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死灰复燃 16、卢沟夜月月色昏

 《二战全景纪实》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形势开始转变。

  日本帝国主义也完全确立了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制,日本整个国家纳入了战争轨道。

  到1937年1月,日本陆军常备军人数增至45万人。

  这一年,海军员额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军事预算竟占全部国家预算总额的60%以上。

  在对华作战问题上,日军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

  以陆军统帅系统、参谋本部的多数人为代表的一派,重视对苏关系。

  尤其在《日德防共协定》签订后,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布署对苏作战上,强烈反对把军事势力扩展到华南。

  而关东军和军部与中国问题有关系的人则把扩大侵华战争放在重要位置上。

  他们一心想通过侵华战争建立功勋,所以意见激进,态度强硬。

  1937年6月30日,近卫文麿就任日本首相,狂热侵华分子东条英机由关东军宪兵司令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

  他认为,“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正在形成,应立即扩大侵华战争,狠狠打击南京政府;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看,使用武力打击南京政府,也可除去背后威胁。

  近卫文麿首相和日本天皇采纳了东条英机的意见,在全国大肆制造侵华舆论,宣扬其侵华的“合理性”。

  当时,东京歌舞剧院大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大放1932年进攻上海的《炸弹三勇士》。

  日本不仅把这三个侵华分子称为“英雄”,特升两级,授予金鸡奖章,举行了街村葬礼,还摄制了100部以上的影片,来煽动侵华狂热。

  日本侵略者为了麻痹美、英等帝国主义,一面把其侵华战争说成是“对苏战争的序幕”,并派军舰袭击苏联舰队;一面散布和平烟幕,鼓吹“日中友好提携”,麻痹南京政府,掩盖其大举侵华的阴谋。

  从1936年5月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大规模增加其在华北的兵力,在长城古北口修建炮台,在北宁路屯驻重兵。

  大批日舰驶入青岛、上海。

  日本关东军进入北平通县及平津一带,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田中隆吉、松室孝良、今井武夫以及大使馆武官等四处活动,策动伪蒙和冀东22县独立,推行冀、鲁、晋、察、绥五省特殊化,脱离南京政府。

  他们还大肆扶植汉奸、走狗,筹建和扩大效忠日军的伪军和民团,为其扩大侵华战争,镇压抗日人民充当炮灰和刽子手。

  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津一带已成为国防前线。

  北平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本重兵驻守。

  北平的东面,有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大批伪军。

  仅在北平的西南面,才有中国的第29军部队防守。

  这样,位于平汉铁路线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惟一门户。

  卢沟桥位于永定河(古称卢沟河)上,始建于大金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完成于1192年,是女真族统治北方时修建的。

  桥长2665米,宽约8米。

  由11孔石拱组成,桥上两旁建有石栏,栏上有485只姿态各异、精心雕刻的石狮。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元初来到北京,对卢沟桥赞不绝口。

  他在游记中说,此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由于卢沟桥是通向“天朝”京城的惟一通道,地处要冲,元、明、清以来多次予以修建。

  清乾隆皇帝所题“卢沟晓月”石碑,至今屹立于桥东端北侧。

  每天黎明之时,东方已经发亮,西天仍挂着一轮明月。

  东方的光亮欲拨去夜的帷幕,皎洁的月色仍一泻千里,延缓着夜的温柔与宁静。

  尤其是那485只狮子,更显得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的肥胖滚圆,有的精干矫健;有的意态懒散,有的嬉戏耍闹;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则凶猛异常;有的顽皮地爬在雄狮身上,有的则幸福地躺在母狮怀中。

  由于“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享誉中外,历代中外游客不顾旅途辛苦,总要赶在天亮以前观赏此一迷人景致。

  卢沟桥不仅是风景名胜,更是战略要地。

  它东连丰台,西南连长辛店,联络着京广、京包、京山三条铁路干线,是北平以至华北通向中国南方的咽喉要地,故有“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的美名。

  我军若能继续控制这个地方,就进可攻,退可守;要被敌人占领,北平就变成一座孤城。

  当时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线,占领北平城,进一步促使冀察“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为后方,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卢沟桥旁有一座小城,古名“拱极城”,辽以后改称“宛平城”。

  城制虽小,但崇墉百雉,俨若雄关,是进出卢沟桥的咽喉。

  宛平县辖区内有平汉线之卢沟桥,北宁线之丰台,平绥线之清河各大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中与日寇机智勇敢地周旋的宛平县长王冷斋写过50首著名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其中一首专写宛平城的重要,诗曰:雄峙平西拱极城,中原逐鹿几兵争。

  而今三路纵横过,南北咽喉一宛平。

  1936年9月18日,日步兵一中队在丰台演习,要通过我军守卫线。

  我守卫士兵予以阻止,日军不听,遂起冲突。

  此事虽未扩大,并经双方调停和平解决,但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增兵攻占了丰台。

  继而又以营房不够住为由,提出在丰台与卢沟桥中间地带修建兵营和飞机场。

  日军先后十多次向我方提出,并先后在北平市政府、宛平县政府、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及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部等处与我方代表谈判,均遭到我方严辞拒绝。

  日军见官方不上钩,便以重利收买当地地主的土地。

  虽然少数地主为重利所动,但经各方剀切开导,日寇终未得逞。

  日寇便决计发动卢沟桥事变。

  当时,驻守平津的是宋哲元的第29军。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祥的部队,有着抗日传统,后被张学良收编。

  这个军下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1个特务旅,并把地方保安部队编成2个旅,作为正规军训练使用,总兵力不下10万人。

  驻守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的是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宋哲元因一直不满日寇侵略行为,经常与日军发生磨擦,引起南京当局的极度不安,一直想把他调出华北,但因华北吃紧,一时未能实行。

  宋哲元在南京当局不抵抗命令的统御下也无能为力,就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思想,在军事上未做积极的防御准备。

  日寇则一方面在长城地区集结军队,一方面对第29军官兵软硬兼施,还导演了一幕表示“亲善”的“鸿门宴”。

  1937年6月6日,经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东方劳伦斯”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策划,第29军团以上军官与日军驻北平附近连以上军官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

  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第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38师第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28旅旅长李致远等。

  日方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等。

  联欢开始后,先由宋哲元和松室孝良讲话,然后一起照相。

  宴会开始后,酒过三巡,日军顾问松岛便趾高气扬地起立,始而舞蹈,继而弄刀,使宴会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29军副军长秦德纯对身边的董升堂旅长说:“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说:“我先打拳,后耍刀。”

  说着跳入大厅中间,先打了一套八卦拳,后威武地劈起刀来。

  李致远旅长也打了一套拳。

  何基沣旅长则高唱黄族歌,歌声洪亮且悲怆: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歌声中,第29军的军官们一个个都拿出刀来,准备劈刀比武。

  日军军官突然把宋哲元、秦德纯等一一高举起来。

  第29军的军官们也立即把松室孝良、松岛等一一高举起来。

  会场气氛更加紧张,但总算没有打起来。

  最后,由宋哲元和松室孝良说了几句“友好”、“亲善”的假话和鬼话才算草草收场。

  这次“鸿门宴”后,第29军军长宋哲元经蒋介石批准,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其父修坟去了,而日军却加快了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准备工作。

  土肥原亲自到卢沟桥进行策划。

  7月6日,驻守卢沟桥及宛平县的金振中营长化装去侦察,发现日军正以卢沟桥为假想阵地进行演习,炮兵紧张地加固工事,战车穿梭往来,震耳欲聋,行动十分异常。

  他立即返回营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连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并提出一定要在敌人进入我阵地百米以内再射击,确保杀伤效果,决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力网。

  金振中是保卫卢沟桥战斗的直接指挥者。

  他1902年生于河南固始县。

  早在1924年他就跟随了冯玉祥,后编入第29军。

  他参加过喜峰口战役,因作战勇敢,受到师部嘉奖。

  1936年任营长,奉命防守卢沟桥及宛平城。

  为保卫卢沟桥,他提出“宁为战时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

  1937年7月7日夜11时许,宛平城东门外传来数响枪声。

  此时,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正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他以城中枪响,引起演习部队混乱,造成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

  并由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向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提出交涉。

  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当即请示了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

  秦下令宛平驻军代为搜寻,但拒绝日军入城。

  宛平驻军经过查寻,由第219团吉星文团长正式回答日军:“时值深夜,日军入城足以引起地方不安与误会,且我军官兵正在睡觉。

  经查,城内并无日军失踪人员。

  关于开枪之事,枪声是从城外传来,我军每人所带子弹一枚不少。”

  日军对此回答十分不满。

  秦德纯便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同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翰等前往日本特务机关部与松井交涉。

  此时,所谓失踪之日军士兵业已归队,日军已无理由进城搜寻。

  松井却说:“必须查明如何失踪,以便谈判。”

  要求双方派员进城调查。

  王冷斋同意调查。

  遂由王冷斋、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承业与日军代表寺平、樱井和通译斋藤茂六人前往宛平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组刚刚组成,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余人携带大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进发,事态十分严重。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找到宛平县县长、调查组成员王冷斋说:“现在事态紧迫,应即迅速处理。

  阁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以免延误扩大。”

  王冷斋当即回答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商定,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

  牟田口再三要求,王冷斋坚决予以拒绝。

  于是中日双方调查团分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我方外交专员林耕宇、县长王冷斋和日辅佐官寺平乘一辆车;日方樱井顾问、斋藤秘书和我方周永业交通处长乘坐另一辆车。

  当车行至离宛平县城约两里的地方,已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已摆列好了,正准备战斗。

  日本辅佐官寺平让车停好后,请王冷斋下车,并拿出一张地图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等不及调查谈判了。

  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让日军进入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冷斋一听日军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此来只负责调查。

  适才牟田口要求我负责处理,我已回拒。

  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要求太无理,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寺平带着欺骗和威胁的口气说:“平日日军演习都可以穿城而过,为何今日不能进城?”王冷斋驳斥说:“你接事不久,不了解情况,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的部队穿城而过。

  你说的情况发生在何年何月?有何证明?”寺平原以为这位县长也是一个官僚,不了解情况,便拿大话吓他,不知他对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一时被问得张口结舌。

  这时,当地日军指挥官森田联队副上前为寺平解围,并胁迫王冷斋和同车的林耕宇行至战线,以武力进行恐吓,并做出绑架的姿态。

  王冷斋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做法前后矛盾不一,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

  双方相持十多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便示意寺平进城“调查”。

  双方代表进城不到5分钟,日军即以枪炮猛烈攻击宛平城,攻占了宛平城东北方的沙岗。

  我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下令还击。

  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7日夜间,日军继续开枪开炮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而樱井则说开枪或出误会,一边要求会谈,一边加紧调兵。

  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城发动大举进攻,连续进攻3次,均被我守军打退。

  何基沣旅长激励战士说:“弟兄们,国家多难,民族多难,我们是受人民养育的军人,在关键时刻,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战斗开始不久,由于日军已做了充分准备,我平汉线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很快被日军攻占。

  为夺回这些重要据点,7月8日下午,29军从长辛店以北至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开战,并与敌展开了白刃战。

  我220团团长谢世全大刀一挥,率团猛冲。

  这个团每人只带三大件:大刀、枪和手榴弹,他们喊声震天,冲入敌阵。

  孙连长最先冲上去,一口气砍死6个鬼子,自己身上7处负伤。

  谢世全团在观音庙歼敌近一个连,并在铁路桥与卢沟桥地区反复拼杀,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游。

  铁路桥与龙王庙被我夺回。

  29军在卢沟桥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颂赞和支持。

  战争的第二天,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即组织北平各界抗日后援会援助29军。

  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参加救护,送水送饭,搬运弹药。

  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为了我军固守宛平城,很快在城墙上做好了枪眼和防空洞。

  北平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有宣传队、劳军队、募捐队在活动。

  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杀敌勇气。

  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宣言说:“全国同胞们!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共中央的号召极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一个新的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展开。

  面对这一形势,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月11日召开了紧急内阁全议。

  一方面责成在华日军通过谈判夺取平津和整个华北,一方面调动10万陆军来华。

  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定实行战时动员,要求40万在华日军倾巢出动,扩大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庐山大礼堂蒋介石大宴各国使节。

  宴会刚刚结束,豪华的舞会宣告开场,宋美龄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挽着高鼻子洋人翩翩起舞。

  几乎就在乐队的铜鼓声敲起的同时,卢沟桥的枪炮声也响了起来。

  舞会结束后,天已很晚。

  已感疲劳的宋美龄与蒋介石刚刚休息,侍从室电台收到南京急报,说卢沟桥出了岔子,29军同日军发生冲突,情况不明。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刚刚睡着,就被侍从叫醒。

  他揉了揉充血的眼睛,对着那电文发呆。

  他太太关心地说:“睡吧,反正是冲突,明天再说,深更半夜,你把委员长叫醒也办不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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