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守的印刷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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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美国人,为了当一个作家,甘心情愿地去住小阁楼。”——蒂莫西·德怀特

四十九、书籍的衰落

  就殖民时期美国人的智能水平而言,他们在那段时间出版的书籍实在是太少了。即使他们中间最有学问的人(诸如,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也并不通过书籍来表达自己最重要的思想。

  正如一七四三年富兰克林在那封建议成立美国科学研究会的公开信中所说的那样,美国人未能撰写很多书,是因为他们忙于其它事务,而且美国文化还“不成熟”。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当时,美国出书固然不多,但是其它各种印刷品却已大量涌现了。

  种种客观条件使殖民地的印刷商人不愿出版大部头的书,首先是缺乏活字。在英国,作为控制新闻事业的一种手段,活字的供应是受到限制的。一六三七年,《星法院条例》规定,在同一时间只准四个人开设活字铸造厂,每个人只能带有限的几个徒工。到独立革命的时候,美国人才能买到美国本地铸造的活字。而且,进口的活字有很多都是已经使用过很长时间、早就被英国印刷商废弃了的铅字,这更进一步增加了北美各殖民地在印刷方面的困难。一七七九年,当富兰克林在法国收到寄送给他的波士顿报纸时,他说,他唯一能在报上看清楚的是美国印刷商人急需新的活字,“如果你有什么秘密要严加保守的话,大可把它们印在这些报纸上面。”

  远在活字铸造机出现之前的日子里,一个印刷商在保留已经排好字的版面时,他能够保留的时间长短和版面多少,完全取决于他所拥有活字的数目。殖民地的印刷商人,如果只拥有一套某种型号的铅字,他是无法长时间保留版面的,他只能在排好几页铅字后就印几页,然后拆掉版面,才能继续用那些铅字来排字和印刷。为了要赶印零星印刷订单(诸如,广告小册子或者法律和商业表格,这些都是支撑殖民地印刷业的主要业务),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需要用这些活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谨慎的印刷商宁愿干一些能迅速赚回他投资的印刷数量较少的零星业务,而不是印刷书籍,因为书籍的销路捉摸不定,钱币回笼的时间也可能会拖上一年甚至更久。

  印刷书籍所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缺乏纸张和纸张的质量太差。虽然早在一六九○年,一位费城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就在杰曼敦附近建了一家造纸厂,而且在殖民时期,纸张生产也有所增加,但是美国印刷商仍然需要依赖欧洲的供应。《印花税法》和《汤森法案》之所以会如此引起众怒,以至推动了独立革命的爆发,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些法例把纸张也包括在征收关税的进口物资之列。即使不说任何重大的原则问题,单是纸张价格昂贵就是一个因素,促使殖民地印刷商激发美国人的愤怒情绪。一七六九年颁布的一系列禁止进口的革命性决定中,并不包括用于印刷报纸的次等纸张,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殖民地印刷商是何等迫切地需要进口纸张。

  在独立革命时期,乔治·华盛顿只好在零碎的纸片上书写下达给将军们的命令,因为他手头没有更好的纸张。致军官们的快信都是不加封的,因为纸张太贵,舍不得用信封。人们相互间通讯联系用的都是从书上扯下来的衬页和旧账簿上的空白页。有的时候,由于缺乏纸张,周报无法出版。这些报纸往往是用印刷商人所能找到的颜色、大小和质量不一的纸张印成的。在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缺乏纸张的现象一直非常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缺少可以造纸的破布,另一方面是因为缺少技术熟练的造纸工人。威廉·帕克斯于一七四四年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家造纸厂的时候,他利用自己所办的《新闻报》的版面。一七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劝说威廉斯堡的市民把他们穿破了的亚麻布旧衣服卖给他:

  虽然聪颖的哲士也曾说过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帕克斯的造纸作坊却能把

  破絮变成有用之物……

  (这位慷慨的公民用金钱收买

  破衫烂裤,

  啊,愿他长命又百岁!)

  漂亮的姑娘个个名扬情场,

  她们乐于说出你征服了谁的心:

  小心收藏好。每一件破衣和烂衫、

  每一条因祷告而磨烂的围裙,

  要知道,每件破衫

  都可用来写上十首短诗,

  而这些短诗,会使你

  更加妩媚动人。

  一顶帽子可写下一封情书,

  犹如那帽子俏美地戴在

  姑娘的头上。

  而普普通通的头巾上面

  更能抒友人们隐藏心中的

  神圣情怀。

  纯洁的迪莉娅的罩衣

  整洁又完美

  没有任何男人胆敢去

  触摸和抚弄。

  然而,当把罩衣变成了报纸,

  全镇的人都可任意把它

  放下又拣起。

  虽然迪莉娅脱去了她的罩衣,

  却不会因此失去她那

  圣洁的美誉。

  新英格兰的印刷商运用一种更加离奇的神学思想来扩充他们的生意。波士顿一位印刷兼出版商托马斯·弗利特于一七四八年买下了一艘被俘获的西班牙船上的宝贵货物——纸张,他发现里面有几捆教皇训谕和赦免令,于是他就在其中一部分的背面印上流行歌曲,诸如《黑眼睛的苏珊》、《漂亮的亨利》、《爱尔兰人返回营地》等,并刊登广告将剩下来的出售:“当今教皇乌尔班八世的训谕和赦免令,以单张、一刀或一令出售,价格比自法国或西班牙神父处购买更为便宜,而且担保这些训谕和赦免令对购买者具有同等效力。”

  那个时候,在北美殖民地生产的纸张只能凑合着用来印刷报纸、小册子、传单、历书和初级读本,而不适合用来印刷需要保存多年的书籍。所以,要印刷书籍,殖民地印刷商人还得通过他们在伦敦的代理人进口欧洲生产的纸张(最好的是荷兰生产的纸张)。要找到足够的纸张使整本书具有同一纸质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印刷商不能为了等候印刷整本书所需的全部纸张到达,而让他数量有限的活字白白闲放着不用。因此,他只能手头有多少纸张就先印上多少页书,然后把印好了的书页放在一边,拆散活字版,到有更多的纸张运到以后,才再继续印下去。

  油墨也是一个问题。当时流传最广的印刷商指南(莫克松的《机械操作》,一六八三年出版)指出,外面生产的油墨比印刷商自己调制的油墨质量还要差。但是,殖民地印刷商缺少调制油墨的油烟和清漆,因此,他们只得继续依赖从英国进口质量较次的油墨。印刷机也得进口,直到一七六九年,纽黑文的艾萨克·杜利特尔才制造出第一台供市场销售的美国印刷机。因此,北美各个殖民地印制的书籍极少,在整个殖民时期,进口的书籍成了美国书商的主要商品,这是不足为奇的。一七六九年一系列有关不得进口的革命性协议中审慎地列举“印刷的书籍和小册子”(与火药和鱼钩一道)属于仍然准许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之列。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由于美国印刷的书籍的竞争,英国书籍的进口才开始受到影响。

  殖民地印刷商居然能够成功地印出他们要印的那些书籍——大部头的法规、偶然出版的现代史著作或宗教小册子,这确实是够了不起的了。从他们印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看出印刷设备之简陋和材料之缺乏。为了节约纸张,印刷商采用比通常应该使用的小一号的字体。有些时候,为了节约往往采用简化版面的办法。因为缺乏纸张,一般都不采用看起来比较舒服的宽敞的版面设计。

  虽然美国人也试图从英国进口一些改进型号的设备,但在整个十八世纪,美国的印刷水平从技术上讲仍远远落后于英国。本杰明·富兰克林于一七二四年后在英国停留期间——他这个人就有这种奇特的本事,在最适当的时候,就在最适当的地方出现——恰巧和威廉·卡斯隆的一些赞助人在一起工作,由此他了解到卡斯隆拥有的改进型铅字体,并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把这种新铅字输入美国。但是,只是到一七九○年,当铅字铸造和造纸都已发展成为美国基础稳固的工业时,美国印刷业才开始印出第一批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从一七九○年开始,陆续出版了美国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总共十八卷,花费了整整七年时间才全部印完。

  欧洲的印刷商为了保护投资,从他们开始干这个行业的时候起,就尽可能事先找有钱的人做他们的赞助人,作为报答,他们给这些赞助人印上一些恭维性的题词。随着书籍市场的逐步扩大,印刷商在出版每一本书的时候,往往找好几位赞助人,而不是一个赞助人。这些人事先同意在书籍正式出版时即行购买。当书籍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时候——如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出版商已经开始甘冒本人投资的风险了:而在美国,出版书籍要找官员、总督和立法机构的成员作赞助人的现象仍持续很久。但是在大洋的这边,对后台老板一样的赞助人的那些奉承话(他们出钱赞助也无非就是为了能够得到这些恭维)却很少在出版的书籍中出现。早在十八世纪,美国的印刷商就试图通过预订的办法来支付投资所需的资金,这点他们比他们的英国同行更为精明。

  由于采取预订的办法出版书籍,印刷商理所当然地要安全行事,他们特别警惕标新立异的思想、不知名的作家和激进的质问者。每当印刷商在没有进行预订的情况下冒险出版一本书的时候,他也是尽可能不出版不知名作者的书,即使是本杰明·富兰竞林这样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出版商,他出版随地完全是一些传统的书,正如卡尔·范多伦所指出的,富兰克林出版书籍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交朋友,最好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为政府印书,出版历书以及出版诸如《自我保健治疗》(一七三四年出版)、《绅士的马医》(一七三五年出版)和他本人编写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等书,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在十八世纪期间,美国出版的书增加了,但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书却没有几本。篇幅较长和数量较多的是宗教书籍(虽然不全是神学书籍),诸如:布道文、宗教小册子、阅读指南、圣经评述,这种情况在新英格兰最为突出。美国出版的书籍中,销路最广的是学校课本如《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实用手册如约翰。坦南特的《自我保健治疗》,工作指南如威廉·布雷德福的《青年秘书指南》,以及计算便览、歌本等。在南方,法律书籍超过了宗教书籍,因为各个殖民地都有多种立法机构和几种不同体制的法院,但训练有素的律师却寥寥无几,审判员基本上都是门外汉,他们非常需要法律手册。当然也有些例外的情况,如出版了《海湾圣诗》(一六四○年出版),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自由意志之探讨》(一七五四年出版)和门诺会教徒的《殉道者事迹》(一七四八年出版),这最后一本长达七百五十六页,是独立革命前美国出版的最厚的一本书,也是出了名最丑恶的一本书。

  撰写《美国史料文库》一书的那位善于观察的作家于一七八九年从伦敦写来的信说:

  北美可能想要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学作品。她并不以那些高贵的文人学士为豪——那些人所追求和发现的东西在欧洲获得有知识的奉承者的吹捧,并得到无知群众的喝采,但他们所追求和发现的对真正的高雅情趣或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无好处……不管是什么内容的书,只要有用就有销路。但出版纯理论性问题的书籍、内容颇为奇异但并非重要的书籍、泛谈艺术和科学的书籍以及大部头和售价昂贵的书籍,书商就难于脱手了。他们除了真正需要的书籍之外,是没有多余的钱来买其它书籍的;至于购买文学作品,他们则着眼于对现在或将来的实用价值。

五十、报纸的兴起

  美国的印刷商是为普及文化服务的,而不是为文学服务的。他们印出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但却印出大量商界和政府迫切需要的其它内容的东西。在这些方面,他们和他们的英国同行至少也是并驾齐驱的。不过,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与大洋彼岸由贵族和传统所左右的同行们不尽相同。

  正如上文已经谈到的,殖民地人民能够得到从母国进口的现成的纯文学作品。在殖民地一些主要城市里,可以买到英国的立学名著,就象在英国各城市里购买一样方便。如果一个印刷商可以进口并销售来自伦敦的书籍,他又何苦在殖民地印刷质量既差、价钱又贵的版本呢?在一七八二年以前,殖民地的印刷商没何印过整本的英文圣经,但在一六人三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行了一千多本约翰·埃利奥特翻译的著名“印第安语”圣经。英文版的圣经可以很容易地从英国获得,但是对新英格兰区牧师必不可少的翻译成印第安语的圣经,却是不可能从别的地方得到的。在这方面,美国的印刷商可以自由地填补空白,为他们所在社会的特殊需要服务。杰斐逊曾不无夸大地强调说,美国人没有受欧洲出版物的“大量废话”之害,而在出版有益的科学读物方面,他们遥遥领先于欧洲。

  正如我们将要在下文谈到的,在开始的时候,是殖民地政府的需要支持了印刷商的业务。此外,由于政府机构分散在好几个殖民地的首府,这使得文化机构和新闻机构也从一开始就很分散。这和英国的情况不同,英国各城市直到一六九三年最后一项限制法令废除之后,才有印刷厂;而利物浦、伯明翰和刊兹这类城市,甚至到那个时候仍然还没有印刷出版机构。但是到那一年的年底,在北美各个殖民地,坎布里奇、波士顿、圣玛丽城(在马里兰)、费城和纽约等城市都已经有了印刷出版机构。如果各个殖民地都要等到对书籍和商业印刷的需求能提供足够的收益再去办印刷出版机构,那恐怕还得等上好几十年。们是,十八世纪中叶,美国的印刷出版机构已经兴旺发达起来了。到处都是一样,开始时全部靠政府津贴。一七六二年,当美国最初十三个殖民地中的最后一个——佐治亚开始办印刷出版机构,请詹姆斯·约翰斯顿到萨凡纳来充当政府印刷厂负责人的时候,整个北美殖民地总共已经有了大约四十家印刷厂了。

  在初期,印刷的产品主要是政府文件,如法规、殖民地议会的投票情况和会议记录。英属北美殖民地最早印刷的东西不是一首诗或一篇布道文,而是一项法律表格——一六三九年的《自由民誓词》。法律和商业表格是印刷厂的经常性业务,它们不受文学爱好潮流变动的影响。当富兰克林在一七三○年左右开始经营印刷出版业务的时候,他的第一批存货中就有许多这种空白表格。他在《自传》里中肯地描述说,“这是我们最最对头的货色。”各殖民地为数众多的政府机构各自有其本身的规则和各自的法院和记录制度,这使需要的表格数成倍地增长了。

  《穷理查的历书》的名声远远压倒了其它无效满足日常需要的一搬历书,殖民地每一雄心勃勃的印刷商都自行印刷历书。在十八世纪,历书为当时的美国农民提供了当今农业部门、城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所提供的服务。日出日落的时间,月亮的圆缺和潮汐的变化,天气预测,这些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时间表。农民需要这些东西,犹如今天买乘车月票的人需要火车时刻表一样。对于许多农民来说,除了圣经以外,历书是他们拥有的最重要的印刷品,历书还告诉人们法院开庭的日期,驿马邮差、客车、定期客轮的班期。历书还印有这样一些内容,如“家庭布置和园艺”、“大众机械学”和“读者文摘”。”它还包含一些实用的提示,诸如乔纳斯·格林编写的《一七六○年度历书》中的那种食谱:“已经有臭味的肉,如何在几分钟之内加工变成象好肉般地香美可口。”极少印刷商不印一些明智的、即使是陈旧一些的忠告,并对“居住在孤独住宅里的穷人和文盲”给予特殊的关怀,而对这些人来说,“有学问的作家的才智是永远跟他们无缘的。”人们把旧的历书都保留了下来,用以消磨漫长的冬季时光,供过夜的客人消遣,或用作笔记本和账簿。以前翻阅过的十儿本或者更多的过期历书,由于其中印有忠告、资料和精采文章的有用的片断,成了边远地区读者的主要精神食粮。在临近独立革命的那段时期里,历书传播着最新的政治新闻、公众舆论和社会上的论争。

  固然没有一个印刷商能不印历书而出名,但大宗的收益和未来的发展还得靠报纸。从富兰克林在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六五年期间与戴维·霍尔合伙经营印刷业的账簿可以看出,那个时期《宾夕法尼亚新闻报》的收益是他们最大的生意收入(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余收益一半来自公家的印刷品和零星印刷,还有一半则来自其它项目,其中包括《穷理查的历书》。富兰克林所办事业的规模是不寻常的,但上述比例或许具有典型性——现代的和地方性的书籍所占比重很大,“文学作品”微不足道。在十八世纪末之前,一个对美国印刷品作了实地调查的英国观察家报道说:

  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所办报纸,无论以其所表现的才华和幽默感来说,还是以其所具有的娱乐性和指导意义而论,都各有特色。北美大陆各个殖民地的首府都有一份周报,其中好几个城市还出版一份或一份以上的日报。在十八世纪开头的几十年里,当英国第一批地方报纸开始发行的时候,报纸在美国各殖民地的首府已经成为人所周知的出版物。到一七三○年,有四个殖民地定期出版七份报纸。到了一八○○年,报纸已经超过一百八十份。《纽约新闻公报》或《波士顿邮递周报》一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吹嘘说:这是真理(此言并不有损于对学院的尊敬〕

  报纸是知识之源泉,

  是整个国家,人们——

  日常谈话的主要内容,

  啊!报纸如果没有新的内容。

  这个伟大的民族又将何去何从?

  一张报纸就象一桌丰盛的酒菜,

  有几道菜是为所有的客人准备的。

  有大盘、小盘,辣的、嫩的,

  适合强弱不同的各种胃口。

  十八世纪末叶,塞缪尔·米勒牧师曾指出:虽然美国的人口只是英国的一半,但美国每年发行的报纸估计在一千二百万份以上,比母国发行的报纸多出三分之二强。一七八六年富兰克林从费城写信说:“近来,大多数人阅读的时间主要是用来看报和读小型期刊,很少有人去读四开本的书。”美国报纸这种早熟的发展情况,从某些方面说,只是正在英国发生的那些事情在殖民地的反映,但当地的许多因素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发展:文化的普及,国土的辽阔,几个殖民地首府的井存且各自具有其自己的政治新闻,以及几个滨海城市间的竞争。美国人所说的关于他们阅读习惯的许多话,不过是一种出于爱国主义的自夸,但是,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塞缪尔·米勒牧师在一七八五年对美国的描述:

  这是一种在人们中间从未见过的景象,甚至也是这个地球上无与伦比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不仅是有学问的和有钱的人,而已是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甚至是这个社会从事日常劳动的阶级的大多数,他们都自由地、经常地阅读报纸,定期了解每个事件的细节,参加政治事务,参与公共措施的讨论,这就激励他们去增进知识,并争取不断吸收知识的种种手段。可以肯定他说,象目前我们国家这么少的人口,却拥有这么多数量的政治报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总而言之,从来没有见过报刊的售价如此便宜,传播如此广泛,而又如此容易得到。

  美国生活的流动性如此之大,又这样充满新奇感,并且动荡和多样化;因而这种万花筒似的、时效短暂而又具有多方面内容的报纸,正是反映这种美国生活的最适当的文字表现形式。报纸必须实用、中肯,但它不需要人们长时间阅读或集中思考。报纸必须具有文学水平,但它不能把文艺性和表达性同商业和生产领域的生活分割开来。报纸必须公私兼顾,必须考虑到整个社会,只是它的重点是放在活动和特殊事件上面,而不是那些普遍原则。报纸是美国打破一切界限的象征.一位当时的印刷商说:“它们成为向社会所有阶级传递各种各样知识的工具,无数的零碎知识迅速提高了群众的智力,并把他们的阅读兴趣引伸到期刊上。”

  在防止报纸“文学气味”太浓方面,没有什么比广告更能发挥作用的了,广告将报纸与日常商业事务联系起来。一位殖民时期的印刷商兼历史学家艾赛亚·托马斯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报纸每天刊登的有关新书、工程项目、发明、发现和改革方面的广告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旨在开阔和指导公众的思想:广告是唤醒和保持公众注意力的许多办法中值得列举的一种,在当今时代,这种方法已大量采用,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早期的美国报纸得首先证明它自己是一种产品,而不是正统学说的传声筒,在法国,罗伯斯庇尔和米勒波各自拥有自己的报纸,向他们的选民进行宣传鼓动,美国可不时行这一套。杰斐逊曾愤慨地否认自己控制着为他的观点辩护的报刊。只在一七九○年以后,美国报刊才一度为激烈的党派意识所左右,为时约有半个世纪之久,在整个美国新闻史的大部分时期里,美国报刊的独立精神和高质量是和开放社会的商业精神相联系的,务使出钱买报的人感到物有所值。美国最旱期的杂志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在日常生活中,杂志远没有报纸那么重要,因此,在美同,杂志的发展比较缓慢。杂志如书籍一样,是一种“混合的”文字表达形式,既含有各种娱乐忡的内容,又有教导性的内容:而且在版式、趣味的长期性和对印刷的要求等方面,杂志和书籍是相近的。美国杂志获得空前成功,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那时杂志成了我同文化的标志,即尽管人们显然缺乏文学素养但部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杂志仍具有文学界小圈子刊物的特点,它是为那个小圈子办的。一直到一七四一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本定期出版的杂志。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没有几本杂志,而已部很短命(最长的办了三年),内容贫乏。当第一本有活力的、发行范围很广、具有美国特色的杂志问世时,那已经是十八世纪末叶的事了。早期的美国杂志绝大部分干脆仿效英国的《绅士杂志》和《伦敦杂志》。正如弗兰克·卢瑟·莫特所说,它们只不过是“在殖民地出版的英国杂志”。这些杂志缺乏文学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似乎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剪刀剪辑拼凑而成的。美国的期刊有个习惯,大约至少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从其它书本、小册子、报纸和杂志上抄来的(大多数抄自英国出版物)。在明确版权制度因而使剽窃行为成为可耻勾当之前,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编辑方法。

五十一、为什么殖民她的印刷品是保守的

  在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都需要进口,陆上交通又不方便,也没有几个城市的情况下,如果不让政府知道或未取得政府同意,任何人要想拥有或经营印刷厂,那是不可能的。古往今来,很少有象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出版事业那样,受到如此有效的控制。在这个广阔无垠、定居者寥寥无几的国土上,人们找不到什么“秘密印刷厂”——而在十六世纪的英国,这种秘密印刷厂曾捉弄和激怒了政府当局。

  当时北美的各个殖民地根本不存在今天所谓的那种“出版自由”。一直到一六八六年,英国政府给各个总督的定期指示里还有下面这样的内容:鉴于在你管辖的地区内,印刷自由可能带来极大的麻烦,你应发布必要的命令,确保任何人不得拥有可以进行印刷的印刷机,没有你的特许和首先取得许可证,也不得印刷任何小册子或其它印刷品。

  在英王委派的总督统治十三个殖民地的期间,控制印刷一直是总督的合法职能之一。虽然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也有过于轻率之处,但权力在后台人物手上,殖民地的印刷商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印刷机构能煽动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抨击,对于这种巨大能量,殖民地当局依然记忆犹新。欧洲的统治阶级不想毫无管制地让人们印制爆炸性的印刷品,犹如他们不可能准许人们没有许可证就生产人药或建立私人军队一样,美国所实行的控制方式,一个时期是这样,另一个时期又是那样,至于是否需要对出版物进行审查,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垄断出版物以巩固社会秩序,这种欧洲的传统思想在北美大陆上牢牢地扎下了根。美国的实际情况能使这种控制进行得比英国更为有效。

  在一六三九年至一七六三年之间,美国出版物一半以上来自新英格兰,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在波士顿及其周围印刷的。因此,马萨诸塞对出版物的限制在早期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从一六三八年马萨诸塞建立第一家印刷厂起,整整二十年内,并无任何官方的审查机构,坎布里奇印刷出版机构的少量产品没有一项内容是足以惹恼地方官员的。当地社会内部的一些争执(如安妮·哈钦森事件或罗伯特·蔡尔德博士领导的要求改革法律的运动),并没有导致马萨诸塞出版什么印刷品来支持不满现状的人。坎布里奇的印刷出版事业是由哈佛学院的院长负责进行监督的。直到一六六二年,马萨诸塞立法机构由于担心“煽动成立共和政体”,才通过了一项法令,“防止利用印刷手段对地方当局进行诽谤和图谋不轨”,并根据法令建立了审查机构,对付印之前的一切稿件进行审查。所以当时马萨诸塞殖民地印刷业的历史,不过反映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控制罢了。审查制度执行很严,一直持续到一六八五年。这以后的四十年间,审查稍微放松了一些。到一七二三年之后,殖民政府已不再运用付印前进行审查的办法进行控制了,而是通过内容广泛的诽谤罪法律,不断发出起诉的威胁(有时也确实进行了起诉)。在那些年月里,英国由于人口的增加、印刷出版业的发达和自由思想的兴起,使得政府更难于对出版物进行控制了。但在马萨诸塞,政府仍实行着有效的控制。因为马萨诸塞的殖民政府是根据自己的立法进行治理的,所以英国审查法的废除。一六七九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甚至英国所有各项审查法在一六九五年的终止,并没有力美国带来同样的自由。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审查制度(即出版前的控制)虽然有某些放松,却仍继续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因此,当美国第一家定期出版的报纸《波十顿新闻通讯》于一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波士顿出现的时候,它的版面上仍然印有审查的标记——那行使露底蕴的文字:“政府批准出版”。而这种做法在英国早已绝迹了。总督行政委员会仍然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对冒犯当局的印刷品进行镇压。

  对出版物的有效控制一直持续到独立革命时期。一七七○年,当时还是独立革命早期的鼓动阶段,马萨诸塞庄园事务委员会的英国老爷们抱怨殖民政府未能对“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严加惩办。马萨诸塞总督行政委员会答复说,它在宪法范围之内所取得的成功,实际上超过了英国贵族院。“为什么没有人对贵族院提出指责……说他们未能对英国那些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严加惩办呢?如果说我们这里有这种情况的话,和英国相比那也仅仅是五十与一之比而已。”然而,总督行政委员会为了替自己开脱,还是对冒犯规定的印刷商提出了诽谤起诉。到独立革命爆发时,镇压反对派出版物已成为惯例,印刷自由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也未能为社会习俗所接受。所以,当波士顿要求独立的骚动燃成烈火时,激进党派就利用暴民的恐怖行为,攻击那些敢于维护国王和英国议会的作家和印刷商。一七六八年,当马萨诸塞起草新宪法时,内容包括一项赞同出版自由的宣言,宣言词藻华美,但写得含糊不清,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怀疑支持这种新鲜事物是否明智之故。在独立战争期间,所有对独立运动不利的出版物全部遭到镇压,根本不存在任何行之有效的出版自由。在实现和平之后,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们所要求的井非一个“自由的出版业”,而是要求恢复受到”‘妥善管制”的出版业。举例而言,约翰·亚当斯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说“对出版物发许可证并不能证明这里是自由的。”早在一七七四年,当一个为英国辩护的人争辩说:独立运动对于专制暴君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在马萨诸塞,就允许发表截然不同的意见。对此,亚当斯就曾抱怨说,”给保守派的印刷出版机构发许可证是可耻的。”“世界上没有不可能挨骂的十全十美的东西……当一个民族腐败时,出版物可以促使其毁灭。而现在,主管部门每天利用出版物培植和加深这种腐败现象,把传统美德连根刑除,这种做法实在荒谬透顶之极……而出版自由,不是用来推进自由事业,而是用来加速自由事业的衰亡。”约翰·亚当斯和马萨诸塞联邦党诸领导人赞成一七九八年的《外侨及惩治叛乱法》,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所担心的只是怕法律不能有效执行。亚当斯在二十年之后还在警告人们说:“如果要想使人类的情况有所改善,哲学家、神学家、立法者、政治家和道德家们将会发现,管制出版物是他们需要解决的最困难、最危险、但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现在人类要是没有它是无法得到治理的、但目前有了它也不行。”

  在殖民时代的马萨诸塞,一些占统治地位的牧师,诸如处在全盛时期的马瑟家族,部设法绕过法律来贯彻他们自己的主张。一七○○年,英克里斯·马瑟写了一个书,攻击本杰明·科尔曼牧师及其朋友们在海湾殖民地新建教会的种种做法。这位受到指责的牧师起草了一份答复,为了找到出版的地方,他不得不把手稿送去纽约。科尔曼的小册子声称:“请读者注意:波士顿的印刷出版业完全是在阿瑟牧师(他正是我们答复的对象)和他的朋友们的控制之下,我们竟然无法在那里找到印刷商来印刷这些文章。我们之所以非得把稿子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出版,实乃基于这唯一的真实原因,因为在那里印刷是会碰到困难的。”波士顿印刷商巴塞洛缪·格林则解释说,从商业角度出发,他拒绝印刷是有充分理由的,上一次他未事先经政府当局同意承印了一批东西,结果被责今按官方的要求在出版前重新修改,重新印刷。在北美所有殖民地里,印刷业都是靠政府的资助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印刷出版机构被认为是现存制度的支柱,一旦印刷出版机构出现险情,可能另有企图时,政府当局宁愿不要印刷出版机构,担任弗吉尼亚总督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威廉·伯克利爵七在一六七一年吹嘘说:“我得感谢上帝,我们既没有自由的学校,也没有自由的印刷业。我希望我们今后几百年也不要有这些东西。因为学识会给社会带来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宗派主义,而印刷会把这些公诸于众,并对政府进行诽谤。上帝使我们将两者都摆脱了。”其后一个世纪弗吉尼亚的一些领导人并不同意伯克利热衷于愚民政策的态度,但至少在出版问题上,伯克利这些对弗吉尼亚的不算过奢的期望在多年内是一直如愿以偿的。一六八二年,政府第一次被印刷出版机构吓了一跳,该印刷出版机构是格洛斯特县富何的地主兼商人约翰·巴克纳进口印刷机倡办的,他没有得到政府当局的许可,便擅自印刷殖民地的一些法律,触犯了规矩。总督和总督行政委员会传讯巴克纳,勒令他停止颠复活动,并且“为了防止由于出版自由而引起的一切麻烦和不便”,还要他找人担保,以保证他行为良好。一六八三年,英国国王颁发指令:为了防止将来出现任何类似的“麻烦和不便”,弗吉尼亚总督应“发布必要的命令和指示,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印刷任何东西。”直到一七三○年,当威廉·帕克斯在威廉斯堡开办印刷厂的时候,弗吉尼亚才有印刷出版机构。从那时以后一直到一七六六年,弗吉尼亚仍然只有一家出版机构,它等于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杰斐逊在许多年以后回忆道:“我不知道弗吉尼亚曾禁止出版报纸。一直到爆发独立革命的时候,我们还只有一家出版机构,做的完全是政府的生意,也没有哗众取宠的竞争对手。任何总督看了不顺眼的东西,部不可能塞进出版物里去。”除波士顿之外,北美殖民地两个最大的印刷中心是费城和纽约节,在这两个地方,政府当局控制印刷品的权威至少一直延续到独立革命(或是靠审查,或是控以词陪罪和由立法机构加以谴责)。在费城,威廉·布雷德福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位印刷厂主(头一次印刷是一六八六年),他和当地政府与公谊会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起因多是一些微小的疏忽。最后,在一六九三年,他因出版教友会内争执双方中一方的小册子而受到起诉,于是厌恶地离开了该殖民地,成了纽约忠实的政府承印人。在以后的六、七年里,费城根本就没有印刷出版机构。威廉·布雷德福的儿子安德鲁·布雷德福于一七一九年回到费城,成为官方的“承印人”,但是,他在满足政府当局的要求方面,比他父亲好不了多少。对反对派出版物进行镇压和控以诽谤罪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这现象一直继续到独立革命前夕。

  纽约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但是作为印刷品的主要基地这一点上,它无法和波士顿与费城匹敌。直到一七六○年以后,情况才开始起了变化。著名的约翰·彼得·曾格案(一七三四至三五年)无论就其参考价值,还是作为法律原则的里程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案肯定了陪审团在处理诽谤案件上拥有解释法律和事实的权力。但对当地社会的法律实践来说,这个案件的判决并没有形成一个转折点。即使是在曾格案件之后,纽约所争论的问题仍然不是出版物应不应该“妥善地进行管理”,而是应当由谁来掌握这种管理权。曾格在审讯中为自己作了辩护,这使他以后成了出版自由史上的英雄人物。他终于得到了报偿,一七三七年,被任命为独占的“公家承印人”。二十年之后,另一个印刷商休·盖恩被议会审讯,受到谴责,他“谦卑地请求宽恕”,但仍然被罚偿付有关费用,原因是违反规定,印刷了代议机构的公开会议的部分记录!一七四七年,纽约议会的印刷商詹姆斯·帕克服从乔治·克林顿总督的禁令,没有出版议会对总督的抗辩;但是第二年,他在印刷议会的表决记录时还是斗胆把这个抗辩印了进去。但过了十年,即一七五六年,议会却宣布帕克“品行不端,蔑视议会的权威,因而有罪”,原因是他在他办的报上刊登了一篇批评议会的文章。如此这般的情况还有不少。在殖民时期,美国印刷出版机构所受限制,还不仅仅是政府的控制、审查制度以及以诽谤罪起诉的威胁。最早期的美国印刷出版机构完全是靠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而生存的,这个事实必然影响到印刷商的秉性和所属印刷厂的产品:政府的支持也就意味着政府的控制。在早期分散的殖民地社会里,如果存在爱好文学的热情,尽可以靠从母国进口书籍的办法得到满足,因此印刷厂如要依靠出版典雅的文学书籍来维持营业的话,这个行业可能得推迟几十年才能出现。但是,就在北美大陆第一批移民定居之后不久,各个殖民他的政府都需要建立一家印刷厂,以印发公告和法律,向总督行政委员会和议会的成员提供辩论、会议记录、决议和表决情况,并供应日常需要的法律表格,即使是在殖民地的早期岁月里,当时商业性印刷的市场需求很小,也不需要本地印刷的书籍,报纸和期刊的市场又很不发达,但政府却能通过每年签订合同的方式,保证那些答应满足政府需要的印刷商得到一定的收入。概而言之,印刷业传入北美殖民地的历史,是十三个不同的殖民政府津贴一项公共服务设施的历史。在马萨诸塞,最早的印刷出版机构是在有位有势的牧师和哈佛学院的严格监督之下,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印刷出版机构既为教育服务,也为当地政府服务,其业务范围及局限性可以从最初三件产品中反映出来:更新修订的《自由民誓词》(一六三九年出版);供新英格兰用的历书(一六三九年出版)和有名的《海湾圣诗》(一六四○年出版),后者被认为是三位新英格兰神学家共同翻译的更加准确的圣诗新版本。英属北美殖民地早期印刷业的主要业务是印刷地方议会通过的法律和法令。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个干练而具有事业心的商人。他把担任宾夕法尼亚议会职员这项任命主要看成是能为他的印刷厂独揽政府印刷生意的一个途径。在不到十二年内(一七三九至五○年)。富兰克林总共获得了宾夕法尼亚货币二千七百六十二镑的收益,包括他担任议会职员的薪金和印刷法规与纸币的收入。富兰克林撰写和印刷出版的《纸币性质及其必要性初探》一书(一七二九出版),力主宾夕法尼亚印发更多的纸币,用该殖民地大量的土地作抵押。“我在议会的朋友们认为我曾作过一些贡献,因此认为委托我印行纸币是适宜的,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工作,对我帮助极大。另一方面,因为我能写,这一点也占了便宜。”还有一次,甚至付给富兰克林一笔费用,委托他销毁在流通中破旧了的纸币。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候,附近的殖民地特拉华也和富兰克林签订合同,由他印刷该殖民地的纸币、法律和政府会议记录。

  威廉·帕克斯于一七三○年为弗吉尼亚引进了在半个世纪内的第一台印刷机。在几年以前,他刚刚在安纳波利斯建立了印刷出版机构,马里兰议会清他担任官方承印人,负责印刷议会的辩论、表决和立法记录,保证他每年有一定的收入,这一点吸引了他,帕克斯在威廉斯堡开设印刷出版机构之前,弗吉尼亚立法议会已给了他官方承印人的身分,并保证他一笔每年递增的收入,仟始时是一百二十英镑,到他去世前达到二百八十英镑。但并不是所有殖民地部如此幸运,有些殖民地要把印刷工作委托给邻近的殖民地或送到国外去办。南卡罗来纳议会早在一七二二年就设置了一笔奖金,想招徕一位承印人,但直到九年之后,才最终说服了一个印刷商到该殖民地定居。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殖民地的印刷出版业会成为培育新奇、惊人或激进思想的温床。印刷商必须是“政府的人”,能为殖民地的统治集团所接受。一个人要在殖民地依靠印刷出版业为生,只有靠政府提供生意。因此,作为一个谨慎的印刷商,政府的印刷生意在他的工作时间中占首要地位。这一点可以从私人名义出版的书籍中那些表示歉意的前言中得到证明,因为这些书籍的印刷被一再推迟,有时甚至不得不以简缩本的形式出版。可是随着各个殖民地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政府印刷工作在整个印刷业务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具有不同政见或不囿于习俗的印刷商才有财力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

五十二、“公家承印人”

  许多世纪以来,那些有影响力的美国“印刷出版界的绅士”,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未衡量,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绅士。美国报界人士的先辈既不是论文写作者,也不是才子或职业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印刷商——从事有益的公众新闻事业的手艺人。他们并不是出入于客厅、咖啡室或文艺沙龙里的文人学士。相反,他们是为公众服务的仆人,用十八世纪的语言来说,是“公家承印人”。他们双手沾满油墨,他们经常出入立法议会和市场,取货送货。他们的印刷厂成了论坛和邮政局,成了新闻和舆论中心。为了谋生,他们必须取得政府的信任,善于掌握新闻的来源,并寻找途径把印刷出来的东西迅速传播出去。他们已经开始建立一种史无前例的公众新闻网,这种新闻网最终会使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在满足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同时,激励人们前进。

  殖民地生活的某些特点也增强了这些以印刷出版业为生的人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这里有许多单独的肉成一体的殖民政府——各自拥有行政和立法机构,各有自己的条例、法律、辩论情况、表决结果、会议记录和命令要进行印刷。如此众多的自成一体的政府机构的存在,使得最早期的美国印刷品成为各方面注意的中心,并具有以公众为对象的实际工作目标,从而促使印刷业为整个粗通文字的社会服务。

  到独立革命时期,每个殖民地政府在各自的首府都有其自己的印刷厂,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大西洋沿岸,从北到南,各个主要城市里都可以找到印刷商。如果某一个殖民地政府对它的公家承印人不满意,另一个殖民地政府可能欢迎他去,让他去承担官方印刷业务。各地政府经常需要合格的“公家承印人”。

  与此同时,印刷业逐步向美国各个小城镇发展。在英国,印刷业也是从伦敦、牛津、剑桥向各城市发展的,但是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商具有自己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好几种新的作用),而这是其英国各地同行们所不了解的。“公家承印人”是美国独有的体制。威廉·帕克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和安德鲁·布雷德福都是处在政府中心地位的人物,那里是新闻的发源地。他们对公众生活的影响预示着美国政治和新闻出版之间将会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在当代经常举行的总统记者招待会中得到了反映。英国各地的印刷商仅仅是个手艺人;只有伦敦的皇家印刷官才具有官方的职位;而北美各个殖民地的公家承印人都是占着政府重要地位的人物。作为殖民地法律、议会会议记录和主要报纸的印刷商,公家承印人是当地邮政局的主要顾客。因此,他经常会发现,如果他同时兼任邮政局局长,既方便又有利可图。他不仅可以假公济私地利用驿站邮差投递自己的报纸(富兰克林就这样干了一个时期),而且他还可以从邮政局长的岗位上间接地得到许多好处。由于各地距离遥远,对新闻的要求迫切,因而市镇的邮政局就成了人们聚会的场所。由于所有信件部首先经过邮政局局长之手,所以他能最迅速地接触最机密的新闻。镇上的人来取邮件的时候,他还可以经常从他们那里收集到有趣的地方新闻,同时还可出售书籍、杂志、治咳药、封腊(火漆)、巧克力、柠檬、书写纸、钢笔、琴弦等等。于是,印刷厂变得有点象以后的杂货店了。无论在哪里,印刷厂老板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第一份定期出版的美国报纸《波七顿新闻通讯》(一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是殖民地邮政局局长兼“公家承印人”约翰·坎贝尔以“当局许可出版”的名义主办的,以后历任的各届波十顿邮政局局长甚至把这类出版物视作他们那个机构的附属品。埃刊斯·赫斯克在一七三四年创办的报纸用了《波七顿邮递周报》的引人注目的名称,并印有这样一段话:

  波士顿:邮政局长埃利斯·赫斯克主办。广告业务在国王大街的邮政局(市政大厦北门对面)办理,城乡人十均可在该处获得本报。

  在康涅狄格,第一张报纸也是由一位担任邮政局局长职务的印刷商主办的。兼任邮政局局长的好处在于,这样可以确保印刷出版事业控制在受政府信任的有身分的人手里。

  所以,北美殖民地早期书籍和报纸的印刷人(往往也就是书籍的作者和报纸的撰稿人)很熟悉公众的爱好,并熟悉向广大公众出售和散发印刷品所碰到的问题。富兰克林有一条规矩,即“永远不要谋求也不要拒绝或辞去”一个政府职位,但他偶而有一次违犯了这条规定,那是在一七五一年,他想谋求全美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的职位,为此他委托在英国的朋友出资三百英镑去进行活动。“一般认为,这个职位每年只值一百五十英镑,但该职在其它方面对我却非常合适,特别是它会帮助我实施一项早已拟就的计划,随信附上这个计划的抄本。我期望这个计划能很快产生一些成果,使你和所有爱好有益知识的人都感到欣慰,因为我现在认识了大批有才华的美国人。”这个“计划”导致美国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富兰克林最初设想把该研究会办成一个有益知识的传播中心。主要目的是相互之间进行通信,因为富兰克林相信,生活在“不同的气候中,不同的土地上,建设不同的工厂一和矿山,并有能力进行不同的改革和制造”的人之间随便通信、交流信息,肯定是会取得进步的。

  富兰克林同殖民地的邮政部门保持长期工作关系——先是(在一七三七年以后)担任费城的邮政局副局长,后来(在一七五三年至一七七四年)则担任全美所有殖民地的邮政总局副局长。在此过程中,他为加速邮政服务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使自己通过这种活动获得不少收益。到一七六九年的时候,这个职位给富兰克林带来了一千八百五十九英镑的纯收入,而在他接任之前,这个职位只是收入仅敷支出的。一七三七年,当富兰克林担任费城的邮政局局长时,还没有关于邮局运送报纸的法例,也没有订出运送报纸的收费标准。作为邮政局长,他只要把自己办的报纸交给驿站邮差去分发就行了(但禁止他们运送与他竞争的报纸)。他这个职位还带来其它许多有利于出版的条件:“它方便了我对外通信,有助于改进我的报纸,增加发行量,扩大广告版面,这些都给我带来可观的收益。我的竞争对手办的报纸相应地衰落了。”

  当富兰克林成为全美殖民地的邮政总局副局长以后,他扩大了早年在费城的试验性做法,允许他的竞争对手通过邮政局分发报纸。一七五八年,他第一次确立了邮政局运送报纸的固定收费标准(利润是很高的)。但即使实行这一改革,与其说是促进新闻自由,不如说是加强和增加保守报纸的发行范围。他在阐述他的目的时说,这是为了“弥补不方便之处,而又不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对政府、对商业、对公众都有利的报纸的传播。”

  随着意见分歧的加剧,殖民地政府控制报纸的发行范围,也就是控制文字舆论的工作,越来越变得困难了。威廉·戈达德(1740—1817)和他的姐姐玛丽·凯瑟琳·戈达德(1736—1816)由于反对邮政局的垄断而成为捍卫美国出版自由的圣人。戈达德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实业家的典型,他好动,缺乏幽默感,也不机智,但他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超人的组织能力,和能使别人听取他的意见的本事。戈达德是康涅狄格境内新伦敦地方的一位内科医生兼邮政局局长的儿子,他作为一个学徒,从纽黑文的邮政局局长和报纸发行入詹姆斯·帕克和约翰·霍尔特那里学会了印刷业务。一七六二年,戈达德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创建了一家印刷厂,办了一份报纸,并成为该镇的邮政局局长。由于没能掌握足以维持办报经费的八百个订户,他先迁到纽约,后又迁到费城,尝试别的出版业务,到处碰碰运气。最后,他在巴尔的摩定居了下来,他在那里办的《马里兰日报与巴尔的摩广告报》(一七七三至一七儿三年)在临近独立的那几年,素以直言不讳著称。

  作为“一个大力鼓吹新闻出版自由”的报纸所有人,他遭到了政府控制的邮政局的刁难。他在费城以外地区发行三百五十份报纸,当地邮局要他每星期付一英镑的费用。戈达德对这种荒谬的做法立即作出了反应,他建立起自己的邮递系统,以摆脱政府对他的出版物的控制,结果,戈达德的业务得到了发展,一七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波士顿暴动的消息就是由他自己的邮递员从纽约传达到他在巴尔的摩的办公室的。

  人们期待更加自由、更加“合乎宪法”的邮递服务,这种愿望一直是独立运动思潮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早在一七一一年,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就曾拒绝拨款给邮政局,当时邮政局刚刚根据英国国会的一项立法进行了改组,公民代表院拒绝拨款的理由是,英国立法所规定的收费标准等于是未经同意而进行征税。只是到了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当富兰克林不在邮局上班却遥控邮政业务九年之后,才开始出现了向旧制度挑战的有力竞争。到那个时候,报纸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对邮递业务的需求,而威廉·戈达德的勇气、干练和组织能力已使新的制度的出现成为可能。纽约的印刷商约翰·霍尔特曾于一七七五年五月说:“戈达德始终不渝地全力支持英国宪法与他同胞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作为一个印刷商人,他置自身安危或私利于不顾,……戈达德的言行触犯了许多当权人物,他是一个受害深重的人(他认为,可能是全国受害最深的人),邮政局截断和阻碍他的报纸的发行。众所周知,邮政局一直是英国政府部门手中的工具,旨在推行奴役殖民地和破坏英国宪法的阴谋勾当。”

  由于大陆会议、新建的美国军队和日益发展的殖民地报业的需要,美利坚六众国第一个邮政局终于诞生了。当邮政系统于一七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诞生时,它不是建立在旧的英同邮政系统的基础之上,而是建于旨在使邮政局摆脱政府控制的戈达德私营邮政系统的基础之上。但是,新政府在任命美国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的时候,还是显露了它的保守思想,它没有任命设计和组织这一套邮政系统的戈达德,而是任命了多年以来一直执行英国邮政制度的富兰克林。美国的邮政局——尤其是全国邮政总局局长和地方邮政局局长——一直是和政治息息相关的。

  所以,殖民地的印刷商一办报人一邮政局局长追求的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美国职业,他在美国开始从事这种职业时,只是一个手艺人,一个小商人,而不是文人,但他在政府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使他与公共事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政府分散在十三个不同的中枢,由于迫切须要某些切合实际的信息,加以印刷厂和邮政局的结合,因而使印刷文字的发展趋势同公众思想意识的发展势趋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