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国的实践历程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什么是支持和推动这个政府的主要动力呢?是美德。我指的是公共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创造过许多奇迹,它将会在共和主义的法国创造出更加惊人的奇迹。①——罗伯斯庇尔

  1793年6月,雅各宾派正式执政。

  这是前期革命的延续,又是前期革命的断裂。所谓延续,即谓在此之前,卢梭思想的影响已渗透法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弥散于四方的卢梭幽灵正在向一个焦点辐凑;所谓断裂,即指雅各宾派执政后,突出实践卢梭的道德理想,尽可能排除先前与之共存的其它革命成份、革命要求,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革命逐渐出现道德革命的一元独断面貌。

一、道德法庭——统治合法性的转移

  革命被两种冲突的成份撕裂。用法国史学家贝尔纳·克罗蒂桑的话来说:  

  一个倾向于整体主义,一个倾向于个人权力。一个追求按照人权宣言捍卫个人的不可侵犯性,另一个追求建立一个超个人的国家,成为公民的至高无上的实体。后一种追求,就来源于卢梭的著作②。

  后一种革命追求,要求建立新的统治合法性——道德合法性,用以取代先前所追求的法理合法性。这就意味着波旁王朝传统型统治崩溃以后,取而代之的统治将暂时不是法理型统治,而是奇理斯玛型统治。

  这一合法性转移在雅各宾执政前即已悄悄开始。初见端倪者,是1792年的9月屠杀事件。

  1792年9月2日至5日,巴黎市民在前线告急、后方空虚的恐慌气氛中,害怕监狱在押犯及嫌疑犯暴动,自发组成私刑队伍,冲进各监狱杀人。在未有任何司法程序审判的情况下,处死1,100多名囚犯,包括许多教士。这一事件是否合法?议会辩论时,议员普遍承认,这一行动难以寻证司法合法性。然而,群众的“直接干预”又不能不得到批准,哪怕是事后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布列坦尼的一个议员说:

  不,我不怜悯他们,那些狂热的教士。他们对祖国做的坏事太多了。我重复一遍:少数人总是有罪的。尽管从权力上说,他们有法律保护③。

  这就提供了一种新的逻辑:少数人总是有罪,居于人类中的少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邪恶的证据,邪恶者不受法律保护。

  内政大臣罗兰于事变当天写信给议会,显然接受了这一逻辑。他用道德正义来为屠杀行为辩护:“我知道人民报复虽属可怕,但仍有相当的正义”④。

  罗伯斯庇尔11月5日在议会中发言,打断议会中有关司法合法性的辩论:“让我们为更令人激动的灾难掉些眼泪吧!几乎仅仅为自由的敌人叹息,我认为这种情感是可疑的”。⑤

  这种高调逻辑,即为罗伯斯庇尔的“语言魔力”,以后曾反复出现。高调逻辑的作用在于,每当政治进程遭遇制度安排的技术性困难,它总能从高处奔泻而下,以道德激情冲破障碍,以政治上的道德判断转换政治上的技术讨论。高调逻辑作用频繁,则意味着法律权威岌岌可危。一种新的合法性理论迟早要在法理权威之旁抬头,并取而代之。

  如果说9月屠杀案的道德合法性,尚属事后批准,那么在两个月后的国王审判案中,则可以看到道德合法性与法理合法性的当场辩论。到这个时候,道德合法性已不是事后批准,而是从后台走上前台,公开论证非程序化、非理性化的“正义” 行动了。

  92年11月13日,议会进入辩论,国王是否能够受审?这一问题又遭遇司法障碍。按照1791年宪法规定,国王不受审判,但是,革命若须深入,则国王又不能不审判。这种两难局面使议会陷于胶着状态。一个议员叫道:“难道让我们到旁的行星上去找裁判官吗?”⑥

  12月27日,圣鞠斯特发言,突发惊人之语,把这一问题从司法范围一下子转移到道德范围来讨论;

  纯洁是人民的基本天性,罪恶是人民之敌不可避免的污迹。

  国王的辩护士们,你们要为他做什么?如果他是纯洁的,那末人民就是罪恶的⑦!

  这样尖锐、逼仄的善恶对立,使得议会只能在善、恶两元中选择“善”,而不是在合法、非法中选择“合法”。法律陷于尴尬,新的合法资源——道德,在法理尴尬中堂皇升起。如同他所崇拜的卢梭一样,圣鞠斯特在这场司法困窘中,是以语言转换来摆脱危机,把司法逻辑换算为道德逻辑,一冲而过,冲破了这场折磨众多议员的合法性危机。

  罗伯斯庇尔的立场更彻底,他要求的不仅仅是道德审判。他推动议员们道德原点,而不是面对司法程序来考虑问题,甚至回复到国王和人民在缔结社会契约前的自然状态来考虑问题,以道德法庭来处死国王,而不是审判国王。因此,他的理论向着先验原理升华了一大步,他的要求则向着激进主张大大跨进了一步。卢梭之论辩风格在他的下述发言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公民们,大会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问题的本质。在这里没有什么提出诉讼的理由。……你们的任务不是对某人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是采取拯救社会的措施,起到国民先知的作用…… 在自然法庭里所进行的这一巨大诉讼案,犯罪和善行之间、自由与暴政之间的诉讼案,最终的裁决将有利于犯罪和暴政。

  人民的审判不同于法庭的审判,他们不作判决,他们像闪电一样地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为乌有。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⑧(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的这次演说非常成功。大厅里的听众像被魔法缠住了一样,寂静无声。当他的演说结束时,突然掌声雷动”。罗伯斯庇尔的演说通常都具有这种效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魔法”?科班在《法国革命面面观》中评论此事,对这一“魔法”的后果说得很准确:“国王受审并处死一案,开启了一个先例:从此,出现了一系列政治性的审判和指控,在这些审判和指控中,所有司法公正的观念统统废黜了”。⑨

  问题并不在于国王是否应该受审或处死。极而言之,诚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路易应该死,因为人民需要生”,能否既让路易死,又让法理权威活呢?换言之,当法律程序发生障碍时,能否通过修改具体法律程序的手段,既适应情境逻辑的需要,又维护整个法理系统的尊严,而不是“不作判决,像闪电一样地予以打击”?法国人似乎不习惯这样的思路。与此相对,美国人则擅长于修宪的补充手段,一部成文宪法不变,却后缀有200多次补充条款;英国人则连成文宪法也没有,却通过尊重前案惯例之习惯,有效维护了法理之尊严。按照法国革命的逻辑,美国人既有200多次补充条款,即应有200多次宪法危机;英国人连宪法都没有,则更应该不断起义。这样“闪电式打击”的政治思维实在是太危险了,无怪法国著名史学家勒费弗尔悲叹:“司法权的次要地位和立法权的纯代表性,这是法国公法中两项永不变更的原则。”D E

  如此辩论之结果,罗伯斯庇尔获胜,一方面是“国王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则是“法理化为乌有”。自然状态战胜了司法程序,道德法庭战胜了理性法庭,启蒙运动积三代人努力筑起的反对宗教法庭的理性堤坝,在道德良知的滔滔雄辩中化为乌有。国王审判及国王之死,再好不过地说明法国革命前期追求理性统治的努力归于失败。道德动员取代理性权威,奇理斯玛式的道德统治升出了地平线。

二、道德救赎——重组市民社会

  奇理斯玛升出了地平线。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吗?在它化为日落之前,确实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说:“在法国革命最初的几年里,社会固有的那种自我神话或创造神明的倾向空前显著地表现了出来。这种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传道者,深深感化了广大群众,最终还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事物”。D F

  道德救赎之扩张,当务之急是观念先行,倒果为因,把塑造道德新人的教育革命放在首位。1793年6月23日,雅各宾执政的第一个月,即公布教育体制改革的法令。

  围绕着塑造新人和教改方案,国民公会展开了激烈辩论。

  雅各宾党人俾约·瓦伦出版了一本《共和主义基础知识》的小册子,提出革命者必须承担起“提高人民道德”的责任,国家必须代替父权,抓起年轻一代的教育。否则,“你们必将失去年轻的一代”。他盛赞斯巴达教育“是转向道德的一个明显例证,这一例证说明,从腐败道德向简朴道德的转化能够进行,而且要比败坏一颗正常心灵更容易、更迅速。人们如何能够怀疑,人生来就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天性,倾向于追求并崇尚美德?”

  孔多塞,杰出的数学家,百科全书派当时仅存的一个活着的成员,也提出了一个教改计划,却遭到雅各宾派议员迪朗· 马来纳的讽刺。后者说孔多塞的这一计划是推行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无神论,而不是追随卢梭的教诲。

  迪朗·马来纳的发言又遭到百科全书派的崇拜者雅科· 杜邦的反驳:“迪朗·马来纳竟敢在8月10日以后重复那位日内瓦哲学家的怀疑和谬论。那位哲学家说什么科学与艺术败坏了道德。我请问迪朗·马来纳先生,所谓道德的败坏,说得如此夸张,以致人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否要考虑一下,应该把道德和诚实马上从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驱逐出境?迪朗·马来纳主张限制人的理性,甚至追随专制者的榜样,限定人的思想和能力,而不是让人的思想和能力在共和制度下,进入所有方面,探索所有可能的方式,以扩展人的领域,这种主张实在是太荒谬了”D G。

  杜邦攻击卢梭,当然不为雅各宾派所容。国民公会拒绝了杜邦意见,将雅各宾一派的佩蒂埃所提出的教改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佩蒂埃的方案充满道德理想:“所有的孩子都从父亲身边领走,交由国家教育:教育免费;男孩从5岁到11岁,女孩从5岁到12岁,穿同样的衣服,受同样的教育;饮食菜谱有严格规定,禁绝酒和肉类;他们必须割掉与家庭的联系,形成新的人种,爱劳动,有规范,守纪律;他们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与我们已经腐烂的那一部分人类隔离开来。”D H

  有人指责上述方案是“乌托邦”,佩蒂埃的兄弟费里克斯大声争辩说:“乌托邦?他们如此贬低柏拉图和托马斯·莫尔的高尚思想?”

  与此同时,圣鞠斯特提出了一份更为彻底的方案,勾画了一幅完美的民粹主义社会蓝图。

  佩蒂埃的方案仅仅规划了孩子从5岁到11岁或12岁的教育。接下来的岁月怎么办呢?或者说,共和国如何规划成年人的道德生活呢?圣鞠斯特写有《共和主义制度》一书,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最重要的是这三大方面:教育,道德监护官和抚养与继承,至于经济和政治则从属于道德问题。他比佩蒂埃更为彻底之处在于:

  母亲抚养孩子,5岁而止。在此之后,孩子交给共和国,直至老死;那种从未哺育过孩子的母亲,在祖国看来,已不能作为母亲而存在;孩子5岁后进学校,只能穿布衣,吃蔬菜、水果,只能饮水,不能喝酒;每晚在地席上睡八小时;他们得学习阅读,写作和游泳,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学会坚强;他们将被教育成热爱沉默,厌弃聒絮,他们只学一些简约的词汇;

  从10岁到16岁,孩子的教育是军事和农艺;逢收获季节则要下乡支援农业;从16岁到20岁,孩子们必须学会一门精湛的工业技术或农艺技术。20岁至25岁,他们必须去服兵役,为祖国而战……。D I

  以上所说都是男孩。至于女孩,圣鞠斯特只用两句话就打发了:女孩归母方家庭抚养;一过10岁,她们没有父母或其它监护人的陪同,则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每一个人到了25岁,就必须到神庙里去,向众人宣布他的朋友是哪些人。这一宣布必须在每年的风月里更新一次。(如果一个人与朋友断交,他必须向众人说明理由,否则当受惩罚!”)

  卢梭生前所设想的透明社会,也就不过如此?还有甚者: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的朋友也应受惩。因为他朋友不知情,等于说这个朋友在友谊中不受信任,也就是说,这个人没有朋友了,因此,他必须受惩”D J。

  这岂不是一种连坐法?但圣鞠斯特之初衷却是,当着瓦解家庭联系的时候,应该代之以公民之间紧密的道德联系,以此奠定新型道德国家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持民族的道德联系,还必须对外国人保持警惕:“正是外来者,一代又一代地引导我们走向他们的目标;外国影响造成了叛国者,使得邪恶受到尊崇,美德受到蔑视;他们使我们不得安宁”!D K

  最后,在这个民粹主义道德理想国中,还要选举道德模范,设立道德监护:

  在每一场革命中,都需要有独裁者来拯救国家,监护者来拯救道德;D L

  监护者从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中选出。他们在每年的老人节那天去神庙朝拜,让众人评议。如无非议,他就可以佩上白色值星带,标志他已当选,从此履行对美德的监护职责;

  这些佩戴白色值星带的监护者要维护神庙里的烛火长明不灭,重点监督对象是那些官员、军官和议员代表的道德行为。这些人一旦被发现腐败行为,立刻从高位上撤换下来。监护者要使人敬畏,在公共场合,他们通常是缄默不语,这是一条禁令,任何人不得违反。D M

  热月政变后,在圣鞠斯特的文件堆里发现有一个法令提纲,宣布建立监护者阶级。圣鞠斯特写道:“救国委员会责成我来宣布下列法令:在法兰西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建立监护人 ……监护制作用于政府,决不能作用于不可腐蚀的人民 ……”D N

  该法令几乎逐字不漏地抄录了他在《共和主义制度》中的那些狂热设想。至此,似应承认,雅各宾派并不仅仅崇信行政权力改造市民社会的威力。他们不也有权力制约意识?只是他们所设计的权力制约,原来是以道德监督权力,而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这场教改大辩伦——实际上也是再造新人重组市民社会的大辩论中,罗伯斯庇尔态度如何?

  1793年7月13日,也就是与圣鞠斯特写作上述小册子的日期同时,罗伯斯庇尔从费里克斯那儿接过佩蒂埃的方案,略加修改后,作为他的提议,向国民公会提出。他的演说词是这样开头的:

  国民公会给历史将留下三项足堪纪念的伟业:宪法、市民法典和公共教育。

  征服和胜利的荣耀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美好的制度能够长存,并且德化所有的民族。

  我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议论的东西并不符合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理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计划。我已经领受了一套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考虑过究竟是在哪一关键点上,人类被我们旧的社会制度的罪恶所腐蚀。我确信,必须来一次全盘更新。如果让我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意见,那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人!

  罗伯斯庇尔把制度和教育作了区分,教育作为观念先行,优先于制度建设:

  教育联系每一个人,并且泽被天下。然而,现在却被人们忽视了。

   就我而言,我坚信,我们在确立一种制度以前,必须确立这种制度的基础。制度只能播益于少数人,教育却能播益于所有人。O E

  着重号是我加的。很显然,那套庞大的教育体系领受于卢梭。人类被社会罪恶所腐蚀,必须全盘更新社会制度等,也非卢梭莫属。更重要的是,卢梭“倒果为因,观点先行”的危险观点,在这里开始进入了实践层面。

  这场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重塑新人的辩论,幸亏被战争危机所打断。但是,雅各宾派执意贯彻卢梭教化新人哲学主张的热忱,却未中断。在危机年代里,他们抓紧了另一方面的教化——对于既成年人的教化。

  1793年,国民公会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面向社会成人,以新的教化手段推进法兰西社会再生的伟大工程。新人教化全面铺开,是一幅极其宏伟的社会改造图景:

  1、共和历。

  与民更始,启新正朔,历来是各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必然现象。但是,雅各宾派超越了一般统治者在这种时候的狭隘眼界。他们以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代表面目出现,从最原始的时间概念开始,启发人类自然状态,从中吸取道德能源。1793年10月5日出台的共和新历,就打上了这一鲜明的自然与美德的烙印。

  新历完全顺应自然秩序,每三个月为一个自然季节。12个月的月名废弃罗马诸神的名字,而是随当月的自然物候命名: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每月30天,每年多余5天最初被定名为“无套裤日”,后来又分别定为“才智节”、“劳动节”、“美德节”、“舆论节”和“报酬节”。

  饶有趣味的是,共和历比共和宪法还要持久。法国革命全过程共有5部宪法,每部宪法都很短命。而共和历一经启用,则延续12年之久,而且在革命后还常被人们重新采纳。如1848年革命中,志士仁人称他们的斗争为“共和五十六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社员们使用的是“共和七十九年” 的年号,甚至进入20世纪后,1968年的“五月风暴”,还曾激起人们对共和历的怀旧情绪。法兰西政治文化于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战斗风格,在法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此可略见一斑。

  2、文艺和演出。

  1794年5月16日,救国委员会曾专门颁布法令,号召文学家大写革命的主旋律。据统计,十年革命中所产生的革命歌曲多达3,000多首。流传较广的有《马赛曲》、《出征歌》、《就这么办》等。戏剧方面,巴黎剧院从卢梭时代的3座,一度激增至近50座。1793年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巴黎市府指定的一些剧院,必须每周上演三次描写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悲剧,或其他表现革命题材的剧目;其中可由国家负担一次演出费用,戏票免费发放,时间规定在下午5:30至9点之间,以方便劳动者。当时有议员认为只要看过《布鲁图斯》一剧,人人心脉贲张,都会成为刺杀暴君的壮士。据统计,革命时期共创作和上演的戏剧达2,000余部。政府还曾试图创造一种类似于中国街头活报剧那样的政治性鼓动剧,每逢节日庆典,就在广场上演出,以此烘托和强化革命气氛。

  与此同时,不破不立。在雅各宾派最终禁绝戏剧以前,1793年8月2日的法令已规定,不得上演败坏道德和宣扬王权迷信的旧戏、坏戏。政府成立的专门审查剧目的委员会多达12个,它们在两个月内就查禁了150部戏剧,其中33部被禁演,25部被勒令修改。1794年5月,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风格作品被查禁。其他如谢尼埃这样最著名的革命剧作家,他创作的《蒂投莱昂》等作品,也因一两句台词被认为有反革命意味而被撤消。

  3、图书和文物。

  雅各宾派真诚地希望图书和文物能为全民所用。1793年6月曾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图书、档案、博物馆事业。1793年10月法令曾规定,“有价值、可运送的文物古迹,若带有违禁内容,清除起来可能造成损害者,得送交邻近的博物馆,以便作为国民教育的材料而妥加保存。”国民公会规定一切博物馆向人民免费开放,从而使各种艺术遗产第一次成为人民的财富。名闻遐迩的卢孚宫,就是在雅各宾执政的1793年6月,第一次向平民大众开放的。

  与此同时,革命者的道德审视也未放过对图书、文物和艺术品的检查。1793年6月,让·邦·安德烈就这样说过:“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并非科学,而是道德。如果我们真想成为共和主义者,我们就必须至少忘却一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当时,民间已出现焚书运动,在国民公会引起激烈辩论。国民公会一度通过一些关于保护图书的法令。但是一部分激进人士还是要求从严审查书目,以免漏过“毒草”。国家书志署署长多梅格打报告给国民公会,要求“用革命的解剖刀审查庞大书库,割去图书躯体中发生坏疽的部分”。

  4、国民节日和人民大游行。

  卢梭生前曾在给科西嘉、波兰的立法建议中,多次提出执政者应有意识地创造大众节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激扬道德理想。对此,雅各宾派的创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历史中同类活动的巅峰程度。1793年12月关于组织国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国和地方性的节日与公民会议、剧场、军事演习等一起让列入“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内容。当时全国性的重大节日有: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1790年联盟节、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权、1793年1月21日处死国王、1793年5月31日推翻吉论特派等周年纪念庆典。此外还有36个每隔十天举行一次的全国性节日聚会,反复激发人民的理想精神,几乎达到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的频繁密度。

  节庆的主题设计罗伯斯庇尔都亲自过问,具体实施由大卫安排,颂歌多由谢尼埃作词、戈塞克谱曲。节庆活动通常都设计成人民大游行,人人都必须参加,并必须按照行业、性别、年龄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过广场。1794年6月8日罗伯斯庇尔主持的“最高主宰教”开教大典,是所有这类活动中最盛大的一次。广场上堆起巨大的假山,假山下50万人盛装游行,五彩缤纷的仪仗,狂欢忘情的呼喊,使任何一个参加者、目击者终身难忘。

  5、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1793年,进入巴黎任何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你会发现革命如强大电流已经击穿各个家庭壁垒,使人们的世俗生活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首先起来迎客的一个孩子,可能已不叫让 ·皮埃尔、玛丽这类取自法国传统的宗教名字,而是叫着“马拉、布鲁图斯、卢梭、自由、平等、山岳”这类革命化的名字。在父亲的鼻烟壶上你可能会看到一句口号:“为国家而死,无上光荣”,在母亲的梳妆镜上,你会发现另一句口号:“我们情同手足,祖国永存”。一家人再穷,墙上总有大幅革命宣传画,神龛里也会摆上一尊廉价的革命先烈石膏像。一家人全戴小红帽,忙进忙出,奔走革命。偶尔坐下来玩一圈棋牌乐,那上面也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革命符号:“国王”改成必须“将”之的暴君, “王后”改成女公民特鲁瓦涅,“王子”改成无套裤汉,四张老 “K”画的是布鲁图斯、卡通、梭伦和卢梭四大古今贤人,四张 “Q”牌则是审慎、联盟、正义和力量这四大道德符号O F……

  形形色色的新生事物,还可以再举出一些。早在中国文化革命开始前173年,1793年的法兰西人已经尝试过一次文化革命。法国当代史学家比昂奇论述1793年历史的专著,即以《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命名。O G谁也不能怀疑,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法兰西社会道德重建的伟大工程,在雅各宾派不遗余力推广下,在卢梭思想指引下,确曾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取得了暂时的然而确实是辉煌的成功。雨果回顾1793年的巴黎街景,曾有一段极其生动的纪实描述,也许比历史学家的笔触更精彩,更传神:

  人们过着露天的生活;妇女们坐在教堂的石阶上一边制造纱布一边唱着“马赛曲”。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正在紧张开工的兵器工场,路人都鼓掌欢呼,到处只听见人人在说:“忍耐些,我们是在革命时期。”人们英勇地微笑;

  巴黎仿佛到处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满了王冠、法冠、王杖、百合花徽。这就是被推翻了的专制政体的残余;这个在摊子上补抹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个女裁缝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莱夫人住在一间顶楼里,她在顶楼里可以望见她以前的大厦;还有吴朗,他自己取名为“八月十日”,每逢断头台杀人他从未错过,他跟在死囚的车子后面走,他说这是去参加“红色的弥撒”…… 到处都是报纸,各区的旗帜你来我往,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标语。旗子上写着“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标语上写着一共和国万岁,小孩子咬音不准地唱着“沙依拉!”O H

  卢梭盗火,法兰西人传薪;卢梭点火,法兰西人引爆。1793至1794的短暂岁月里,法兰西人对世俗文明的救赎热情,如石破天惊,冲天而起。这是不是一次辉煌的日出?黑格尔说,是。康德说,是。歌德还说,是!迄今为止,它在人文世界造成的震荡,只有另一次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行为才能匹配:20世纪的热核爆炸。1793年那摄人心魄的冲天火焰,使后世所有的理想主义在全球各个角落缅怀不已,心魂激荡;它所造成的辐射、污染亦如漫天尘埃,至今未能落定。1793年的法兰西人,她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

三、语言磁化——革命之道德魔力

  法兰西人凌空蹈虚,高路入云,进入了卢梭式的道德境界。他们进入了道德境界,道德则磁化了他们的符号世界。政治斗争成为一场道德语言的竞技场,政治话语成为道德磁化的首选对象。当政治词汇的中立性被道德磁波击穿,政治生活的残酷性距离宗教生活的排它性也就不远了。

  早在那场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就曾使用话语转换战术成功地打破了当时的司法障碍。罗伯斯庇尔的发言也特别具有“魔力”,使得在场的赞同者与反对者一起进入“着魔”状态,同时鼓起掌来。这一“魔力”,就是道德语言的催眠“魔力”。入“魔力”者又何止那些投票的议员?国王的法律辩护人德塞兹,甚至国王本人,竟也使用起卢梭式的道德语言!请看当时德塞兹在现场的这段陈词:

  职责所在,我读过让·雅各·卢梭的这些论述:“无论是公布的法律,还是宣读的判决,都不可能代表公意,因为公意之所以为公意,就是因为它从不针对某一具体个人或某一具体行动”。这就是路易刚才在栏杆前所说的话,这也是卢梭所说的话。O I

  由此可见,国王受审及处死一案,既是道德合法性取代法理合法性的开始,也是斗争的双方同时接受道德语言的开始。1793年10月31日,国民公会公布法令,强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废止带有贵族色彩的“您”这一称呼,代之以富有民粹平等气息的“你”。同年12月12日《导报》载文呼吁:“每一件事物,即使语言,也必须按照共和制度来重新塑造。”从此,强制与自发并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法兰西语言符号的道德改造运动:

  1、人名道德化:在1793年9月或在此以前,取革命名字的新生儿在数量上不超过总数3%。然而到了1794年,这一百分比在大众参预高涨地区骤然上升,最高达60%,最低亦达25%。从家长社会成份看,也同样能感受到底层社会对于新生儿命名革命化、道德化的浓烈兴趣。在科尔贝依地区,这些家长的三分之一是农业工人,而在凡尔赛地区则大多是鞋匠、锁匠、小商贩和自由职业者。

  地名革命化:1793年夏秋时分,改地名活动进入高潮。为数3,000以上的市镇一夜易名,如凡尔赛改为“自由摇篮”,沙多一梯也里改为“马恩河畔的平等”。有些市镇虽沿用旧名,但加之以“人民”一词。还有一些市镇,通过在自己的名称中加入 “山岳”的字眼,以表示对山岳派的拥护。其它如长矛—沙波、自由—小红帽、阿恩—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港,等等。不曾改名的市镇仍占绝大多数,约有37,000个,但以同样方式修改了属下的街区名称。

  2、语言全国统一化:革命初期,全国2,600万人口中有1,200万人不懂或不能正确使用法语,方言达30多种。有议员说:“我们在语言方面如置身于巴比伦之塔”,语言障碍了巴黎的革命向全国扩展。1794年1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雷尔宣布废除一切方言。他把语言统一提高到如此高度: “在民主国度,听任公民不懂民族语言从而不能监督政府,无异于卖国。曾光荣地表达过《人权宣言》的法语,理应成为全体法国人的语言。共同的语言是沟通思想的工具,是最有效的革命因素,我们必须把它交给人民。”

  3、语言风格平民化:就在法语挟革命之势从巴黎向全国城乡统一化推广的同时,法语在巴黎却在迅速地粗俗化、平民化。大众政治参预的爆炸,不可避免地产生大众语言的参预爆炸。自路易十四以来,法语逐渐成为欧洲的上层用语,以优雅典丽著称。但在这一急风暴雨的时代显然不敷众用。大批村野俚语以语言风暴之势,猛烈冲击旧法语“雅致的铁箍”。报纸上粗话满篇,如《杜歇尔老爹报》上形容王后的这段用语:

  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婊子。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和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褶重重的肚子的畸形、驼背、患坏疽病的早产儿的是哪一位粗汉。O J

  在这场语言风暴中,最有贡献者,是这些街头道德的语言喷泉——民办报纸。我们以当时销路最好的《铁嘴报》为例。《铁嘴报》创始人修道院院长福什和邦内微尔,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七章启发,他们认为,公共舆论的作用能保持道德。两人突发奇想,在巴黎通往法兰西大剧院的街道上树起了一个装有铁嘴的信箱,承接民众来信、建议、检举、揭发,综合为一张报纸,名曰《铁嘴》。他们写道:“在长期沉思卢梭和马布利的著作之后,人民确实需要一张‘铁嘴’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我们决定在全国每一个地区都建立一张‘铁嘴’” (《铁嘴报》1790年10月号)。

  《铁嘴报》一度十分兴旺。他们时常在报头上刊登卢梭语录,发表民众学习卢梭教义的心得体会,或按照卢梭教义抨击时政的文章。1790年10月号那一期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封是一个犹太人来信抗议人头税,说人头税人人都得交纳,太不合理,“只有耶稣和卢梭除外”;另一封是一个母亲的来信,叙述她如何按照《爱弥儿》教育孩子,说她和儿子整天玩在一起,从不操心一点财产问题”,她儿子极其简朴,“白天的衣服就是夜晚的被褥,到现在也不会猜疑任何一件事情”,云云。

  卢梭思想普及到这一地步,以致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在援引卢梭语言,颇似我国文革时期的语录仗。当时法国人麦克东纳写有一本《卢梭与贵族》的小册子,即注意到这一语言现象:

  革命与贵族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头条理由,这不是因为卢梭的政治著作,而是因为卢梭神话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共同思想背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新统治者与卢梭崇拜之间有着官方的合法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人则分别援用卢梭的权威或支持或反对统治者。比如,罗伯斯庇尔所接受的卢梭影响显然超过其他革命领袖。他和圣鞠斯特都是卢梭的崇拜者,救国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引用卢梭的名字O K。

  卢梭成了人民的“铁嘴”,“铁嘴”则成为语言暴力的绝好象征。道德逻辑的独断性,之所以能够取代政治逻辑的兼容性,首先在于它获得了语言暴力。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福。”

  20世纪语言哲学揭示,语言具有软性暴力的作用,它在表述人类思维的同时悄悄扼杀人类思维,故而出现这一语言悖论:“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历史学家可以作证,早在这句警言被发现前200年,法国革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语言环境:“不是我们说卢梭,而是卢梭说我们。”人们走不出卢梭语言之幕,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人们即使以援引卢梭来扼杀论敌,本身的语言—思维主体已在援引中被扼杀了一次。更多的政治异议者,在走上断头台以前,已经被语言暴力杀死了。

四、道德越位——罗伯斯庇尔悲剧之发生

  政治语言的道德磁化,势必进一步要求政治规则的道德转换。摩尼教式的原教旨主义热情藉此进入政治生活: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道德嗜血的肃杀之气。

  1792年以后,马拉出现“奇理斯玛”特征。他生前狂热崇拜卢梭,声称自己“可能是卢梭之后唯一的作家”。他的两部小说——《青年伯爵巴洛夫斯基历险记》和《波兰信札》——都是《新爱洛琦丝》的模仿之作。O L他说,他乐意被人称为“一个脾气暴躁的疯子”,因为这一称号正是“那群百科全书派的江湖骗子赠予《社会契约论》作者的恶谥”。O M他是“广场短路”的天才,在街头政治中如鱼得水。他的道德语言在无套裤汉、编织妇O N中具有呼风唤雨的巫术功能。

  在国王审判案中,圣鞠斯特冷静,罗伯斯庇尔能辩,马拉则如雄狮般狂吼。他曾数度打断潘恩的发言,跳到走廊上攘臂怒号,并威胁潘恩的译员,不许他朗读潘恩的讲演辞。P E

  他比罗伯斯庇尔更大胆、更炽热,因而生前也更得底层群众之崇拜。他要求模仿当年古罗马演说家每天说一句“必须消灭迦太基”,在雅各宾俱乐部也派专人每天到讲坛上说一句: “必须消灭阴谋家!”他的语言充满道德自信:“嗯!谁能反对我们?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有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P F

  1792年2月,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一再宣传抢劫某些商人作为示范行动。后来果然发生抢劫,国民公会决定控诉马拉。但是激辩之后,马拉胜诉,道德威望更加高涨。从国民公会回来的路上,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把他举过头顶,一路欢呼。

  1793年5月30日推翻吉论特派统治,起义初获胜利时,包围议会的群众听到要求已经满足,自动散去。6月2日,马拉来到巴黎市政厅,要求进一步控告吉伦特派议员以及议会中其他“卖国贼和政治家,把起义再推一步,从针对吉伦特派统治激化至针对吉伦特派个人”,为此,他又一次发动“广场短路”,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唤来8万民众,163门大炮。国民公会——法国宪政体制名存实亡,雅各宾派执政,即法国革命的“最高阶段”,就是在马拉亲自发动的“广场短路”,马拉亲手敲响的广场钟声中开始的。

  两个月后,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纪念日前夜,马拉被少女科黛刺死。这一事件促使双方都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道德逻辑和道德情绪。

  夏洛特·科黛首先被称颂为道德英雄,圣女贞德式的人物。科黛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被人广为传诵:“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P G安德烈·舍尼埃为她作了一首颂歌:

  啊,美德!

  你是一把短剑,

  你神圣的尖刃

  是大地唯一的希望。P H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也掀起了道德狂潮。马拉生前活跃于广场,临终被刺于浴缸,死后心脏悬挂于雅各宾俱乐部大堂,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国民公会也树起了他的半身胸像。在众多公共场合,民众聚会,发出报仇的呼喊。忿激派起而竞争马拉人民之友继承者的称号。雅克·鲁三天后即发行刊物——《人民之友马拉荫庇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7月20日,勒克雷克起而仿效,刊行《人民之友》,直接继承马拉所办刊物的名称。同一天,艾贝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嚷道:“倘使要有人继承马拉,倘使要再有一个牺牲者,这个牺牲者已准备一切及接受一切,这个人便是我!”P I

  这个人不会是艾贝尔,也不会是雅克·鲁。在道德狂潮中推举出来的领袖,只能是一个道德英雄——罗伯斯庇尔。7月26日,罗伯斯庇尔选入救国委员会;8月12日,罗伯斯庇尔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8月22日,罗伯斯庇尔又被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罗伯斯庇尔连任三职,他跨过了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根本性转折,跨过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而且进入了一个直接执政、最高执政的危险状态。

  在马拉遇刺激起的道德狂潮中当选,是一次危险的机会,不幸的机会。罗伯斯庇尔的内在危险,就在于他始终保留有卢梭式的道德洁癖:道德纯度越提越高,道德选民越划越少。这就意味着随着他一旦上台执政,统治基础将日益萎缩,日益缩小,并最终走向跨台崩溃。

  罗伯斯庇尔的道德逻辑是,首先把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极:“一个民族总是划分为这样两个部分: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捍卫者”。

  然后再把人民一分为二:“所谓的爱国者又划分为两部分:邪恶公民和有正义信仰的人”。P J

  甚至在“有正义信仰的人”中,他还要继续划分。1793年5月10日,吉伦特党人微尼奥在议会发言中区别双方的道德定义,声斥雅各宾派的道德追求已堕落为斯巴达式的暴力道德, “你们追逐道德的完善,一种虚幻的道德,你们的行为与野兽无异!”与此相对,吉伦特派推出的“道德选手”则是“美德罗兰”,温文尔雅,一尘不染。罗伯斯庇尔对这种道德信仰不屑一顾,斥之为:“这种所谓罗马式的道德,决不是那种燃烧在真正爱国者胸膛的迅猛激情”!P K

  持有这种道德逻辑的人,是不能执政,也不应该执政的。他可以以政论家的方式存在,以道德理想之高调要求,中和平衡政治家政论过程中必不可免的现实主义低调因素。先验理想主义在野,经验现实主义在朝,两者方能出现健康的配置,健康的关系。法国革命及其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则恰恰相反:先验理想主义在朝,经验现实主义在野,在朝者不会或不愿从事制度性建设,在野者则从右翼发动复辟或守旧运动,使得在朝者有理由居高不下,把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逻辑越拉越高。这种在朝在野的背反配置,在受法国政治传统的影响的地区、国度,后来曾反复出现,造成深重灾难。

  1793年7月26日之前,罗伯斯庇尔可能还有这点自觉,尚守得住道德理想主义只能论政不能执政的边际界限。这样的边际界限,是限制,也是保护,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最好的存在方式。据陈崇武先生考证,罗伯斯庇尔在7月26日前始终避免担任行政职务,数度辞去已当选的官职。马拉因此还批评他“仍然缺少政治家的眼光和勇气”。P L

  马拉一死,舞台上的道德追光灯转移到他这里,既给他打上道德光环,又笼罩住他的个人选择,罗伯斯庇尔身不由己了。7月26日进入救国委员会时,罗伯斯庇尔忧喜参半,心情矛盾。但是一旦进入,他的道德忧患,他的道德逻辑,他以道德划分人群的习惯则又迅速开动起来。这两方面的心情,在他半个月后8月1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应召进入(救国)委员会,是违背我天性的。我在那里看到的事情,是我从来未敢怀疑过的事情。我看到,一方面,爱国分子正在追求他们祖国的利益,劳而无获;另一方面,卖国贼却正在这一国民公会的心脏部位策划阴谋,反对国家的各项利益。

  我不会泡在一个委员会里做个无所事事的人……

  假定我所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会宣布退出委员会,那时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向国民公会说明全部事实真象,指出人民面临的危险的措施。P M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听众中即有救国委员会成员,当时一片沉默。罗伯斯庇尔是个真诚的人,惟其真诚,他才会坦露他进入执政状态时的胸襟,后人才得以从这里看到他夜半临池却又不知不觉的危险;惟其真诚,他在这里所预兆的一些后来失误,才分外令人同情:

  ——他的角色身份发生了变化,他的道德逻辑却没有发生变化。他带着他的道德逻辑跨过了边界。卢梭当年越界筑路,曾露出天才的马脚。罗伯斯庇尔本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他的道德逻辑却必须有一个合理边界。他个人可以跨过边界,但是他不能带着道德二分法的逻辑跨过边界。一旦他这样跨过来,作为社会批判、良心监督的道德理想主义与边界这边的巨大权力相结合,则很难避免不走向危险的方向,不走向政治乌托邦的设计,不走向道德嗜血的客观趋势。他本人也就难免以实践的形式,重演他先师当年以理论形式出现过的悲剧。

  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他当选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又过了十天,他被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当时众人都明白这一身三职的含义,但众人都默不作声。

  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签署的第一道法令,就是逮捕令。罗伯斯庇尔在救国委员会总共签署542项法令,其中最多的也是逮捕令。P N

  罗伯斯庇尔遇难后,人们发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份私人笔记,即所谓“9月笔记”。这份笔记中有哪些至关重要的内容?从瓦尔特《罗伯斯庇尔》和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中,人们分别读到这两段文字:

  这次起义(指6月2日马拉发动的起义——本书作者)必须继续下去,必须逐步全面展开……内患来自资产阶级……Q E

  谁将是我们的敌人?邪恶者与富人。我们必须处死或放逐那些引诱人民误入歧途唯利是图的文人作家。Q F

  在这里,人们可以释读出罗伯斯庇尔悲剧的逻辑根源: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视资产阶级本身为“内患”;要求这场革命成为“反”革命,革“革命”的命——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把“富人”与“邪恶者”并列,不仅打击财富对象,而且打击道德对象,打击精神对象,以道德革命深化社会革命,以道德革命禁锢文化领域内一切异己现象。

  罗伯斯庇尔以己度人,以己度世界,把自身道德律令外化为革命的客观进程。他“带球越位”,他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里大大越位。它不仅越出了自我律令的个人之位,也越出了这场革命所属时代这一更大的历史之位。

  他是大难临头了。

五、内外禁锢——舆论划一与道德对抗

  罗伯斯庇尔上台之时,正是巴黎经受革命道德清洗之际。

  在革命上层,人们推举出比马拉更具道德热忱的罗伯斯庇尔;在革命下层,人们点火焚烧一切不合道德标准的文化 “奢侈品”:烧书,烧画,烧锦旗,烧旧制度文献,烧所有从私人住宅抄检出来的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化作品。据《导报》记载,从1793年至1794年,不断有爱国者结队冲进国民公会底楼,自发地进行焚书活动。浓烟时常从国民公会的各个窗户内飘逸而出,法国议会就在这种腾腾烈焰之上,大声辩论他们的革命进程。

  1793年10月23日,一位革命前的精神贵族——主教蒂博实在心疼这些文化精品毁于一炬,询问议会:

  爱国者有什么权力烧毁这些从邻居家里抄检来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证明是保皇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标志?

  雅各宾党人约瑟夫·德·谢尼埃平静地回答说:

  不是有一些被公认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的书籍吗?比如说,他们之中有西尼和让·雅克·卢梭。Q G 卢

  梭的著作和思想到了这种时候,就不限于一种无形的语言暴力了。它已与强大的群众暴力、行政暴力相结合,形成一种公开的政教合一的政治暴力。1793年6月19日,《世界信使报》公然载文说:“人,仅仅是政府塑造的模样。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在一种如此纯洁的空气里,在一个如此美好的政府下,母亲毫无生产痛苦就生下了她的孩子”。

  这正是卢梭改造新人思想,从哲学推行到政治实践的关键点。卢梭当年曾抱恨没有一个优秀的政府来塑造他所设计的至善人性,现在轻而易举地由一家革命报纸堂皇说出,而且正在一个革命政府的行政推动下,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社会实践。

  罗伯斯庇尔当然信奉这一主张。但是,他考虑得更为深远。报纸虽有宣传卢梭思想的这一作用,但是报纸七嘴八舌,有时可能争夺政府对塑造人性的社会影响。1789年8月24日,他在三级议会上的发言曾反对限制出版自由。但是到了1793年他显然改变了这一看法。他更相信由政府来直接塑造人,也就是说,直接钳制舆论,在此之后,扫荡一切政府之外的文化媒体、知识分子。6月24日先发出警报,他指出:

  有一种最简单最有力的力量,能把公共舆论引入各种主张和各色人等的混乱,这就是报纸为何在革命中总是扮演一种重要角色的原因。

  敌人在出钱收买一些作者。Q H

  一个月后,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8月8日,国民公会公布法令:“查禁所有阳奉阴违的学院、学术机构、医学机构、艺术团体、法律机构。”8月10日起,逮捕所有“反革命”的作家、记者。《巴黎新闻报》的迪罗苏瓦于8月25日被推上断头台,这是革命法庭处死的第一个新闻记者。Q I根据这个月公布的监护者法令:民间街头报纸要么被封闭,要么成为雅各宾派的喉舌。9月5日,在忿激派武装示威要求下,国民公会决定把恐怖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救国委员会命令:关闭法兰西剧院,逮捕所有演员。

  下一步清洗的,是司法系统。这年圣诞节,罗伯斯庇尔签署文件,由救国委员会发至各省,仅剩无几的法理程序、科层制过程都被废止。“加强革命,只能在一个自由的空间进行,这就是立法者之所以要清除阻碍道路的所有事物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我们清洗了不少人,但是还存在着很多有待清洗的任务。……革命法律的智慧只有在毫无阻碍的高空飞翔,如果增加它周围的限制,它就会逐渐停顿下来”。Q J

  进入1794年春,恐怖主义呼声更加高涨。马赛军事委员会宣称:“法律的刀刃每天都应切下一些罪恶的头颅,断头台工作得越繁忙,共和国就越巩固。”(3月26日)处死丹东派当日,奥布省来的议员说:“如果我们清洗了自己,我们就有权力去清洗法兰西。我们不能让异质团体再留在共和国躯体之内。”处死丹东派后,圣鞠斯特也催促国民公会:“消灭所有帮派,只有这样,共和国内才能只剩下人民和你们自己”。Q K

  当时的国民公会形同虚设,大权已经集中在救国委员会少数人手中。罗伯斯庇尔等人进一步实践卢梭政治哲学之真谛:让人民的一盘散沙与最高寡头的集权直接对位,中间削平一切社会团体。

  1794年4月至5月,雅各宾派开始清洗巴黎各区的民众团体。39个区的民众团体被迫解散。除限定每十天集会两次的区会议以外,只有雅各宾俱乐部一个组织可以自由集会。雅各宾派俱乐部经多次清洗、分裂,此时亦办成了官办机关,成为政府之工具。即使如此,每逢集会,讲坛上下亦派人严密监视。

  在这一清洗民间团体的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亦具讽刺意义的是妇女参政命运的起落。

  1789年三级会议所收到的民间陈情书中,有33份要求改进妇女的命运。有一份称为“法兰西妇女的陈情书”写道: “三级会议的组成,就概念来说,它既然能代表整个民族,也就应该代表我们。可是,民族一半以上的人口却被排斥在外。先生们,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伤害的是我们这个性别。”专门研究卢梭妇女观与妇女运动关系的西方史学家保罗·费里兹和理查德·莫顿整理总结这批陈情书说:

  妇女的陈情书虽不登大雅之堂,但正是这些陈情书提醒人们注意,妇女是被排斥三级会议之外的。1789年的法兰西,危机四伏,也正是妇女们提出了一个治疗药方:卢梭的道德或伦理更新。Q L

  妇女对卢梭的呼唤,在革命前夕和初期的卢梭热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革命前半阶段的民众运动中,妇女参政权确实大大推进了一步。包括雅各宾俱乐部在内的许多政治性俱乐部都吸收了女性。《铁嘴报》上也不断鼓吹女权。但是,卢梭道德理想普及之时,恰恰正是妇女重回厨房之日。

  法国大革命中,轻视妇女的封建传统始终没有全部消退。《人权宣言》中的“人”,指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1791年宪法中,亦将妇女划入消极公民,这种观念到了雅各宾专政时期,不仅没有克服,反而由于卢梭幽闭妇女的理论影响,大大增加。1793年1月25日,雅各宾党人普律多姆反对里昂妇女组建政治俱乐部,首先发难:“里昂妇女俱乐部当她们这么做时,是怎么考虑让·雅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教育年轻女公民的那些完整章节呢?(原文如此,这些章节在该书中没有,只出现在《致达朗贝尔——论观赏》中)……妇女俱乐部将是家政的苦难渊源……。我们恳求里昂的那些好公民,留在家里吧,好好照看你们的子女吧,而不是妄称什么懂得《社会契约论》!”

  有妇女代表用孟德斯鸠观点反驳他:“在亚洲,从最古老的年代起,我们就被束缚在家务劳动中,用以配合专制统治!” 普律多姆用卢梭回敬孟德斯鸠:“有一个圣人曾经不断重申,最好的妇女是说得最少的妇女,当他听到这番高论时,恐怕会愁眉苦脸,顿生不快。卢梭断断不会喜欢一个妇女有如此高超的才智。如果妇女们也加入一个俱乐部,我们可就要把我们曾说要遵循自然、遵循理性、遵循卢梭所说的一切统统收回了”。Q M

  1793年10月,雅各宾专政出现反妇女参政高潮。10月1日,王后受审,审讯中出现污秽不堪的性侮辱和性歧视。Q N10月24日,罗兰夫人受审,31日处死。10月29日,国民公会前出现请愿者,要求“关闭所有的妇女社团”,“因为正是这些娘们才让法兰西受苦遭罪。”次日,阿马尔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在国民公会发言,提出三个问题,然后一一加以否定:

  1、是否应允许妇女在那种特殊的社团里集会?

  2、 妇女们能否掌握政治权力,在政府中任要职?

  3、妇女们在政治生活或公共集会中能否保持头脑冷静,深思熟虑?

  他的否定理由是,“公共舆论拒绝承认”,以及卢梭的理论如此规定——“男人们创造道德统治,女人们使得美德受人爱戴”。

  经过一番辩论,接下来通过的法令是:“以任何名义建立的妇女俱乐部、妇女公众团体,一律禁止。”12月31日,又发布补充法令:“妇女们只有在丈夫和孩子一起出席的情况下,才能参加社会活动。”

  从此,曾热烈呼唤过卢梭道德救国主张的法兰西妇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销声匿迹。

  如此清洗,制镇住国内舆论后,还有最后一笔,就是闭锁国门,强化与外界的道德对抗。

  法国大革命初期以世界主义面貌著称。它曾以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过欧洲各国的倾慕者和参加者。国民公会曾授予华盛顿、潘恩、克劳茨等外国革命家以“法兰西荣誉公民”称号,选举潘恩为法国议会的正式议员。以世界主义为号召,法国革命甚至一度出现向外输出革命的冲动。

  但是,这种世界主义和输出革命,本身就存在着道德优越和道德泛化的底色,一旦形势逆转,同样的底色很快变幻为紧闭国门,排斥外人,关起门来实行“道德净化”的另一面目。1793至1794年冬天,英国作出和平试探。接受或拒绝这一和平机会,一度成为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争辩焦点。罗伯斯庇尔宣称:“有必要注意英国的罪恶”。科洛·德布瓦说,在英法两国政府间没有共同的基础,“他不想拿英国的政府与法国的政府作比较,那就导致在所有美德的清单旁边罗列一长串邪恶的清单。”巴雷尔宣称和平是腐败的根本动力,“君主制需要和平,共和国需要战争精神;奴隶们需要和平,共和主义者则需要自由的酵母。”

  在牧月法令通过前几个星期,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个报复英国的法令:狱中的英格兰人和汉诺威人一律处死。英国随之通过了一个对应法令。这样,双方都废止了旧时代战争规则中不虐杀战俘的人道规定。约克公爵呼吁对双方战俘都施仁政,罗伯斯庇尔以道德逻辑拒斥说——

  自由与专制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美德与罪恶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那些与专制主义作战的士兵应该得到救援,让他们重回医院,这是可以理解的;奴隶宽待奴隶,暴君宽待暴君,这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一个自由人与一个暴君或暴君的仆从相妥协,勇敢与怯懦相妥协,美德与罪恶相妥协,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决不可能的!S E

  这就把圣鞠斯特在国王审判案中的道德逻辑,延伸到外交事务中来了。卢梭抗英情结发展至此,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国实践历程行进于此,道德逻辑不仅磁化了国内事务,而且也磁化了国际事务。整个世界划分为道德与非道德的两个国际阵营,意识形态纷争压倒了民族利益,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内战风格延续到外部世界,不仅给法国人民造成长期的战争苦难,而且给近现代国际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注释:

  ①王养冲、陈崇武选编:《罗伯斯庇尔选集》,P231。

  ②贝尔纳·贝罗蒂桑:《法国革命的哲学》,巴黎1956年版,P253。

  ③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P171。

  ④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上卷,P219。

  ⑤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P124。

  ⑥同④,P305。

  ⑦《圣鞠斯特全集》,巴黎1908年版,第1卷,P396。

  ⑧同⑤P130—132。

  ⑨科班:《法国革命面面观》,纽约1968年版,P171。

  D E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P136。

  D F 转引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P191。

  D G 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10—12。

  D H 同上,P25。

  D I 《圣鞠斯特全集》,第2卷,P516—517。

  D J 同上,P519。

  D K 同上,P509。

  D L 同上,P520。

  D M 同上,P531。

  D N 同上,P538。

  O E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P31。

  O F 以上大部分材料引用D F ,P188、P180—181、P182、P183、P217。

  O G 比昂奇:《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巴黎1928年版。

  O H 雨果:《九三年》。P118—125。“沙依拉”:Caira,即革命歌曲《就这办!》。

  O I 转引自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4卷。P284。查卢梭论公意的各处论述,不见以上原文。但是,德塞兹所言并未违背卢梭论公意之要旨。卢梭此意可参见《社会契约论》第3卷第4章。

  O J 转引自D F ,P215—216,P220。

  O K 转引自巴奈:《法国革命中的卢梭》,P6029。

  O L 路易·高特谢克:《让·保罗·马拉》,纽约1966年版,P1927。

  O M 《马拉全集》,巴黎1896年版,P44。转引自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P231。

  O N 编织妇:国民公会中的平民妇女,她们一边旁听议会辩论,一边编织手中活计。

  P E F·方纳:《托马斯·潘恩全集》,纽约1945年版,第2卷,P556—558。

  P F 米涅:《法国革命史》,P179。

  P G 同上,P203。

  P H 安德烈·舍尼埃,大革命时期保皇党诗人。咏科黛诗见《舍尼埃全集》,巴黎1958年版。P180。

  P I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P416。

  P J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5卷,P17。

  P K 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258。

  P L 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P151。

  P M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65。

  P N 第一道逮捕令是7月29日发出的,逮捕令总数是75项。数据出自陈崇武先生在《罗伯斯庇尔评传》中的考证,见该书P152至153。

  Q E 瓦尔特:《罗伯斯庇尔》,P370。

  Q F 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125。

  Q G 同③,P220—221。西尼(AllgeronSydney1622—1683),英国政论家,曾参加英国革命,独立派领袖之一,复辟时被处决,着有《论政府》。

  Q H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503。

  Q I 吉尔克里斯特、玛瑞合著:《法国革命中的出版界》,伦敦1971年版,P12。

  Q J JB MB 汤姆逊编:《法国革命文件集(1789—1794)》,牛津1948年版,P275—277。

  Q K 《圣鞠斯特全集》第2卷,P372。

  Q L 保罗·费里兹、理查顿·莫顿:“卢梭性观念的革命化”,载《18世纪的妇女及其问题论文集》,特累顿、萨拉索塔1976年版。

  Q M 里奥波德·拉科:《法国革命中的三个女性》,巴黎1971版,P15—158。

  Q N 参见茨威格:《断头艳后》,P448—459。

  S E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499。

上一篇:第六章 1789-1792:卢梭思想从背景走向前台

下一篇:第八章 从霜月到热月:道德理想国盛极而亡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海洋中国”是否成气候? - 来自《鸟瞰中国千年史》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因为面对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它总无法形成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国学者眼里,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这个夹缝地位显示他们本身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  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使南北战争导致内陆中……去看看 

十、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 来自《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在中国革命的武汉阶段,我们的党和国际领导层是怎么 "保证革命胜利"的?听听其塔罗夫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在公开发表的十五大记录中读到的:    「在整个武汉阶段,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什么?牠的政策归结为"后撤"两个字……    在革命中,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共产党拿"后撤" 两个字指引牠的工作。在这个口号之下,中共先后放弃一个个阵地而无所作为。以下一些事实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    同意把中共掌握的所有工会、所有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组织,转交国民党领导;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准许,不单独行动;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去看看 

第九章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 - 来自《致命的自负》

在矫揉造作的理性和哲学时代出现以前很久,宗教,即使它只有最为粗陋的形式,便已经颁布了道德规则。——亚当·斯密  有些感觉迟钝的人,总是诅咒他们热爱过的东西。——伯纳德·曼德维尔传统守护者的自然选择  在本书行将结束之际,我想就这本书的论点和宗教信仰的作用之间的联系,做一点非正式的说明。它们是非正式的——我的意图仅限于此。这些说明可能让某些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因为它们表明,在同宗教的长期对抗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而且十分缺乏鉴别力。  我在本书中揭示了分裂成两种生存状态的人类。第一种人的态度……去看看 

第五章 持久 - 来自《第三波》

第一节 巩固权力及其问题  甲国的民主改革派取得了权力,并开始对该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乙国的保守独裁者登上了一架美国空军的喷气式客机出走流亡,使得这个国家的人民大快人心,以前反对派中的温和的民主派现在面临着治理国家的挑战。丙国的政府和反对派的改革人士也许会牺牲其选民的眼前利益,并就新的民主体制的基本内容取得一致意见。多年来这三个国家终于第一次自由而公平地选举产生了一个民选的政府。  下一步怎么办呢?新的民主体制面临什么问题呢?民主政治能持续下去吗?新体制是巩固起来还是崩溃垮台?在第一次回潮……去看看 

第22章 “释放曼德拉” - 来自《南非斗士曼德拉》

·“给我父亲自由!”   ·全世界的关心:欧洲市长的联名、法国人的请愿、荷兰国会的要求、英国市长的游行、美国议员的决议、“尼赫鲁奖”、“西蒙·波利瓦尔奖”……   ·与英国公主竞争   ·波尔斯摩尔监狱   ·新瓶装旧酒:三院制议会   ·温妮获准可以进行“接触性探视”   ·图图大主教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戴希教授访问曼德拉,曼德拉提出谈判三原则   80年代初津巴布韦正式独立。这样,继安哥拉、莫桑比克在7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南非的周边国家已全部独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权仍像一只被逼人绝境的疯狗,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