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东
在当今中国，可以被称之为学者的人数以万计，可以被称之为思想家的人却寥若晨星。在我看来，不论专业还是业余，只要投入学术研究，并拿出一些言之成理的学术成果，就有资格称为学者。然而，思想家就不同了。只有对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出自成一家的学说，这种学说不但具备独创性，而且能够激发别人思考，启发人类的心智，才称得上是思想家。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可以称之为思想家的人太少了。经过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思想的环境有所改善，但真正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通畅的传播渠道。
这样，即使有思想家出现，他们的思想也难以为公众所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产生思想家的土壤仍然贫瘠。孙越生先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悄然去世的。生前，社会承认他是一名学者，因为他有大量编辑和翻译方面的成果公诸于世。但公众很难了解他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因为最能够代表他思想独创性的文字，在他生前只小量地发表了一些片断，系统地展示他的思想成果的专著，在他生前没有出版。
在临终前一年，他自费出版了1970年到1972年在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期间创作的诗与画《干校心踪》。这本画册，只印了600 册，读者自然不会超过此数。流放于这所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杨绛的《干校六记》，记录的是这所干校的经历；顾准的《息县日记》，记录的是这所干校的经历；最近出版的《无罪流放》，也记录了10位学者对这所干校的回忆。相比之下，孙越生当时创作的诗画，不但是旗帜最鲜明的抗争，而且点破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思想命题。只是碍于诗的体裁，未能展开而已。但证明孙越生这些诗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难能可贵。
思想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孙越生在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这部研究官僚主义的专著的。他痛感于我们受到官僚主义的危害如此之多，而研究官僚主义的却如此之少，于是奋而以一人之力，闯进这座思想迷宫。在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是他的老师王亚南教授。王亚南以汉译《资本论》闻名于世。当时，孙越生是王亚南写作的助手。从此，孙越生继续思考，几乎思考了一生。他并没有满足于重复老师的结论，他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僚主义现象，同时放开缰绳，让思维的野马纵情驰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在舆论中已经成为定见的有关结论。官僚主义在他的视野里，不只是个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他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
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都让人心智大开。这本专著虽然没有完成，但我的感觉是：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不论对于今后人们研究政治理论，还是实施政治改革，建设新的政治文明，都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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