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奥尔嘉的信

 《哈维尔文集》

  哈维尔『捷克』著崔卫平译(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译者前言』从来没有体验到哈维尔如此地绝望和感伤。这次监禁(从1979年10月开始)让他觉得非常无望。看得出来,他反复在考虑和自我怀疑:为什么他来到了这个地方?非来这里不可吗?而且似乎出路遥遥无期。把人逼到了这一步,他便不得不从另外一个非同寻常的角度,来思考自己行为的全部意义,因为种种现实的利益及其破碎的景象,已经不足以提供为什么这样去做的充分解释。他讨论了责任、信仰、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等问题,他看到了遥远的、唯有此才成为我们存在维度的“地平线”(horizon );将自己和一个更广大的“存在的秩序”(order of Being)联系起来,使得他最终免遭虚无的伤害,没有将自己陷入进一步的破碎和怨恨之中,保持了自己心智上、人格上的完备和完整。换句话说,他恰如其分地接受了只有在绝望中才被赋予的礼物,找到了与绝望相匹配的那种尊严。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么一份礼物的,即不是人人都善于绝望的。

  (1980年2月24日)“有点反常、有点分心、有点疏忽、有点魂不守舍”

  亲爱的奥尔嘉:星期天下午就要过去了,我仍然甩不掉这种探监之后的古怪心情。一次又一次地,我回忆着你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我为所有的好消息感到欢欣,但同时,我的欢欣中又弥漫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沮丧和紧张在内。我不能说我处于压抑之中——心情基本上是好的——只是有点反常、有点分心、有点疏忽和魂不守舍。我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你们的,当你们突然来到这里,给我带来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你们的我曾经也生活在其中)的一些片断,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件,它令人振奋、令人鼓舞,但是也令人不安和烦躁。我必须习惯于这种现象。想来有意思,这次经验如此不同于你在鲁津监狱的来访,那时我正处于待审期。在那里我也与日常世界隔绝,但与这次身陷其中的世界差别有着强烈的不同;这里更像临时住在一个“无世界”之中,一个真空。这种对比是如此尖锐。

  就探访本身而言,可以理解,尽管有点局促不安和头绪混乱,我想还是成功的,我感到出人意料的高兴。我没想到一个小时内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话,尤其是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好消息。我注意到了你们俩说的每一件事情,现在我正把它们又细细重温。当然,我很高兴我的剧本正在上演,而且是这么好的剧院;我高兴于朋友们思念我们;看到你生气勃勃,甚至力图去换房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都令我高兴。但主要的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如既往,这令人放心;总之,你,普泽克和所有的朋友还是那样,正如我对你们所了解的。忠诚和经久不变是我最看重的品格,我要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看重这些。这并不是热衷现状的保守,而是尊重人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无论如何,我的剧本都围绕这种一致性和持续性的崩溃打转,这绝非偶然。

  几个钟头之前我们互相见面并在一起交谈,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奇怪的,现在想起来几乎不可理解。这是真实的吗?我想是的。一个人总是会产生惊奇。

  谢谢你们的来访——再次请代我问候每一个人。

  你的瓦塞克

  (1981年1月2日——6日)“一个人的秘密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

  亲爱的奥尔嘉:……

  新年之际,人们习惯于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正如我现在,也在想我在过去的一年中所想过的事情……

  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所思考的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的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了我梳理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都是这个题目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与此同时,正如你在我的信中已经注意到的,在我的沉思中,有关人的责任感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也发展出来。越来越清晰地,它作为所有自身同一性产生的基本点而出现,经由它自身同一性而确立或消亡;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类似于那决定其水准和尺度的“理念”.它是将所有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写到一个人的秘密就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的原因。)

  换句话说,有关人自身同一性的水准给我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视点,人类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可以从中得到测量,而责任感的问题则成为打开自性问题的一把钥匙。当然它并没有解释这个秘密,只是把这个问题带到更加“狭窄”或更加特殊的领域。

  但是,究竟什么是人的责任感呢?它和什么东西相联系?归根结底,它是一种联系,因而便假设存在着这样两级: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和他为之负责的某人或某事。

  现代人,由于不信上帝和不把责任理解为与上帝的联系,对这个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程度具体的回答。对一些人来说,责任感意味着和其他人、和社会的一种联系,他们在教育、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自我保存的本能、有关潜意识的推测——或者相反,在爱和牺牲等人的不同的心理潜能中寻求其根源(以不同程度的强调)。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责任感只是良心的事,是我们这种物种生理机制的一部分(某种情况像弗洛伊德的“超我”.)对其他人来说,它完全是对神灵恐惧的时代留下的妄想。

  责任感当然是所有这些东西,进一步说,它们是责任感的一些特殊的表达形式,或者描述它的不同途径。但是,这是否已经足够?这些答案是否真的回答了问题?

  我相信没有。至少我不满意于这些答案,我不认为它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关于责任感,我们从中知道的和一个原子模型提供的有关物质的本质、或一个速度计告诉我们有关运动的本质并无二异。

  然而,我的观点不仅仅停留在一种看法上面:它直接根源于我“对世界的体验”,即来源于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以往若干年内形成的经验。所有像科学描绘世界(更准确地说,用科学重构世界)那样,把责任感放在一个特殊的区域,从而漠视这个神秘的事物,都直接违反那种经验的本质。对我来说,这样的尝试是自我欺骗和懒惰,无异于在人的自身同一性危机方面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人们通过把问题推向专家的办公室而放弃他的人性。

  对我来说,各式实证主义解释致命的错误在于把人类责任感——和对待任何其他东西一样——缩减为一种与相对的、短暂的东西的联系并把它定义为另外一种相对、短暂和有限性的东西(例如,一个公民与法律条文或者潜意识“超我”的联系。)然而,这样的理解在其本质上掩盖了并且必然掩盖了最重要的东西:在我看来,它是如此显而易见:此时我们拥有的不是两个相对物之间的互相联系,而是相对物与“非相对物”之间的联系,有限与“无限”的联系,存在总体和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之间的联系。责任感经常被表述为我们周围或内在于我们的的某种东西的联系,然而我们作为一种“相对物”,形成与我们之间的的联系——我们唯一的真正的对照,是使得我们经验到自己的相对性的那种东西,即相正式于一个无所不在、绝对的地平线,它作为“最终的证明”存在于每一事物的背后和在每一事物之上,给每一事物提供一个框架、维度和背景,并最终给出每一事物的相对性。这个极度抽象和极度想象性的地平线同时也是十分具体的,通过所有我们在相对世界中的部分经验,它作为一个经久不变的当下的限制性因素,并且事实上作为最不可避免地触及我们的一个维度,我们今天和每天都在经历着它。

  换句话来说,作为一种能力、决心,一个人完全、绝对地在所有情况下承担自己的意识到了的义务(也就是说,作为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来于总体存在中刻划出无与伦比自我的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

  简言之,对我来说,正和没有空间便不可能有物质存在(反之亦然)一样,没有永恒的地平线的存在便不可能有短暂的人类的存在,后者正是借助于此和从中发展出来,不管他是否知道这点,这种联系是永恒的。同时,处于这个背景之上,人类存在的每个瞬间也在某个意义上成为永恒的——不止是作为一个生命的最终的想象,而且成为它实际上所是的,换言之,它自身的主体。我知道这又扯出一个全新的话题。

  总之,你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些及其他类似的沉思;它们仅仅试图捕获从我的感情和内在的思想过程中浮现出来的东西;有时我用这样的形式来体现,换个时候我会用其他完全不同的形式。我不是哲学家,也不具备建构一个复杂概念体系的野心;谁要是这样理解,他将会很快发现我始终在自相矛盾,我留下了许多有待解释或每次解释都不一样的东西。

  现在谈一些我的外部存在的事情:我没惹麻烦度过了这个假期,新年不是一个开心的时刻;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日常生活,我很好并已在工作了。

  亲吻你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喜欢我的人;特别亲亲安杜尔卡。

  我想你,是你的瓦塞克

  (1981年1月17日)“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时一地的现实”,以及人们在其中暂时的成功或失败。

  亲爱的奥尔嘉:作为新年贺词,我给你写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失去信仰和希望。正如我曾经答应过的,我愿意简短地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首先,当我说到信仰和希望的时候,我想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乐观主义,因此而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我不拥有这样的信念,并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当人们普遍这样表达时。我不知道“每一件事”将结果如何,因此我就不能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每件事——至少大多数事情——或许会变得更坏。然而信仰,并不依赖于预测可能性的结果。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相信一切事情会变得很好,而一个有信仰的人却认为一切将变坏。在这里,我所理解的乐观主义不是简单的积极向上和生气勃勃,而意味着它的对立面:我曾经遇见过许多热情澎湃的人,当他们觉得事情即将有起色时,他们尽头十足,而一旦遇上了反对的意见——通常还在刚开始——就突然变得十分怀疑起来。他们的怀疑主义(通常体现为灾难的景象)如同他们先前的兴高采烈一样情绪化、肤浅和主观任意,仅仅是一枚钱币的两面。简言之,需要幻想才能活下去,这并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虚弱的表现,人们期待的只能是实际生活的结果。

  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个特定时刻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立场看来,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毋宁说,朝向现实及其现象敞开),而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扭曲它们,因为他如此去做没有个人的、情绪化的理由。显然,说这样一个人没有信仰是不确实的:他没有任何必要努力去寻找现实的底部——因为这种尝试,也许比其他人——更需要信仰,如果没有信仰更加不可思议。而没有信仰的人只是尽可能减少痛苦和舒适地活着,对其余一切事情都麻木不仁。他所宣称的现实通常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服务于他自己的生活“概念”——换句话说,仅仅适合于他本人。他不会不带偏见地朝向现实所有的维度敞开。

  但是,这种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它从什么地方来,什么是它所要坚持的和所导向的?当然,我没有一个详尽无遗的答案,因此仅仅试图指出两个显而易见的事情。这里指的信仰通常采取具体的形式,即“信仰某个东西”,但是“某个东西”又不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即不是某些偶像的形式,相反,是对那种不是动摇信仰便是要求偶像的迅速更替的做法的挑战。真正的信仰是原发性的、根本性的和抽象的,它领先于它的对象(如果有的话)。换言之,信仰赋予它的对象以生命而不是相反。(自然也存在相反的、互相作用的倾向,但这总是其次的,是主导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反应。)这是真正的信仰与乐观主义的热情之间的区别之一:它并不从特定的现实或假定中汲取力量,如果依赖于此,在失掉了这种依赖之后便如同刺破了的气球一样垂头丧气。真正的信仰不是由某个惑人的对象引起的迷狂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的维度”,一种你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内在引导——如果有的话,可以将你的整体存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的高度。与此同时,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在何种程度上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这都不重要;唯一要紧的是它所承担的意义的深刻性,你如何渴望它,它如何蛰伏于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和你全部行为的深处。我所说的包括个人存在的意义和“意义整体”(它作为个人存在的意义的唯一和终极的源泉),这种东西超越了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功利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计算。(因为只有依据永恒的、绝对的“存在的记忆”,人们所做的好事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并且,正像这种意义超越了与此相对的现实世界,对这种意义的信仰也就超越了所有相对的功利主义,从而可以完全独立于事情结果如何的考虑:从信仰的立场看来,每件事情——甚至是结局不好的事情——都有其自身得到认可的晦暗的意义。没有这种有关意义的假定和对于它的追求,无聊的经验——意义的缺失——将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称之为荒诞艺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包含了信仰在内,它是一声绝望的喊叫;当艺术失掉了与信仰的联系时就变成了商业艺术。)在任何信仰的情况下,由于它是对意义的承担,总会遇到虚无的经验这个自然的对立面;它们互相联系,事实上,人类生活就是我们的灵魂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摇摆的一场持续的斗争。如果虚无赢了,冲突的张力消失,人们屈服于麻木不仁,信仰和意义便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借助于此,人们意识到他的失败。

  虽然信仰采取人的心情、状态、爱或其他心理特性等不同的形式,但它显然比这些要走得更远把人带到诸如责任感面前——这两种东西总是联系在一起,带到某种即超出事物的存在之外又处于事物之中的东西面前:它是它们的“绝对的地平线”.作为原创者、意义的承担者和给予者原创者,这个地平线,远远不是一种冷冰冰的、抽象的天文学和形而上的份额,而是提升人、人性和历史的最重要的力量的源泉。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如果人是存在的普遍奇迹中一个集中和反复的体现,那么所有可见的表达其源头在于,将人和存在的奇迹最初和和唯一地拴在一起的东西,即人信仰这种奇迹的意义。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全权委托的信仰”,是在意义的活生生的经验和它的未知性之间无休止的张力,这种张力赋予人的全部行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真正内涵。

  在上封信中,我提到了我可能尊重的圈子在某种程度上“变窄”.事后,我又感到这种概括可能引起误解;我该说的是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因为我有了判断这些事情的更精确的尺度。

  还有一件现实的事情:1979年5月或4月的某天,他们拿走了我的驾驶执照半年之久;这时间已经够长的了,我发现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就住在劳改所,当我回去时,他们必须还我的执照(在这之前,无疑他们想让我再考一次)。如果拿不回执照又不告诉他们我在什么地方,存在的危险是他们会宣称它已经无效和作废——然后我又不得不进驾校重学!我不知道驾照此刻在楚特诺瓦还是在布拉格的交通办公室;细节我记不起来了。你最好帮我找一找。

  吻你,瓦塞克

  (1981年2月13日)“把自己看得太重和大声谈论自己,都不是我的习惯。”

  亲爱的奥尔嘉:你看,我有点过高地估计你的来信了:又是两个礼拜没有接到任何信件。直到昨天,我收到你的明信片,得知你已经得到了(寄去的)教科书的收据和你想要知道带哪一种维生素给我。我想哪种都行(当然必须是原装的)。还有,你不必带剃须刀了,我手头的已经足够用了。你在明信片中提到的我敲鼓的那张快照是令人怀念的,因为那是在我被捕前三个小时照的。

  我甚至在表达自己时也并不很擅长。从上一封信起,我开始写我自己,但它也许会晚收到一个礼拜,和我后天才写的第68封一起收到,因为我写得并不顺。当然我会接着写下去,尽管这肯定并非愉快。如此反倒提供了一个不坏的起点:来谈谈我对此反感的起因。

  首先和最重要的,把自己看得太重和大声谈论自己,都不是我的天性和习惯。这里主要的障碍也许是我天性羞怯(以后适当的机会我会谈到)。对于“当众脱衣”的反感是我终止写诗转向写剧本的一个因素,在戏剧中作者的本人的个性可以埋藏得最深,他只是通过别人的嘴巴来说话,因此他的作品尽可能达到客观化。当试图回忆起我谈论自己的(我的心思、我的问题)辰光,我能想的出来的仅仅是和可爱的女士多喝了几杯的时候(或凑在她们的耳朵旁边絮絮叨叨,总之是不为你所批准的时刻);而且这种谈话通常带有讽刺挖苦和卖弄玄虚在内,因为我知道对方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从监狱里写自己便没有了这种语境,也不可能拥有这种口吻,所以我必须不仅消除我的羞怯,还要破除一向反感把自身弄得小心谨慎和庄重严肃的念头,以及一向回避的那种愚蠢的说教。(我有时觉得自己像那个写惨不忍睹的专栏的莎莉。)

  去写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是写自己——并指望写下来的东西具有某种真实性,不仅需要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还要求有特殊的技巧。问题在于,想要精确和详尽地描述一个人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只是非常相对地,可以将一个人转换成一种缩略的或夸张的书面形式,同时付出巨大的过分简化的代价。这并不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文学中——这种过分简化不会产生一个奇迹:它能重新创造一个“比真实还要真实”的世界,即正是因其简化,通常在“未简化”时无望地掩埋在其深处的现象的“意义”领域才浮现到表面。选择适当的缩略途径,经由简化去真正地澄清而不是遮蔽某个人有意义的方面,尤其如果谈论的是作者本人,的确需要三倍的技巧。(当一个人观察自身时,怎么可能做到正好是客观的而抵制主观的自我评价?去写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人要容易得多!)我不认为在这方面自己具有特别的天赋,如果有的话,也是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更简单地说,心理或性格的刻划都不是我身为作家的强项。

  当然,一个人可以十分容易地通过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与他有关的情境来描述他自己,这样做虽然间接,但是也许更真实,然而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必须将问题普遍化,而不取自我性格化之途。(顺便地说,最好的文学性格来自一个特殊情境中的背景和行为,充满悖论地,这产生了比生活更丰富的虚构形象,比概念描绘所能达到的远为生动。)

  在我结束这番关于为什么我不情愿谈论自己之前,至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起:我已经两次将我自己写给你(并没有都寄出),而每次我都意识到一件事:正如海森堡的研究表明,物理学中的粒子间的关系,随着它们成为观察的对象从而产生性质的改变,故而尽管我们力图做到最大程度的精确,但仅仅因为我们去描绘,让它们进入视野,它们便难以察觉但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变。正如一种特性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公之于众,便不是它原先的样子那样,一个具有某种品性的个人在这个品性被谈论之后,也不再是同一个人。这种转变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把自己更加合理化。当一个人描绘他自己,似乎不仅仅是在说他如何如何,而且还会将事情描述成从一开始就是如何自觉(很可能他当时宣称的事情恰好相反),显然这仅仅是他希望自己是成为的那样。当一个人向世界宣称他的观点,他事实上是想让别人同他一样接受这观点(或者反过来,是想挑起别人起来反驳。)换句话说,在描绘自己时,一个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合理化。意识到这个可恶的事实,当然不会调动人们去做的热情。

  纸上还剩下一点地方,我还想对我的信做一点简短的说明:尽管存在许多复杂性和麻烦,我仍然不想放弃每周给你写4页纸的习惯。(我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去做;有些事情是这样的:人们虽然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只是想这么做,尽管它们使生活复杂化了而不是简单化。在这种环境下,放弃这种事情总不太好,因为这很可能是无法察觉的一个崩溃的开始,它将导致比如不看报纸、一天不刷两遍牙或不去在乎扣子是不是还在衣服上,知道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无所谓。)当然,也许有几周我什么也没给你写——那也许是因为我想适当地休息一下,或因为在那种时刻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因此如果你持续收不到我的信,别担心——正和我好长时间收不到你的信不担心一样。

  吻你,瓦塞克

  (1981年2月15日)现在“我的各种不同的心情,初步可以概括为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

  亲爱的奥尔嘉:前天,我写完了延迟的第67封信,那几乎都在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原因,以及这种做法背后隐藏的陷阱。有了这样的铺垫之后,我今天跃跃欲试。我现在想要写我自己,即此时此刻在监狱中呈现的我自己。如果我将坚持下去,它也许是一系列的信件。当然,我知道我也许会在任何时间,因为任何理由,放弃我的解说转向别的事情,或者把这件事干脆搁置一边。不管怎样,早晚我都要回到写自己上来的;在这个环境中,这是一个令人或远或近地要围着它打转的圆心。

  我想开出一个清单,来描述我在此的各种心情,在这之前我要汇报我基本的身体状况,可以理解,它很容易对心情产生影响。……

  现在谈我的心情。我列了一张清单,它大致可以覆盖我的不同的心情,初步可以概括为八种坏心情,七种好心情(这个数字也许随情况而变)。我是从坏心情还是好心情开始写?从坏的吧,这样我的清单可以向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展开,并达到一个幸福的结尾。当然,这封信也不会太悒郁愁闷,我将从自己非常乐意的一种坏心情谈起。

  1、这是一种忧郁的状态。它可以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或者偶然的、不期而至的。然而,通常它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主要是一种文化的经验,尤其是由电影和电视带来的。在电影和电视中,你可以看见大自然、树木、草地、色彩、熙熙攘攘的城市、穿着普通服装的和蔼可亲的人们,美好的环境和美好的事物。简言之,“从外面”看到的生活。(它是否确切地代表了生活的基本方面是另外一回事,事实是,它包含了不同于这里的生活的所有外在标志)——你会被这些东西弄得有些又疼又痒……他微笑着受其吸引和被带走,被每一个最傻的事物所感动——然后放映厅的灯亮了我们排着队离开,突然——在一个短暂的消遣之后,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尖锐的强调语势将我带回到现实中来,接着又一次我理解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正是在此刻,忧郁向我袭来——混合着为美好事物而喜悦而悲哀,它们竟相距如此遥远。它包含了一点——不会更多——感伤、自我怜悯,一点(或许很多)荒谬感,一种巨大的难以扭转的失落感(尽管在这里也是一个人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还有一种与这种失落感的古怪的、协调的和解。这种自我怜悯的心思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但是它包含着一种温柔的哀婉动人的自我埋没感:对你来说美好的事物虽然不可企及,但至少别人还是可以经历它们,于是你感到高兴。这有点古怪:某些东西在某处存在着,有人经验着它们,这便是一种快乐、令人欢欣和振奋的源泉,尽管这和你没有关系。说到底,这也许是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状态(这就是我把它归之于我的“坏心情”的原因),但是,这里也存在着某些古怪的令人愉悦的东西,某种类似万灵节上鲜花的香味。

  (下次再谈其他的心情。)

  问候所有的亲密朋友,他们当中,今天我特别提到奥特卡——如她那样同时即忠诚又勇敢的女性并不多见,我很高兴有机会认识她。

  吻你,瓦塞克

  (1981年2月22日)“我的第二种坏心情是一种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

  亲爱的奥尔嘉:……

  现在继续审视我的心情:2、我的第二种坏心情是一种紧张、恐惧和焦虑的状态。更早些时候,这种心情比较常见,现在相对少了。它开始于一种不安全及朦朦胧胧的危险的感情——越模糊、心情越坏。当然,早先自由时我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心情,但是那时我感到受威胁的是另外完全不同的东西。通常的情况是那种不安全感……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又感觉到某个不知道的东西正悬在我头上或在我背后酝酿着。这使得我神经紧张和注意力分散;我想象出各种灾难,但无法确知任何事情,进行明智有效的思考。这种心理上的不确定逐渐发展成为对潜在的未知的威胁的恐惧,即不能对此有所准备,又不能承受,甚至不能再做一点不合适的事情让情况变得更糟。有时这种恐惧可能变成一种普遍的存在性焦虑。这种心情典型的状况是,比较起来我并不那么害怕客观上要落到我头上的东西,而是担心我不能对此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映。我更害怕不得不由我自己来做决定而不是别人。在这点上,它非常像怯场,而我一向容易怯场。在开幕之前、学校考试、和公共场合的露面,我总是感到很紧张,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满足别人的期待。但是一旦等到事情超出了我所能控制度的范围,我不再对其施加或好或坏的影响,我反而平静下来,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一个悲惨的结局。这种心情通常由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和十足的妄想所引发——我不想描绘——它们可以让我沉溺其中,尽管理性的依据完全站在相反的一边。这种心情可能在它刚出现的时候便突然消失;任何表面的理由都可能将它驱逐,整个调转过来(通常伴随着欣快的释放感)。正如我说过的,相对来说现在我较少具有这种心情,部分地因为我学会了自我控制,部分地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变得适应我的新环境了。我了解这种心情“运动”规律(至少了解一点),我学会了预测某些事情,结果它便不再是一个如此神秘莫测的来源,不像从前那样无法估量和无法确定了。然而,尽管它很少出现,这种心情仍然在我的审视范围之内,比较起来,它有着更为广阔的复杂性。我曾偶然发现,有人因为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而感到惊讶,他们不可能从来认同这样的事实,即我的行为从来没有透露出胆怯所带来的具体后果。

  3、我的另外一个坏心情是这种神经紧张的对立面——一种缄默和冷淡状态,处于这种心情中,我对任何事情无动于衷,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惊奇、不安、愤怒和激发我。一切与我无关,我把自己放到在一种冷漠的盔甲中,忽然感到自己像是170磅的面团,没有任何人类反应和对人类事务毫无兴趣。这种心情的萌芽阶段,毋宁说是某种健康的东西,一种自卫和自我保护的机制: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以同样的强度持续地注意、经历、和参与每一件事,他将很快会发疯或者被一些偶然无谓的事情所淹没。显然这里存在一种心理装置,当人过分紧张的时刻它会自动地拉闸来保护你。更确切地说,你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付出充分的有责任感的关注,什么时候全部投入其中,而在另外的时刻,只要当一个留心的观察者就行了,或者相反,最好干脆置之不理。我将我的冷淡置于它的限度之内,即当你的精神因持续的努力弄得精疲力竭和需要一个简单的休息时,将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反应。然而,如果我没有时时意识到这种冷漠在我的性格中留下的烙印,事情就更严重了。我相信,冷漠和放弃是人类跌入虚无的最严重的形式,(我曾经有一封信谈过这个主题,但出于某个原因没有寄出;等某些合适的时候我会再回到这上面来)。我希望这种堕落不要威胁到我,因此我可以将自己偶然的冷漠看作无非是神经系统的一种休息方式,在某些环境中,这也许是不可忽却缺的。

  像往常一样,我强烈地渴望你的探访,吻你,向所有亲密的朋友问好,今天还要给卡米拉和苏珊娜一个特别的亲人般的吻。

  你的瓦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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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呐!如果说昨天他来到这里,受到五十万人的夹道欢迎的话,今天夹道欢送的罗马尼亚人足足有一百万。人们在街道两旁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着鲜花,挥动着罗美两国国旗。  尼克松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并排乘着黑色的敞篷小车缓缓地穿过布加勒斯特的街道,驶向奥托佩尼机场。这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  欢呼的声浪。热诚的笑脸,有的人眼角还挂着泪花。一束束鲜花向敞篷汽车扔来。街道上陈设了好看的花坛,到处都挂着罗马尼亚与美国国旗,甚至苏军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大厦上也悬挂了美国国旗。  这些年来,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包括苏联在……去看看 

第四章 变法与动乱 - 来自《兴盛与危机》

如果一个人犯了破坏比例法则的罪,使一个太小的去负担一个太大的体积——船太 小而机太大,身体太小而食太多,心灵太小而权力太大——其结果一定是全部破坏。——柏拉图  4.1变法效果递减律  封建统治者也意识到无组织力量对自身的危害。他们曾一次一次地振作起来和无组 织力量作斗争,这就是历代的变法。变法是封建大国改变控制办法,实行某些改革,以 期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内无组织力量进行遏制。在政治上主要是抑制特权,精 简机构,整肃吏治,反对腐化;在经济上是抑兼并,稳定小农经济;在意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