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意识:心灵哲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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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想史上,人类心灵通常被认为是超验的“精神”或“灵魂”,不晓得怎么存在于肉体而又不同于肉体或不可还原为肉体。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家的研究假设总是倾向于还原主义学说,即企图根据神经生理学的过程来解释心理现象。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概念克服了这些矛盾,并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概念——人是心理物理的实体而并非是二元论的实体。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可以对人类心理的基本的、非同一般的功能提出新的建设性看法。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讨论和心灵哲学有关的问题,其作法是把人看作是镶嵌在微观等级体系中的自然实体,并把他作为自然-认知系统在他那个层次上所具有一般稳定特征的范例。

  大脑-心灵同形性(双透视论的重新陈述)

  把人看作是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的证据可以这样来重新陈述:把可应用于自然系统和可应用于认知系统的系统性质进行比较,这些性质将被证明是具有同型性的,但是用来描述这两类系统性质的语言却是不同的:不但有“大脑语言”(“brain-language.”),而且还有“心灵语言”(“mind-language”)。

  我们可以采用赫布的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大脑语言”词汇。细胞集合体被说成是在感觉刺激的神经相互作用和皮层内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机体在这些集合体的基础上作出反应。它的这种反应影响它的感觉信号流向,然后感觉信号又影响细胞集合体的形成。在自主过程中细胞集合体也能在单独的皮层内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因此,细胞集合体(或神经通道、印象、反射环,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脑组织)就代表了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连接链。

  “大脑语言”中的“细胞集合体”相当于心灵语言中的“认知建构”。物质的大脑系统和认知的心灵系统之间的同型性可以概括如下:在现存概念(=皮层组织)的基础上产生的反应对系统环境起作用并使得它的输入和它的认知(=皮层的)组织相匹配。这是一个负反馈的自稳化过程,它适用于同时作为认知系统(心灵)和自然系统(有机体)的人。输入-组织关系之间持久地不相匹配会引起认知概念(=皮层的细胞集合体)的活动并导致产生更恰当的概念(=皮层组织)。这里,我们遇到了自组问题,它同样可应用于作为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人。因为他的建构集是等级组织性的,而且也摹写了外部等级体系,同时我们还知道,作为自然系统的人也被嵌在这个微观等级体系中,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上述平行论来补充对单个系统的双透视的看法。根据双透视原理,可以把我体验到的东西同存在于我心灵中的世界之间,以及我所理解的我的肉体、大脑同影响我肉体和大脑的外部世界之间的质的差异,解释为我(作为一个自然-认知系统)自己两种透视的差异。这两种透视中的一种是根据自然系统的理论描绘的,而另一种是根据认知系统的理论描绘的。由于这些理论代表一般系统论的一种特例,所以根据双透视原理,关于它们的中肯结论可以整合为双透视定理:“不可还原的不同的精神事件组和物理事件组构成一个同一的心理物理系统(专业术语叫‘自然-认知系统’)”。

  大脑-心灵的功能起源

  大脑和心灵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透视方面。人的大脑(还有心灵)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进化的。它首先确保了人的存活,后来才成了人的主宰。

  现在人们相信,直立人(现代人的祖先)的脑相对迅速的进化发生在大约五十万年前。尽管直立人的脑比现代人的脑小,但却比南方古猿的脑要大得多。脑容量的增加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神经细胞,还意味着在神经细胞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的可能性。细胞集合体形成能力的增强(赫布)也意味着(根据双透视原理)概念-形成能力的增强。的确,人类学家们认为直立人很可能能够以类似人的方式进行思维,并且可以讲一些初步的语言。他还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后来,至少在三万五千年前,随着现代人的出现,我们发现人的脑容量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立方厘米的范围内,而且思维、讲话和制造东西的能力更加突出。结果,在某一时代终于创造了文化。

  大脑功能的运用以及其组织化的丰富潜力,使得人类在狩猎、采集食物、建造居住环境和组织公共活动等方面胜过了在体力上比他强大的所有对手和敌手。跟脑容量的增加密切相关的认识能力的增强,使伟大的新石器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和家畜的驯化。因为人在很大范围内依赖他的大脑-精神力量,所以,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那些大脑组织化程度特别高的人(=具有较发达的建构系统的个体)更有利于生存。很清楚,在这个层次上的大脑-心灵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工具。它使得人能够居住在比其它物种有优势的环境中,并且能够利用他自己的这种优势。

  当然,较高的皮层组织化,只有当有机体的基本的内稳态的调节被整合到自主的神经系统中时,才会进化出来。进化可能已经在许多年前就开始了,它使能进行人体自动控制的机制更加完美;因此,尽管它这么复杂,也不需要头颅内有调节能力的神经元(细胞)的帮助。克劳德·伯纳德说,就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言,稳定的内稳态的自我调节是自由生活的条件。沃尔特曾谈及他在剑桥讲课时巴克罗夫特(Barcroft)先生提出的问题,“如果温度、氢离子浓度、水、糖、氧、钙和其它东西都是恒定的,那么有机体到底获得了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如下的例子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经常在平静的湖面上看到一条小船划过,带来一串涟漪,我在注意它们的规律性并欣赏当两个涟漪系统相遇时所产生的波纹……但湖必须绝对平静……在一个性质还未稳定下来的环境中要想寻找高智能的发展,犹如想在风暴中的大西洋洋面发现涟漪的波纹”。内稳态使湖平静;它使内环境稳定。这样,它为进一步的进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神经系统中正在发展的部分(像脑的前叶)解释了更精细的“涟漪”——即那些由感觉产生的信号。功能能够进化以完成复杂的操作,这些操作对于放大和解释较弱的,波动起伏的感觉信号,以及适当的运动神经刺激之间的联系是必需的。当自主的内稳态铺好道路后,认知便沿着这条路前进了。

  在我们人类物种的历史上,那种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大脑皮层组织一定是这样:它使人类能够有目的地对他的直接环境中的各种目标作出反应。在“心灵语言”中,这种组织化提供了有意义的格式塔:一个被看作为有意义的客体的知觉表象模本,并且具有有目的和有效的反应模式。这样,这个被赋予格式塔的、有知觉认识能力的人类,就比仅靠遗传得到的那个内环境稳定的有机体,具有更为广阔的反应范围。他把范围更大的环境嵌进他的知觉-反应因,并且能够把自己维持在自己所面临的境况中,而这种境况可能已超出了进化较慢的生物体所能容许的差错限度。通过积极地改善环境,他可以对周围环境状态的不适应作某些补偿。由于可以补偿,他就能够在一个范围更为广阔的环境条件下生存,这样一来,他容许误差的阈值就提高了。

  认知能力的起源和自主化

  上面的讨论可能被理解为:主张皮质内较高级的大脑事件,以及同它们相应的认知构造的心灵事件,“只不过是”人的求生功能。这是一种还原主义的立场,从我们讨论过的内容来看,它不值得信奉。

  知觉认识的求生功能仅仅在涉及到互有关联的大脑-心灵能力的起源时才能被确认。这些能力是作为使人类能够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更精确的手段而进化的,且能确保满足它这个开放系统发挥功能的需要。但为了解释现行的观点而认为人类知觉认识“只不过是”确保他求生的一个精确手段,这就成了还原主义的“遗传的错觉”:把某些事物的起源和它们实际的功能及应用混淆了。知觉认识有可能在这种求生需要的环境中得到进化,但在某些时候,其应用可能同生物性的求生很少有直接联系。事实上,知觉认识甚至可能使求生的需要受到挫折:想弄清可知觉的环境的某些方面的探索,可能削弱了生物实际的求生功能。好奇心毁灭了那只猫,而好奇心却是一种典型的认识导向的活动。在所有具有较发达神经系统的动物物种中,知觉认识的存在表明,这种系统的信息提取能力一旦发展了,它就获得了自主性,而且并不完全服从于满足生物需要的指令。

  现在,让我们把问题再说得清楚一些:知觉认识发展的自主性并没有改变它的功能机制,这个功能机制是它的起源直接导致的结果。尽管认识可以被纯粹地应用,但知觉(在“大脑语言”中)无论如何是有机体同有关联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过程是后者的状态由前者较高的神经中枢来摹写,他的相关的运动神经反应则把这些状态加到同先前建立起来的摹写图景相匹配的那些环境中。这样,当个体把他的环境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格式塔的可理解的结果,他实际上是在适应他的环境:他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才能把自己维持在这种境况中。然而,知道怎样去做和限定自己去做,是不同的两码事。由于自然-认知系统发展了大脑-心灵结构,以致于能够把环境摹写在它的组织内,因此它能够精心设计出反应的模式,而该模式已超出了仅仅为直接的求生而利用的范围。作为在系统木断适应环境中的功能因素,知觉认识特殊化了。而一旦特殊化,它就倾向于逐渐增强部分的自主性并为它本身的目的服务。

  这里概略讨论的论题,即关于在逐步适应的过程中功能的起源和随后功能的部分自主化的论题,克服了“二无论”或“还原论”似是而非的选择。该论题从还原论者信奉的观点开始到二元论者主张的观点结束。不过,这个论题本身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二元论的;它坚持认为存在着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和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起源的连续性避免了二元论的陷阱,而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则消除了还原论。例如,大脑中的皮层结构是在从内环境稳定(在中枢神经系统的自主区域内)开始的一个连续范围内进化的;但是它一旦进化了,这些组织就服务于自己的认知目的,从而在逻辑上不可再还原为内环境稳定的功能了。

  高级的文化认知力(像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那些认识)怎样同人类有机体的生物基础联系起来,这个永恒的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起源的连续性-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原理来澄清。科学的认识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技艺不断得到提高的摹写活动:把经过仔细选择的各种环境状态摹写进大脑的皮层组织内。起科学建构作用的这些组织把观察和实验编码成知觉信息并协助揭示实际意义。用大脑事件语言陈述的科学观察可以描述为:感觉信号向大脑中心传导,在这里细胞集合体的复杂的状态序列对信号进行释译,并在信号-皮层-组织相匹配的基础上产生反应。在心灵事件语言中,科学的观察是“看到了那个”在某种程度上已预见到的东西,而且那些同认识论相关的理论建构是用具体例子说明的。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观察的内容都是来自从它的环境进入系统的信息,所以,知觉信号和认知组织的匹配就把有关系统内的外部事件资料重新加以编码。在理论背景中,科学观察代表了对某些环境状态的摹写(经过系统的实际认知结构)。由于科学认识把环境构造得比日常生活的具体的格式塔认识更精美,所以说它为系统适应环境作出了贡献。

  以上评论适用于“常规”(同“非常规”或“危机”相对应的)科学。但是我并不希望把它们理解为常规科学只不过是保证人类在他相关的环境中能够求生的一种更严谨的方式。这种遗传的“只不过是”错觉无须再犯,它不是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东西。(的确,如果把建立天体物理学模型解释为是保证科学家或科学团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手段是困难的。)相反,我所主张的是:科学是人类环境认识功能(即提供关于人类环境状态的重要信息的那些功能)的逻辑结果。(预言和检验依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和必要成分。)但是,正像纯粹的认知能力介入了普通知觉(尽管它起源的背景是满足生物学上的需要)那样,纯粹的认知目的也介入了科学研究过程,事实上,它们经常同时介入。科学的创立,作为从环境中获取有关信息的一种更加精确的手段,并不阻碍把这种手段变成它本身的目的。纯粹的认识科学,“为科学而科学”,或更严谨些,“仅仅为了认识的科学”总是可能的。它引导人们为科学而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和人们利用预言和检验的实用主义目的相冲突。科学的起源和具体认知模式的起源都不取决于它当时的应用。事实上,许多科学家为了获得知识耗费了自己大部分甚至毕生的精力,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要从中得到什么具体的实惠。

  由于随后结晶成科学的思想模式的功能的起源,科学就能够像按认知连续性自下而上和逻辑不可还原性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展,它就可以应用于科学认识的现象上。然而,同样的过程是否也可以应用于艺术?简言之,审美认识和人类自我维持是怎样的关系呢?

  企图确认审美经验和存在需要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会引起某种特别难以控制的还原主义——把艺术还原成生物求生的功能。然而,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起源背景中觉察到,而无需把已具体化了的和具有自主形式的艺术还原到有机体的自我维持上去。我们认为,艺术形象地阐明了人类很大一部分经验:被情感所激励和支配的那一部分。人类和他自己周围环境的关系有许多层次,而每个层次的关系都要求由理解来驾驭。但是,无论是抽象的科学认知还是具体的感觉认知都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情感经验的对象和本质——前者用推理来猜测观察到的我们的环境状态之间的关系,后者使得我们对可感觉到的那部分环境中的可理解的对象和事件有了认识。然而,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这种环境的各个方面(它们赋予有规律的事件以意义),也不仅能够认识到可理解的格式塔,而且我们还感觉到了我们周围环境的许多状态,并且直到我们间接的感觉体会得到说明和理解时,我们才能够完全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因此,艺术和人类自我维持的总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这使得人类能够阐明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情感观念——因而它是在用一种其它认识类型不能够做到的方式使人类更好地适应他周围的环境。审美认知可能被描述为“感觉是如此”:这个“如此”应归于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某些审美解释。一首歌能带来这种解释,同样,一个姿势,一行地平线上的树,一句表示高兴的话,或冬天里柴烟的气味,都能作这样的解释。公众共同认可的杰作是人类(最起码是熟悉那种风格和方式的那些人)对对象和事件“感觉是如此”的普遍意义的肯定。它们帮助人们在情感上熟悉和了解他们的世界——它们使得经验具有意义。

  因此,审美认知体现了一种对系统的环境状态的非理性的,而主要地是感情的摹写。这经常被描述为“崇高的”、“美丽的”等等的艺术经验,事实上是体验者对存在关系的一种感觉方式。在这里,感受到的外界刺激和皮层组织(用心灵语言讲:知觉模式和审美建构)之间的匹配使得体验方面的东西能够得到理解,而这种理解不需要由科学来解释,也不需要由任何具体的认知模式来解释。怎样去感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审美建构进行分析的,对那些内省的艺术家来说,这些建构代表他对他自己和环境关系的自发认识。被人们所接受的艺术风格的认知功能在于它能够阐明艺术家和他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道理(不考虑一时的怪念头,感觉主义,功利主义和其它类似因素)我们可以看出,艺术流派围绕被公众接受的某种艺术风格而个性化是很重要的;某种艺术风格之所以被冷落,新的艺术风格之所以能伴随新的流派和信徒而发展,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此看来,似乎艺术作品(像所有包括日常经验的非正式的审美认知在内的审美认知那样)具有基本的求生功能:它们解释了个人的生存经验并且使他自己能够适应周围的环境。

  这种估计对艺术的历史起源可能提供一个相当好的描述,但是用来解释艺术后来的发展却是不适当的。如果从当代文化角度来理解和欣赏,几乎不可能认为艺术作品对个体在他自己世界里的环境适应方面作出了贡献。毫无疑义,它们赋予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生活的世界以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它们对生物有机体利用某种技巧来满足它在环境中求生的要求是毫无帮助的。因而,在艺术上,我们同样一定要谨防“不过如此”的错觉。艺术可能是起源于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这个手段为个人找出他自己在同外界的相互关系中的位置,而在原始艺术中,同神话和巫术交织一起的审美认知可能有助于直接的行为。但是,在它后来的发展中,由颜色、声音、语言、运动和动作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表现形式而构成的认知方式可能(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自主性。现代人不再用作画来影响狩猎的结果,也不再借助于符咒来设法使自己得到什么好处等等。他们之所以创作和评论画和其它艺术作品,是因为这些能给予他们以内心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本质上仍然基于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直觉的、基本上非理性的理解形式上。但是,现在理解本身是活动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它的实际应用。正像具体的认知模式在追求纯粹的认识目的(有时叫“探索”)中,获得了自主性以及正像抽象的科学认知在追求同样的认知目的(这里叫“基础研究”)中获得了自主性一样,艺术在追求它自己的认识目的活动中也获得了自主性(叫做“娱乐”和“创造”)。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从设法把有机体维持在它的周围环境内的基本活动中产生的。但是,在开始进化后,许多认知模式就有了自身的意义:它们的目的变得相对地自主了。它们从求生的工具转变为它们自身的目的。因而,人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并能自我适应环境的代表,尽管他仍然必须完成其生存上的事务。正像在大脑低级网状区域中内环境稳定功能控制的自主化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发展一样,对求生功能的完成(由于对认识过程的掌握)导致了自主性认识的进化。完整的认识能力有了,而且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自由地追求自身独立的目标。

  人的较高级的认知方式的历史是功能的发展和他在周围环境中的适应方式逐渐自主化的历史。因此,人类社会扩大了:从同他的生物性需求直接相关的狭小范围扩大到了这样一个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包括已经能够观察和测量到的整个时间和空间领域;另一方面,包括整个具有审美性质的直觉领域。被扩大了的环境在功能上存在于人的双透视组织中,这是因为大脑组织把环境状态摹写进了他的大脑,而建构把他对外部世界经验的意义装入他的心灵中。

  意识的起源和自主化

  当讨论到人类认识能力时,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和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的原理可能克服作为错误选择的二元论或还原论这样的幽灵。但是,即使这种选择被排除了,仍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要求必须应用不可还原性原理来解决问题。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活动的事件就叫做意识。人不仅能够知道,而且知道他知道。总之,我们可以设问,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功能上已进化了的有机体对环境的处理能力之外还有什么存在呢?意识不是人有某些超验的东西(灵魂或精神)的证明吗?

  如果把起源连续性-逻辑上不可还原性原理应用于意识,那么我们必须说明人类意识是怎样进化为他们对付环境的一种活动能力的。因为,如果意识判明是一种非功能现象,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超验的二元论原理。但是,如果意识能够被证明对人类完成自我稳定和自我组织的生存功能的确作出了贡献,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它的功能起源解释清楚;同“纯粹”的认知相类似,“纯粹”的意识的广阔领域也可以被说成是最初的功能能力逐步自主化的结果。

  我认为,意识在人类个体行为的功能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于它们的学习能力,即在经验的基础上修改他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的能力。用适用于认知系统的“心灵语言”讲,学习意味着用新的建构集取代原建构集,并且比原建构集更好地和实际知觉模式相匹配。要做到这一点,认知系统必须具备非凡的能力:它不但要有应用建构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评价这些建构影响知觉输入的能力的能力。在分析所遇到的知觉模式时,认知系统必须根据实际建构的成功与否来进行比较,并通过选择最有成功机会的那些构思出来的建构来发展它们。用“大脑语言”来描述,同样的过程涉及到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新细胞集合体(印象、神经通道、联想、反射弧)的能力;还需要自动跟踪那些持续的或重复的相应输入并停止其它的输入和不依靠现有的外界刺激模式来加强它们;还需要一种产生新状态序列的大脑内部过程,然后选择那些对刺激最适当的状态。这个过程不依赖于神秘的超自然力;它们的作用建立在较好理解的准则的基础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来自于对那种有学习功能的自动机的研究。尽管那些回路不是胶体的而是电子的,但它们的信息流仍是有学识的头脑内的简单类似物。机器人在已经被编入高级程序选择器中的标准程序基础上选择它们的准常规动作。程序选择器根据完成程序目标过程中准常规动作相对成功或失败来接受信息,它通过对照它们成功的机会来评价常规动作并重新组织它们以达到最佳的成功机会。因此,这种机器人完成了类似意识的过程:它们不仅有操作程序,而且还知道它们。它们“知道”它们自己的准常规动作,并能在需要时重新组织它们。正像闵斯基在1968年说的,“从技术上讲,要把你称之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某些特征加入到机器中去并不是十分困难的”。

  把人造系统语言应用于生命系统似乎显得太机械了,而用心理语言描述人造系统时又似乎太像活力论了。应当记住的一个严重教训是,尽管习惯上这两类系统的术语是区别的,但“学习”是一个可以应用于任何系统的过程。这些系统采用新的操作方式,因为这些新的操作方式比原来的旧方式更有利于达到它的目的。(事实上,有些作者,像闵斯基和约翰逊,现在认为,机器人通过学习不仅能够在各种技术和道德方面,而且在智力上超过人类。)因为所有的学习都包含自我评价,所以,它包含了(对机器人和对人都是一样)哲学家们传统上所说的“内省”或“内省意识”。根据现代的观点,这些术语代表从本身操作规则(像准则、格式塔、原则和价值)中接受和评价信息的能力。

  内省意识——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知道他自己内心状态的能力——结果是在学习行为进比过程中具有一种明显的功能作用。我们可以假设行为程序已经编定的昆虫很少有这种意识,而那些高级灵长类动物,由于它们能够获得新的行为模式,所以在相应的程度上表现出具有这种意识。由此可见,需要通过学习解决的问题越多,对自我评价来说就越需要这种意识。如果评价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并包含了预言判断这样的高级形式,那么意识也一定相应地进化到了较高级的推理和解释的水平。

  这里,归因于内省意识的功能作用来自于我们的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控制论模式。这是很可能的,一旦把控制论作为解释精神现象的框架,一种类似的作用就将被归于意识,不管是否会出现其它什么理论。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是多伊奇把意识作为“二级消息”(“secondary messages”)的内反馈聚集的概念。“二级消息”是指系统部分状态在变化时带来的消息;而“初级消息”(“primary messages”)是指由于它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通过系统的消息。二级消息是作为它本身神经网络内的“符号”或“内部标记”而起作用的。它们作为附加的信息反馈进网络,再和初级消息一起影响网络后来的行为。多伊奇告诉我们,意识并不存在于这些标记,而存在于它们来自于网络又反馈进网络的这个过程。

  多伊奇关于意识的概念是一种功能过程的概念,通过它系统和环境的一些相互作用过程可以达到对系统本身的分析。他指出,这种过程出现在电子计算机中,并在记忆中起重要作用。它们也出现在较多人员组成的团体的劳动分工中,这些团体集中处理信息和完成某些思维功能,例如,工业研究实验室和政治或军事组织就是这样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二级消息”是附加到外界信息上的指导卡和索引单,这些外界信息有时通过或者有时贮存在图书馆、卡片目录或文件控制中心。由于不可能吸收大量的初级消息,所以组织领导人只能主要研究处理标题、说明书、日常事务表等等这些附属于信息的东西。这样,只有经过内部网络组织的拣出和处理的“二级消息”才起到代表组织内的“意识”的功能。它们影响通过组织的资料处理,而且,如果二级消息介入了它们自己的一些操作规则,那么组织就会通过对它自己内部的资料的处理(通过修正和替代有缺陷的规则)而影响自己。

  信息处理网络的控制论分析赋予自我分析以一个功能的角色,无论这些网络是人类的,社会的或人造系统的都是如此。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中大量信息的有效处理是通过回路进行精确的检验和矫正的,这些回路不仅对由它们携带的资料进行评估,而且还对自己的处理功能进行评估。在现行的分析中,作为认知系统的人类,对他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析;而作为自然系统的人类,控制着他的大脑组织,这些大脑组织对他自己大脑网络系统进行分析。如果代表认知系统的经验认识的建构集和自然系统中处理外界信息的大脑网络组织缺乏足够的能力,那么在系统内,它们的分析就是自我调节的先决条件,从而也是有效地操作的先决条件。

  内省意识的功能起源并不是意指当它进化出来之后,它必然被限于在现存的组织瓦解时发展新的构件和大脑组织。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就是犯了“不过如此”的错误。内省意识是在发挥功能角色的背景下出现的,但他也可以在没有功能任务要完成的环境下持续下去。事实上,像认识本身一样,内省意识有时也可能和有效的活动相矛盾。例如,倘若我们面对着格式塔心理学家给我们的谜——一个古怪的图样,如果找们用正确的方法看,那么就会突然看清楚它其中的奥妙(即发现适用的格式塔)。但是,如果一个人正在操作他的外部对象时,例如在驾驶一辆卡车时,采用格式塔方式进行思考,那么它可能会成为麻烦和困窘的根源。方向盘、踏板和变速器必须操纵自如;体验这些感性对象的意识只会妨碍对它们的操作。同样,个人的精神过程的意识对学习是有用的和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上床后意识仍在活动,那么就会妨碍睡眠。然而,人总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在他的建构基础上进行思考(即唤醒分析其它大脑组织的活动组织);而且他在和生物学性质有关的环境之外经常这么做。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使得人成为这样一种生物,他不仅适应自己的现象环境,而且能够知道跟他当时生存需要无关的变化因素和事件。人,由于具有超出了生物学限度的自我内省,所以有可能成为“客观的”认识主体——对不直接影响自己生存的状态和事件感到兴趣并进行实际的摹写。

  和人类个体的这种不偏不倚的认识能力相对应并且由这种认识能力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方便地叫做经验领域内“……的哲学(理论)”。根据这种观点,“……的哲学”被看作是在各个不同研究领域内进行反思探索的结果,它把对其它方面进行的认识作为它自己的认识的对象。例如,按照科林伍德的观点,科学哲学可以被认为是不同于内省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家直接研究客体,而哲学家研究科学家对客体的研究。这种“二级反思”(即“建立模型的模型”)是科学哲学的一般特征;当科学中现存的范式受到出现在观察和实验中的持续异常情况的挑战时,这种二级反思就产生了。在这些时期内,该领域中的领袖人物就转向基本理论并从事于对他们从事的科学本身的探索,即从事于科学哲学研究,而不是从事直接的经验研究。然而,尽管科学哲学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已存在了(例如,在当时,伽利略和牛顿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并向亚里士多德的范式发起了挑战;后来爱因斯坦又奠定了相对论物理学基础并向牛顿的范式发起了挑战;而在最近,海森堡、狄拉克、德布罗意和薛定谔等人又发现了量子力学,从而代替了微观物理学中出现反常的经典理论),但在其它时候科学哲学也没有退回到常规科学的发源地——即使当新范式已经发展起来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时,它依然继续担任角色。当新范式已经发展到能够发挥作用时,原来已经存在的常规科学的创业者们就不再扮演哲学家这类特殊角色而返回到原来的科学中去。但是科学哲学家也并不是如此间歇地产生的:他们承认他们的兴趣在于对科学方法和概念的分析,而不在于研究和发现,并且一直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这样,类似的内省意识就能够在科学的社会文化领域通行了:当对认识的重组成为必要时,内省分析就在功能背景下产生了,在此之后,它就作为“不偏不倚”的或“纯粹的认识”研究领域而自我生存下去。对于像美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其它的“……的哲学”(当然已作了必要的改变和修正),情况同样是如此。内省意识并非“只不过是”解决人类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产生的问题的功能手段,同样道理,“……的哲学”也不仅仅是解决其它研究领域里的问题的手段。这两者都发展成了永恒的和自主的认知活动,并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不是辅助追求那些更为直接的经验领域里的目标。

  内省意识能够而且确实以完全“纯粹的”形式出现了,它同为其服务的经验认识密切相关,有些现象说明了这种看法。这些现像涉及到意识状态的性质,它们被描述为各种神秘的“出神状态”(“state of ecstasy”)或“浩森境界”(“oceanic condition”)等。在这些状态和境界中,经验世界的目的是中性的;环境中“客体”间的关系几乎全被遗忘了或被埋没了。尚兹在对这种体验作了详细的研究后指出:沉思瞑想的人找到一种孤独中的或对红尘俗务的大彻大悟和四大皆空的境界。“隐居者从隐退到有限的孤独地方这一改变中寻求自由;而出家人则追求一律,避免新颖,他们企图建立一种极少变化或根本不变化的晨钟暮鼓式的固定模式。瑜吉(练瑜伽功的人或瑜伽功师傅。——译注)从事内省定向练习,而禅宗佛教徒则热衷于让自己反复进行一切皆空的打坐”。尚兹得出结论说,出神状态“好像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知道感但又完全排除了对象的状态。当神秘主义者发现他自己知道了什么时,专注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出神者处于知道中——但在这个意义上,知道变成了不及物动词,因为它不带宾语——或者,如果谁想用其它方法表示它的意思,就是某人知道他自己知道了”。

  费希尔对出神和沉思状态作了一种科学的解释。根据他的理论,这些状态是处在包括神经中枢的正常认知状态在内的精神状态连续统的末端。出神状态处于不断增强的具有状态向性激发力的知觉-幻觉连续统的顶点,而瑜伽入静(samadhi)的沉思状态则处于逐渐发展的具有养身向性激发力的知觉沉思连续统的最高峰。在沉思状态中,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主体的强烈感情作运动神经检验。同样,处于入静的养身向性激发力的最高峰时,沉思的主体除体验到他自己的自我参照本质外,其它一切都是虚无。在这两种类型的精神状态中,与他自己分离了的外部世界逐渐不复存在。费希尔理论把这种和宇宙的“同一”解释为是主体神经系统中皮层和二级皮层活动的结合引起的。这样,在意识的超验状态中获得的完全“纯粹”的认知形式现在得到了一种科学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并没有把它们简化为副现象,而是把它们和连续统一起跟脑功能和认知的正常状态联系起来。

  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和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的原理引导我们从内环境稳定的求生功能到知识和经验的超验形式,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这充分地证明了皮亚杰的名言——“生命本质上是自动调节”和他的基本假设——“反思其本质的心理机制时,我们发现认知过程似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机体自动调节。的产物,而且在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核心部分中这种调节的高度分化的器官是如此之多,以致于对人类来说,这些过程正在向宇宙本身延伸”。在心灵系统哲学中,我们假定了认知建构和脑过程之间的双透视关系,而且肯定了认识发展的功能起源。同时,我们也许比皮亚杰更坚定地主张:进化所达到的各个阶段的循序渐进的自主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沿着发展的一个个台阶向上攀登,从求生到知道,到知道知道,最终到知道知道自己知道。

  因此,具有显著多样性的人类心理能力获得了一种非还原论和非二元论的解释。我们大脑-心灵最宝贵的成果看来就是作为自稳和自组系统的功能的产品,它达到了自主性并且为个体充满多样性的认知和行为铺设了一条道路,而这些都超出了人类作为生物学上的存在的那些需要。因此,人类典型的心理特征由于这个原因是不可藐视的,而且它们也不可能被还原为生物功能。相反,这些能力被证明来自于特殊情形下自然-认知系统的基本系统性质。这些能力的功能起源也不需要被还原到诞生它们的早期境况中,最终,人类精神在作为一种不可还原的现象(然而绝不是超自然的)的逐渐自主化过程中特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