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霜月到热月:道德理想国盛极而亡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不,肖梅特,死亡不是长眠,……死亡是不朽的开始。①——罗伯斯庇尔

  从1793年12月(霜月)至1794年7月(热月),罗伯斯庇尔和他的雅各宾同志还有8个月的日子。断头台越来越繁忙,共和国越来越不安宁。“塞纳河水太红了”,辉煌的日出正在变成可疑的日落。罗伯斯庇尔认为死亡是不朽的开始。他承认, “风浪正在低沉轰响”,但是他要抓紧推行另一场革命:“在道德和政治界,一切也应当变化。世界上的革命已经搞了一半,另一半也应当完成。”②

一、霜月批判——百科全书派雪上加霜

  卢梭的信徒与启蒙遗老之间的论战始终在进行。

  革命初起时,孔多塞这样的启蒙运动后继者尚在政治中心公开活动,但其他百科全书派成员年事已高,亦因外界卢梭声望日隆,大多隐居民间,深居简出。80岁高龄的修道院长雷诺尔,自1781年5月25日逃避巴黎市议会的逮捕令,一直隐匿于马赛,闭门著述。1790年8月,斐扬派倾慕其启蒙思想家的声名,宣布旧时代对他的逮捕令撤销无效,邀其进入巴黎,登上议会讲坛讲演。不料这位白发老翁上台后,向着底下正仰头瞻仰他作为百科全书派化身之风采的众议员轻蔑地扫了一眼,随即就连珠炮般猛烈抨击自1789年以来所发生的所有变化……

  罗伯斯庇尔站起发言:

  你们看,(自由的)敌人是如何懦弱,他们不敢亲临前线甘冒矢石,却在这里举起他们的遁词。用心险恶者把这个有名望的老人从坟墓边拖了回来,以利用他的弱点。他们唆使他当众背弃了本来是构成他威望基础的那些教义和原则。③

  在罗伯斯庇尔建议下,议会把这个“昏瞆老人”轰了出去。从此,罗伯斯庇尔对百科全书派的厌恶公开化,与他们结下了怨恨。

  1792年4月,罗伯斯庇尔出版了《宪法保卫者》杂志。他攻击的第一个靶子,就是米拉波曾在议会发言中多次提及的孔多塞与达朗贝尔的友谊。罗伯斯庇尔这一次公开数落百科全书派当年排斥迫害卢梭的恶迹:

  米拉波先生,他对他的那帮朋友推崇倍至,提醒我们回忆孔多塞与达朗贝尔的友谊以及他的学术名望,谴责我们以轻率的语气评论那些他称之为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导师的人们。可是就我而言,我从来就认为,在那些方面,我们除了自然之外,别无导师可言。我愿意指出这一点,那就是革命已经砍掉了许多旧制度下大人物的脑袋。如果说这些院士、数学家遭到攻击和耻笑,那是因为他们曾巴结过那些大人物,并对那么多的国王奉迎拍马,以求飞黄腾达。谁都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不可饶恕:他们迫害过让·雅克·卢梭的美德和自由精神!卢梭那神圣的面容我曾亲眼目睹,按我的判断,唯有他才是那个时代众多名人中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他才应该得到公认的荣誉,而这种荣誉恰恰就被那些政治上的雇佣文人和心怀忌恨的英雄们用种种阴谋手段肆加践踏!④

  百科全书派当年与欧洲各王室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如卢梭的民粹主义道德实践那么漂亮;⑤百科全书派当年不宽容卢梭,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哲学家内部的理论纷争是否到了迫害程度,未必如罗伯斯庇尔所言。罗伯斯庇尔令人不安处,是他的这种强烈暗示:“革命已经砍掉了许多旧制度下大人物的脑袋。”罗伯斯庇尔所使用的“砍掉”这一字眼——正是当时民间流传的“断头台”一词俚语。这种独尊卢梭罢黜百家的肃杀之气,预示着后来的“焚书、坑儒”(前文已述)一连串极端行动,已难以避免。

  孔多塞试图起来反抗。他指斥罗伯斯庇尔:“当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或内心情感中毫无思想可言时,当他毫无知识可以填补他智慧的空白时,当他连把单词联接起来的这点可怜能力都不具备的时候,尽管他尽其所能设想自己是一个伟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留给他做呢?通过好勇斗狠的行为,他只能赢得土匪,强盗的喝采。”

  德穆兰则主张在卢梭与伏尔泰之间应妥协调和。他提出,法国应该弥平它的英烈们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敌意。他说:“伏尔泰和让·雅克的遗骸都应该被保存为民族的财产。现在,各民族分裂为成千个碎片,同一民族内,某种碎片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圣灵遗迹,同时又被另一种人视为渎神之物,可厌之物。然而,这本来是一座神殿(指先贤祠——本书作者)。人们瞻仰这一神殿和它所收纳的各种遗物时,本不该争吵。这是古罗马的神殿,应该把所有的崇拜所有的宗教融合在一起”。⑥

  德穆兰此言未免天真。当时对卢梭和伏尔泰、百科全书派的褒贬,正反映着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严重对立,人们怎么会听得进调和者的声音?

  1792年12月5日,雅各宾俱乐部集会。罗伯斯庇尔在这次集会中发表重要讲话,公开号召打倒百科全书派,推倒雅各宾俱乐部中的爱尔维修胸像。当时雅各宾俱乐部中共有四座胸像:米拉波、布鲁图斯,卢梭和爱尔维修。罗伯斯庇尔说:

  我看只有两个人值得敬仰:布鲁图斯和卢梭。爱尔维修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可怜的诡辩家,一个非道德行为的始作俑者,是正直的让·雅克·卢梭的最无情的迫害者!只有卢梭才值得我们敬仰。如果爱尔维修还活着,决难想象,他会加入自由的事业。他只会加入那群所谓诡辩家的阴谋集团,那些人今天正在反对祖国!⑦

  罗伯斯庇尔的建议获得一致通过。在一片欢呼鼓噪声中,米拉波和爱尔维修的胸像被推倒,踩得稀烂。

  接下来的一个月,民间开始出现反百科全书派浪潮。一个主题被反复强调:只有投身于卢梭式美德的雅各宾派才是“人民”,而反对卢梭者,不是阴谋家,就是人民的敌人。圣鞠斯特宣称,在人民的敌人里,他能辨别出这样一类人:“他们曾忌恨并阴谋迫害过让·雅克。”连德国来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克劳茨也来凑趣,说那些百科全书派尚存者“抱着团来惩治我,就像他们惩治过让·雅克一样。”⑧

  1793年春,卢梭遗孀泰勒丝来到国民公会,要求给予卢梭以置身先贤祠的荣誉。而在此之前,在斐扬派时期,1791年7月11日伏尔泰遗骸已移入先贤祠。卢梭与伏尔泰能否置于一堂,成了现实政治中如何对待卢梭及其思想的敏感问题。阿马尔出面接待泰勒丝,慨然允诺:“民族的代表们将再也不会延期偿还卢梭的恩典了。”国民公众经过激烈辩论,议决把卢梭遗骸送入先贤祠。

  1793年5月,吉伦特派垮台,启蒙遗老进入地下状态。孔多塞隐匿不出,格里姆逃亡哥特,波麦赛逃亡英格兰,马蒙特尔隐居于诺曼底,留在巴黎的人只能秘密聚会,不定期见面。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史学家卡夫克罗列了当时38个人的命运,得出结论:“百科全书派的合作者决不是恐怖政策的合作者。”当时最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地下活动者有三个:孔多塞、雷诺尔和修道院院长摩莱勒。这群幸存者在爱尔维修遗孀家里,秘密活动。这些人有:都德特夫人(卢梭晚年曾与之交恶,见《忏悔录》下卷——本书作者)、米拉波私人医生彼埃尔·卡布尼,以及前文所述那个给科黛作诗悼亡的诗人舍尼埃。时人称他们为“卢梭式民主的敌人”。摩莱勒回忆说:1793年底的一个夜晚,他在杜伊勒里宫附近一家餐馆里就餐,正好旁听到邻桌上的一场谈话,谈的是各区正在散发“爱国公民证书”,以甄别“正义者”与“邪恶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他们给了一个著名贵族一张爱国公民证!”此人越说越愤怒:“那个贵族就是埃贝尔·摩莱勒!他写过一本反对卢梭的书,我把他们从杜伊勒里区刚刚驱逐出来!”摩莱勒一听此言,赶紧拉下帽檐,悄悄溜走。⑨

  1793年11月21日,即霜月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正式发动了反无神论运动。演说一开始,他就以黑白对分法,把“贵族式”的无神论和人民所广泛接受的“伟大的主宰关心受压迫的无辜者”的观点对立起来,顿时激起旁听席上一阵掌声。罗伯斯庇尔迅速把掌声变为他的论据:“给我鼓掌的是人民,是不幸者。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他暗示:国民公众将采取恢复宗教信仰的重大步骤,并打击那些渎神者、非道德者。这就是著名的93年霜月演说D E。

  “霜月演说”无异于发布对百科全书派的讨伐令。百科全书派雪上加霜,更难生存。继此之后,罗伯斯庇尔又发表“花月演说”,对百科全书派施以最后一击。

  1792年以来共和国境内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始终刺激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忧患与宗教情怀。在他看来,渎神者是渎德者,百科全书派的无神论抽空了共和国的道德基础。1794春丹东事件更使他把这笔帐记在百科全书派宣扬的世俗功利主义上。处死丹东的当天,巴雷尔曾宣布罗伯斯庇尔正在起草一项道德救国的宏伟计划。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代表救国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了这一计划,其中最富道德义愤的那一部分,就是对百科全书派排炮般的攻击:

  这一派人在政治方面,一直轻视人民权利;在道德方面,远远不满足于摧毁宗教偏见;……这一派人们以极大的热情传播唯物主义思想……。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化成体系,把人类社会看作诡计的一场战斗,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正直看作一种出于爱好或者出于礼貌的事情,把世界看作灵巧的骗子的家产。……人们已经注意到,他们中的好些人同奥尔良家族有密切的联系,而英国宪法在他们看来,是政治的杰作和社会幸福的·最·高·点。

  在我讲到的那个时期里,……有一个人(指卢梭—— 本书作者)以其高尚的心灵和庄严的品格,显得无愧于是克尽职责的人类导师。……他的学说的纯正性来自自然和对邪恶的深刻的憎恨,同样也来自他对那些盗用哲学家的名义搞阴谋的诡辩家的无法抑制的蔑视,而这,引起了他的敌人和假朋友对他的仇恨和迫害。啊!如果他曾是这场革命的见证人……,谁能怀疑他的高贵的心灵充满激情地关注着正义和平等的事业呢!然而,他的卑怯的对手们为革命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与革命为敌,…… 腐蚀公共舆论,……把自己出卖给一些叛乱集团,尤其出卖给奥尔良派!D F

  这是法国革命期间,对百科全书派所作的一次最猛烈最全面的讨伐。卢梭和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是非,已经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百科全书派再也生存不下去了。爱尔维修遗孀的地下沙龙被迫解散,启蒙遗老非逃即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还是走上了断头台。启蒙主流哲学留给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丝影响,只有花月广场上那尊无神论模拟像,等着罗伯斯庇尔付之一炬了。

二、风月肃杀——雅各宾内部的道德灾变

  逐杀启蒙遗老,尚属道德共和国的外部事件——消灭外在于道德革命的历史对立面。道德共和国更为严重的危机,是来自于内部的道德灾变,——1794年3月(风月)的丹东案件。

  前一年7月,马拉死;同年7月,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次年3月,丹东被捕,随即为罗伯斯庇尔所杀。法国革命三巨头不到9个月即分崩离析,只剩下罗伯斯庇尔一人呈道德寡头状,勉力支撑剩下3个月的岁月。如果说,马拉之死是 “他杀”,死于革命派外部的谋害;那末丹东之死,则是不折不扣的“自杀”,死于雅各宾派内部的同室相残。因此,要分析道德理想国何以走上自杀逻辑,无如分析这场来自内部的自杀事件,可能要比罗列雅各宾派种种自取灭亡的社会政策更为有力。

  丹东,酒色财气之徒,若从道德立论,与罗伯斯庇尔不可同日而语,几不可取。故而他在政坛上虽有雄狮之吼,在民间却无奇理斯玛之道德光环。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追求奇理斯玛状态,反而能感受资产阶级革命的世俗走向,能感受近代社会世俗化趋向的时代脉搏。历史之吊诡,在丹东的道德状态与政治视野之间,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罗伯斯庇尔倘若清醒,他或许能从如此吊诡反复出现中,捕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信息:雅各宾俱乐部出现的这个丹东,是历史安排的一个对位,一个负像,D G既是对他的平衡,亦是对他的提醒。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恩恩怨怨,源远流长。以往史学家重 “流”不重“源”,多注意双方在恐怖政策上的具体分歧,却很少注意分歧的源头,就在于双方对当时那场革命的基本性质,有根本不同的判断。

  罗伯斯庇尔的判断与要求,已见前述之“9月笔记”,显然有一种不断革命、无限革命之倾向。如果说,雅各宾专政反资产阶级的平民方式——革“革命”的命,有一部分原因应归之于法国革命后期异常险恶的客观环境,非如此越出边界,不足以保存边界之内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那么,罗伯斯庇尔本人在主观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在于他把历史召唤的一时之需,误认为是历史的长远之计,在于他用超历史的方法强求现实满足他的反历史要求,在于他越出边界以后,始终不肯退回边界,相反,还要在边界之外用恐怖手段推行继续革命、无限制革命。

  丹东,是当时仅见的具有革命边界意识的清醒者。

  丹东明确提出“革命范围”之说。他所意识到的“革命范围”,在政治上,满足“人道”、“自由”等资产阶级的要求,在经济上,体现财产自由、财权保护的原则,反对统制经济。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那些“企图引导人民超出革命范围的人”。D H在这一前提下,他才不能忍受罗伯斯庇尔的越界恐怖,在恐怖政策上与之发生了直接对抗。

  1793年11月以后,丹东公开提出重建“司法与人道”的尊严,“释放20万嫌疑犯”,“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宽容”,“抑制救国委员会的暴政,拯救共和国。”他呼吁“珍惜人类的鲜血”: “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唉!流的血太多了!”

  1794年3月19日,在双方共同朋友的安排下,两人共进最后一次晚餐。丹东哭谏罗伯斯庇尔:“假如你不是个暴君,那末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对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它与法国人的脾性格格不入。”D I晚餐不欢而散。次日,罗伯斯庇尔出现于国民公会讲台。讲演斩钉截铁,冷酷无情,强烈暗示要“击倒另一个乱党”。

  第三天,罗伯斯庇尔出现于雅各宾俱乐部,以更为肯定的口气宣布:“是有那么一个乱党,它被揭露的时刻总会来到的,这时候已经不远了。”

  人们只等了10天。3月31日深夜,丹东及其同党被捕。4月5日,在罗伯斯庇尔严禁申诉之后,丹东以“乱党”、“叛国” 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

  西方右翼史学家的观点是“道德化的批判”,失之偏颇:罗伯斯庇尔生性嗜权多疑,忘恩负义,是以“恶”杀“善”。左翼史学家的观点则是“批判化的道德”,同样不能服人:丹东腐败堕落,不杀不足以纯洁革命的权威,是以“善”杀“恶”。这一种观点等于罗伯斯庇尔当年道德逻辑的延续。

  让我们从上述“道德化的批判”与“批判化的道德”之间切入,看看能否切出一个道德灾变的病理切片,从中辨认奇理斯玛自我中毒,道德理想走向道德嗜血的逻辑纹路,从中映证历史上凡以道德立国始,多以道德杀人终的沉痛教训。

  当卢梭改造宗教救赎遗产时,原罪的载体从个人转移到社会,这一认识过程本来是一个“祛魅过程”——祛除神正论的宗教巫魅成分。这一转换,在理论上产生了卢梭一连串惊世骇俗之创见。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原罪转换,却可能出现一个十分吊诡的负面作用:道德理想主义者在遭遇世俗社会强大抵抗时,他们因此而拒绝反躬自省,调整己方政策,而是把困境归咎于外在的社会“邪恶”,越益固守自己的“天纵英明”、 “洁白无瑕”,强化以“正”克“邪”的力度。这一主观强化过程,我们可称“入巫”——进入自我入巫过程。

  从“祛魅”到“入巫”,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可能。而抽象的逻辑可能,实现为具体的政治现实,必须有一个必要充分条件:奇理斯玛的道德真诚。只有遭逢这样的奇理斯玛,这一逻辑可能才会实现:他的道德鼓动不仅仅是对群众的宣传,而是本身自我实践;他的道德理想不是对外界的政客式欺骗,而是本身与外界融为透明一体,全身心无隐私地投入。罗伯斯庇尔的道德状态,恰恰满足了这一必要充分条件,成为一种悲剧性的条件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从“祛魅”到“入巫”,是奇理斯玛创造一种世俗化的道德语言巫术的过程,也是奇理斯玛自己被这种语言巫术遮蔽,丧失对外界形势客观判断能力的自我中毒过程。这种“祛魅”“入巫”之背反,我们在分析卢梭晚年与启蒙哲学分裂时,已看到一次。现在,当我们分析罗伯斯庇尔执政后,如何镇压丹东宽大派时,终于看到它又一次出现在罗伯斯庇尔活动中。

  不可否认,马拉去世以后,罗伯斯庇尔也进入了“奇理斯玛状态”。“不可腐蚀者”的称号使他的形象产生了道德光环。在光环效应下,他进入了半神半人的超凡心态。他溶一己于世界,亦溶世界于一己道德之情怀。前文已述,罗伯斯庇尔曾真诚呼喊:“我就是人民!”这一呼喊即是这种道德情怀的真诚坦露。但是,这一语式与路易十四那一著名语式何其相似乃尔? “我即人民”?不远处,就有一个“朕即国家”。罗伯斯庇尔人肯定不会自觉,但是,越不经意处,越能体现出权力与个人意志相连之后的客观逻辑,哪怕这一个人意志是最纯粹的道德理想,不是贪婪的权势之欲。

  罗伯斯庇尔以己度人,以己为人民之化身,则必然要把自我道德律令外化为人民的普遍要求,外化为革命的必然进程。他的“世界上的革命已经完成了一半,另一半也必须完成”的宏伟设想,也就从这里找到了坚实的逻辑根据。而当这一进程遭遇世俗阻力时,他不会认为这是社会的反弹,这是必须改弦更张的信号。相反,他会认为这一信号只不过更为映证了“德被天下”的必要,还须加强道德救赎的力度。丹东被捕后,国民公会曾有意让丹东发言,自我辩护。这一同情信号,已在提醒罗伯斯庇尔,不可过度。罗伯斯庇尔拒绝这一信号,大声咆哮: “危险对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生命是祖国的,我心中无所谓畏惧。假如我要死,便死得光明磊落。”D J后人读此,不能不同情,不能不一洒同情之泪。无耻政客尚无资格能犯这样高尚的错误,因为他们善为己谋,有侥幸能避免这种错误。唯有真诚的奇理斯玛,才会发生这样真诚的自我中毒:全然不顾或者颠倒判断外界形势所发生的异己变化。为了强化“德被天下”的力度,罗伯斯庇尔不是内敛收缩,而是外向进攻,强行遏制社会之反弹。他左冲右突,左支右绌,或迟或早会在道德与恐怖之间,最终找到那个逻辑互动的中介——

  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

  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D K

  恐怖一旦踩稳道德的基石,那就是一场道德灾变,恐怖手段百无禁忌,可以为所欲为了。道德嗜血,而且嗜之不愧,端赖于此;恐怖本身不恐怖,不引起恐怖者内心的心理崩溃,端趋于此!

  这是杀丹东前一个月,即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所寻找到的理论依据。上述依据,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题为《关于在共和国内政方面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请注意,它是原则,不仅仅是应急措施。因此,确实有理由说,“它是罗伯斯庇尔共和国的一张草图”。D L杀丹东,只不过是这张宏伟草图上稍带血腥气的小小一笔。有这样的原则作依据,圣鞠斯特1794年3月31日以“道德罪”控告丹东,要比以其他罪名控告丹东更为有力:

  丹东,这个可恶的人同情所有邪恶的人,他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

  丹东,你从山岳党中撤离出来,你孤立了你自己。你试图腐蚀公共道德,你是腐败者的代理人。邪恶的人,你把公共舆论比作娼妓!D M

  在道德共和国内,再也没有比道德问题更触犯公怒的了。早在1792年9月30日,罗兰以卢梭式的语言攻击丹东,选中的口实也是丹东的道德问题:“我深信倘使没有道德,便不能有真正的爱国热情”D N。圣鞠斯特揭发丹东把公共舆论比作娼妓,那更是致命一击。

  罗伯斯庇尔并不残忍。他曾念及与丹东的多年情谊,一再犹豫。但是,压断骆驼背脊骨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丹东对“公共意志”的轻蔑。1792年秋季,在罗兰煽动下,巴黎内外出现反罗伯斯庇尔的舆论。罗伯斯庇尔请丹东帮助。丹东却说: “公众舆论是个婊子,而她的后代则是一群傻瓜!”丹东尽管蔑视对罗伯斯庇尔不利的舆论,但他对公共舆论的这种态度,显然流露出一种个人化的非道德倾向(非道德不一定是反道德 ——本书作者),引起罗伯斯庇尔不安。丹东此论使他想起丹东另一天对道德所下的定义:“没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间我和我老婆的情谊更牢靠的了。”罗伯斯庇尔愤怒地认为:“一个毫无道德的人怎么可能是自由事业的捍卫者?”O E从此,他对丹东产生道德上的嫌恶:丹东的手和他的心一样肮脏。处决这样肮脏的人,只不过是推倒一尊“早已腐朽的偶像”。所以,尽管他在圣鞠斯特逮捕丹东的罪行报告中,多处批上了“删去”、 “纠正”、“解释”等字样,最终还是签发了逮捕令,并在国民公会内暴跳如雷,阻止丹东申辩,迅速作出了对丹东的死刑判决。

  就在决定逮捕丹东的同一天,巴雷尔在国民公会宣布: “救国委员会正在从事一项巨大的改革计划,结果将是摒弃共和国里的不道德和偏见、迷信、无神论”。O F这个计划就是罗伯斯庇尔著名的花月18日报告《关于宗教道德观念与共和国准则之间的关系》,主题是:呼吁道德立国,道德救国。两件事同一天发生,再好不过地说明:杀丹东,与道德忧患紧密相联;杀丹东,是道德共和国道德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恶亦杀人,善亦杀人。从道德救人,到道德杀人,道德理想主义就是在这里爬上了它的陡坡,转过了它逻辑逆反的弯子,最终扣上了这场道德灾变的逻辑终点——道德嗜血。

  然而丹东之死,毕竟是这个道德理想国内部最为重大的自杀性事件。雅各宾专政的统治基础就此分裂,罗伯斯庇尔失去了回归道德边界的最后一次机会。

  丹东一去巴黎空。议会内噤若寒蝉,广场上响起了民众另一种声音:

  丹东,这位被打入地狱的壮汉,

  却被戴上了可怕的面具,

  这是连魔鬼也不敢戴的哟!

  丹东是唯一值得赞扬的英雄,

  却被人们无辜杀害!O G

三、花月法令——最高主宰开设道德宗教

  1794年4月5日,随丹东上断头台的还有佩蒂埃、德塞舍等人。可悲的是,在德塞舍儿的遗物里,人们竟发现了他所珍藏的卢梭《爱弥儿》、《新爱洛绮丝》手稿,还有一帧华伦夫人的秀美画像。

  也就在这样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认为这是“我们胜利的捷报响彻世界的时刻,也正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立法家们应该再次关心他们的祖国和他们自己、应该巩固共和国赖以存在的稳定和幸福的各项原则的时刻”,O H5月7日,即花月18日,罗伯斯庇尔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报告,并附 “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历史学家将其总称为“花月法令”。

  “花月法令’,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的代表作品,是道德共和国扑灭内外异己力量,大规模推行社会道德改造工程的宏伟纲领,也是卢梭遗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项遗愿——以行政力量,开设此岸宗教,以政治神学取代神学政治,填补上帝撤离之后在此岸世界造成的道德真空。

  卢梭晚年写道:“我生活在我怎么也弄不懂的一代人中间。对我而言,他们是一群月亮上的居民。我失去了对他们道德状态的最后一点注意。”O I卢梭生前的渴望、绝望,是罗伯斯庇尔深入革命的起点。卢梭的遗嘱就是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律令。时隔17年之后,卢梭撒手而去时留下的宏图悲愿,在罗伯斯庇尔的花月报告中响起了遥远而又宏亮的回音:

  1、从人心中的先验应然起点发出,否定历史已然状态: “人的权利写在他的心上,而人的屈辱却写在历史上。……罪恶和暴政分享世纪和大地,……斯巴达像一盏明灯那样在漫长的黑暗……中闪闪发光。……你们是不是应当做和你们之前已做过的完全相反的事呢?”

  2、以道德划分世界,把人间纷争抽象为善恶两元之争: “公民社会的唯一基础是道德,所有向我们作战的社团(或组织)都是建立在罪恶上面的”。“罪恶和美德制造大地的命运,这是两个对立的、彼此争吵的有决定影响的东西,它们的根源都存在于人的情感之中”。

  3、以政治哲学取代政治学,以行政手段建立道德统治: “归根结蒂,这种神秘的政治科学和立法科学又是什么呢?把哲学家著作中被搁置起来的道德真理在法律中和行政上肯定下来,……也就是说,尽可能巧妙地用来使公正占支配地位 ……

  4、蔑视英国宪政制度,抵制英国宪政观念:“在英国,才把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王权学说推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 ……”“他们中的好些人同奥尔良家族有密切联系,而英国宪法在他们看来,是政治杰作和社会幸福的最高点”。

  5、民粹至上,以民粹观念改造国民:“问题不在于培养先生们(老爷们),而在于培养·公·民·们……”。

  6、以宗教精神熏陶民族,政、教合一:“我们要启导人对有利于人的宗教的这种崇敬……那是社会幸福的唯一保证;我们要用我们的一切体制来培育它;公共教育尤其应当向这个目标去努力。无疑,你们将会给这个宗教打上一种巨大特性的烙印,这是一种同我们政府的性质和我们共和国的卓绝命运相似的特性”。

  7、设立国家节日,定期集合人民,把广场政治、广场文化以法律手段巩固下来:“应该有整个共和国的普遍的和最盛大的节日;你们集合一些人,你们将使这些人更好;请你们向他们的集会提出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巨大主题”。

  8、法国革命的最终境界是道德革命,道德革命将解放全人类:“在物质界,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在道德和政治界,一切也应当变化。世界上的革命已经搞了一半,另一半也应当完成。

  同人类的其余部分相比,法国人民好像领先了二千年;人们会试图把法国人民看作人类中的一个不同的种族。欧洲就匍伏在我们现在正予以惩罚的那些暴君的阴影面前”。O J

  花月法令共十五条,规定每一个法国人必须确认对最高主宰的崇拜,规定全法兰西每十天有一道德节日,每逢7月14日、8月10日、1月21日和5月31日有一大庆。最高主宰教的开教大典,择定牧月20日,即1794年6月8日。法令颁布后,库东要求:把该法令制成大标语、大幅宣传画,复盖所有的大街小巷;翻译为所有语种,散发到全世界。

  拿破仑有一次曾经称赞这一花月演说,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好的演说。拿破仑也许从中看出与他1802年教务专约恢复法国天主教这一拿手杰作之间的联系?拿破仑的1802年教务专约与罗伯斯庇尔的1794年花月法令,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对宗教的利用,故而才会有1804年称帝时从教皇手中夺走皇冠,亲手给自己加冕的清醒行为;后者是对道德的投入,自称“这是我的全部生命的供品”,故而才会有热月事变中以身殉德的可悲之举!

  罗伯斯庇尔的最高主宰教,并无宗教之外形,却得宗教之精髓。它是一种在俗而又离俗的道德宗教,体现了卢梭哲学的核心要求。它不可能与罗马教廷言和,却只能与行政权力握手。它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却禁止教民向十字架宣誓。它有它的十字架,它信奉地上行走的神,人间行走的神。最高主宰就是奇理斯玛,它披着人间美德的袈裟。它是此岸之神,由人而神,它必须管理人的灵魂。

  奇理斯玛的逻辑是真诚的,奇理斯玛的实践却是吊诡的。他努力把宗教型态还原为此岸道德型态,无意中却在把此岸现实导演为彼岸神巫态状。从门口扔出去的东西又从窗口飞回来了,“宗教大还俗”换来了“社会大入巫”。这场“宗教大还俗”与“社会大入巫”的错位互换,最终出现的,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第三状态——后神学时代,即以国家暴力推行的意识形态统治。而这一点,恰恰是与卢梭政治哲学起步时所指向的最终逻辑后果,吻合在一起。

四、牧月嗜血——最后一次道德狂欢

  罗伯斯庇尔有预感:“这一主张(指花月法令——本书作者)肯定难以实行。因为它激起大批低能者,腐败者的恐惧。但我相信,如果不贯彻这一法令,我们必将背叛卢梭著作中的真理。”O K

  罗伯斯庇尔坚持在雅各宾俱乐部里投票表决这一法令。即使在那里,也有人投出反对票。罗伯斯庇尔曾准备在局部问题上作出让步:“有些真理在提出的时候必须留有余地,卢梭宣扬的必须把所有不信神的人从共和国里驱逐出去的真理就是这样。”O L

  但是,刚入牧月,在牧月4日晨昏,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接连发生两起谋刺罗伯斯庇尔案。这是牧月的不祥之兆。发生于5月23日的这两起阴谋,虽未刺死罗伯斯庇尔的肉体,却大大刺激了他那摩尼教式的道德神经:“只要这一邪恶的种类存在一天,共和国就不能不生活在痛苦和危险之中。”O M

  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在四方隐隐不安声中,法兰西共和国举行最高主宰教开教大典。前一天断头台处死20人,后一天处死了23人。只有这一天停止工作,以示节庆。断头台虽推走,断头台下的鲜血已把广场染红。

  开教大典盛况空前,广场上出现最后一次道德狂欢。罗伯斯庇尔说:“人类当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人,都到这里来了,宇宙今天在这里集合。”O N

  大校场上堆起了一座象征性的假山,上面站着10位老人、10位佩三色授带的母亲、10位佩军刀的青年、10位头戴鲜花的姑娘,还有10个儿童。这是山岳党人刻意经营的寓言象征——

  象征着民粹理想,卢梭说过:“只有山上的乡野旷夫,才是有道德的居民”;

  象征着道德理想超拔于世俗之上的空间高度,罗伯斯庇尔说过:“她飞跃到城市的上空,飞跃到群山之颠,她的思想随地平线的扩展而扩展。”P E

  罗伯斯庇尔亲手点燃无神论模拟像。罗伯斯庇尔率众50万游行,鲜花抛撒,大炮轰鸣,群众高呼:“罗伯斯庇尔万岁!” 罗伯斯庇尔一定体验到道德理想国走向巅峰状态的高峰快感。但是,罗伯斯庇尔本人却出现了两个不祥之兆:

  他的衣着刻意模仿卢梭小说《新爱洛琦丝》中那个道德新人的衣着,然而却也是那位主人翁自杀前的衣着;P F

  他的步子走得太快,一人走在整个队伍的前面。国民公会的议员队伍有意无意与他拉开距离,喃喃讥刺他为“独裁者”、 “暴君”:“请看看他吧,仅仅说他是我们的主人,还显得不够,我们应该说他是我们的神!”

  饶勒斯评论:“罗伯斯庇尔创造的宗教一旦被人作为国家力量加以利用,变成人们思想与道德的准则,一旦被利用来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就会使过去的宗教面目与习惯做法很快地重新出现,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态中去”。P G

  不出三天,就出现了“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态”。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与库东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的牧月22日法令。

  库东提出:“没有证据或书面材料,指控不能成立?这是旧专制统治创造的真理!”证据充足律和被告辩护权,本来是启蒙运动与封建专制长期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人权屏障。现在,却被当作旧制度的恶瘤加以铲除了。库东的逻辑是,“为了净化司法程序,必须让共和国之手掌握司法程序”,也就是说,必须取消司法权的最后一点独立地位,将其纳入行政权力的完全控制。

  可悲的是,罗伯斯庇尔祛魅入巫,也沉溺于这种逻辑,而且陷得更深,因为他有更炽烈的道德情感在下面牵引:

  适应于革命法庭已掌握的罪行的惩罚,就是死亡。审判所需要的证据,无论是物质的、道德的、口头上的、书面上的,只要能够得到所有正义和有责任心的精神上的自然确证即可。审判规则就是陪审员那颗经过爱国主义启蒙的良心。如果物质上的或是道德上的证据,能够独立于明显的直觉,那末,任何直觉都将沉默下去。法律只给予那些被诬蔑的爱国者以爱国主义的陪审员为他辩护;法律对所有那些阴谋家不给予任何辩护人。P H

  这一逻辑是否一定来自卢梭,不能武断。但是它与卢梭生前的下列认识却有惊人的同构呼应,如出一辙:“那些有污迹的邪恶人最关心的是,从司法证据得到保护。把这样一些人带到法庭上去,毫无益处。只要内心确信,就可以确定另一种证据。那种确信只服从于一个正义者的感觉”。P I

  根据“内心确信”的原则,牧月法令一方面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了预审,取消了被告辩护人制;如果拥有物质的或道德方面的证据,也不须传讯证人,另一方面,则大大收缩司法独立权限:任何被告在没有经过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行政部门审查的情况,不得免于审判,不得释放。经此两项改革,司法权力抽空,成为执行行政权力意志的盲目工具,而且因为盲目,执行得更为凶猛;与此同时,则大大扩展审判对象:—— “人民之敌”的适用范围,它包括:

  准备复辟王国、奴役和解散国民公会的人;

  军事上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帮助法国的敌人的人;

  欺骗人民的人;

  败坏国民士气的人;

  传播虚假新闻的人;

  不诚实的商人;

  乱用公职权力的人;

  通过叛乱性文字迷惑公众舆论的人;

  削弱革命原则与共和原则并阻止这些原则发展的人;

  伤风败俗腐蚀公众良心的人;

  ——所有这些罪人,一旦被“内心确信法”(如有物质证据则更好)坐实,只适用于一种刑罚:死刑。

  这是良心律令吞食理性推理,道德法庭吞食理性法庭的最后一步。断头台解除最后一丝法理程序的束缚,更加疯狂地运作起来。

五、热月颠覆——颠覆者被颠覆

  从牧月法令通过,到热月政变,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1376人,平均每周达196人,杀人最多时每天达50人。P J

  塞纳河水,实在是太红了。

  美德越位,恐怖越位,断头台也大大越位。卢梭的革命,开始大量吞食卢梭之子:处死者中属于原特权等级者逐步减少,6月只占16B 5%,7月更降到5%,其余均为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军人、官员,其中下层群众则高达40%以上!P K

  “广场”上一片沉寂,“洞穴”内“暗室”四起。雅各宾派失尽人心,国民公会内种种反对派阴谋四处蔓延。有些议员自牧月法令公布之日起,即不敢回家睡觉,害怕被捕。牧月24日(6月12日),布尔东和梅兰在议会发言,要求澄清牧月法令是否废止了议员不受逮捕的豁免权。罗伯斯庇尔认为,这两个议员的发言是“企图把救国委员会从山岳党人分离出来”。

  他说:“允许一些阴谋家分裂山岳党人,并且自封为党派领袖,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人民的谋杀。”

  布尔东要求出示证据:“我决不想自封为一党领袖,我要求你拿出刚才那番指控的证据,我已经被说成一个邪恶者了”!

  罗伯斯庇尔:“我决不是指布尔东。谁要是对号入座,算他活该。我的职责迫使我描绘这样一幅肖像,如果他认出这便是他,我没有权力阻止他。是的,山岳党人是纯洁的。它是高尚的,而阴谋家绝不是山岳党成员。”

  一个声音高叫着:“指出他的名字!”

  罗伯斯庇尔:“到应该指出来的时候,我会指出他的名字!”P L

  辩论表明,罗伯斯庇尔已再现卢梭晚年的这一心态:既然我是道德的,那么反对者只可能是站在反道德立场上反对我;而反道德者不是有错,只可能是有罪;唯我有美德,他人在犯罪……罗伯斯庇尔已经进入内心确信状态,不需要证据,他就可以凭直觉指控任何一个反对者。这样一个直觉敏锐者、“激情迅猛者”,又是大权在握!议院内人人自危,如汤浇蚊穴,一片慌乱。

  牧月27日(6月15日),瓦迪埃向国民公会报告卡特琳 ·泰奥事件。被告泰奥是个民间巫婆,逮捕时在她的草垫下发现了一封给罗伯斯庇尔的信,信中把罗伯斯庇尔称为“神人”、 “救世主”。泰奥于5月28日被捕,即花月法令前,拖到此时来公布,显然是有反对派暗中活动,以此败坏罗伯斯庇尔花月法令、牧月法令的道德声誉。罗伯斯庇尔闭门起草反击报告。他悲愤地写道:

  “这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提及我们自己?……

  “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就不能为共和国辩护?

  “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把我们和公共利益绑在一起,以致我们如果不为自己辩解,就不能为政府,为国民公会的各项原则辩解?”P M

  罗伯斯庇尔已无可挽回地进入了卢梭晚年的悲剧处境,控诉者被控诉,连语言都极其相似。当他仰天悲问,“他们为什么总是要把我们和公共利益绑在一起—pourquoinousaR tR onliésàlZ intéreC tgénéral?”他已预设了一个前提:他为自己辩护,就是为人民辩护。“我就是人民”,在这里又一次出现。奇理斯玛的外倾语式是“无限上纲”:不同政见者必是道德邪恶者,道德邪恶者必是道德罪恶者。奇理斯玛的内倾语式是“无限联系”:把自己和人民、共和国联成一体,攻击他,就是攻击人民,攻击共和国。前者为矛,后者为盾。“我——道德——人民”,成了奇理斯玛祛魅入巫所陷入的最大语言巫区。7月9日,罗伯斯庇尔出现于雅各宾俱乐部讲演,他再一次强调花月法令的意义:

  所有拯救过共和国的法令中,最崇高的法令唯有这一项法令:它把共和国从腐败者的手中夺了回来,它使所有的人民从暴君手中释放了出来,这就是使得美德和诚实成为生活秩序的法令。然而,那些只愿戴着自由面具的人,却在美德法则的贯彻过程中投下了巨大的障碍。P N

  又过了一星期,离事变前10天,他再次把自己的困境归结为花月法令激起的抵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美德这一词语的信念,仅限于家政和私人义务,决不愿将其理解为公共道德,理解为对人民事业的全部奉献,而后一点正是美德的英雄主义、共和国的唯一支柱、人类幸福的唯一保证。Q E

  罗伯斯庇尔似乎朦胧意识到,所有的问题就出在这个道德边界的认定?道德通常被人理解为私人事务,而他则坚持道德必须成为强制性的公共状态,心须成为国家、政治、乃至文明历史的唯一基础。

  7月26日,临事变前夜,他在国民公会演说,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演说。历史学家将其称为他的“政治遗嘱”。冥冥之中,他似乎预感到什么,急不可待地向历史交代,他此生信仰与这一场革命统一于美德这一基点:

  我只知道有两种人:正直的公民与邪恶的公民。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党派问题,而是心灵问题。谁能作出这种区别?良知和正义。我说的是什么?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拿走我的良知,我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Q F

  7月27日晚,热月事件发生。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议员们的叫骂声中被捕,他留给这个嘈杂大厅的最后一句话是: “强盗们得胜,共和国完了。”当晚8点半至11点,他曾被短暂地营救出3个小时。但在这3个小时内,他无所作为,只是用手枪打碎了自己的下巴。在被人推上断头台前,他先打碎了自己的铁嘴——语言器官。7月28日下午6点,罗伯斯庇尔一行22人被送到停放断头台的广场。7点半,他被推上断头台。他临刑前沉默不语,亦不能语,只是在沉默中最后一次聆听广场上的群众欢呼:“国民公会万岁!”

六、尾声

  热月政变后一个月,国民教育委员会终于完成了它拖延已久的报告,论证卢梭应该进入先贤祠。起草人是约瑟夫·拉卡纳尔。卢梭在这份报告中被塑造成一个否定继承权的先锋和妇女道德的改良者。卢梭的政治哲学被悄悄抹去,卢梭对大革命山呼海啸般的影响压缩为一部《爱弥儿》的温良影响。至于《爱弥儿》之精义,拉卡纳尔的解释是:“通向美德的道路,就和通向知识的道路一样”。

  1794年10月15日,卢梭遗棺从落葬地起柩。次日,国民公会的一个代表前去接受卢梭遗骸,仪式进行时,伴奏的是《乡村牧师》的音乐。10月17日,卢梭落葬于先贤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旁边就是伏尔泰的灵位。这就意味着“通向美德的道路,就和通向知识的道路一样”。国民公会主席坎巴塞累斯,也是一个名叫让·雅克的人,宣读葬词:

  我们向卢梭致敬,我们的再生——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观念、习俗所发生的一切幸运变化,都归功于他。……他使民族重回当初迷途的地方。在卢梭的召唤下,母亲的乳汁缓缓流入婴儿的嘴唇。公民们!这样一个道德的英雄应该进入道德殉教者的祠堂!他的生命将标志一个道德光荣的新时代,而今天,这一祭封神灵的行为,这一全体人民的和声,这一辉煌的庆典,只是一种勉力偿还,偿还自然的哲学家,既是偿还法兰西的骄傲,也是偿还人类的骄傲!Q G

  葬礼以《卢梭颂》伴奏。作曲者却是一个断头台亡命诗人的兄弟。

  卢梭终于进入了先贤祠,他生前夙愿如愿以偿;

  卢梭被掏空了灵魂,他冥府有知,死亦不能瞑目。


注释:

①王养冲、陈崇武编译:《罗伯斯庇尔选集》,P 269。
②同上,PB 249。
③此事可参见布罗姆:《卢梭和道德共和国》,P 230。
④《罗伯斯庇尔全集》,第4卷,P35—37。
⑤启蒙哲学家与旧王朝、诸王室的关系,可参见索布尔1981年暑假来华东师大讲演稿。尤其是《哲学家与革命》一章,材料更为翔实。
⑥同③,P 227。
⑦《罗伯斯庇尔全集》,第9卷,P143—144。
⑧饶勒斯:《法国革命社会史》,第8卷,PB 74。
⑨参见卡夫克:“恐怖与百科全书派”,载法国《近现代史》杂志196年第14期,P284—295。
D E 瓦尔特:《罗伯斯庇尔》,P391—392。
D F 参见①P258—259。
D G 负像:negativeimage;贡布里希用语。大意为对位而立之映象,见《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作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P173。
D H 转引自刘宗绪:“雅各宾专政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载《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P97。
D I 转引自瓦尔特:《罗伯斯庇尔》,P388。
D J 转引自陈崇武:《罗伯斯庇尔评传》,P168。
D K 王养冲、陈崇武编译:《罗伯斯庇尔选集》,P235。
D L 语出王养冲先生为此篇演说中文译文所加的题注。见王养冲、陈崇武编译:《伯斯庇尔》,P228。
D M 《圣鞠斯特全集》,第2卷,P372。
D N 马迪厄:《法国革命史》,P291。
O E 瓦尔特:《罗伯斯庇尔》,P386。
O F 同上,P390。
O G 丹东处死后,群众中流传出颂扬他的歌谣。这是其中一首歌谣的最后叠句。转引自中国法国史学会编:《法国史通讯》第八期楼均信:“论丹东的历史作用”。
O H 同D K ,P248。
O I 《卢梭通信集》,牛津1967年版,第39卷,P98。
O J 同D K ,P248—264。
O K 同③,P247。
O L 同D J ,P 256。
O M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477。
O N 同D J ,P256。
P E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477。
P F 蓝色外套,黄色长裤。卢梭之后,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安排维持,着此服式而死,一时流行欧洲,人称“维特服”。
P G 沙尔·拉波波尔:《饶勒斯传》,三联书店1982年版,P213。
P H 同③,P255—256。
P I 同O I ,第30卷, 29。
P J G·迪金森:《近代法国的革命与反动》,伦敦1927年版,P33。
P K 转引自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90。
P L 《罗伯斯庇尔全集》,第10卷,P492—494。
P M 同上,P 507。
P N 同上,P519。
Q E 同上,P531。
Q F 同上,P554—556。
Q G 同③,P28。

上一篇:第七章 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专政:道德理想国的实践历程

下一篇:第九章 后论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2-3.10 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 来自《走向混沌》

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的非凡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积存起来的公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去看看 

一本可怕的书(作者:威廉·亚德利) - 来自《致加西亚的信》

世界赋予了它巨大的褒奖,不仅是钱还有荣誉。仅仅是因为一件事,那就是主动性。什么是主动性呢?我会告诉你:没被人告诉却在做着恰当的事情。  对于管理者来说,《致加西亚的信》能够给自己的团队一些重要的启示。从内容上看起来,这是一本劝告员工如何敬业和勤奋工作的书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却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被人们所应用。  长期以来,美国西点军校和海军学院的学生都要上一门关于自立和主动性的课。教材就是这本题名为《致加西亚的信》的小册子,其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员。  在政界,这本书也成为培养公务员敬业守则的必……去看看 

第二章 无常 - 来自《西藏生死书》

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死亡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即使我们就像是在一个可疑和陌生的地方不停地转头设防--如果真有什么方法可以躲避死亡的打击,我将义无反顾--但如果你认为可以幸免一死,那你就错了。   人们来了又离开,来去匆匆,手舞足蹈,却不提一个死字。好得很,可是一旦大限来到--他们自己的死亡,他们的妻子、儿女、朋友的死亡--出其不意地抓着他们,让他们觉醒不过来,一无准备,然后情绪如狂风暴雨般征服他们,让他们哭得死去活来,怒气冲天,伤心欲绝!  如果想开始挣脱死亡对我们的最大宰制,就要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让我们揭开死亡的神秘,让……去看看 

15 - 来自《追日》

朵玉立即打电话到电台、电视台和报社。可是都说没接到宣传部通知。她说宣传部没通知就是有新闻你们也不采访?回答说,我们也想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新闻,即便不能播出,留作资料也是很珍贵的,可是……   朵玉把这情况告诉了布风。   布风凝眉不语。   朵玉说,怕是有人打了招呼的……   布风沉吟有顷,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他说,对了,朵玉,你帮我打电话给董曰!   朵玉也想到了董曰,难得有机会在一起时,他们聊起来很是投机,最近他写了篇揭露一个台商违反劳动法不顾打工仔死活强行加班又不给任何保障的稿子,《人民日报》发表后那台……去看看 

第03章 门格尔为《原理》所做的准备 - 来自《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Ⅰ   我们知道,杰文斯在1870年初发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前已经有大量著述问世。   同样,瓦尔拉斯发表他的最主要著作以前也已有了相当长一段出版史。这些出版物的一部分有助于说明他们各自的边际效用观点的发展过程及其同经济学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考察门格尔,因为他没有什么早期著作可资我们参考,《原理》一书在他的数目单上位居榜首。   此外,无论杰文斯还是瓦尔拉斯,在为他们赢得了荣誉的著作问世以前,都有相当完整的生活记录。杰文斯有日记,还有信件的副本。同样,瓦尔拉斯也保存了书信和日记。但对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