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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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
  汉朝不仅在年代上继承秦朝,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继承秦朝。它巩固了秦朝首次实
现的统一。

统一思想
  为达到巩固统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许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的政策。秦
统一六国之后,丞相李斯上书始皇帝,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人善其所
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史记·李斯列传》)
  然后他提出极端严厉的建议:一切史记,除了秦记。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
他文献,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应当送交政府烧掉。至
于任何个人若想求学,他们都应当“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213年付诸实施。这虽然是彻底扫荡。实际上却不
过是长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逻辑的应用而已。韩非早已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
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李斯建议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只有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历史,一个
思想。所以医药之类实用方技之书免于焚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因为它们是技术书
籍,与“意识形态”无关。
  可是,正是秦朝的残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汉朝继之而兴,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百家”
著作又重见天日。汉朝统治者们虽然不赞成其前朝的极端措施,可是他们也感到,如果
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还是一定要统一帝国内的思想。这是统一思想的第二次尝试,是
沿着与秦朝不同的路线进行的。
  汉武帝(公元前140一前87年在位)进行了这一番新的尝试。他在进行中采纳了董仲舒
的建议。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他在对策的
结论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
舒传》)
  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正式宣布儒学为国家官方学说,六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当
然,儒家要巩固这个新获得的地位,需要用相当时间从其他对立的各家中择取许多思想,
从而使儒学变得与先秦儒学很不相同。前一章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折中混合的过程是怎
样进行的。而且自从武帝以后,政府总是使儒家比别家有更好的机会来阐发他们的学说。
  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原则,也在《春秋公羊传》中讨论过。《春秋》第一句是:
“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据董仲舒和公羊学派说,这个大一统,就是孔子作《春秋》时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制
订的纲领之一。
  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而实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议的措施,要积极得多,
也温和得多,虽然两者的目的同样地在于统一整个帝国的思想。汉朝的措施,不是像秦
朝的措施那样不加区别地禁绝一切学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领域的真空,而是从“百家”
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教义。还有一点不同,汉朝的措
施没有颁布对于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罚。它仅只规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须
学习六经和儒学。以儒学为国家教育的基础,也就打下了中国的著名的考试制度的基础,
这冲制度是用于扩充政府新官员的。这样一来,汉朝的措施实际上是秦朝的措施与以前
的私学相调和的产物。这种私学,自孔子以后越来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国第一个私
学教师,现在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国学教师。

孔于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
  这样做的结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就变得很高了。大约在这个时期,
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文献,名叫“纬书”。纬,是与经相对的,譬如织布,有经有纬。汉
朝许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经,还有些意思没有写完,他们以为,孔子后来又作了六纬,
与六经相配,以为补充。所以,只有六经与六纬的结合,才构成孔子的全部教义。当然,
这些纬书实际上都是汉朝人伪造的。
  在纬书中,孔子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纬,名叫《汉含
孳》,写道:“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另一篇春秋
纬,名叫《演孔图》,说孔子是黑帝的儿子,还列举了孔子生平的许多奇迹。这都是荒
诞的虚构。这些纬书把孔子说成超人,说成神,能预知未来。这些说法若真正统治了中
国,孔子的地位就类似耶稣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后,儒家中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头脑的人,针对这些关于孔子和儒
学的“非常可怪之论”,提出了抗议。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只是一个
圣人。孔子既没有预知有汉、更没有为任何朝代制法。他不过继承了过去的伟大传统的
文化遗产,使之具有新的精神,传之万世罢了。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
  儒家中的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为古文学派。这个学派的得名,是由于它声称拥有
“秦火”焚书之前密藏的经书,都是用古文字体书写的。相对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
称为今文学派.其得名是由于所用的经书是用汉朝通行的字体书写的。
  这两个学派的争论,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这里不必详说。这里必须说
的只有一点。就是古文学派的兴起,是对于今文学派的反动,也是革命。西汉末年,古
文学派得到刘歆(公元前约46年一公元23年)的支持。刘歆是当时最大的学者之一。由于
他全力支持古文学派,到了后来,今文学派的人就攻击他一手伪造了全部古文经,这是
很冤枉的。
  近年来,我看出这两派的来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两派。今文学派可能是先秦
儒家理想派的继续,古文学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换句话说,今文学派出于
孟子学派,古文学派出于荀子学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
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这一段话,现代学者长期困惑莫解。《中庸》据说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里,
在《孟子》里,都没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里,还是有这样的话:“国家将兴,
必有帧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里也这样说过:“五百年必
有王者兴。”(《公孙丑》下)这些话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
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门人)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相信天人感应和历史循环。我们会想起,
这些学说在阴阳五行家中都是很显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与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联系,那么,上述的荀子对子思、孟子的非议
就更加有意义了。因为董仲舒观点的原型如果真的出于孟子一派,则董仲舒是孟子一派
的新发展,根据董仲舒来判断孟子,则孟子也的确可以说是“僻违”而“幽隐”了。
  这个假说,还有事实可以增加它的力量。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为《春秋》是
孔子所作,都特别重视《春秋》。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
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
下)孟子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是作天子所作的事。从这个说法,很容易得出董仲
舒的说法,说是孔子果真受天命为天子。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董仲舒阐明他的人性学说时,总是毫不隐讳地拿它与孟子的人
性学说作比较。在前一章已经指出,二人的人性学说的不同。实际上只是用语的不同。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假说,认为今文学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继续,那么就
只有假定古文学派是儒家现实派即荀子一派的继续,才合乎道理。正因为如此,所以公
元一世纪的古文学派思想家,都具有与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在这方面,
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响,前面已经讲过了)。

扬雄和王充
  扬雄(公元前53一公元18年),是古文学派成员,就是持有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实例。
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这正是《老子》和《易经》
的基本思想。
  他还写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击阴阳家。当然,他在《法言》中也称赞了孟子。
不过这也无碍于我的假说,因为孟子虽有某些阴阳家的倾向,可是从未走到像汉代今文
学派那样的极端。
  古文学派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王充(27一约100年),他以惊人的科学的怀疑精神,反
对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他谈到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时写道:“《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论衡。铁文篇》)又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
  他用这种精神有力地攻击了阴阳家的学说,特别是天人感应的学说,无论是目的论
的,还是机械论的。关于天人感应论的目的论方面,他写道:“夫天道,自然也,无为。
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论衡·谴告篇》)
  关于此论的机械论方面,他说:“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
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顺逆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
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论衡·变动篇》)

道家与佛学
  所以王充为后一世纪的道家复兴开辟了道路。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道教”与
“道家”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我们要讲的是道家哲学的复兴,这种复兴
的道家哲学,我称之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汉朝末年,道教也开始产生了。现在有人把这种民间的道教
叫作新的道家。古文学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阴阳家成分。这些成分后来与道家混合,形成
一种新型的杂家,叫做道教。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还原为师的地位,
老子则变成教主,这种宗教模仿佛教,终于也有了庙宇、神职人员、宗教仪式。它变成
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几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学,所以只能叫做道教。
  在这以前,佛教已经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入中国。这里也必须强调“佛教”与“佛学”
的区别,前者是宗教,后者是哲学。刚才说过,佛教在制度组织方面极大地启发了道教。
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的发展则是受到民族情绪的极大刺戟,人们愤怒地注视着外来的
佛教竟然胜利地侵入中国。有些人的确以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国本地的信
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又
从它的外来对手借用了大量的东西,包括制度,仪式,以至大部分经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还有它的哲学,即佛学。道教虽然一贯反对
佛教,但是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当然,在出世方面,道家不及佛学。可是在神秘的形
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处。道家的“道”,道家说是不可名的;佛学的“真如”,佛学
也说是不可言说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
这样的名词术语,正是中国话所说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三、四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一般都是道家,他们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
的亲密朋友。这些学者一般都精通佛典,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经典,特别是《庄子》。
他们相聚时的谈话,当时叫做“清谈”。他们谈到了“非非”的时候,就一笑无言,正
是在无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这类场合,就出现了“禅”的精神。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学和道
家哲学最精妙之处的结合。它对后来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将
在第二十二章详细讨论它。

政治社会背景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朝独尊儒家和尔后复兴道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上来。儒家的胜利
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当时存在的一定的环境,使儒家的胜利简直是
不可避免的。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以法家哲学为基础的残酷无情的精神,这在对内控制和对外
关系中都表现出来。秦朝亡了以后,人人就谴责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讲儒家的仁义道德。
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韩非以及苏秦、张仪之学的人一律不
准举为贤良做官(见《汉书·武帝纪》)。
  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与法家距离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
很自然地发生了有利于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汉朝初期,所谓“黄老之学”的道家,实
际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一前157年在位)就深爱“黄老”;大历
史家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指》中对道家评价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学来说,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尽可能少管事情。所以圣
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他就要尽量消除。这恰好是汉初的人所需要
的,因为秦朝造成的苦难之一,就是管的过多。所以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率领他的革命
军队,进入秦朝首都长安的时候,就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
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见《史记·高祖本记》)。汉朝的创建人就是这样地实行
“黄老之学”,虽然实行了,无疑是完全不自觉的。
  所以道家哲学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政策是除秦苛法,与民休息,使
国家在长期的耗尽一切的战争后恢复元气。到了元气恢复了,道家哲学就不再适用了,
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们在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是保守的,同时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于它本质上是贵
族政治的哲学;它又革命,就在于它给予这种贵族政治以新的解释。它维护君子与小人
的区别,这一点是孔子时代的封建的中国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时坚决主张,君子与
小人的区别不应当像原先那样根据血统,而应当根据才德。因此它认为,有德有才的人
应当就是在社会居于高位的人,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章已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以家族制度为骨干,儒家学说给予家族制度以理论
根据。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老百姓从封建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旧有的家族制度仍然
存在。因而儒家学说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也仍然存在。
  废除封建制度的主要后果,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正式分开。当然,事实上新的地
主们在当地社会上拥有很大势力,包括政治势力。可是至少在职务上他们不是当地的政
治统治者,虽然他们通过财富和声望时常能够对国家任命的官员施加影响。这总算前进
了一步。
  新的贵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许多人远远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
们全都需要儒家专门提供的一些知识。这就是有关繁文缛礼的知识,要靠这些来维持社
会差别。汉朝的创建者刘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对手之后,第一个行动就是命令儒者叔孙通,
和他的门徒一起,制订朝仪。首次试行新的朝仪之后,刘邦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
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的作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赞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
新的贵族喜欢儒家学说,即便是对于它的真正精神他们也许反对,也许不知。
  可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个事实,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称为“孔子学
派”,很不确切,须知儒家就是“儒”家。这种“儒”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学者,他
们精通古代文化遗产,这种双重身份是别家所不具备的。他们教授古代文献,保存伟大
的文化传统,对它们作出他们能够作出的最好的解释。在一个农业国家,人们总是尊重
过去,所以这些儒也总是最有影响。
  至于法家,虽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从未全部被人抛弃。在第十三章,我已经
指出,法家是些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是能够针对新的政治状况提出新的统治法术的人。
所以,随着中华帝国版图的扩展,统治者们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论和技术。这就使得汉
朝以来的正统儒家,总是责备各朝的统治者是“儒表法里”。但是在实际上,不论儒家
学说、法家学说,各有其应用的适当范围。儒家学说的专用范围是社会组织,精神的和
道德的文明,以及学术界。法家学说的专用范围则限于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
  道家也有行时的机会。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政治、社会秩序大乱,人们对于古
代经典的研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很自然地倾向于批评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
样的时代,儒家学说自然衰落,道家学说自然兴盛。这时候道家学说提供尖锐的批评,
以反对现存的政治、社会制度;还提供逃避现实的思想体系,以避开伤害和危险。这些
正适合生于乱世的人们的需要。
  汉朝亡于公元220年,接着是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才告
结束。这四个世纪,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频繁的战争和朝代的更迭,一系列的朝代
统治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一系列的朝代统治中国的北部。另一个特征是几个游牧民族的
兴起,有的是用武力越过长城,定居华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几个朝代就是他
们建立的,其势力始终未能扩展到长江。由于这些政治特征,这四个世纪通称“六朝”,
又称“南北朝”。
  这是一个在政治、社会方面的黑暗世纪,悲观主义极为流行。有些方面它很像欧洲
的中世纪,时间也有一段是同时。这时候,在欧洲,基督教成为统治力量;在中国,新
的宗教佛教迅速发展。可是,若是说,这是文化低落的世纪,那就完全错了,——有些
人就是这样说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取文化一词的狭义,那就可以说,在这个世纪,
在几个方面,我们达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绘画,书法,诗歌和哲学在这个时期都
是极好的。
  下面两章就来讲这个时期主要的本国哲学,这个哲学我名为“新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