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权力的困境

 《溶解权力》

  ——二元结构社会的沟通障碍

  前面一直谈的都是由于权力与社会分离,社会难以对权力一元进行沟通。那只是问题的一面,权力与社会的分离还造成问题的另一面,即不仅使社会意志难以体现,同样也阻碍权力意志的体现。

  在一般人眼里,权力看上去似乎是万能的,只要大权在握,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其实那常常只是置身于权力圈外人的想象,权力一样有很多苦衷和难处。二元结构的缺陷造成权力对社会实施沟通不可能不遇到障碍,而权力结构内部的沟通同样障碍重重。

  这一章就从权力的角度来看二元社会结构的困境。

  ◎第一节 沟通结构内部的沟通障碍

  在第二章“权力的复杂化”一节,曾说明性地计算过在一定社会规模下保证社会充分沟通所需要的“沟通枢纽”数。按照那个计算,对十二亿人口的中国,需要的“沟通枢纽”将达一亿之多,我将其比拟为一个巴西,以说明沟通结构随社会规模扩大会达到如何庞大的程度。无疑,社会对那个庞大的王国进行沟通是困难的。同时也不难想到,那王国之大足以使其自身内部的沟通也陷入困境。自古以来,权力运作一直问题成堆,有些问题甚至被当成了权力不可分割的属性。

  其实那些问题并非与权力不可分割,而是社会结构的二元化导致的。下面从几个一直困扰权力的问题着手,来证实这个结论。

  ●官僚主义

  所有社会无不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并将其视为权力对公众的傲视与怠慢。其实公众是官僚主义的受害者,权力本身又何尝不受官僚主义之害?官僚主义除了使权力受公众敌视,给当权者的形象抹黑,对权力意志的贯彻实施也构成重重障碍。它使权力意志走形,反应迟钝、错失时机、好事办成坏事;或是把当权者的决心不露声色地化为乌有,成为虎头蛇尾的笑柄,不得不束手无策地屈服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当权者也同样痛恨官僚主义。

  虽然社会复杂性与社会规模成正比增加,但就像人体虽然复杂,体内各个局部大都靠自我调节,假如设想人体调节功能全部分离出来,集中于头脑,由头脑去“ 有意识”地管理每一个细胞,那种管理就一定复杂到极点。相应地,为了担负那种重负,头脑也就必须增加许多功能和组织,把头脑扩展到极为庞大,以至仅为了管理头脑本身,就已十分复杂,那种头脑的错乱和呆傻也在所难免。

  此种比喻,就是二元社会的写照。

  正是为了担负整个社会的调节与管理,人类社会的“头脑”就不得不扩展出巨型官僚机器。本质上,官僚主义是一种以官僚机器为本位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它不把机器的输出——即机器所要执行的功能和发挥的效用作为目标,而是把机器自身的运转——程序、教条、因果、环节的衔接、完整与圆滑等作为最高宗旨。它使官僚机器既脱离操纵者(当权者),又脱离所施加的对象(公众),成为一个具有极强保守性和排他性的独立体系。

  以往常把官僚主义当作出自官吏个人方面的懒惰、傲慢、推诿和弄权心理,其实那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官僚机器之复杂。以官僚习气中最典型的教条主义和文牍作风为例,官僚机器之所以讲究“规范”,拒绝灵活,即使到了荒谬的地步也不变通,就在于一旦机体过于复杂,精确性就成为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原则。既然官僚机器已经复杂到局部官吏谁也不可能弄清全貌,每个零件除了执行规范、完成规定动作以外,别的行为都无法预期后果,因此任何主动性都难以避免盲目,成为对未知后果和连锁反应的一种不负责任。尽管打破常规的主动性会使人感到更有人情味,或许也能把事情办得更有效,但是大多数主动性都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尤其是各个零件若全都具有主动性,官僚机器就会分崩离析。所以,这种官僚主义是官僚机器保护自身的一种机制。只有官吏零件化、运行程序化、鼓励保守、抵制革新,官僚机器才能把复杂性当作可为自身利用的资源,而不会被复杂性毁掉自己。只要官僚机器存在一天,这种官僚主义就会像生物的求生本能一样与官僚机器形影相随。不管当权者或民众怎么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也无济于事。

  二元社会的权力体系离不开一个庞大到足以对付庞大社会的官僚机器。社会的复杂使官僚机器几乎总是处于超载状态,信息淤滞,渠道堵塞。而复杂性超出一定程度,形成牵一发动全身的局面,对官僚机器进行通盘改造就变得更不可能,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条渠道被堵塞的实在严重,或哪个零件实在不灵,只好临时更换、修补或增添。年长日久,这台机器就会乱线如麻,更为复杂,而且盘根错节,“斩不断,理还乱”,将给官僚主义增加更多的手段和更适宜生长的土壤,最终导致官僚机器长成一个具有自身意识、独立生命与独特习性并能自我保护的怪物。

  除此,官僚主义还是官吏们为自身牟利的一种手段。没有什么人比官吏更熟悉官僚机器,在破解复杂性的难题面前,他们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促使他们更具有加强复杂化的冲动,以便设租和寻租。他们故意把官僚机器造就成一个迷宫,并且轻易不把迷宫的指路图出示给外人,别说公众弄不明白,就连迷宫的主人——当权者,往往也弄不清迷宫内情,离了仆人的引领,就会在那些混乱如麻的路径中寸步难行。

  ●腐败

  腐败与官僚主义一样,也是个困扰两头的问题。人民对腐败的憎恨自不必说,当权者也是希望除了自己以外,别人,尤其是下级,都不许腐败。腐败固然是在权力土壤上滋生的,但它的本质是对权力核心的背叛,是对权力资源的非法瓜分,有损于权力主体,所以历来权力主体都要严惩腐败。

  朱元璋曾把贪污官员剥成皮筒塞上草,吊在其任职衙门警示后任,决心不可谓不大,手段不可谓不严,然而明朝腐败照样登峰造极。世界各国政府都搞廉政,却从未间断过丑闻叠爆。有史以来,腐败一直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而且是最难祛除的弊病之一。

  腐败得以滋生繁衍的机理与官僚主义相似,都是来自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导致的官僚机器复杂性。无权的公众不能制约权力进行以权谋私不必说,即使在权力之内,离开仆人引领就寸步难行的当权者,又怎么能尽知权力迷宫的犄角旮旯和密室私房里在搞什么鬼呢?

  官僚机器是由有生命的人组成的,每一个组成者都有追求自身更好的生活的性质。这个性质决定了腐败是天然倾向,只要有机会,只要利大于弊,就会成为合理的选择。

  腐败者的资源就是他们在沟通结构中所占的位置。他们是承上启下的必要环节,这提供他们瞒上欺下的可能,使他们既可以堵塞“上”和“下”对其自身的沟通,又可以堵塞“上”和“下”彼此间的沟通,从而可利用复杂性的隐身衣,把腐败行为被发现和受惩治的概率降到最低。这时腐败之“利”就会远大于其“弊”,腐败的生命力就是无穷的,任何想消灭腐败的努力最终都落为徒劳。

  腐败不仅是享用自己把持的权力资源,更广泛的腐败还在腐败者之间的交易。他们同属官僚机器,便于沟通,熟知不同资源的“价格比”和交易方法,规则默契,隐蔽安全。这种交易带来腐败的增值,因而会大大增加腐败之“利”,因而促进腐败的网络化蔓延,最终导致官僚机器的整体腐败。

  腐败的网络化会进一步降低搞腐败的风险,使腐败的“弊”减到最小甚至为零。交易型腐败能沿着“买”、“卖”的线索把参与交易的腐败者连在一起,使其共进共退,一损俱损,从而形成“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局面。权力核心发动的反腐败运动往往会在这种庇护网络面前陷入胶着。如果真地坚持深入下去,就可能环环相扣地导致多米诺效应——卷进越来越多的官员,牵扯到越来越高的层次,甚至波及整个权力体系。那是权力核心承受不起的,所以不免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本来就有复杂性为隐身衣的腐败者,再加上这种集团庇护,就有了双重安全,如何不变本加厉呢?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权力肌体的每个细胞似乎都与腐败病毒有着难以遏止的天然亲和力,所谓“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人”正是由此而生的感慨。从另一个角度看,腐败实际又是权力自身最大的敌人。历史上一轮轮王朝看似灭亡于战火或时运,实则先亡于腐败,而后亡于外力。腐败是权力的克星,是推动权力转移的轮盘,因此一直是历代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权力倾轧

  不论历史还是现实,权力体系的内部倾轧与斗争几乎是永远存在的,以至读史往往有读权术史或阴谋史的感觉。专制权力的残忍歹毒自不必说,即便是民主社会,从候选人之间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互揭隐私,从议会党派斗争使用的手段,从专业集团的勒索到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也足以看到与道德的背离和羞耻心之沦丧。难怪在多数人心中,政治成了肮脏的同义词,政治家也往往等同于卑鄙者。

  政治倾轧并非全是政客的个人爱好。政客虽有善权谋的品质,但那大半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权力“丛林”的法则决定的,拒绝同流合污的人只可能被淘汰出局。权力倾轧的动力在于争夺权力,这首先取决于权力是能够被争夺和被占有的。正因为权力与社会分离,才使其成为能够被据为私有的实体。

  从资源的观点看,越稀缺的资源越会引起争夺。如果资源取之不尽,反而会促使人们联合,以获得更大的开发能力。权力资源是有限的,几乎可视为常量,对于同一社会,除了叠床架屋地乱设机构、因人设职,没有其他可供“开发”的余地,而且总处于“满座”状态。可想而知,获得这种资源的基本途径只能是“抢”,不从别人手中夺取,就无法增加自己手中的份额。这一点注定了权力倾轧之现象在二元社会结构中是不可消除的。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些派生因素进一步加剧权力倾轧。如统治者玩弄分而治之的政治手腕,有意识地制造矛盾、挑拨争斗,造成相互牵制的局面,以保证自身权力不被动摇。民主社会的制衡原则以结构上的分权制约取代人为制造的派系制约,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劳资对立、舆论战和竞选等手段也同样存在政治倾轧、内耗、繁琐、低效,以及道德缺乏等问题。

  权力倾轧并非权力的属性,而是权力“异化”的属性。权力以与社会相分离首先异化了自己,同时在这个异化之上又产生新的异化。第一个异化损害社会,第二个异化则损害权力本身,它使权力的功能受到极大削弱,把权力资源大量地浪费在有害无益的内斗上,纵使对整日沉溺于倾轧之中的权力人,也是不堪重负的梦魇。

  ●专业垄断与勒索

  权力与社会的分离形成了“一个头脑管理所有细胞”,为了承担这样的重负, “头脑”不仅极其庞大,且必须有精密的专业分工,以对付社会的复杂性,也才能把个人掌握知识和处理信息的有限性,组合成为足以对付庞大社会的沟通结构。随着社会发展和规模扩大,分工越来越精细,分化出越来越多的专业。而成为其中任何一个专业的专家,都可能需要耗费毕生精力。这时的当权者意见不得不依赖各专业的专家才能实施权力。专业也就成了专家的资源,专家以其专业资源与当权者交换、要求分享权力资源就会顺理成章。

  专家们可以利用专业去诱导甚至迫使当权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如果当权者不从,他们或许以停止提供专业资源进行公开勒索,也可能以消极怠工或专业误导进行暗中破坏。只要他们的专业是权力必须依赖的,权力最终就不得不与他们妥协。

  专家治国在当今已成潮流。传统政客在政坛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随专业时代的突飞猛进和民主政治的普及,专业人士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也越来越敢于同政客抗争,进而越来越精明地为自己争取更大权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技术官僚的兴起,就是专业官僚力图取代政治官僚的较量结果。这一潮流方兴未艾,对未来社会意义深远。

  前面谈过知识也是一种权力。那种权力天生便具私有性质。知识在个人头脑中,别人无法拿走,比土地、金钱、官位的私有都更加牢靠,以此牟利也显得冠冕堂皇。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人的基本性质必然会将知识私有进一步推向专业垄断,不但成为与政客讨价还价的资本,也会促进专业继续分化以增加资源,并可能形成更僵化的学阀体制,以确保少数人的垄断地位。

  专业勒索一旦泛滥,政治权力的统治能力将大大下降,它既没有能力控制专业,又离不开专业去控制社会,只好被专业牵着鼻子走。而专业之所以被称为专业,就在于它不是全局,它对全局的插手肯定会有偏颇,且不同专业有不同的偏颇。

  另外,除了专业垄断与勒索,还有另一个性质相似的问题:越是高层的权力职位,信息负荷越大,必须依靠顾问、智囊、助手、秘书、“办公室”等工作班子。这种班子不但可以用诱导性的情报和有限的方案选择对当权者起到相当影响,有时甚至能把当权者本人都垄断起来。

  ●作茧自缚的法律

  法律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沟通。在规模小、沟通程度低的社会,法是可以用公理或传统等形式存在的,不一定必须成文,也不一定都需要或依赖司法程序。而二元社会结构是以整体的权力对付整体的社会," 一个头脑管理所有细胞" 的方式一定导致形成越来越多的成文法律和越来越复杂的司法。

  今天面临这样一种局面:法律浩如瀚海,别说弄懂,读一遍也是令人生畏的工程。为了追求严密,法律语言左右回旋,玩弄逻辑,已成为不亚于天体物理的高深学问。这种局面致使人们失去判断事物与决定行动的能力和勇气,宁愿让律师代替自己的头脑。即便是政府决策,也往往取决于法律专家的意见。今日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被以法律为职业的人操纵。

  法律需要稳定,轻易不做改动,否则会失去权威性,增加贯彻成本,也不利普及和遵守,所以法律一俟形成,保守性就成为其主要性质之一。然而无论初始多么完美的法律,迟早会落后于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有成千上万个法律的社会,就如同捆着成千上万条保守的绳索,难以具有自觉革新的动力和随机调整的可能,社会趋向僵化在所难免。

  法律还需要是教条的,明确单一,排斥灵活,否则就失去作为" 标准" 的地位。然而社会复杂至此,统一的" 标准" 不可能适应所有情况。教条不变的法律因此常显得生搬硬套、不通情理,甚至荒唐可笑,不但不能起到仲裁作用,反而造成更多争执,小事变大,并把争执推向僵局。

  保守和教条的法律鼓励人们玩弄法律,钻法律空子,以诉讼牟利或报复。在当今典型的" 法治" 社会里,善于玩弄法律(或有钱雇佣法律专家)的人既能利用法律巧取豪夺,又能利用法律逃脱罪责。身为" 法盲" 的小人物,则可能动辄懵懵懂懂地撞进法网,既而再被法律惩罚造就成真正的罪犯,终生与社会为敌。

  面对社会发展,不适的法律体系只能不断增加新的法律法规,使本已负重不堪的法律体系更加冗杂、繁复和臃肿。旧的漏洞被堵塞,新产生的漏洞也许更多,自相矛盾、多方扯皮、不知所措的现象更为严重。法律越多,违法和诉讼也就越多,对抗与紧张随之加剧。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不能不令人担心,会不会有一天,法律将泛滥到把整个社会都淹没窒息的地步。 

  ◎第二节 “不可救药”的公众

  对前述社会意志的概念,肯定会有人提出疑问,置其于天然正确的地位,是不是把人的理性估计过高?又是否把人的本性考虑得太善?现实难道不是充满了相反的例证?有多少时刻,公众能够是正确的、理性的、高瞻远瞩或胸有全局的呢?公众的狭隘、偏激、盲目、贪图小利和易受操纵难道不从来都是有目共睹的吗?

  这一节就要展现公众这种“不可救药”。然而这“不可救药”虽出自公众,在我看来,却完全不能被归于社会意志。社会意志是所有个人意志的矢量之和,记住,关键在矢量二字,而公众的“不可救药”,则全部出自数量之和——这是根本区别所在。正是因为在二元结构中,所谓的“公众”是在数量求和中形成的,才决定了公众的“不可救药”。

  ●偏见与局限

  前面谈过社会意志形成对权力意志的压力,迫使其进行自我调整,顺应社会发展,那只是谈了压力的积极一面。压力还有另外一面,也是自下而上产生,也作用于权力意志,但却不是社会意志的压力,而是公众的偏见与局限的压力。那种压力对权力意志的作用是负面的,权力意志在那种压力下进行的调整将不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意志的长远目标也相违背。

  两种不同的压力,只能这样区别——前者是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矢量之和,而后者是数量之和。

  改革时代的当权者可能对这种消极压力体会最深,公众的愚昧、短见和躁动迫使大量迫在眉睫的改革措施难以出台或中途夭折。最可悲的是那些改革措施正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也许还是为了把他们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他们却不但不领情,还要吃改革者的“人血馒头”。改革者们常常眼睁睁地错失良机,改革被公众压力逼入越来越被动的死角。而下决心豁出去的改革者,最终大都难逃厄运,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事后盛名。

  即使是专制当权者,也不能不受到这种来自芸芸众生的制约。尽管他的政治权力可能不受挑战,但公众压力却可以不通过政治渠道,以抢购、挤兑、囤积,或是谣言、怠工、盲流等形式自发形成,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代社会,足以造成危机。

  至于民主社会,问题就更加突出。民主政体的公众有选举权,对当权者的制约是直接的和致命的,当权者只能把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置于选票而非社会发展上。他们的权力经常是迎合公众而非领导公众,明知公众是错的也得屈从,还要表演得心甘情愿。

  当迎合公众的恶果显露时,公众却不会负责,而立刻迁怒于当权者,把当初对当权者施加的压力忘得干干净净。同时,也不要以为公众能学得聪明起来,他们不会检讨自己,也不会就此减少偏见与局限。既然二元结构把权力赋予与他们相分离的那一元,就没有理由要他们负责任。无权者从来是不负责的,因此类似的过程只能往复循环。

  所谓偏见在于见的位置偏,所谓局限在于所处的局部地位之所限,这对于置身大规模社会的个人意志,其实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所有的偏见和局限被纳入一个什么样的求和结构,导致的结果将完全不同。

  局部是相对而言的,偏见和局限因此也是相对而言。一个公司相对国家是局部,让公司老板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免不了偏见和局限,然而对公司内部事物,就不会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把握。同理,一群老农是文盲,让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发表意见,肯定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对本村家族邻里该怎么相处,学问再大的人也不会比他们更有发言权。

  二元社会的问题就在于,它不允许局部的人在其熟悉的局部做主,又避免不了他们对其不熟悉的全局施加压力。既然社会被分为有权和无权两大部分,就决定了二者之间只能把对方作为整体进行互动:权力一元对社会进行整体管理,无权一元的反馈也是针对并作用于权力整体的。这一点很好理解,假如只有一条渠道——选举最高当权者——提供给公众与权力进行沟通,那么每一个公民会如何使用这条管道呢?自己公司的问题或本村邻里关系由于层次太低,不是一个量级,已无法成为依据,他只好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或外交关系那种层次考虑问题,做出判断。无疑,他的偏见和局限就会在这时显现出来。

  投票的非此即彼本来就会使人的偏见局限在表达上趋向极端,更糟的还有,选举计票又以数量求和的方式将所有投票者的局限偏见累加起来,成为整体的局限和偏见。这一点可以借助提取公因式的道理来说明:

  ax + bx + cx + dx ……= x (a + b + c + d……)

  ax、bx、cx、dx分别代表不同公民针对全局问题的看法。对每个人来讲,其看法都由两个部分组成,我用两个组合在一起的字母来表示。其中的a 、b 、c 、d 与每人所处的局部直接相关,是他们各自熟悉的问题,而x 则是他们对全局的判断。一般来讲,a 、b 、c 、d 的合理成分会较大,而x 具有更多的偏见和局限。对它们进行数量求和,最后的结果也有两部分——x 和括号部分。括号内的a 、b 、c 、 d由于各自针对不同局部,是不同性质的量,无法作为数量相加(此种量只能进行矢量求和),将在众说纷纭中“淹没”;而x 却因为是共有因子,适于数量求和,能在累加中越来越得到突出和加强,最终成为结果的主导部分。

  在我看来,存在偏见和局限不足为奇,也不可怕,全局总是由局部组成,各角度的偏见综合在一起就成全局。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对局限进行求和。以矢量求和,相当于所有的局限横向拼接,最终合成完整的全局而消除局限;而以数量求和,如同把所有局限在纵向叠加,摞成一个局限的“深井”,最终只能愈加局限。这种局限之和虽然体现为公众整体的局限,却不是社会意志的局限,而是不合理的“数量型求和结构”强加给公众的。

  ●物质主义

  目前席卷全球的物质主义与消费狂热大潮,表现出人类正在以自身偏执毁灭自身。人类的自私与短视似乎集中地体现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只顾贪图眼前享受,不考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更不顾及子孙后代。地球正在被世人不可救药的贪婪与“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愚蠢难以挽回地毁坏。

  对此,同样需要从求和结构的角度才能解释。

  所谓局限,从来都是相对而言。对于自身的日常生活,绝大多数个人都是认识全面并且善于计划的;知道储蓄,想到养老,量入为出,留给儿孙财产,不要挥霍浪费;也懂得喝干净水,房间里空气要新鲜,门庭种花,房后种树,时常打扫卫生 ……这些计划安排构成了每个个人意志的具体内容,也体现了个人意志的预见性。如果对所有人的这种局部的计划安排进行矢量求和,所构成的社会意志,也一定会是有节制、有计划和善待地球、考虑子孙的,决非像现在这样物欲横流和狂热消费。

  问题就在于人类社会是“数量型求和结构”,没有将个人意志在局部之内的明智和预见求和在一起的能力,而不得不进行极度简化,把不同个人意志置于相同问题面前,才能转化成可叠加的数量。无疑,在那种求和结果中,最终被突出出来的只有个人意志中彼此相同的部分。个人意志千差万别,彼此完全相同的部分说到底只有一个,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那是人的基本性质,人人具备、人人相同。在一个完全围绕经济运转的社会环境里,以“物”为核心的文化和哲学只能使绝大多数人把“更好的生活”看作是更多的物质满足与消费享受。考虑地球资源和生态危机对大多数人过于遥远,挣钱发财、买房置地、享乐生活却近在眼前,立杆见影。在“数量型求和结构”中,这种局限通过数量求和越加越大,最终体现为整个人类的物质主义浪潮。

  第三章曾讲到:社会意志在二元社会结构中能够自发形成并自我体现的部分只有“判断”部分。判断主要是针对现实已经发生的状况。尽管社会意志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却不具备预见性。物质主义对人类和地球的危害虽已显露,总体上还处于 “未来时”。“判断”在目前感觉的主要还是物质主义的好处,而对未来的预见— —物质主义终将毁灭人类,则应由社会意志的“目标”和“决定”部分去把握。

  当物质主义造成的危害在现实中开始大于好处时,社会意志的判断肯定可以精确地找出那个转折点。每个人都可以从吸进的污浊空气,漫天风沙,缺水,瘟疫中得到比较——获取财富和破坏生态对于生活素质的相关平衡点在哪里产生了转折。问题在于即使人们愿意在那个转折点上立刻停止对地球的掠夺,却也为时太晚。被破坏的生态将有一个相当长的“滞后期”,在“惯性”推动下继续恶化。

  ●“吃肉骂娘”现象

  不管是为了保持自身稳定,还是为了履行权力职责,多数社会(无论专制或民主)的当权者都要把相当精力放在消除社会的不满上。但他们常常发现不满不但难以消除,而且有时给公众的好处越多,不满反而也越多,即所谓的“吃肉骂娘”。

  这个问题同样应当从“数量型求和结构”寻找根源。在“数量型求和结构”中,每个社会成员的不满都会作为数量相加在一起,体现为公众的不满。“公众的不满” 与“社会意志的不满”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区别就在前者是数量求和的结果,而后者是矢量求和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几乎人人都有不满,以矢量方式求和,可能由于大部分个人的不满方向不同相互削减,矢量之和——即社会意志的不满并不大。反之,如果对同一个社会的所有不满进行数量求和,不考虑不满的方向而把所有不满的绝对值叠加在一起,结果就会使不满的程度高出许多倍。

  传统社会虽然控制不住个人意志的不满通过日常网络进行矢量求和,但至少没有其进行数量求和的可能。现代社会的许多进步却正好在于提供了数量求和的可能,如公决、选举、民意调查、大众传播等。“吃肉骂娘”就出自这样一种结果,数量求和的机制不但使不满能够公开表达,而且得以汇集叠加,产生变形和夸大,反过来又助长新的不满。

  这种互动不断升级,尤其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更容易导致重大冲突。

  明白这个特性,就可以比较清醒地判断社会状况。人人不满不等于社会意志的总体不满,“怨声载道”也不一定就是“革命时机”成熟。广泛的个人意志扭曲不仅是社会腐朽的征兆,也可能在社会进步时发生。新生集团的出现,价值观的转变,期望值的升高以及政治放宽等,这些社会进步的成果反而容易导致个人意志的扭曲与不满的释放。从矢量的观点看,那些扭曲中间有相当部分是矢量之和为零的,求和为社会意志的扭曲度,可能并不大。然而其数量之和却大大超出矢量之和。两和之间的差距造成假象,容易使人错误地估计形势。

  不建立矢量求和的结构,只从“民主”与“人权”的理念出发,孤立地使社会成员的不满(个人意志的扭曲)各自充分表达并进行叠加,结果同样会偏离对社会意志的正确把握,甚至扭曲社会意志。个人是表达个人不满的天然实体,只要不加压制,其表达一定会尽可能充分,甚至比实际不满有过之无不及。而个人的不满相互抵消或削减、使矢量之和小于数量之和的那种关系与结果,却没有天然实体予以承担表达。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尚未对这种结构性缺陷有意识地进行弥补,反而数量之和掩盖矢量之和的趋势不断加强,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

  另外,矢量观点还能解决另一个困惑:前面讲过个人意志追求满足却又永远得不到最终满足,并由此产生永恒的张力,推动社会发展。这种悖反先天地决定了个人意志不受扭曲(即完全满意)只可能是暂时状态,因此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全面消除个人意志的扭曲,不满将永远存在。那么若不把握个人意志扭曲的矢量和可以为零这样一个特性,就无法解释为何存在着繁荣、进步、稳定的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也难有信心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而且也不能明白,消除社会意志的扭曲,从力图消除全部个人意志的扭曲——使社会不满的绝对值为零——着手,注定只能是徒劳无功,然而设法让社会不满的矢量之和成为零,却是一条现实之路。

  ●政治冷漠症

  每个人在社会中无时不受到政治的影响,照理应该给予政治极大的关注才对。事实却相反,当今世界各种类型的社会,除了少数有雄心或有野心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对政治不感兴趣,社会风气也视政治与己无关。高度“民主”的西方社会甚至有相当比例的选民连几年一次的选举投票都不参加。

  社会成员与政治的疏离,不但导致受专制压迫的人民无从拥有抗争意志,也使民主社会的理想受到挫折。如果人民普遍对政治冷漠,即使是民主社会,又如何做到使“民”作“主”呢?

  人民与权力的疏远和对政治参与的惰性在各种社会都是大同小异。对权力来讲,固然少了麻烦,可以免受挑战,但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多数社会成员的这种消极,极大地增加权力的支配代价。形象地比喻,社会就象一辆自身发动机不运转、且车轮在制动的车,全凭权力从外面推才能前进,最终权力一定会落得筋疲力尽,失去进取之心,权力与社会的共同没落也在所难免。

  导致公众政治冷漠症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归根结底,仍然在于权力与社会相分离的二元结构,以及数量型求和的机制。置身于这种结构,每个社会成员只能面对整体的政治和权力。作为自我,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作为二元社会相对于权力的普通社会成员,每个人仅仅是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甚至亿分之一。二者承担在同一个人身上,互相参照,人在心理上是很容易对后者产生厌恶的。为此,有人宁愿抛弃它,也不愿让它衬托自身的渺小。即使愿意有所行动的人,若想影响和改变权力,也必须做到让“亿分之一”们联合起来,扩大到五分之一、三分之一或更多才能产生效果。然而做到那一点,又涉及建立沟通结构的问题,如何获得相应资源就成为致命因素。人们本来就对亿分之一的作用感到怀疑,如果“亿分之一”之间的沟通又不能实现,对政治冷漠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民主社会以公决投票或选举投票提供了“亿分之一”之间进行联合的结构。对二元社会的大规模民主,投票是成本最低的手段,也是唯一能使千百万人同时发言的手段。但投票又是典型的数量型求和,它把指向无穷丰富的个人意志矢量强制为仅对“是”和“否”的表态,是对人的思想能力的一种粗暴简化。作为“亿分之一”,对自己一票本来就毫无信心的选民,就会更感觉没有意义。

  当代民主是政治参与的“大锅饭”,在经济分配的“大锅饭”到处遭摈弃之时,民主的“大锅饭”却被越炒越香。其实,二者的弊病颇为相似——都是扼杀参与者的创意与活力,使他们成为同结果无关的局外人,最终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怠惰与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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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 - 来自《苏菲的世界》

......我对自己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  好几天过去了,哲学老师都没有来信。明天就是五月十七日星期四,挪威的国庆日了。学校从这天起放假,一直放到十八日。  放学回家途中,乔安突然说:“我们去露营吧!”  苏菲本来想说她不能离家太久,但不知怎的,她却说道:“好呀!”  几个小时后,乔安背了一个大登山背包来到苏菲家门口。苏菲已经打包完毕。她带了一顶帐篷,他们两人也都各自带了睡袋、毛衣、睡垫、手电筒、大热水瓶,以及很多心爱的食物。  五点钟左右,苏菲的妈妈回到家。她谆谆告诫两人,要求她们遵守……去看看 

第三篇 社会制序的型构(中) - 来自《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

6 惯例的经济分析 种种惯例调规(regulated)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经济学家们至今还很少注意它们。——H. Peyton Young(1996,p.105)6.1 从习俗到惯例在上一章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尽管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学界沿演进博弈论的分析理路在破译和理论展示人们的社会交往中的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人们对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的生发机制的认识和理解上,还有着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并未明其原因和“理性不及”的诸多因素与方面。在上一章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去看看 

约束政府的随意干预和腐败行为 - 来自《中国挑战腐败》

本文选自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增长的质量》,有删节。  作者:世界银行  一个有效的政府能有力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但不能保证国家干预必然有利于社会。国家拥有进行高压统治的垄断权。这一垄断即使其获得了一种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干预的权力,也使其拥有一种进行随意干预的权力。这样一种权力与只有政府才能掌握而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为公共部门的官员或他们的亲朋好友通过牺牲公共利益来获取自己的私利提供了良机,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层出不穷。因此,所有国家都应该建立和完善这样的机制,根据这种……去看看 

文景之治 - 来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 。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 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 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 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 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去看看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 来自《中国大历史》

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