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民立命——访《岳村政治》作者于建嵘博士

 《岳村政治》

张行健
                   
商务印书馆近日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全国许多著名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网上讨论就更为热烈。对于这样一部有关中国农村政治问题的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我采访了该书的作者于建嵘博士。

于建嵘已近不惑之年,是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中心培养的法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管理学博士后研究。学术专长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政治分析,特别是对中国乡村政治深有研究。其外貌就象其著作一样朴实,却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气质,话语也就在平和中充满了理性和智慧。我们的讨论是围绕《岳村政治》的主题、结论和方法这些问题展开的。

问:《岳村政治》是一部严肃而规范的学术专著,为什么会引起非学术研究领域内读者的关注?这是否与你研究的主题和特色有关?

于:《岳村政治》是以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的村庄为个案,研究的主题是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而这一选题与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难题之一的“三农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一个大问题,是一个让共和国总理“最头痛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研究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在我看来,同整个社会结构一样,关于农村问题研究也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领域。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论述了这三个领域的差异。他认为,经济领域是遵循“效益原则”,是社会主导性基础,政治领域是“安全稳定”原则,而文化领域则是“个性”原则。显然他放大了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集权主义传统的国家,国家权力主导社会发展是其最为基本的特质之一。特别相对传统的乡村社会而言,经济利益总是以各种方式被掩盖,最直接的表现是政治权力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而其文化形态也只能是权力支配性的宣扬。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要将中国农村的问题放在整个20世纪社会转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考察。我认为,这种考察是全面认识中国农村问题必不可少的。

是否可以说,由于中国目前三农问题十分严重,而《岳村政治》研究的是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而被众多学者忽视的农村政治问题,才是其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

问:《岳村政治》对我国近一百年农村政治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描述和分析了历史和现实的农民反抗情景、形式和原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给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权。你是否认为,这是中国三农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所在?

于: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是,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的城市政治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农村实现的庭联产承包制的经济改革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背景的城市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而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理论上来讲,弱势群体利益的表达方式大体上有体制内表达和反体制表达。中国近现代史的农民运动和现阶段农民反对基层党政组织的事件,都是在体制外寻找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方式。这些事件表明,当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正当的政治表述时,要想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各方的协调发展就会特别困难。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争取农民的国民待遇,绝不能停留在对二元社会体制的突破上,更应将争取社会发展的话语权作为目前农民最为首要的任务。农民只有获得了这样的话语权,也就是获得了与社会强势阶层对话的权利。

可是现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是农民是否有说话的能力。这种观点所持的理论前提是:农民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传统的“造反”意识会使农民的政治表达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农民的领袖们最终都会异化为压迫农民的统治者。实际上,作为理性人的中国农民,他们更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农民也从来都在寻找自己利益的表达方式。关键是要进行农民组织化创新。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运动史都表明,农民组织作为政党政治动员社会的工具,组织功能的外化是这些组织最终不能代表农民的根本原因。现在村民自治组织是让农民自己说话的组织形式,但这种组织的范围只是在村这个社区,而且受到了国家农村基层政权的制约。乡镇一级的社区实行自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在这些社区性组织之外,建立政治性的农会组织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问:我注意到了这本著作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书的主体部分是很经典式的论文表述法,而又将自己的调查笔录作为书的附录,使书所富有现场感。这是否是实证研究所应该具有的文体呢?

于:我在进行这项研究时采用的是政治社会学这一研究方法,运用的是田野调查,提倡的让事实说话。

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早在上世纪初已由前辈费孝通等著名学者所提倡,只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将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随着在电脑上剪贴及复制等现代科学手段的运用,学术界也充斥了浮躁气息。就是有些人自称是搞实证研究,可并不到现场进行实实在在的考察,采访一些花边新闻或记录一些民情民风,但并不一定能为我们提供全面的事实。最后举一两个事例来证实某一早已假定的结论。这样的实证研究显然得不出符合事实接近真理的结论。

这本书的表述方式并没有追求标新立异。书的主体部分是我的博士论文。一般说来,博士论文要求学理性和问题意识。一篇博士论文,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选题、二是叙述方法、三是研究方法。当然在这三者之间还蕴涵着许多东西。论文中为学理性限制的部分,这次在我的著作中都得以全面的呈现,当然由于出版物的要求,适当地修改了部分内容。这本书的附记,即“衡山调查记事”,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对这次调查过程和获得的各种资料的具体记录,以及调查中的一些感想,这样做也许并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认为,这种有关调查行为的原始记录对一项实证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仅是有关论文证据可信性的保证,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是乡村社会调查中必不可少的“语境”说明。所谓的“语境”,即语言环境,表明的是受调查者的“话语”背景和习惯。在目前许多有影响的乡村社会研究著作中,我们发现作者总是引用调查时某人说过的一句话或几句话作为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交待“语境”。尽管我们可以不怀疑作者的学术品德,但我们还是可以怀疑这种的结论的可信性。我之所以这样做,与与我原来从事律师这一职业有关,我想将律师在调查取证的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来,以求做到全面客观,主要观点都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当然,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行文方法。我的这些做法绝不是什么“标准”。

问,你在《岳村政治》一书的后记中说,“真切地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读到此,我感到心里觉沉沉的,这也许这正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的人文底线。

答:我从来都认为,社会科学家必须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底线。学术研究不能只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或学者个人的自言自语,而应该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关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也许我的研究并不能为社会上的那些“弱势群体”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但我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是一个学者生命的一种状况。因此,我对于自己的著作,虽没有司马公的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之雄心,但要求无愧于自己的承诺。扎实地做了自己该做的,问心无愧就很满足了。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有些学者写书做文章,为了迎合社会上的某种情绪,以社会批判者自居,在对许多社会问题缺乏真正的研究的情况下,就简单地做出了许多价值判断。事实上,中国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关系如此重大的“三农问题”不是批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和全面的认识和追究。写几句批判的话是容易的,因为只要有胆量,而要追究事情的本来面目则是困难的,因为那样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学者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滥用这种让人敬重的价值观,而是将自己对中国劳动群体的热爱,变成追究历史和现实问题真相的动力。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感于直言,但不能只看到阴暗而没有看到光明。

(原载《工人日报》2002年6月7日和《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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