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模模糊糊的大地(下)

 《美国人:建国历程》

三十、作为一种服务机构的政府

  于是,美国就提供了一种“创造”地产业主的全新机会。当时政府掌握的最大权力莫过于确认人们对新世界一块块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对土地握有如此重大的权力形成了美国人对待政府的特殊态度。这些自认为生来就有权拥有美洲大陆一块土地的人同时也认为,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使土地容易获得,提高土地的价值并扩大其用途。美国有着各种不同类型、形式和规模的政府,可以不断地向公民提供政治的或者其它性质的机构,从这些机构公民可以期望得到这类的服务。

  亚当·斯密在他所著的《国富论》(一七七六年)一书里指出:“新大陆各殖民地之所以能繁荣昌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拥有大量的优良土地,二是拥有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斯密吹嘘英国比任何别的国家更能充分利用殖民地的土地,使之广泛用于垦殖,并不断得到改进。他认为,在英国殖民地,少数大业主垄断土地的现象要比别处少得多。但是,美国人仍然感到英国土地政策的自由程度不够,难以符合他们的口味。美国《独立宣言》谴责英王“竭力抑制这些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这些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一七六三年英国颁布了国王的敕令,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为移民定居地同印第安人永久保留地之间的西部边界,堵住了殖民地移民西迁的去路。随之而来的是,英国议会又于一七七四年公布了《魁北克法》,由各殖民地背后把加拿大的边界向南扩展,直达俄亥俄河畔。这样,几个殖民地长期提出主权要求的大片土地都被囊括进去了。但是,美国人需要更多土地还有其它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殖民地农业的经营方式过于浪费。

  在独立战争期间及战事结束之后,土地仍然是美国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主要绊脚石。原来的十三个殖民地当中,有七个自称对大片西部土地拥有主权,而且这些土地要求还常常相互重叠(其中几个殖民地已经把这种要求扩展到西海岸);其余六个州则限定在东海岸清楚标定的狭小边界之内。那些被边界团团围住的小州,在马里兰带领下,尽量推延参加新政府的时间,以图说服别的州把他们未拓居的西部土地交出来作为公共财富,这样一来,那些土地今后就可以由新的中央政府重新加以分配。马里兰州一直拒不承认《邦联条例》,非要其它州把土地让出来不可。直到一七八一年弗吉尼亚、一七八五年马萨诸塞同意让出它们的土地,这个新国家的建立才真正成为现实。迄至一八○二年,最后一个声称拥有西部土地的大州才作出让步。拥有这样大片的“公共领地”,在欧洲现代史上尚无例可援。这个幼弱的新国家,连征税和立法的权力都得不到保证,却要处理比所有各州土地总和还要大,也比已经建立的任何西欧国家的幅员还要大的一片土地。

  独立后头几十年,这种情况向合众国政府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挑战:首先是向联邦政府挑战,然后向其它各级政府单位间接提出挑战。如何占有并开发这块大陆?如何把地产分散到人民中间去?如何使这些土地更有价值和富饶多产,并使建立在这些土地上的新基层社会日益繁荣?美国各级政府依靠当时环境所赋予的力量,成了创造和保护新地产的机构。美国人打从开头起就期望他们的政府能帮助他们创造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机遇。这里的各级政府也把新的任务和人们对这种服务的期望承担了起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自由”的土地使美国人得以成为自力更生的人,这种说法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富于爱国主义色彩的虚构民间传说之中,但这与事实难以符合。在英国这类比较稳定的社会里,地产在很多世纪前就已经分配完了。人们一般是通过贵族、地主、父亲、祖父或长兄的施与而得到土地。但是,美国却大不相同。在美国,尽管通过个人主动性取得土地的机会空前广阔,但政府的直接帮助也十分重要。只有政府才能把占有转变为所有权。在美国,每个人,或者几乎是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土地所有者。这儿的政府也就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指望从政府那里得到某种对个人的恩赐。美国人期望他们的政府能给予他们界限清楚的成块土地,能肯定他们的所有权,并且保护他们的占有不致遭受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入侵者以及印第安掠夺者的侵犯,此外,他们还期望得到政府帮助,使他们的土地能够不断得到利用,并且提高土地的价值。由于美国的具体情况,人们期甲从组织起来的庞大政治单位——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那里得到远远超过他们的同时代人在旧世界所能得到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美国建造铁路的模式作为典型例子来看。在英国,铁路和大多数运河都是依靠私人集资建造的,政府不给帮助。在美国则完全不同,各级政府——联邦政府、州、县和市的政府,都给予大量资助。为何有这种差别呢?在英国,建设铁路所需的大量资金可从私人手中取得,但是,在美国,私人手中的资金仍然匾缺,公司企业刚刚开始发展。此外,在英国(欧洲大陆各国也常是如此),铁路是沿着已经建立并且蓬勃发展的商业中心而铺设的,例如,伦敦通向曼彻斯特的铁路线一旦交付使用马上就会有繁忙的运输任务。但是,一条美国铁路(正如英国《泰晤士报》一度指出的)可能“从说不上是什么地方通向根本就不知是哪里的地方”。美国铁路的建造,如同创业者在新兴城市创办旅馆和地方报纸一样,常常希望铁路本身能吸引更多的人口到来,再通过为这批人口服务而繁荣昌盛。

  “没有任何移民有能力修建自己的铁路。”亨利·瓦农·普尔创办的《美国铁路杂志》一再重复这句话,这本杂志反复把长期拓居的地区和美国西部区别开来,认为前者的私人手中已累积有资金,而后者则仍需政府帮助。纽约州的威廉·西沃德一八五○年对参议院说:“象这样一个巨大而广阔的国家,在国内还未积累足够的私人资金来建造铁路和运河之前,就已经迫切需要铁路和运河了。”对于美国铁路的创办人来说,这点似乎是一清二楚、无庸置疑的,也充分说明所有各级政府的援助都是十分有效,也是非有不可的。那些事业心很强的人,争取到政府的补助、拨款和贷款,在充满风险、渺无人烟的地方修建铁路运河,他们的功绩在美国西部先驱建设者当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他们就象狩取毛皮的猎者、内河船夫、西行大篷车队的组织音和新兴城市的创建者一样,能够紧紧抓往美国特有的良机。

  在这类机遇当中,我们必须把政府单位(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数目众多这一点计算在内,还必须把各级政府能够拥有和支配幅员辽阔而财富举世无双的公共领地这一幸事也计算-在内。所有各级政府都缺乏经验——既缺乏传统,又缺乏历时悠久的信条。正因为如此,这些政府也就更加愿意利用其财富和手中的权力来进行各色各样的试验,对任何有前途的公共目标进行贷款。这些政府既没有“国家利益”这种简单的传统观念,也没有什么死板的原则来区分公共企业之间界限,因此也就更富同情心,愿意倾听所有争取援助的要求。

  在铁路建设的初期,也就是南北战争前的几十年间,美国人在想方设法争取政府资助以建设长而费钱的新铁路方面,表现出伟大的天才。十九世纪后期,人们有一种喜爱揭露丑闻的癖好,因此常常捕风捉影地描述这些活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都复印了“一八二三至七一年联邦拨地建设铁路和大篷车路情况”图,此图显示政府把大片土地拨给铁路建设者,这些土地在西部各州的面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当时曾流传这样的风言风语,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罕见的贪污,否则的话,为何会奉送出这么多的土地呢?实际上几乎各种事业都得到政府普遍援助,铁路公司只是其中一个受惠的部门而已。

  卡特·古德里奇提出文件证明:政府创办铁路(在此之前还有运河)是美国政府发挥卓越作用的范例。当政府资助的运河和铁路建设走在交通运输的前头时,社会发展了,人口增长了。铁路本身带来使用铁路的人口。若没有政府的大量援助,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当然可以研究探讨,但是历史事实却是一清二楚的。向西部扩展的人向着他们希望建立繁荣社会的地方大力推进。他们创办铁路,普遍期待从国家机构得到帮助,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各级政府都提供了援助,在十九世纪,州、县和城市都不断提供资助,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当向西部扩展遇到巨大自然障碍,当地的移民又很稀少,或者当地政府能力大小,无法提供必要的帮助时,联邦政府就会大力援助。首先,在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伟大进军中,联邦政府就承担了责任:一八○六年国会批准勘测一条国家公路或者叫收税路(即后来众所周知的坎伯兰公路),该路以马里兰州坎伯兰市为起点,穿越山岳的障碍,通向俄亥俄河畔的惠林,井越过俄亥俄河继续前伸(大致上沿着后来成为美国四十号公路的路线)。这条路是由联邦政府直接修建的。

  接着,在二八○八年,杰斐逊属下那位富有想象力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向参议院提出了他关于道路和运河的出色报告。这是他同杰斐逊共同制定的一项全面计划,目的是为了推行一项联邦政府资助的全国性交通运输方案,把东部的河流同密西西比河盆地连成一片。逼在眉睫的反英战争拖延了加勒廷方案的实现,但是在以后的六十年当中,几乎方案中的每项工程都完成了,资金则在不同程度上由私人、当地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联合提供。当必须跨过茫茫草原时,联邦政府的第二次伟大行动开始了,并且随着征服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而达到高潮。这里根本没有安全而有人定居的贸易大道,只有一千八百英里几乎渺无人烟的原野,从遥远的密苏里河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结果是联邦政府给了铁路一笔最大的拨款。

  援助的形式随着创办人提出的各种要求而有所变化,而这些要求又得适应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符合议员和政府专员的爱好,还要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于较长的路线,人们最熟捻的、最重要的赠礼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方拨给的公地。例如得克萨斯州,一八四五年加入联邦时仍将公地保留在手里,最后拨给铁路的土地总面积超过三千二百万英亩,占该州土地的六分之一以上。拨给铁路专用的土地,就象在此之前拨作大篷车线路的土地一样,不仅仅给予筑路权,而且还包括(一般是在联邦政府拨地内)道路两侧规定里数范围内的一些后备“分区”(各有六百四十英亩)。拨给铁路公司的这种狭长地带最狭为十英里,最宽为八十英里,因此每侧就有五到四十个“分区”不等。

  还有其它各种能设想到的资助形式。直接拨款有时来自财政盈余,有时来自公共贷款。北卡罗来纳州在一八七三年已耗尽其借贷能力,遂批准铁路沿线各县征收一项特种税,可用现金或当地产品交纳。减税或者豁免州税和地方税是另一种资助形式。例如,联邦政府经常对修建铁路用的进口钢材豁免关税,早在一七八七年,南卡罗来纳州曾提供信贷,用来对付奴隶进口关税,以此鼓励人们改善卡塔巴河和沃特里河。创办人和他们的议员朋友的心计是层出不穷的。

  到一八六○年,州和地方政府为了改进交通运输,已经用了面值超过四忆美元的直接财政拨款(未计土地、物资和特殊权益)。据古德里奇估计,这笔拨款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出自直接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七个州。纽约州花费了近七千万美元;弗吉尼亚州花费了五千万美元以上;西部各州,诸如密苏里和田纳西,花费的总额按其人口比例也同样是庞大的。虽然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只支出了总额的四分之一,但巴尔的摩一地的开支比许多州政府的开支还要多。波特兰、路易斯维尔和莫比尔为了改善交通运输所花费的钱也比它们所在的州还要多。

  一八三七年和一八三九年以后的萧条年月里,许多工程遭到失败,有些州制订法律,禁止再向国内改进措施提供资助,尽管有着这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经历,实际上有些州的资助计划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仍然处于高峰状态。但是到了一八六一年,在各州的宪法中反对州资助的条款越来越普遍。其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把资助的职责下放到地方政府。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联邦政府恢复了对铁路的大规模援助,采用的方式是拨给土地。虽然政府资助的来源经常变化,但人们总是有希望得到某些形式的公共资助的。形形色色的政府单位这样多,使得政府资助几乎连续不断,源源而来。当门罗总统认为缺乏以宪法为依据的权力而撤销对坎怕兰公路的资助时,一些州政府马上填补了这个缺口。在四十年代初期,当州政府对涉及财政的问题越来越小心谨慎时,欣欣向荣和充满乐观精神的新兴城市就决心提供帮助。到了五十年代,联邦政府又再次下决心大力资助,美国的铁路创办人或土地开发者,只要本人机灵能干,总能找到一些公共机构或其它组织来提供资金并分担风险开发大陆和改进现状。在南北战争前的半个世纪里,尽管(或者可能由于)政府机构重叠繁复、责任界限不清和组织不善,但却提供了人们所预期的服务。

  正如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界限不清一样,“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责任分野也是模糊不清的。在一个新发展起来的国家里,地产作为一种资源和商品,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因而很难把一个人本身的利益同别人的利益区分开来。人人似乎都从人口日增和繁荣兴盛的社会中得到好处。正如古德里奇所指出的,美国的又一特点是在国内的改革措施中,人们普遍认为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不是互相对立的,更不是水人不相容的。贾雷德·斯帕克斯是国内改革措施的坚强支持者,他“一视同仁地向个人、企业团体和州议会”吁请资助,井在《北美评论》(一八二一年)上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一个呼吁政府资助的会议,往往也激发了私人捐款的热情。西部铁路的创办人在波士顿挨家逐户地“要求每个人把推动这项伟大工程看成既是一种义务,也是切身利益,并为此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当艾奥瓦州一个法院禁止马歇尔敦市将市政基金捐给一条铁路时,这个城市的领导人就宣布放假,当地乐队则组织志愿捐献活动,帮助筹集资金。在新兴城镇里,欣欣向荣的社会精神促使人们急切完成工作。如果不能依靠这个政府部门,那未就依靠另一个政府部门;如果没法靠政府,那就直接靠人民。

  但是创业的精神也是一种竞争精神。竞争精神激发了各城镇,纷纷争取成为县址、州监狱或大学所在地;千方百计力争让征收通行税的公路、运河、或铁路经过自己的地区以便从中受惠,早在一八○六年十二月,设计国家公路的专员就指出,他们面临着特殊困难,因为“当地所有角落的居民都忧心忡忡和纠缠不休,这些人强烈地认为自己的地盘拥有公路通过的优先权。”把哈得逊河边的奥尔巴尼城同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城连接起来的伊利运河(建于一八一七至二五年),为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打开了东去的水路,也给市法罗和纽约两个城市带来好处,使他们加强了竞争力。在运河通航时,一位演讲入鼓吹说“他们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所用的时间最短,经费最少,对经验的要求最低,却带来了最大的好处。”德威特·克林顿州长是这条运河的主要发起人。纽约州是这条运河的组织者和资助者,捐款几乎全来自该州的广大公民,大家捐的钱都是一小笔一小笔。其它地区和城市也不甘落后。马里兰州和巴尔的摩城承担跨越山脉到达芒农加希拉和俄亥俄的两项大工程,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答。一八二八年七月四日,切萨皮克通俄亥俄的运河和巴尔的摩一俄亥俄铁路同时破土动工,这两项工程都竞相要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机会。运河主要得到马里兰州的支持,而铁路则主要由巴尔的摩城支持。与此同时,弗吉尼亚州却传出不少怨言,说是该州的财富“从手中漏走大多,填饱了邻居的金库”。南卡罗来纳州在其精力旺盛的州长乔治·麦克达菲的策动下,也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搞个穿越阿巴拉契亚山的工程(一八三六年),把查尔斯顿早日变成“南方的纽约”。

  每项成功的工程都会使另外一些工程项目受惠,从而赋予后者前进的动力。例如,伊利运河的日趋繁荣加剧了特罗伊城同奥尔巴尼城之间的角逐,两个城市都争当西部运输在哈得逊河上的主要汇合点。特罗伊为建筑一条市有铁路化费了七十五万美元。奥尔巴尼不甘示弱,向莫霍克一哈得逊铁路拨了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

  新兴的西部城市为了争夺优势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俄亥俄,一八三六到五○年之间建成的每条铁路几乎都获得当地县或市的资助。辛辛那提不遗余力地争取其它城市向东(经过小迈阿密)和向西通到圣路易斯,与后者建立联系。一八六○年的人口调查数字表明,该城作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第一流城市的地位有所下降,辛辛那提《每日时报》马上宣布必须修建一条南向铁路,以对付路易斯维尔的竞争,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当辛辛那提纯粹出于本身利益而修建铁路时,甚至罔顾俄亥俄州宪法中明确禁止城市成为铁路“股票持有人”的条款。圣路易斯激于创业精神,早在一八六二年以前就给铁路捐助了六百万美元以上的款项,力图提高该市及其所在县份的地位。该县把它拥有的铁路股票分摊给地产所有人,“这样就使每个纳税人按照其税额比例从铁路得到一份权益”,而且还可在董事的选举和线路的选择上享有发言权。艾奥瓦等地也仿照了这一做法。

  铁路创办人要求许多地区进行投标竞争,并通过把线路偏向这里或那里来使投标获胜者受惠。艾奥瓦州诺思利伯蒂的居民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一项决议,表明“约翰逊县宁愿捐助五十万美元而不愿这条铁路朝东或朝西离我们二十哩。”一八六九年,印第安纳铁路建筑人公开提出,只要科文顿肯捐助八万美元,就让线路经过该市,否则,他们就要使这条铁路转向佩里维尔。有时候,这种竞争产生了希奇古怪的结果。连接纽约和奥斯威戈的米德兰铁路完成于一八七三年,为了追求发行市政公债券,这条铁路通过该州时走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路。锡拉丘兹这类的大城市拒绝认购,然而这条铁路实际上从近五十个城镇获得了六百万美元左右的资助,其中大多数都是小城镇。为了获得这笔款项,这条铁路穿越该州广阔的地区,却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大城市。

  由于各地都力争自己成为铁路沿线城镇,无怪乎美国铁路修筑工程中最大的一项——横贯大陆的铁路长期遭到拖延。直到南北分裂使得南方线路的拥护者从国会分离出去,才有可能开始探讨联邦资助的决定。但是,在中央线路和北方线路的拥护者之间,一场白热化的斗争仍在持续进行下去,一位新墨西哥的代表抱怨说,拟议中的横贯大陆铁路的线路“除非是从每一户农场的角落出发,经过他所有邻居的种植园,”否则这条线路就难以被人接受。《太平洋铁路法》(一八六二年、一八六四年)原本要把该铁路东部的终点站定在奥马哈,这样就使“艾奥瓦—芝加哥利益集团”(得到纽约州支持)战胜“堪萨斯一圣路易斯利益集团”(得到辛辛那提、巴尔的摩和费城的支持)。但是竞争压力实在太大了。联邦的资助终于使得奥马哈线路仅成为五条线路中的一条。一位批评者反对说,原本是一条好端端的大干线,现在弄得成了一只洒水壶。

三十一、变化不定的边界

  在美国,从纯粹的地理角度看,符合民族愿望的边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划定,而且是漫无边际的。这种政治上的含糊不清成了这个国家最丰富的资源之一,并且表现为下列三种形式:第一,这个国家在西部、北部和南部的边界普遍变化不定;第二,这个新国家拥有的领土同早先就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民族的领土关系变化不定;第三,原有十三个殖民地以外的地区是否应该并入,如果应该并入的话,又是通过什么合法手段和具有什么地理界限,这一点同样变化不定。前两点变化不定的表现形式,我们在本节阐述,至于第三点则留待下一节再行述及。

  在殖民时期,美国土地上至少有六处皇家册封地,均为詹姆斯一世、查尔斯一世、查尔斯二世和乔治二世所册封,全都迴避了具体地理细节。他们只是简单地规定册封地(在两个海岸指定点之间,或者在某两个纬度之间),“从海洋延伸到海洋”(沿用一六○九年詹姆斯一世在弗吉尼亚册封地所用的语言)。查尔斯一世一六二九年给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册封地敕文写道:“东起大西洋和西部海洋,西到南海,遍及那里的所有土地。”当然,那时候,究竟太平洋在西部多远的地方,哪怕是个大概,也无人知道。

  地理错觉竟然起到如此重要的影响,以致于现代地图也无法表达出结束独立战争的英美条约谈判人(一七七九至八三年)心目中的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边界。许多非常重要的特征,在我们当今所用的精确地图上,和当年人们实际使用的弗吉尼亚州厄巴纳的约翰·米切尔博士绘制的一比二百万比例尺的地图(一七五五年,伦敦,第二版)上,相差非常大。当时,甚至连密西西比河的流向也纯系推测。在米切尔的地图上,含含糊糊绘着该河同俄亥俄河接连后再向西流去,在两条河接合点的上方,密歇根湖南端同这条河最近点的距离比实际距离要大两倍以上。大陆会议的某些代表由于把密西西比河同密苏里河混淆了,因此他们批评条约谈判人把边界向东划得太远,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地理错觉,其差错几乎达到百万平方英里的三分之一。要想澄清这里所指的究竟是两条河流中的哪一条,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时这两条河的上流全象一团迷雾,谁也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八○三年购买路易斯安那,这是原来殖民地边界不清的领土的首次扩大,它使美国面积增加了一倍,并把这个国家进一步推向人们毫无所知的西部。这片新的领土沿着国家几乎整个西部边界向前伸展,那里更笼罩着一层无法窥透的烟雾。人们经常说,购买路易斯安那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不动产交易。为了懂得我们的历史,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笔突如其来的一揽子交易。其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笔交易的范围及内涵都是不明确的。根据一八○三年的条约,法国拿破仑政府把整个路易斯安那割让与美国。实际上该条约并未清楚地标明边界。条约以闪烁其词的语言(引自三年前法国从西班牙获得路易斯安那的那项条约),宣布割让“路易斯安那殖民地或省,其范围与该地区在西班牙手中和法国曾经占有时完全相同,并同今后西班牙和别的国家参加的条约所规定的范围一样。”这种令人难解的语言并非出自无心。美国专员罗怕特·利文斯顿报告他同法国外交部长在一八○三年三月二十日的谈话时说,“我问道……割让与我们的那块领土的最后边界在哪里;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我们所取得的与他们以前所接收的应该完全一样;……我说,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它的边界?他回答,我无法给你任何示意,你们已经为自己做成了一笔崇高的交易,而我料想你们会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拿破仑听到不明确的边界这件事时,向他的部长一再强调说,即使那里早已不存在这样一种不明确的局面,那么在该地区制造不明确的局面将是一种精明的决策。

  十六世纪起,法国一直声称西海岸所面临的大洋便是法国在美洲领地的边界。基于这点或其它某种根据,杰斐逊曾经认为路易斯安那购买地可能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一点他本人给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的指示就曾明确指出过。不过他认为绝对不成问题的西部边界却是“位于密西西比河西岸的高原,包括其所有河流,当然也包括密苏里河。”从那儿再往西,边界如何划定就有争论了。

  这种不明确性造成了许多可能性。以东南部边界为例,大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他本人就曾参加谈判,制定条约上模糊不清的条款)幸运地发现(这是亨利·亚当斯所用语)“法国实际上购买了西佛罗里达而对此一无所知,然后又把这块地方出卖给美国而一文钱都没有收。”于是,产生了美国对西佛罗里达的主权要求。

  除了一部分沿密荫西比河的界线之外,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全部边界(当然也就是当时美国整个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是长期有争议的。这种含糊性在几十年里一直支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且有助于吸引来自合众国的移民,在整个国家西部制造一个明暗交织的地区。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得克萨斯是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一个部分。但是,一八一九年同西班牙签订的亚当斯一奥尼斯条约把东佛罗里达让与美国时,竟划定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西部边界,把得克萨斯排除在外,以至诸如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之类的人物,都谴责他们为“投降派”。接着,当该条约规定以北纬四十二度延伸到太平洋作为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南部边界时,又产生了大量新的模棱两可的因素。任何地图,只要标出一八一九年以前西班牙或美国谈判者严肃建议的各条界线,都能鲜明地看出这些范围广泛的不定性。甚至在南面的界限确定之后,美国的北部边界依然没有划定,并且这种情况继续保持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除了上文所述各点,印第安人的存在也产生了特别麻烦的法律上的含糊性。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谁占有美洲大陆?欧洲人如何并且从谁那里首次得到土地所有权的?到了十九世纪早期,美国人还能够承认印第安人仍拥有任何土地吗?当十六世纪欧洲移民来到北美时,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大陆似乎还没有明确地被任何人占有过。与印第安人打交道当然同与欧洲人打交道很不相同。印第安人不遵守欧洲人假斯文的战争法,也不遵守欧洲人情和与缔结条约的习惯。

  怎样才能“合法地”取得土地?欧洲经验提供不了先例。在我们建国的头一个世纪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不是因为美国人特别正直,而是由于在获取北美大陆的竞争中,任何细微的有利条件都值得紧紧抓注,那怕是一点一滴“合法性”的影子都好象可以用来说服人。当印第安人发现他们自身越来越受到入侵者的摆布时,美国人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来越遵守法律了,土地所有权从印第安人那里含含糊糊地得来,这一事实又给这个新国家的边界投上另一层变化不定的阴影。

  不可阻挡的欧洲征服者为什么要为了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上地而大伤脑筋呢?按照十六世纪英国法律的严格条文,国王(是他“发现了”这片土地)凭先占权把北美变成了保护地;因此,只能通过国王的授予才能得到美国土地的所有权。一六二○年逃离英国到普利茅斯建立定居地的清教徒可能与印第安人分享了他们的首次感恩祈祷,也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却没有关于他们向印第安人支付报酬购得土地所有权的任何记载。到北美来的荷兰人,同英国人相比,仅仅只拥有一点不足凭信的“发现权”;他们也不象西班牙人,没能从教皇那儿得到过捐赠。因此,他们必须寻找或制造其它的法律根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采用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土地的办法。一六二六年,主管曼哈顿岛荷兰定居地的彼得·明尼特,用六十盾向印第安人购买两万英亩的林地。这笔交易并不象人们有时形容的那样,是一项不公平的交易。虽然这个价格折合美元只有二十四元左右,但就当时的购买力来说,这笔钱相当于二十世纪中时的好几千美元。说也奇怪,这段插曲曾被人比喻为白人诈骗印第安人的典型事例,但在当时却实际上表现了过于谨慎的荷兰人的良心。引人注目的事实不是他们忖给印第安人多少钱,而是荷兰人感到有必要偿付代价。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从此以后,一个荷兰人虽说只要从荷兰当局获得授与,就能根据荷兰法律取得美洲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荷兰当局还要求未来的业主必须首先从印第安人那儿取得某种土地所有权。一六二九年以后,那种以大种植园的形式开拓殖民地的庄园制度引进哈得逊地区,每个大庄园主必须先从印第安人那儿取得土地所有权,才能从荷兰当局获得土地所有权。直到英国人同荷兰人第一次发生土地纠纷以后,他们才开始也从印第安人那儿“购买”成片的土地。然而,英国人仍然不把这类“购买”当作一种完备的法律所有权的必要条件来看待,而只是看作良心和体面的问题。罗杰·威廉斯执迷地认为印第安人最初对那里的土地拥有合法所有权,并坚持印第安人有权出售土地,这使他的新英格兰同辈人在良心上感到惴惴不安。他的罗得岛当时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但是英国特许证(一六四四年)仅仅是在这块土地已从印第安人手中购得(一六三六年、一六三八年)后才授予的。虽然英国人,无论是在新英格兰,还是在其它北美殖民地,都继续采取“购买”印第安人土地的做法,但他们从来没有改变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在英国法律上毫无根据这种法律立场。他们继续在法律上认为,所有印第安人的土地都是公共领地。国王自己就可以授予所有权,并可按照他的意愿授予任何人。

  从英国法律观点来看,印第安人的“转让”只不过是印第安人愿意腾出土地的表示,印第安人对于土地本来就没有任何第一手的合法所有权。当然,仅仅出于这个理由,印第安人的“转让”也是合乎当时需要的。对于某些谨慎的新英格兰人来说,这种做法对个人提供了一个附带的有利条件,证明他们拥有“一种公正、平等、同时也是合法的土地权”。但是,正如威廉·克里斯蒂。麦克劳德提醒我们的,如果不是由于罗杰·威廉斯的热诚的道德主义,所调“购买”印第安人土地这种自鸣得意的虚伪表演可能早已同荷属西印度公司同告消亡了,它决不会在英国殖民地扎根。

  对美国土地的占有就是这样在一种非欧洲式的道德—法律的混乱状忐中开始的。直到南北战争以后相当一段时期,这个美国特有的问题——后来者与原始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困扰着美国人的良心,并使美国人的观念笼罩着一层迷雾,当时的印第安人事务专员于一八七三年向格兰特总统抱怨说:“印第安部族与政府之间的异常关系,……要求我们既把他们当作最高权力拥有者,同时又把他们当作被保护人来看待。”这有助于保持国家边界的含糊性,并且也在无意中使有关国家扩张的所有法律和政治手段成了问题。

  十九世纪早期美国人对前景的预测能力是何等差劲呀!美国公民竟然能够这样快就占满这块大陆,这一点是他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也是他们从来没有预见过的。同样,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印第安部族之衰败竟然如此之迅速。那些一度威风凛凛、气势吓人的“民族”,竟然会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变得如此软弱无力,如此贫困不堪,而且不得不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圃于有数的几块荒芜不毛之地。这里诚然超出了当代最聪明和最不怀好意的政治家们最放荡不经的想象之外。

  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帝国同法国进行战争期间,英国人认为独立的印第安部族的力量可能起决定性作用。起初,每个英国殖民地都凭自己的志趣来处理邻近的印第安人事务,而比较集中的法国人却成功地利用印第安部族作为他们宏大战略的军事同盟者,以善于在美国边远地区作战而出名的布雷多克将军在一七五五年任命了他的印第安代理人,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最终协调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此后,英国国王亲自负责印第安人事务。一向精于在法律上搞假动作的英国人现在又装出一副把印第安人当作拥有自己 土地实际主权的“民族”的样子。国王声称他唯一的权利是,一旦印第安人真愿意出售土地,他可以购买这些土地。

  在创建新国家的过程中,一度有可能专门由印第安人组成一个州,曾经有人建议,应该把不同的印第安部族合在一起,作为联邦的一个平等成员生活下去,这样不仅印第安人问题能够迎刀而解,合众国也能从而得到加强。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同印第安人德拉瓦尔部族于一七七八年谈判签订的《皮特堡条约》(国会于一八○五年批准)明文规定,如经国会批准,以德拉瓦尔族为首的各印第安友好部族可以自行组成一个州加入邦联。一七八五年,美国同印第安人切罗基部族签订的条约也规定“印第安人可以充分信任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正,一定会尊重他们的利益,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有权向国会派遣一名他们选择的代表。”

  许多美国人设想,在路易斯安那购买地内建立一个或几个团结一致的印第安人州,让它们在各方面都成为合众国的一部分。杰斐逊曾经考虑过一项在这块领土里殖民的计划,设想把凡能劝说得通的印第安人都从东部迁来这里。一八一九年,联邦政府派杰第迪亚·莫尔斯牧师前往印第安人地区专门研究他们的情况。他是早年《美国地理》(一七八九年)一书的作者,曾任福音传布会的干事,在印第安人中传过道。他在西北部走了一趟之后,于一八二二年向陆军部长建议“这片领土应专门为印第安人保留,可以在这里进行拟议的试验,把凡是愿意前来定居的印第安人,特别是散居各地的印第安人,全都集合成一体,移居此地,给予教育,使其成为公民,并在适当时候允许他们享有与联邦其它准州和州所相同的权利。”门罗总统一八二五年向国会提交了他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当时正是佐治亚的印第安人问题出现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在咨文中建议把东部各部族迁至密西西比河以西,在那儿建成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保护地,这样美国就可将其影响扩大到太平洋。咨文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建州的问题,但十分明显,这是上述建议必将导致的结果。门罗总统的陆军部长卡尔洪收到杰第迪亚·莫尔斯的报告之后,就清楚地暗示要建州。关于建立这样一个印第安人州或者听任印第安人自己自由地建立一个州这种意图经常有人提出,直到南北成争以后还是如此。最后到了一八七一年,格兰特总统建议在堪萨斯以南设立一个地区,“把目前居住在密苏里和太平洋之间以及各英属殖民地以南的绝大多数印第安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准州或者州。”这是格兰特对印第安人“和平政策”的一部分,这个州要是真建立起来,将全部为印第安人所有。

  当时,印第安人的权利问题以及欧洲人对原为印第安人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又进一步出现了混乱。举例而言,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引用《圣经》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人只要占有和改良土地,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用约翰·温恩罗普的话说,“印第安人充其量只对他们已占有的或有条件改良的土地拥有自然的权利……至于这个国家的其余土地,谁能够并愿意改良它,谁就可以拥有它。”

  同印第安人各部族签订的大量粗线条的条约不是互相重叠,便是互相矛盾。在“倒树之战”印第安人惨败后,安东尼·韦恩将军同代表德拉瓦尔、肖尼、怀恩多特和迈阿密诸部族联盟的酋长们签订了《格林维尔条约》(一七九五年),把整个西北领土划分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向白人移民开放的土地。这条界线粗略地划分了十九世纪初印第安人实际居住地区和白人移民实际居住的地区。接着,在以后半个世纪之内,又进一步同个别部族或部族的一部分就签订更多条约和购买边界混乱的土地进行了谈判。至于哪些地方印第安人所有权“被取消”了,则是不明确的。

  美国的这种情况使杰斐逊觉得“我们的地理特征不同,也许需要有一种不同的自然法准则,才能处理同别的民族的关系,这种准则同欧洲条件下产生的准则必须有所不同。”爱德华·埃弗雷特后来解释说,在美国,缺乏象欧洲那种清晰的长期确认的合法边界,从而使得自然边界不可避免地具有新的重要意义。爱德华·埃弗雷特担任国务卿时,他自己得出了这样一项重要而切实的结论:欧洲国家在美洲仅仅“合法”占有殖民地这件事,并未给予这些国家干预这个遥远大陆的权利。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以及实际占有西部的问题上,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的大部分年代。南北战争以后,印第安人保留地、放牧区和猎场散布于这个国家的西半部各地。专门为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保留地的政策在一八七○年达到了高峰,当时,划给他们的区域的总面积已经比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还大:

  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年代里,同印第安人发生面对面冲突的美国人比殖民时期以后任何时候都要多。然后出现了横越密西西比河把印第安人向西迁移的政策高潮,这项政策是从路易斯安那购买地开始实行的。其内容是把印第安人集聚在一起(同时不断扩大美国移民定居地),而这些印第安人当时仍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民族自尊心也十分强烈。温克帕波苏族的酋长“里布大熊”一八六六年在皮埃尔堡(位于现在的南达科他)讨论条约时,悲痛地责问:

  这些土地是属于准的?我认为这是属于我的。如果你们问我要土地,我一块也不给。我离不开土地,我非常喜欢土地,这条河两岸的所有土地都属于我。我知道,从密西西比河到这条河,整片土地全都是我们的,我们曾经从黄石一路跋涉到普拉特。正如我所说的,这里整片土地全都是我们的。如果你们,我的兄弟,向我讨求土地,我是不会给你们的。因为我喜爱土地。我希望你们听听我说的话。

  美国人并没有听他说的话。

  但是,决不可以小看这些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在西部许多地方对于生命和土地都形成了威胁。迟至一八六九年,美国农业专员还警告说,“五万名怀有故意的印第安人”,分布在密苏里河到落基山脉之间的大片领土上,表现出“一种冥顽的性格和对文明影响横加拒绝的态度……即使在他们这种奇特的种族中,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他这番话既未夸大他们的数目,也未夸大他们的敌意。为了对付他们,美国政府单在上密苏里地区就建立了一百一十个要塞,由大约二万名士兵驻守。但是南北战争后大批战士复员,军队的兵员大减,无法同时警戒南部和印第安人。一八七○年,整个西部约有二十万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威胁不只是一个神话。

  科罗拉多、怀俄明和蒙大拿广阔平原上的新移民纷纷向国会告急求援。他们抱怨说保卫他们土地的军队不足,要塞兵力薄弱,相互间距离也太远。一八七六年联邦军队发动进攻,著名的“伏牛”酋长和“疯马”酋长领导下的印第安人终于遭到失败,但是这个转折点仅仅是在卡斯特和他手下二百六十四人在小比格霍恩河战役中全军覆没后才出现的。牧民和其他移民纷纷反对建立印第安人保留地,他们说,这种保留地成了受到政府保护印第安苏族人的堡垒,让这些怀有故意的苏族人可以退守到这里,积蓄力量,然后再四出为患。一八八○年,南达科他州有一半仍被认为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南北战争以前,西部土地还是南北双方蓄奴和废奴之争中的抵押品,双方都有许多人希望印第安人能够成为抵制另一方向西扩张的堤防。参议院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在一八三六年提出的报告称:”在印第安领土的西面存在着这样一块不适于居民居住的地区,印第安人就不可能为白人所包围。他们处于我们的外围,并且居住在一直处于我们外沿的地区。”一八三七年就设立一块印第安领土的提案进行辩论时,南方人建议把密苏里以北、密苏里河以西直到落基山的整块土地全部划给印第安人,以阻挡北方人的扩张。北方人则策划把印第安人移居西南部,其目的看来也是如出一辙。内布拉斯加建州的问题受到了阻挠,因为有人声称曾有条约保证这块地方专门保留给印第安人。

  只要印第安人依旧有力量制造麻烦(这种情况至少在美国建国后维持了整整一个世纪),美国公民就认为让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和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保持其含糊性是符合美国人利益的。肯定印第安人占有一块明确划定的领土,只能加强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有权永远占有这块土地的信念。在通常情况下,印第安人对一块特定土地的所有权只有在印第安人把该土地出售给白人以后才会得到明确的承认。印第安人出售土地的意愿通常被看成是印第安人所有权的最好证明,而且往往也是唯一的证明,印第安人照这个样子生活下去,象块飘忽不定的乌云,倒便于使国家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要是没有如此多模糊而游移的“民族”存在于我们的边缘,我们民族的界限将会比较轮廓鲜明,界定得也比较严。这就是印第安人为白人所作的最后贡献。

三十二、没有定局的命运

  一个现代国家,其版图范围,发展模式,以及与邻国交往的体制竟然都如此之变化不定,这确实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国家如何扩展其疆域?美利坚合众国注定将会扩展到什么范围?这些问题,同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一样,在一六八六年制宪会议的代表当中都没有一致的看法。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十分紧迫,便没有费神去求得明确的答案。或许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未能统一,宁愿让答案含糊下去。

  宪法当然是由在东海岸连成一串的十三个特定州的代表制定的。这十三个原有的州全部濒临大西洋。他们制定的宪法既不适用于一个海岛,也不适用于一个内陆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大陆国家了。在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上,关于接纳新州问题的讨论是目光短浅的。代表们认为,所谓的“新州”,可以从原来的十三州中划分出来,可以从他们拥有主权的西部土地划分出来,也可以从一七八三年和平条约规定英国割让给美国的土地中划分出来。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想把国家新获得的大片领土划成新州,这种想法是得不到理会的。

  一七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费城制宪会议上辩论的实际情况充分暴露了大州和小州之间、拥有广阔西部领地的州同一无所有的州之间矛盾重重。正如古维诺尔、莫里斯对这种矛盾所作的解释,居于突出地位的是一种危险的思想,“肢解大州的思想”。讨论集中于两个主要问题,以原来领土中划出来的新州应否承担部分已有的公共债务作为被接纳加入联邦的一个条件;新州的建立是否需要得到原来所属的州的立法机构同意。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制宪会议上有任何人考虑的问题超出这个新国家当时粗略限定的范围之外。当然,代表们都明确表示决心不使国家力量的均衡受前途尚难预测的西部影响。因为在濒临大西洋的东部,长期以来就流传着一种恐惧,担心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展将会使人口分散到过于稀薄的程度。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在会上声称,“如果可以采用适当的办法阻止人们向西部地区移民,这将是上策。”但是,他和其他一些人又补充说,阻止移民是很困难的,必须平等对待那些涌入西部的人。

  美国有影响人士对于一八○三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的反应,说明他们对于跨越密西西比河大举向西扩散是如何缺乏准备。在后来的年月里,许多政治家都竞相标榜自己具有先见之明,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熟悉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的前后内情,就越能看出这件事是巧合、误解和幸运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当时首都华盛顿与我国驻外代表之间的联系能象后来十九世纪那样迅速,这项购买很可能就上不了谈判桌,很少证据表明,在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杰斐逊或其他任何人曾严肃考虑过美利坚合众国会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十九世纪早期,关于国家西部边缘存在着一片“美国大沙漠”的说法已经象神话般地获得人们的确信。杰斐逊总统一八○年十一月提交国会的关于路易斯安那的说明,在承认边界确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又指出少数定居点“是被巨大而罕无人迹的沙漠分割开来的”。在这个世纪初期,关于这种沙漠障碍的描述越来越生动具体,抑制了这个国家的理想,加重了定居者的精神负担。

  当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的条约于一八○三年仲夏携回美国时,引起的反应是激动的心情少,而恐惧的心理大——人们担心由于宪法没有关于向新领土扩展的条款,这类扩展行动可能会导致对宪法的滥用以致破坏;担心不加区别地向西部扩展可能会使六百万人口危险地散开,而他们当时已经稀疏地散布在比西欧任何国家都要大出好几倍的地区。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通过其面积来衡量,而要通过其人口的集中程度及其领土的有效占据程度来衡量。有些人赞同一位法国地理学家的观点,他在一八○四年把美国领土大扩展看成是“一种目前衰弱和今后分裂的根源”。

  这些恐惧不全都是毫无根据的。在领土大扩展的一八○九到一八二九年之间,美国人均实际收入据估计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在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时候,一些东部实业家已经开始担心他们的资金向西流夫。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他们的这种担心依然存在,财政部长理查德·拉什曾发出警告说:“美国边远土地出售和开发的方式固然可以使国家增加人口,……却不能按照同样比例增加资本……由于稀疏的人口分散在辽阔的土地上,资本的积累不是加速而是停滞了。任何能阻止这种趋势的事情……都是有益的。”到了一八○三年七月,杰斐逊已经把他的宪法修正案递交内阁,要求批准购买路易斯安那,并阻止人口进一步向西扩散,来保持联邦的团结。他的修正案明确提出把路易斯安那并入合众国版图,并补充规定“土地占有权和自治权只适用于现有的印第安居民。”还为纬度三十二度以北的新领土(几乎是整个购买地,现在的路易斯安那州除外)制定了一部专门的宪法,规定这块新领土全部为印第安人保留地。杰斐逊的“伟大目标”是“阻止移民,至于移居到某些让与的领土则不在此限。”

  一八○三年十月国会开始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进行辩论,这次辩论十分稀奇古怪,但却意义深远,由于这是一七八三年条约界定的国家原有版图的第一次扩大,因此也是整个民族对领土扩展的看法在立法机构受到的第一次考验。同时,这也暴露出那些仍然活着的宪法制定人面临这种重大问题时思想多么混乱。象古维诺尔·莫里斯这样的联邦主义者在制宪会议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如今在联邦权力的问题上,却一改他们平时比较开阔的观点。他们坚持国会无权“批准接纳制定宪法时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地方成为新的州或准州”。二十年前,莫里斯曾经是宪法第四条的起草者,现在重新回顾却又解释说,他曾经有意识地使这一关键性章节的文字含糊不清。他自称当时曾预见到“一旦获得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最合适的办法是把它们作为省来管治,不让它们在我们的议会中有发言权。”不过他说,由于当时有别人反对,他宁愿避免纷争,而没有使这个问题公开化。

  一八○三年,杰斐逊的共和党人(他们都以坚持严格解释宪法而著称)原先也承认宪法未曾明确赋予国会或总统以扩大国家版图的权力。然而,杰斐逊本人却出人意料地一反他一贯的立场,竭力主张国会先批准这项条约并且从速支付购买款项,“然后再要求国家为宪法增添条文,以赞同并批准一项国家从来未曾授权过的行动。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让我们拥有外国领土,更何况是把外国并入我们的联邦。行政部门抓住了这个可以为国家带来极大好处的偶然事件,采取一项超出宪法范畴之外的行动。立法部门必须抛弃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理论,象忠实的奴仆那样甘冒风险,批准这项条约并同意为此付出款项。他们为了国家只能全力以赴,采取未曾得到授权的行动。我们知道,他们一旦处于可以这样干的地位,为了自己他们也会这样干的。”杰斐逊之所以如此强调,不是为了未来崇高的事业,而是为了当前的迫切需要。跨越崇山峻岭定居于密西西比河彼岸的美国公民迫切需要利用这条河流运输他们的货物。杰斐逊解释说,这项购买是为他们提供通向世界的生命线的唯一道路。

  国会在十月份开会讨论这项条约时,杰斐逊已经说服他自己和他的党,要他们相信国家的需要是如此之紧迫,又是如此之一清二楚,因此根本不需要任何修改宪法的修正案。他的反对派联邦主义者则振振有词地指出殖民主义的危险和无限扩展国家版图的危害。联邦主义者辩护人们一再警告说联邦有可能削弱。如果说宪法当初规定要有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才能作出即使是最小的修改是十分明智的话,那么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便“可以接纳原属外国的新州,而且将老伙伴们淹没,那是多么危险呀(引自康涅狄格的特雷西参议员的讲话)……这种接纳给南部和西部带来的实力对比是同我们原有的联邦原则相矛盾的。”

  一八一○年十二月,接纳购买地一小部分(奥尔良准州)作为一个平等的州加入联邦的议案提出来了,这时恐惧变得缓解了。截至那时为止,所有新接纳加入联邦的各州都是从一七八三年和平条约规定的美国领土中划分而成的。这个问题同美国实际边界未定这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交织在一起。建议成立的路易斯安那州包括西佛罗里达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当时也许仍属于西班牙。但是,现在十分尖锐地摆出来的根本问题是原有的联邦会被削弱。一八一一年一月十四日,马萨诸塞的乔赛亚·昆西在众议院猛烈抨击说,“按照我深思熟虑的见解,如果这项法案得到通过,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联邦的解体;并将使各州摆脱道义的约束;而且由于权利归于全体,而承担义务的只有某些人,所以这就必将成为分裂的前奏——结果是能够和和气气地分裂固是大家所愿,不然就会不惜采用暴力。”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昆西的意见,认为这是制造混乱的言论。这项提案通过了,路易斯安那在一八一二年成为一个州。

  在大陆进行扩展的第一步引起一些大惊小怪的人的恐惧心理,担心整个联邦会变质;担心原来的老伙伴会被新州压倒;担心不出多久会出现一个有新宪法的新国家。固执的联邦主义者费希尔·艾姆斯成了新英格兰人的代言人,他提出警告说,增添了象路易斯安那这样的外国土地,会为那些不懂神圣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原则的人打开闸门,而这项神圣的原则却是联邦的基础。他说,即使“荒野里的水獭”的理解力大概也不会低于“法国—西班牙—印第安未开化的人和冒险家的杂凑队伍”。无怪乎一八一二年战争期间,当英国军队逼近新奥尔良时,象蒂莫西·皮克林之流忠诚的新英格兰人就希望该城早日陷入英军之手。然后,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便可以和英国胜利者合并,留下的只是一个小而有条不紊的美国。

  如果说跟美国原有版图邻近的土地,其命运是如此游移莫测,那么同美国距离较远的土地又将是什么命运呢?这里指的不是密西西比河两岸,而是甫美洲遥远的地方;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突如其来的,也是出乎意想之外的。一八○八年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为西班牙南美殖民地提供了奋起反抗西班牙陈腐殖民统治的机会。一八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加拉加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都纷纷建立秘密团体,开始只是为西班牙被废黜的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坚守土地,抵御法国的势力,但很快就发展成为成熟的独立运动。一八一一年,杰斐逊从那里觉察到另一种信号,美国“必须有其本身的利益体制,决不能附属于欧洲的体制。”到了一八二二年,门罗总统和当时的国会承认那些高举反抗大旗的殖民地为独立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德克斯特·珀金斯指出的,就是美国没有同任何欧洲强国商量就采取了如此重大的步骤——“纯粹是根据美国的主见,也纯粹是按照美国的观点。”这件事无可怀疑地宣布美国脱离欧洲政治势力范围而自行其是。

  在一八二三年,北美大陆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仍然难以捉摸。但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南美洲(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甫美长期以来一直是割裂的)却已实际上划分成一个个二十世纪型的国家。巴拿马地峡以北面积不大的一块地方(比原来英属十三个殖民地以及划分成块的向西扩充的地区,包括密西西比河和大湖区以东和以南的部分略大),也已取得了国家的地位并维持到二十世纪。墨西哥,直到一八二二至二三年,还包括它南面的危地马拉和其它中美洲国家,北面则延伸到现在的美国西部,直达美国同加拿大的现今边界,在遥远的西部和西北部,墨西哥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正在酝酿着一场变化无常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在当时还意料不到。大陆美国三分之二地区的政治前途仍然是悬而未决。在这方面,当时北美同南美的差别是非常鲜明的。回溯到十六世纪早期,南美就己充满了政府组织。不管这些殖民政府多么贪污腐化、无能或者专制独裁,但南美大陆已经高度组织起来,并且已经住满了人,也已划分成块,这是无庸怀疑的。过去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利用印第安人的政治结构来建立它们的政权。同样,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的革命家们出于本身的需要采用了一种苦心策划却已过时了的政治:经济和教会结构。但是在北美的广大地区,美国式的时代错误一而再地重新出现:社会的形成先于政府的建立。在北美的西部,基层社会大量涌现,常常是彼此相距甚远,并且往往是超出美刊坚合众国“司法管辖范围之外”,却又不是明确地在任何政府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成群的人们由于共同的愿望、共同的忧虑和共同的幻想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形成了社会。他们缺乏现成的政府模式,这使他们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他们没有业已过时的本地政府体制的束缚也未尝不是好事。与处于同等文明发展阶段的绝大多数人比较,也许数他们享有的自由较多——他们不需要生活在一种很久以前来自远方的僵化模式之内,也不需要奋起反抗这种模式。

  到了二十世纪,民族傲慢感使得我们认为,拉丁美洲除了追随北美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以外,别无其它更好的出路。但是,在十九世纪早期,美国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的理想却超不出拉丁美洲的模式,在他们心目中,我们的联邦共和主义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无非是让北美象拉丁美洲一样组成几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美国人民应该遍布整个北美大陆,这种信念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必须全都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俄勒冈实在太远了,美国不少政治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地的居民注定会自己管治自己。“自由和独立的美国人,除了血缘和利益之外同我们没有联系,并且也象我们一样行使自己管治自己的权利。”一这就是杰斐逊对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在太平洋岸大西北设立的据点阿斯托里亚贸易站,以及由此扩充出来的移民定居点的态度。在一八一二年战争时期,杰斐逊赞美“我们大陆彼岸出现的伟大、自由、独立的国家的萌芽”,他希望即使阿斯托里亚落入英国之手,同英国签订的和平条件既要承认阿斯托里亚国家的“独立”,还要承认美国有权保护阿斯托里亚人免受外国干预。不仅杰斐逊曾经为一个独立的太平洋共和国进行过宣传,而且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许多美国领导人——包括艾怕特·加勒廷、詹姆斯·门罗、威廉·克劳福德、亨利·克莱、托马斯·哈特·本顿,可能还有詹姆斯·麦迪逊——都具有同样的观点。

  美国培育新国家的园丁作用在当时颇有号召力,但我们长期以来早已把它淡忘。来自密苏里的托马斯·哈特·本顿参议员,一八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参议院承认,美国的北方和南方边界仍是含糊不清的。他们的界限将留给自然和子孙后代来确定。但是,他补充说:

  对西部,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出看法,把落基山的山脊作为自然的、方便的、永恒的边界是不会有人反对的。我们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应该沿着这个山脊的背面划定,传说中的护界神的塑像应该树立在其顶峰,永远不能推倒。在太平洋沿岸培育一个新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懂得,一旦这个新的国家茁壮到足以照顾自己时,就应当同母国分离,正如子女在成年时必然同父母分离一样。

  关于“传说中的护界神”的合适位置究竟应当在哪里,美国人长期以来意见不同,并将继续持不同意见。一八○四年,小说家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一事深感振奋,他很蔑视目光短浅的人,那些人把美国看作仅限于北面圣劳伦斯湾和南面墨西哥湾这个范围之间的土地。“我们可以肯定,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将向东和向西伸展,从海洋到海洋,从北极到巴拿马地峡。”一八一五年,在缅因州的沃特维尔,一篇广泛流行的七月四日国庆祝酒词说:“美国之鹰——祝愿她的双翼将从大西洋伸展到太平洋,而她的双爪将固定在达连地峡,她的喙则将伸向北极。”

  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之前,这种狂热的梦想毕竟还没有普遍流传。杰斐逊本人早在一八○九年就曾经表示有兴趣(自此之后他从未放弃过这种兴趣)把古巴并入合众国。他还希望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会把加拿大也包括进来,扩大“这么一个自从诞生以来从未勘查过的自由帝国。”一八一七年当选总统的门罗希望以落基山为国界,他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此不同意。按照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佛罗里达在一八一九年并入联邦,在内阁讨论这项条约的过程中,国务卿亚当斯表示他深信在本世纪结束前,我们南面的各个西班牙殖民地和我们北面的所有英国殖民地都将并入美国。他说,我们购买辽阔的西班牙殖民地“使得北美大陆剩余的土地最终必将全部归属我们,这将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自己却很晚才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很晚才表明我们有权向南海扩展。我们竭力促使世界相信我们没有野心,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反而使他们感到我们不但有野心,而且虚伪,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欧洲发现‘美国’与‘北美’原是一回事,是地理的定局之时为止。”所以亚当斯反对门罗发表宣言,主张最西部的移民定居点应该尽快从合众国分离出去。

  陆军部长约翰·卡尔洪支持亚当斯。卡尔洪坚决认为“热衷于拓疆是社会上男子汉最突出的规律。”但他却无意中作了讽刺性的总结:“一个国家由于自愿分离而导致自身瓦解,这在历史上尚无先例。”然而这些信念并不可靠,卡尔洪自己后来改变了看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没有多久,南方和北方的政治家都有了新的理由对不加区别的扩张表示担忧。除了原有的疑虑和恐惧一担心出现殖民主义,担心种族血统混杂,担心旧日美好的联邦被削弱之外,现在又增添另一种政治上的担忧——南北双方都害怕增加新州会增强对方的实力。

  在独立革命和南北战争之间那段时期里,拓疆一事带来的情绪变化是混乱和踌躇相交织的结果,也是大胆希望和犹疑不决的产物。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几乎全都是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把美国看成比实际狭小得多的有限地域,而在一生的另一个时期又希望美国扩展到比实际可能要大得多。有些人把国家的发展看作是充填那显然早已注定的疆域,并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种看法是忽略了在国家形成的那个世纪里,美国人脑海中关于国家前途所存在的特殊混乱、特殊希望和特殊前景。因而,按照历史的观点,在南北战争中,联邦中的一部分人自行组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行为似乎不应看作是一种狂热的胆大妄为。

  美国政治边界象几何图形般整齐均匀,这还是以后的事。举例而言,辽阔的俄勒冈地区包括了后来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以及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的很大部分,这块土地在一八一八年以后将近三十年期间,一直是美国和英国联合占领的地区。美国同英国的谈判实际上是不断努力使该地区的边界保持含含糊糊的状态,等待美国移民源源而来自行解决问题。美国在一八三六年所承认的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到一八四五年并入合众国版图时为止,一直保持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在同美国进行的不太顺利的谈判中,萨姆·豪斯顿总统本人认为对得克萨斯来说,合并是一件好坏参半的事,他的疑虑导致他迟至一八四四年还批准同英法建立联盟,以便进一步巩固得克萨斯的独立。美国国内当然激烈反对合并。约翰·昆西·亚当斯二十五年前曾坚持“美国和北美是同义词”,在一八四三年他却领导反对合并得克萨斯的斗争。十几个著名的美国人士与他联合一致,在一次面向全国的有力的演讲中提出警告说,合并的要求不能表达得克萨斯人民的真正愿望。他们强调,这是南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合并会使联邦解体。希望和犹疑相交织的情绪并没有在格朗德河畔销声匿迹。跟亚当斯同声同气的一批人仍然坚决主张保持一个紧密团结的小小联邦,以求维持古老而微妙的力量平衡。另外一些人抱着同样的热忱发动了“全墨西哥”运动。在同墨西哥交战(一八四六至四八年)之前、交战期间和战后,一大批形形式式言辞坦率的美国人,但决非偏激的狂热之徒,一再宣称如果美国不把它那“自由的帝国”一直向下扩展到巴拿马地峡,美国就是有逆无意。一八四六年六月,沃尔特·惠特曼在墨西哥的尤卡但听到人们的不满时,挥笔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让星条旗上的星星更多》,兴高采烈他说,尤卡但“无需冗长的好言诱劝就可以加入美国”。

  加里福尼亚后来成为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它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却是一个动荡不定、变化莫测和混乱不堪的地区。早在一八四三年,来自美国的移民就开始把圣华金谷开拓为殖民地。到一八四六年,仍然只有五百名美国人定居在加里福尼亚海岸,对比之下,在这里的西班牙血统的墨西哥人约有一万人,还有二万以上的印第安人。就在那一年,一个加里福尼亚共和国摇摇摆摆地宣布独立。但是,华盛顿同西海岸之间交通阻隔,海军同陆军相互问你争我夺,墨西哥军队持续抵抗,大区域内各地区问的矛盾以及占优势的非美国人口的动荡不安,使得加里福尼亚乱得象口开水锅一样沸沸腾腾。一八四八年一月萨特锯木厂所在地发现金矿,这并不在任何人的计划范围以内。淘金热潮突然在两年内使美国移民猛增到十万人。即使如此,当时加里福尼亚的政治前途仍然是捉摸不定的。

  根据一八四八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加里福尼亚这片土地割让给了美国,但是一八五○年接纳加里福尼亚加入联邦主要是为了调节原来联邦内部的势力平衡,而不是为了充实有关民族命运的明确概念。当加里福尼亚终于以平等的州的身份进入联邦时,这仅仅是一八五○年微妙地保持平衡的形形色色妥协行径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是(用卡尔洪的话说)“在地区力量平衡中又一个危险的硅码”。韦伯斯特等人由于对地理的无知,一再论证国会毋需决定是否把蓄奴制扩展到一八五○年的领土,因为奴隶制度早已在某种程空上由于土地和气候不同而被“排斥掉”了,鉴于这种论调,当时笼罩国家命运的乌云又加重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命定扩张论”掩盖了大量的疑虑。尽管自有北美殖民地之日起,就有一种欧洲移民的扩张是神的意旨这种意识存在,但是“命定扩张论”这个词还是表达这种意识的最为流行的提法。它是活力充沛的约翰·奥沙利文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的纽约《晨报》中杜撰出来的。南北战争后,乔西·比林斯评论说。

  “‘命定扩张论’是一种科学,它能在你抵步之前,就注定你到最好的地方或其它地方去。”“命定扩张论这样的事还是有的,但是这样的事何时会出现,这就象拉库恩故事里的戒指数目那样,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只是为了装饰而已。”

  美国国家生活的巨大动力和感情力量不是“命定扩张论”,主要是国家命运的模糊性。如果开国元勋们更坚定些,如果他们所制定的有关国家版图扩张的条文更明确些,南北战争就会不是延迟便是爆发得更快。这个国家在大陆扩展的范围以及它各个组成部分联合或者分离的方式一直未能解决,直到南北战争爆发,才在一片海中解决了这些问题。一八六五年前变幻不定的年月迫使人们付出代价,他们抱过狂热的希望,经历过阴郁的绝望,也浪费广大量的精力。以前何曾有过一个国家由于对立的幻想而四。分五裂?原先那个安然自得的联邦应该局限在十八世纪的边界之内吗?还是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宏伟的国家,象未来那样无边无际呢?南北战争似乎决定了国家在大陆的命运,也为国家政治带来了宁静。但是这难道不正是。至少部分是)一种僵死的宁静?也许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国家疆界和国家命运的模糊性才不再如此煽动人心。

  与此同时,正是那种使美国人鼓舞和振奋的模糊性,使他们感到特别需要一种保证。命运越是变化莫测,越是有必要断言命运是注定的。这是了解这个国家新的思想方式和言谈方式的一条线索。同一个美国,既孕育可以与群山媲美的人,也创造了新的词汇,适足以其特有的方式同国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莫测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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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顾准传略 - 来自《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一   顾准(我的五哥) 于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不治病逝,至今已经14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丧失亲人的感情上的冲击已经过去,现在更多的是理智的思索。然而,由他的亲人来为他写传略,仍不免蒙上一点感情色彩,虽然这篇容量不大的传略并不企求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评价。   顾准,1915年7月1日(农历5月19日) 生于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共 10人,在兄弟辈中行五。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姓。原籍苏州,民国初年在父亲一辈举家移居上海。父亲晚年业中医。以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学制……去看看 

第十章 把铅撵出去 - 来自《万物简史》

20世纪4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一位名叫克莱尔·彼得森(尽管姓彼得森,他原先是艾奥瓦州的一个农家孩子)的研究生在用一种新的铅同位素测量法,对地球的确切年龄作最后的测定。不幸的是,他的岩石样品全部给污染了--而且还污染得很厉害。大多数样品里的铅含量超过正常浓度的大约200倍。许多年以后,彼得森才明白,问题出在俄亥俄州一个名叫小托马斯·米奇利的人身上。  米奇利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要是他一直当工程师,世界本来会太平一些。但是,他对化学的工业用途发生了兴趣。1921年,他在位于俄亥俄州代顿的通用汽车研究公司工作期间,……去看看 

第五章 弄虚作假之种种 - 来自《英雄出世》

1罕见的电报   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一家宾馆又同居一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一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去看看 

第九章 感觉、直觉、幻想 - 来自《认识与谬误》

第一节   从感觉及其结合产生概念,概念的目的必须通过最抽象的和最容易的方式把我们导向与感觉最大一致的可觉察的观念。于是,所有的智力活动都开始于感性知觉并返回它们。我们真正的心理的工作者是这些可察觉的图像或观念,而概念则是告诉大量的构成者去哪里和做什么的组织者和瞭望者。在简单的工作中,理智直接与该工作者接触,但是对于较大的任务,它与指导工程师打交道,如果指导工程师没有注意可靠的工作者的保证,那么他们无论如何是无用的。观念的游戏甚至使动物减轻了短暂印象的严酷。如果文明人比原始人为未来提供更多的……去看看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 来自《文明的冲突》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从历史上继承的联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可能减弱或消失。建立紧密的文明间“伙伴关系”的愿望,如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达的那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