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

 《党在我心中》

  争取和平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进入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建新中国的重要时期,也是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最生动、最活跃的时期。
  战后的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严峻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要维持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而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但他也有许多困难和顾忌。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月的时间里,有30座解放区的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到1945年12月初,国民党军队调往前线的总兵力已达190万人。
  为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与此同时,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先后进行上党、平绥、津浦、平汉(邯郸)四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14.5万人。
  内战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使渴望和平、民主的人们深感痛苦、忧虑和不满。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军警屠杀罢课学生的惨案,引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口号的一二一运动,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美国政府任命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内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政协协议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实行民主政治,和平建国,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但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履行这些协议的诚意,不久就在美国的支持下,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之成为一纸空文。
  1946年5月初,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上海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避免全面内战的发生。但由于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成果。
  事态的发展表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5月21日,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我应积极加以准备,加以制止。在这之前,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便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进行自卫战争奠定更牢固的群众基础。
  尽管中国共产党作了种种争取和平的努力,然而,内战终于还是降临了。

  奋起自卫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突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向苏中、淮北、晋冀鲁豫、晋绥、东北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
  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为160万人,而且得到美国的援助,装备精良。相比之下,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步兵武器,仅有少量火炮。解放区的人口仅1.36亿人,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内部的封建势力尚未肃清,后方还不很巩固。
  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内战的前途到底如何?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指出: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因为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具有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战胜国民党的政治基础。8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表示了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蔑视,表明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
  为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建立党领导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到1947月2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70万人,收复和解放城市135座。
  由于战线延长同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军队终于丧失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能力。从1947年3月开始,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基本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陕北,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在彭德怀指挥下,数战皆捷。到8月,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以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从1946年7月起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在一年的内线作战中,共歼敌112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结束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新的阶段。
  在解放区军民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美国军人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触发了一场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即抗暴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并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以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这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官僚资本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萎缩。庞大的军费造成巨额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得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应“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5月20日,南京学生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引发了五二○运动。除学生运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运动这时也迅速高涨。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遭到血腥镇压,被害者达3万人以上。1947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农民掀起反抗抓丁、征粮、征税的斗争。
  这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转入战略进攻

  到1947年7月,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下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下降到150万人,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但它士气高昂,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到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不等到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立刻转入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鲁西南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在8月末到达大别山区。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对此,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这个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它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过去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党在土地改革、新解放城市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使全党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广大学生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口号下展开斗争。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
  国民党当局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民盟等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标志着民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

  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达到149万人。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人,并且在大约1亿人口的地区实现了土地改革。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下降为365万人,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正确选定战略决战的方向,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是从山东拉开的。1948年9月,解放军经过八昼夜激战,解放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10万多人。
  中共中央决定首先把战略决战方向指向东北战场。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解放军主力70万人,发起辽沈战役。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开始攻打锦州,并在塔山、黑山等地区足迹援锦之敌。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锦州的解放还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10万人。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至此,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从此,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的解放,不仅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和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淮海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月6日至22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的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1月6日战斗打响后,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华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兵团的退路,将敌人压缩在纵横不到10公里的包围圈内,到22日全歼该敌。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11月25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12月6日发起总攻,至15日全歼该敌。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歼灭。第三阶段,从12月15日至1949年1月10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过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进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已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这时已成“惊弓之鸟”。除有5万余人分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大同外,其余50余万兵力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约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傅作义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948年11月23日起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了使古都北平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多次同傅作义接触。最后,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25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全部有西柏坡迁到北平。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一段时间,该部在董其武率领下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中,各解放区人民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三大战役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动地的壮举。经过三大战役,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了。

  绘制新中国的蓝图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同国民党政府及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4月20日、21日,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解放军渡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解放军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依仗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地区举行胜利大进军,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厦倾覆,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还在渡江战役之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全会强调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这次会议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后,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6月,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6月30日,毛泽东发表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经过紧张的筹备,人民企盼已久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6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在开幕词中豪迈地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议通过在一个时期内起临时宪法的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决定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在革命胜利的时刻,人们没有忘记为革命而献身先烈。9月30日晚,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各界人士在这里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为纪念碑起草了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那么,这个革命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这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是它,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难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迎来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立,还由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以及在实践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使它具有易于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
  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过: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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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胜利的影响 - 来自《战争论》

由于立足点不同,人们可能对某些大会战获得特大的效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获得什么效果而感到十分奇怪。现在我们谈谈一次大胜利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以下三种影响:   一、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即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   二、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   三、上述两种影响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所起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场上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是不显著的。谁要是只看到这种差别的不显著的一个方面,谁就会常常感到这个差别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去看看 

第三编 交换 第16章 论价值的若干特殊情形 - 来自《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具有连带生产费用的商品的价值  我们已考察了在同一国家内商品交换在一切比较重要的情形下的一般价值法则。第一,我们考察了垄断情形下的价值法则,在这种情形下,价值由自然或人为的数量限制所决定,即由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第二,我们考察了自由竞争情形下的价值法则,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能够按同样的费用生产出无限数量的物品,物品的永久性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只是价值的变动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第三,我们考察了混合情形下的价值法则,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能够按不同的费用生产出无限数量的物品,物品的永久性价值取决于为获得必需……去看看 

第四章 - 来自《国画》

这天下午,下了班,刘仲夏说要回去,朱怀镜正好也要回去,两人就一同坐车回政府大院。刘仲夏同朱怀镜开玩笑,说:“怀镜,你毕竟是在下面当过副县长的,很懂得官场三昧,注定是当大领导的料子。”朱怀镜不知刘仲夏今天怎么突然说起这种话来,就忙摆手,说:“刘处长,你这么说,我就钻地无缝了。我不知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越是领导的话,越是思想含量大,三言两语,往往抵过一本书。”  很快就到了。先到朱怀镜楼下,香妹听得朱怀镜开门进来,就笑着从厨房出来了,说:“我们家老爷回来了?”把菜端了上来,有香菇炖乌鸡,煎水豆腐,朱怀镜最喜欢吃的酸辣椒炒猪……去看看 

第三篇 第十五章 几何要素 - 来自《战争论》

究竟几何要素(即兵力配置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在筑城术中,我们看到几何学几乎支配着从大到小的一切问题。在战术上,几何学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狭义的战术中,即在关于军队运动的理论中,几何学是基础。在野战筑城中,以及在关于确定阵地和对阵地进攻的学说中,几何学上的角和线象决定一切的立法者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在这里,有些几何要素被滥用了,而另外一些则只是毫无作用的游戏。但在每战必求包围敌人的现代战术中,几何要素又重新具有了巨大的作用,它们被简单地,但却反复地应用着。尽管如此,现代战术比起要……去看看 

第20章 - 来自《十面埋伏》

魏德华继续说:“地区纪检委专门派了调查组,省纪检书记专门做了批示,要求严厉查处。东郊区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物证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犯罪嫌疑。刑事拘留后,又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雷管、炸药、导火索和没有登记过的五连发猎枪一支。为此区公安机关以私藏炸药和枪支提请逮捕,区检察机关却以证据不足,犯罪情节轻微不予批准。十天后,便有人以东关村村委会的名义将犯罪嫌疑人取保回家。事后人们才知道,东关镇的这一土地买卖案,已经涉及到东关村龚跃进的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