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移民:参加者(下)

 《美国人:建国历程》

十二、移民社会的自然法则:自警制和多数决定原则

  移民的自警制是在还没有成立政府的社会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最初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超越法庭,而是为了提供法庭;不是因为政府机构太繁杂,而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政府机构,不是为了平衡已有的各种机构,而是为了填补一个空白。移民的自警制同那些年里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司法传统、司法技术细节和专业原则是明显不同的。但它同南部的《私刑法》也不相同,虽然区别不是那么明显:因为统治南部的这种不成文法是,为了强制推行一个久已定型的社会里早已形成的习尚。

  兰斯福德·黑斯廷斯所著《向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移居者的指南》(一八四五年出版)一书,是一本流传很广的西部旅行手册。该书在卷首引用的段落中,向未来的旅行者描述了作者所在的一百六十人(包括八十个武装的男于汉)团体的遭遇;这个团体在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六日从独立城启程,沿陆路向俄勒冈进发。“我们离别了既有秩序又很安全的故土。但是,旅行前进不到几天,我们一些人的‘美国性格’就暴露无遗了。人人都摆出一付要决心统治别人,而又不轻易计别人统治的神气。在这里,我们处于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处于低级社会的混饨之中!”黑斯廷斯解释说:“在这种混乱情况下,我们的队长建议大家来个‘大刹车’,安下营来,为日后这个团体的管理立下法规。这个建议马上得到大家一致的采纳,以后所有的人都要依法行事。”这时候,团体内有一个家伙,他早就透露过他想去偷印第安人一匹马,并且真的已带上绳索外出搞马去了。在草原上,这一类行为完全可能给整个团体带来难以设想的严重后果。于是,”立法机构”——也就是全体人员,只能把制订法规的事暂时搁置一旁,先讨论这个家伙的行为是否已构成违法。有好些人发言主张惩办,但也有人为之辩护。后音最有力的论据是,仅仅在口头上谈论要搞印第安人一匹马,“本身既不构成犯罪行为,也不能作为犯罪行为加以禁上。它本身不足以构成犯罪,因为它并未成为事实,由于他什么也没有干。仅仅因为是被禁止的,这不算犯罪;由于我们的社会还处于萌芽状态,我们没有禁制法。”结果,大家一致认为那个家伙应属无罪。

  他们这一行人在是否需要一部法规的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最后,他们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认为,除了上帝制造的深深扎根于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准则之外,没有必要再制订别的法规。”但是,黑斯廷斯写道,“看来,有一部分人仍然强烈主张有必要在立法方面采取一些行动。”既然大家已认定在根本性问题上不需要搞什么立法,于是他们就颁布了一道打狗的法令,该项法令要求“立即不加区别地消灭辖区内所有的狗,不论是老狗还是小狗,雄狗还是雌狗,一经发现一律消灭。”但在合法地杀死几条狗以后,就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有些狗主人威胁要杀死那些杀他们狗的人,而打狗队也武装起来准备战斗。这时,队长再次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立法性质”的会议,几乎全体一致通过撤销那项打狗法令。黑斯廷斯忆述:“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立法行动,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立法行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西部矿区探索制订法律的规模更大。这些都是临时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移民社会,通常都是远离已经建立的政府中心,也远离任何法院和立法机构。我们手头有两份描述矿区探索制订法律过程的生动记述,那是在西部移民地区长大的人所写的。在这些记述里,英雄并不是身高十英尺的带枪人物;主角是整个社会——努力探求集体良知的社会。乔赛亚·罗伊斯(美国哲学家,全家于一八四九年经小道横越大陆)和查尔斯·霍华德·希恩(后来成为那个时代主要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两人是合作者;两人都热衷于研究西部秩序是如何建立的,并相互交流情报和想法。希恩的著作《矿区:对边疆政府的研究》(一八八四年出版)和罗伊斯的著作《加利福尼亚》(一八八六年出版),这两本书描写的矿区历史都是这些群体探求法律的长篇叙事史。

  罗伊斯写道:”在美国立国伊始的纷扰年代里,人们的社会责任所最终造成的痛苦和压力,比任何地方和任何年代都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在自警团里任职几个月远比一生中偶然在一个平静的小镇法庭陪审团里工作要困难得多一样。”另一方面,在纸面上组织一个城镇政府是轻而易举的,而这有时却容易“麻痹普通人的政治良知,从一开始就对社会过分自信”。采矿者们认为,法律有时是自行发现和自行实施的。与此同时,他们刚刚形成的社会的现实也教育了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法律逼人而来,似乎无所不在,这是社会的一种无法避免的需要。“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比永久的法律给这些早期的加利福尼亚人——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以更有力的教育了;它使他们认识到法律秩序的权威,认识到他们对社会应有的忠诚。这甚至超过了旅途上的支柱(白天是天上的云彩,晚上是火光)对于沙漠里的传奇式的流浪者所起的作用。实际上,社会责任的神网高悬空中,不可抗拒地落在所有这些无忧无虑的淘金者头上,尽管他们吹嘘自己是自由自在的人。”

  开发金矿的技术本身也日益要求人们重视相互合作和集体的忠诚,采矿设备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淘盘,很快发展为淘洗机,以后又进而发展为流矿槽:每一种都比前者更为复杂,更需要相互问的合作。用盘子淘金一个人可以把活干下来。但淘洗机(或称黄金摇选机)是一种装在摇选台上的长达六英尺至八英尺的设备,需要人不断搅拌,以冲洗夹带黄金的泥沙;通常至少需要四个人进行操作。流矿槽则使用一系列精巧的水槽和沟渠,使含有黄金的泥浆通过一些箱子,让黄金在箱子里沉淀下来;这种不能移动的设备,它的安装、维修和操作都需要好几个人的集体合作和劳动。以上采矿技术几个阶段的演变,就象矿区其它方面一样,发展得很快。到一八五○年,已经普遍使用上了流矿槽,而合作精神也进一步加强了。正是在这些集体里,以后西部小说中大肆鼓吹的那种合伙意识便发展了起来。最初使用的俚语“伙伴”这个词,远远超越商业上同事的意思,这个俚语很可能是在一八五○年左右在矿区产生的。到一八五八年以后,开矿已由加利福尼亚扩展到落基山地区,“单人匹马的勘探者”已成为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的一种神话了;勘探矿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集体的事业。

  采矿者生活中的许多特点,促使他们追求迅速而公平的司法裁决,而不是繁复精细的司法程序。在新发现的矿山里,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更加强调时间就是金钱。在早期淘金热的年代,一个人一天很容易就能赚到十六美元至一百美元。西班牙采矿法规定,所有涉及矿山的案件应“毫不延迟地”作出判决,因为在这里,几小时的功夫就可能使好运气转为坏运气。另外一个要求迅速作出判决的理由是,指定审理特定案子的矿区官员一般并不领取额外的报酬,所以他们就更急于迅速结案。刑事案件更有特殊的理由要求迅速处理,因为监狱很少,领取报酬的看守犯人的官员更是绝无仅有。因此,审判和惩罚都必须快速进行。有一宗残酷的谋杀案件——此案有十几个证人,案发后一小时内就进行了审判,凶手随即被处绞刑。驱逐、鞭打、死刑是一般最常见的惩罚办法,因为这些办法(不象监禁)不需要设立很花钱的机构,而且可以毫不延迟地得到执行。在一个人口“随时流动”的社会里,你的人明天可能就不在这块地方,你本身也可能决定要继续前进。为了对你有所裨益,现在就必须执行法律。

  法律是无所不在的;正是由于如此,它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采矿者有时以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矿区的一个老开拓者写道:“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法律,直到律师找上门来。”从来没有人象开拓者那样自命力不受外人管辖的,但这实际上只是他们发展起来的那种特殊法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事实上他们还是非受那种法律的管治不可。他们的法律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蓄意去搞的,它对整个社会进行不露声色的管治。

  采矿者的处境与整个时代格格不入,也使他们很容易自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法律。在这里(犹如在殖民时代那样),美国经历了一种倒退现象,倒退到原先差别较少的生活方式中去了。中世纪的英国人在习惯法形成的年代,也曾认为法律不能强制执行;他们那些法律只不过是些习惯做法,仅“要求人们不要和习惯背道而驰”。美国移民也讨厌繁杂的规则和蓄意的立法。他们社会中那些新颖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古老的东西,使他们对近期所有精心而明确地制订出来的规则都抱有怀疑。他们来自那些视“法律”为一种脆弱的技术性东西的地方,以致他们难以设想在新的社会里,他们还得强制地遵守任何深奥的习惯怯。在矿区的移民中间,法律是属于大家的——了解法律、维护法律、执行法律都是大家的事情。

  就象过去和以后的其他美国人那样,也象产权俱乐部的创始人那样,在他们建立起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和有效的政府之前,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集体性很强的社会。加利福尼亚地区内华达县一个开拓者忆述:“当时很少有什么法律,但却有根多好的规矩;没有什么教会,但却宗教盛行;没有什么政治,但却有很多政治家;没有职位,但也没有什么人追求职位——对我国同胞们来说,这最后一点是会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当然,可能是出于过去对律师的偏见,有些说法被理想化和美化了;但是,我们确实有足够理由相信当时他们的生活至少和早已定居下来的东部社会一样地秩序井然,甚至还可能要更好一些。当时,财产无人看守,但在一般情况下却是安全的;在大多数矿区,一盆金沙放在露天帐篷的桌子上,主人大可以在距离很远看不见的地方做事。虽然没有警察,给养和工具却很少发生被盗窃的现象。偷窃、谋杀和各种暴力行为也很少发生。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而言之,位于内华达山脉峡谷里的加利福尼亚矿区,在它建立初期就以自动自发、地方主义和独立精神著称,他们正是以这些精神来发展和制订了自己的法律。最初采矿者固然是生活在墨西哥法律管辖之外(或者说与这种管辖针锋相对),但他们也不属于任何美国法律的管辖。加利福尼亚地区当时实际管事的地方长官们所遇到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可不想违背采矿者的意愿而去管治他们。

  西班牙殖民统治偶然遗留下来的一个残余是“镇长”,他兼具行政和司法权,本人就是第一审的法官。在一八四九年人们尚未完全定居下来的时候,便是由“镇长”负责在旧金山市中心广场一所小学校的课堂里听取有关争执的陈述。民事案件均由他听取各方的争辩并作出裁决,他还提出应该付给他的报酬,由有关各方分担。理论上,对他作出的裁决是可以向常驻蒙特雷的地方长官提出上诉的,但这种事情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偶尔可以听到对“镇长”司法管辖权的紊乱有所不满,那是因为这些自发社会的司法体制(据不满方面的反映〕“既非墨西哥的,也非美国的”。更重要的是,所谓“镇长”只不过是对一个纯地方性官员的尊称,他们对任何法律,不论是墨西哥的还是美国的法律都知之甚少。偶而,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也装饰性地摆着一两部艾奥瓦州的、伊利诺伊州的、密苏里州的或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汇编,或者一些法国的、西班牙的、德国的或英国的法律书籍。对于这些遥远地方的司法知识,他们能够记得的也只是一鳞半爪,剩下的就只有靠常识和良知办事了。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移民矿区的杂七杂八的公民们极少依靠外面的政府当局。他们的法律和秩序绝不是依靠设在其它地方的政府的力量或尊严来维持的。各个矿区完全根据当地矿山的规模、对采矿者的利害关系、开矿权的保证、犯罪的定义和惩罚,以及矿区的全部政务等,分别制订各自的规章制度。这类明确的规定通常都是在全矿区的采矿者大会上起草的,而大部分政务的处理也是如此。他们这种非正式集会既是立法性质的,也是司法性质的,又是行政性质的。参加大会的成员资格非常模糊,每个出席大会的人都是成员,甚至年满十五岁的孩子都可有表决权。

  因为事先不存在任何政府机构,所以,每个新机构的成立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除了职权并不明确的“镇长”之外,社会上再没有别的官员,也没有行政机构。政治活动也只是偶尔进行。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选举官员;而一旦需要消失了,官员们的权力也就没有了。

  如果决定不能得到迅速而有效地执行,官员们是不会作出这种决定的。一位一八四九年在生的人回忆说:

  犯罪行为很少,因为肯定会受到惩罚。有一天下午,我正好在场,就在城边上,目睹了一切,感到十分痛快。我记得查利·威廉斯使劲抽打三个公民的光脊梁,每人二十一下到四十下,因为他们偷了邻居的钱,大批没有利害关系的观众就成了法庭。我不记得需要付任何律师诉讼费或法庭审判费。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司法的贯彻执行如此之争分夺秒,而花钱又如此微乎其微。这以后,内华达城再也没有发生过偷窃案件;直到后来社会完全定下来,各种规章都建立起来了,情况才出现了变化。

  “矿区法庭”(这只是对那些挥舞铁镐或拥有产权的人们召开的公开集会的另一种称呼)也处理所有权和产权的界限问题,正如它处理对偷窃或谋杀的惩罚一样。但是,它却不管收帐和私人之间的小争执,早期西部的矿区法庭没有专职常设官员(除少数地方有“镇长”外),也缺少成文的法规,更不保存记录;并且谁都可以召集会议,而那些对会议的紧迫性存疑的人,干脆不参加就是了。

  这些杂六条八的采矿者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罗格河谷(后来属俄勒冈州)杰克逊沟矿区的采矿者们罢免罗杰斯“镇长”的那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罗杰斯是在城镇开始发展的初期,由少数早期的采矿者选举上台的。有一个名叫斯普伦格的采矿者在一次事故中残废了,他的合伙人西姆乘机剥夺了他的合法产权。西姆贿赂了罗杰斯,后者为他签发了一张“法律”判决书,罗杰斯多次拒绝重新审理这个案于,也不同意把这个案子提交陪审团,更没有表示他要辞去“镇长”的职务不干。一八五二年秋天有一天——这一天在俄勒冈南部矿区己成为一个长期被人纪念的日子——一千多个采矿者丢开铁镐,离开淘洗机和流矿槽,到一个大矿里集合(那时候,他们如果干活,一天可能赚五美元到五十美元)。这次露天集会选派了一个委员会,给罗杰斯最后一次机会,要他重新审理西姆与斯普伦格的案件。当委员会回来报告说罗杰斯再次拒绝时,采矿者就在当时当地成立了上诉法庭,并立即选举他们中的一人海登担任受理上诉的法官。接着又通过了一系列程序,诸如选举任命陪审团、证人宣誓、听取证词、律师辩护,案子终于得到了重新审理。一些人威胁要对西姆和罗杰斯使用暴力,但遭到制止。根据受理上诉的法官的判决,斯普伦格重新获得了合伙经营的产权,而罗杰斯则被罢免了“镇长”的职务,多数人的良知既制止了贪污腐化,又制止了暴力。

  虽然居民们集合在一起所形成的自发意志经常有可能表现得大过分——其中最糟的就象小说《牛弓事件》中描写的那样——但西姆与斯普伦格案件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案件都表现了移民的自警制的创造性运用。

  矿区缺少法律,但不等于是无法无天。当然,他们当时的政府体制过于简单,有时也容易使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控制政府。在这种时候,采矿者就运用自警制使他们弱小的政府回到正确的轨道。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极大的机智和勇气,还需要有相当的组织能力。

  标志自警制取得成功的最富戏剧性和记录得最完整的一件事,发生在爱达荷领地(现在的蒙大拿州)新定居的矿区班纳克镇附近。幸运的是,一位在牛津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托马斯·迪姆斯代尔“教授”,对整个事件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报道。他的一系列报道文章汇编成《蒙大拿自警团》一书(一八六六年出版)。这也是该领地出版的第一本书。故事的主要反面角色是亨利·普卢默,这个家伙在一八五二年最初到达黄金之乡时,只有十几岁,当时他决定在上加利福尼亚山脉的内华达城定居了下来。一八六二年秋天来到班纳克之前,普卢默已经到过好几个矿区,开过面包店和职业赌博场,还组织过拦路抢劫的匪帮,在公路上掠夺各矿区的来往车辆。在刘易斯顿,普卢默又以一个殷实商人的面目出现。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山脉东面山坡的格拉斯霍珀沟发现黄金(在现属蒙大拿州的地区内,这是第一次发现金矿);那个地方很快就发展成为班纳克镇,一八六二年十月,抢劫装有十四磅黄金的载货车队的匪帮在刘易斯顿被判绞刑。普卢默对此心领神会,他警觉地迁居到了班纳克镇。一八六三年四月,普卢默又组织起一帮新的拦路抢劫的匪帮,并通过不可告人的手段,当上了当地的行政司法长官。在那两天之后,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又发现了一处新的金矿(以后证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之一),这一次是在班纳克镇东面八十英里的奥尔德河谷。三个星期之后,那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城镇“弗吉尼亚城”。当时一致决定比特鲁特岭以东的全部矿区只设一个行政司法长官,而获得这个职位的竟是普卢默。

  到一八六三年夏天,亨利·普卢默领导下组织得非常严密的拦路抢劫匪帮,开始在那里抢劫从西蒙大拿新发现的丰富矿区运出来的黄金。他成了这些人的地下头目。他发现,与其自己去开发金矿,还不如抢劫别的采矿者更为上算。响尾蛇牧场是这帮匪徒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窝藏所、武器库和休息的地方。牧场门口竖立着一块练习射击的靶标。普卢默本人便能够在三秒钟之内掏出手枪并发射五颗子弹,享有山区最神速的快枪手的盛名。这帮家伙还利用一些别的无辜者的牧场打掩护,这些无辜的人“如果愚蠢地暗示知道这帮人在于些什么勾当的话,他们在不出十五分钟之内就会送命。”根据人们实际发现的尸体和供认的杀人数字所得出的保守估计,他们至少谋害了一百零二个人的性命,这还不包括那些永远找不到尸体或无法确知下落的人。

  普卢默利用行政司法长官职务的掩护来干这些勾当有很大的方便之处。他任命了三个匪徒(杰克·加拉格尔、巴克·斯廷森和内德·雷)充当他的副行政司法长官。有一个名叫迪林厄姆的很老实的副行政司法长官,竟被普卢默的人残酷地用手枪杀害了,“一阵乱枪,只有亲眼目睹——听是听不清的——才能知道他们到底发射了多少颗子弹。”

  老实的公民们开始组织起来,全矿区的人集会审判谋杀迪林厄姆的那些凶手。主持审判的“法官”是一位叫比斯尔的医生,两个助理审判官也是开业医生;铁匠卡特勒则担任检察官;全体公民都是陪审员。“审判席就是奥尔德河谷……法官的座位是一辆大篷车,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华莱士大街。”这次露天审判一直延续到第二大中午,直至集体投票判决凶手有罪。但是在最后一刹那,一些人表现了软心肠(是由几个在场的女人引起的),结果,普卢默的人被放走了。

  但是,整个社会还是动员起来了。这是普卢默及其同伙覆灭的开始。匪徒的许多犯罪行为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直到有一天,在斯廷金沃特河谷的灌木丛中,无意中发现了德国移民的孤儿小尼古拉斯·蒂伯特被乱刀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他是被谋财害命的,钱和骡子都被抢走了。凶手很快被查获,他是普卢默的一个主要助手乔治·艾夫斯。审判和惩治乔治·艾夫斯是蒙大拿自警团的第一个伟大胜利。迪姆斯代尔教授在一八六六年写道:“在遍布各地的白警团的保护之下,蒙大拿的公民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当时,内华达城的三、四个公民很快组织了一个二十五人的队伍,捕获了艾夫斯和他的两个同伙——“大个子约翰”·弗兰克和乔冶·希尔德曼,这两个家伙胃口很大,在班纳克以猛吃美国馅饼的本领出名。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九日,一个温暖的秋天的上午,在阳光普照之下,一千五百个人聚集在内华达城(正好是普卢默和他的副手的管辖范围之外)的街道上,出席了对乔治·艾大斯的审判。

  经过一些分歧意见的交锋之后,最后决定由全体在场的公民——而不是由小小的陪审团——作出判决。不过要由一个二十四人组成的顾问陪审团来引导大家进行判决。鉴于过去已多次发现被告有逃跑的企图,而审判又是在露天举行,所以艾夫斯和他的两个同伙都被用铁链捆绑起来,还上了锁。实际审判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十月二十一日上午,负责审讯的采矿者宣布,审判必须在当天下午三时结束——这一宣布对自费花了两天时间来参加审判的人来说,无疑是受欢迎的。

  审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常见的现象。艾夫斯通过一个叫“诚实的威士忌酒鬼”的脚色作证,企图证明他当时不在犯罪现场。专程从外地请来的律师象寻常一样吹胡于瞪眼睛,表现出目空一切的神态。辩护律师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抓住检察官是奥伯林学院毕业这一点来竭力贬低检察官。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艾夫斯在许多其它场台早就是一个抢劫犯和杀人凶手。审讯完毕,顾问陪审团以二十三票对一票认定被告“有罪”,接着聚集在现场的群众便通过动议,同意顾问陪审团的报告。在出席审判的一千五百人中,反对判决的还不到一百人。于是,检察官当即建议:“乔治·艾夫斯应立即处以绞刑,直到吊死为止。”这一建议获得了通过。在五十八分钟之内,艾夫斯就被带到搭在一所尚未建成的房屋框架上的绞架前,离开他坐着受审的地方只有十码远。艾夫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乞求宽恕。就在绞架上,他还试图把一切罪责推到同伙们身上。艾夫斯的两个同伙,希尔德曼被永远从蒙大拿驱逐出境,而“大个子约翰”则因提供证据有功,得到开释,并允许他继续居住在蒙大拿领地。

  这次审判的精神影响一直留存在蒙大拿采矿者的心中。“一千五百个人出于对美国制度的敬重,整整花了四天的时间;”担任起诉人的桑德斯上校写道,“但当案子办完以后……有一些人开始怀疑是否任何一次悲剧式的审判都需要那么多人来参加,如果这种敬重制度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从事正常职业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呢?于是关于成立自警团的设想便更见一致和强烈。奥尔德河谷的采矿者崇高的忠诚精神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记得,大概在第二天的晚上就成立了自警团的核心组织。以后,这种组织形式迅速发展,遍布各地。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同犯罪行为进行的激烈博斗中,保证了秩序赢得最后的控制权。”

  在弗吉尼亚城有五个人、在班纳克镇则有四个人开会组成自警团,在弗吉尼亚城,那五个人聚集在一家店铺的帐房里,没有开灯,大家在黑暗中站成一圈,举手宣誓:“我们,下列宣誓人,决心团结一致,为了实现捕获偷窃犯和杀人犯,以及追回被盗窃的财产这一值得称颂的目标,谨以我们的荣誉互相保证并庄严起誓——不泄密,不违法乱纪,永远不抛弃伙伴和司法准则。愿上帝保佑我们。”

  “多少害怕会失去些什么东西”的人都支持自警团。在几个星期之内,拦路抢劫的匪帮和普卢默本人也被捕获,并处以绞刑。一度笼罩奥尔德河谷、弗吉尼亚城和班纳克镇的恐怖统治结束了。在普卢默被绞死以后,政府任命他担任领地行政司法长官的委任状才送到(这是普卢默在他最得意的时期提出申请要求担任的职务)。

十三、把一切抛在后面

  移民把他们的过去,连同过去积累下来的大部分不平等现象,部抛到了后面,一个社会如果对其成员的父辈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怎么能使儿辈为其父辈的过失承担责任呢?

  在新英格兰地区古老的村庄里,教会所属墓地的位置总是离开公园之类的公地非常之近,内容详尽的墓志铭上都刻着死者的姓名。但在不断流动中的移民社会里,情况就正好相反。“根据草原的习惯”,安葬是草率从事的。安葬的目的在于掩埋,而不是显耀,据格雷格的记载,在圣菲小道上,安葬通常部很简单,也不拘礼仪。“尸体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没有寿衣或裹尸布,棺木只用一条毯子代替,深埋进地里,墓穴通常部填满石块或圆篙,以防范草原上贪婪的狼群。”旅行者回忆说,他们行进中的集体都很注意掩饰这些埋葬的地点,安葬完毕,就计他们的牲口在墓地上来回转圈,还用大篷车在墓地上来回碾压,以消除一切可能泄露内情的痕迹,防止印第安人挖尸。流动中的移民因此发现,崇拜祖先的社会很快便被一个由新结交的伙伴组成的新社会所代替。在流动的集体里,特别是在移民组成的矿区里,姓氏不如名字重要,特别是生动的绰号更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些绰号肯定不是从先辈继承下来的,而是在当时当地根据一个人的特点、身材、职业、一件业绩、一个姿势、一种特征、一个古怪的动作、声音或者嗜好,由别人给取的,在西部的矿区里,类似“诚实的威士忌酒鬼”、”吃美国馅饼的大王”、或者“可信赖的詹姆斯”等等名字都是形容这些具体的人,与他们的家族背景毫无关系,他们这类称呼都是根据其本人的特点而叫出来的。

  在已经定型的社会里,继承得来的财产(正如继承得来的名字)可以使一个人声名显赫,但这些有利条件却不是他自己挣得的。而土地则是这些有利条件中最重要的一项,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因为土地是毁灭不了的,可以在同一个家庭里根据永远不变的规定代代相传。直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法律才允许改变这些僵硬古老的继承规定,而由遗嘱所代替。很明显,流动中的人们无法随身携带土地。不管怎样,在新定居的移民社会里,同祖传没有任何联系的土地只不过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就是它的价格,而它的价格则是随市场的情况上下波动的。“定居、卖掉,定居、卖掉”,这就是西部通常实行的原则。

  任何向西部流动的旅行者的首要通则,就是轻装前进。如果他在出发时没有照此办理,旅程中吸取的经验会教育他这样做。詹姆斯·艾比(一八四九年四月从印第安纳的新奥尔巴尼出发前往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活跃的年青人)在日记中记录了当他们一行人接近内华达山脉时,他们穿越沙漠所付出的财产代价:

  八月二日——今天早晨四点出发,六点停下来做早饭。为了减轻大篷车的负担,我们丢弃了厚重衣服和其它能够丢掉的物品。今天,我们要尽量以最炔的速度行进,可能的话,决心在当天穿越沙漠。但是,我们的牲口显然是太累了。于是,我们被迫停了下来。我们完全断水了,我和罗利、伍德菲尔向一个商人买了两加仑水(这些商人是沿途带着水做投机买卖的),每加仑售价一美元,这已经是很公道的价格了。我们所要穿越的沙漠,到处是死牛、死骡子和死马。我数了一下,在十五英里的距离内,有三百五十匹死马、二百八十头死牛、一百二十头死骡子;另外还有几百头牲口掉了队,在有气无力地走着。这就是穿越沙漠的旅行……相形之下,制革工场或者屠宰场倒象是花园美景了。今天,从密苏里来的一个车队枪杀了二十头公牛。在大约二十英里的距离内,大量贵重物品被遗弃在沙漠里——皮箱、衣服、大篷车等等,价值至少达十万美元。我统计了一下,在十英里之内,被抛弃的大篷车达三百六十二辆之多;在美国,每辆大篷车的价值是一百二十美元。丢弃这么多大篷车是为了拯救牲口,尽快轻装到达目的地。相形之下,个人财物的损失只是一桩小事吧了。

  伦道夫·马西写的半官方旅行指南在卷首第一章就警告说,凭他个人二十五年的旅行经验,生活必需品应该“放在最安全之处,要捆扎结实,而且要便于携带”;必须留出放食物、水、帐篷、弹药和工具的空位和负重量。他说,紧要的是带一只备用的锻铁制的宿营用水壶,一把钻子和大量鹿皮,以缝补鞋子、马具、马鞍、缰绳。至于在别的方面足以显示自己富有的物品——诸如华衣美服、雕花的笨重家具、或者银制器具——显然只好弃置不带为佳。

  留在后面不带的最美妙的东西,当然要算是女人了。矿区出名是男子汉的天下。在一八四九年春天,整个旧金山据说只有十五个女人。强壮、于思满脸、饱经风霜的采矿者,一旦在街道上看见有个小孩在玩耍,他可以站在旁边连续看上几个小时。每个矿区都有数目有限的几个妓女,由于供不应求,妓女们都生意鼎盛;而男人们为了欢迎“矿区真正的第一夫人”,更不惜走上好几英里的路程。有一个十七岁的新英格兰青年,他在他父亲的矿场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一个星期之后,居然骑着马走上三十五英里的路程,为的只是看一眼附近矿区一个采矿者新来的妻子。他说:“因为我想看一眼家乡来的女人;父亲,你知道吗?她为我缝了一个钮扣,告诫我不要赌博,不要喝酒,听起来就象是母亲一样。”

  由于女人稀少,性道德败坏,使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但这一切也井非毫无好处。后来当女人们终于来到时,她们虽带来了道德,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平等。早在一八三九年,尽管刚发生过金融危机,一个优雅而打扮入时的芝加哥女士可以花费五百美元做一件舞会礼服;但是在西部各地,移民中没有几个妇女,要出风头也就更难了。在社会上显示和突出自己,这是女人们爱于的事。一个来自蒙大拿矿区的记者写道:“装模作样……是令人讨厌的……人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它可以象一颗子弹那样把一个男人活活害死。”生活在流动的社会里,男女关系势必要显得更为平等一些——这不是出于某种信念,而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

  成功的移民都学会了无牵无挂过日子。篷车队每天晚上都换一个新的地方过夜。西部的自然景色从一开始就是沉默的见证人,目睹人们一次又一次心甘情愿地走上新的旅程。而在其它地方,要放弃一座城镇集体出走,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除非是在大祸临头的时候,或是因为突然爆发了社会革命,或者是一座城镇经过几个世纪已腐朽不堪了,才迫不得已这样做,古代特洛伊的九座城市,每一座都是在原先城市的废墟上重新建立的,从石器时代到古罗马时代,整整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庞贝古城是火山爆发后被埋没的。十八世纪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所痛惜的英国“被遗弃的村庄”则标志着迅速发展中的经济觉醒: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向城市移居。旧世界确曾留下被遗弃城市的遗迹,但更多的情况是城市被埋没,而人们则在他们先辈失望的废墟上重建一切。

  在美洲这块几乎是空荡荡的大陆上,到处是迅速流动的移民的遗迹,稀稀落落地散布在地面上,清晰可见。他们留下的奇特产物是那些被遗弃的地方(“被遗弃城镇的废墟”),而不是埋葬人的墓地。美洲典型的遗迹是东西用够之前人们就自愿把它抛掉。因为在这里,空间比时间要充裕得多。美洲的过去都展现在整个的大地上。

  要搞一个被遗弃地方的完整的统计表是不可能的。但随便举一个实例,就可以使人们看到美国地面的文化遗物比比皆是,到处都是移民们留下的痕迹。例如,一九三○年在艾奥瓦州搞的一份统计表便说明,自艾奥瓦一八三一年成为准州以后,被遗弃的城镇、村庄和邮局等达二千二百零五个之多。这还不包括那些被其它地方并入的城镇或村庄,也不包括那些改了名的地方,以及虽有规划但从未建立的城镇。实际上,这些地方也是遭到遗弃的,人们在离开之前确曾在那里生活过,收到过邮件,盖过房屋,并且也曾对这里抱过希望。与之相对照的是堪萨斯所谓“已经消灭了的地理据点”(那些在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间曾经有人定居过而以后又被遗弃的地方),也超过二千五百处。这只是一些线索而已,但却能使人体会到,当时这些美国社区是多么带有实验的性质。

  那些把家和财产全部留在旧世界的新美国人,决不会被遗憾的心情所困。向西部移民的定居者发现,有更多的必要性、更强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机会诱使他们向前闯。即使是在东部海岸的初创时期,美洲形势的不稳定性就已鼓励人们走移民的道路。詹姆斯敦是英国移民来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但它也是第一个“被遗弃城镇的废墟”。詹姆斯敦于一六○七年建城,一六一九年这里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立法机构,直到一六九八年它都是弗吉尼亚的首府。一六七六年,在纳撒尼尔·培根所发动的叛乱中,该城部分遭到破坏,随后就日趋衰落。一六九九年,弗吉尼亚的首府便由这里迁往威廉斯堡。到一七二二年,据一位当时到过詹姆斯敦的人报道:“除了满目颓垣败瓦和三、四幢尚完好而有人居住的房屋之外,那里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且莫忘记,美国各州首府的流动性都是很大的——即使是在大西洋沿岸那些最古老的州,情况也是如此。华盛顿特区根本就不是我国第一座预定建立的首都。到一八一二年,原来组成联邦的十三个州中间,有八个州的首府所在地已与独立宣言发表时(也就是说大约三十五年之前)不同。有好几个州新命名的首府都是在根本还不存在这样一座城市的情况下,特为此目的而象玩魔术似地变出来的。新罕布什尔州的首府从朴次茅斯迁到康科德(一八○八年);纽约州的首府由纽约市迁到奥尔巴尼(一七九七年);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从费城迁到哈里斯堡(一八一二年):新泽西州的首府由普林斯顿迁到特伦顿(一七九○年):特拉华州的首府由纽卡斯尔迁到多佛(一七七七年〕;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由纽伯恩迁到希尔兹巴勒,随后又迁到其它几个城市,最后才落实到罗利(一七九四年),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由查尔斯顿迁到哥伦比亚(一六八六年);弗吉尼亚州的首府由威廉斯堡迁到里士满。所有这些迁移都是美国人口迅速流动的标志,也是出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压力,要求把政治总部移到离定居的中心区近一些的地方。

  在新的西部各州和准州,首府也同样迁来迁去。就以俄亥俄为例,那里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根据一七八七年的“西北地域法令”也是第一个民事政府的所在地——是马里埃塔。一七八八年四月七日,鲁弗斯·普特南将军率领的新英格兰帮四十七人就是乘“俄亥俄五月花”号在这里靠岸登陆的。但是,到了一七九九年俄亥俄符合《西北地域法令》的规定(成年的自由男性居民满五千人)之后,第一届准州议会于九月十六日在辛辛那提召开时,国会却把俄亥俄准州的首府定在奇利科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第二届准州议会就是在那里举行的。然后,准州议会于一八○一年又表决把政府从奇利科思迁回辛辛那提。而一八○二年新的州宪法却把首府重新定在奇利科思。当时,还有好几个地方要求把首府迁到它们那里去。于是,一八一○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首府应该设于“大致上离开州的中心点……不超过四十英里之处,根据曼斯菲尔德地图来加以确定”。当时人们还提出了一大堆城镇与尚未有人定居的地点来供审议和考虑。一八一二年,终于决定把首府迁到锡奥托河的东岸高坡,在富兰克林顿对面的一块地方,这个未来的城市其后定名为哥伦布。

  印第安纳的首府也曾迁来迁去。该州最古老的城镇文森斯一度曾是准州的首府(一八○○年至一八一三年),但后来,由于要求把首府迁到更靠近中心地点的呼声越来越高,结果就搬到了一个名叫科里登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一八一六年举行州宪会议的地点,但现在早就没有人记得它了。首府迁来后使科里登一下子身价百倍,很快这里便有了一家新的大旅馆(距州议会大厦只有一英里之遥),旅馆结实的石头墙厚达十八英寸,“建成后可以用几辈子”。但是,到了一八二五年,科里登光辉的日子又已成为过去了;就在那一年,首府迁注印第安纳波利斯(这个地方到一八二○年才开始有人定居)。伊利诺伊准州是一八○九年成立的,它的第一个首府是卡斯卡斯基亚;但是,一八二○年首府迁到了范代利亚;其后于一八三七年在当时还很年青的阿伯拉罕·林肯的劝说下,才迁到斯普林菲尔德。几乎所有西部各州部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是又一个标志,说明美国人完全是以能否行使职能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政府的。当总部所在地不再符合实际需要,或者有另外一个地方更符合需要的时候,那就是到了搬迁的时候了。

  我们往往受到一八四九年淘金热景象的影响,认为多数移民心里明白他们往西部是去干什么的,即使他们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考察这些具体的个人和团体的命运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行动的目标往往是模糊和不明确的:这些人可能富有创业精神,也可能是雄心勃勃;但他们对于应该把这种创业精神和雄心壮志押在什么地方,却往往是心无定见的。

  如果我们认为,向西部移民的拓殖路线就象是一支军队的前锋那样向前推进的,或者以为整个十九世纪的拓展大业是直线“向西方去”的运动,那我们就错了。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劲儿地向着西部流动的,而是在西部地区里注返流动。他们来回折腾,随意转移,漂泊不定,打着圈圈转来转去——总之,这种不断向前运动的特点也正是美国人经历的特点。别的民族都是随着远征队奔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或者是为了实现一个鲜明的理想,诸如十字军东征、向外侵略或大举移民。但美国人却是一种新类型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行动自由更为宝贵的了,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流动来发现他们所要寻求的东西。因此,美国人很重视机会,很重视把握时机找寻机会,而不计较目的本身。

  所以,移民社会之到处流动、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他们可能是由于在原地找机会的前景黯淡,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推测,也可能由于矿藏已告枯竭,盲目的乐观主义,或者是因为旱灾,印第安人的袭击,火灾,铁路线抵达不到,或者仅仅是出于不肯安于现状和期望过高。许多“已经消灭了的地理据点”就是资源耗尽的遗迹。当查尔斯·霍华德·希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重访淘金热的旧址时,就曾对新世界的文化遗迹作了动人的报道:

  即使到今天,对那些最小的已经破败的矿区也值得进行耐心的考察。洞坑里到处长着蔓藤植物;曾经被开拓者的双手搬动过、筛选过的多少英亩的碎石和岩砾还堆积在那里。在小山的向阳山坡上,是复盖着绿草的坟丘,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经历充满敝情的劳动以及与冷酷无情的命运进行猛烈而疯狂的搏斗之后,已经长眠于地下。有一个时候,这里曾被称为“红狗矿区”、”疯骡子矿区”,或者叫做“谋杀者酒吧”;而现在,这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峡谷。在这个长五百英里、宽五十英里的地带,散布着好几百个这样的峡谷;每个峡谷都曾一度充满了男性生活的气息,到处可见吵吵闹闹、打架、吼叫、蜂涌而上的情景。如果下到峡谷深处,和那些老矿区残存下来的象幽灵一般的居民交谈交谈,则他们口中那些过去的故事,将会使你热血沸腾。二十年、三十年以前?啊!这一切仿佛已是好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从事农业的移民社会,也同样是不停流动的。从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农业区(同采矿区比较而言)的情况看,这些人的活动节奏只是不那么快速,而他们的移动也比较缓慢些。在美国。特别是在西部,人们总是期望得到比糊口更多的东西,当奋斗得太艰苦,或者希望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别处去碰运气。

  在美国许多被遗弃的城镇废墟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迅速定居下来而又迅速被废弃的矿区。由于采矿者离开时把他们的住宅和大部分家具都留了下来,所以要重建象科罗拉多的中央城和阿斯彭这样的城镇,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驾车穿越西部的人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被遗弃的城镇废墟,一一从他们的眼前掠过:两旁耸立着破败楼房的街道,“许多令人伤感的废弃村镇,都是希望归于泡影的遗迹。”它们的外壳依然存在,而灵魂则早已飞走。

  还有另外一类被遗弃的城镇废墟(象艾奥瓦和堪萨斯所统计的)则和矿区的遗址不一样,但在整个西部却很普遍,有好几千个之多。那是一些逐渐衰落的城镇:有时它们更是完全消失了。但是,它们往往还有部分居民留着,作为交叉路口小居民点或小村庄而残存下来;而这些留下来的人却需要当地少有的木材,于是他们就拆掉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这些空屋除了成为容易引起火灾的废物堆和鼠虫繁殖的场所外,已毫无别的用处。今天,驾车者经过这些地方,已很难看到往日繁荣的痕迹了,它们甚至连外壳都不存在了。在西部,到处都有这一类被遗弃的城镇废墟。它们比那些老矿区的情况更为荒凉,因为在这里,它们的外壳和灵魂都不存在了。

  任何一个这样的被遗弃的城镇废墟的故事,都是一部充满挫折失败和夹缠着种种希望的编年史。用堪萨斯居民典型的话来说。这类城镇,有些在建立数年之后就己变得“死到无法剥皮了”。可是,有时在已经死亡的城镇身上也还要剥掉一层皮,当人们寄希望于别处而要离开时,他们甚至连房屋也都拆走。例如,明尼苏达的尼宁格镇衰落的时候,镇上大部分建设都被拆迁一空,搬到另外一个前景更光明的地方去。一八五七年建立的锯木厂,于一八六○年被拆迁,机器全部卖掉,汉迪赛德旅馆,一幢可以接待五十个客人的建筑,被拆迁到了邻近更加繁荣的哈斯廷斯。它的竞争对手——克林顿旅馆,也同样迁走了。该镇的特里蒙特大楼被附近的马桑尼克·洛奇买去,而洛奇买到该楼后立即把它拆迁到了他所在的科坦奇格罗夫城。尼宁格镇到一八五五年已经一无所有。据说,一八三七年夏天这里只有五百人口,一八五八年增至一千人,到一八六○年第八次联邦人口普查时,它的人口降到四百六十九人:到一八六九年,这里原来的房屋已经一幢也没有,整个村镇全部消失了。

  各地拆迁房民已成了家常便饭。威斯康星的代木小镇纽波特,一度曾是代勒斯附近位置适中井很有发展希望的城镇,它处于威斯康星河内河航运的起点;但自从河的东岸修通了铁路线,打它的旁边穿过去,这里就逐渐衰落了。一八八○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木头经过这里沿河而下了,而实际上,在此以前很久这个城镇就己遭到废弃。纽波特当地的历史学家报道说,在人们对铁路线产生失望情绪之后不久,“一长列、一长列的拆迁房屋就象史前时代的怪物一样,穿越大地向前移动。”

  不管移民们在离开的时候是否带走自己的房屋,他们总是满怀着希望离去的。不管迁移多少次,希望总是存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移民们继续留在已经枯竭的矿区,留在干旱的农场,留在被铁路遗忘的旧城镇里,他们又怎么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呢?当然,参考其它大陆上居民的情况,我们不能斩钉截铁地断定他们就一定不可能在当地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仅仅活下去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发财致富,如果他们眼看此地不可能发财致富,就足以令他们迁走了。移民的流动性同他们保持自己的希望之火不灭的决心是成正比例的。即使他们不久之前才匆匆而来,但他们也可能在同样短促的时间里又匆匆而去,离开这个地方。

十四、要抢先到达那里

  由于远距离迅速流动的需要,就出现了公路以及移民们向西迁移时乘坐的大量车辆;特别是人们逐步养成一种“拼命赶”的本领。如果你不能赶在别人的前头,抢先到达那里,好处就有可能被别人捞走。可是却又路途遥远,充满危险,沙漠的烈日、缺乏食水、寒冬深雪、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每一个深谋远虑的男子汉加快步伐,以尽可能缩短发生危险的可能性。美洲也许确是一块充满美好未来的土地,但对于移民们来说,在这块土地上,如果现在不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来就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美国人之造大篷车、造汽船、修铁路,这一切并不是着眼于下一代,或下一个十年,甚至也不是为了明年。工匠们的眼睛牢牢地盯住的是现在。最要紧的是第一个到达目的地,即使不能成为第一个,也要尽快地到达那里。正是这种“拼命赶”的精神,明确地形成了美国人向西迁移时的一大特征。载着移民们向西迁移的各种交通工具,全部结构轻巧、速度快和活动自如;这是非常重要的。西行的人们,如果不打算完全放弃交通工具去骑马或骡子,就必须选择一种与东部截然不同的车辆。漂亮的康科特式四轮大马车和由六匹马拉的宽轮重型篷车,都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需要的是轻便的“草原大篷车”——“体积小、结构简单、没有车门、弹簧很糟、挂着帆布窗帘的。”这种车辆的特点是行动自如,而且速度炔,可以在草原上滑行。有时,我们也会发现这种车被丢弃在山脚下;或往往在中途被卖掉,或是拆下值钱的车轮、车轴、木料等零卖掉。这种车辆很少有走完全程的。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向西移民的高峰时期,有关西部交通往来的故事都以速度问题为重点。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从密苏里的河源开始计算,蜿蜒流行四千余英里,是一条天然的高速公路,它的通航支流可以达到距太平洋八百英里的地方。而西部使用汽船的历史,乃是一部激烈竞争的历史。开始时候,平凡的、讲求实际的商业需要激发了人们西进的热情,人人都力争第一个到达目的地;但时隔不久,这种热情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势头。起初出于原始需要的竞争,结果转向一种惊险而充满乐趣的方向。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船竞赛(马克·吐温早期经历中的重大主题)竟象赛马一样,变成了一种为竞赛而竞赛的游戏。但它又不象赛马,赛马完全是一种贵族化和突出个人的运动,而汽船竞赛则是一项大众化的和社会性的竞争活动。

  早在一七八七年,约翰·菲奇就造出了第一艘用蒸汽推进的船只,出现在美国的河流上。不出二十年,罗伯特·富尔顿的用蒸汽推进的“克勒蒙特”号汽船从纽约开到奥尔巴尼,只用了三十二小时。到了一八三八年,当英国工程师戴维·史蒂文森前来考察美国在汽船制造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时,他发现在哈得逊河和长岛海峡里航行的汽船的速度,都远远超过任何一种欧洲汽船的速度。知识渊博的格斯特纳男爵是美国汽船竞赛走向高潮时的目睹者,他曾总结过一八四○年左右西部汽船航行所表现的这种精神:

  众所周知,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进取心的民族。他们在谈到自己时都这样说:“我们总是向前闯。”这些讲究民主的人从来不喜欢落在别人的后面;相反,每个人都想赶在别人的前头。每当两艘汽船齐头并进的时候,乘客们通常都会鼓动各自的船长来一次竞赛,而船长也总是答应。锅炉设计能力原来每平方英时只能承受一百磅的压力,由于不断加速,达到一百五十磅、甚至二百磅,结果,开不了多远,竞赛就在爆炸声中结束。在这里,人们很少象欧洲那样,在锅炉里装上一种合成板装置,这种装置在达到一定的高温时会自动熔化,到时火就会被水扑灭。而在美国,这种竞赛乃是导致大多数爆炸事故的原因。尽管如此,竞赛还是不断进行。事实上,美国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的竞赛;既然如此,又怎会一到汽船上就害怕竞赛呢?

  在西部,长期以来,节约造价和保持速度乃是设计内河船只的两大要素。在发明蒸汽机以前,大多数顺流而下的航运都是使用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浅水平底船;这种船身长二十到一百英尺,宽度十二到二十英尺,结构简陋(往往是极为粗制滥造的),有时仅仅是几块木板拼凑在一起,跑一趟不至于漏水就行了。用完之后。这种船只就任其漂流,或被移民们拆来造房子或者当柴烧。在新奥尔良,铺人行道和造房子都需要锯好的木板。所以,这种破烂平底船的买卖很兴旺。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汽船在西部的河流上已是很常见的了。这些船所使用的发动机大多是在接近西部的城镇(匹兹堡、辛辛那提或者路易斯维尔)制造的,其设计带有明显的西部特色,特别适用于西部地区。在英国和美国实际付诸使用的第一批蒸汽机,其设计都是“低压”型的;这是瓦特当初发明的蒸汽机的型号,由布尔顿暨瓦特公司生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标准的工业用发动机。它的蒸汽聚积在一个很大的、双动的垂直汽缸里面,每平方英寸只能达到几磅的压力。排出的蒸汽经过汽缸到达凝汽器,那里喷射出一股冷水,使蒸汽凝固,形成部分真空状态。这种真空状态使空气产生压力,于是推动活塞。很明显,从实际用途出发,需要有大口径的汽缸,以产生足够的推动力。这种低压发动机是富尔顿首先引进美国的。他从英国进口了布尔顿暨瓦特公司的发动机,装在“克勒蒙特”号上。但是,这种发动机又昂贵又复杂,汽缸和凝汽器都要求有许多精确的活动配件。

  后来逐步在西部汽船上推广使用的标准型号发动机,则完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颖设计。它是一位迄今没有人歌颂过的促进美国工业进步的英雄——奥利弗·埃文斯(1755-1819)的杰作。埃文斯是特拉华州一个农民的儿子,自学成才,从小就迷上了有关机械生产和蒸汽动力的种种事物。冷嘲热讽的打击和缺乏社会的支持,使他未能制造出他自己设计的蒸汽机车。但是,早在一八○二年,在他的工厂里已经用上了一台固定的“高压”蒸汽发动机;这种型号的发动机当时人们还是知道的,但在埃文斯用上之前,人们却普遍认为这种机器不切实用而且危险。埃文斯同一位独自工作的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共享首先制造出适合普遍应用的高压发动机的荣誉。

  这种发动机也简单得很。蒸汽在这种发动机的汽缸里可以形成高得多的压力——初期它每平方英时可以产生四十到六十磅的压力,到一八四○年,它可以产生的压力达到一百磅之多。它不需要凝汽器,由膨胀的蒸汽直接推动活塞。汽缸直径也比同样马力的低压发动机小得多。埃文斯利用这些明显的优点,很快生产出一种发动机,同低压发动机比较,要坚固耐用得多,价格便宜,又容易生产、操作和维修。一八○五年,埃文斯写了一本书,该书的标题很有意思——《青年蒸汽机工程师速成培训指南:关于蒸汽发动机的原理、构造和动力的研究》,提出了一种自己动手干的操作方法,任何熟练的机械师都能够根据书中提供的办法,自己动手制造并使用高压发动机。不出十年,这种新型号的高压发动机在西部水运上已成为通用的标准发动机。实践证明,它特别适用于西部河流的航运;在整个蒸汽船时代,这种发动机一直被人们所使用。不了解西部情况的批评家,常常攻击这种发动机,认为它既浪费,又不安全。但是那些真正了解俄亥俄河、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的人却有充分理由坚持认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发动机。在西部较浅的河道里,船只和发动机的重量至关重要;发动机太重会增加航行的问题。拿这种高压发动机和低压发动机比较,同样马力的机器,前者的重量却要轻得多,而且活动零件只有后者的一半,更易维修,修理起来也更便宜。此外,低压发动机又缺乏适应不同的水流、季节性的涨落潮和在狭窄而弯曲的河道里应付急流冲击等情况所需要的那种灵活性和备用动力。低压发动机的主要优点乃是操作安全和节省燃料,而这两点在西部都算不了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沿河的木材非常便宜,以后林地减少,又有便宜的煤。所以,即使在燃料消耗上相差百分之三十,也算不得是什么重大的问题。西行者都决心首先到达目的地,所以他们都甘愿冒很大的风险,使用快速的高压发动机。美国一艘航船,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二十年,而一条捕鲸船的使用年限更可达六十年;但西部汽船的寿命却很短。西部汽船同东部汽船的对比也很惊人:例如,在一八六○年,据实地调查,在纽约,汽船平均使用年限将近九年,而在匹兹堡则只有两年多一点。

  西部汽船发生事故的纪录也是骇人听闻的。常听人说,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要比横越大西洋的航行危险得多。在一八五二年之前,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据概略估计,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所建造的所有汽船当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都损失于意外事故。而同时期在西部河流上发生的有案可查的汽船事故中,大约三分之一的财产损失、二分之一的死亡事故以及全部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都是由爆炸所引起。横飞的碎片、外溢的蒸汽和滚烫的锅炉水曾令数以千百计的人死亡或者受重伤。普遍要求高速度,不适当地鼓励使用“高温快速发动机”(这种发动机能从已经破旧的锅炉里榨取最后一点能量),都和惊人的事故发生率有很大的关系。土地热者、淘金热者、城镇的投机商、一般商人以及难以给予一个称呼的各种行色匆匆的移民,“都不顾一切地向前闯”。一八四四年,密西西比河上一条汽船的司炉对一位东部来的人冷笑地说,“讲到北方的汽船嘛,驾驶它们并不需要什么勇气,你一连五年也不会搞坏一个锅炉。但是,听我说,陌生人,乘坐这种压力高、活塞不灵、充满隐患的半皱裂的船就得是个男子汉才行,船上六百条性命,随时都有下地狱的危险。”

  一八三八年,汽船驾驶员在辛辛那提开会,讨论事故的原因。他们固然承认技术不熟练和疏忽大意往往导致发生事故。但是,他们在结论中说:……公众本身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这类事故的发生,不仅仅是由于报纸的瞎吹捧,还由于相当大多数乘汽船的人不断表明要“高速前进”,并催促一再增加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船长为了博得乘客的奖励和喝采,便冒险强使汽船超过安全系数航行。旅客们这种要求“向前闯”的病态心理,很可能是发生事故的最大原因……

  汽船爆炸在西部并不少见,这是一种典型的西部现象。在这方面,流传着许许多多不足以完全凭信的故事。这些故事讲到:那些尚未付船费的乘客如何同财物一样,被安排坐在船的尾部,而万一发生爆炸,那里却是最安全的;爱尔兰人如何喜欢使用奴隶当司炉工人,因为即使他们死了,也不至造成什么经营上的损失。这些透露出来的赤裸裸的事实确是令人毛发惊然。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二十五年里,在西部河流上至少发生了一百五十起重大的汽船爆炸事故;而在这些事故中,至少有一千四百人丧生。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其中最为众所周知的一次要算是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莫赛尔”号汽船的爆炸事件了。据说,由于佩林船长诸多设法,“莫赛尔”号成为当时的“第一流”汽船。他用松脂烧火,从而在速度方面一再打破纪录;他只在船靠岸前一刹那,才匆忙停船;他把全部蒸汽都聚积在安全阀上,不使一点蒸汽漏掉或浪费;总之,他不惜一切创造高速度。结果,在一次事故中,全部二百八十名乘客至少有一百五十人被沸水烫死或者在惊慌中掉进河里淹死。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冒险航行的最可怕的一次,便是一八五八年七月中旬“宾夕法尼亚”号汽船的爆炸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死了一百五十多人。

  这种对速度的狂热追求,使西行者不惜冒着葬身烈火烟硝之中的危险而乘汽船,力争第一个到达目的地——同时也诱使原来乘小马快递邮件的邮递员也不惜冒粉身碎骨之险而乘上了汽船;但也正是这种对速度的狂热,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铁路能很快地取代汽船。铁路之所以能吸引汽船的乘客,乃是因为火车两三天的路程,汽船得行驶一个星期。美国的铁路,无论是在目标上、质量上、还是设计方面,都具有特色。

  汽船只能循着大自然铺设的航道行进,但是铁路走的却是自己的路线(虽然它不能完全不顾及地形地貌,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地形地貌的制约)。美国西部铁路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可使铁路沿线形成一条居民带。敏锐的欧洲人很快注意到了这种无与伦比的潜力。“在有居民的地方修筑一条铁路是一回事,”一位英国工程师在一八五一年写道,“但修筑一条铁路来招引居民,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七年到过这里的一位苏格兰人詹姆斯·斯特林所写的:

  铁路和草原似乎是自然的天作之合;因为草原特别适宜于修铁路,而铁路对草原的发展又是必不可少的。上千英里的距离,你只要翻开草皮,铺上枕木就行了;上千英里的距离,既不需要平整路面,也不需要建筑桥梁,又不需要搞什么工程,更且几乎不必进行什么勘测。铁路线在水平的大地上笔直地平铺着向前延伸。而且不要忘记,这些土地不需要花什么钱;或者每英亩至多才花一块零二十五分美金,而人为的障碍比自然的障碍还要少。这里没有什么城市,不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让铁路绕着走,也不需要修筑什么桥梁跨越过去;更没有哪个绅士的“乐园”需要保留……于是,草原没有花费任何人什么钱就修起了铁路。昨天还是荒芜的土地,今天变成了宝贵的地区,国家就是这样通过修筑铁路来发展和建设的。由此也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铁路抬高了地价;地价又用来修筑新的铁路……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这种一日二十一英里的文明进程相媲美。我们首次在世界上看到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不声不响地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广漠大地上散布下来,他们一挥舞手中的指挥棒,荒漠就变成了可供耕种的富饶地区。

  抢先到达并占有这片荒无人烟的广漠大地,这个事实本身便对美国铁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激发了一种“拼命赶”的技术,也就是力求进步的技术。这一点已在铁路上完美地反映出来了;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其它方面也表现了出来。铁路线本身就是先行占有者;它们首先到达目的地就可获得极大的好处。这方面最伟大的例子,当然应该首推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了。根据《太平洋铁路法》(一八六二年七月一日),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应从加利福尼亚向东铺设路轨,一直到内华达线,在那里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接轨。但是,到了一八六六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进行院外活动的说客凭借加利福尼亚的土地热和淘金热中先行占有的精神,说服国会对该法案作出了修正。新的修正法案允许两家铁路公司尽量把铁路往前修——一直到同从相反方向修过来的铁路衔接起来为止。这就提供了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宝贵机会。当时每多修一英里的铁路,就可以为负责修路的公司带来一大笔联邦贷款(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每英里贷款由一万六千美元至四万八千美元不等),外加四百英尺的路权和另外十块土地的赠与。这样一来,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就由一项工程演变成为一场竞赛;而在这场竞赛中,相互竞争的公司在建筑过程中使用的手法也成了全国性的丑闻。

  采取类似的范围较小的奖励办法,也加速了其它地区修建铁路的进程。最先修成的铁路往往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好处,新泽西州卡姆登与安博伊铁路公司获得的那些好处就是一例;或者另设奖励,例如事先授与第一个把铁路修到印第安人领地边缘的公司以修筑横越印第安人领地的铁路的独占权。因此,美国的铁路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修筑起来,并且很少考虑到安全、舒适或经久耐用等因素,这是毫不足怪的。这还意味眷所修的铁路全都是单轨(只附有为对面开来的火车让路的旁轨),而不是双轨。而铁路的坡度大和拐弯急,也都因为没有时间去削平山坡,开凿隧道,或修筑路堤。美国人还随便使用(有时更是不顾一切地试用)最便宜、最快速的铺轨方法:窄轨距,用栈架结构代替土石路堤,没有铺道渣的路基,用一切办法使用替代材料,或者尽可能抄近道等等。

  由于建筑工程质量差,坡度路段的路轨修得非常糟,拐弯又急,路旁又没有任何遮拦,再加上在地形高低不平的地方开快车,于是便导致了大量事故。到十九世纪中叶,特别是在西部,美国铁路事故就象十几二十年以前的汽船爆炸事故一样,层出不穷和臭名远扬了。一八四二年,查尔斯·狄更斯(他是个不大容易震惊的人)也发现到,他第一次乘坐从波士顿到洛维尔一线的火车真是一次令人心惊肉跳的经历。一般说来,外国人在美国乘火车旅行,对铁路事故的频繁都感到震惊;而美国人对此则竟然视为家常便饭,这一点更使他们不胜惊讶。有一个英国人查尔斯·理查德·韦尔德写下了一八五五年他从西弗吉尼亚州坎伯兰乘坐开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的经历。由于火车从坎伯兰开出的时间已经晚点,所以得拼命加快速度,而列车员对此解释说,非这样做不可,只有如此才能弥补失去的时间。他写道:

  离坎伯兰以后,铁路线沿着弯弯曲曲的波托马克河向前伸展,到处是急拐弯。火车在拐弯线上象火箭一样飞驰。我们乘坐的车厢摇免得那么厉害,人们非得紧紧抓住一点什么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不可。当一块笨重的灯玻璃掉到我的头上时,我更预感到灾难即将临头;这一下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恶果,但头上已经鼓起了一个大包。过了一会儿,又有一块玻璃从灯座里掉了出来,猛然落在一位女士裙子的下摆处。与此同时,车厢震荡得更加猛烈了。

  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敢肯定,我们已处于车毁人亡的前夕。一位照料着两个女士的绅士(他表现得很镇静,因此也更有资格指导我们这些乘客)告诉我们怎样坐得好一些;他特别强调要斜着身子坐,以免膝盖直接遭到碰撞。他还劝告我们要抓住前面座位的靠背。他向我们保证说,他经历过多次铁路事故,得出的经验是坐在中间车厢比尾部车厢的危险性要小得多,因此,为慎重计,车到下一站时要换一下我们所坐的车厢。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火车出了事故。从其后果看,如果我们还是坐在尾部车厢,情况肯定要严重得多。大家曾向列车员建议放慢一点车速,但是毫无用处,火车依然盲目地(即使不是出于不顾后果的恶意)高速行进。终于在离开我们换坐车厢的那个车站大约六英里远的地方,就发生了可怕的撞车事故。一系列车厢互相碰撞,倾覆在一起。最后,一切归于死一般的寂静。我们乘坐的车厢也翻了,证明火车出了轨。

  当韦尔德爬出毁坏的车厢时,他看到所有的车厢,除了中间的几节和火车头以外,全部撞得稀烂。火车的轮子四散地滚落在地上,铁轨不是和枕木脱了节,就是被扭得弯弯曲曲。当韦尔德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同车乘客愿意和他一起指责列车员的鲁莽行为时,他由恐惧变得愤怒了。相反,大多数乘客却赞扬列车员为使他们准时到达目的地而作出的努力。

  铁路事故往往重复发生在老地方。一位英国的剧院经理艾尔弗雷德,布恩于一八五一年在美国旅行时,曾惊奇地报道说,他的一位朋友未能在他家附近的车站取下放在火车上的包袱,对此,他这位朋友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知道火车经常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出事。果然,这次火车真的又在那里出了事,他就从那里取回了他的包袱。

  当时美国火车出事率之高,同欧洲的铁路比较确是惊人的,就象二十世纪的汽车车祸一样,成了美国人生活中一个公认的特色。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对于铁路上的伤亡事故,全国发出了一片抗议之声;可是,匆促而廉价的工程和热衷于高速度,使得一切补救办法都无济于事。

  不过,美国人之下定决心要第一个到达目的地,要快速而廉价地修筑铁路,要快速行进,这一切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它有助于说明美国技术中一些独特的优点,这些优点在当时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例如,崎岖不平、弯道多的美国铁路路基就促进了火车头设计的改革。一八三四年,派到美国来考察公共工程的法国人米歇尔·薛瓦利埃发现,火车在一英里的距离内爬高五十英尺(为法国工程师确立的最太极限坡度的一倍)并不使美国人感到害怕。法国公共工程局规定,铁路弯曲线的最小半径是二千七百英尺,但在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线上,弯度半径小到只有四百英尺,而半径一千英尺的弯度则是很正常的了。英国工程师甚至怀疑,蒸汽机车在这些弯道上能否使用,他们当中很少人认为机车能在这样小的半径的弯道上高速度地安全行驶。

  英国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费了许多钱从英国远隔重洋运来的机车证明根本无法在弯弯曲曲的美国铁路上行驶。在这些进口的机车中,最著名的是第一台蒸汽推进的火车头(非试验性机车)“斯托布里奇之狮”号在美国铁路上的试车。原计划从卡尔邦代尔把宾夕法尼亚的煤运往洪斯代尔,铁路线经过勒卡瓦森湾的轻便型栈桥;但这段线路对“斯托市里奇之狮”号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个火车头重达七吨(比合同规定的重量重了一倍)。一八二九年试车之后,这台著名的机车就被拖进了旁轨,并被拆掉;它的部分零件作为展品送进了华盛顿的国家博物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进口的“斯托布里奇之狮”号和其它英国制造的机车的质量是非常令人赞赏的——坚实、稳固、重型结构,但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们不适合在美国的铁路上行驶。

  因此,便需要专门设计适用于美国铁路的机车。这种机车必须轻便、灵活,能够在陡坡、急转弯和轻便的木料结构栈桥上行驶。美国设计人员证明他们完全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们很早就生产一种独特的美国机车,这种机车不是美国优良技术(当时还不存在)的产物,而是匆忙地、廉价地修建起来质量低劣的美国铁路的产物;也是由于普遍缺乏资金,特别是缺乏关键性原料(如铁)的结果;再加上美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的影响,而美国的地理特点是距离很远,因而速度始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因素。

  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是试图作一些小修小改,但美国新出现的问题却要求作出剧烈的改革。这很快就实现了。美国出现了一位工程领域的先驱者——约翰·布卢姆菲尔德·杰维斯,他不具有那种会使他误入歧途的欧洲经验,而能重新面对美国的现实问题,终于率先在机车设计方面作出了根本性的改革。他造出了一种慢速旋转的有四个小轮子的“转向架”,支撑火车头的前面部分,而把两个大而笨重的推进轮子(开始是两个,后来改为四个)装在后面。他的“乔纳森兄弟”号火车头(有时叫“试验”号)造于一八三二年,就是结合了这种设计的特点。这是第一批有六个轮子的机车。“乔纳森兄弟”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火车头,每小时能行驶六十到八十英里。当“水星”号(一八四二年)把杰维斯型的非常灵活的弹簧悬挂车厢,同约瑟夫·哈里森的能减轻铁路震动的改良型对等驱动车轮装置(整个装置结构轻巧)结合在一起时,美国先进的机车设计的全部精华就集中体现了出来。“水星”号拉着客车车厢,时速六十英里,在一年内(一八四四年)行驶了三万七千英里——这是当时任何机车所能达到的最大行车里数。

  接着又有不少细小的技术上的改进,进一步扩大了英美两国在设计上的差别。英国机车坚实、稳固、重型和制造精良,是力量和准确性的奇妙产物,但它们的性能一般都比较固定,适应性不强。相形之下,美国机车——正如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在一八七九年写道:看起来“似是一种极不可靠的玩意儿,就象一只松散地编织起来的篓筐”。“机车构架轻巧而外露,但仍然很坚固……发动机则是……装在杠杆系统的支轴上,在各个方面都是平衡的。不管铁路如何延伸,这里低、那里高……篓筐般灵活的机车构架和它的支轴……使机车都能够适应每一段铁路线的特殊情况。”这种轻巧、简单和灵活的特点,以后一直是美国工业设计的优点。

  “拼命赶”的技术也表现出对于时间概念的一种特殊态度——对现在、对未来以及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美国的确是个代表未来的国度,但是美国人却很少想到自己是在建设未来。更确切地说,美国的技术是着眼于现时的技术,是由“拼命赶”所形成的,也是由于缺少工艺人才、资金和原料,以及坚信技术会很快更新等因素而形成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英国的铁路建设者却是在有意识地为未来而建设。但他们因此也就成为他们严峻要求的俘虏。一位英国铁路建筑家爱德华·沃特金在十九世纪中叶访问美国时曾经指出:“我们把铁路的发明看作是旅行工具的最后改良,所以我们都用‘耐久’的砖灰来建造我们的工程。我们修筑的铁路经得起任何重量的机车;我们铁路的排水系统能够排除任何可以想象的洪水的威胁……我们的铁路桥梁坚固非凡,足以承受重于机车许多倍的压力。”

  美国人则是为眼前需要而建设。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用小小的资金来办大事(不管是从表面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讲都是如此);他们对是否经久耐用,不可能考虑得太多。最要紧是迅速地第一个到达目的地,而不是修筑一条铁路线去为子孙后代谋福利。一八四一年,一个美国人在英国国会的机械出口委员会作证时说:“在铁路建设中,省钱和尽快建成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因素。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最好马上把铁路网扩大到尽可能遥远的地方去,并且只要满足于目前条件所允许的工程质量,而决不推迟对国家立刻有好处的工程的施工。”

  美国人快速而马虎地进行着建设,终于没有成为未来的奴隶。他们重申他们的信念,即在美国,一切都会变的——这中间当然也包括铁路建设的技术。对他们来说,铁路根本不是什么“旅行工具的最后改良”。英国人相信未来,认为未来和现在是相类似的,这使他们难以想象有什么东西会过时。但对美国人说来,正是这种相信一切东西都会过时的看法构成了美国人信念的要素。

十五、“拼命赶”促成的民主

  在美国,旅行是一种使人人走向平等的了不起的机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交通运输体制(正如薛瓦利埃在一八三五年所说的)有助于“不单缩短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也缩小不同阶级之间的距离。在一些地方,当富翁和大人物带着如云的仆从外出旅行,而穷人要到邻村去却只能在泥沙路上孤独地步行和翻山越岭,平等这个词只是烟幕和骗局。贵族阶级明明白白地摆在你的眼前。”薛瓦利埃还指出,在印度、在中国、在中东、或者在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不管政府叫做什么样的名称,农民和工人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是同军人、名门望族、达官贵人处于平等地位的;这些人的随从也可以任意践踏他们,把他们打翻在地。这些,人的行径使他们畏惧,当这些人走过时他们不得不赶紧下跪。相反,在英国,尽管在财产和出身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技工和工人照样可以从售票处拿到火车票,只要他们口袋里有几个先令,付得起钱,他就有权和男爵、贵族、公爵同坐一个车厢,享受人的尊严,并感到自己和这些贵族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在美国,薛瓦利埃和许多人都承认,可以经常自由旅行的平等精神更为令人瞩目。

  比起英国,美国各地之间的距离远得多,而普通人旅行的也多,蒸汽机车迫使各色各样的人群长时间地呆在一起。这大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差距。工程上追求省钱,加速制造出交通工具的压力,以及旅行者为了迅速到达目的地而甘愿忍受一切不便的精神,也促使人们更加接近,相互之间更无歧视可言。人们当时急于到一个地方去,因而也就忘记了、忽略了、或者放弃了别的时候在别的地方所存在的那些差别。

  一八三五年七月的一个大热天,出身贵族的费城人塞缨尔·布雷克从波士顿乘火车到普罗维登斯去,他记述了当越来越多的人挤进他乘坐的车厢时他感到的沮丧心情。“两个从来不修边幅的穷光蛋把我挤到了角落里,炎热的太阳使他们的衣服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咸盐、鱼、黑咖啡和糖浆的混合气味。”不久,又来了十二个“粗壮的工厂女工”,她们马上便各得其所、旁若无人地大嚼起柠檬和青苹果来。美国快速交通工具(不论是汽船还是火车)的这种拥挤不堪现象以及大群人在一起的社会效果,使他感到不胜压抑:富人和穷人,有教养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彬彬有礼的人和庸夫俗子,在经过改良变得现代化的旅行途中,全部挤到了一块儿。其结果是彻头彻尾打成一片。主人和仆人井头牴足地一同睡在汽船的地板上,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膝盖顶着膝盖地坐在车厢里;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在两天之内非常不舒服地跑完原可以在八天至十天内舒舒服服地跑完的路程……说起汽船上或车厢里的女人,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在那里,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要象一位绅士,而在那一伙一起旅行的人中间,我也感觉不到准有一点绅士的昧道。当我在客厅之类的地方看到妇女时,我总是习惯于举止得当地尊重她们;但当我看到她们在一大群穿着短裙或马裤的肮脏的移民或出身低贱的乡巴佬中间挤来挤去,以便挤到一百多人的大饭桌前面去的时候,我再也看不到她们矫揉造作的高雅神态了,而只能把她们看作跟平民一伙的人。要使她恢复她的社会地位,让一位女士能和经过挑选的同伙在一起,以每小时五英里的速度去旅行,使她能在一家高级饭馆里斯斯文文地吃一顿好的饭菜……这种老式的每小时五、六英里的速度……自由地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这就是我所坚持的方式,也是以后好几代人将会采取的方式。

  象狄更斯这样的外国人在谈到美国火车时都感叹不已。这里和英国及其它地方截然不同,根本不区分头等、二等、三等车厢。但是,有时。特别是在南部)则会分开男人、女人、黑人等不同的车厢;偶尔也有供移民或军队使用的专用车厢。狄更斯指出,男人车厢和女人车厢的主要区别是,在男人车厢里每个人都抽烟,而在女人车厢里则没有人抽烟。抽烟的人大多是妇女们要求有女人专用车厢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但专用车厢太浪费(除了个别情况例外),其后逐步被取消了。

  美国不仅没有“分开不同等级”的车厢,就算一般旅客车厢的设计也是颇具特色的。任何在英国或在欧洲大陆上坐火车旅行过的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种差别。起初,美国也和国外一样,每节旅客车厢分成好几个独立的可以关门的隔间(每间可容纳六至八人),在整个旅途中,旅客就呆在隔间里。但是,这种设计却代表了一种传统而保守的技术:早期的双层车架车厢,比马拉车厢长一倍至二倍,只不过是把几节老式车厢装在一个框架上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起初火车车厢的门都是开在边上,而不是开在两头。但是美国的火车很炔就采用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设计。现在,美国旅客是坐在一个长方形象箱子那样的车厢里,从两头进出,车厢里不分隔间。欧洲客车则仍保留着老式马车遗留下来的分开的隔间。直到最近,人们只有在某些欧洲的三等车厢里,才能看到整个车厢打通的、不分隔间的设计;而这在美国却是久已存在的了。在这种打通的车厢里,旅客们(偶尔在妇女车厢里可以看到例外情况)很自由和很随便,可以脱掉鞋子或外衣,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他们也可以吃吃喝喝,和别的旅客随便交谈。

  来自欧洲上层社会的旅客对此会感到很尴尬。他们说,那些天生爱交际的美国人好打听别人的事情,性情活跃,爱管闲事。西部遥远的距离改变了一些人审慎和爱情静的好习性,客车车厢使几十个不同阶级的人好多天都聚在一起生活。一八七四年,阿冯莫尔于爵夫人记述了她在旅途中极不舒服的情景:“三、四十个人在一起……七天七夜关在一个车厢里,整天挤在一起,晚上睡在架床上,并且都处于同样的气氛当中。”每个人都得在同一个时间睡觉和起床,因为所有的床铺必须同时升起或放下。她看到她的一位平民旅伴,每天早晨都从口袋里取出一副假牙齿。那个旅伴向这位子爵夫人解释说,她无法入睡,因为那副假牙可值钱了,她都舍不得使用,车厢的盥洗室在门口,无论从里还是从外,都关不上。这位子爵夫人抱怨说:“你甚至都不能束起头发或卷起袖子,因为有些男人或列车员肯定会抓注机会对你说,‘好好洗一洗吧,可痛快呢!’”这列火车还出版一份日报——《大太平洋铁路报》,这份报纸也进一步加强了旅客的友好和集体精神。

  人们说,美国人不能忍受孤独或寂寞;他们好动,即使是坐火车短途旅行,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坐着。外国人还注意到美国车厢设计的特点,可以使坐立不安的旅客在火车里逛来逛去,从这个车厢的门出去,跨过没有遮盖的步台进入另一节车厢。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被车子压死或被抛出车厢的危险;尽管有严厉的警告(有一家铁路公司在每节车厢的门上都画上坟墓的图画),美国人还是照样到处乱逛,跟不同车厢的旅客打成一片。美国人还有一种一定要走到最后一节车厢的奇怪念头,然后站在那里,默默地欣赏那迅速向后飞逝的景色。

  在配备餐车以前,不可能在快速旅行中悠闲地进餐,或享受上流社会那种消磨大量时间的精美“晚餐”。早在十九世纪初叶,美国人爱好“快餐”就已世界闻名了。一位急躁的英国海军军官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上校在一八三九年时就抱怨说,要求旅客快速进餐令人在美国坐火车旅行时感到特别疲累。“火车刚一停下来,所有车厢的门就一齐都打开,旅客们就象学校的孩子一样,一起冲出车厢,围着桌子,大吃馅饼、小馅饼、蛋糕、煮鸡蛋、火腿、乳蛋糕,以及各色各样铁路上好吃的食品,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突然,开车的铃声响了,旅客们就拼命跑回车厢,手里和嘴里都塞得满满的。火车开了。到了下一站,他们虽然并不太饿,却又去大吃一番,借以打破旅途中的单调气氛。”

  很早以前,美国的快餐技术就发展起来了。“便餐柜台”就是那个时代美国的发明,它是铁路快速旅行的副产品,向旅客提供快餐服务,但一点都不使人有舒服之感,谁也不愿在那里多耽搁时间。“便餐柜台”这个词第一次见诸于文字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十年;《纽约时报》(一八五七年六月十日)以东部人特有的敏感抱怨说,用“茶点沙龙”这个词来称呼火车站上旅客们吃喝的地方,实在是对这个词的胡扯滥用。

  对于这种令人厌恶的破陋去处,再也没有比这个词更不恰当的称呼了,铁路公司的董事们似乎认为,旅客们都是没有胃的;好象在长途旅行中,吃喝对人们来说,根本没有必要似的。似乎除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使旅客们手忙脚乱之外,就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他们要求这三、四百个男人、女人、儿童……狼狈不堪地冲进一个阴沉沉的长方形房间,在一刻钟之内拼命吃完一顿晚餐、早餐或正餐。

  清晨,疲乏不堪的旅客就被列车员的喊声叫醒了:“波格拉姆维尔车站——停留一刻钟吃早餐!”没有时间洗脸,也没有盥洗设备,旅客只来得及冲出去,能抓住什么食物就往嘴里塞,然后拼命奔回车厢。到旅途结束时,他肯定“己为自己得消化不良的毛病打下基础,这种毛病可以导致肺病或发高烧。”那时候在全美国,可没有几条铁路能够舒适地进餐和有盥洗设备。直到一八六三年,乔治·普尔曼才开始经营第一辆向所有旅客开放的餐车。但几年之后,普尔曼公司发现餐车生意无利可图,于是又取销经营餐车业务;自此以后,餐车问题也就一直成了美国铁路公司的一个难题。旅途吃饭问题一般就在车站的餐厅或“便餐柜台”上解决。一八六六年以后,又出现弗雷德·哈维开办的餐馆联号,为西部铁路服务:这种餐馆里的漂亮“哈维餐厅女郎”——连同她们标榜的口号“火腿切得薄一些”,很快便逻选闻名了。

  一八七八年,一个在西部旅行的英国人便指出,快速服务加上简陋的设备,是如何使所有顾客都受到同等待遇的:

  我们乘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离开朱利斯堡三十英里,来到了西德尼。这是一个可供旅客吃饭的车站,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点。我们停车半个小时,赶紧到车外吃早餐……我们大家都受到同等的待遇,每人得到的食物和他旁边的人都是一样的。象通常情形一样,刀叉奇缺。整餐饭自始至终都是每人一把刀和一把叉,这种铁路上的习惯便是从那时开始的……大家都拼命吃,结果离开车时间还有一刻钟就吃完了。从奥马哈到旧金山的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线上,这样一顿饭以及随后的每顿饭(有两顿除外),价格一律都是一美元。

  “拼命赶”以及旅途中拥挤不堪,不仅使社会各阶层之间难以保持差距,而且更易于使旅客们形成一个“见面熟”的群体。在这里,先到先占的规则再次被用上,而且还更是一种平等的原则。就象在内河汽船上一样,车站餐厅里的桌子和椅子都不够,所以,谁先到就先招待谁。而平心静气的人们则会接受抽签的办法,以决定汽船上哪些旅客应该得到卧铺。不过在西部河流中拥挤不堪的汽船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差别待遇的。“客舱”的旅客和“甲板”(或统舱)的旅客之间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后者被当作货物一般对待。但是,凡能坐客舱旅行的旅客一般都不着重财产和阶级的差别,人人平等交往。而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外国旅客对于这种随便交往,则极为反感。西部河流上的汽船,就象是移民小道上的篷车队一样,往往处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外,这就出现了短时间的水上小社会。他们往往也运用自警制和多数决定的原则,来制订和执行他们的法律。人们普遍认为,在汽船上,法律的正当来源既小应该是船长,也不应该是驻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政府,而应该是旅客本身。一八一七年,第二艘“新奥尔良”号的船舱里贴出一张告示(往往是在列举轻微的违法乱纪事实之后)通知大家,“每天中午,将由旅客以多数选举三个人来组成法庭,主持判决,而所有罚款将用来购买葡萄酒给大家在正餐之后喝。对于扰乱正常秩序和破坏清洁卫生的行为,凡属事先没有明文规定者,罚款均由这个法庭酌情裁定。”很少有旅客敢对这种法庭的权威提出质疑。在汽船上,也象在西部其它地方的自警法庭一样,审理程序很简单,惩罚也是立即执行。谋杀犯递解下一站城镇的政府当局;小偷、扒手和其它较轻微违法事件的犯罪者,有的被罚鞭打,或在汽船经过的任何地点驱逐上岸(也可能是河中央的一个小岛或沙丘上)。一次最惊人的迅速而有效的司法裁决的例子发生在一八五九年,当一条船经过辛辛那提时,一些爱管闲事的旅客自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对两个一起旅行的表面上以表兄妹相称的青年男女产生怀疑,当发现他们俩睡在同一张卧铺上的时候,这个委员会让汽船在第二天早上靠岸,然后押送着那个青年男于上岸去领取结婚许可证书,随后又带着这对青年男女到牧师那里,看着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

  这种短暂的生活就这样使旅行者安于多数决定的原则和先到先占的规则。他们这段经历所结的硕果就是人们获得了大体上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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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生产 第05章 关于资本的基本命题 - 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劳动受资本的限制  如果前面的解释已达到预定目的,则读者不仅对资本的定义已有了很全面的了解,而且还熟悉了具体的资本,熟悉了在各种复杂而含混的情况下出现的资本。这就足以使甚至外行的读者也能理解某些关于资本的基本命题或定理。全面理解这些命题或定理,乃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重大一步。  这些命题中的第一个乃是,劳动受资本的限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在日常用语中都有所表现;但是偶尔领悟某一真理是一回事,而经常承认该真理,不容许任何命题与其相违背则是另一回事,直至最近,这一公理还普遍受到国会议员和政……去看看 

一、社会契约论的适用范围何以是普遍的? - 来自《万民法》

1每一社会都会有一观念——即关于如何与其它社会发生关系,如何向其它社会展示它自己;它与它们共存于同一世界,除开某些与其它社会隔绝孤立的情况(以前曾长期如此)之外,它必须阐述某些理想和原则来指导它的对外政策。正如“公平的正义”一样,我所意指的更普遍的自由观念——以下第三节第一部分将详细说明——是从一个假设的封闭自足的自由民主社会状况出发的,它只包含了政治价值而非全部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来扩展这一观念,用以包容一个社会与其它社会的关系并产生合理的万民法,但由于缺少这种扩展,自……去看看 

第三章 普世文明 - 来自《文明的冲突》

现代化与西方化普世文明:含义  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去看看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 来自《东晋门阀政治》

[B]一 小  引[/B]东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在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登上舞台的,是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的时间,是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由于淝水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由于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于前此的王、庾、桓、谢诸族,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于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去看看 

五、蒋介石政府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 来自《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一年后,对蒋介石政府是怎样估计的呢?从政治局委员们的公开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加里宁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各个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对于中国的所有阶级来说,广州政府就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集会上,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祖塔克同志,在谈到中国形势的时侯,指出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所有……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