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权力的异化(上)

 《溶解权力》

◎第二章 权力的异化——沟通结构之不容沟通

  如同阳光、空气、水对生物的人一样,沟通对于社会的人是须臾不可离的,因而,社会沟通当如阳光、空气和水,是天然所有,归人类共享的。在这种意义上,沟通的结构——权力,应该听命于全体社会成员。

  然而自古以来,有谁见过沟通是按上一章所构造的模式,自下而上地按或“层块”或“倒树”的结构进行的呢?权力从来都是垄断沟通、利用沟通和主宰沟通的主人,沟通只能附属于它,服务于它。

  ——这就是权力的异化。

  权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作为社会沟通的结构,它自身却不容许社会对其进行沟通。沟通结构不容沟通,是权力最大的异化所在。

  前面谈到人类社会的二元结构——权力与社会的分离,正是二者的分离,使得权力不容社会对自身进行沟通有了可能。本章将从导致权力与社会分离的两个因素 ——权力的复杂化和权力的私有化谈起,讨论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权力异化的具体表现。

  ◎第一节 权力的复杂化

  按照前面的计算,随社会规模扩大,每个成员可能与其他成员发生的关系总数之增加远非正比关系,17人社会的人数仅是10人社会的1.7 倍,关系总数却增加一千万倍以上。

  社会复杂性的增长也是一样。

  为了解决这种复杂性,权力体系必然随社会规模扩大而扩大。如上一章举例,社会规模为17人时,间接沟通结构只有一层,沟通枢纽只有A 、B 两个,当社会规模扩大为34人,间接沟通结构增加为两层,沟通枢纽共有一级枢纽A 、B 、C 、D 和二级枢纽ⅡA 、ⅡB 共六个(" 层块型结构" ),或有一级枢纽A 、B 、C 、D 和二级枢纽Ⅱ共五个(" 倒树型结构" )。如果以需要枢纽较少的" 倒树型结构" 为基本模式,按照上一章设定的直接沟通极限——每人的直接沟通对象不能超过9 人,可以建立以下的算式: 
  
  (其中n 为沟通枢纽总数,x 为沟通结构的层数)

  以此式可算出,在一个500 人的社会里,至少需要62个沟通枢纽;而当社会规模不到4 ,200 人时,所需的沟通枢纽就达到500 个。中国有十二亿人,按照上述算式计算,所需的沟通枢纽将达到一亿一千多万。这个权力结构的规模已超过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规模,其复杂性达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人类本意创造一种结构解决复杂,但是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张使其创造的结构同样落入复杂。这里既有不得已的成分,也有源于权力自身的有意推动(这一点在" 权力的私有化" 一节论及)。正是这种权力结构的复杂化,为权力异化提供了基础。

  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知识中可以得知,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人们生活于比现在小得多的社会,那时的权力没有那么复杂,所有事物,包括权力的构成、功能、运作及因果关系都能包容在每个社会成员视线之内,凭经验即可把握。

  如分配一头猎获的野鹿,部落成员都跟部落头领一样知道怎么分配是合理的。没有隐藏舞弊的隔层,任何分配不公所有人都能发现。这时的权力就只能是更多地履行其天然功能——作为沟通工具发挥作用,顶多披上一层仪式性的威严。

  可以想象,那时的当权者在实施权力过程中时时都会受到部落成员的沟通,其掌权须得到大多数部落成员的认可,他的决策要先征询有否被接受的可能,其所作所为要考虑在部落成员眼中的印象,还要考虑公平的原则、传统习惯等……即不仅是他以权力沟通部落成员,部落成员也与他保持沟通。而只有满足了部落成员自下而上的沟通,他才能顺利的履行自上而下进行沟通的职责。

  做到那一点,在于权力是简单的。没有复杂的间接沟通层次,也就没有障眼的隔层与壁垒。社会成员有能力与权力发生直接沟通——能知能行。所谓能知,即每个人都了解权力的性质与操作、熟悉当权者的人格与能力、并能洞察实施权力的意图与目的;所谓能行,即每个人都能与当权者直接对话、监督当权者的行为、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要求、并能与其他社会成员直接沟通(串联),反对某项具体的权力实施甚至反对当权者本人。

  当权者不能不受到这种沟通,是因为在这样简单透明的结构里,他想躲也躲不了,无处躲藏。事实上,研究认为早期原始社会一般没有专职领袖,由有威信的长者主持公共事务,即使发展到已具有等级制和律法的酋长领地时期,首领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要服从" 民意" 的。

  所以,在权力保持简单形态的时候,权力与社会是溶于一体的,不会产生分离。社会沟通是一种" 自治型" 的自我沟通,真正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而权力真正是社会沟通的工具。

  随着社会规模扩大,间接沟通的层次开始出现并且增加。比如说,当不同的部落越来越多地发生联系,需要合作或调节的时候,就产生了部落联盟。这时,割断经验的隔层也就随之出现了。当部落首领只带着自己的儿子离开部落驻地去参加部落联盟的酋长议事会时,可想那种部落间的沟通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普通部落成员能够直接观察到的眼界。他们对那种沟通的认识便只能通过首领的嘴——即以语言为载体的、经验之外的抽象理念来获得。那种认识不但因为信息的单一性极易模糊,而且是可误导和可操纵的。

  沟通之复杂性最主要的来源就在于割断经验的隔层,一旦有了隔层,也就披上了制造专业化和神秘化的隐身衣。部落成员既然不能参加只有部落首领才能出席的联盟会议,当首领告诉他们需要打仗或者需要交易,他们还能有多少资格参与意见呢?如果部落的命运越来越取决于部落在联盟中的地位和对外关系,那么当老首领去世时,除了常年陪同其参与对外活动的首领之子,谁又有那么多经验,那么多对外关系,足以担当起部落命运呢?当部落联盟发展成国家,从诸侯国到王国再到帝国,权力的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社会成员也就与之相距越远,越无法把握,最终不但失去经验的联系,连理念的联系也没有了可能。

  社会发展到今天,权力的隔层已有多少?复杂性到了什么程度?普通社会成员对权力之不可沟通又到了怎样的地步呢?不妨做这样一种想象:把管理中国十二亿人的权力结构设想成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那是你从未进去过、也从不允许你进的一个国度,那里有层层壁垒,重兵严守,有无数城墙、关卡、死角、密室、山涧、河流,还有千万条你不认识的大路、小路、明路、暗路,那里讲你不通的语言、实行你不懂的规则……你难道能够了解知晓那个比巴西小不了多少的国家,并与它沟通,让它也愿意接受你的沟通吗?那就像一个乞丐站在巨大王国的城门下,要让那王国受他的控制、成为他的工具、为他服务一样,除了疯子,没有人会这样想。

  今天的社会权力机器之复杂,出自间接沟通结构纵向层次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甚至是更多的一部分——来源于权力机器内部日益精细的专门化造成的横向隔层。权力领地被无数壁垒所割据,其各种门路之繁复,让你永远摸不准;其官僚文牍之浩瀚晦涩,让你如读天书;其运转程序之迂回曲折,让你越绕越糊涂;其协调的手腕之圆滑,让你只能高山仰止、望尘莫及。试想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社会之数不清的法律、制度、叠床架屋的机构、互相扯皮的推诿、办一事盖上百个章的官僚程序……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纵向层次再被众多横向隔层分割、组合和交错,变得加倍复杂。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器本身已经成了一门极其深奥的专业,只有长期混迹于其中的" 专业人士" 才可能掌握,圈外人士则只能望洋兴叹。复杂性所形成的的鸿沟,使权力与社会发生二元化断裂,也使社会失去自下而上对权力实施沟通的可能,于是只剩下单向的沟通——权力自上而下的统治。

  ◎第二节 权力的私有化

  所谓“沟通枢纽”,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在现实中,每个“沟通枢纽”都是有血有肉,有头脑、判断、感情和欲望的活人。作为人,除了有公益心、责任心、义务感的一面,还有私心、野心和贪婪的一面。相比之下,至少在人类迄今的发展中,后一面比前一面表现的机会更多,起到的作用也更大。

  在此,需要提出一个基本认识。它是下面的论证马上要用到的,也是这本书通篇内容的基础。它本身看似毫无理论味道的大白话,但我把它视为人的基本性质,并且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这个性质就是:人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

  对此,每个人都能通过经验直接把握,因此应该是无须证明的。但既然此书所有内容(包括逐层递选制)都以这个性质为基础,不做稍微深入的讨论,会有草率之嫌,所以我用专题方式进行讨论,没有时间的人可以跳过不看。

  专题讨论2

   人的基本性质

  “人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其中的三个关键词是“更好”、“不断”和 “自身”。

  而最为模糊的是“更好”。不同的人对好坏之判断有天壤之别。然而肯定没有人把饥饿、寒冷或生病看作更好,也不会把疼痛或刑罚当成享受。在人类基本的生存温饱尚受威胁时,每一点客观条件的改善——食物增多、住房改善、安全加强— —都是非常明确的“更好”,并且可以在量上加以确定。即使人类已经达到温饱,在以物质满足为基本价值判断的社会中,“更好”的含义也是相当明确的。当今世界各国无不以数字说明自身状况是否更好——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福利指标、就业率等等。“增长”

  成了“更好”的同义语。个人也大多以明确的数字判断自己和别人——工资额、消费额、住房面积、寿命、存款数等等,多就是好。物质世界是客观的,评判标准便具有客观性。

  只要人类的生命构成和生存基础继续是物质的,人的“更好”就将始终存在着这种客观的共性。

  但人有精神世界,并且人的精神随着人类温饱的满足,愈来愈变得广阔和具有主导性质。一旦进入精神世界,“更好”就开始失去共性和客观性,判断也就变得模糊了。人和人的追求太不一样。有些观点力图把这些千差万别都归结到经济基础与后天实践一类客观根源的差异上,然而精神是文化发展的造物,已经远不是仅仅反映客观的镜子。它甚至具有比客观世界更为活跃的独立生命。

  我把每个人的这种精神世界称作“个人意志”。千万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历代所有个人意志导致的无数行动汇合在一起的结果。

  我们可以利用个人意志的概念,对“更好”下一个简单而普遍适用的定义:“ 更好”即是个人意志得到满足。

  不同个人意志追求的“更好”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然而那“更好”会使他们的个人意志获得满足,这一点却是人人相同的。之所以是“更好”,全在于具体个人意志的判断和树立的目标,因而,与其说人是在追求“更好”,倒不如直接说成是在追求个人意志得到满足。当人们追求从艺术创作到总统职位或美满家庭那些各不相同的目标时,最终要得到的其实是一种彼此相同的精神满足。因此,“更好”的关键不在具体目标及目标的实现,全在是否能使个人意志得到满足。

  推而广之,上述结论也可适用于人所追求的那些具有客观标准的“更好”。例如,一个人饥饿时,尽管是他的生理机能感觉饥饿,但势必同步地转化为他的意识,即形成他的个人意志。生理要求同时成为意志要求,想吃饱就是他的个人意志在饥饿问题上追求的“更好”,吃饱了,这部分个人意志也就满足,“更好”也就实现。而当一个人想拥有一座大厦或一艘游艇时,就更多地是产生于意志要求而不是生理要求,个人意志的概念就更为适用了。

  引进“个人意志”的概念,可以更多地把人当作能动的精神体对待,而非仅仅当作只会进行机械反映的生物。千差万别的“更好”由此有了统一的定义。人的基本性质——“人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也由此可以等量代换为——“人不断追求个人意志得到满足”。对于以后的讨论,这一代换有很重要的意义。

  有了个人意志的概念,第二个关键词——“不断”也就不难解释。意志是时刻活动变化的,某种意义讲是个过程而非一个事物。如果不是不断树立新的目标,过程便会失去延伸的可能,这就是人总是“不满足”、“求变”、“喜新厌旧”的原因所在。

  目标,也就是“更好”,只有在尚未实现的时候才是“更好”。一俟已成现实,即使是“好”,也没有了“更”。“更”总是在前面。因此,只要追求“更好”,便只能“不断”。可以看出,人的基本性质存在着一个自身的悖反——追求满足却又永远得不到最终满足。但正是在这种悖反中,人的基本性质得以产生出永恒的张力,把追求变为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来源。

  动物有满足,人没有满足。当年二者大同小异,都没有房子,不穿衣服。但是今天猪仍然是猪,吃饱了就睡,而人建立了联合国,登上了月球。不断的不满导致不断的进步,使得人类越饱暖越奔忙,越富有越贪婪,越探索越无知,越加速发展越恐惧落后。可以说,今天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归根结底全都来自人的基本性质。

  如果能用“不断追求个人意志得到满足”来代换“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人的基本性质中第三个关键词——“自身”,就已包含在其中并已经获得直接证实了。个人意志是自身的,个人意志的满足当然也不可能不是自身的。因此人不断追求的“更好”永远只能是为自身的“更好”。

  然而,又该怎样解释那些献身者、苦行者、自找苦吃的冒险家们呢?他们追求的献身、苦行和危险难道是“更好”吗?那些为别人或人类牺牲的人难道是在为“ 自身”吗?虽然那种人只占人类中极少数,但哪怕世上只有一个人与“不断追求自身更好生活”的性质相违背,也就不能说这种性质是人的基本性质。

  其实,把人的基本性质换成“人不断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解答上述问题并不困难。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除了有肉体生活,还有精神生活。人的两种生活都有对“更好”的追求,有时相同,有时也可能不同。当理想、信仰或道德伦理一类的精神追求成了某些人个人意志中的主导部分,即成为他们判断自身生存状况和树立目标的主要依据时,他们对肉体“更好”的追求就相对处于了从属地位。如果肉体的“更好”与精神的“更好”发生冲突,尽管他们不会把肉体痛苦或牺牲生命当作享受,但若为肉体而背叛理想,放弃精神追求,对他们却会是更大的痛苦。以个人意志的满足来权衡,他们就可能宁愿接受肉体折磨甚至死亡,也不愿放弃精神的“ 更好”,去忍受心灵的苦闷与沉沦。

  “更好”的具体内容是可以截然不同的,献身、牺牲、痛苦都能在一定的文化根基上成为“更好”。但是“为自身更好”则是人人相同的,并且永不改变。因为 “更好”的具体内容只是人的基本性质施加的对象,而“为自身更好”则是人的基本性质本身。

  没有人的基本性质,人类生存就失去意义,而没有基本性质提供的动力,人类也不可能生存发展下去。当然,人类社会的丑恶事物——贪婪、剥削、专制、欺诈、相互残杀……也源于此。发展不全是美好,有时还可能以丑恶为主。但无论美好还是丑恶,只要是人的所作所为,追根溯源,那都必定是由人的基本性质所驱动。

  回到正题,“沟通枢纽”也具有人的基本性质,因此也会始终把自身更好的生活或个人意志的满足作为不断追求的目标。比起他作为“沟通枢纽”的职能,其个人意志的满足更为基本,因而只要有可能,这种基本的目标就会压倒“沟通枢纽” 的职能。

  人的基本性质的立足点在于“自身”——也即所谓的“私”。在人类以往历史中,最能体现这种“私”的就是私人占有。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可以分割的都被人据为私有,私有制也因此发展成社会最高信条和激发人类创造性的源泉。既然离开权力的沟通,社会就不能运转,就象没有石油汽车寸步难行一样,权力当然也是一种货真价实的资源和财富。那么,为石油不惜发动战争的人,怎么会不把这驱动社会之车的“石油”攫为私有财产呢?

  上一节谈到,权力的复杂化使权力与社会分离,当权者因此得以躲进复杂性的屏障之后,用权力为自己谋私。权力的复杂化可以被视为权力私有化的基础。

  在部落里分鹿肉,所有成员都能看到,任何偏向都能被察觉。然而当分配发展成今日这种复杂的黑洞,每人的所得再不会像眼见从鹿身上割肉那样明了,而是沿着千万个环节的链条千回万转地绕圈,通向金融系统、银行机构、法律体系、国际贸易、市场起落……

  在不知哪一个环节中,哪个官吏躲在天书般的法律制度或是成吨重的帐本之后贪污,有谁看得见,又有谁能查明白?即使你真发现了不公,你也摸不清“上访” 或诉讼的途径,不会跟“中纪委”谈话或没钱雇佣律师;你很可能不懂怎么拿出符合法律标准的证据;当你发现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不公正的分配者,而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或体系,你只能陷入更加无能为力的沮丧……

  可以确信,只要存在既能避人耳目又能让人无奈的“掩体”,“人的基本性质” 就会理所当然地促使当权者以权谋私。然而仅仅在复杂性后面躲藏谋私还不是权力私有。如同有人乘月黑风高到公有土地上偷了玉米,并不能使公有土地变成私有一样。复杂化只是为权力的私有化提供了可能性,使权力真正成为私有的,是权力结构脱离社会母体,成为与社会相对的另一元——那就是一个可以被人占领的领地。

  权力私有的实质就在这里。一旦权力有了自主的封闭空间,而社会失去了对权力进行全面、随时、直接沟通的可能,权力就成为被当权者所占的私人领地,权力就变成统治者把持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工具,而不再是人类社会拥有的自下而上的自治工具。这时权力进行的沟通再不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是根据当权者的意愿。当权者可以只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沟通,而禁止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沟通。一旦他们具有了限制社会沟通的能力,当权者就必然会利用那种能力,进一步彻底地割断社会对权力的沟通,使权力的私有领地更加封闭。

  谈到权力私有,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世袭、终身制、不受制约、寡头政治、腐化堕落等等,这当然是权力私有的典型特征,但若仅仅局限于这种极端范畴,就会掩盖权力私有化的实质。因为权力私有也可以有温和的外衣,并不显出凶残和霸气。即使是专制制度下的当权者,也不排除有人格高尚者。然而无论他们多么无私地使用权力,也只能被称作“私有的无私”。权力私有也不意味必定是终生私有或世袭,几年任期的私有与世袭只是量的不同。关键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只要权力在手,如何使用权力就由当权者自己决定,其下者就必须服从。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即使当权者因为用权不当遭到了弹劾罢免,也不能说权力非他私有,只能说另外一种权力起了作用。

  因此,只要社会(或集体)仍然是被统治而非自治的,社会(或集体)的权力就是私有的——我把这一点当作判断权力是否私有的根本标准。

  ◎第三节 二元的社会结构

  所说的自治不是从政体角度而言的那种外在的自治,如自治领地、自治区、自治团体等。那种自治只是针对自治体与外部的关系而言,在包容它的权力体系内有较多的独立性与自决权,但在自治体内部,权力则仍然以统治方式实施。这里所说的自治是指内在的自治。

  所谓内在的自治就是沟通结构与沟通主体的一体化。或者说,权力要具有双向的沟通性,其不仅可以履行沟通社会的职能,自身也受来自社会的沟通。后者是更重要的,前者则只是服务性的。

  我们曾谈到当权者需要借助复杂化的屏障阻隔社会对权力沟通,同时权力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相反的冲动,即简化。为了应对“复杂性爆炸”的挑战,社会不断增强对一章四节归纳的间接沟通结构之功能的依赖,即:①合并信息渠道;②集中处理信息;③指挥社会合作;④统一决策;⑤程序化。不难看出,这五项功能事实上都在从事着简化的职能。也可以说,五项功能正是由于简化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但是在所有的简化之中,最大的简化岂不就是让“精英”成为权力的主人,实行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与其让“庸众”在没完没了的充分沟通中得不出结果,不如让更高明的“精英”简单而有效地独自决断,代大众做主。

  为了避免冲突、求得稳定和提高效率,当权者不但需要割断社会对权力自下而上的沟通,还要尽可能地限制大众相互之间的沟通。复杂化与简化看似相悖,实际却相辅相成。

  复杂化的取向是使权力不受社会沟通,简化的取向是便于权力沟通社会。二者同时作用的结果,使得权力越来越远地与社会分离。

  权力一旦不再受社会的沟通,就与沟通结构倒转了180 °。虽然结构是相同的,沟通结构上的节点是沟通枢纽,应该由自下而上逐层推出;权力结构上的节点是当权者,是被自上而下逐层任命。二者最大不同在哪里?可以想象,自下而上逐层地推出的沟通结构必然是与社会一体的。“上”产生于“下”,不可能与“下”断裂,否则无从产生。

  而自上而下地逐层任命一个权力结构,到达无权者时就必然断裂,因为无权者是不需要任命的,也无从任命。

  用图7 直观地表示:这种图形代表一个典型的极权社会结构。图中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权力金字塔,另一部分是组成社会的无权者——平民百姓。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最高当权者(帝王或政治局),他们自上而下地任免下级当权者,由此形成血脉一体的关系,使得下级当权者自下而上地对他们负责。这种任免关系延伸不到百姓中去,所以百姓也不会向上负责。权力集团只能把他们当作对象来治理。同时,这种自上而下任免又决定了权力集团不会向百姓负责。有权与无权的二元处于分裂和对立的状态。

  各种社会理论划分各种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大部分是以经济为划分标准。但是以我看,有成文史以来的人类社会归根结底可以按上述二元——权力一元和非权力一元来划分。经济问题说到底也是一种权力问题。几千年来,无论社会怎么演变,这种二元结构的基本关系都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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