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全民皆兵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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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自愿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是士兵:当他们决定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士兵。”——约瑟夫·多德里奇

五十三、防御战与质朴的外交

  北美殖民地建立的那段时期,在欧洲正是所谓的有限战争时期。从十七世纪初期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定居之后,一直到接近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战争,欧洲表现了明显的克制在经历宗教战争的血腥屠杀之后,欧洲进入“文明时代”.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人们主要是设法从战争恐怖中恢复过来,而不是停止战争本身。战争之得以缓和,主因并非人们作了消灭战争的努力,而是由于制定了战争法规和军事机能的专门化,这种克制使战争不再具有象过去那样大的破坏性。但也使战争不象过去那样起明确的决定作用,殖民时期的欧洲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持续不断但又不起决定作用的战争的历史。一六九七年,当荷兰联盟的战争逐步爆发的时候,丹尼尔·笛福曾经指出,“现在往往是一方有五万军队被围困于相互都肴得见对方的地带,大家将整个战役的时间花在躲避上,或者用更有礼貌的说法,是相互进行观察,然后开拔,返回各自的冬季兵营,这种作战方式的差别在于战争的准则不同,现代战争和以前时代的战争差别之大,犹如长假发和胡须的茅别,也犹如人们现在的习惯同过去的习惯之间的不同,现代战争的准则是——

  除非处于明显有利地位,决不轻易出击:

  经常主动扎营,而不要被迫宿营。

  如果作战双方的将领部认真遵守这些规则,那他们就不可能真止打起来。”

  战争一般都是在面积很大的广阔地带进行的,这样才能遵守常规和排列队形。庄战争开始的时候,敌我双方军队的部署犹如棋盘上的棋子,每一方通常部知道对方拥有什么部队,而军队的每一部分只完成指定的具体任务。偷袭、不合常规的作战方式、突然和猝发的作战策略,一般都被认为是违反规则的行动,“这种作战方法。”笛福曾简明地指出,“一般比过去的战争要花费更多的钱,但流血较少。”虽然军队增加了,伤亡却减少了。一七○四年爆发的西班牙争夺王位战争,只有二千名英国士兵和水手在战斗中死亡,而死于受伤、疾病及其它与战争有关因素的人也不超过三千人。如果战争没有成为一种与人民大众脱钩的专门化的行当,这种克制性的打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打仗成了军人们的专职,这些人的作用和普通人的作用是完全分离的,犹如有学问的律师、医生或牧师的任务一样,敌我双方的军官们喜欢享受专业人员之间和国际性欧洲贵族之间的情谊,他们在两次战斗的间歇期互相以舞会、音乐会和宴会款待对方,互相于杯。贵族专业军人一般部是来自贵族和上层阶级;对他们来说,为他们的君上服军役是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尚未获得“为祖国而战”荣誉的、按照现代标准来定类的普通土兵为数无几,社会渣滓当乓的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从监狱和酒馆里强征来的,统治者只要出得起钱,是宁愿用象瑞士人或德国黑森人那样的职业雇佣兵来补充他们的军队的。

  所以,战争并不是两个全面动员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冲突,也不是被爱国主义神圣化了的冲突。军事行动不是发生在工厂和城市的废墟之上,而通常是在军事演习场所——远离居民的平原上进行的。在那里,“战争法规”被准确地和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尽量不危及平民的住宅、农场及集市等和平区域。指挥官们决不愿意在树林或丛林里作战,也不愿意在晚上或坏天气下打仗,就象现代的棒球队不会同意在下雨大和在密林里比赛一样。当然,也有例外,但这种情况是极为少见的。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接近十八世纪末叶,欧洲战争纯粹是政策的工具。进行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另一个民族,或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改变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战争通常只是一个掌握统治权的君主想扩大其领土版图,维护其荣誉名声,或是想从与他敌对的君主手里夺得商业上的利益。这个敌对的君主很可能就是他的表兄弟,和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期的宗教战争相比较,这种战争的目的更为有限。

  贵族文化的泛欧性质,使得人们具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从而产生一种专门理论来界定战争的正当理由和适当限度,在上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流行的手册是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该书十一六二五年至一六三一年间出版,它为文明国家规定了权威性的“规则”。到了十八世纪后期,瓦泰勒的《国际法》(一七五八年出版)取代了格劳秀斯的著作。瓦泰勒的论点有所改变,但仍认为文明国家在和平或战争中是受某些自然法规约束的。

  不幸的是,对美国早期移民进行伏击的美洲印第安人可不读格劳秀斯或瓦泰勒写的书,他们没有国际贵族的背景,他们也不信服只在开阔地带和好天气下进行有限战争的那些好处,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一套作战方法——丛林战的方法。他们不习惯于布阵会战,也不习惯于吹着军号的进攻。印第安人的弓箭不象火绳枪,没有响声,却非常准确,即使在坏天气里也能很快发射。与十五英尺长的矛相比,他们的战斧是一种具有更多功能的武器。当印第安人抓住敌人的时候,他们可不遵守格劳秀斯的规则——将他们俘获并用来交换俘虏。相反,他们的规则是屠杀和拷打;剥皮,用棍尖乱刺俘虏任其流血而死,则是等闲之事。约瑟夫·多德里奇牧师曾亲眼目睹了十八世纪后期在西弗吉尼亚发生的野蛮进攻的情景:

  印第安人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他们的目标是全部消灭敌人。儿童也是他们报复的对象,因为如果是男孩,日后会成为战士,如果是女孩,则会成为母亲。在他们看来甚至胎儿也是有罪的。杀死其母亲,让胎儿死在母腹之中,这还不过痛,他们剖开母腹,取出胎儿,把胎儿挂在棍子或柱子上,作为战利品,并以此恐吓屠杀中的幸免者。如果印第安人抓住了俘虏,他们在处置时很少表现怜悯。对于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他们有时也会暂不处死,目的是为了肆意拷打,以满足他自己和同伴们的复仇心理。在美国的这种环境下,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冒险文学作品——印第安人的俘虏的故事——专门讲述那些普通定居者、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受苦受难的情形和英勇行为。

  印第安人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没有任何警告便进行袭击,对于边远地区林中小屋的居民来说,他们是夜阑人静时突然出现的魑魅。科顿·马瑟回忆说,新英格兰的定居者感到好象有“无数肉身的鬼魂从四面八方攻击他们”。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是“从洞穴里跳出来的狼群”。沿海各殖民地的每一个地区都遭到过屠杀。一六二二年弗吉尼亚拓殖地的血腥屠杀,一六四四年再次发生的屠杀,这些都是殖民地人们永难忘却的。一六七六年在弗吉尼亚爆发的纳撒尼尔。培根叛乱,表达了西方定居者要求得到更多援助以对付印第安人的愿望,上文已经谈到过,十八世纪中叶印第安人的人屠杀如何使宾夕法尼亚教友会政府的危机更加尖锐化。这一次次的噩梦促使定居者形成了一套军事策略,这套策略一直持续到接近十八世纪末叶。印第安人的威胁始终是整个殖民时期各定居点边缘地区的心腹之患。对于越来越远的西部地区来说,对印第安人的恐惧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一八七六年,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部队全军覆没,十年之后,少数残留的印第安人被转移到印第安人区或指定的居留地,至此印第安人的威胁才算最后解除。

  印第安人并不是唯一的威胁,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一些地区断断续续受到来自其它欧洲强国——法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入侵威胁。从西班牙一五八八年派遣“阿尔玛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以来。至少一直延续到拿破伦时期,英国相对说来并没有受到什么外敌侵扰,但弗吉尼亚的早期定居者却经常处在恐怖之中。他们担心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的卡罗琳堡屠杀胡格诺派新教徒的事件在他们那里再次重演。詹姆斯敦的早期定居者不止一次发出过警报,说是西班牙舰艇正向他们那里驶来。他们焦虑不安地注视每一艘驶近的船只,害怕会带来入侵者,一六四三年,一艘载有钟楼的一百四十吨级法国船只驶进波士顿时,曾引起波士顿人惊恐万状,类似的事件以后还发生过多次,都使他们害怕来自欧洲军队的袭击。即使是宾夕法尼亚教友会的和平主义教徒,也由于西班牙船出现于港湾而紧张起来。

  这类威胁迫使整个社区的居民在危险来临时冒集在一起,那些构筑起来以备印第安人袭击时人们避难和共同居住的要塞,成了美国无休止的战争的象征。每当发出印第安人袭击的警号时,附近居民就携带着贵重细软物品,集中到要塞里来。一六七六年菲利普王之战警报频繁期间,这种要塞在新英格兰大大增多了,以后又经历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一直到十八世纪,相当一部分要塞还保留着。在各殖民地,从南到北,要塞的设计是雷同的。有时是由大家同意借用一座独特的私人住宅作为固定的避难所,这种住宅墙壁很厚,墙上有洞孔,有个突出的二层顶楼,角落处可能有侧堡作隙望用。或者,象有些城镇(诸如康涅狄格河谷的哈德利、北安普敦和哈特菲尔德)那样,仿效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城镇用一道防御工事围堵起来。

  要塞里拥挤不堪的生活,正如多德里奇牧师告诉我们的,毫无乐趣可言。该地的定居者对他们称之为“印第安人的夏季”一直恐惧不安。

  居住在偏僻地区的人。一听见这一钏称没有不感到心惊肉跳的……自从西部第一批定居者卷入连绵不断的印第安人战争以来,除冬季外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和平生活。只有在寒冬季节:由于天气恶劣,印第安人不能出来攻击居民点。因此,每当冬大来临时,这个国家的早期居民无个额手相庆,狂喜不已。因为他们从春天到初秋,一直被关在……困窘的要塞里,忍受着印第安人战争带来的种种苦难。所以,随着冬大的到来,全体农民,除了要塞的主人外,都带着一种犯人从监禁中被释放后的欢乐心情,回列他们各自农场的小屋。到处是紧张而扰的活动,一片欢乐,迎接冬天的到来,他们收割玉米,挖掘土豆,饲养肥猪,修补房屋。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这灰暗的冬天岁月比五月和风与鲜花还要令人陶醉,但有时也出现这种情况,当冬天已经开始之后,天气突然转暖,于是战火……漫的时节再度来到,并持续相当长一段日子,这就是“印第安人的夏季”。因为这给了印第安人另一次机会,以便发动破坏性的战争,大举袭击居民点,随着冰雪的融化,每个人都变得愁容满脸,和煦的阳光使人们的心灵因恐惧而战傈,他们顶感到印第安人将要发动新的袭击,想到又要被迫迁回令人厌恶的要塞里去,因而痛苦莫名,而这种不祥的预感,却往往会兑现。

  在殖民地的这种战争中,人人都是士兵,因为人人都是生活在战场上,妇女们的勇敢是有口皆碑的,一七六六年,在弗吉尼亚河谷的谢南多亚县,两个男人带着妻子和孩于坐一辆大篷车到要塞去避难,路上遭到了五个印第安人的袭击,两个男人都被杀害了。“女人们,”据克切弗报道说,“不但没有被流血不止、行将死去的丈夫的惨状吓得晕过去,她们操起斧头,以大无畏的坚定气概和超人的力气,保卫自己和孩子。一个印第安人抓住了希茨夫人的一个孩子,想把他拖出车厢,孩子的母亲犹如闪电般地把孩子抢了过来,另一只手抡起斧头朝印第安人头上砍去,那个家伙赶紧丢了孩子逃命。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好几个印第安人受了伤,最后全部逃跑了,留下两个妇女和他们的孩子继续赶路奔向要塞。”几年后,埃克斯比里恩斯·博泽斯夫人的一些邻居在她的家里避难,在她们的两个男人受了重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保卫了大家的安全。她熟练地挥舞着斧头。将两个印第安人的脑袋劈开了花,第三个印第安人被劈开了肚。在偏僻地区生活,对不能文质彬彬,任何盼望“军队”来援救的人,都坚持不了多久的。

  男孩子早在平时的嬉游中就培养了进行自卫的能力。用弓箭或枪支射击小猎物,抡斧头,成了印第安人袭击时自救的本领。当一个男孩到达参加民兵的年龄,他对森林里的一切早已非常熟悉。知道印第安入的来去道路。多德里奇在写到弗吉尼亚河谷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情况时说:“一个十二、三岁发育齐全的男孩,会用一支步枪和一个弹药袋把自己武装起来。于是,他就成了要塞的士兵,负责守卫要塞的一个枪眼。用枪打松鼠、火鸡和浣熊,这一切使他很快成为一个使枪的好手。”

  打猎,与印第安人战斗,森林里的遭遇战,这一切都促使美国人对来复枪作了许多改良,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宾夕法尼亚”来复枪,以后又以“肯塔基”来复枪闻名的枪支,已经与它的阿尔卑斯来复枪的原型有了很大区别。枪身比后音更长更细,枪膛更小(口径约为0.50),用的子弹只有约半盎司重,命中的准确度更高,相形之下,即使是到了美国独立革命时期,当时的德国来复枪仍显得很笨重,枪身很短,子弹重量大一倍,发火慢,后座力人,射程短,命中率低,虽然来复枪装填子弹的速度缓慢——要用短铁条、木棍、还有通条——偏僻地区仍在使用这种枪支,但美国人已发明了一种更快速也更省力的装填子弹的办法:“敷裹”,用一个块涂上油膏的布包注铅弹(比枪膛略小一些),把铅弹很顺利地推进枪膛。同时由于枪身紧,可以防止浪费火力,使武器既方便又经济,准确性也高。

  到独立革命时期,这种武器在英国还罕为人知,在欧洲,也只有山上城堡里的猎人有这种枪,而在美国,即使是偏僻地区、也早已普遍使用这种枪。一个英国国教的牧师十一七七五年从马里兰写信说:“在宾夕法尼亚,有很多地方部生产着一种性能远比进口枪好得多的来复枪,各地所有制造枪枝的工匠普遍都使用这种枪。我的上帝,在这个国家里,孩子们刚会用枪,就经常舞枪弄棒,有的打鸟,有的打猎,猎物数量大,种类繁多,加上有杀生的伟大特权,所有这些使美国人成了世界已最好的神枪手,成千上万的人靠这种本领养家糊口,特别是在边境地区,人们的目标是鹿和火鸡。在穿越丛林的战斗中,一千个这样的神枪手,可以消灭一万个最精锐部队的士兵。”这类报道使得英国正规军以为,每个美国人都是特等射手。

  关于美国到处都是不穿军服而穿猎人服的神枪手的神话,成了强有力的心理战因素。迪克逊与亨特办的《弗吉尼亚新闻报》在一七七五年九月九日报道了准备前往波士顿的来复枪手的表演场面:一个人两膝中间放了一个上面画有银元大小的靶心的木板,另一个站在六十码以外的来复枪手连续发射了八颗子弹,颗颗命中,穿过靶心,华盛顿于一七七五年八月在坎布里奇广场安排了一次类似的表演,他希望英国间谍会把这种令人惊恐的消息带到英国部队耳中,那时候,英国的毛瑟枪制造得非常粗糙,按照官方的军人手册,对毛瑟枪手的命令中,甚至没有“瞄准”这个用语,独立革命初期,乔治.华盛顿将军发布了一道命令,他在命令中“竭力”主张“穿猎人服装,配上同样布料做的长马裤……这种服装最使敌人害怕,他们以为穿这种服装的人都是百分之百的神枪手。”但是,个复枪不象欧洲的毛瑟枪,没有装上刺刀,这是一种运用时需要特殊技能的发火较慢而又不很结实的武器,它不适合在欧洲正式布阵的战斗中使用。来复枪一直是个人色彩很浓的武器,特别适用于遭遇战和对付单个的敌人,美国人的这种策略使得曾受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丧胆,它促使英国军官相信,要压服美国人民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任务。在美国,战争成了既是普通平民、也是一般战士的共同事业。饱民地的人们习惯于在家乡的上地上保卫自己,而不会在遥远的战场上用职业军人去打仗。在美国,正如每一个人都粗通文字,但又无人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一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点象士兵,但又不完全是一个士兵,在美国,战争足在没有职业军人组成的正规军队,没有将军,甚至按欧洲的标准也没有“士兵”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规定“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故人们侍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

  很自然,由于这种独特的美国经验,只要美国在战争中或外交中与欧洲人对阵就会使对方陷于困境。因为,在欧洲,贵族出身的军官们所率领的由职业军人组成的部队把战争变成了一种神秘诡诈而无力的活动。由于这种神秘诡诈,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士兵职能的专门化有可能把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种神秘诡诈的外交;国家元首利用职业军队去追逐无足轻重或不正当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漠不关心的人民群众也就轻易地允许自己的“国家”(即职业军队)投入战争,职业军队被随意地派往国家元首希望派去的任何地方,为的是实现皇家的、王朝的或跟商业有关的战略方针,十八世纪的欧洲战争已经远远地脱离了保家卫国的质朴思想。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士兵被派去进行厮杀,他们为自己下了解的原因去作战,他们所去的遥远地方也不是他们所喜爱的地方。随着十八肚纪的逐步消逝,这种为政策目标而进行的战争在欧洲流的血越来越多,财产的损失也越来越严重,但是,这种战争对于殖民地的美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更不要说站得住脚了,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是每一个人保卫自己的家园以对付无所不在的残暴敌人的一项紧迫任务。长期以来,美国人对国王们、大臣们和将军们所玩弄的把穿着军服的小卒派到遥远战场上去的军事游戏,感到难以理解,同样,他们也难以理解那些人玩弄的以战争为插曲的外交游戏。

五十四、殖民地的民兵和战备的神话

  那鲁学院院长蒂莫西·德怀特在十九世纪初期这样写道,”在欧洲,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手里掌握武器……被认为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而在美国,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无害的……如果政府是公正的,如果政府的税收政策是合理的,如果适当注意儿童在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教育,那么,除非是为了消遣娱乐和为了保卫自己和国家,很少有人会滥用武器。在我们这里,困难在于如何说服人们拥有武器,而不在于防止他们使用武器于暴力目的。”美国殖民时期军事制度的历史是一部尽可能把最多自由人民武装起来,并能随时应召作战的历史。

  在欧洲,统治者极不愿意让他们臣民的手里掌握足以发动叛乱的工具,而武器价格昂贵,大多数人买不起,也就不会拥育武器。但在美国,由于自卫和渔猎的需要,几乎每个人手中部有武器。因为远隔重洋,欧洲的君主即使想禁止,也禁止不了,他倒并不害怕这些人掌握武器会威胁到他的王位。可是,从很早的,候起,英国总督们就一直抱怨殖民地的居民拥有武器(美国人自己则对此洋洋得意),负责处理一六七六年培根叛乱事件的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自叹说:”这个人有多可怜,他统治下的人民,至少有七分之六是穷人,负债累累,心怀不满,握有武器。”甚至一个世纪以后,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还注意到,住在偏僻地区的人“彼此一有故意,马上就把枪紧握在手中。”

  居民普遍拥有武器,这不仅是为了对付随处存在的战争威胁。而且也是对美国丛林里经常发生的遭遇战的一种反应。由于交通不便,地势宽阔,加上印第安人那套作战方法,战争从来不是集中指挥进行的一种行动,相反,它基本上是小股或个别人员之间自行其事地分散进行的遭遇战。当印第安人进攻的时候,聪明的防御者躲在岩石或树干后面,“在我们首次与印第安人作战时,”传道上约翰·埃利奥特一六七七年写给罗伯特·博伊尔的信中说,“上帝向我们指示,根据欧洲模式使用武器的作战技术毫无用处。现在,我们很高兴学会了潜伏作战,上帝的旨意是要把这样一种我们不懂的作战方法教给我们。”

  职业士兵的集体训练、准确性、纪律性,这一套没有多大用处,分散指挥是不可避免的。弗吉尼亚的总督们唯恐神经紧张的民众会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开火,从而引起印第安人的大举进改,所以在该殖民地的早期年代实际上已作了规定,除非得到总督批准,否则不得在任何地区组织民兵。但事情已经太迟了,因而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了一六八○年,召集民兵的权力已经落到了殖民地各地军官们的手里。甚至一个边远偏僻地区城堡指挥员都必须表现出一种独立性,有时这种独立性发展到近乎蔑视上级军官的地步,一六七九年九月,当位于拉帕哈诺克河上的一个弗吉尼亚城堡的指挥官卡德瓦拉德·琼斯上尉收到一份使他感到不愉快的命令时,他便召集要塞的全体士兵,大声宣读了命令的内容,然后在众人面前把命令烧毁,他甚至高声喊叫,这就是他对罗伯特·贝弗利少校和总督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远离军事行动地区的指挥员精心策划的战略又有什么用处呢?

  早期的移民先驱者登陆后在组织集体生活方面是很松散的,事先未作任何准备,虽然他们很幸运,有一位老资格的军事领袖迈尔斯·斯但迪什上尉做他们的头头,但他们的武装单位并不是有组织的长期性军队,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正确指出的,是一种“临时凑合的队伍”,在每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临时从当时所有的人中间挑选出来组成的。他们头几次作战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成了以后殖民地军事生活的特点:一伙松散地集中和随意地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有效的集中统一指挥可言。普利茅斯早期的定居者发现,防务是很难同日常生活的其它任务(耕种土地、采集食物、营造房屋)分割开来的。“他们日日夜夜,始终戒备不懈,”一位于一六二七年访问过这个城镇的人写道,男人们手里拿着毛瑟枪上教堂,在做弥撒时,“每个人都把枪放在身边。”但是,随着居留地自海岸地区向内地分散发展,随着印第安人的威胁成为间歇性的攻击,就需要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军事组织。新英格兰首先形成了一种民兵制度,它以后成为各殖民地在防务上普遍采用的体制。

  将平民武装起来并不是美国的创造发明。恰恰相反,这是美国“复旧”的主要证据,它是中世纪《武装法令》(一一八一年)的翻版,当初英国人根据这一法令组织过民兵,由身心健全的自由公民组成,每个人必须自备武器,在一个地方军官的领导下定期进行训练,一旦有事,召之即来。到了十六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初期,随着欧洲的“有限”战争把打仗的事情交给少数职业军人手里。英国的民兵制度就成了一个笑柄——主要成为用于检阅的工具和绅士派头副官老爷的装饰品。但是,在美国,这一古老的民兵制度经过新世界大张旗鼓的修正之后,成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抗击敌人的共同方式。

  这个制度下的基层单位,并不是由上面武装和供养的训练有素的职业士兵,而是自行武装起来的平民。一六三一年三月,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议会发出命令,在两个星期之内,所有城镇均应做到每个男人(包括仆人,但不包括地方长官和牧师)都持有由民兵指挥员批准的武器。任何尚未拥有武器者均应购买,如果付不起钱,可以向城镇借支,但应尽快偿还。第二年,该殖民地又发布命令,订明任何尚未按上述要求武装起来的人,应沦为仆役,这条法令以后一直有效,在普利茅斯,这类规定更加具体:在一六三三年一月以后,每个男人都必须拥有一支毛瑟枪或其它合适的枪支、一条子弹带、一把刀剑、两磅火药、十磅子弹。根据马萨诸塞和邻近各殖民地发布的一系列法令,建立起来了一整套的民兵制度,每个身心健个的男人都要武装起来,每个城镇部拥有自己的民兵队,定期进行训练,检查武器。

  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民兵是最没有军事气味的部队。它不穿制服。虽然任命殖民地总督时,有时是因为他们具有军事经验而被选中,但殖民地的民兵却很少是由职业军人指挥和训练的。殖民地民兵制度中最令人瞩目和最惹麻烦的一点,是它按非专业性的办法来选举指挥员。正如本书已经提到的,这种选举场面的庆祝仪式是按照奇特的新英格兰习俗进行的:对武装群众的集会举行“鸣砲仪式下的选举布道”,除了细小的变动和偶然的例外,地方民兵的指挥员都是由大家选举产生的,并往往要经过殖民地立法机构的批准。这种习俗以后又逐步发展,规定只在选举任期不定的军官或某些个人满意的军官自动连任的情况下才采用这种做法。这种体制缓和了欧洲职业军队中采取的无情的纪律行动(那种军队把当乓、特别是到遥远的殖民地去当乒,作为惩罚犯罪行为的一种形式),但它也使得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很随便,从而削弱了战斗力,它还提醒士兵,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作战,并鼓励他们一旦感到在军队里处境不利的时候可以开小差。

  在南方,大约在一七○○年以后,由于害怕奴隶暴动,保卫白种人的任务变得复杂化了。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巡逻队”(由当地居民中临时证募的白人组成,其任务是值勤巡逻,逮捕和惩办黑人流浪者)很快成为民兵的组成部分,在别的地方,民兵制度也根据蓄奴社会的现实情况作了适应性的改变,当时害怕奴隶造反的恐惧心理究竟有多么严重,这种恐惧促成的好斗精神又达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是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但是,没人能够否认,正是这种蓄奴种植园社会的特点促使军事职能渗透到整个白人社会。军事上的领导责任落到了社会居民领袖的肩上,那些人对职业军人阶层的疑忌有如他们疑忌律师或其他专业阶层一样。在弗吉尼亚,“县尉官”一职又复苏了,而名闻遗迹的“肯塔基上校,’则成了最早期美国军事制度的一个明证。

  尽管存在一些差别,各殖民地在组织防务(或者未能组织防务)的问题上,表现了惊人的一致性,无论庄哪里,美国人依靠的都是武装的平民,而不是依靠职业军队。很难认别“军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欧洲生活方式的垄断性和特征已经解体的又一证明。

  民兵制度本身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即每个人都是一个经过训练的充分武装起来的士兵,随时可以走上保卫国家的岗位。这个原理促进了一种信念(后来往往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即整个社会时刻准备面对危险的处境。在一个到处都是“随时召之即来的民兵”的国家里,还有什么必要维持一支常备军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吹嘘说,只要总统一声令下,从日出到日落这段时间内,就可以动员起一百万武装的自由民。他的信念正是建立在已经过时的一种想法之上,即认为美国生活的各种条件随时都在造就一批时刻准备战斗的人,对于常备军的恐惧(按欧洲的理论,这种军队是暴君和奴役人民的人的工具),加强了反对建立职业武装队伍的情绪。只要武装队压的成员全是临时从和平职业岗位上抽调来的人,只要不存在只关心本身荣誉的职业性军事集团,美国政治家中就没有什么人敢于鼓吹建立一支职业军队的优越性。

  长期以来,有一种认为美国公民时刻准备应征入伍的神话,这种神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经常主动复员他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地放下武器,复员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但每次获得的都是不稳定的和平。我们生活的这种节奏开始于殖民时代的最早期。当时,武装的人民召之即来。例如.一六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晚上,那是在菲利普王发动的战争期间,距波士顿三十英里的一个城镇发出了告急警报,一个小时之内,就来了一千二百名武装民兵。当警报一解除,一次远征或一次行动一结束,民兵们也以同样的速度解散。

  在新英格兰,每一次早期的印第安人战争之后,民兵随之很快就解散了。一六七五至一六七六年菲利普王发动的战争使毫无防范的殖民地惨遭屠杀。人们沉缅于一种神话,认为既然每个人都要时刻准备,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的民兵制度是力和平时期而组建的,又缺乏适合战争的通讯联络工具。实际上,根本没有最高的指挥中心,也没有永久性军需处以保证整个军队的经常供应。其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的村庄遭到突然袭击,没有办法获得援兵,可是,殖民地人民仍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至少他们没有采取补救行动,每次仗一打完,他们就让队伍解体。到了一六八三年,对加强地方防务的关心越来越淡薄,军官缺额很难得到补充,例如,在普刊茅斯殖民地,当地政府最后威胁说,如果各城镇继续玩忽职守,政府就将直接任命民兵指挥官。一六八九年印第安入发动进攻时,人们还是没有准备,结果又是一场大灾难。

五十五、保卫家园的原则与殖民她的“孤立主义”

  民兵的兴起是为了保卫农场、家园和城镇,而不是为了在任何人的大战略中充当小卒子,殖民地的人在难以预测的印第安人的抢掠威胁之下,不愿意派人到远处去作战,而置自己的家乡于无人保护的境地。不管怎么说,在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很少有什么战线。因此,美国人对军事防务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非常直接了当,也非常简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列队上战场,他们想到的就是紧握手中枪支,站在他邻居的身旁,打退袭击他们村庄的敌人。定居音乐意为自己的城镇修筑围栏、要塞或碉堡,但是,要他们到远处去修筑一座碉堡,他们就不情愿——不管那个地方对他们本身的防务具有多么大的战略意义。

  各殖民地一些要害地区的防务工事始终没有建设起来,原因很简单,附近的城镇花不起那么多钱修筑适合需要的要塞工事,而远处的城镇对此又缺乏兴趣。举例而言,卡斯尔岛控制着船只驶往波士顿心经的运河,如果岛上筑起强大的要塞,经常驻军,就能保卫整个殖民地,但再三劝说周围城镇负担部分防务费用,均告无效,岛上要塞缺乏永久驻军,驻军从未没有满员过,碉堡又衰蔽不堪。岛上防务的重担(如果真有人挑起这副担子的话),只能压在波士顿及其附近的几个城镇身上。弗吉尼亚和南方各殖民地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经常有外国和海盗侵犯沿海地区的危险。再如。在詹姆斯敦,到一六九一年的时候,碉堡破败不堪,甚至作为存放供应物资的仓库部不行。由于殖民地的海岸防务需要最大的投资、充分的合作与规划以及较远地区的大力支持,结果这方面的防务成了整个殖民地军事规划中最薄弱的环节,对这种防务,殖民地人民主要依靠从英国派来的乓额满员的海岸巡逻艇。各殖民地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可能是谁也不愿派自己的民兵去参加保卫邻近殖民地的战斗。一六四四年印第安人战争中首次聚合起来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公民警卫队”,即地方民兵,甚至连走出本市的界线去执行任务部不愿意。当纽约或南卡罗来纳为保卫自己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然而然地保卫了其它的殖民地,但那是因为这两个殖民地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突出,而不是出于任何合作精神或有远见的头脑。然而,对于利用邻区的力量,各殖民地从来是毫不犹豫的。弗吉尼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定期派信使去纽约和新英格兰,以了解敌对的法国人和北部印第安人的动向,但他们却从来不关心北方需要一些什么帮助,而单纯为了顶先掌握他们自己可能遭到进攻的消息。联络各殖民地之间的通信满篇都是用来解释(有几分近乎外交辞令)为什么不敢或不能派出民兵到自己边界以外的地方去。

  举例而言,纽约总督亨利·靳劳特在一六九一年夏天写信给马萨诸塞的总督,建议两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征服加拿大,以便从根本上消除对它们边界的共同威胁,而对方的答复却是一大堆前后不连贯的托词。西蒙·布雷兹特甲特总督解释道,马萨诸塞由于最近在边界上同印第安人作战而邢暇他顾,它还得花钱资助两条在本殖民地沿海游弋的巡逻艇以对付法国的私掠船,此外,它就再也没有钱了。尽管这样说,却并不妨碍这位马萨诸塞总督提出建议,问纽约是否有兴趣在佩马某德修筑要塞,因为印第安人在那里从东北方向威胁马萨诸塞。一六九三年,当弗占尼亚接到纽约一项类似的请求(外加来自英国的一项请求)时,它的公民代表院责问:如此遥远的纽约防务跟我们弗吉尼亚的防务又有何关联?弗吉尼亚有它自己的暴露的海岸地区,派兵力到纽约去就会剥弱它自己的防务力量,从而增加它自身的危险。弗吉尼亚在保卫自身安全方面一直是做得很好的,它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保持下去(公民代表院)一六九五年还在强调这一点)。无庸赘述,结果兄弗吉尼亚未派出一兵一卒,后来只是在弗吉尼亚总督和行政委员会否决了公民代表院的意见之后,才作出决定,为了共同的事业资助纽约一笔款项。一七○三年,马萨诸塞受到印第安人一系列新的袭击,损失惨重,向邻近的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呼吁援助,结果只是白费力气。康涅狄格行政委员会巧妙地解释说,该殖民地的力量只够勉强保卫它自己的边界。他们忽略了这个一个事实,即这段边界除非是从马萨诸塞方面进行保卫,否则是无法有效地进行保卫的,这一点从迪尔菲尔德的陷落中已经得到过证明。康涅狄格人甚至引述其宪章的规定:如果没有他们议会通过的特别决议,他们的防务不得超越自身的边界。当然。议会没有可能作出这种决议。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曾企图把各殖民地的军队合并起来,对付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威胁,他们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上述普遍存在的地方主义。纽约总督查尔斯。哈迪爵士于一七五六年五月七日从乔治堡发信说:

  每一个诚实的人都应该关心公共利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这个幅员辽阔的自治领团结一致,努力保卫女王陛下的正当仅益,从而把奸诈而警觉的敌人的侵犯拒诸门外。敌人随时利用我们的疏忽之处,增强自己的优势,虽然同我们众多的居民人数比较起来,他们人数有限,但他们团结一致,按照统一的号令行事,置我们这些可怜的一盘散沙似的数百万人不屑一顾,敌人利用那些野蛮得闻所未闻的印第安人作为工具,蹂躏我们的土地,加入无人之境。

  阁下,这就是不幸陷于分裂的北美的现况。阁下希望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出现于疆场,去年受到牵连的那些殖民地也正在大批招兵,计划征募一万之众,我估计实际完成的数字,也许略少一些。此举看来似乎会产生卓越的效果,但我不认为能获得多大成功。我们采取措施的步伐很缓慢,每个殖民地都不愿及早开始征兵,怀疑邻近的殖民地会不会欺骗自己,在完成其允承的巨额征税任务方面出尔反尔。

  各个殖民地的人都不敢把他们的年青人编入正规部队,害怕他们的子弟兵会作为全面作战部署的一部分送往远处作战,那肯定会剥夺他们保卫自己家乡和附近边界的防务力量。

  于是,保卫家乡的问题很快就同宪法问题纠缠在一起了。十七世纪中期英国的内战,至少部分原因涉及国会控制军队的问题。根据当地人士的看法,殖民地英国人的人身自由,免除压迫性税务的自由,以及代议制政府本身,决定于国会是否具订征集、训练和指挥其武装力量的权力。如果英国政府可以用殖民地的钱,建立一支殖民地军队,并能够从远处对这支军队进行指挥和严格控制,能够根据英国的利益随意派往需要的地方,那么,宪法和自由民的自治权还有什么意义呢?

  过去英国害怕设常备军,现在美国人害怕把军队派到远处驻防。这两种心理凑在一块了。各殖民地虚与周旋,小心地列举了许多拙劣的借口和响当当的法律理由,总而言之,各个殖民地都拒绝放弃对自己武装部队的控制。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劳登勋爵在从纽约写回的信件中尖锐地指出:”事实真相是,这里的总督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前任把国王授与他们的特权出卖一空,以此作为自己的薪酬。你必须找到独立于各殖民地的财源来支付总督的薪酬,并且重新组织政府,否则你在这块殖民地上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你迟迟不采取行动,坐待和平的来临,你就会连保证英国国会法令在这里执行的力量也没有。”

  对于美国人来说,战争完全成了另外一码事。有关美国独立革命的许多事情,都可以从各殖民地的“孤立主义”以及新世界的战争经历(孤立主义就是由此而滋生的〕中得到解释。独立战争就是关于应该怎样作战以及何时何地作战的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在北美进行古老的欧洲式战争,由一支正规部队在司令官意志的指挥下在北美大陆上为某些很大的或者很小的(但经常是加以掩饰的)目标进行战争。附带说一句,殖民主义者是受帝国保护的,他们与帝国联成一体,在许多方面间接地得到好处。

  但是,要证实英国的任何一次殖民战争具有单纯的“自卫”性质诚属不易。有时,他们为了实现大的战略目标,需要在很边远的地方发动攻势。要证明这种做法的正确性是很伤脑筋的,如果使用职业军队于这个或那个目的,对帝同会有多大的利益?对于美国定居者来说,与进行抢掠的印第安人作战,显然出于自卫,但在这一点上,英国的军事政策从来是犹豫不决的。甚至在一七六三年对法网人和印第安人的漫长而耗费巨大的“胜利”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人对夺取加拿大,从而迫使法同人撤出北美一举是否可取,仍难断定。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些英国人似乎有理由担心法国人的威胁一旦消除,将使殖民地居民降低对母国的依赖程度:而且英国人也怀疑,从加拿大这块严寒的不毛之地究竟能够获得多大好处。这类跟帝国政策有关的问题,似乎跟遥远的美国走居者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来说,防御意味着保卫自己以对付可能突然发生的死亡。即使是居住在沿海地区比较安全的美国人,也希望新世界能摆脱欧洲王朝的军事政策。

  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开战的主要财力和人力负担是由英国政府本身承当的。殖民地的人民是否也合理地负担了部分费用和作战任务(尽管他们进行了抗议),仍然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各殖民地议会曾尽量压缩自己的负担。如果殖民地的人更有“远见”并较少“孤立主义”思想,他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那种“以美国为堡垒”的观念是很狭窄的,而分担帝国战争的费用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长期性的好处。如果当时他们自愿分担这种费用,可能就不会出现一七六三年以后英国政策的改变,这种改变的目的是迫使殖民地人民自己承担全部开支,因而导致当时税收是否违宪的争论,如果没有这一切,各殖民地可能不致于走上叛乱的道路。

  北美殖民地从他们自身的经验中认识到,防御应从本乡本土开始着手,他们越是为这个问题担忧,就越是相信英国宪法关于财政和军队必须由地方控制的说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国国会想让殖民地居民承当为政策目标而打仗的义务,并负担战争费用,但是,各个殖民地排他主义的情绪却十分强烈。这种情绪曾经防碍它们在早期的殖民战争中相互支援,以后又使劳登勋爵在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陷入困境,并终于导致它们走上“分离之战”的道路。在这场战争中,以后又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一种类似的短浅目光再度出现,加上有法律的、宪法的、财政的以及种种稳健的论据为后盾,又一次导致近乎灾难性的后果。

  各殖民地都想“造反”,但又都不愿意联成一体,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恰恰相反,这两种态度可以互为解释。在独立革命中,强烈的分散主义和把地方资源用于保卫自己家园和城镇的坚决态度,曾给殖民地军队带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正是这些特点,使英国正规军无法制服美国人。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美国实现联邦制既困难重重又非建立不可,并在漫长时期中逐步获得辉煌的成就。

  这也正是日后美国产生“孤立主义”的根源。欧洲对战争的概念是战争应为王朝的、商业的或帝国的半公开的目的服务,而在美国,却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概念,即战争是保卫家园的急迫而又暂时性的任务。对此,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作了很好的说明: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者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端,其起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它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者与它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者与它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我们独处一方,远离它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它国严正的尊重;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衅: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作出抉择。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根据新的联邦宪法,只有经过繁复而费时的立法程序,并在取得公众完全赞同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对外宣战。这种美国早期的观念迄今依然存在。美国人民对于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一直具有一种强大而经常起抑制作用的影响力。

五十六、非职业军人

  有一种观会,认为在美国打仗的将永远是“武装的农民”,究其根源,实来自美国早期生活的现实。在美国,军人就是武装的老百姓。军人阶级、军人独裁、宫廷革命、军事政变、军方和文职政府之间的争权夺利——所有这些在欧洲大陆政治生活中一再发生的事件,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却是看不到的。联邦宪法明确规定,由文职政府控制军队,这只不过是重申了殖民时期生活中早已确立的一个传统。

  美国人对军队的典型观念在多德里奇描述边远地区人们的记载中有所反映。这些人“在独立战争年代,为保卫家乡,击退印第安人的进攻,沿着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肯塔基边界上的俄亥俄河形成了一条警戒线。他们是家乡的近卫步兵,也就是说,当他们自愿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是士兵:当他们选择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士兵。他们服兵役出于自愿,当然也就没有薪饷。”

  早在殖民时期结束之前,英国政治家和职业军人已经懂得,他们不可能依靠美国人来补充驻扎在美国的正规军队。边远地区手持来复枪的优秀射手,随时准备并能够保卫自己的家园,但在欧洲式的职业军队里,这些都是难以驾驭的人。各殖民地的武装老百姓,都具有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拒绝在任何大的战略行动中互相进行合作,他们不适于执行保卫殖民地这种重大任务。如果英国政府希望遏制法国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增长,保卫其北美殖民地,它只得从外面调来正规部队。一七四五年新英格兰人攻下路易斯堡,这是在整个殖民时期由当地战十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战役中唯一成功的一次例子,但即使这次胜利也不是出自什么高明的策划,而是幸运的巧合。一七五五年,当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准备进行那次灾难性的军事行动时,他对美国军队的依赖还是比较小的,但即便如此,他对美国军队还是期望过高了。他指挥的军队的核心是英军正式作战团的士兵,打算在美国招募新兵补足缺额,由殖民地议会自愿提供军费,并由殖民地负责部分给养。但是,布雷多克彻底失望了:没有招募到多少新兵,殖民地议会又拒绝给予大量支持,运输车辆和各种供应品则要付高得惊人的价钱。具有特别意义的是,北方的几个殖民地经过投票决定建立一支完全归属于地方的部队,由他们自行选择的一位将军统率。这预示,劳登勋爵在今后几年内将会到处碰到困难,同时也更突出地显示了美国战争方式同欧洲战争方式有多大的不同。劳登的行动反映了英国在美国独立革命前为控制及集中美国的军事活动而作的最重大的努力。一七五六年,他到达美国。根据事先制定的一项计划,他身负重人使命组织一支抵抗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军队,按计划他将统率。一支近一万四千人的正规军(除了轮换替补的乒员以外,三分之二的士兵将在殖民地进行招募)。但在为期两年的征募期内,英国人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才招募到了七千五百个美国当地居民:在同一时期内,英国本土诸岛只派出四千五百人。一七五七年,军队的比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变化:那一年只有一千二百人是在殖民地招募的,而从英国派来的军队达一万一千人。劳登原本希望在各殖民地政府的默许之下,成为所有地方部队(当然也包括民兵)的最高统帅。但是,劳登越是了解殖民地的军队和殖民地的情况,他就越无从依赖他们——无论是补充他正规部队的新兵,还是组织民兵支援部队,都一概如此。在这个国家里,国王所能信任的只有他自己和他所派来的人,”

  一七五六年九月劳登在从美国发给本土的报告中说,“……每当国王发出号召,这个国家总是不响应。”

  劳登那双富有经验的职业军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有关美国地方民兵的一切,使他极为震惊。在他到达美国的时候,总共约有七千民兵守卫着殖民地北部的各个要塞,这些人都是从各殖民地分别征集来的,他们的军官也是各殖民地分别任命的。每个集团都只向自己所属的地方政府负责。当劳登和他的属员视察由约翰·温斯洛将军(他是由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纽约三个殖民地的总督共同任命的)指挥的营地时,他们看到这里连最起码的军纪都没有,基本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深感惊骇。他们看到一天之内就挖了一百个墓穴,埋葬死于疾病的士兵。“要塞内臭气冲天,极易引起传染病,”劳登在威廉·亨利要塞听汇报后说,“所有生病的人都住在里面。营地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得多,他们住的房子、厨房、坟地、屠宰场,都挤在营区。”逃兵只受到轻微的惩罚。劳登还吃惊地看到,士兵们在训练后随便放枪,在哨位上睡大觉,在行军途中开枪乱射猎物。那些被选任的军官怕不得人心,很少惩办违法乱纪的人。

  没有一个有判断力的指挥官会把具有这样一种军事头脑的士兵编进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里去。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没有任何理由甘心情愿把自己置于英国军队的严格纪律控制之下。在地方上当民兵什么都好:一个马萨诸塞部队的士兵每天可得十又四分之一便士银市,而英国正规军士兵每天不超过四便士;此外,地方士兵每年还可以拿到再入伍奖金。在英国正规军看来,地方士兵得到的供应简直是奢侈透顶。民兵们不仅得到更多的薪饷,并在服役一个夏季期满以后,可以把战斧、毯子、背包全部据为己有,后来他们又很快养成一种多捞一把的习惯,连毛瑟枪也背回家去。他们还有糖、姜、朗姆酒和糖蜜的供应;他们的行军津贴为英国正规军的三倍。

  地方民兵的生活同英国正规军的生活比较起来,又自由,又轻松。正规军士兵经常受到鞭打的惩罚,甚至被迫送去西印度群岛终身服役。地方军人的生活是如此之自由和随便,以致于他们的指挥官部不知道他手下究竟有多少土兵,民兵们都愿意在离家很近的地方驻防,这样,一旦有事,他可以随时回家。当马萨诸塞议会投票通过派遣军队到纽约东北的克朗波因特去的时候,他们明确规定,“不应强迫他们开到奥尔巴尼以南,或者斯克内克塔迪以西。”一位观察家提到约翰逊将军麾下的纽约部队时说,“部队不停地调来调去。装备很差,穿得很糟,纪律极坏。有些人真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早已超期服役,有些则是新兵。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每个人部是他们自己的上司,每个人都俨然象个将军。”

  美国人的所谓“平等精神”在英国军官中是臭名狼藉的。“我们的民兵毫无纪律可言……”,卡德瓦拉德·科尔登一七五四年在写给哈里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北方各殖民地的居民几乎无不如此,他们在自由观念之下普遍过着放纵的生活,对于任何优越感和权威观念都极为反感,”一位殖民地的观察家在谈到地方部队时说:“部队的军官,除少数例外,对于军队生活完全是门外汉,大部分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并不比他们所领导的士兵强多少,他们看起来很象暴徒头目,而且确实是一群暴徒的头目。”这些“军官”长期以来一直被英国正规军看不起。一七四一年,在远征加勒比的卡塔赫纳的军事行动中,来自弗吉尼亚的军官,包括最有经验和最能干的威廉·古奇总督,都没有得到提升,井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乔治·华盛顿为了解决他自己的军阶问题,甚至独自跑了大半个殖民地。一七五四年坎伯兰公爵重申的既定方针原则是:“所有经我们或我们在北美的总司令签字委派的部队,应排列在任何由北美各殖民地总督或行政委员会委派的部队的前面;而且地方部队的将军和陆军军官也不得同由我们委派的将军或陆军军官并列。”劳登到美国的时候带来了经过修正的命令,允许殖民地军官有较前高一些的军阶,但那个时候,一切已为时太晚了。

  劳登在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中所遇到的问题,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也部遇到了。华盛顿打算从非军人的美国人中间创建一支统一的“大陆军”,却走上了步劳登后尘的道路。虽然他们从事的“事业”是绝然不同的,但是碰到的困难却大同小异。“大陆军”和二十年前的英国正规军一样,需要与各州民兵争夺人员,在这方面,华盛顿只不过稍微顺利一些而已。如果美国的独立事业非依靠美国的正规军队不可,其结果可能更难以预料,而且会更旷日持久。然而,华盛顿明智地采取利用时机顺序渐进的作战策略——首先在新英格兰,然后在中部各殖民地,最后在南方——而不是象当年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作战时那样,同时在所有地区一起开战,这样一来,分散各地的民兵就更能发挥作用,他手下数量不大的部队也效率倍增。

  当初那种令人侧目的关于军阶高低和名次先后之争,曾使英国正规军的军官凌驾普通民兵之上,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现在“大陆军”的军官也染了旧日正规军队军官的习气。国会与各州在军衔问题上表现了极端民主的大方态度。他们把军衔大量授予身强力壮的男子,而不问他们的能力如何。德·卡尔布惊讶地报道说,”我的铁匠竟然成了一个上尉。”为了避免失礼或冒犯别人。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尽量用高一点的军衔称呼别人。华盛顿在写给大陆会议议长的信(一七七八年八月三日)中说:”我每小时都收到关于军阶问题的申请报告或者抱怨申诉……不论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要组织一个军事法庭,或者检阅某支部队,一开头总是首先要热烈争论一番名次的先后问题。”试举一个典型事例:民兵上校克拉夫茨和“大陆军”上校杰克逊同时参加一个同僚的葬礼,在扶灵时.克拉夫茨以年岁较大,提出应该让他走在前面,但是杰克逊却争辩说,他是“大陆军”的军官,应该由他走在前面。结果互不相让,克拉夫茨和他的朋友们退出了葬礼。

  即使是华盛顿,他的耐心也逐渐丧失殆尽,但鉴于地方自傲情绪一时很难克服,他不得不学会迁就并在目标共同的道路上逐步驾驭他们。华盛顿在一七七六年年底写道:“自从我从事军务以来,我一直努力试图用美国人的整体自豪感去压制形形式式的地方主义倾向和地方优越感,但我发现要克服偏见真是难上加难。在新的建制下,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激发竞争心,由各州自行推荐(尽管不是任命)各州自己的旅长人选,这样做岂不更好吗?”一七八○年,他在答复大陆会议关于晋级和军队问题的质询时说:”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是一支统一的军队,或者是为了共同防御结成联盟的十三支军队,那么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就不难了。但是我们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有时我们又两者都不是,而只是两者的混合,我这样说并不过份。”

  所有美国的军队都在争士兵,争军官,争军阶,争荣誉,来自新英格兰的士兵待遇要比来自美国中部各州的高,马萨诸塞给部队的官兵发薪饷甚至是按阴历月份,而不是按阳历月份计算,以便为自己取得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华盛顿称,这种做法“是迄今为止最损害军队内部安定的致命伤……连诺思勋爵本人也不可能策划出一种比这个更为有效的对募兵制度的打击了。”再加上美国人普遍具有的那种“平等”倾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由于拒绝发给军官以足够高的薪响,激起了不满情绪,并在官兵之间孕育了军队里不应有的那种过份亲密的关系。

  由于人们普遍惧怕建立永久性的职业军队,困难就更多了。约翰·亚当斯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建立一支临时性的即使效率较差的民兵队伍比建立永久性的职业军队更为保险。”花钱可能多一些,而且照我们现在的一套做法,打仗时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挫折,但是我们可以避免常备军里的腐败和暴力现象,而我们的民兵会在服役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勇气、经验、纪律和坚毅精神。我希望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士兵,在需要的时候,都会去从事战斗、进行征服或准备牺牲。古罗马人根本不知道有“逃跑”两字,我希望我们美国人也是一样。”发给军官长期养老金以吸引优秀人才并提高他们的十气等建议,遭到普遍反对。对这一现象,埃尔市里奇·格里列举了以下一些原因(一七七八年一月十三日):“国家仍处于初创时期,对官吏和怃恤金领取者的反感,而由于这帮人,大不列颠几乎丧失自己的自由;战前某些州存在的官兵平等制度。”

  短期服役(有时服役期限甚至只有三个月)既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对建立常备军的恐惧,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一旦打赢了战争,军队就会成为多余的了。华盛顿一再抱怨说,这就是他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例如,他一七八○年十月十八日从帕塞伊克附近他的司令部写给几个州的通告中说:

  我十分虔诚地相信,战争的拖延以及我们迄今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不幸和复杂的情况,其主要根源是临时服役制度……,一支具有军事行动所要求的纪律性、人数不多但却十分精干的常备军,就足以对付敌人。他们无疑要比人数众多的民兵好得多。这些民兵有相当多的时间并不在战场上,而是消耗于往返途中。民兵缺乏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是所有民兵的特点,民兵也经受不起强大的压力,尽管他们的服役期限一般都很短,但即使是在他们应召服役期间内。要把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保留在部队里也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我们得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同时养两套人马,要给他们吃,要发薪饷给他们。一套人马从部队上撤下来,另一套人马补充到部队里去。

  士兵们刚刚懂得如何执行任务就要回家去。往往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征募新兵。美国军事史上的失败,不只一次是由于部队本身的这种短暂性质造成的。理查德·蒙哥马利将军急于在一七七五年年底之前攻打魁北克,因为他麾下的新英格兰部队全部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服役期满,而他肯定知道,这些人连在部队里多呆一天都是不肯干的。这正是他惨遭失败的原因。

  武装的美国老百姓都是匆匆编进军队的,这种队伍的不可靠性和缺乏纪律,使一些勇敢的革命指挥官(从华盛顿到在战场作战的低级军官)大伤脑筋,并使人规模的军事计划化为泡影。一次又一次地,民兵们逃离战场,在他们所到之处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华盛顿曾警告说:提倡民兵建制的人“几乎使美国丧失了她的自由”,“我郑重宣布,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实例足以证明这样一种意见。即民兵或未经训练的新兵能适应实际战斗的需要。我发现,把他们当作在丛林里打遭遇战的小部队倒是比较合适的,但不适于发动或者进行正规的攻击战……最近的坎登战役就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可悲实例。民兵一交火就逃跑,把大陆军队撇在那里四面受困,后者只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挣扎,目的是为了保命而不是为了争取胜利。”丹尼尔·摩根将军在取得塔拉顿战役胜利几天以后。于一七八一年二月一日说道,”我的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能多征募一些人上战场,附近乡下有那么多人闲着没事干,等待就业。”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当纳撒尼尔·格林在康沃利斯面前节节败退时。爱德华·史蒂文斯曾向他的部队发出呼吁,结果徒劳无功,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在渡过那德钦河之后,我们的队伍包括民兵在内,能够作战的已不超过八百人,其中一大部分是我指挥下的民兵,这些人的服役期限都已届满。我急切需要这些人员多留几天,等候格林将军营地的部队到达。将军要求我努力做到这一点,我曾集合部队,向他们谈了这个问题,但是使我感到懊丧和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留下。他们的答复是,他们是好兵并已服役期满。如果为了拯救国家,需要他们多留十大或十五大,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民兵们是不会干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平安地渡过整个服役期而不致伤亡。

  但大量民兵并不是忠于职守的,他们经常在服役期满之前就回家了。开小差是家常便饭。就某些战役而言,要对其军事策略作出恰当的评价是很难的,因为谁也不能肯定革命军队的“损失”究竟有多少是由于开小差,又有多少是出自伤亡或被俘。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六日,本宁顿战役前几个星期,有四百多人开了小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失踪了。大约与此同时,在纽波特被包围期间,几天之内就有五千多个民兵开了小差,沙利文的部队大为削弱,以至他不得不放弃了发动进攻的打算。许多场合都是大批民兵惊惶逃散,溃不成军。一七七九年三月在萨瓦纳附近是如此,一七八一年十月在约翰斯敦又是如此,类似的事例甚多,真是不胜枚举。一七八一年三月十五日,虽然美国人在吉尔福德县政府所在地的人数超过英国人百分之五十,但由于民兵全体溃散,逃进了树林,结果还是让英国人取得了胜利。富有经验的丹尼尔·摩恨将军曾经精明地顶见到这一点,他警告纳撒尼尔·格林将军不要使用“大量的民兵部队”,他指出,“如果他们真能投入战斗,你就能打赢康沃利斯:如果他们不愿战斗,康沃利斯就会打赢你。”“你要把民兵……摆在中间,在他们后面部署精锐部队,命令他们一看到逃跑者,马上格杀勿论。”格林按照摩根的劝告办了,但是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民兵忧虑不安的心情盖过了一切。

  这样一支混杂不齐、纪律松弛、供应又差的军队,为什么能战胜一个军事大国训练有素的军队呢?说真的,我们为什么又能取得最后胜利呢?在美国人的战斗史里,充满了英雄主义、勇敢无畏和自我牺牲的事迹。非专业的美国将军们的非正统思想同英国指挥官那种专业性的严格头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倒给了殖民地人民以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理由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约克敦一役之后很快就投降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并非美国人打赢了,而是英国人认输了,或者可以说是英国人干脆自动放弃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从长远看,他们的事业是没有希望的。美国的地貌(加上殖民地人民居住分散,英国军队找不到可以打击的要害部位)使英国人认识到,要制服美国人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在独立革命的头四年里,所有人口最多的城市一一波士顿、纽约、费城、查尔斯顿——部先后陷入英国的手中,被英国正规军所占领。但是,这并没有对整个战争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中心,可以说是无所在,又无所不在,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此外,法国人给美国民兵和非正规部队带来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支援,而美国同法国长期同盟的前景也使英帝国深感不安。

  在这场战争里发生的一系列军事事件中,最富有典型意义和最不吉利的要算是突然解散军队之举了。一七八一年一月,即英军司令康沃利斯在约克敦投降之前十个月,宾夕法尼亚发生兵变,大大地动摇了军心。一七八三年六月,在实现和平的前夕,叛乱的士兵占领了火药库和费城大陆会议所在地的政府机关,要求发给薪响,否则使用武力。正是在这样一种动乱的阴影下,匆忙地解散了“大陆军”。十二月四日,华盛顿将军向他麾下的军官带泪发表了告别演说。独立革命期间,没有任何事件比这个结局更富有美国特色了一一武装的老百姓们急不可侍地自行解散,重新回到民众间去。在这个事件中,以及在美国历史上的许多次战争中,“结束战争”同结束(解散)军队实质上往往是同义词,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在美国的民间传说里,应该把呼吁人民武装起来的首次号召,“全副武装的农民”的兴起,随时准备应召参战的民兵队伍的突然出现,以及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和军队的最后解散,当作深入人心的、永垂不朽的象征。至于军队的实际治理情况则是非常糟糕、不值一提,在战争的编年史上几乎是前所未见的。

  但是,职业军队的弱点已预示了美国体制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不具备军人身份的美国人民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一位将军当他们的首任总统,华盛顿可能是“战争中第一,和平中第一,在他同胞的心目里也是第一位”的人,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把政治权力交给一位军事领袖却含有另一种意义,与其它国家完全不同。美国的军事理想人物不是凯撒,而是辛辛纳特斯,不是经验丰富、功勳卓著、为国捐驱的将军,而且一位极不情愿离开烟草农场的种植园主。

  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军官们试图建立一个组织,以继续保留和发展他们的同袍友谊、他们的美好回忆和他们的传统(可能还有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意味深长地选择这样一个名称:辛辛那提社。华盛顿担任了这个组织的领导——虽然他是极不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的。他对这个组织心怀疑虑,盼望它早日解散。在广大群众中间,这个组织更是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担心,人们害怕出现一个军事特权阶层,他们把这种世袭的军事会仕看成是一个危险的贵族体制的中心,一个拥护君主政体的阴谋中心。这个组织同君主政体的精神是如此之意气相投,以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授权他的军官成立该组织的分支机构,佩带辛辛那提奖章,作为军人的装饰品。

  辛辛那提社从公众的记忆中消失之后很久,又出现了另一种同许多美国家庭直接有关的军事建制。那就是军功紫心勋章,是一七八二年八月七日华盛顿以命令形式订下来的:

  将军一直希望能在他的士兵思想里培育一种崇高的雄心壮志。为了鼓励和褒奖每一项军功战绩,特指示如下:无论何时,凡有人单独建立任何一项功绩,则建功者可以在他左胸的衣襟上佩带紫色布质或丝质的镶边心形标记。不但是具有突出英勇事绩的人,而且忠心耿耿并完成其它重大任务者,均可得到适当奖赏……凡军官可以越过警卫自由出入之地,紫心勋章佩带者也同样可以出入。

  总之,在我们这个爱国的军队和自由的国家里,通向荣誉的大道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本命令不仅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的最早期,并且今后永远有效。

  虽然,随后制订的联邦宪法规定宣战权归属于中央政府,但美国的军队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各州的民兵后来称为“国民警卫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地方民兵的存在,使效忠地方的精神、形形色色的惯例和军事准则得以长期保持,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经过一次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和平时期地方民兵的核心——国民警卫队一直巍然不动,这说明许多人仍然在邻近各州边界以外作战。

  从华盛顿本人开始,美国历史上(特别是“弗吉尼亚朝代”的统治结束之后)因战场上的盛名而跻于最高文职职位者再三出现,不乏其人。英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人们不太担忧会出现军事政变;尽管如此,军人晋升为首相者绝无仅有,因军事上的成就而政治生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者极少。但是,在美国以这种身分取得至高无上地位者却大有人在。安德鲁。杰克逊、威廉·亨利·哈里森、扎卡里·泰勒、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都是现成的突出例子。上述这些人中有好几位开始时并非正规军的成员,而是出身于地方民兵。他们的军事生涯充分说明,他们的成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成就,而远非专业化的职业军人的成就。正是由于美国没有军人阶层,一个公民兼士兵的人比较容易晋身美国政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