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中国不高兴》

  本文作者:宋强

  回到常态:道德上没有谁比谁更优越

  2006年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图书选题,名叫“驻京办”,不是后来出来的那个特别火的《驻京办主任》,为什么这个选题我们准备得非常早,却失败了呢?因为我们这位作者朋友的写法和思维是非常不对的,写法不对,会造成一个非常好的选题白糟蹋了,东北话说:瞎了。那个小说有很多令我们困惑的地方,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小说一上来就出来一个级别很高的官员,表面挺廉洁,却有十个大小老婆。我们跟作者沟通,说现实中有妻妾成群的案例,但是这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这也不是一个常态人物,按照术语的讲法,“这一个”没操持好。小说好比一道菜,你上来这么加佐料,读者肯定会对你的功力不信任。总之,小说靠这个来呼隆,不是一个好的走法(地摊文学这么表现倒可以)。在常态中揭示非常,揭示非常之所以然,这才是社会小说写人状物的合理路径,也体现令人信服的功力。

  我引这个头的意思是,我们的思维品质,不应该被猎奇文学的套路所左右,虽然生活时时在模仿艺术,虽然我们在当下看到的荒诞,不比荒诞剧更逊色。我们也可以因为失望尽可能嘲讽,尽可能展现我们“消解”的功夫,我们可以以辛辣的口吻评置八方神圣,然而“消解”了以后怎么办?就如李泽厚所追问的:“解构之后总得有所建构吧?不能仅仅剩下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当下’吧?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可以走极端,往解构方面走,但是在伦理学以及整个社会建设方面,就不能只讲解构,不讲建构。如果把一切意义都解构了,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原则都解构了,那社会还怎么生存发展?”

  我经常和朋友们交流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穷国,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比西方人差得远,中国人的人生困顿严重得多,现代化进程还有待普济,有待完成。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一些中国人,最爱显露出一副超级嬉皮士和后工业弃儿的样子?为什么偏偏轮到某些中国人,对什么都不在乎,把缺乏敬畏当作潇洒、当作人格强大?我所知道的美国人,那么单纯地爱慕着自己的战斗英雄和国家的图符,那么傻里傻气地爱戴自己的体育英雄,按照我们的标准看,他们哪是洋人啊?个个土鳖,整个一个幼儿园嘛!我所看到的日本人,交际语言不像中国人那样富有文学潜力,更缺乏我们所说的“职场智慧”。他们确实“小”啊,一望就看到底啊,愣头愣脑,个个都像“新来的”。且不说韩国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排队贡献金银首饰的表现,韩国人会这样由衷地赞美自己的祖国:“我们国家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比起那些连水都喝不上的国家来,我们生活在多么好的国土上啊!”——这类语言,在我们的语言系统前面,多么“老帽”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显得那么不纯朴,应景催情的修辞手段这样发达,在很多很容易解决的基本概念上,却永远是反向思维?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在这里作态撒娇?

  我们时代的流行口号是“让生活更精彩”,谁也不会去拒斥精彩,我理解的精彩,并非咋咋呼呼的“秀”,它存在于大量的日常性规律和稳定心理掌控的情绪节奏当中。这就是我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具有的品质。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我个人的理解,“沉默的大多数”,并非单指人群,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选票*中暂时未显露的民意,“沉默的大多数”可能还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如:个人内心中沉睡的感情,也许是更接近真相的感情——至少是作为落点和支架的正常感情。一个人变得愤慨而无理的时候,他距离他个人的真相是很远的;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依托正常的感情来判断事物,说白了,就是理性——虽然现在,“理性”这个词儿被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们糟践得不成样子。

  越是在信息的迷雾中,越发显示出达到真相的常态路径的可贵。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首要的意思,就是十多年前在“说不”一书里讲过的话:中国人的“沉默的大多数”在领略热闹场面后,正在为追求个人幸福而劳作着,而这恰恰是构成伟大国家基础的原动力。我还说过这样的话:“是到了重估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的时候了。是到了正确估量我们劳动成果的价值从而正确估量我们国家价值的时候了。”“需要涤清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以痛楚后的清醒来审视中国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一切负面的因素,其实在丰富着我们的感情,激励我们趋善避恶,而不是导向失败主义。其次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此时,此刻,现今,现地,让飞越的情感落地,就是我们以常态心看社会,以常态心看人,甚至以常态心看待我们的敌人,这就不容易了。当年分析*,我们就尽量先去接近他的世界。道理很简单,假如上来就公告*心理扭曲,这也未必公允,他走过的道路,可能是一代求索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和司马辽太郎描述“二二八”血腥之夜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情。所幸这段话出版社没有给删掉。台湾人告诉我,这样的表述,至少比“把*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样的时评容易让人认真对待。当然,我举这个例子,还不是单说宣传的可信度的问题,极端并非常态,人不能老靠激越的感情活着。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一个哥们儿化了点缘,到都江堰一所学校去捐。殊不知人家学校不太领情,他愤怒,开始“吁天”,骂人家利用爱心牟利。我赶快告诉他你别再发短信散帖子了,别再搞兴奋点唤起网民兴奋至死了好不好!你不能指望人家老是在凄惨的心情里任由摆弄,今天我们为死者哭泣,明天一切还是要继续,人家还不是要为自己的单位经营,要算计下面的日子怎么过,你不能因为人家遭灾了可怜了,就剥夺人家从长计议的权利。况且还不说你也有图谋在里面,你就更没有必要这么理直气壮,认定了自己道德上比人优越。这事儿后来我问了当地一个副县长,说很多单位拿钱,指名道姓就是捐那一两家学校,当地民政部门只好搞个排名,谁捐得多,谁拿这个冠名。虽说变了味儿,但也可恕。要以常态心来看这个事,你要拿这个制造兴奋点,就未免太不通人情了。这个就是自以为是的愤懑主义。

  查遍百度,找不到“愤懑主义”这个词。但这个词大概也不是我生造的,忘了出处,但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心理现实。何谓自以为是的“愤懑主义”?就是为找兴奋点而“义愤”,如今,兴奋点带出的言论盛筵花团锦簇,时时刻刻触摸到的日常生活中的“愤懑主义”,是一种时髦。但是不断堆砌群体感情的兴奋点,引导愤怒的撕掳和咆哮,制造廉价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情感又和娱乐消费有什么区别?

  愤懑主义与失败主义是孪生兄弟

  也许在庸庸碌碌的生活现状中,愤懑作为一种个性,自有它正义的依托,自有它的特殊的感染力,网络文化、酒局文化和无厘头文化,造就出了非常多的可爱的事物和可爱的人物,可是任其泛滥,也造就了为“反”而“反”的文化标签,造就了萨哈夫式的民间语言大师,造就了娴熟的批评和围绕这种言论的狂欢,供我们消费,供我们打发时间;但如果永远不打算把愤怒号列车驶向另一个轨道的话,我们就离失败主义不远了!

  到了2009年,*性的语言、暴力语言也许会进入“审丑疲劳”阶段,因为表演得太过余了,抖机灵抖过头了,不给人希望的指向,为“反”而“反”,必将会遭到厌弃,因为它不符合人们正常的感情。我已经从日常细节中看到对愤懑的逆反,一位女士跟我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入理。她说:常听某些人谈某些事,听了一整天我心情都不好,因为觉得他们特别猎奇,总爱把一系列的黑的、假的、丑的、无望的缀在一起讲,愤恨切齿,“撕着乌贼下酒”,做革命党状。其实不能解决问题的丝毫,徒增郁闷。他们也会讲得很精彩,讽刺的才华很高,我承认一开始听了后情绪挺激越,但时间一长,觉得自己的负面情感也多了起来。很迷茫……这位女士表示不再参加这种“话局”了。

  愤懑主义,普遍的实际效果,就是仅仅教谕人怎么去绝望,去助长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愤懑主义表面上做出一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样子,其实细分析一下,这一点也是大成问题的,甚至从一般社交意义上说,他也是缺乏友善的。因为愤懑的劲头儿上来,人的状态是赖了吧唧的,认定了自己的信息是最充足的,智力是最卓越的,认定了所有持有不同反应态度的人都是愚民。因此,即使造成了不愉快,他也不会去省察究竟为什么。

  也难怪,愤懑主义的表征就是以对立态度活着,永远显得清醒而对立,清醒而偏执,我2003年在《新周刊》上说的一种精神现状,“清醒到了偏执的程度”,把形而上的孤愤演变成丰富多彩的现场秀,对一个个现实问题,总会有些奇谈怪论。

  奥运会期间,传说有外国人要在某些场合预谋打*旗帜,我们议论这件事。

  一位朋友说:要被我撞见,我肯定抽他。

  愤懑派朋友打断他:你凭什么抽人家?啊?

  两个人吵起来了。

  我跟愤懑派朋友讲道理:你动不动玩“棒喝”的心态是成问题的(愤懑派总爱棒喝,就是自以为随时承载着催别人猛醒的使命,别人都是奴化教育下的侏儒,唯有他见识高过众人)。我倒问问你:凭什么不能抽?有意识地冒犯别人,一准儿就是找抽的。肆无忌惮羞辱我们,就该抽!

  愤懑派朋友回答:羞辱了谁?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谁的?你的?我的?

  “这个国家是谁的”“但是这个国家爱我吗”这一类乍看有力的反诘,永远是愤懑派的法宝。它的有害性已经不需要从逻辑上辨析,这么些年,“逢中必反”在思考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它存在的理由,引起喝彩的可能性,都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体制的不争,怪现象的层出,丢人现眼表演不断,都会给“逢中必反”的老货色“青春勃发”提供新依据、新理由。但是愤懑派想没想过,自己有可能陷入悖论,在鞭笞丑恶的同时,有可能把自己也变得丑恶无比呢?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余世存的文字凸显中国部分知识精英的自虐心态

  永远“清醒”而对立的“本土愤懑”,热衷于以愤懑制造绝望,拆穿了,就是把一切值得愤恨的对象,把一切谴责的议题,引导向“逢中必反”的决然对立,对立了又看不到他满意的效果,于是乎虚无主义,于是乎恶念膨胀。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不过是上世纪80年代的自虐史观在借着其他的壳延续着而已。

  在余世存那里,在以“布道”之壳施行对种族、对社会的自我咬啮——

  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如同太湖边七岁的中国男孩刘辉看着自己的妹妹落水死亡所说的:“活着那么苦,拉她干什么?”如同××笔下的朋友:“于是他掩面痛哭,他摇着我的肩膀哭喊着质问——这就是我们留给孩子们的一个国家吗?”(余世存《成人之美》)

  不明就里的人,会为这样泪水盈盈的抒情触动,多么杰出的悲情表演啊,多么崇高的情怀啊!最有煽情效果的画面这么一剪贴,知识精英的圣洁伟岸高大和这个国家的污秽卑劣渺小昭然如此了!

  尽管为戏剧化效果而喝彩吧!

  可是这种招数,和另外一种“底层智慧”有什么区别呢?生命的原动力,驱使我们欣欣然于这样的“童话”,而对自己通体的肮脏不能觉察。这个广泛流传的“童话”就是:蛔虫在肛门口对它的后代实行“爱国教育”。“本土愤懑”愤懑到了这个程度,居然有人喝彩,从这个意义上说,余世存对虫豸的想象,倒是符合他那个圈子的中国子民的真实状态。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确实是在一种德性的陷落过程中,它的智力和道义水准不再上乘,它既非优秀又非高尚。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它们合群称大,以量的优势取代品质,个体的存在在种群的存在面前忽略不计。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群。(余世存《成人之美》)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诞的情绪的源头就在此。愤懑主义爱好者如果嫌自己的辱骂修辞欠火势的话,尽可以从这样的“天厌中国”的决裂中找到共鸣,并获得醍醐灌顶的*。看到这样的文字,想着他那异常的亢奋,忽然联想到朱苏进早期小说《第三只眼》中那个在广播里搞“心战”的窥视爱好者,他如此洋洋得意,把脏的、丑的、恶的一一展列,意图让一个阵营崩溃,殊不知在兴奋之中袒露了自己的恶、险、秽,让人把他看低。孔子说的,少正卯“行僻而坚”“记丑而博”,大概就是中国文献最早关于变态的揭露。让恶念挤对着自己迸发出这些文字,不去抑制自己啃指甲的冲动,把歪曲和侮辱当成诗性(或许他认为还有“神性”,不过走偏了,神叨叨的,看着像人民圣殿教的语言),早些年火旺的书《中国“左”祸》,引用了一个外国评论家的话,大意是,有缺陷的文字会潜伏着不祥的命运,这话很妙。我借来这个说法,我认为文字的生态会流露出某种秘密,特别是一个人有一半可能非人的秘密,比起非人之畜类更不如的是,他要跟自己过不去的变态心理。至少我从余世存先生的文字中领教到了此言非虚——

  作为世界知识下的地方知识,中国知识也是最为错乱,充满罪性,人类知识含量最为低下。经过了当代中国生存的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绝大多数中国成年公民都犯有这样那样的罪错,但他们不经修省、懊悔,反而主动被动地做了专制大家长怀抱里的类人孩,求取或暂时分享了中国发展和全球化经济的红利,变本加厉地加入了中国繁荣或崛起一类的合唱。……导致大陆中国上干天和,下遭人谴,生态、世态、心态污染而匮乏,使得真正的孩子们,那些有机会蒙面的网民或实名的青年学生,发出了青春本能即注定多为狼狗们的声音。(余世存《成人之美》)

  一个有数千年文明的种群,在近代以来沦为畜群,沦为病夫弱民,沦为流氓无赖,这还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在于它无力正当地分享文明,无意服务于国际社会,而以自身内部的整肃、杀戮、剥削、压榨、污染为生存手段,如此酿成的中国劫使得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在劫难逃。今天,在自然环境的崩溃性灾难中,中国人又在收获更大更长远的劫数报复。这一中国劫甚至跟次法西斯主义的卑怯一起,污染了文明和国际社会。(同上)

  这是知识界颁给“汉语贡献奖”的杰出人物对中国面貌的描绘。罗森堡对波兰人的诅咒都不曾切齿如此之极,所不同的是法西斯理论家所攻击的是别的民族,余世存诋毁的是他自己的民族。

  愤懑不合作主义者历代有之,甚至说了:鲁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伟大的愤懑象征。然而鲁迅会写信给一位怀才不遇的书生,劝告他: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的道德”。对于滑向“别处”的当代愤懑不合作主义,则可以这样评判:有悖于人的道德。

  而这里更加非同寻常的是,一般的当代愤懑主义,基本上只是拿我们的传统、历史、体制*。而像这样的怨恨的剑锋直指80后,可谓是把失败主义推向极致。他都不要青年了,没心思去争取青年了,不是失败主义的极致还是什么?

  “贱民的时髦”

  咬啮,仇恨,卑劣的冲动,可耻的抽搐,这种阴冷的景观,负面的情绪,难道应该支配我们的情感吗?你别以为跳踉着咒骂的,一定就是悲情使然、可贵的文人孤独感使然,我看到的,是押宝,是押仇恨势力的宝,是借助仇恨的能量抖搂自己的私货。因为仇恨,是有天然的“场能”的。

  然而陈永苗说得好:“仇恨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内战,应该从这样的状态走出,让自己成熟起来,让自己长满胡子。超越仇恨理性起来,超越仇恨是不把仇恨,而把理性当作政治抗争的基础,政治决断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应该基于理性,否则冲天怨气都达不到目标,相反还坏了大事。这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担当,虽然这高于常人。……是要唤起全体普遍认可的诉求背后的爱,而不是扩大仇恨。”

  若干年前,我也写过这样的话:问题就在这儿——某些在国内、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代表的书生,披着伪善的民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包装,在这种合法性的外衣后面,抛出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估计:不讲道理,不修仁爱,对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一句话,百年惨无人道的中国历史罪孽深重,叫别人灭了去也没有什么可惜。

  我并没有把愤懑主义一棒子打死,我想还是得重复这样的观点: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为做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而感到特别庆幸。在这个世纪里的很长时间,我们走了许多弯路、歧路。由这种沉重的历史而生出的愤懑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求索。然而求索的目的是什么,是渲染仇恨吗?是让我们看不到希望么?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吗?为了显示一种学理上的新颖,把整个民族的历史和美感抹杀得一文不值,把我们民族刻画得卑鄙而渺小。我们的民族现实被描绘得如此卑鄙而渺小,并以此为出发点判断我们的国情,形成一部分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成为部分中国人永久性记忆和常识的一部分,一种比较普遍的深蕴于我们心理中的几乎约定俗成的心理现实,几乎成为我们基本知识的一部分。这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说话: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晦气重重的历史,几代人都像*似的活着,我们多冤哪,所以我们有理由不爱这个国,我们有选择离弃她的自由。

  我们的历史悲情,就这么延续下来。至少证明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庞大的知识集团,在精神构建方面,在自觉不自觉地涣散着某种热情。而让人最为失望的是,在观念交锋方面,我们只看到“非此即彼”的两端,而很少那种沉稳的中间值。大家的思维没有明显的进步,因为知识精英们的兴趣,总是把一个国家划分成对立着的两方面。这还不是竞选政治里的常态的对峙,也并非人们标榜的“多元”,往狠里说,是武侠小说的杀伐。我们时代的普遍的、蕴含在日常经验里的悲剧,我在后面还会讲到。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60年,30年,在一个时间走廊里,尽管遭受了挫折,国家的存量是一顺儿码下来的,就是央视播的《复兴之路》呗。2006年张小波和我接受《*》采访,关于毛泽东去世30周年的感想,我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家独立、社会革命(包括妇女解放)、工业革命和国家基础建设方面是有贡献的。首先最大的功劳是实现独立,有点遗憾的是,“独立”现在好像是一个充满了异质感的名词了,古旧得大家感觉不到它有什么:“独立?独立还需要说吗?就好像我们呼吸的是空气,还需要特别说道吗?”血迹已经淡漠,时代多么太平,这是心理悲剧还是历史悲剧?再举一个不大妥当的例子,改革开放初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突然变现出那么多财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把它一刀切得那么齐整,也太不厚道了点吧?我们不想否定毛泽东,也不会假装不理解“伤痕派”的情感。我们也明白,心中有不同立意的派别,会有意无意拿这两个时间段来对打,来“对冲”。到了2009年,两种情绪对撞可能又会热闹一阵。毫无疑问,我们是拥护改革开放的,而从历史逻辑来看,改革开放是前30年流变的自然结果,我们应该为中国人的整合修复能力而自豪,为我们比某些邻国幸运得多的运道而合掌。这不是和稀泥,各种各样的“记忆”描述,应该体现一种温暖的友善的态度。退一步说,不友善也行,对撞出一些有益的结论也挺好的,但我基本持悲观态度。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什么焦点之争,有好些个,都是一帮文科知识分子自己幻觉出来的,场能有多大,经得起几分的历史检验,还得看。还是1996年的话,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数”。

  我还是认同韩毓海那句话:能不能把中国的问题当成现代性的问题?这个话的意思是怎样看毛泽东时代,且不说“开创”“奠基”,仅从经济建设上看,那至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渡时代,而某些“伤痕学术”的做法是,把互相对立的事件都涂上一种色彩,这种手法也是极其粗暴的。基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把60年的国家历史一顺儿码下来,严肃郑重地审视我们几代人的努力,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我在一个三线的山区工厂里长大,那是一个造军舰的工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中央领导还去了这个厂,站在一个船坞上,拿着扩音喇叭对工人们说:这个厂一定要保。工人们那个欣慰啊,可是没多长时间,这个厂就保不住了,破产了,把老工人给异地安置了。那些参加早年创业的老工程师、老技术人员,早就回了北京、上海、大连,退休了以后,作为旅游者回到老厂,凄惶得不行。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奉献,就投在这段江湾里了,他们有资格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聪明人会嘲笑这种感情,而我笑不起来。上下嘴皮子一翻,把几代人的努力贬为乌有,那是很容易的事。普京说了一句话很好:想回到过去那是没有头脑,而不怀念过去,那是没有良心。引发开来,这还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彩的问题。关于三线建设,我有我的看法。我也知道,喜欢对着历史卖俏的知识分子经常说“劳民伤财”,说“世界大战要打起来”是个错误的推断,我们穷兵黩武了。这是一个很容易讨好听众的说法,而我知道李新中先生到北京某个大学演讲,讲到三线建设问题,刚刚开个头,就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说了一个比喻,一家人生活挺困难,但是还是安装了一个防盗门,防盗门装上了,家里没有闹过贼。时间长了,儿子抱怨:这门安个啥劲儿?你看根本就没有贼,这不是劳民伤财吗?以这种逻辑评价三线建设,公正吗?——鄙薄我们的历史而对着现世卖乖的说法,就有点像这个轻浮的儿子。防盗门的比喻当然简单了一点,把这个历史一顺儿码下来看,我们的核弹,我们的北方公司,现在看来,对国家的底牌,对国家命脉的延伸多么重要!这还不仅仅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军工遗产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公正地对待前一个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

  我希望在60周年纪念的时候, 趁着整合一部大历史的机会,尽量怀着一种“不能忘怀”的敦厚,本着一种岁月和解的胸怀,给我们的上辈人多一些致敬,给尽量大多数的人一些致敬。60年间,人民的勤劳、军队的忠勇,造就了这个国家的不凡。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外国观察家这样的话,中国是“有一等抱负的三等国家”,幼小的我竟然有些气短的反应。事实上,这些年来,抱负、崛起、雄心,还有张小波、宋晓军等人说的“英雄国家”,这一类自我表征,在主流叙述里,已经非常温柔敦厚,几乎归于零了。我在想,假如时光倒转,我们的上一辈能够从他们的年代放眼看过来,看着我们的舒坦(据说还挺富裕——不是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富翁了吗?),又看着我们此时此地的精神状态,看着我们睿智的处世,看着我们无休止的自我责难,看着我们机会主义的“事大”身段儿,他们将作何感想?

  所以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主义。

  失败主义的调值,撒娇式的玩愤懑,相辅相成,不知不觉成为“贱民的时髦”,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心理性悲剧。归到底,就是煽动大家都不负责。这种精神现实,对中国的复兴和民族利益是有损的。说出这个,也不怕谁起哄,我就高调了,怎么着?愤懑孪生的失败主义对待正面的价值,口头禅是:装逼。我觉得不妨这样回答:要是谁都不装逼了,这世界就乱套了。这话说得不好听,可话糙理不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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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一:往事并不如烟,旧德也不精彩(作者:安替) - 来自《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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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武装起义的指示 - 来自《布朗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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