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传统与美国的民主革命

 《《论美国的民主革命》导读》

《论美国的民主》第二、三章导读

毛寿龙

按照制度分析的框架,分析完地理物质条件以及生产技术条件,就该分析社群的属性(attributes of community)。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三章,托克维尔分析了美国的英国渊源,以及这一渊源对于美国民主的影响。托克维尔之所以从其渊源考察美国的民主,有其方法论的考量。他认为,要考察美国的民主,必须考察美国的过去。而美国的资料条件,又允许进行这样的考察。他写道:

在仔细研究美国的历史之后,再深入考察它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便可以确信:在美国,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项法律,而且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家的起源当中找到解释。因此,本书的读者将在本章看到以后所要叙述的一切的萌芽,找到可以几乎启开全书的钥匙。

当然,从逻辑上来说,考察其过去未必一定能够了解现在并预知其将来,但是要了解现在并预知其未来,最好了解其过去,了解其渊源,则是可能的。对于IAPP研究来说,制度的演进,毕竟是有开始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演进过程中,人们在当下的选择和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托克维尔看到,移居美国的移民,有许多差异,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说同一种语言:英语;他们熟悉权利观念和自由原则,他们有地方自治的传统,而这一自治的传统之中也生长着人民主权的原则。他们因宗教纷争而喜欢辩论,其脑力训练有素。移民美国的也有大地主和贵族,但在美国的环境中,他们无法保留自己的特色。移民们相互之间的感觉是平等的。美国民主就萌芽了。当然,美国西南部的蓄奴制使其与其他部分有所不同。尤其是北方的新英格兰,成了美国民主的根本的基础。

新英格兰人,爱好自由,他们是清教徒,具有宗教精神,又熟悉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还有冒险家的精神。在那里,“移民每时每刻都在独立自主地行使主权。他们自己任命行政官员,自行缔结和约和宣战,自己制定公安条例,自己立法,好象他们只臣服从上帝。”

新英格兰的立法对于美国民主来说,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当然,当时也有许多坏的立法,而这些立法也是美国社会问题的主要渊源。托克维尔写道:“再没有比这个时期的立法更独特和更富于教益的了。今天美国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的主要社会问题的谜底,正可以从这个时期的立法中找到。”

在新英格兰,死刑被滥用:“渎神、行妖、通奸和强奸者,均处死刑。儿子虐待父母,也处这种严刑。就这样,一个粗野和半开化的民族的立法,竟被用于一个人智已经开化和习俗十分歧素的社会。结果,从未见过死刑这样多定于法律之内和用于微不足道的罪行。”

在美国,这样残酷的法律,恰恰是由于民主的结果:“也不应忘记,这些奇怪的或者专横的法律,并不是什么人强加于居民的,而是由全体当事人自由投票表决的,而且居民的习俗比法律还要严格和富于清教派的色彩。”

托克维尔认为,新英格兰实施的很多政治制度原则,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制度基础:“作为现代宪法的基础的一些普遍原则,即那些为17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难于理解和在当时的大不列颠尚未获得全胜的原则,已在新英格兰的法律上得到全部承认,并被订于法律的条款之内。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决定赋税,为行政官员规定责任,个人自由,陪审团参加审判。所有这些,都未经讨论而在事实上确定下来。”

在新英格兰,全体公民组成选举团,所有行政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全体公民,都有义务拿起武器,保卫自己。乡镇自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有居民,必须为孩子出资提供良好的教育。而这一切之中,托克维尔显然更看重乡镇自治对于美国民主的作用。他是这样描述美国的乡镇自治的:“乡镇各自任命自己的各种行政官员,规定自己的税则,分配和征收自己的税款。新英格兰的乡镇没有采用代议制的法律。在新英格兰的乡镇,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事务,也象在古雅典一样,均在公众场所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决定。”

这就是奠定了美国民主基础的英格兰文明。在托克维尔看来,它的根本特征在于美国自由精神与宗教精神的完美的结合。这构成了美国民主的民情的基础。当然,托克维尔也看到,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外表是民主的,但许多方面,还有着贵族制度的痕迹,而这些痕迹,恰恰是通过民主制度保留下来的。在美国,法律是由穷人通过民主制度制定的,但是有些立法包含着有利于富人的因素。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对被告人的处置只规定两种办法:收监和保释。诉讼开始时首先要求被告人交付保证金,如被告人拒不交纳,则将他收监关押。然后,再审理被控告的事实或罪状的轻重。显而易见,这样的立法是敌视穷人,而只对富人有利。”所以,第二章的结语就是:“美国社会呈现的画面(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覆有一层民主的外罩,透过这层外罩随时可以看到贵族制度的遗痕。”

显然,在第一章,托克维尔看到了新英格兰文明既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基础,但也看到美国民主的许多问题,也渊源于新英格兰的一些立法。而这些恶劣的立法,恰恰是由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产生的。美国民主制度的外壳里面,依然存在着贵族制度的痕迹。这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或许会得出民主不完美的结论,但托克维尔却能够正视这些现实,并没有根据完美主义来苛求美国的民主。笔者今年夏天去台湾访问20天,发现台湾的民主制度得到了发展,但是它并没有实现许多人的民主梦想,据说许多人已经开始怀旧了,怀念过去的时光。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民主制度也将得以发展,未来现实的民主也必将是令人不满意的,民主的外壳难免有许多旧时代的丑陋。托克维尔对待美国民主的态度,无疑可以让我们警惕完美主义的苛求。

在第三章,托克维尔考察了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因为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了解美利坚民族立法和民情的起点。在平等盛行的地区,没有贵族,因而也没有领袖。但是,在有贵族的南部地区,虽然美国的贵族在各个方面不同于欧洲的贵族,但是其贵族气,使得他们为美国的独立革命提供了许多革命的领袖。

托克维尔指出:“在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都处于大动荡之中: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斗争,使人民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和产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愿望;民主的自发力量活跃起来;人们努力摆脱宗主国的羁绊,极欲争取各种形式的独立,以致个人的影响逐渐失去作用;习惯和法律开始向同一个目标前进。”

但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之中,他找到了美国平分财产的继承法的独特的作用。平分财产的继承法,起到了分散大财产的作用,使得一个社会中无法形成贵族,而所有公民都能够在财产上保持平等。正是继承法上的革命,使得家族与财产没法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继承法使得美国人实现了财富的平等,除此之外,美国人在学识上也有很高的平等水平。“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口与美国大致相等的国家会象美国这样,无知识的人竟如此之少,而有学识的人又如此不多。”托克维尔具体地分析了美国人学识平等的一些具体的原因。

英裔美国人在财富和学识方面的平等,是其社会状况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政治上当然有着显著的效应:财富和学识的平等,要求人们在各个方面想有平等。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平等有两种,每一个公民都有权,或者都没有权。在一个社会里,前者有可能,后者也有可能。托克维尔写道:

实际上,有一种要求平等的豪壮而合法的激情,在鼓舞人们同意大家都强大和受到尊敬。这种激情希望小人物能与大人物平起平坐,但人心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这并不是说社会情况民主的民族天生鄙视自由;恰恰相反,他们倒是对自由有一种本能的爱好。但是,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固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和罕见的干劲冲向平等,如达不到目的,便心灰意冷下来。但是,除了平等之外,什么也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宁死而不愿意失去平等。

但从另一方面说,当公民全都一律平等以后,他们就难于团结起来反对当局侵犯他们的独立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强大得足以单枪匹马地进行胜利的斗争,而只有把所有人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团结才能保住他们的平等。但是,这样的团结并非总是存在的。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不同的民族可能从同一社会情况得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出于同源的政治后果。”

不过,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这两种选择之中,英裔美国人在人类第一次十分幸运地避免了专制统治,他们依靠他们的环境、来源、智慧,尤其是他们的民情,使他们建立并维护了人民主权。进而言之,英裔美国人是幸运的,但他们也进行了最大的努力。没有努力,幸运的机会也会白白丢失。

在今天,托克维尔的探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因为在当代美国,人们是否在财富上依然保持着平等?许多统计数据难以支持这一论点。不过,继承法的确依然在发挥其分散巨大财富的作用。在美国,可能有比尔·盖茨那样的上百亿的富人,但是许多新兴的富人,都是在短期里面发达起来的,他们并不能在财富上成为贵族。而且根据很多富人的设想,他们不想把巨额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想把财产捐给社会的公益事业或者慈善事业。在教育上,美国人50%左右的人,都受过大学教育,而且许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美国法律毕业的人严重过剩,很难找到律师工作。许多成人学了得到博士学位以后,也很难找到与自己的专业相匹配的工作,但是美国的大学每年还在大批量地生产出来,因为他们公民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利于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美国有学识的人多了,但是,人们在学识上依然是平等的。与托克维尔时代相比,不过是平等的水平有所上升而已。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阅读《论美国的民主》第二、三章,如何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呢?

如果在形式上套用托克维尔的分析框架,我们的分析结果会发现许多令人沮丧的社会状况: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更缺乏自由的传统;中国缺乏有规则的地方自治(有疏离的自治,isolated self-governance)。有一点可以令我们高兴;中国人有财富的平等(没有因财富而形成的能够长期代际相传的贵族),也有学识的平等(没有因学识而形成的制度化的上等人),但是结果却并不理想:我们选择了人人无权的政治制度。这一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不过与美国相比,这一状况在总体上还是正确的。

在与美国的传统截然相反、其财富和学识状况有些类似但其选择的结果也截然相反的国家里,如何建设一个可能的民主社会呢?这可能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美国人在英格兰传统的基础上,在财富和学识平等的基础上,第一次在政治上避免了专制统治,成功地建设了一自治为基础的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中国没有美国的新英格兰传统,有的是长期的专制统治的传统,缺乏民主共和政治理论的传统,在这样的社会状况基础上,建设中国式的民主,并成功地建设人人有权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必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创造。对此,我们没有幸运可言,需要的只是在运气不太好的情况下,也需要创造新的历史。当然,要创造历史,永远是困难的。但如果不努力,永远也无法创造历史。

对于IAPP学者来说,托克维尔第二、三章的分析,在学术上很有借鉴的价值。托克维尔的研究表明,制度分析,要考虑到人的因素,需要考虑民情对于制度选择的影响;当然,民情对于制度选择的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人们在其中依然有选择的空间。比如,即使在财富平等和学识平等的情况下,即使在已经各方面都平等了的人们需要政治平等的时候,人们还可能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来实现其同样的平等:民主的平等和专制的平等。美国人成功地选择了民主的平等,这显然也是美国人努力的结果。

因此,从IAPP的框架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民主革命,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文明,有利于中国的民主革命(第一章);中国的民情传统,不利于民主的革命,因为这一判断,20世纪民主革命,选择与传统彻底决裂,但是并未成功,但民情也因此而有所改变。或许可以从中得出结论,革命有助于与传统决裂,却未必能够养成有利于民主革命的新的民情。

那么,新的民情是如何养成的呢?实践的规则(rules-in-use)、有利于民主的新的立法,有助于民情的培育。特定的继承法,培养了平等的民情;教育法,培养了学术平等的民情。正是自然物质条件、法律和民情的相互作用,奠定了美国的民主革命。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的前景:奠基于中国传统的自由和自主治理的资源,使其发扬广大;依靠新的立法,利用新的技术文明提供的机会,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

讨论完自然条件和民情,托克维尔就开始讨论美国民主所实践的规则了(Rules-in-use):这恰恰是制度分析学者所运用的制度分析模型的第三个环境因素。

(2000年8月29日初稿,9月12日定稿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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