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80的社会——世界杠杆正转向另一种文明

 《全球化陷阱》

  “整个世界将发生在以前的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变革。”——魏纳·施瓦普遗作《霍赫施瓦普》的剧中台词

  能够下榻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是最高的世界级的梦想。这里有各种公共办公机构、各种圣像、奢华的寄宿场所和充满人生乐趣的传奇故事。熟悉它的人充满敬意地只用 “费尔蒙特”几个字称呼它,是住在这里的人创造了它。

  它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高高耸立在著名商业中心区的富豪山上。它是加利福尼亚最高级的豪华建筑,它是建筑于世纪之交和战后繁荣年代的一个没有自己特殊风格的混合体。每当游客们乘大饭店塔楼外面的玻璃电梯像是冠餐厅飘然升起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感到目不暇接,眼前的景色美不胜收,这是一个千百万人曾梦想进入的新世界:从金门大桥到伯克莱丘陵地带,中产阶级的财富在闪闪发光,一望无际。绿色按树丛中,幢幢诱人的豪华住宅的游泳池在柔和的阳光下波光鳞鳞,几乎每个入口处都停放着许多汽车。

  费尔蒙特大饭店仿佛一块巨大的界碑,标示出现代与将来,美国与太平洋地区之间的交汇点。大饭店前面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居住着几十万华人,再往后就是电子计算机革命的发源地——硅谷。1906年地震时大发国难财的暴发户,参加过世界大战的美国将军、联合国的创立者们、康采恩巨头。本世纪所有的美国总统——他们都曾在这家大饭店悬挂金丝绒窗帘的宽敞大厅里庆祝他们的胜利凯旋。这家大饭店为阿瑟·黑利的虚构小说位饭店撤搬上银幕,提供了梦幻般的但又实实在在的场面,从此旅游者蜂拥而至。

  在这座孕育历史的建筑内,1995年9月底迎来了一位罕见的、改写历史的世界精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美国资助者为了表示感谢,正是在金门大桥南面,由于冷战结束而关闭的军事基地上,为他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现在戈尔巴乔夫邀请了500名从世界所有大洲坐飞机赶来的重要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这个新的“全球智囊团”— —如这最后一位前苏联国家总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这个高层圆桌会议所作的解释,是要指明通往21世纪的道路,人类“正在转入一个新的文明。”

  富于经验的、老一代世界领导人如乔治·布什、乔治·舒尔茨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新一代世界明星企业总裁会面交谈。后者如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的总裁特德· 特纳,他的公司与《醒世时报》(Time Warner)合并为世界规模的大型媒介康采恩。还有华盛顿西吉普公司的东南亚贸易大亨。他们要在3天之内,在小型工作小组内与电子计算机界和财政金融界的国际炒家、与经济界大祭司即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们一起高度集中地进行思考。此外,因为涉及人类的未来,还必须听听来自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密使的意见。自然,也必须听听北京的意见。联邦德国萨克森州州长库特·比登科普夫则在新论中力图突出德国的看法。

  没有人到这里夸夸其谈,也没有人打扰别人的自由发言。为了保护会议不受讨厌的大批新闻记者的干扰,有关方面花了很多钱。严格的会议规则迫使所有与会者抛弃任何修辞上的空洞废话。报告人必须在5分钟内切入主题,要求发言不能超过2分钟。负责维持会场发言秩序的老年妇女像对一级方程式赛车手一样提醒那些正在辩论的亿万富翁和理论家不要忽视时间提示板上的时间:还有“1分钟!”、“30秒!”。“停!”。

  约翰·盖奇,美国太阳微系统计算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关于“全球化经济中的技术与劳动”的圆桌讨论中最先发言。他的公司被誉为该行业的一颗新星,发明了Java程序语言,太阳系统的股票指数已经打破了华尔街的纪录。盖奇简明扼要地声称:“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愿意工作多久就干多久,我们无须为我们的外籍工作人员办理签证。”各国政府以及他们的法令对于这个劳动世界毫无意义。他雇用那些十分需要的人,眼下优先要“印度的聪明大脑”,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地长时间工作。这家公司通过电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求职申请。“我们通过电脑招聘我们的人,他们在电脑旁工作,他们也将会在电脑中收到被解雇的通知。”

  “还有30秒!”掌握发言时间的女士向他发出信号。“我们直接提拔那些最聪明的人。由于我们的效率,我们把营业额从13年前创业时的零提高到今天的60亿美元。”盖奇自满自足地把头转向一位邻桌伙伴,微笑地说:“这是你多年努力也未能达到的速度,戴维。”屏幕上显示出“停”的信号,计时秒针静止不动,盖奇得到一次小小的讥讽。

  接着发言的是戴维·帕卡德,高科技巨人惠普公司的创建者,这位白发苍苍、靠个人苦干起家的亿万富翁没有任何客套话,清醒的理智使他更喜欢一针见血地触到核心问题:“约翰,你确实真正需要的职员是多少?”

  “6个,也许8个。”盖奇干巴巴地回答说:“没有他们我们就会不知所措,至于他们住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倒是无关紧要。”辩论主持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拉斯特姆 ·罗伊教授进一步追问:“现在有多少人在太阳公司系统内就业劳动?”盖奇回答说: “16000个。作为合理化后备大军,他们可以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数目。”

  会议厅里没有人窃窃私语。看到迄今为止出乎意料的庞大失业大军,与会者认为这是一讲理所当然的事情。来自未来行业和广有前途的国家的这些领取高薪、飞黄腾达的经理中没有人相信,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中,在依赖技术实现增长的市场内会充分提供大量新的、正式支薪的劳动岗位——无论什么领域都是一样。

  在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实用主义者把未来简化为“20比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概念。

  在下一个世纪,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华盛顿西吉普公司经理认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全部谋职人员中仅用其中的五分之一就足以生产出供世界社会享用的全部商品,提供它所需要的第一流服务。这20%的人将因此而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如此。辩论者们设想,其中还应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

  那么其余的人呢?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吗?美国作家,《劳动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说:“肯定如此。”“在80%的人中间将会出现极大的问题。”太阳公司经理盖奇再次作了补充,引证他们公司总裁斯科特·麦克尼利的话说,将来的问题是“你去吃饭还是变成餐点被别人吞吃”。

  接着,这个研究“劳动未来”的高级人士讨论小组集中研究未来的失业者问题。圆桌会议确信,世界范围内也许有几千万人迄今为止认为自己面临的前景不是没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垂死挣扎,而是在旧金山海湾地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在费尔蒙特大饭店,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轮廓被描绘出来: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 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靠喂奶过日子”迅速传播开来。他出生于波兰,担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长达4年之久。此后,他专门研究地区战略问题。如布热津斯基所说,靠喂奶过日子是由“entertainment”(款待)和“tits”(奶头,美国人对乳房的俗称)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在这里布热津斯基指的是处于哺乳期的妇女的乳房中流出来的乳汁,而不是性感。如果把令人陶醉的消遣娱乐与充分的食物结合在一起,世界上受到挫败的居民就会保持好心情。

  经理们清醒地对所能出现的分配格局进行讨论,并且想到,富有的五分之一居民如何能够关心剩下的多余无用的居民。但在全球竞争压力下,无法指望公司企业会热情投入此事。对于失败者只能由其他人来操心。辩论者们期待在自愿社区服务的广泛领域,从邻里救济会、体育运动企业,或所有各种社团组织那里获得慈善捐赠,把大家团结起来,实现社会一体化。罗伊教授认为,花少量的钱就可以提高这些活动的社会影响,并且促进成千上万居民的自尊。而康采恩的领导人则估计,无论如何,工业国家中很快就会再度有人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去清扫街道,或者作为家庭帮工住在十分简陋的栖身之地。未来学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分析说,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一起,作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将不复存在。

  值得纪念的、为时3天的费尔蒙特大饭店会议的举办者错误地认为,人类正在走向新的文明。然而由公司老板阶层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鉴定委员会所指示的方向却是直接倒退到前现代化时代。按照该委员会的说法,说明未来社会福利与社会地位分配格局的不再是80年代以来使欧洲人惶恐不安的“三分之二的社会”。未来世界的模式将遵循 “20比80”的公式。“五分之一的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个社会中,只有让被排挤出局的人靠喂奶过日子才能使其安定下来。”这一切难道是危言耸听吗?

  “真正的风暴”

  1996年的德国: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劳动职位——数目之多是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净收入近5年以来持续下降。来自政府、科学界和公司企业界的预言家宣布,这仅仅是个开端。联邦共和国高级企业顾问罗兰德 ·贝格尔预言说,在未来10年内仅在工业中至少将有150万劳动岗位被继续消灭掉。 “此外,在中级行政管理机构中大概有二分之一的劳动岗位被消灭。”①他的同事,麦金西咨询公司德国分公司经理赫伯特·亨茨勒走得更远,他预言说:“工业将沿袭农业的发展道路。”在未来,商品生产只向百分之见的少数就业居民提供工资和面包根据奥地利官方机构的消息,就业数目也越来越少了,平均每年有1万个工业劳动岗位被消灭, 1997年失业率为8%,几乎是1994年的2倍。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衰落现象的普遍解释可快被高度凝缩为一个词汇:全球化。这个不断被重复的份题举例,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衣容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唯一贿赂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德国公司只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外创造新的劳动岗位。从康采恩老板到劳动部长,这些领导共和国的统治者只知道有一个答案:向下调整。公民们不断被一种放弃福利要求的嘈杂的禁欲宣传所包围。由工会干部、经济学家、专家鉴定委员会成员和部长们组成的大合唱声称,德国人——还有奥地利人——工作干得太少,收入太高,休假太多,并且经常由于节日狂欢而患病。报刊电视的新闻“助手们”也来添油加醋地多嘴多舌。《法兰克福总汇报泻道:“西方的福利享受社会与雄心勃勃的亚洲禁欲社会是截然相反的”,社会福利国家已变成“未来的威胁”。“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地利,统治舆论市场的《新皇冠报》则醒目的大字标题煽动起轰动性的报刊大战:做洲大陆过着入不敷出的挥霍生活,新的紧缩浪潮使欧洲目瞪口呆》。联邦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对人民的定调讲话中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转折“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

  然而,他的理解有些错误。这绝对不是在危机时刻为了大家而作的必要牺牲。削减患病期间继续支付的工资;废除进队解雇的保护性法令;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还是要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和降低工资。所有这些都不再是治理危机措施。打着全球化旗号的改革者宣布解除共和国一项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即通过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对社会不平等进行限制。他们宣传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内,文盲的比价过分昂贵。而受到打击的人的理解却往往是正确的。工会和社会福利团体的愤怒呐喊响彻全国。就连一向很保守的化学工业工会也以大规模罢工相威胁。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迪特尔·舒尔特警告人们注意“当前的情况”。与当前的情况相比,1995年12月法国群众的大规模反抗只不过是“火山爆发前的一次小的喷发”。

  处于无望境地的社会福利国家捍卫者进行着绝望的斗争。而他们的敌人的许多论据都是非常错误的。归根结底,德国康采恩在国外几乎没有创造什么附加劳动岗位。大多只是收购当地企业,以便接着裁减职工,供应当地市场。而德国国内的社会福利负担绝对没有爆炸性地增长。1995年它在全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比20年前还要低。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却总是参考迄今为止的其它工业国家的政策。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从瑞典、奥地利直至西班牙,这个纲领到处都成为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议活动到处都在无可奈何中结束。

  国际主义,最初是反对资本主义战争贩子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领袖的发明,长期以来它已转到相反方面,成为资方的国际主义。世界范围内4万家拥有大规模职工队伍的跨国公司,犹如许多国家,彼此间相互比赛。在德国资本收益的40%不是要作为税收上交吗?太多了!爱尔兰缴纳10%政府就很满意了。马来西亚和美国的一些州甚至5年或10 年内完全放弃征税。德国专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不是45马克吗?太昂贵了!英国人正在为不及此数一半的工资努力工作,捷克人的工资是此数的十分之一。在意大利,对新工厂的投资补贴不是仅仅为33%吗?太少了!在德国东部,国家甚至愿意补贴80%。

  在一种全球的钳型运动中,新的资本国际使得一系列国家及其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一条阵线上,新的资本国际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以抽走资本相威胁,迫使政府大幅度减少税收,提供数十亿的补贴,或者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凡是这种威胁不起作用的地方,都是慷慨的税收计划帮了忙:只有在那些税率确实很低的的国家才能获取利润。在世界范围内资本所有者和财富占有者在国家为完成任务而筹集的资金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动的指挥者不断向下压低本公司缴税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工资率,即工薪人员的薪金在社会财富中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下降。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对抗这种压力。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评论说,在跨国竞争中,德国模式已经被“完全煮烂了”。

  在工资薪金不断下降的时候,交易所汇率和康采恩利润却以两位数的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失业率和国家财政预算赤字都在并排增长。为了理解所出现的以下事实,并不需要人们必须具备特殊的经济知识: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位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正确描述的那个方向上。例如1865年他在伦敦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作报告时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使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而是使它降低,也就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他没有料到,原始资本主义有朝一日会受到民主的驯化和驾驭。在社会民主主义世纪改革之后,一种历史规模的相反的改革开始出现。这是即将发生于将来的倒退。获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门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得意洋洋地说:“竞争已成为一股狂风,我们即将面临真正的风暴。”

  皮勒尔和其他新全球主义的倡导者的用词是要使人们相信,似乎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它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约束,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

  处于陷阱中的民主

  这种全球一体化是伴随一种经济政治的神圣学说的崛起同时发生的。这种神圣学说被一大群经济顾问搬到政治领域,它就是新自由主义。它的基本命题说得十分简单:市场是好的,国家干预是坏的。从这种经济学说的主要代表,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出发,获得多数派地位的西方经济自由派政府在80年代把这种教条提升为自己政策的准则。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与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航空业还是电讯业,银行业还是保险业,建筑工业还是软件开发,无论什么事物、什么人都无法摆脱供求法则。

  东方集团一党专政的总崩溃使这种信仰获得进一步推动力和全球穿透力。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威胁以后,西方更加强硬地为建立世界市场的专政而努力。雇员在一般价值创造中占有大量份额,突然表现为冷战中的一种让步政策,它的用意在于对共产党的宣传釜底抽薪。

  然而“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向全世界传布“美国模式”,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口号与原民主德国政府的宣传如出一辙。民主德国一直到它终结都在教训;人要向苏联的胜利成就学习。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反革命发源国家~样,最终如此清楚地显示出社会衰落:刑事犯罪橡瘟疫一样流行。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经济财团,这个州用于监狱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全部教育预算。已经有2800 万美国人,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人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

  而欧洲与日本、中国与印度,它们本身已各自分化出一个获利的少数和失落的多数。对于数十亿人来说,全球化进步使他们毫无进步。1996年6月底被七个主要工业国家政府首脑在里昂奉为七国首脑高级会议指导方针的公式,即“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的人受益”,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失败者把抗议矛头指向政府和政治家,它们改造社会的力量不断萎缩,无论是恢复社会公正还是保护环境,无论是限制新闻媒介的权力还是与国际化刑事犯罪进行斗争,都同样地软弱无力。一个国家在这么多问题面前总是力不从心,国际的一致行动也总是陷于失败。因为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馅饼。

  只有那些头脑简单的理论家或目光短浅的政治家才会相信,人们可以年复一年地使几百万人丧失劳动岗位和社会保障,如目前欧洲那样,而任何时候都无须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这种想法注定要破产。与康采恩战略的企业经营逻辑不同,在民主组成的社会里,没有多余无用的公民。失败者还有一张选票,他们将利用它,没有理由使他们保持沉默。它的政治后果就是社会地震。而社会民主党人或基督教社会党人不久以后将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新胜利。相反地,越来越多的选民将对全球主义者的刻板公式进行真正严肃的思考。我们并不认为责任都在外国竞争方面。公民所获信息大约有一半来自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之口。从这些——经济上十分错误的——论据再向前迈一小步就是反对所有外国人的公开排外仇恨。长期以来,失去安全保障的中间等级公民一直以排外仇恨、分裂主义、与世界市场隔绝作为自己的灵丹妙药。这些受到排斥的人又以排斥别人进行报复。

  崇尚民族权威的民粹主义者罗斯·佩罗特在第一次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时获得19%的选票。在法国,鼓吹民族再生的让局里·勒庞,奥地利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耶尔格·海德尔也都取得了类似的竞选成就。从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苏格兰直至意大利的伦巴第,分裂主义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他们除了排外主义外,对中央政府也十分不满,主张把他们臆想的国内贫困地区搭伙吃闲饭的人排挤出去。与此同时,在全世界为摆脱贫困而四处流浪的大量移民群众日益增多。

  20比脱,五分之一的社会。这是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先知先觉的精英们为下个世纪所描绘的图景,遵循的完全是康采恩领导和各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所使用的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但是围绕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资所进行的世界竞争却为非理性夺取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间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

  经济取代一切政治,曾经导致过全球性灾难。这就是1930年,交易所大破产后的一年,始终对资本表示友好的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大大超过政治领域成就,经济与政治不能保持同步前进。这个世界在经济上实现了广泛的行动统一,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两个相互矛盾的发展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震荡和总崩溃。”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虽然如此,战争却始终是一种最可能的排气阀。如果社会冲突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也许就会以反对少数种族或反对叛变地区的国内战争形式出现。全球化并非注定导致战争冲突,它能够,也许不是很成功地,把它激发起来的跨国经济力量从社会的角度进行控制。迄今为止对于世界经济网络化所作的政治答案都否认这个过程是可以控制的。然而确实存在使这种调控重新被民选政府及其机构所掌握,避免民族冲突的手段和途径。对于其中的一些手段和途径本书将要加以介绍,并进行讨论。

  处于下一世纪门槛的民主政治家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国家进行修复,重新恢复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地位。这并不是要把由于技术和贸易而迅速实现的人类融合翻过来向相反方向发展并导致全球联系中断。只有世界再次表现出秩序,政治优先而不是经济优先再度得以实现,我们的子孙们才会对90年代黄金岁月保留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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