑的钱来消除这种可怕疾病的危害。阁下,我恳求你推动这件事以便做出比西德纳姆医生更好的功德。就我而言,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再看见本市发生天花,我将立即与我市的医生协商,引进这种方法,它可能产生极好的效果。但是,我翘而望,希望能听到你们已经先我们而行的消息,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舞!

  一七二一年四月,一艘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又使波士顿再次染上天花并且扩大成为时疫,这使马瑟得到了机会。其后几十年内的一系列事件使大西洋两岸医学发展的差距越来越悬殊。就在一七二一年,伦敦也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天花流行症,时髦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从土耳其学会了预防接种的办法,并最终说服了英王乔治一世同意给他的两个孙女作预防注射。但是,尽管有王室作了榜样,在伦敦接受接种的也只不过是稀稀落落的二十人,而在其中两人不幸死亡以后,一般人对接种的反对更为强烈了,医学界也站在反对的一方。接种于是不得不暂时在英国停止。此后不久,英国其它地方又有不少人接受接种,但是在任何一个居民区,接受接种的人数都不够多,因而不能把它当成根据,对接种这一公共医疗措施作出结论性的评价。伦敦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城市,天花从未绝迹,不是一个试验接种方法的合适地方。这方面的进展一直不大,直到一七五二年,伦敦发生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天花时疫,才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问题上来。而到了这个时候,北美预防接种早已取得成功并在英国成为人所熟知的事情了。

  北美对天花的防治始于马瑟的公开呼吁,他于一七二一年六月初吁请波士顿的内科医生们试行预防接种以保护当地居民。他的呼吁引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论。总的说来,有学问的医生们(以脾气暴躁的威廉·道格拉斯博士为首,他是波士顿市唯一有医学学位的医生)是反对进行试验的。他们感到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外行人竟来告诉他们如何行医,而且竟敢推荐从“回教徒、先知穆罕默德的忠实信徒”那里传来的技术。他们也有一条比较扎实的反对理由,那就是,接种方法当时还很简陋,很可能使疾病传播得更快。但是,他们所强调的还是神学上的依据,他们说实行接种将会得罪“全知全能的上帝”,因为那是“相信毫无根据的伎俩而不是在正常的自然发展过程中相信我们的上帝”。当时詹姆斯·富兰克林在他弟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帮助下创办了一份《新英格兰报》,该报忠实遵循殖民地报刊的保守主义传统,反对马瑟标新立异的主张。但是,许多教会人士支持马瑟,要求给接种法以一个试验机会。人们情绪激动。措词激烈的小册子互相论战。马瑟本人就写了六、七本小册子。公民情绪确确实实达到了爆炸的程度,到了十一月份有人竟向马瑟家里掷了一颗炸弹。

  大家都同意,对天花进行治疗是一个公益问题。在马瑟及其一派的教会人士的支持下,札布迪尔·博伊斯通不顾人们的反对、市政府的禁令和必遭天谴的恫吓,居然在波土顿对一批人进行了预防注射。接受注射的人数相当多,足以从统计学角度提供一批数字,证明接受预防注射者的死亡风险远远小于听之任之而得病的人。一七二二年三月,在天花流行高峰过去之后,马瑟写信向伦敦皇家学会秘书指出,在彼士顿市近三百名接受预防注射的人当中,只有五、六人死亡(而且这些人可能在接受注射之前已经听任自然染上了天花),而在五千多名听任自然染上天花的病人中,死亡者近九百人。这就是说,听任自然染上天花者的死亡率约为接受注射者死亡率的九倍。在天花流行期间,波士顿市半数人口都染上了病,这一事实说明,从社会的角度看,冒进行预防注射的风险是非常值得的。

  收集这一批波士顿统计数字是公共医疗卫生界的创举,是对于这类医疗问题进行数字分析的最早事例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数字不仅十分有利于把接种确立为预防医疗措施,而且也为数学家发展“或然率计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当然,这是指欧洲的数学家而言。

  马瑟在预防接种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实践比任何其它事实都更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思想:天花最终是可以克服的,这就开阔了人们的思路,认识到其它疾病也是可以治疗的。道格拉斯医生本人即是一个典型例子,足以说明美国经验主义风尚的威力。在一七二九至一七三○年期间波士顿由于来自爱尔兰的传染而再次流行天花时疫时,他和他的绝大部分同事已经信服,只要有合适的检查,接种就会有好的效果,而且他们也真的动手为病人施行接种。道格拉斯在一七五五年声言,接种的风险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减少。他说:“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母国英伦三岛迄今没有广泛采用接种术,而它在我们北美的各个殖民地和庄园里,特别是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等地已经卓有成效地推广了。”波士顿实验的影响遍及北美各个殖民地。一七三八年初,一艘来自非洲的船把天花时疫带到了南卡罗来纳,这是“人少地多、人贵地贱”的地方,已有将近三十年不曾发生过天花时疫了。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医师和他的同事们立即大规模施行接种。在当时拥有大约五千人口的查尔斯顿,一位医生估计他亲手为四百五十人施行了接种。在这场时疫缓解之前,大约有一千人接受了注射。据基尔帕特里克医师的统计,接受注射的人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一,大大低于未接受注射而自然染病者的死亡率。接种之所以能作为一种普遍的预防措施在北美确立下来,起决定作用的是那股粗率而强烈的经验主义情绪,以及轻理论重效果的态度。人们经常重复基尔帕特里克那本宣传小册子里一个未必无懈可击的论点:“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延续至今,除了它确实取得了成果之外,别无其它任何理由。”他还警告饱学的医生们要切忌“先天的浅薄和后天的晦涩”,因为这导致他们无视具有明显疗效的成果,而这后一句话却是十分精辟的。在北美,人们一直自觉地坚持实行接种,举例而言,基尔帕特里克就细心地编制了一份关于一七二一年波士顿天花流行期间接种取得成功的统计图表。

  与此同时,在一般人的见识中却似乎仍然对接种法有反感。正如基尔帕特里克医师所说:“为了避免生某一种病而去主动地染上它,这种想法是新奇的,它在初出现的时候自然很难为人们涌跃接受。”在普通人和职业医生中间都存在疑虑,而这种疑虑又受到英国“有识之士”的支持,久久难以消除。几乎所有的北美殖民地都曾在一段时期内禁止预防接种,但是这些禁令未能站住脚。到一七六○年,各殖民地都已从禁止接种转为对接种加以管治。到一七七五年,至少中部和南部各殖民地的法律已经只限于要求采取某些合理的措施防止受过注射的人传染他人。甚至在新英格兰,有些法律仍然一般性地禁止接种,但是在天花流行期间,这些法律也暂停执行,允许接种。一七七四年九月,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该城的医生一致同意在会议期间停止进行接种注射,“因为据悉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若干名代表没有得过该病。”在独立革命初期,军队把大花传遍所有各个殖民地。乔治·华盛顿根据军医主任约翰·摩根医师的意见,下令对全军实行接种注射。为了进行这次大规模的接种,特地设立了一些专门医院,这可能是到那时为止所曾进行过的最广泛的接种试验。到了一七九二年波士顿再度发生天花时,全城两万居民中几乎有一半进行了接种。

  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天花的威胁在北美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时疫的发作已不象过去那样频繁,也不再引起人们那么大的恐怖。但在英国,直到一八○○年,天花的威胁一直有增无减。北美卓有成效的实践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它有助于打通大西洋两岸人们的思想,为克服天花的下一个战役作好准备。到了十八世纪末,爱德华·詹纳发明了划时代的牛痘接种法时,就没有那么多人为理论上的矛盾而担犹了。本杰明·沃特豪斯把詹纳的发明介绍给了美国的报纸读者(见一七九九年三月十二日的《哥伦比亚卫报》),在这之后的短短十几年内,牛痘接种就风行全美。各州政府开始拨款资助牛痘接种工作,国会也通过任命一位联邦牛痘疫苗事务官,以便向全美各地发送牛痘疫苗,邮资免付。

三十六、普通医生

  当北美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人所谓“专业”的定义,确切他说,就是“适合于绅士”的职业。通常所指的(用约瑟夫·艾迪生的话说)是“教会、法律和医疗三项职业”。虽然这些专业不能保证一定发财,但都可以使人得到一个舒适而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把内科医生包括在专业人员之列,但是,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却不包括在内,不论他们技术多高、学问多大都不行,因为他们的职业被认为不适合于上层阶级人士。英国人这种职业之间(因而也是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的贵贱之分体现了根深蒂固的贵族阶层的社会势利之见。排他观念、自私观念和惰性在学术界产生了许多死硬的、僵化的学术团体和组织,他们反对新的知识和新的办事方法。

  除了宗教界(也许还有法律界)之外,在英国各种需要有学问的职业中,医疗界是形成最早的和内部划分最为繁复的一种。行会中的级别在这里比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为微妙、更为繁复、也更为根深蒂固。到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强大力量开始冲击手艺和商业行会中的古老的垄断,政府的规章律例逐渐失去效力。但是,在高深的和专门化的学术领域,特别是在医药界中,老的垄断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壁垒甚至更为森严。职业上的隔绝又使思想上的隔绝得以延续。

  在中世纪的初期,“医师”一般是在修道院里训练出来的;到了十五世纪,内科医生一般是医学系毕业并从大学得到开业执照。但是,他的领域要比现代的内科医生狭窄。他必需是一位古典语言学的学者,因为过去的医学知识都保存在用古文写成的文献之中,他也应是一个博学的通才。所以,当亨利八世于一五一八年给皇家内科医学院发给特许状时,他的打算是为开业医生设立一个既是学院又是垄断性行会的组织。

  外科医术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它的地位要低得多,中世纪的大学没有外科的科目,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教士们反对任何种类的流血现象,部分是因为它具有手术的性质,因而不那么高贵。当时,治疗伤口和整个外科以及拔牙都归理发匠的工作范围。从十四世纪初开始,理发匠就有自己的行会组织。一五四○年之后,从事外科治疗的开业人员称为外科理发匠,但是理发匠行会内部的等级区分制禁止理发匠进行外科治疗(拔牙除外),也禁止外科医师为人理发。内外科这两个医学中的主要部门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紧密联在一起的,但在当时,两者之间却有一道宽广的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药学又是另外一个行当。药剂师原来归杂货商这一行,属于杂货商行会。但是,到了一六一七年,药剂师得到了他们自己的垄断特许状,而杂货商则不准卖药。接生又是另一行。至少直到十七世纪末,该行业几乎为妇女所垄断,这些妇女由她们的主教发给执照,后来有时也由外科理发匠发给执照。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些纷坛繁杂的医疗行业的组织发生了一些变化。大部分是变得更糟了,僵硬性和复杂性加剧了,而教学质量或医疗水平则毫无改进。到了十八世纪,皇家内科医学院录取新生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医学教育则名不副实。牛津和剑桥都已不再拥有一个活跃的医学院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由于连续出了好几批出色的医生之故).外科理发匠公会的外科医师分会却似乎避免了僵化。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那就是内科医生继续高踞在他们头上。有一种很讨厌的陈规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初,那就是按照老规矩,外科医师必须从一位主教那里获得执照才能够动手术。直到一七四五年,外科医师才得以脱离理发匠,成立他们自己的公会。药剂师在长期同内科医生进行斗争之后,于十八世纪初获得了进行有限的低级医疗活动的合法权利。除了这些纷纪杂乱的情况之外,还有许多地区性的限制。在十八世纪末,英国有十八个可以颁发行医执照的机关,但每一个机关的职权和有效地区各不相同。今日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如果试图从这些千头方绪、叠床架屋的垄断和规定中找出什么条理来,那简直是毫无希望。

  这一套繁杂烦琐的体制没有搬到新大陆来,原因之一是缺少各种专门家。威廉·伯德于一七二八年写道:“这里除了是一个可望安全地摆脱迫害的避难所之外,(新泽西的)新主人们还以一套诱人的宣传吸引大批人前往,那就是,这个地方可以摆脱人类的三大害:牧师、律师和内科医师。他们说的不假,因为这里的人们还太穷,养不起这些有学问的绅士。”伯德所举的理由虽不免过于简单化,但他所说当时北美人比他们同时代的英国人少受有学问者的垄断行会之害,这话却是千真万确。

  在新大陆发展起来的医生的职业组织和英国的大不相同。它是松散的,各种专业之间的界限或者是模糊不清,或者是根本不存在。在北美殖民地,政府对行医的管制基本上消失了。颁发执照的传统做法并未废除,但是殖民地当局的规定不明确,也不能强制实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第一个医疗法例(一六四九年)只简单要求“如未得到内行人(如果有这种人的话)或至少是当时当地最聪明睿智和德高望重的人的劝告或同意”,任何人都不得从事医疗活动。殖民地当时绝大部分有关立法的内容都涉及医疗费用而不涉及专业水平。早在一六三九年,弗吉尼亚议会就对关于“内科和外科医生素取昂贵费用”的抗议作出了反应。一六六二年的弗吉尼亚法案作出如下的解释:鉴于许多贪婪成性的内科和外科医生素取过分昂贵的费用已使若干硬心肠的主人只考虑钱财而不考虑慈悲为怀,宁可让有病的仆人听天由命自行恢复而不肯出钱去请斤斤计较而又技术不高明的医生(这些生所索取的酬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超出了病人所得到的服务),许多其他穷人也被迫有病不治、拖延时日……

  受过较好训练的北美内科医生完全知道,按照欧洲的医疗传统,他们应当明确自己的专长并且坚守岗位。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是北美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训练中心。该校来自北美殖民地的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弗吉尼亚俱乐部”,并有由成员签名遵守的俱乐部会章。一七六一年会章的第三款是一项庄严的保证。它宣称:“本俱乐部的每一成员都应为了维护医道的尊严而克尽其力,保证不在今后兼营药剂师或外科医师的业务,以免玷辱斯文。”但是,在北美,绅士的界限本身以及什么工作“适合”于他们身分均不清楚,因此也就难以使人只从事合乎绅士身分的活动。在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农村,职业上的细微界限固然也有被打破或无法实行的时候。但在殖民时期的北美,则人们普遍不管这一套。

  在北美医生中,职业分工事实上是不起多大作用的。许多广告和票据告诉我们象马里兰的查尔斯县古斯塔夫斯·布朗医师这样的人大量存在,他一七三四至上七四○年开业兼营“内科、外科和药剂”。除了这三种在英国区别很严格的职业外,北美殖民地有的医生甚至还兼做接生工作。偶而也有些不肯入乡随俗的人,例如曾在爱丁堡受教育的詹姆斯·麦克勒格医师,他坚守内科医生职业界限的观念,结果是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他写道:“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不肯在内科医生的业务之外,兼营外科医师和药剂师的业务,而这在本地区是司空见惯的……在这个地方当外科医师和药剂师,要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也许比在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容易。”一七八一年,夏特吕侯爵就他在北美旅行的感受写道:“我使用了医生这个英文字眼,因为在华盛顿的军队里,就象在古希腊时代阿加梅农的军队中一样,根本没有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区别。我们在荷马的著作中读到过,内科医生麦考恩亲自为人包扎伤口……北美人的做法符合这一古老的规矩,而且效果良好。”在北美,有学问的医生、职业公会、医学院、以及法律或习惯上的约束都付厥如,又如何能够使医疗职业中明显的区分保持下去呢?所以,在北美,医疗业状况不是遵循古老的传统制空,而是随形势而变。

  在最早期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医学知识的传播者主要不是受过训练的医生而是牧师。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英国有一些持不同信仰的宗教人士曾经研究医药,以备他们被放逐出国时作为备用的谋生职业。诸如清教徒老威廉·布鲁斯特、爱德华·温斯洛和塞缨尔·富勒等人似乎都具有医学知识。富勒在一六三三年逝世后,将近一个世纪,马萨诸塞再也没有出过知名的专业内科医生。照顾当地社会医疗需要的是牧师(诸如曾写过一般人应如何对付天花的传单的托马斯。撤切尔)、小学教师和几位兼作医生的总督,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第一位领导人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很可能同时也是该地的首席医药顾问。他治病的水平完全赶得上英国的一个普通内科医生。他的儿于后来成了康涅狄格的总督,也从事过广泛的医疗业务,他以通信形式向偏辟地方的新英格兰人提供他从英国的书籍和熟人那里所能收集到的最佳医疗意见。这一地区的政界和宗教界领导人几乎没有不懂医药的:温斯洛治疗过印第安酋长马萨索伊特;布道者约翰·埃里奥特试图在印第安人中传授现代医学;在时疫流行的时候,一般是由总督或其助手决定应当采取何种适当的医疗卫生措施。天花接种技术的两位伟大实验者科顿·马瑟和札布迪尔·博伊斯通都没有医学学位。在英国,教会有时束缚和糟蹋了内科医生的业务,而在新英格兰,多才多艺的教士们既帮助医学界摆脱旧的垄断规矩,又以更为经验主义的精神使它充满生气。

  如上所述,医药界被分成许多行业。在一七二一至一七五二年之间于波士顿出版的关于医学题材的小册子中,有十五本的作者是我们所知道的,其中只有四人可以在英国被承认为合格的内科医生。直到一七八一年,哈佛学院才设立了医学系,并成立了一个马萨诸塞医学会。该医学会在一七九○年才开始不定期地出版刊物,但是在该年之后,一直过了十八年才又重新出版。保护公众健康当时是明智的总督和教上的责任。在英国划分为许多专业的卫作在这里全部合并落在普通医生的身上,不仅如此,而且这些医生自身也更密切地融合到关心美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福利事业的广大阶层之中。在南方各殖民地,情况与此相似,但原因却有所不同。欧洲的职业界限观念没有传到那里,而本地也未形成自己的职业组织。如果说那里的人们有利什么职业界限的话,那么,这种界限主要是以教育程度的高低,而不是以不同的传统专业来区分的。在偏辟而分散的庄园里,庄园主发现他们不得不象新英格兰的教士一样承担复杂多样的新责任。在十七世纪,以行医谋生的南方人寥寥无几,而且他们往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客、农场主和律师。直到一六九一年,弗吉尼亚的医生才同渡船工人和黑人一起明确地被免除当民兵的义务。

  甚至在费城(那里既没有一个势力庞大、管事很宽的宗教界,也没有庄园生活中的各种紧急事宜,似无必要破除欧洲人的职业界限),也出现了一种职业界限模糊不清的好现象。在十八世纪,该城号称医学昌明,是北美殖民地其它地方所及不上的。据知在一七四○至一七七五年期间在该城开业的十六名“内科医生”中,只有三人曾在欧洲受过一些医学教育。一七六五年,费城开办了北美第一所医科学校,这是试图引进欧洲医学学术体制的最初尝试。在北美各地之中,这里应该最有可能形成职业自尊和职业界限,但是人所熟知的欧洲式职业界限并不存在。一七四八年,爱丁堡的亚当·汤普森医师前往费城开业。他的广告宣称他主理“内科、外科和助产”,但不兼营药店。他的做法似乎引起了同行们的不满。这些同行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含蓄的批评,因为他们都甘愿兼营医药行业的各种工作,包括开药店在内。

三十七、从经验中学习

  一七四四年,来北美访问的苏格兰内科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在谈到威廉·道格拉斯医生时说:“他是一个看门诊的内科医生,他嘲笑一切理论和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把经验主义或单纯经验看作据以进行实践的唯一牢固基础。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门徒,他们竭力吸收他的理论,并且由于他们自己只有一知半解的学问,因而不能发现他们导师的弱点和错误。”正是这一位道格拉斯医生曾经以专业方面的理由,反对马瑟的接种实验。可能是一七二一年的天花时疫使他有了戒心,因为他在那时表现出来的教条态度在他的行医生涯中是不常见的。从当时欧洲内科医生的观点看来,道格拉斯医生及其他北美医生所做的工作已经表露出一种鲜明的倾向性——对于治疗各种不同疾病的实际方法的浓厚兴趣。

  北美医生之所以产生这种倾向是由一些具体情况造成的,特别是由于他们不正规的医学教育制度。直到一七六五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还没有一所医科院校。由于北美人能够花得起钱去爱丁堡、伦敦或莱顿学习者实在寥寥无几,学徒制度便成为通行的做法。在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大约九名医生中才有一个是有医学学位的;独立革命爆发时,所有北美殖民地中,情况也大体雷同。札布迪尔·博伊斯通可能是殖民时期新英格兰最有本事和独立性最强的内科医生,他是由他的父亲教出来的。波士顿的克拉克家族是殖民时期最著名的医学世家,他们并不感到有上医学院的必要,因为这个家族整整六代人都是在家里学会行医的。从第一代的约翰·克拉克(可能有一张英国的医学文凭,大约在一六三八年移民到新英格兰)和第七代克拉克(一八○二年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之间,这一家名医辈出,然而没有一个人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

  在北美各个殖民地,当学徒是成为医生通常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途径。从十七世纪初期的弗吉尼亚流传下来的契约表明,当时稍有名望的医生大都在家中雇用一个青年,为期七年,替他担任护士。看门人、车夫、信差、药剂士和外科助手等各种杂务。在此期间,该青年也读点书,但主要是通过观察他的师傅进行学习。虽然这种培训方式也常常费用不低(弗吉尼亚最著名的医师收费约为每年一百镑)。但是,总有不少人争相投拜到名医的门下。北美殖民地的许多内科医生都认识到,在他们准备开业的地方就地学医是有特别价值的。一七六六年,托马斯·邦德医师在宾夕法尼亚医院的临诊讲课中说:

  每一种气候都会产生它所特有的病症,需要通过经验来理解和治疗……因此对于一个学医的青年来说,最合适的学习地点莫过于他将在那里开业的地区,在那里,绝对可靠的经验教训由父亲传给儿子,师傅传给徒弟。这一点并非随意猜测,而是确切的事实。下列事实可资证明:北美的野蛮人并无文字资料,但是他们却掌握治疗北美气候条件下特有病症的医术,比正规训练出来最有学问的医生还要高明,他们的发现丰富了现在的医学实践,有一些现在使用的非常宝贵的药物就来自他们。

  但是,另一些人,包括医学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却抱怨北美的医学训练粗浅简陋。他们主张医生要受比较正规的医学教育。费城的约翰·摩根医师(1735—1789)便是这类人中的表表者。摩根曾经受过典型的北美式医学训练(跟随约翰·雷德曼医师学医,并当过杜肯堡要塞远征军的外科军医,以此取得经验),后来出国考察研究,去过爱丁堡、伦敦、巴黎、帕尔马和帕多瓦。回到费城之后,摩根宣布他决心从事医学而“不兼做药剂师和外科医生”。摩根试图说服北美的医生把动刀子的事留给外科医师、把配药的活留给药剂师,他的努力毫无进展,但是他说服了费城学院的校董们建立了北美的第一所医学院,他本人被任命力医学理论与实践课的教授。他一七六五年五月发表的《北美医科院校体制讲稿》是对当时北美医学界状况的最佳描绘之一,现在已成为一篇名著。摩根猛烈抨击北美医学界的不正规现象和缺乏明确分工的特点,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把各种医科从业人员混为一谈”。他抱怨说,他虽然曾长期刻苦地学习并曾周游列国,”但是,人们却告诉我说,如果我想只靠提供医学咨询和服务谋生而不兼做药剂和外科医师赚取外快,那就是忘记了自己生为北美人。”他极力主张象在外国一样,把“医学、外科和药剂三者严格分开,各自成为一个正规的行业。”显然,摩根不知道亨利·亚当斯十九世纪末一再向美国人宣扬的真理:和吸取欧洲经验同样重要的是,还要学习各种“与前人经验不相干”的做法。这一点在美国的专门职业中特别重要,因为用亨利,亚当斯的话说,在这些领域里,”社会的压力扼杀了人们的思相。”

  没有人能够否认,北美的现状在许多方面使医学变得贫乏起来:北美各个殖民地医学理论毫无成就,也没有富于想象力的实验成果。虽然在医疗实践方面取得了某种进展(例如在免疫学和公共医疗卫生方面),但是在医学上并无划时代的进步。十八世纪北美医学界所做到的只不过是促使一个新型的医学专业出现。医学方面的探索性研究仍然集中于欧洲的各个医学中心。但是,就在约翰·摩根医师极为不满地称为“殖民地孩提状态”的时期中,已经酝酿着北美持有的机会。由于它允许粗糙的、未定型的经验冲破医学知识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藩篱,人们于是可以看到被行会的垄断和学者专家的自大所掩盖的自然界的真实关系。

  因此,北美的经验打破了医学各个部门之间社会的和知识的界限。十八世纪,新英格兰富裕的医生服装整齐,驾着马车出诊。

  而在同一个时期的英国,富裕的内科医生,却必须头带扑了粉的假发,身穿红缎子外套、短马裤、长统袜、带扣子的皮鞋,还要戴上三角帽,手里拿一根顶上镀金的拐杖。欧洲医生这种派头并非只是个人小节,它起着一种作用,那就是把医学的整体加以分割,把理论和实践分开、内科医生和外科医师及助产十分开,又把所有各种医生再和药剂师分开。在北美,不论出自有意还是由于客观情况的需要,这种注重派头的习气大为减少,甚至于脆消失,这就有助于把各种分割的、孤立的经验联成一体。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内科医生和外科医师在欧洲的社会地位才大致平等,也只有到了那时,他们才能自由地合作。而在美国,由于他们所受的学徒训练是相同的,他们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平等的。

  由于所受的学徒训练,一个年轻的北美内科医生,用比较复杂的现代术语说,往往偏重于“临床”医学,换句话说,也就是更有兴趣于观察和治疗实际的病人,而不是进行人为的实验室试验。亨利·西格里斯特医生在他的美国医学史一书中指出:“在巴黎和绝大多数欧洲的大学里,医学教学都是纯理论的,没有临床说明,而在北美人们却是通过每天同病人的实际接触来学医。”不过,这种倾向并不是任何人有意安排的,相反,它是一些饱学之士力图阻遏的。直到一个世纪以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医生才为这种倾向作出了最理直气壮的辩护(他本人的毕生事业就是这种注重实际倾向的一个虽不自觉但却十分光辉的范例)。他在一八六七年对哈佛大学医科学生发表的《学院教学和临床教学》这篇著名的讲课稿中指出:

  一种做法是把聪明人的实际经验直接传授给学生,学生可以把所学到的每一点东西用于救死扶伤:另一种做法则是我同其他一些人十分习惯的办法:讲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科学”真理。每当我把这两种做法加以比较时,我总禁不往们心自问: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教得太少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又教得太多了呢?每当我想起自己在那里讲述愕骨的两项细小作用的八个不同方面或小鼓膜神经上的七条细小分支的时候,我就不禁脸红耳赤……

  我似乎可以听到某个不客气的反对传统观众的入以轻蔑而又愤怒的口吻质问解剖学家和化学家说:“你们把什么货色灌入那些行将掌握全社会人民生命的年轻人的脑子里呀?这里有一个人突然昏倒在地,你尽可以对我大谈其腭骨的两种作用的八个方面,但是你却不懂得应该松开这位病人的衣领,老太太们全部把你看作是个傻瓜。这里又有一个人吞服了毒药。我需要的是一种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吐出胃内一切东西的药。你却忘了硫化锌的服量,而记住了产生某种化合物的公式。”

  “医生阁下,你听着,如果我们房顶漏水因而需要请一位木匠来堵住漏洞的话,你认为我会关心木匠是否一个植物学家吗?……如果我的马掉了一块蹄铁,我就得请铁匠来给它再安上一块,难道你认为我事先必须弄明白那位铁匠是否懂得铁的倍半氧化物和原半氧化物之间的差别才去找他吗?”

  ——但是我的科学研究将在下一代或可能在遥远的未来逐渐产生有用的效果。那位反对传统观念的人答复说,“很好,”正如你们那位讽刺作家拉伯雷博士所说的,“那对我和我的疵气痛、我的尿急症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向库纳德轮船公司的船长付钱买票是为了迅速而安全地到达利物浦,不是为了给未来的航海者国一幅大西洋的海图!”

  美国的学徒制度,由于很早就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又及时地传授医师开业的心得,这就使美国的医生在日常治病方面较为成功。纳撒尼尔·查普曼医师于一八二○年评论说,虽然欧洲的内科医生更有学问和更富独创性,但是美国的医疗实践却比哪一国都更好。

  这还不是一切。由于消除了理论和实践之间、“高级”与“低级”医药界之间的古老界限,也就出现了一种比较自由的气氛,促使美国医学取得独特的进展。十八世纪的北美虽然没有产生伟大的医学家。但却造就了一批合胜任的医生,他们在临床方面的兴趣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有些北美人(他们并非都是职业医生)当时就觉察出这方面的远景。托马斯·邦德医生于一七六六年说:“在这个开发较晚的新世界,经常出现新的疾病,因而我们的任务更重。”他主张采取一种虚心的、经验主义的、就事论事的态度。还有哪一个地方,经验交流能有这样重要?四十年之后,杰斐逊仍然希望美国“对临床观察给予最高的评价,而对想象性的理论则给予最低的评价。”北美侧重临床观察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医院和疗养院的改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医院常常是社会上藏垢纳污之地,穷人、患神经病的人和各色各样不幸的人们留集在那里,和积年的蚤虱臭虫为伍。而在北美,直到十八世纪,才兴建了一定数量的医院,在这个时候,人们己开始把有望治愈的病人和神经病患者、传染病患者隔离开来。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病人甚至还经常住在医生的家里,在那里至少没有已成为医院特点的污秽,这是一大好处。

  一七五一年,托马斯·邦德医生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大力帮助下,建立了宾夕法尼亚医院。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座医院的成就是出色的。该院的建院宗旨是“增加人口并拯救许多有用的公民免于死亡和灾难。”它从建院之日起到一七七三年共收容了八千八百三十一名病人。据该医院的管理人员报告,其中有四千四百四十人完全康复,只有八百五十二人不幸死亡,它的死亡率仅为外国一般医院的一半。本杰明·拉什医师在一七七四年夸口说,同欧洲的医院相比较,“宾夕法尼亚医院已经达到了人的智力和慈悲心所能做到的尽善尽美的程度。”

  殖民时期北美的重要医学出版物为数很少(其中有一些我们已经提到过),而且无疑均带有临床色彩。在波士顿,威廉·道格拉斯医师关于一七三五至三六年猩红热时疫的报告是英语文献中第一篇关于该病的详尽的临床描述,本杰明·富兰克林于一七四五年印行的托马斯·卡德瓦拉德医师所著的《论西印度肠绞痛》,证明许多绅士患有铅中毒,因为他们所饮用的牙买加甜酒是用铅管蒸馏的。在查尔斯顿,约翰·利宁医师写出了一篇关于一七四八年黄热病时疫的精确描述。一七五○年,费城的约翰·基尔斯利医师也对黄热病作了详细的观察。许多观察家对天花的发病过程和各种疗法的相对效果作了描述。

  在理论方面,北美殖民地的医学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成就。本杰明·拉什医师根据威廉·卡伦的门徒约翰·布朗的学说作了极大的努力,企图创造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医学理论,他的“亢进”和“虚弱”学说把人体的一切不适都归因于不正常的“紧张”状态。拉什的理论是最糟糕的医学教条主义的表现,但是即使他本人也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提倡对神经病患者进行比较人道的治疗,他还曾经用下水道排水、洁净饮水和整洁街道等合情合理的办法来改善费城的公共卫生。

  即使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美国医学的种种明显成就仍然说明它的重点在于临床,美国的医学成就是一个内部没有划分界限的医学界在紧急情况的压力下所产生的成果。美国医学界当之无愧的袒师爷是两位英雄人物,他们可以说是新世界独有的机会的戏剧化象征。第一位是伊弗雷姆·麦克道尔(1771—1830)。他是位乡间大夫,曾经在爱丁堡习医一年,但是没有得到医学学位。他遇到一个女病人,腹部长了个肿瘤,瘤子大得惊人,一开始麦克道尔还误以为她是怀孕了。在麦克道尔之前,外科手术的范围包括截肢、排除结石、缝补裂口和一些其它项目,但是从来没有做过大的腹部手术。一八○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麦克道尔在唯一一名助手——他的当学徒的姪儿的帮助下,在肯塔基州丹维尔地方他的家中,把人放在一张桌子上。病人不断背诵圣经中的赞美诗给自己壮胆。在二十五分钟之内,他打开了她的腹腔,切除了一个子宫囊肿瘤。五天之后,麦克道尔到病人家进行家访,他已经能自己铺床了;手术后,她还活了三十一年。这是医学史上的第一个子宫外科手术。如果不是由于乡间条件简陋和缺少上过正规学校的专家,这次手术也许根本不会进行。

  第一位英雄人物威廉·博蒙特(1785—1853)是一位军医,他所受的全部训练就是当学徒,一八二二年六月六日,博蒙特随军驻紮在密歇根北部偏僻的麦基诺要塞,美国皮货公司一个法裔加拿大雇员左腰中了好儿发大号铅弹,博蒙特尽力救治,但是病人胃部的一个大洞(术名叫做“胃瘘”)始终不能愈合。博蒙特灵机一动,想到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从伤口观察胃内部的情况。他把病人带到自己屋里,以超凡的技巧和想象力进行观察工作,不过他没有书籍和实验室可资借助。他观察到胃液的功能以及茶、咖啡和酒类等不同刺激物的不同作用。结果他写出了《关于胃液和消化生理现象的实验与观察》(一八三三年),该书已成为临床医学的经典作品,这一本毫不装腔作势的小书为消化生理学和营养科学奠定了基础。麦克道尔和博蒙特的成就到底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天才还是由于落后的乡村条件所提供的机会,这是无法断定的。但是如果他们曾受过更多的学院式教育或者当时能找到有资格的专家会诊,难道他们还敢那样做吗?

  美国医学的发展前景当时看来有赖于临床或门诊而不在实验室。在十九世纪,由美国传到欧洲的最重要的医学革新也许是外科麻醉剂,而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实用性的临床发现。美国医学特别见长的领域是预防医学、牙科、公共医疗卫生、临床研究和综合治疗。也正是在这些领域中,美国的生活标准、社会和医学界内部界限不严以及新大陆形形色色的经验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最大。

上一篇:第七章 博学之士丧失了垄断地位

下一篇:第九章 北美科孝的局限性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 来自《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变化,带出了汉语知识界的一番新景象,其中伦理资源的亏空,尽管较少受到关注,乃是根本性的变化之一。   古代中国社会的伦理资源是由士大夫提供的,这种知识人的伦理资源不同于欧洲传统社会中由教士阶层提供和维系的伦理资源,它强调以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义体系和伦理秩序。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知识人的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机制,不是由组织自主的教团性的独立建制来贯彻,而是与国家的官僚集团的结合来贯彻。晚清废科举以及政制的改革,儒家知识人宗教性的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去看看 

第七章 《数学原理》:哲学方面 - 来自《我的哲学的发展》

自一九○○直到一九一○这些年,怀特海和我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后来所成的《数学原理》。虽然这部著作的第三卷到一九一三年才出版,我们在这部书里的任务(除去校对)是在一九一○年完成的,我们在那一年把全部稿子交给了剑桥大学出版社。我在一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写完的《数学的原理》结果变成了其后那部著作的一个粗糙、很不成熟的草稿。可是,《数学的原理》和《数学原理》不同之点是,《数学的原理》是包含着和别的一些数学哲理的争论。   我们所想解决的问题有两种:哲学的与数学的。大致说来,怀特海把哲学问题留给我。……去看看 

8 Structures and Methods for Meeting Uncertainty - 来自《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英)》

Part III, Chapter VIII Structures and Methods for Meeting Uncertainty To preserve the distinction which has been drawn in the last chapter between the measurable uncertainty and an unmeasurable one we may use the term "risk" to designate the former and the term "uncertainty" for the latter. The word "risk" is ordinarily used in a loose way to refer to any sort of uncertainty view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unfavorable contingency, and the term "uncertainty" similarly with ……去看看 

4-3 边缘状态的中国环保 - 来自《现代化之忧思》

我们中国人对环保这件事情不能说完全不理不睬,有时候也提到相当的高度予以重视。可是,我们中国的事情太多了,什么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什么国企改革、住房养老,什么法制建设、贪污腐败,问题成堆,都不太顺。所以归根到底,事情要分个主要次要,解决问题得一样样来。照我看,这样一想的结果就把环保问题自然而然的归到了次要的位置。为什么呢?环境保护既是“保护”,那就必然只是一种边缘话语,因为“保护”总是对弱者的保护,对弱势人群的保护。什么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残疾人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劳动保护等等,都属“保护” 一族。对一个……去看看 

第27章 伊壁鸠鲁派 - 来自《西方哲学史(卷一)》

希腊化时期的两大新学派,即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是同时创立的。他们的创立人芝诺和伊壁鸠鲁大约同时出生,并且先后在几年之内都定居于雅典,分别作他们各自学派的领袖。因此先考虑那一派完全是兴趣问题。我要先谈伊壁鸠鲁派,因为他们的学说是被他们的创立人自始就完全确定了的;而斯多葛主义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下迄死于公元180年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为止。   有关伊壁鸠鲁生平的主要权威,是生活于公元后三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然而这里有两点困难,第一是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很容易接受极少历史价值的、或者全无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