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论政治社团与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革命》导读》

《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二章“美国的政治社团”导读

毛寿龙

在政治领域,政党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从IAPP的分析框架来看,革命性党可以节约革命的交易成本,而民主性的党则可以节约民主运作的交易成本。由于公共领域的事务不仅仅是政治权力交接班的问题,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公共组织来节约公共领域运作的交易成本。在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社会里,政党和社团都有充分的空间,来节约公共运作的交易成本。美国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一、社团: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组织
 
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还有许多必须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为什么如此呢?从IAPP的角度,可以猜测这与美国具有自由结社的制度空间相关,而托克维尔则强调认为,这与美国人自主治理的民情密切相关,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美国居民的自主治理民情的:

“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

这种独特的自治民情使得美国人习惯于结社。结社对公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章托克维尔关心的是结社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二、结社自由权利的实践

在美国,结社是一项公认的权利,其实践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拥护同一见解的人要在彼此之间建立纯思想的联系;他们要组成只代表本党的一个派系的小团体;他们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政府中之政府。托克维尔认为,结社对公共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自由结社的习惯,公共秩序是很危险的。他说:“假如一个民族完全没有利用自由的习惯,或易于掀起狂热的政治激情,而在它的立法者的多数之旁,只有一个负责审议和监督执行的少数,那我不妨认为它的公共秩序一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是现代世界里自由的主要成分,是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必须全力尊重出版自由。政治结社自由与出版自由不同,国家能够把结社自由限制住,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如果国家要实现结社自由,则需要一些手段。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他举例说明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政治结社影响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的。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候,恰恰是美国南北双方激烈争论关税问题的时候:

“1831年,当争论处于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出一个办法,即通过报纸向反对现行税制的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费城,共同研究恢复贸易自由的办法。这项建议,经过报刊转载,没有几天就由缅因州传到新奥尔良。反对现行税制的人热烈地采纳了这项建议,他们到处开会,推选代表。选出的代表都是知名人士,有的人还大有名气。南卡罗来纳州为此问题还拿起了武器,仅它一州就派去63名代表。1831年10月1日,一个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取名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于费城召开,有二百多人参加。会上的辩论是公开的,大会自开幕日起就具有立法的性质。会上讨论了国会的职权范围、自由贸易理论和税则。第十天,大会在草拟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后闭幕。这封信中宣称:(1)国会无权制定关税税则,现行税则是违宪的;(2)不准自由贸易对任何国家均无利益,特别是对美国。”

三、对多数暴政的平衡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结社权是从英国输入的,一旦输入之后就一直存在着,并成为美国人的习惯和民情。政治结社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但在美国,却没有产生坏的结果,反而起到了遏制多数无限权威的结果。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政党制度易于导致多数暴政,在野党要制止这种暴政,很可能走向极端,他说:“在美国,一旦一个党居于统治地位,一切国家大权就都落于它的手中;它的党徒也将取得各种官职,掌握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党的最出名人物也不能打破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以外的藩篱,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对压制他们的强大物质力量。” 而结社自由则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其平衡的方式又不是暴烈的。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民主的多数暴政对美国的共和制度危害最大,“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

托克维尔认为,“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即使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每时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这说明结社自由是危险的,但托克维尔说,结社自由的最大好处是没有秘密造反者:“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没有秘密结社的。在美国,只有党派分子,而没阴谋造反者。”

四、欧洲与美国的比较 

托克维尔认为,结社权是重要的,“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因此,……结社权在性质上几乎与个人自由一样是不能转让的。一个立法者要想破坏结社权,他就得损害社会本身。”但是,结社权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又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结社自由在一些国家可促进和加快繁荣,那么在另些国家又可能因为滥用和歪曲结社自由而使它由积极因素变为破坏的原因。”对托克维尔来说,对比一下对自由有正确理解的国家的社团和滥用自由的国家的社团所经常采用的不同方法,对于政府和政党都会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在本章比较了欧洲和美国的结社自由。

首先,欧美人对社团功能的看法不一样。在欧洲,托克维尔时代的大多数欧洲人,把社团视为在战斗中匆匆忙忙组织起来而马上投入战场的武器。“在结社时应当说清目的,但急于行动的思想却限制了创办人的头脑。一个社团,等于一支军队。向士兵讲话,是为了检查军容和激发士气,然后让他们冲向敌人。在结成社团的人们看来,合法的手段可能是成功的手段,但决非唯一的成功手段。”

美国人则有不同的见解:“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公民之所以结社,首先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于感动多数的论据,因为他们总希望把多数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的名义掌权。”其结果就是“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而其手段则是合法的。由于它们只想依靠法律取胜,所以一般都讲真话。”

美国人和欧洲人为什么会不同呢?托克维尔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若干原因:

这与欧美不同的政党格局相关:“在欧洲,有些政党完全与多数分家,以致它们永远不能指望得到多数的支持,但这些政党又自信自己强大得足以与多数抗衡。当这样一个政党结社时,它并不想进行说服,而只想进行战斗。在美国,观点与多数大相径庭的人,绝对斗不过多数的权力,因为其余所有的人都想拉拢多数。因此,大党越是不可能成为多数,结社权的行使越是没有危险。在象美国这样的各党意见只有细微差别的国家,结社权可以说能够无限地存在下去。”

与实施自由的经验相关:法国人把结社自由只看成是攻击政府的权利,是因为法国人对自由还没有经验。从以力服人到以理服人,需要有一个经验过程:“一个党也和一个人一样,当它意识到自己强大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力服人。说服人的念头,只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因为这要由经验中获得。”法国人缺乏自由的经验,被一种强烈的好战精神所激励,以致凡是系于国家安危的事,人们都发疯似地参与,认为手握武器战死是光荣。而英国人即使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也很少滥用结社权,因为他们已有长期行使这项权力的经验。

与普选权相关。在美国,普选权使得政治结社倾向于缓和而不是具有暴力倾向。“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多数从来都是容易辩别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冒充没有选举它的选民的代表。因此,各个社团都知道,而且人民大众也知道,那样的党并不代表多数。这也是它们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如果它们真是代表多数,它们本身就能修改法律而不必企求改革法律了。”在欧洲,托克维尔时代还没有普选权,多数不易识别,所以“几乎没有一个社团不自充或自信自己是多数意志的代表。这种自充和自信,使它们的力量惊人地扩大,并令人不可思议地将它们的手段合法化。”对此,托克维尔提出了他有关自由和民主的看法:“在浩繁而又复杂的人类行动准则中,极端自由有时反而能纠正自由的滥用,而极端民主有时反而能防止民主的危险。”

托克维尔进一步分析了欧洲社团的特色,“社团差不多总把自己看成是无法发表意见的人民的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并起着这种想法去行动和发号施令。

“……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是战斗而不是说服,所以它们自然要建立没有一点和平气氛的组织,并使其内部具有军事生活的习惯和准则。它们尽量集中领导自己的下属,把一切权力交给少数几个领袖。

“这些社团的成员,要象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服从命令。他们信奉盲目服从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和自由意志。因此,这些社团内部实行的专横统治,往往比它们所攻击的政府对社会实行的专横统治还要令人难于忍受。”

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时代欧洲的社团实际上就是一般所说的黑社会,或者战斗社团(soldier society),即使它们有合法的身份也是如此。这样的社团本身就没有自由可言,它们能否争取自由是可疑的,其道义力量也会大大下降,就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甘情愿在一定的场合下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同伙中的某几个人的人,拱手交出自己的意志、甚至思想由他人控制的人,怎么能奢谈他希望自由呢?”

与此相比,美国的社团都认为自己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手段只有靠说理和恳求,美国的社团内部也有统治关系,但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都是和平的统治。“在社团中,承认个人的独立,每个人就象在社会里一样,同时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但并非都要循着同一条路走不可。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成就共同的事业。”这样的社团自然是自由和民主原则的,其活动自然也具有道德的力量,并与民主政治混为一体。

五、IAPP与政治社团 

在这一章,托克维尔探索了美国自主治理的民情、自主治理的法律、政党政治环境等与美国政治社团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当时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状况。他的结论是,政治结社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它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功能如何,取决于特定的民情、特定的法律、政党政治的状况以及社团组织是否是自由和开放的。健康的民主政治需要健康的政治结社,而不是战斗性的类似于黑社会的政治结社。托克维尔的这一讨论对于中国21世纪政治社团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可以说,中国的民情状况以及政治性社团的状况非常类似于托克维尔时代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结社自由一旦得到迅速发展,其负面的效应可能大于正面的效应。如何在发展进程中逐渐积累良好的民情,如何使政治社团的发展能够有利于民主而比不是破坏民主的发展,这将对中国21世纪的民主政治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

在IAPP的研究分析框架中,结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是公民自主治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制度安排;它可以节约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组织成本。政治社团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它有利于节约民主政治运作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公共事务领域更加开放;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助于简政放权,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安排的发展,有助于社会自主治理,从而使政府能够真正实现有限政府和廉价政府的目标。从实践角度来说,在中国,21世纪将是民主实践持续发展的世纪。到目前为止,虽然政治结社尚未完全自由,但社会结社,正在逐渐发展。人们已经在非政治性的公共事务方面开始了自主治理的实验,虽然部分实验还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并且与目前的制度平台密切相关。在未来的进程中,研究政治结社如何影响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如何在制度上控制其消极影响,弘扬其积极影响,尤其是使政治结社本身复合自由民主超原则,这对于IAPP学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2000年11月26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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