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货币形式的私有财产:通货膨胀与对价值的征用

本章总计 5422

  通货膨胀与对作为自由的基础的私有财产的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不关心由特定市场冲击所造成的伤害的个人将会发现,考虑到对收入和支出流量所作的时间上的调整,财产所有权是必需的,但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总是选择以一般购买能力——即货币或者对货币的索取权——的形式拥有财产。然而,这样一种理想化的分析框架,需要的不只是竞争过程在每一种物品和服务市场上的有效运行。这种分析框架还必须保证,按照货币和物品之间的交易条件,不存在任何市场冲击,而据信某种保护措施是合乎需要的。而这样一种条件在现实世界的运行过程中是不可能满足的。

  建立如下这样一种分析模型是可能的,在其中货币采取了商品或商品集合的形式,可以预期竞争性市场的运行,能够保证货币-物品的交易条件具有合理的稳定性。然而,在各种经济体系当中,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货币并不是一种通过市场生产和销售的商品;而是一种国家或者政治单位的创造物,而它的供应与它的生产成本很少或者根本不相干。因此,对于一个试图以货币或者货币的索取权的形式拥有财产的人来讲,试图寻找的保护措施是针对通过国家或者集体组织进行的潜在的剥削,而不是针对市场运行本身。

  这样一种可能的预防性目的——即寻求保护以防止对预期价值的潜在征用——的根源,从心理学上讲,不同于已经考察过的两个分析框架。寻求保护以防备“市场的盲目力量”的人,无需担心得到认同的或甚至可以得到认同的人或者人群策划的阴谋诡计。在这里,所寻求的保护措施是针对大量买者和卖者反应行为的集合,因为这种行为在表示市场上的投入和产出价格的模式当中产生出了意外的结果。这种保护,正如所寻求的那样,反而与在市场过程中被称为“信任”的东西相关,这种“信任”,就其合理的起源而言,依赖于这样一种宽泛的假设,即个人都倾向于寻求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通过戏剧性的对比,寻求保护以防因货币-物品的交易条件引起的市场冲击的人们必然关心的,不是市场框架当中许多供应者-需求者的行为,而是可能被认定为代表政治组织的机构的特定行为。大量的规律表明,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那么市场上许多人的集合行为,与作为国家金融机构而发挥作用的特定的人们的行为相比,更可预测。

  对如下可能性只有相对很少的人还没有意识到,即国家为了它自身的经济利益,通过它的权威,操纵货币和物品之间的交易条件来进行剥削。一些历史教训已为人所知。仅仅寻求取得财产以不断调整收入和支出流量的人,将更改他们的行为,以努力抢先防止这种潜在剥削的发生。在这里,预防性目的的运用将导致对真实的资产的偏好而冷落金融资产。对真实的资产的需求,既不是因为它们可以进行服务的自行生产,也不是为了衡量利润率,而是为了当货币-物品交易条件发生不利于货币的变化的时候,增加他们的资本价值。对直接影响货币-物品的交换率的政治机构缺乏信任,相当于对被评价为个人自由的潜在保护的私有财产的范围作出了一种限制。

  货币信用的这种财产扩张作用在有关金融制度的讨论中并未被正式提及。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学家们倾向于在货币单位的价值中强调提高可预测性这一特性。当然,这类特性是重要的;在一种货币的价值具有可预测性,而且可望存在这种预测性的社会制度中,全部种类的契约性制度安排都被大大简化了。然而,超出这种人们熟悉的有关一种有效的货币制度的标准观点,经济学家们(以及其他人)也应当认识到,人们以其个人的-私人的角色,并且完全从任何契约性互动中脱离出来,在货币-物品交换率具有可预测性的社会制度下,与在缺乏这种可预测性的社会制度下相比,在这些章节中所强调的意义上讲,被赋予了更大的独立性。因为能够以货币或者货币的索取权的形式贮藏价值,个人无论是在投入方面还是在产出方面都获得了普遍的保护,以防备特定市场上的通货膨胀。

  上述含义是明确易懂的。如果在货币-物品交换率方面缺乏可预测性,那么,一个包括了向私有财产提供法律保护的社会制度,其功效也会受到严重的限制。而一个试图将普通资产的所有权实行私有化的社会制度,必然伴随着任何这样一种私有化步骤,即制定一套金融法规,这些法规将引进这样一种可预测性,并使之可信。只要政治权威保有以记账的货币单位的名义征用财产的有效权力(并且人们认为它会这样做),那么,允许个人拥有和控制资产的法律结构就仍然是残缺不全的;私有财产制度本身的潜在功效仍然只是得到了不彻底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