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中国不高兴》

  本文作者:王小东

  不怕挨骂,我们就是要除暴安良

  如果没有大目标,人不会想把事情做好。要完成一个任务,我才会感到我这个地方不够,那个地方不够,我要改进这些不足之处。如果没有大目标,我们就吃喝玩乐好了,就*好了,有什么必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呢?不管哪方面的事情,包括建立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大目标一定是一种促进。当你发现要实现这个大目标,现状有太多的缺陷,照老样子实现不了,你就有了真正的动力去改进它。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有世界1/4的人口,我们要对世界做较大的贡献。要是把这个话说明白了,怎么才算是较大的贡献?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从有效管理这个世界上更大的资源这个角度说,我们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已经说明市场认可我们的管理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优缺点、加减法都算过了之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论。世界资源在中国人的手里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和利用。从这个角度说,只要这个世界允许充分的自由贸易存在下去,我们来管理、利用这个世界上比现在中国的国土面积上所具有的大得多的资源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一些西方国家在利用非市场的手段破坏这个趋势,比较和缓的如卖给我们的铁矿石比卖给其他国家的贵,将来也许还会有更激烈的,比如说西方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甚至采用军事手段等。这些做法都会降低世界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某些国家也许是有利的,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却是一种损失。我们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来保证国际上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不受干扰地运行。

  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我们是最有资格领导这个世界的,西方人要排第二。我承认西方文明的伟大之处,但是从整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比它更有资格来领导。

  有人说中国应该给世界提供一个榜样,但我认为,如果中国只是要给世界提供一个新的榜样,那这个目标太小了,中国应该提供的是真正的管理和领导。

  我知道这样说许多中国人会骂我(比骂我的外国人还多),他们说:就中国这副德性,自己都领导不好,还要领导世界?我的回答是: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领导着当时她所知道的世界,领导得相当不坏,现在中国自身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她的力量正在恢复当中,如果中国人当中能有一部分人有一个大目标,并为之努力奋斗,中国必能更快地改正自己的许多缺点,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位置上。如果中国在这个位置上,至少不会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好吃懒做、不负责任,堕落到抢、骗的地步,而使整个世界陷入经济衰退当中。

  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卖国,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认为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可以不卖国,可以爱国。梁启超就说了:*主义和民族主义不相悖,不但不相悖,而且是相成的。可这帮人非得说是相悖的,这样,他们就是自己把他们的那个政治*化大目标给毁了。

  你提倡*自由,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到处展示卖国嘴脸?甚至给小布什施加什么压力,让他派兵来救中国?作为中国的意见领袖,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作为。

  这次干扰奥运会火炬传递的事发生后,博客中国请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先是批评了西方不明智,然后痛骂义和团,说那时候义和团看见有人上衣口袋别钢笔就杀——这个我还有点怀疑,那时候不是穿长袍马褂的吗?上衣有这个口袋吗?能插钢笔吗?他说这次“义和团”又闹起来,是*宪政的大倒退。我回答说:*教授,如果说出现了中国在*宪政方面的大倒退,责任在谁?我认为责任就在你们,是你们非要把*自由跟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你们应该负责。

  我认为这两个东西都需要,我也提了一些比较好懂的口号,如“内修*,外争族权”。这些说法,我也是十几年前听了广州中山大学一些年轻人的启发才想到的。比如他们告诉我,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对内*,对外扩张”。本·古里安是否这么公开说过,我不知道,需要考证,但我觉得这个意思大致是对的。我跟他们说:“对外扩张”这个咱们改改,我们改成“内修*,外争族权”总可以。我力图做一些调和政治*化目标和民族主义目标的工作,但是像袁伟时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不买账,硬是把*、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坦率地说,这么干的话,他们的政治*化目标必然会受到重大的损害,这个责任在他们自己。虽然他们的说法在一部分人里面很有影响,因为现实很容易让人在感官上接受——美国人又是汽车又是洋房的。

  中国的这些自由派精英就是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另一方面,30年下来,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我们可以两个都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都要?30年进步是非常大的,现在真的和以前不同了,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也认识到了这个国权,我那时候还讲过,我完全承认“*高于主权”,但是有一条,在目前的国际秩序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国权或者说我们的族权被严重损害的话,*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国权是手段,*是目的,*当然高于主权,主权不能保护*的话,主权还有什么用?可要废了这个手段,目的也就无法达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明白了这个大道理。比如上次开《色·戒》的讨论会,中央戏曲学院的一个很年轻的老师,也就二十几岁,讲得非常明白:我为什么反对《色·戒》?因为它损害了我的个人利益,我反对它就是捍卫我自己的权利。这句话非常好,年轻人非常明白,我们讲要保卫族权,实际上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和族权是一致的。在两国交兵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国家利益丧失,个人利益肯定完全没有了。

  我再讲一个自己经历的故事。80年代中期,我在日本留学。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他们的毕业联欢会上,席间有一个台湾留学生喝得微醉,就开始吹牛,说我这一毕业出去,一定要当“一流人间”——这是日本话,“一流人间”,就是我要当“一流人物”。日本老师就说了:你看台湾学生志向很大,你这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有什么大志向?我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国家成为一流国家,如果我的国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我是不可能成为“一流人间”的,如果我的国家能成为一流国家,我做“二三流人间”也就可以了。可不是吗!美国那些“八流人间”到中国就成了爷爷了,在中国通吃,这还不是沾了美国一流国家的光?还要点面子的留学生,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很有体会的。从我们自己的*、自己的利益出发,我们知道国家的强大对我们有好处,国权跟我们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其实想想,人类历史不都是这样嘛。讲中国历史,什么叫“国人”,什么叫“野人”?“国人”就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同一个族的人,野人就不是。国人就有权利,野人就没有权利,中国周朝的时候不就这样吗?西方也是这样的。在古罗马,只要是一个罗马人,就具有主人的地位,而奴隶即使通过自己的努力发了财也还是奴隶,依旧是别人的财产。

  我在以前的大量著述、演讲中为西方*制度辩护,强调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制度。我决不会后悔自己对于*与自由的支持,但我现在也不得不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还能不能给中国一个实现*的机会。

  李零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一篇《读〈动物农场〉》,其中有一段我认为很中肯的话:“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这段话确实阐明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人必须首先生存,然后才能谈及其他的*、自由、*、宪政等等。然而,生存的问题在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居然找不到应予考虑的位置,这恰恰是由于他们今天过得太舒服了,感觉不到这个问题了。

  具体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责备中国的政治精英,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而没有在今天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更快地推进中国的*化进程。然而,长远一点考虑,我确实担心将来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经济环境恶化,实现*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

  到了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只能优先考虑生存问题,“其他问题慢慢来”。而为了应付生存危机,*是最好的解决手段吗?(如果这时你还坚持*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我们也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在《天命所归是大国》里曾经为“*作为应付危机的手段”做过很多辩护,但是真正到了危机来临的时候,理论只能是理论,人类会抓住最方便、最现实的手段来渡过眼前的危机,到那个时候,中国也许还真就没有实现*的机会了。而无论意识形态,无论*与专制,中国人还要争取活下去,争取活得好,所以,我们的眼界必须放宽,既不能排斥*这个选择,也不能认为只有*一个选择,没有*我们就不活了。直至今天,我们的指向仍旧只能是一个,完全解决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其他问题倒不一定都得“慢慢来”——有的还可能要快快来,但其他问题只能是手段,看合不合用。

  英雄集团从民间崛起

  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我说的尚武精神。

  可惜的是,这些年当中,我的这个想法几乎被中国的精英阶层完全扫除出了他们的视野。现在只有一些军事迷还具有这样的视野,但军事迷不属于精英阶层。你只要一说这个,要不就说你是白痴,要不就说你很邪恶。

  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还可以再探讨,再商量,但是这个视野一定要有,我们需要一群英武的人把我们的民族带出去。这里实在用不着什么高深的道理来故弄玄虚。你只要看一下我们中国的现状,我们的人口,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力,就只能得出这两句话:人要走出去,东西要拿进来。

  人要走出去,有光荣地走出来,有不光荣地走出去。不光荣地走出去,就是像老鼠一样爬出去,实在没有办法也只能像老鼠一样爬出去。但是我希望不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们中国能有一个英雄的集团把中国人挺直腰杆带出去,而不是爬出去。

  我们现在通过国际贸易,也在把东西拿进来。我们进口了大量的木材、粮食、石油、铁矿石,但是如果后面没有一把剑的支撑,人家随时可以不让你拿。贸易交往一旦断掉,对于我们来说就太危险了。我们13亿人,就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内乱了。晓军告诉我,英国有一个爵士罗斯议员说过:英国只能在内战和外战当中进行选择。英国的选择是外战,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就应该选择内战呢?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非常短视,他们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怎么样去外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只能选择内战。也许中国不幸只能内战,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最起码,我提出一个想法,让我们中国人知道,让我们的后代——将来的中国人知道,其实至少有一些中国人还是有其他想法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社会问题是全方位的,确实很严重,我们不得不追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出路在哪儿?我觉得中国是有希望的,但是不乐观。坦率地说,崩溃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崩溃得要比美国早(美国也有崩溃的可能性)。

  怎么办?我说,即使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层的全面*,在中国出了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国家不行了,我们作为个人,作为这个民族比较能够思想的人也要找出路,我们要看得远一些。

  国家不行还有民间,民间可以大范围凝聚,也可以小范围凝聚。我曾经讲过,即使到了明代,中国的海盗还是很了不起的,很少的几个人就能够在国外横行。中国要这种精神,即使精英所组织的国家框架出了问题,我们也还能凝聚得起来。能大规模凝聚就大规模凝聚,大规模凝聚的条件不具备,小规模凝聚也可以。

  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给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朝廷原本并没有同意他们去,可也没辙,还得奖励。当时的中国,跟《*》批判的中国一样吗?和《狼图腾》描绘的中国一样吗?真的太不一样了。再后来班超一行36人就敢横行西域,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人真是英武。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献俘。当时也不是互联网时代,王玄策没法跟大本营请示汇报,更没法得到大本营的支持,最多只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作为个人做出了很大的事,当然他们有国家的威望支持,这个条件今天差一些,但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

  有些事情国家不肯办或者不方便办,其实民间可以搞美国式的“黑水公司”,或者“海外保安公司”。其任务一是为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合作保驾护航,二是维护当地的和平与安宁,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我认为这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有人能开个头,中国那些在海外有重大项目的公司不得不和这些“海外保安公司”签约,最后会离不开他们。这样,这些“海外保安公司”会成为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也就在中国的市场结构、政治结构中站住脚了。

  我听晓军说,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海外保安公司”在酝酿了。这实在是件大好事。但我进一步希望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能够把眼光看得更远一点,而不仅仅是为中国的海外工程项目保驾护航。除了招募退役的特种兵之外,还要有熟悉当地情况、懂得民政管理的专家、干部,以及环保专家等。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必须承担一部分改善当地民政管理的职责,把当地的事情办得比原来更好,才能站住脚,才能让国际社会最后也说不出什么像样的反对意见来。以中国文明数千年在行政方面的经验积淀,以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是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不俗的成绩的。这样一步步积累下去,最后,我们的“海外保安公司”应该能够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区获得成功,为中国的利益服务,同时也为当地人民送去福祉。

  我希望我们不要做“海外保安公司”的绊脚石。看看历史,明朝政府就做了中国人在海外开拓的绊脚石。朝廷不但没有利用中国民间开拓海外的主动性来向外进取,而且和民间的海外开拓者对立,引火烧身,很不明智。可是,即使明朝如此缺乏广阔的视野,中国民间在海外还是有一定的地盘的。后来中国收复台湾,“国姓爷”郑成功不就是自己出去开拓外海事业的英雄吗?郑氏家族,不管怎么说是有“国际主义”胸襟的。

  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把中国的退伍兵都用起来。我们有人力、组织等方面的优势,由我们民间的“海外保安公司”来恢复这个世界上很多无法无天的地方的安宁,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好好学习班超、王玄策的精神。

  美国哈佛大学有个叫做弗格森的教授,以发明了“中美国”一词而闻名中美两国。最近他去了重庆一趟,回去就写了《中美国的终结》一文,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其实并不一定要依赖与美国的合作。文中有一个认识和我在这里谈的东西很有关系,他说:“你决定从某个地方获取资源。你感觉单单依靠市场力量来获得那些资源有些不放心。于是你说:‘我们要拥有基础设施。’你开始建设道路和港口设施,升级矿山设备。然后你发现有关国家的有些事情很糟糕:它们在政治上不稳定,特别是在粮食昂贵的时候。于是你会怎么做?‘好,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财产。我们最好有些拿枪杆的人在那里。’”这段话很有意思。其实,我们最多是在私下里说说这些想法,第一次准备公开发表,就是这本书。可还没有等我们的这本书出版,人家美国教授猜到了我们的心思,就替我们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不管我们说不说,人家也认为我们是会这么想的,因为只有这样想才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不说,蒙蔽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的双眼,却一点也挡不住人家这么想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就把这些话说明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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