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德国的杂志文献及门格尔的著述(1871-1889)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Ⅰ

  杰文斯的《理论》出版当年(1871年)在德、法两国无人问津,同样,瓦尔拉斯的《纲要》1874年问世时在英、德两国也无人置评。门格尔的《原理》在1871年出版时处于同样的境地,只有德国人对它有评论。德国当时有四份经济学方面的杂志,其中有三份注意到门格尔的《原理》。

  《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的评论最长,它开头提到1866年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方面的活动日渐活跃,对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著作的高质量表示称赞。不过,完全是出于好意,这位评论者没有认识到门格尔《原理》是价值论的一种创新。这篇评论有两段较长的引语,其中第一段印自门格尔上述著作的前言,涉及门格尔所用的方法。评论者对门格尔的方法是同意的。第二段是门格尔特有的物品等级表。这位评论者最后慎重表示,在他看门格尔允诺的续篇之前,不对该书的价值作出判断。

  门格尔的处境在下一篇评论中没有变得更好些,该评论的作者是弗里德利希·海克,发表在《一般政治学杂志》上。海克像上述匿名作者一样,对门格尔抱有特殊的态度。他称《原理》是近期经济学方面最好的著作之一,希望作者允诺的第二卷尽快问世。尽管有这些好意,海克还是忽视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因而也就没有对它作出正确的描述和评价。价值论的革命失去了赢得支持的第一批机会之一,不是因为支持者反对它,而是不理解它。在最后一篇(又是匿名)评论中,作者对这本由年轻人写的经济学简明教科书表示悲叹。不消说,这种态度根本不可能对经济学中的新精神表示欢迎。评论者几乎没有触及本书的思想,也完全没有暗示它的内容有什么优点。

    Ⅱ

  从发表上述评论到70年代末,德国经济学杂志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杂志,也是谁都能阅读的,但它们都没有触及边际效用思想。率先打破沉默的是威廉·莱克西,他在《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81年)上著文评论瓦尔拉斯的《经济物品价格形成的数学理论》。阅读过莱克西的概述之后,当不会怀疑他对运用边际效用的理解和重视,但他没有把瓦尔拉斯的著作同门格尔的《原理》联系起来。其原因显然是他没有读过门格尔的书,尽管他后来享有广泛涉猎经济文献的名声。在庞巴维克1886年的重要文章发表之前再没有出现什么东西。我们将在后面对该文予以详论。

  下一篇关于边际效用的文章是朱利斯·莱尔在1889年写的,他有运用数学的能力和意愿;他熟悉并援引过前述所有重要的文献;这篇文章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近期某些著作的评论。亨利希·狄兹于次年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题为“古典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这是“边际效用”一词在标题中首次出现。该文把各种问题深化了,并在后来惹起了鲁道夫·奥斯皮茨,庞巴维克,朱利斯·莱尔和罗伯特·祖坎德的答复。

  1871-1889年间德国杂志的文章很少谈及边际效用,这倒不是由于编者们反理论的倾向。一些理论文章甚至谈到了价值问题,但没有谈到边际效用,例如,朱利斯·沃尔夫1886年的一篇文章虽然援引了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还用了差不多 50页的篇幅讨论价值问题,但根本未提边际效用。加纳的文章也是如此。1888年出现的一篇文章比其他两篇都长,该文提到了边际效用,也涉及到庞巴维克、维塞尔和杰文斯;即使不是这样,它也是相当完整的。

    Ⅲ

  门格尔于1872年开始执教维也纳大学,次年晋升为副教授,1879年升为教授;他于 1903年退休,1921年去世。为考察他同边际效用思想的进一步联系,我们在此只追述一下他大学生涯的前20年。1870年代初之后,门格尔同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一样,在边际效用问题上写的东西极少。他在《原理》之后写的第一批东西是一组文章,共有25篇,大部分是发表在《维也纳晚邮报》上的书评。就其性质来说,没有一篇包含效用方面的内容。评论的对象之一是J.E.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文集》本书没有给他提供任何评论价值论的机会。直到1874年评论加尼斯的《政治经济学若干基本原理》(该书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持有异议),门格尔才可能被吸引来支持他的英国伙伴。1875年当他评论G.库茨的《匈牙利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时,他又一次眼光短浅地忽略了同他的一位先驱者的联系。他怀着极大兴趣仔细阅读了库茨的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他理应看到戈森的有关材料,并预见到安德森多年前对戈森的发现。

  在发表这些报刊文章和评论之后,直到1883年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之前,门格尔没有发表什么东西。1883年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同他的《原理》联系起来,但它确实间接地促进了《原理》的传播,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而他先前的《原理》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门格尔对德国经济学的批评自然引起了德国教授们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他于次年以《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作为对最初反应的答复之后。这样以来,在一些奥地利人中间便出现了某种凝聚力,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就是指这些人而言的。而沿着另一个方向惨淡经营的德国人,接哈耶克的说法,甚至“在这场争论结束之后3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德国人受这种现已在别处制胜的新思想的影响仍然较少。”

  不过,对边际效用在奥地利人此时对效用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估价过高。从门格尔1884年10月12日在《维也纳报》上的评论可以看出,对数量不断增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文献必须小心谨慎。门格尔指出,奥地利在过去从未有过同一水准的经济文献。但他也根本没有把他自己的名字同这种运动联系起来,他对该运动的起源未置一词。尽管他在评论的开头强调了奥地利人在反对历史方法方面所起的作用,但他一点也没有暗示边际效用所起的作用。他有许多机会这样作,因为他写了一节论及维塞尔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主要规律》,该书评述了门格尔的思想,第一次使用了“边际” 一词。门格尔后来对奥地利文献的评论具有同样的特点,其中一篇发表于1886年,另一篇发表于1889年,最后这篇尤其令人失望,因为他根本没有把当年论及边际效用的优秀之作同边际效用问题或他本人联系起来。

  总之,我们可以说,尽管门格尔谈论过奥地利学派,但谁也不能从他1871年直到去世时发表的各种著述中得出这样的看法:奥地利学派同边际效用学派有什么联系。门格尔既没有认可这种联系,也不想把它减至最低程度,也不认为这种联系是当然之理。事实上,门格尔从未承认过他的学说同瓦尔拉斯或杰文斯的学说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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