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维新派的维新思潮(上)

 《晚清政治与文化》

第一节 从乙未到乙巳的文化思想趋向

从乙未(1895年)到乙巳(1905年),即从康有为等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到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一段是戊戌维新思潮时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思潮还在延续,革命思潮逐渐兴起,这一段维新思潮同革命思潮交错重合。同盟会成立则标志着革命思潮成为主流。

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有如下的文化现象:

新型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他们是由封建士大夫阶层逐渐转变而来的。他们第一个特点是群体意识加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冲破了清朝严禁结党的条规,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组织群众团体,为拯救国家而奔走呼号。清朝接受明末的经验教训,统治者三令五申严禁结党、集会、讲学。龚自珍诗中表白:“但开风气不为师”,即表示无结党聚徒的政治野心,王韬要求广开言路,但是告诫士子不能“结党援立门户”,可见他们战战兢兢,深怕触犯清朝的陈规。而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有意培养改革之士子。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培养士子也继承了乃师的办学方针,北京强学会成立,继之各地学会纷纷成立。学会、学堂、报馆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形成一股潮流,说明了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加强。第二个特点,是其领导人物在学术上自成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早期维新派对政治上的见解仅是提出具体的建议,对西学只是片断的介绍,始终没有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康有为便吸取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改造传统文化结构,促使中西会通,构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对政体改革到个人道德修养均有一套自圆其说的体系,颇能吸引士子。而且他身旁还有一群弟子为之鼓吹学说,造成舆论,形成风气。这样推动了政治变法运动。第三个特点是他们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投身于政治运动之中。龚自珍、魏源直至王韬、郑观应,他们是从事舆论宣传的,实际政治活动便参加甚少。而且,由于早期维新派多半是幕僚,他们只是处于协助洋务派的社会地位,并没有独立地领导政治改革。人们总有一种陈旧观念: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非常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不敢僭越。维新派则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虽是举人,但却上书议政,而且提出一套政治纲领,要求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教育上废除科举制度提倡西学,兴办学堂,军事上实行军事现代化,使中国以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们企图让皇帝采纳他们的政治建议,用皇帝的上谕体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又团结各阶层的官绅、学界、商界,形成一股社会改革的力量。可见他们比早期维新派更富有参政的色彩。第四个特点,他们思想中旧意识比较浓厚。这是因为他们刚刚转化为新型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原来都是地主阶级出身,或是官僚家庭,或是书香门第,他们都倾向仕途,企图以此报效国家,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比较浓厚,旧思想转变比较缓慢,新旧思想矛盾交错。其时由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在形成中,社会力量还不够强大,新旧思想杂糅,旧思想残存较多便不是奇怪的了。到了20世纪初,新型近代知识分子正式形成,它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代化交通工具设施和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甲午战争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工厂,继之而来的是交通运输业的发达,火车、轮船、通信信息网络,将各大城市连结起来,将工厂和原料生产的销售市场联系起来,许多人汇集上海,来做工,做生意,使上海经济繁荣,交通四通八达,上海的商品运到各中小城市,同时,也将文化信息传播到各地。电信局业务繁忙,迅速传递信息。如苏州到上海,过去民船旅途要两、三天,《申报》隔两日才能到达。后来有了小火轮只要15—16个小时,《申报》传送便快些了。1902年沪宁铁路建成,报刊杂志传送便更迅速了。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夏瑞芳为总经理,1902年张元济加入,任编译所所长。他们致力于发扬传统文化,又介绍西学,沟通中西文化。《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报纸、刊物出版迅速,数量增多,这些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广开智慧,消息灵通。由于读者文化程度的不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俗文学应运而生,白话报纸,白话刊物出刊,使知识得到普及和流传。经济的发展催促着文化的繁荣,上海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

传统文化体系结构发生变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动。这表现为今文经学的勃兴。明末遗民思想的复活和佛学、诸子学的兴起。从儒学内部来看,汉学是古文经学,偏重考据。今文经学偏重“微言大义”,谈公羊三世的历史变动说。廖平1888年撰写了《知圣篇》、《辟刘篇》,批评了刘歆篡改经书,惠栋、戴震的古文经是沿袭了刘歆的伪经,而真正的微言大义是孔子改制。这些思想影响了康有为,康有为将这些思想撰写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成为议政的专著和变法的理论著作。其次,表现为明末遗民思想的复活。这就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被人们重视,重新提起。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学风上求实和经世之风,政治上“非君”的思想以及哲学上“道不离器”的观点等等。维新派发掘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为了反对空洞的理学和繁琐的汉学,是为了推动政治改革。而且,将这些思想同西学比附,企图加以会通。所以复古是为了解放思想,革新政治。再次,是佛学思想研究兴趣的浓厚和诸子学的兴起。佛学思想在近代不绝如缕,一些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思想家研究佛理,一方面是发扬佛教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是阐发普渡众生的哲理,使之同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对诸子的思想,清朝学者已有人研究,如汪中之《荀卿子通论》、《墨子序》、《墨子后序》,毕沅之《老子道德经考异》,俞樾的《诸子平议》等,他们开了研究诸子学的先河。到了晚清,西学东渐,人们逐渐打破了“独尊儒术”的格局,又加上诸子中的思想有些又能与西学比附,他们便更加致力于诸子的思想探索了,如老庄的超越人生的处世态度、墨子任侠和兼爱思想,以及墨经中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关于名学的思想,都引起学者的兴趣。以上所说的思想都是与传统文化的正统思想立异,而与西学某些方面的认同,企图构建新文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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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生于南海西樵银塘乡,又称苏村,附近有西樵山,风景幽美。离西樵山七、八里简村有陈启源1872年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民族工业较早的企业。叔祖懿修,任七县团练。叔祖国器,是左宗棠湘军的重要将领,与太平军作战,辗转江西、广东、浙江等省,官至广西巡抚。归乡后建澹如楼,藏书万余卷。祖赞修,连州训导。父达初,候补知县。11岁父亲去世,随祖父读书,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他年轻时在澹如楼读书,广泛翻阅,达十多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1876年从师朱次琦。朱次琦,新会九江人,又称朱九江先生。朱是广东著名学者,是祖父赞修的好友,父亲达初的老师。朱次琦调和汉宋,重视程朱理学,兼采陆王,又重视史的研究,探求历史沿革。康有为从师三年,思想受其影响。在学习时,他爱独立思考,时发己见,如对韩愈认为学问浅薄,被师生斥为狂妄;偏喜王学,认为阳明学问活泼有用。他学习期间,便以经营天下为己任,有很大的政治抱负。1878年离师往西樵山白云洞坐禅两年。西樵山古木参天,繁花遍地,峰峦叠秀,飞瀑流泉,烟雾环绕,有一种神秘感。面对白云、明月,耳听松涛、虫鸟鸣唱,真如入神仙佳境一般。康有为在这种景色秀丽的环境中参悟佛理,探求人生道路,遇着京师回乡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会晤长谈,了解到京师风气和早期维新派的政论,极感兴趣。他又途经上海、广州、香港,到过租界参观,感到那里治国有法度,秩序井然,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以蛮夷视之。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他进一步对旧学发生怀疑,而转向西学。在上海买了一大堆西书译本,回家钻研,天文、数学、物理、制度、西国地理,什么都看,深受教益,眼界大开。1888年上京乡试,第一次上书皇帝,提出“今之法例,虽云承列圣之旧,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①对封建专制制度挑战,大学士徐桐斥为狂生,书竟不达。康有为留下了“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②的诗句,返回广州。

直接批评君主专制制度无人理睬,他便从学术上向旧思想挑战。1890年与廖平相晤于广州,交谈中受启发,看了廖平的文章,倾向今文经学。1891年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一般学堂讲理学、考据学、时文。他则致力于培养维新人才。他崇拜陈献章(白沙),崇尚道德,笃志力行,独立思考,议论政治,培养学生的参政意识。他用今文经学反对程朱理学的空谈性理,讲究王阳明心学,激励气节,保持精神,冲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束缚,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生,认为治学莫大于救国,纵横回顾,有澄清天下之志。他用西学、史学、今文经学,贯通中西,纵论古今,广求智慧学问,以经世致用,为投身政治改革作好准备。他组织弟子门人编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搜集史料,选择排比,抄录校对,由他批注成书,使弟子们懂得怎样在编书中了解老师的理论体系。他的办学特点一是与旧思想体系相抗衡,建立新思想体系,二是他将学术研究同政治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学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学生中有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韩文举、区榘甲等人。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的请愿活动,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提出了变法纲领。但是,“公车上书”,又称上清帝第二书,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光绪帝仍没有看到。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为工部主事而未到任。他接着上第三书,光绪帝看到了,表示赞同。这给康有为增加了信心和勇气。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办《中外纪闻》,但不久学会被查封。他又回广州万木草堂讲学。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民族危机严重,康有为赶到北京,上清帝第五书。1898年1月,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维新派政治改革的政治纲领,要求制定宪法,实行西方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时组织保国会,推动政治维新运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下诏变法,一直到9月21日,史称“百日维新”。康有为在此期间,不断向光绪帝献计献策,具体规划改革政策。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杨深秀等人入军机处任章京担负具体职务,推行新政,光绪帝连续下了60多道上谕,颁行新政,但是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新政效果甚微。慈禧太后9月21日发动政变,绞杀了新政。光绪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康有为自戊戌政变后,长期流亡国外,转徙于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香港、印度,最后成为保皇派,拒绝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思想趋向保守。辛亥革命后,1913年回国,他在上海当上了孔教会会长,创办《不忍》杂志,提倡以孔教为国教。1917年到北京,为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这次复辟帝制几天工夫便被粉碎,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1927年3月病逝于青岛,临终前他还起草奏折向清朝皇帝谢恩,可见他思想的顽固不化。

综观康有为的一生,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个革新派,站在时代的前列,学术思想上敢于怀疑、立异,提出新看法,促使人们思想解放,推动学术前进,促进政治改革,丰富民族文化。他不仅在政治上参与维新运动,而且提倡社会上移风易俗。1883年他在家乡南海创不裹足会,女儿康同璧、同薇率先不缠足,开风气之先。他又提出辫子最好剪掉,机器操作容易裹缠辫子,发生危险。他还提出长袍不如西装短衣方便,他说跪拜匍匐在地,脑血倒流,不符合生理卫生,应以平等互相尊重观念代替尊卑等级观念,废除跪拜礼节。还有以君纪元,无益人道,建议用圣人孔子出生日纪元等等。但是,康有为的思想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便趋向保守,保皇,他周游世界各国,眼界更扩大了,思想却不再前进。他到国外游览得出外国弑君频繁发生是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民国以后,他办孔教会,要人们拜天,拜孔子,说不拜天,不拜圣人,天给人生了膝盖又有什么用处呢?张勋复辟帝制,他成了帮凶,拉着历史车轮后退,成为人们的笑柄。在后期他是思想与行动充满矛盾的思想家。

哲学

一、本体论。世界是怎样形成的?康有为坚持唯物论观点。他谈哲学运用的是中国传统概念,内容却包含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思想。他引用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星云说,拉普拉斯考证出的天王星、海王星,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物理学界的以太说等等。用这些学说来说明宇宙的起源、生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他运用的词汇仍是太极、太一、气、理、性等古典范畴,说:“若积气而成为天,磨励之久,热、重之力生矣,光、电之力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①世界起源于元,元由气组成,气构成以太、星云、电,构成物,构成人。“凡物皆始于气,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朱子谓理在气之先,其说非。”②他非常明确地不同意朱熹理在气先的命题,是坚持了唯物论的提法。

他又有非常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说:“盖太极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③他认为天地万物内部都包含有对立统一的两面;气(冷、热)、力(吸、拒)、质(凝、流)、神(魂、魄)、形(方、圆)、光(黑、白)、声(清、浊)、体(雄、雌)称为八统,拒与吸两力是宇宙进化的动力。④

他的这一理论,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断,天体是变动的。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天上地下,这些看法由于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的传入都发生了变化。天体在不断变化,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行,无所谓上,无所谓下,因此,也无法区别天尊地卑,物体在无数层次的天空中演化发展。他28岁时,便用望远镜观察天空的星辰,“因推诸天之无量,即亦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乃作诸天讲。”⑤这种理论形成了他的社会发展论、社会改革论,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近代哲学的开始。

二、人性论。人的本性是怎样的?康有为认为人性是一种天赋的自然生理本能,可概括为爱恶二字。“人之生也,惟有爱恶而已。”①爱指欲、喜、哀、乐。恶指惧、怒。欲是天性,人人都有欲。只有爱恶,无所谓“善、恶”。善恶是后天的标准,人性是善?是恶?孟子提性善,荀子提性恶,康有为倾向告子,无善无恶,后天学习,才能知善恶,所以可称康有为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理说成是天理。康有为反对,说:“理者,人之所立。贾谊谓立君臣,尊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人之所设。故理者,人理也。”②其次,他不承认有天理之性,只承认有气质之性。说:“实则性全是气质,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也。”③再次,他不承认有三品、贵贱之分,而认为应人人平等。“夫相近则平等之谓。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声被色,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④他总的思想是:欲望是天生的,人应该有自主之权,精神方面的喜怒哀乐,物质方面的食色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是积极的,合理的。封建社会的“善”,正好是压制人欲,而自然的人性正常的发展反而加上了“恶”的罪名,因此,康有为一反朱熹的论断,争取个性的自由,肯定世俗的欢乐,去苦求乐,群乐,是幸福,是一种人生的追求目标。

当然,不能纵欲,在满足欲望时不能损害他人。因此,需要“礼”,用人的理性加以限制和节制。怎样调节呢?其外部表现是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睦、姻、任、卹等。表现在内部为个人内心修养,用君子、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涵养性情、砥砺意志,人的最高欲望是拯救人类,必须放弃自己欲望的追求,尽量满足他人的欲望作为自己的使命,用博爱之心,常常想着天下百姓的疾苦,思考民众贫困的原因,寻求途径加以解决。为人类献身,为人类至善奋斗不息。这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人生理想境界。

人和禽兽的区别在于“智”。人有爱恶,这是人性,也是物性。人有智,即概念、推理的思维能力,这是人和禽兽的区别。康有为是重智论者。智愈广,爱恶便受智的指挥、节制、调度,这样,便产生政教、礼义和文章。“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①有智,仁义礼信才能表现出来,而义礼信智的作为,终于成为仁。人和人的差别在于学习。人所处环境、受的教育不同,气质素养便相异。人本来陋学,通过努力学习,成为博学,再用功学习,成为通人天,通百业,异于常人。仁、义,仁是爱,义是爱的限度、范围。智增长,爱为我,扩大为爱人,小我进一步变为兼爱,“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②他分析历史发展分四个阶段,“上古之时,智为重;三代之世,礼为重,秦汉至今,义为重;后此之世,智为重。”③讲义、礼的阶段,人民受益太少,后此之世,“昼夜竭其耳目心思以为便民,仁之至也,故智为上。”④他预计近代又是以智为重的时代。

义理是行为规范,要遵守。但是,“智”增长以后,会发现其义理之不合理处,需要改变,要加以变通。“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所谓义也。”⑤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压迫。“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男女轻重同,良贱齐一。”⑥他预言将来这些义理是会改变的。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君臣平等、男女平等、良贱齐一的现象,思想受到启发,便得出如上的结论。

三、人生观。这里应该说是士的历史使命。康有为看到种种痛苦组成了人生的图景,认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是要救民、觉民。他说:“人之责任谁使之然?……一在觉民,一在救民,此乃天生人道之公理也。”①知识分子要将知识教给民众,使他们有觉悟,摆脱贫困灾害愚昧,过幸福的生活。知识分子要能自立,忠信,力行。②他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教育学生有德行,万木草堂学纲据于德,是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他用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发宏心愿,拯救民众,常住地狱,历无量劫行,以救国救民为事。他以极大的热情敢与二千年之学者,四万万之时流挑战、决斗。他的信仰是:“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③这里,民主政治和未来大同世界的理想都有了表露。

康有为的经世救国和地主阶级经世派并不相同。地主阶级经世派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康有为则是改革政治制度,将国家推向新的阶段。地主阶级经世派所用的学术内容和思想武器基本上是传统文化,而康有为则介绍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包括民权、平等、博爱的内容。

四、学术研究方法:实证精神。康有为了解到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的不同,说:“中国人向来穷理俱虚测,今西人实测。”④他对中西学术的差异分析精辟入微。中国传统的学习方法是读经、注经,解释经文不敢越雷池一步。经学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新思维、新知识无从发生,窒息了自然科学、民主政治学说的产生。人们不能自由思索,这种模式使跨入近代有着极难逾越的障碍。康有为为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写了《实理公法全书》,用实理—公法—比例的规格论证事理,相当于几何学中定义—公式—证明的一套规格。这种三段式推演逻辑性极强,对封建主义的神秘性,经学笺注的形式是一种否定。这种推理得出许多旧儒家经典中根本得不出来的结论。例如“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人有自主之权”①等。以此对三纲进行批评。君是民选举的,议院“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②“圣不秉权,权归于众。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但视其言论何如,不得计其为何人之言论。”③这种思想对尊君崇名教和尊经崇儒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根本的否定。但是,康有为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就又用注经方式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用今文经学和孔圣人作为挡箭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远没有早期著作那么大胆了。当然,其思想实质未变,所以顽固派攻击康有为无君无父,疑经非圣,把他比作少正卯,要将他杀头。可见这种改革思想仍贯穿到他后来的著作中去了。

发现人的价值、发扬实证主义学风、否定专制制度,这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康有为接触到了这三大课题,成为向西方探索真理的伟大思想家。

历史学

怀疑精神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中世纪神学斗争的一大特色。西方有两位思想家,一为英国的培根,二为法国的笛卡儿。他们以怀疑精神,摆脱神学,冲出中世纪。中国古代学者也有对经书持怀疑态度的,东汉王充在他著作《论衡》中问孔、刺孟,提出了不少怀疑的问题。明朝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这两位思想家的思想被正统派认为是异端邪说,而近代对这两位思想家的思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晚清充满怀疑精神的思想家便是康有为。

他在历史进化论理论体系的构架上,第一步便提出一个论断:“六经皆伪”。认为现在流传下来的六经是经过王莽篡位时刘歆加以篡改了的,把孔子原来的词意给湮没了,只停留在解释经文的词意上,古文经学、宋明理学都停留在考证、义理上,其微言大义(孔子寓意在经书中的政治涵义)却没有流传下来。康有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政治腐败的原因即在于此。这种推论确有夸大之处。他的任务是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寻找出孔子政治涵义的真正内容。

第二步他又提出一个观点:《上古茫昧无稽考》。这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这部著作的第一章的标题。他怀疑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认为那都是传说。为什么有此传说?他认为是孔子托古改制,为了现实政治改革的需要,拿出上古圣贤作典范,孔子托尧舜来改制,而且先秦诸子都用托古改制这套办法,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孔子向往文王周公以至尧舜时代不是复古,而是要求改革,使政治达到礼治(文王、周公),达到仁治(尧、舜)。这样一来,敬天法祖的孔子成了因时而损益的孔子,孔子也由保守派变成了改革派。荀子传经仅讲礼,是小乘,孟子讲仁,讲大同,是大乘。

第三步构想历史发展模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改革的社会达到君主立宪制,未来的社会达到大同世界。这样,整个历史进化论的公羊三世说形成了。这就是他的历史理论体系。

这种历史理论体系产生了两个后果:

第一,上古茫昧无稽便是疑古思想,这一思想启发了后世学者,顾颉刚受此影响形成了疑古派。他们认为三代以上的历史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三代以上的历史是堆积文化,愈上古堆积的传说愈多,神话色彩愈浓,用这一研究方法探索古史,编辑了《古史辨》七大册。这是近代历史学研究开辟的新途径、新流派。

第二,对孔子的研究,说孔子是托古改制。本来是想抬高孔子,结果是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都托古,冲淡了孔子的神圣性,降低了孔子至尊至上的地位。于是,诸子学随之兴起。这也是康有为始料所未及的。

康有为撰写历史著作完全是为改革政治服务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历史考证的著作,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理论著作。1898年他又向皇帝呈上一部《日本政变考》。这部著作他呈了两次,第一次是10卷本,在1月。第二次是12卷本,在4月。12卷本全书约15万字,其中他自己按语、序、跋占4万字,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这是一部讲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历史书,而上呈给皇帝,其目的是要中国仿日本明治维新,采纳西政,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本书中康有为的指导思想是全变,要从政治制度改变才算变法。这便和洋务派的小变区别开来了。其目标是三权分立的立宪政治。为了达到此目标,他提出了几项建议。第一,设立制度局,这是一大关键,改革官制,重修会典,大改律例,即准备制定宪法。尊民权便要设议院,但又要尊君,两者怎样统一呢?康有为解释:议院是变法的大纲领,维新的始基,一方面兴民权,另一方面尊君权。他引日本伊藤博文的话说君等于脑,行政司法等于四肢五官,议院等于心,脑有所欲必经心,心斟酌合度,然后复于脑,发令于五官四肢。因此,制宪不是减削君权而是辅助君权。他用伊藤博文这段话是为了解除光绪帝的顾虑。第二,破格提拔草茅之士参与政治。皇帝要革新政治,而皇帝身边的大臣,思想保守,年纪大了,便需要选通才以备顾问,这些通才可从草茅才俊中破格拔用,采纳其言。康有为从日本明治维新历史中列举了许多人来说明这一问题。意思是让光绪帝提拔像康有为一批维新志士参与政治改革。第三,废科举、兴学堂。兴议院要开民智,立国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学校要有学制,要有译书,要有游学,要有学会。译西方政治、学术、法律方面的书,有博物馆供人参观,有图书馆供人阅读,有实验室仪器供人实验,能出国留学,国内有学会组织,合群以开民智。

康有为在讲民权时谈到立宪,这是维新派认识所达到的深度,早期维新派讲议院并没有认识到议会的立法权利,说明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浮层。康有为借明治维新史谈政治改革是进步的。但是,全部按语透露着一种思想,就是仍要保住皇帝的尊严、社会地位和威信,而且怕乱,再三叮嘱要渐进,不能骤然实行,步骤不妨多一些。这是他改良主义本质的表现和反映。

康有为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比较重视,有许多卓越、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讲课记录《万木草堂口说》中。由于记录简单扼要,便显得粗糙。但是,其脉络仍清晰可见。他分析了先秦思想:孔子、荀子、孟子诸子,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对一些重要典籍,重要思想家都有评述和评价。还追寻学术源流,将各种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作用作了分析。可惜全书只是一个框架。可以说康有为是晚清对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开山祖。

文学

康有为在政治上是个改革家,在文学领域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与时俗所流行的文风迥异。在文章方面,当时人们崇拜桐城派的散文。诗歌方面,人们崇拜宋诗,形成江西诗派。他则文章骈散各体兼备,不拘一格,而且在教学时,一般从《文选》和骈体文入手。他说:“辞章之学。先读楚辞集注,次读文选,则材骨立矣……。文选当全读,学其笔法、调法、字法;兼读骈体文钞,则能文矣。作骈体兼看徐庾集及四六丛话。国朝骈体中兴,以胡、洪为最。……散文读古文辞汇纂,韩、柳集,则有法度矣。……桐城派■薄,不足师也。”①(胡指胡天游(稚威),洪指洪亮吉。)在另一处则说:“学文者,宜先学骈文,后学散文。”②他自己的文章分政论文、杂记、科学论文、游记等类别,文章强调战斗性,说理透彻,逻辑性强,文体上骈散杂糅,散文中忽用排句偶语,显出声调音节之美,不受桐城派义法的拘束,是“新文体”的雏形。

康有为一生写了一千五百多首诗。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他说:“诗者,言之有节文者耶!凡人情志郁于中,境遇交于外,境遇之交压也瑰异,则情志之郁积也深厚。”③他认为诗是有音节和文采的语言。人的内心有一种情绪,遇到外界的景,便激发为诗。“夫有元气,则蒸而为热,轧而成响,磨而生光”④,诗人有蓬勃的元气和感情。诗是诗人的思想、经历、情感同现实社会、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相交遇、冲击、结合,而发出的一种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诗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深,则其精神产品诗就愈能够得到提炼和升华。康有为谈自己的诗:“然性好游,嗜山水,爱风竹,船唇马背,野店驿亭,不暇为学,则余事为诗,天人之感多矣。……灵均之行吟泽畔,骚些多哀;子卿之啮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寓于诗。”⑤都是在这种种情境下写出来的。“抑以写身世,发幽怀,哀乐无端,咏叹淫佚,穷者达情,劳者歌事,《小雅》、《国风》之所不弃也。”⑥这就是他的诗论,偏重于诗写情者也。

康有为的诗追求一种雄健的风格、瑰丽的形象、深沉的思想和新奇的意念。诗风元气淋漓,感情豪放,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1884年他在家乡澹如楼读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三年不读南朝史,琐艳浓香久懒熏。偶有遁逃聊学佛,伤于哀乐遂能文。忏除绮语从居易,悔作雕虫似子云。忧患百经未闻道,空阶细雨送斜曛。”①这里反映了他久读古书,极力想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的人生理想和抱负。1888年他在居庸关写诗道:“城堞逶迤万柳红,西山岧■霁明虹。云垂大野鹰盘势,地展平原骏走风。永夜驼铃传塞上,极天树影递关东。时平堡堠生青草,欲出军都吊鬼雄。”②这首诗境界宏阔,语意豪迈,抒发了诗人阔大的胸怀和抱负。1891年他送门人梁启超入京,赠诗三首。第一首是这样的:“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③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弟子梁启超抱有殷切的期望,表达了他对黎民百姓的疾苦的同情。“公车上书”是康有为领导的一次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他也用诗加以描述:“海东龙泣舰沈波,上相輶轩出议和,辽台■■割山河。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联轸五里塞巷过。台人号泣秦桧歌,九城谣谍遍网罗。扛棺摩拳,击鼓三挝。桧避不朝,辞位畏诃。美使田贝惊士气则那!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呜呼椎秦不成奈若何!”④这里康有为写了群众抗议,扛棺摩拳,美使震惊的悲壮场面,大气磅礴,堪称史诗。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海外,作全球环游,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此时他已不是站在潮流的最前头,诗歌的进步性也受影响。但是,他的诗仍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对祖国的眷恋,使他的诗更加悲怆,他的人生态度仍是积极的、乐观的。如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戊戌政变入狱的徐致靖被放出来,康有为远在新加坡,写了一首诗:“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记春秋。惊闻西狩摩燕阙,忽喜南冠出楚囚。天下咸知城北美,人间解尽海南忧。苦忆哀歌宋玉宅,何时把酒仲宣楼。”①全诗倾注了对知己朋友深情的怀念。1909年他又写一首诗赠梁启超:“又为党锢号康梁,廿载齐飞揽大荒,同入虞渊援坠日,共思宣室泣先皇。神州沉矣哀哀劫,吾道非耶莽莽伤,共笑屠龙宁误学,殊方饿死可悲凉。”②康有为的诗哀叹自己的政治努力并没有得到清廷谅解,便只好放出悲凉的哀叹了。

康有为认为做诗要吸取欧美和亚洲的精华,熔中西于一炉,才能创造出新声来。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方面,要超过李白、杜甫,不能专门模仿唐人格律和意境,要飞腾作势,奇变令鬼神惊,这样才能使近代诗歌面目一新,超越时代,千载流传,为人们所喜爱。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推动并促进了清末的“诗界革命”。

康有为于1890年写过一部专著,为《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这是一本书法理论著作。1888—1889年他在北京第一次上清帝书不达,便住在南海会馆,友人沈曾植劝他研究书法,他购买了上千种碑版拓本仔细观摩研究,写成草稿。1889年冬将书稿完成。后来他又将此书改名为《书镜》。

康有为分析书法的特点,字体有形,形有势,千姿百态,反映了时代精神,作品受到时代政治思想、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制约,因此格调随着时代演进,也发生变化。康有为赞扬魏碑,认为魏碑字体结构严谨,笔画苍劲,气势雄强,有一种崇高美和雄壮美。他欣赏这种苍劲豪迈的书法艺术。他说晋人王羲之的书法,崇尚清虚,笔札雅工,和那时的士林风气谈玄清高有关。到了清朝,“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香光是董其昌,子昂是赵孟頫,率更是欧阳询。赵孟頫和董其昌是元、明最有名气的书法家,皇家很欣赏,帖本宝为收藏、临摹,大家喜欢这种字体,上下形成风气。中国人评论书法又带有道德伦理观念在内,康有为对赵、董颇有贬词,说赵的字姿媚多而刚健少,董其昌的字“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说他的字“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认为不能学他们的字,“更勿误学赵、董,荡为软滑流靡一路。”总之,说他们的字不雄伟,没有骨气,也寓有贬其人之意。康有为对世俗观念敢于立异。皇帝喜爱的字体,大臣、僚属一股风地摹仿跟从,为的是想讨主子的欢心,而康有为却敢于立异,提出批评意见。其次是欧阳询九成宫体,方方正正,有棱角,但是较为呆板,没有生气,称馆阁体,科举八股文要写这种字体,规矩,上奏折也要写这种字体,整齐,实用性强,但谈不上什么美。康有为说字帖被损坏了,笔画模糊失真,临摹受到影响,不易学到字的真正精神。碑,则近年来出土很多,非常清楚、完好,都可作为上品、神品,提供临摹。而且魏碑,上距汉隶、草体很近,下启唐正楷,承上启下,可以看出字体演变的痕迹,便于琢磨书法功夫。康有为对龙门造像评价很高,说:“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劲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其次是墓志,他评《刁遵墓志》“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称此碑为虚和园静之宗。评《张黑女碑》为质峻偏宕之宗,“雄强无匹,然颇带质拙。”碑碣甚赞《张猛龙碑》,评为“为正体变态之宗”,称“如用公制礼,事事皆善”。赞《爨龙颜碑》“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称为雄强茂美之宗誉为正书第一碑。摩崖赞《郑文公碑》“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赞《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疎宕,翩翩欲仙”,为“飞逸浑穆之宗”。他总结此碑有十大优点,说是“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志奇逸,六曰情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这些分析对魏碑真是推崇备至了。

康有为在书中有《缀法》一章,专论方笔、圆笔。他论证从魏碑中可以体会出哪些碑是方笔,哪些碑是圆笔,哪些是糅合起来的。他说:“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①他讲究“势”,要达到“新理异志,变出无穷”,才能体现美。他说:“故先贵存想,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像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志,自然佚出。”②这就要靠书法家对客观世界事物观察体会,用自己深沉的情感体验,再用书法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形成佳作神品。

晚清提倡学碑者有阮元,他写《南北分派论》,便首倡魏碑,后来包世臣著《艺舟双楫》也加以提倡。邓石如、赵之谦、张裕钊在书法上攻北魏碑版极有成就,受到康有为的称赞。康有为的书法亦自成一体,专用圆笔,肆意逞豪,不避粗率。字的风格雄奇奔放、苍劲浑朴,流露出他强烈的个性。画家刘海粟曾评论康有为的书法,称其“书法雄强逸宕,气势夺人,藏丘壑于庄严,见经纶于尺幅,清峻洒脱,别成一家。先生书简手稿,随手写成,个性流露,尤为亲切。观之如坐春风,如沐秋月,以巨斧雕花,举重若轻,功力自见。”③

康有为的书法理论集中体现在尊碑卑唐,这是资产阶级改革派革新精神的反映,表现了一种崇尚雄壮的美,对清朝皇家推崇赵、董字体,考科举需用的馆阁体贬抑、轻视的一种反映。康有为提倡碑学,使晚清临摹气势雄伟的魏碑,取代了妖媚纤弱的帖学,出现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开拓型的书法大家。康有为对书法的形式美、意境美的探索,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的美学理论。

① 《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8页。
② 《感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2页。
① 《理气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92年,第195—196页。
② 《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第65页。
③ 《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34页。
④ 参看《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⑤ 《诸天讲》,中华书局1990年,第3页。
① 《爱恶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73页。
② 《理气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7页。
③ 《长兴学记》,《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第3页。
④ 《长兴学记》,《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第3页。
① 《仁智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1页。
② 《仁智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1页。
③ 《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2页。
④ 《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2页。
⑤ 《人我篇》,《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89页。
⑥ 《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0页。
① 《孟子微》,中华书局1987年,第13页。
② 《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88年,第166—167页。
③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42页。
④ 《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90页。
①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90、279页。
②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88—289页。
③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287页。
① 《桂学答问》,《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39—40页。
② 《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本草堂口说》,第241页。
③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④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⑤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⑥ 《诗集自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640—641页。
① 《澹如楼读书》,陈永正编注:《康有为诗文选》,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0页。
② 《过昌平望居庸关》,《康有为诗文选》,第143页。
③ 《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康有为诗文选》,第173页。
④ 《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康有为诗文选》,第187页。
① 《京破后,狱囚皆放。闻徐子静侍郎即奉赦免,喜倒泪下》,《康有为诗文选》,第238页。
② 《己酉除夕前二日,酬梁任公弟寄诗,并电问疾六章》,《康有为诗文选》,第339页。
①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93页。
②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93页。
③ 刘海粟:《读<康有为先生墨迹>》,《人民日报》198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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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维新派的激进分子,晚清思想界的慧星,猛勇无畏的殉道者。他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父亲谭继洵,累官湖北巡抚。从小母亲去世,继母待他很坏,备受纲常之苦。1876年染白喉,他昏死三天后才苏醒,更名复生。从师欧阳中鹄先生。欧阳很尊敬王船山、黄宗羲,经常讲王、黄的思想,这对谭的思想影响很大。1883—1893年十年漫游,行程八万里,走遍了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广交朋友,了解风情,增长见识,体受民间疾苦,常常周济急难,看到祖国山河遭受蹂躏,又异常痛心。“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①。当时是革命低潮,各地酝酿着斗争。他喜好武术、骑马、击剑、练武,1883年在甘肃曾在西北大沙漠漫天风雪中奔驰七昼夜,两腿血肉狼藉,仍不以为意。甲午战前,他埋头于中学,对西学不感兴趣。甲午战败,对他思想震动很大,写下了“世间何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②的诗句。1893年他在南京为江苏候补知府,与杨文会相识,向杨学佛学。又向英人傅兰雅学西学,读《物类宗衍》接触进化论思想。他很钦佩康有为,甲午战后,曾到京师,想寻访康,不巧,康已回广东;遇见梁启超,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①1897年他受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回到长沙。参加南学会,办《湘报》,参与新政活动。

1898年春,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因病到上海就医,时务学堂学生春节回家过年,家长看作业,大为惊骇,地方士绅出来反对,王先谦、叶德辉领头,鼓动一伙人掀起一股逆流。谭嗣同、唐才常顶住这股风,毫不退缩,与之斗争。徐仁铸密告父亲徐致靖,请求父亲将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荐达于朝,于是,徐致靖向光诸帝推荐谭嗣同等人。8月,谭抱病进京,参与军机,官四品衔章京。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谢天下,谭嗣同大怒,奉皇帝旨意批驳,和杨锐、刘光第、林旭联名誓保康、梁忠诚无二心。后政变方作,有人劝谭逃走,谭不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② 9月25日被捕,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菜市口被杀,世称六君子。

哲学

谭嗣同写有一部《仁学》,共5万多字。《仁学》是一部哲学著作,它的思想来源大体来说:经学提倡今文经学,宗《易经》、《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书,不提古文经学。理学提倡王阳明、陆九渊的心学,反对朱熹、程颐的理学。佛学提倡禅宗、华严宗、唯识宗,西学攻格致、算学、社会学、《圣经》。诸子学提倡《庄子》、《墨子》,反对荀子、老子。明末遗民的思想崇拜王船山、黄宗羲。他所赞成的学派与康有为极为相

《仁学》有一个极庞大的哲学体系,哲学概念当先解释清楚,各家所释不同,莫衷一是。其实,谭的哲学思想本身即充满了矛盾,我们解释时只能求其相似,不可现代化。

以太Ether,是一个外来词,17世纪笛卡儿提出来的。太空中虚无微妙的物质,弹性至大,一旦微有振动,即生横流,以传达于上下四方,光、热、电、气,皆由此物变化而生。哲学家认为心理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动力。当时物理学认为光的传播必须有一种媒介,这种媒介便是以太。严复讲:“设有圆赤石子一枚在此,持示众人,皆云见其赤色。……虽然,试思其赤色者,从何而觉,乃由太阳,于最清气名伊脱者,照成光浪”①。伊脱,今通称以太。反映那时候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传来中国,谭便认为以太是万事万物的本源。

仁,“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②郑玄中庸注:“仁者,人也。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意。”古代朴素的礼节,面对面互相观顾,偶视而先俯,互相作揖,弯腰,屈腿,作揖。■,这是站揖,■,这是跪揖,表示一种平等的亲爱之情,致意问候无尊卑上下之分。这是一种夷俗,夏时便有,商、周,传到孔子之时。

“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③他将仁提升和抽象为客观世界的总规律。仁是万事万物之原,仁以通为第一义,仁的基本要素是通,以太是促成通的实体。可以说,仁是体,以太是用。心力“人之所赖以办事者也”。④心力比以太更精微,更根本。

这里讲了四个概念,以太、仁、通、心力。以太是物质,也有抽象实体的作用和性质。仁是客观精神实体,哲学范畴。心力是主观主动力,是精神。世界宇宙形成运作的状态是通,怎么会通的?由于以太、仁、心力的作用。

仁是仁爱,要通,要平等。通,分四个方面: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人我通又是最基本的。

中外通:主张开放,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西方达到中外平等。学西方是全面地学,通商、通学、通教。通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外通是打破闭关自守的格局。外国人到中国来通商,引起了一系列观念的变化。

(一)中国好古而守旧,西人好今好新。我们也要日新又新,经常变动,才能追上时代。他说:“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中国动辄援古制,死亡之在眉睫,犹栖心于榛狉未化之世,若于今熟视无睹也者。”①

(二)中国好静,西人好动。老子学说,言静而戒动,言柔以毁刚,饱食暖衣逸居,这样生活暮气沉沉,人们为了保持其职位,无所作为,国家安得不亡。西人“为通商以招之,为传教以聒之,为报馆译书以诲之,为学堂、为医院以拯之,至不得已而为兵戈枪炮水雷铁舰以大创之,然而中国则冥然而罔觉,悍然而不顾,自初至终未尝一动也”。②那样便不行了。“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③因此,要动,要竞争。他要求善于学佛的人都能像狮子一样,成为震动奋厉,雄强刚猛的人!中国也应如雄狮奋起,使全世界吃惊。

(三)中国以俭为德,节流,西方以奢为乐,开源。谭嗣同崇拜墨子摩顶放踵救天下的思想,但对尚俭思想不以为然,说:“惟其尚俭非乐,以未足进于大同。”①俭是积蓄财富,藏起来不用,不放到生产、流通领域中去,这样,仍是人民生活贫困。如果“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②因此,要开源。所以他认为守旧、居静、居俭都不合乎当代社会的节奏和规律。

(四)通商的仁我和仁彼。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外国人将中国辟为商品推销地,是向我求通,仁我。但是我们中国商业不发达,工业不发达,仰仗别人。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提高竞争能力,以达到“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在未达到此目的以前则“自仁,亦省彼之仁我”。进一步,“仁人”,再输出商品。③在这一问题上,他没有认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实质。对待帝国主义有认识不清的地方,甚至建议将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大而寒瘠的国土,卖给俄、英两国,博其欢心,我可坐获厚利。这种建议是极其错误的。

上下通:通过兴民权、改民主,达到政治上人人平等。主张自由、民主,建立君主立宪国家。

上下指君臣、父子,上下要通,便是用仁。原来孔子提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相互对等的。而发展到宋朝理学,便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便是绝对服从。谭嗣同对此很反感,说完全是用名教来压人罪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①造成了“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②的局面。君与臣的关系应当怎样呢?从国家起源来探讨:考察历史,上古本无君,民不暇相治,便共举一民为之君,因此,君亦一民也。既是共举之,则是民择君,民本君末。君是为民办事的,若办得不好,民可共废之。既然是这样的性质,君相当于乡社举的会长一样。忠,即是中心的意思,执中,心无偏袒便是忠。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双方都像个样子,平等要求,如果是独夫民贼,是纣是桀,那么,不能助纣为虐,“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几希!”③所以,人们不必愚忠,不要为个人而死,要忠于事。

男女内外通。通过破除封建礼教达到男女平等。封建社会严男女之防,隔绝男女平等交往,将淫乱的罪名归之于妇女。严男女之防,男女便不平等,男女不通,不仁,与仁学的宗旨相违背。谭指出:中国将妇女“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④,任意打骂,鞭笞,妇女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为了防止淫乱,妇女不能随便出去,男女不能平等相处,甚至连妇女的基本做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重男轻女,男子可一妻数妾,可嫖妓女,女子则一淫即判死刑。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缠足残害身体,无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自主的权利,受三从四德道德规范的束缚,“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有如此矣”⑤。连精神上也受到禁锢,不敢自由思想。宋明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把人欲正当的要求说成是淫欲,要防范。谭嗣同说人性无所谓善恶,只有仁爱。“天地间仁而已矣,无所谓恶也”。“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①。善、恶是人加上去的,“淫固恶,而仅行于夫妇,淫亦善也。杀固恶,而仅行于杀杀人者,杀亦善也”②。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断了人欲,人类便不能延续下去了。他说男女应当平等,“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③。只是妇女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使她们的才能智慧无法施展和发挥出来。淫乱是性生活太神秘,如果进行性教育,对性生活看得很正常,很平淡,便不至引起淫杀了。这一分析有些道理,但并不是全部原因。谭嗣同认为男女应当平等,妇女要有做人的正当权利,当受人尊重,要禁缠足,婚姻自主,夫妻应像朋友一样关系平等。谭嗣同的解放妇女思想是近代这一思想的高峰。

人我通。通过人心的沟通,实现人人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佛说:众生平等,人我无别,法无我,人无我。但是,人有私心,分别生于我相,我相又生我执,我识,我相,这样又产生机心,于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妒忌猜疑,产生出种种意念,便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物体,便产生不通。这就违背了天心(仁),违背了仁爱原则,造成了人间隔阂,演出了社会不平等罪恶的事情,甚至于造成劫象。谭嗣同说要破除我执,我识,以慈悲为怀,视敌为友,爱人如己,人人相诚相爱,心力相通,人我间沟通(灵魂、思想、感情),这样才能达到“平等、自由、博爱”的至仁理想境界。而且人我通是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的基础。世间不平,不通不仁是由其客观经济基础产生的,谭嗣同将佛学道理都归之于精神,产生的原因未找出来。这一部分他看到人民群众缺点较多,认为各省、州、县毁教堂打洋人,湖南阻矿务、破坏电线,都是人民愚昧造成的,对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潜在力量估计很低。因此,他没有找到政治改革的真正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心理描写未能加以科学的解释,未能说明其心理产生的社会原因。

谭嗣同的《仁学》,从横的方面是四通,从纵的方面是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如何达到升平,太平?在学的方面,提倡致格,使之统一。在政的方面,提倡民权,使之一致。在教的方面,提倡佛教,使之一致。学、政、教都一统了便可发展演化到太平的大同理想世界。他重灵魂轻体魄,对未来理想社会规划相当粗糙,具体实施方案也提得很笼统,空想的成分居多,可见是很难实现的。

道器论:

在《仁学》一书中谭嗣同没有论及道器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论述道器。洋务派的总命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道,西学是器,器可变而道不可变。谭嗣同发挥王船山的观点。王船山的观点是运用两个范畴,一个范畴是道体器用。另一个范畴是器体道用。谭嗣同认为:一、道与器是统一的,道,必有所丽也,“无其器则无其道”。二、器是体,道是用。“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三、“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①?这是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谭嗣同认为学西方,最初阶段是学器,而西方亦有道,器变,道亦可变,君主可变为民主,家族可分为小家庭,各自自主,没有兄弟骨肉争产之讼、夺嫡争继之讼。夫妻之间无置妾侧,其子孙无嫡庶相猜忌之患。朋友之间讲信修睦,通财忘势相赴难。西方伦理同中国“三纲五常”不同,但亦合乎道,此道亦不是不可学,不能学,它反而符合中国上古的礼仪。这一分析打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使学习西方进一步学政治制度、哲学理论制造了舆论根据,可说是思想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文学

谭嗣同不仅是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写过《论艺绝句六篇》阐述他的文论和诗论。其一写道:“千年暗室任喧■,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①他认为文章写得好的清朝要数王船山,“下此若魏默深、龚定庵、王壬秋,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②。他对龚自珍、魏源、王闿运的文章都是推崇的。对骈体文家汪中评价也很高。但是对桐城派古文则有贬词,认为古文束、迫人们为文,规范很狭,不能放辔驰骋,只好墨守章句,局促辕下,于是,鸿文硕学,耻其所为,便不愿为其桐城派古文了。他说:“骈散分途,而文乃益衰”③。他自己的文章也不局限于古文,有时亦杂以骈偶,增添色彩。他在一首论诗中说:“■斋微意瓣■探,王邓翩翩靳共骖。更有长沙病齐已,一时诗思落湖南。”④瓣■是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先生。王是王■运,邓是邓辅纶,两人以诗齐名,更有长沙病齐已指诗僧寄禅。他评论清朝诗美不胜收,但还是较低层次的,他更期望有哲学家、思想家的诗作出现。而且也自负使命,希望能为湖湘文化增添光彩。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六盘山转■谣》:“马足蹩,车轴折,人蹉跌,山岌嶫,朔雁一声天雨雪。舆夫舆夫,尔勿嗔官,仅用尔力,尔胡不肯竭?尔不思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呜呼,车中累累物,东南万户之膏血。”⑤诗的形式像唐诗的《孤儿行》,写转运粮饷途中舆夫的辛苦情状,又衬托东南人民遭受的惨重的剥削。另一首为《儿揽船》写泛舟衡阳,遇风,舟濒复,船上刚十岁的小儿,拉纤入港,救活了一船人的性命。场景写得极为生动,写出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也称颂了拉纤小儿的可贵品质。

他的写景的诗亦特别精细,风格恢阔豪迈,气象万千,充满积极的精神。如《邠州七绝》:“棠梨树下鸟呼风,桃李蹊边白复红。一百里间春似海,孤城掩映万花中。”①把陕西邠县的“春深如海”的景色写得十分动人。反映了诗人心情的愉快。又一首《夜泊》“系缆北风劲,五更荒岸舟。戌楼孤角语,残腊异乡愁。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窅然万物静,而我独何求。”②写出了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色,流露出诗人无限的惆怅。他的写怀诗则是另有一种风格和气派。如《夜成》“苦月霜林微有阴,蹬寒欲雪夜钟深。此时危坐管宁榻,抱膝乃为《梁父吟》。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摊书兀兀了无睡,起听五更孤角沉。”③诗里表达了他救国救民的愿望。另一首:《和仙槎除夕感怀》:“年华世事两迷离,敢道中原鹿死谁。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阴賸此时,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④全诗透露了作者炼就奇骨,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宿愿与抱负,充满着爱国热情。

梁启超很推崇谭嗣同的诗。认为他的诗有新意,诗人具有雄伟的气魄。梁启超回忆,1895年他在北京和谭嗣同、夏曾佑住处距离很近。他们经常见面,讨论学理,写诗赠答,酝酿一场“诗界革命”。他们经常争论,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喜欢将佛典语、欧洲语,杂用在诗中,错落可喜。梁启超说:“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①如《赠梁卓如诗四首》、《似曾诗》都可归入这一类。《似曾诗》是和夏曾佑的诗,其中一首是:“同住莲华证四禅,空然一笑是横阗。惟红法雨偶生色,被黑罡风吹堕天。大患有身无想定,小言破道遣愁篇。年来嚼蜡成滋味,阑入楞严十种仙。”②此四首诗亦称《感怀四篇》,梁启超评论此诗:“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遣情之中,字字皆学道有得语。”③这一类诗,运用了佛典语汇,富有人生哲理,但不甚解,连他的好友梁启超都说不知其何所指,难以索解,这样的诗是一种尝试,但总以懂的人太少,是不易流传、普及的。和这一类诗相同的有《金陵听说法诗》,其中一首颇有名的是:“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颂言。一任血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梏以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菴摩罗果掌中论。”④这首诗将儒典,佛典,欧洲词语,融合诗中,这也是诗界革命酝酿时期的一种实践,后来梁启超回忆,用喀私德、巴力门等词语入诗,“今日观之,可笑实甚也”,不过,“其不以此体为主,而偶一点缀者,常见佳胜。”⑤这里记录着维新派诗人寻求新境界、新句语,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的诗歌创作实践。

谭嗣同在牢狱中留下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⑥张俭、杜根是东汉人。他们的遭遇和维新派有相似之处,便相类比。最后一句“去留肝胆两昆仑”,似指谭嗣同和康有为一去一留都是肝胆相照,光明磊落,顶天立地如昆仑那样巍峨高大。①这首诗表达了他虽然身陷囹圄,依然有维新变法的坚定信念,蔑视和憎恨顽固势力,愿为自己理想而献身的英雄气概。

谭嗣同是激进的维新派,他的行动并未跳出维新改良的范围。他猛烈批评君主制,甚至有排满思想,但是他仍维护光绪皇帝,为其推行变法效力。他猛烈地抨击“三纲五常”,封建名教,但是,他对孔子不能否定。他站在英雄史观立场,看不到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他虽然同情农民运动,同情哥老会、在理教等秘密结社,但是他仍是一个贵公子。他对帝国主义入侵痛恨,但对帝国主义分子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其本质认识不清。在哲学上,他继承了王船山唯物主义的因素,借用“以太”物理名词加以论证,但又认为万物有知觉,有灵魂,混淆唯物唯心的界限,总的理论体系又是唯心主义的。还有很浓厚的佛学思想,庄子的相对主义,使《仁学》一书带有一层神秘的色彩。他的有些思想和革命派思想相吻合,他英勇就义的行为深得革命派尊重。所以,他的死不是维新改良的继续,而是宣告改良的无望,是近代革命的信号。他的死表明谭嗣同是革命的先驱,他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浇灌了革命的土壤,使之开花结果。继他之后,他的朋友们纷纷投入革命的行列,他的著作和品德在革命队伍中广为流传。

余论

本章分析了康有为和谭嗣同。康有为代表岭南文化,谭嗣同代表湖湘文化。粤湘两省相接壤,粤湘两省人士也互相交往结识。广东地处沿海,与外人接触较早,商业发达,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影响较多。湖南地处内陆,比较闭塞,民俗勇武刚直,性较慓悍。理学影响较深,思想保守。谭嗣同描述道:“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①1895年“公车上书”时,是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首先提倡,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裘等联名相继响应,既而联络其他各省举人,同上一书。这次政治活动粤湘人士便有密切的配合。谭嗣同对康有为的思想和品德都十分敬佩,读过他的《新学伪经考》、《长兴学记》、《广艺舟双楫》等书,自称私淑弟子。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湘省推行新政,聘请了梁启超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带来的教员中,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都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都是广东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韩文举广东番禺人,欧榘甲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叶觉迈广东东莞人。还有一位黄遵宪,广东嘉应(今梅县)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南方的广东给湖南带来了新的学说和思想,这便是岭南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谭嗣同描述道:“自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奥,昌明正学,其门人克肩巨任,于斯有光。一洒俗儒破碎拘挛之陋,而追先圣微言大义之遗。湘人闻风,争自兴起,喁喁胶序,怀德慕思。几有平五岭而一逵之心,混两派而并流之势。”②这里谭嗣同具体说明康有为的弟子到湖南来传播新思想和新学说,已使岭南文化和湖湘文化得到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一改乾嘉学派考据的旧学风。梁启超的教学讲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中学是今文经学,讲孔学的微言大义,治国治世的大经大道。西学是西政,西方的制度和宪法,中西对比,中西会通,以复古为解放,说明中国上古典籍中的思想与西学的政治制度思想有相通之处。复古就是批判现实政治中的弊病,复古就是与西方的制度思想相吻合。这种思想痕迹,比比皆是。如梁启超说:“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此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①他把孟子民贵和西欧民主相比附。皮锡瑞说:“西人见君不拜跪,茶会并坐,有若朋友,颇与古礼相合。……盖尊君卑臣,尊夫卑妻之义,皆昌于秦而盛于宋。”②上古时代君臣平等,男女平等和西方是一致的。皮嘉祐说:“昔者唐虞之朝,飏拜一堂。盘庚迁都,厥民登进,大询万民。戴于周官。谋及卿士,纪于洪范。未闻等级之分之严也。然则等级之分果始于何时哉?曰始于秦始皇、宋太祖、明太祖也。”③上古有民主,等级森严是后来之事,复古是复上古,和近世西欧相同。湖南魏源、王闿运、皮锡瑞都讲今文经学,和康、梁讲的今文经学找寻到了共同点。

岭南文化输入湖南,使西学和新政播及湖南,影响了湖南的激进派,这一冲击波触发了湖南新旧思想的大激战。湖南士绅分三派:一、保守派,叶德辉、王先谦、苏舆为代表;二、温和派,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皮锡瑞为代表;三、激进派,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为代表。陈宝箴主持新政,整顿吏治,发展实业,包括开矿、设机器制造局、创办内河小轮船公司、修粤汉铁路、开设学堂等,这些项目并未越出洋务运动的范围。后来创办南学会,办时务学堂,办《湘学报》、《湘报》,则逐渐走上维新运动轨道,涉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旧传统观念的变革,甚至深入到种族、婚姻、伦理价值观念,这样,便引起了思想上激烈的争论。激进派提出君臣平等、男女平等、满汉平等、禁缠足、婚姻自主、女子有受教育权利,允许外国人通商、传教,吸取外国人的科学、技术,这些思想对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及君主至尊的观念是一个大的冲击。而且,下层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也是不能接受的。如一个读者给《湘报》去信反映他读了梁启超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认为“世变之大则有天焉,吾不敢知,吾知吾君之不可弃而已,变君主为民主,将置我君于何地呼?”①他的这一段话便反映出“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又有张翼云撰文描述湖南民间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动态,说:“语以保国,保种,保教,诸事,则瞠目吐舌,谓何至如此。……又若乡里中细民,乍见新政,即传为洋人来,当努力击之。语以化学、电学、光学诸端,掩耳疾走,俨尘垢之污人。曾见一冬烘先生,阅报章用浓墨涂抹殆遍,视其眉批,则大书此等字眼,阑入文中,殊不合于阳湖桐城。曾见一识字老农,读告示狺狺谩骂不休,询其意见,则遽曰:此等官示要我学洋人,我怕天主教来剖我心,挖我目。”②从这里所反映社会的众生群相,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来旧的传统习惯势力积淀之深,新思想的传播使人接受之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造成了复杂的现象,开埠、传教、技术引入、修铁路、通轮船,都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仇外反抗情绪,增加了改革政治的阻力。

湖南维新运动确实引起了思想界很大的变动。梁启超说:湖南新政:“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③。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当时有人描述:“今吾湘立南学会,每次宣讲,官绅士庶列坐其中,休休乎无畛域之分,上下一体矣。噫,平等之事原不仅此,而此殆为湘中诸事之起点欤!湘中诸事之起点,尤为他省平等之起点欤”④。这就是说,他们亲身体会到平等的气氛了。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他说:“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箚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①这样使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思想日益进步,造就了一批人才。”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②

虽然,在全国推行百日维新运动以前,湖南封建顽固势力已经发动对新政、新学的围攻。《湘报》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压力,删去报首议论,改组领导层,一度被迫停刊。南学会第十二次讲学以后,以天热为辞,停讲,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樊锥被地方势力驱逐出境,南学会学长皮锡瑞被迫离开湖南,前往江西。王先谦领衔向巡抚衙门呈递《湘绅公呈》,请求整顿时务学堂,所有中文教习予以解聘。但是,先进的、进步的思想是压抑不住、禁锢不了的,它仍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① 《三十自记》,《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7页。
②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0页。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3页。
②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546页。
① 《天演论》卷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89页。
③ 《仁学》,《谭嗣同全集》卷下,第291页。
④ 《谭嗣同全集》卷下,第363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19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1页。
③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1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89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4页。
③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28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9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299页。
③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40页。
④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49页。
⑤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48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01页。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01页。
③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04页。
① 《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96、197页。
①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②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③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④ 《论艺绝句六篇》,《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7页。
⑤ 《六盘山转饻■谣》,《谭嗣同全集》上册,第67页。
① 《邠州七绝》,《谭嗣同全集》上册,第87页。
② 《夜泊》,《谭嗣同全集》上册,第61页。
③ 《夜成》,《谭嗣同全集》上册,第62页。
④ 《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谭嗣同全集》上册,第79页。
①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第190页。
② 《似曾诗》,《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45页。
③ 《似曾诗》,《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46页。
④ 《金陵听说法诗》,《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46页。
⑤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7册,专集之二十二,第190页。
⑥ 《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87页。
① 另一种解释是梁启超曰:“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87页,注释①。
① 《治事篇》第十,《湘粤》,《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44页。
② 《谭嗣同全集》下册,第445页。
① 《读孟子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8页。
② 《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八次讲义》,《湘报》第57号,中华书局1965年6月。
③ 皮嘉祐:《平等说》,《湘报》第59号。
① 《南学会答问》杨敖问,《湘报》第28号。
② 张翼云:《论湖南风气尚未进于文明》,《湘报》第57号。
③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30页。
④ 皮嘉祐:《平等说》续前,《湘报》第60号。
① 《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卷首。
② 《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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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2 中国对美国的三个真正挑战 - 来自《中国不高兴》

本文作者:[美]傅立民(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重新崛起为富裕强国是对美国显要地位的直接威胁。然而,正如查尔斯.弗里曼所断言的那样,美国要想确保继续充当全球领袖的角色,就必须克服在经济、科学和政治等各个层面的自满情绪。  最令人担忧的是,当我们忧心忡忡地面对来自中国的双边挑战时,很可能会把注意力放错了地方。而且,我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对于我们国内的自满情绪&mdash;&mdash;特别是对美国在经济、科学和技术以及政治方面处于领袖地位的自满情绪&mdash;&mdash;构成的至少三大挑战。  现在就说中国……去看看 

第一章 导论 - 来自《法律的运作行为》

行为是现实的可变方面。一切事物不论它是否有生命都在行为,不论它是分子,还是有机体、行星或人。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生活,适用于家庭、组织、城市、友谊、会谈、政府和变革。社会生活也在行为。于是就有可能谈论艺术或思想的运作行为,谈论音乐、文学、医学或科学的运作行为*。*原文无运作一词。在英文中behaviorofLaw(或oflaw,ofscience)与legal(或artistic,scientific等)behavior意义很不同。前者指法律(艺术和科学等)作为独立主体的自身的行为或规律;后者则是指人的法律上,艺术上的或科学上的行为。这种区别在英文中比较明确,但译……去看看 

序 - 来自《江村经济》

作者:布&middot;马林诺斯基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mdash;&mdash;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去看看 

3-2.2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 来自《走向混沌》

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去看看 

1-2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 来自《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即使在人们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之时,他们仍在反抗宗教的权威。拿破仑有能力制服法国革命的自由天赋,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制服它的反基督教天性,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仍看到有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便是弥补了当初对政府区区小吏唯命是从的过失,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却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为他们仍旧不信上帝。   可是,人们今天不难明白,反宗教之战只是这场伟大革命中……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