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52—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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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巩固,由各大区统治的局面趋于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大区的高级领导人一起调回北京参与国家的政治领导。他被任命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的副总理(当时称政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使他和周恩来在工作中又一次密切合作。不久,由于他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先是任命他负责处理党的高层领导内因宗派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然后又让他负责处理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54年初,他又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在1955年他被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个比原来高得多的领导职位)。当1960年底停止“大跃进”时,中共中央和毛赋予他和刘少奇为将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任。

  这段时期内,邓的政治生涯往往从两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来描述。一种看法是认为他是亲毛派中的一名老资格的成员,毛泽东把他带入领导班子,主要是由于邓小平的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特殊情况下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另一种看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受到“红卫兵”极力拥护的观点(但不完全是由于那个原因而被怀疑),这种观点认为邓特别是在 1956年“八大”期间和之后,就中国未来的设想方面与毛的冲突越来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观点并不完全矛盾。当毛在1956年9月提出让邓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曾经表扬过邓“处理问题的公正、可靠和富有远见。”根据毛所说:他跟我一样,虽然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的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他是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厉。①毛提名邓担任党内高级职务这一点表明自三十年代初以来 ——从江西到太行山区、到挺进大别山、再到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两人良好的工作关系,由此表明毛能够依靠邓来作他亲密的助手。

  毛是领袖,邓是部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制定政策方面邓和他的同事们和毛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的。邓一直是以准确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著称,特别在党的团结或党的纪律的准则遭到破坏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极力陈述自己的观点以图说服别人。②当时邓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党内不仅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还欢迎有不同意见,这样做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中共的“八大”会议上,代表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选择展开了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讨论。③大家都希望用民主协商的办法处理问题,而不是用斗争的办法。另外,邓小平和陈云也早已学会了在什么时候,该以什么方式向毛主席提意见,在什么情况下保持沉默或以缺席的方法进行回避。

  领导层的冲突

  作为国家政策变化的一部分,刘伯承和邓小平离开西南调回北京,这意味着地区性政府的结束。总的来说,地方主义不算是问题,设置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措施。任命六大行政区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以刘邓的情况为例)在与国民党内战结束时,他们在中共军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如果他们正好是在他们的家乡任职,邓和刘的情况正好是这样,正是这种令人满意的巧合使他俩备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讲当地的语言。1952年,当中共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没有碰到明显的阻力。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军校的校长(当时他60岁),邓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后来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被称为国务院),并临时兼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财政部长。

  然而,新政体首次发生的较大危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邓到北京还不到一年,就发现自己处于危机的中心。这次危机的消除在邓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当时东北和华东地区的领导——高岗和饶漱石——开始被解除领导职务(1954年早期),1955年被开除党籍。④ 邓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突出了他是毛泽东的重要助手,而且显示了他团结各个部门并对其进行领导的才能。

  邓到北京的最初的任务是参加国家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这个宪法最终是在1954年颁布的。他的具体工作范围似乎是主持选举委员会的工作。⑤然而,在1954年6月,他还没有把第一次国家选举的最终报告呈递上去时,⑥由于高岗和饶漱石事件的干扰和其它的一些事情,迫使他兼任了财政部部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9月)。

  在邓的生涯中,这突如其来的转折——他以前没有专门从事过经济财政工作,以后也不会再有⑦——不仅是由于他和毛的关系影响,还有他和周恩来的关系及财政部那些高级官员对他的满意的影响下促成的。尽管1953年高和饶都是地方领导,他们也担任国家职务: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是中共组织部长。两人都支持中央实行集权制。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由高岗的野心引起的:高想代替领导集团中的刘少奇(中共副主席)和周恩来,特别是想代替作为毛的副手和将来接班人的刘少奇。

  在高岗看来,毛对他是赏识和支持的,所以他有恃无恐地展开了攻击刘和周的活动。他鉴于和苏联的关系很好,就攻击刘和周是反苏的。他在中共和苏共关系史上搞了两面派。他攻击刘少奇职位高的理由,迎合了中共领导内最明显的错误路线。他的理由就是:给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的是红军而不是刘少奇领导的城市地下党。他试图以此吸引先前的农村革命者和游击队参与到他的阴谋集团中来。高自己曾是西安军校毕业生,邓1927年曾分配在该校任职,后来高岗在长征终点的陕北建立了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高的观点得到林彪等人的支持。但是高在邓小平和陈云面前却栽了大跟头。据邓在 1980年说,当时邓在高岗游说并与他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后,意识到有必要为刘少奇辩护,感到高的行为完全是搞地方主义,⑧他终于——泰维斯提出当时拖延了可能有两月之久⑨——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陈云已经单独地这样干了。这件事在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公开提了出来。

  除了个人的动机之外,邓和陈所担心的是高岗这种无视党的规章的行为,将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威胁。特别是邓小平在1953年后半年接连参加了会议,会上因高岗宗派活动引起的种种紧张气氛趋于公开化,邓认为他此刻必须为维护党的团结而强烈地呼吁。高和饶无疑是在搞阴谋,他们搞阴谋的基本特点,正如后来邓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离开党的章程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

  高—饶集团的攻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1953年后半年是他们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成功地使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接受了人们对他在财政工作中失误的指责;使财政部长薄一波靠边站。在那年夏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后来薄一波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⑩从1953年初以来,薄一波的税收改革建议在领导内部引起了纷纷责难,因为这些建议不仅对以前的资本家和私有企业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其影响迫使国营企业更直接地和私营企业竞争。在此次会议上,高的发言很犀利。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为薄一波进行了辩护,或者说至少是毛的救生索使薄一波免于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还是被迫辞去了财政部长。

  财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长,并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得到财政部满意的新部长。尽管邓自己没有明显地选择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适合这些条件。

  邓是合适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后期,戎子和还回忆起1953年12月邓部长专门给他讲关于“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与财政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来说,任命邓是合适的,他们和薄一波一样都是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部门(戎子和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这些人虽然没有和邓在一起工作过,但在组织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层领导中正出现的冲突,邓至少没有遭到冲突的两方面的反对。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周恩来的保护,现在他能通过财政部长的地位从侧面对周进行保护,他以这种方式来对周作些轻微的回报;另一方面,准备支持被高、饶抱怨的人,他们把邓看作是领导人中一名军事代表,因为他从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高、饶当时有一个看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而比不上来自白区地下党的人受益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12月高、饶阴谋的破产,使党特别重视了党的团结,规定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若干具体办法,但这些并不能马上邓得成功。1954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轻易地得到高和饶的完全坦白。后来,邓小平通过他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新职务,在调查高、饶问题的工作中对彻底弄清他们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才提交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后报告。⑾在高、饶事件中,林彪没有失宠。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了满足支持高岗的那些人所提的论调,林彪和邓小平都进入了政治局,因为他俩都被认作是1949年前军队利益的代表人物。另外,邓成了中共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然而,邓在中共的领导层内作为政界与军界之间的纽带作用并没有就此结束。当1955年9月为承认那些年军队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人民解放军首次为将军们授衔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作为这次授衔的最后仲裁者。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军衔作了暂时性的分配。⑿

  毛和邓的关系似乎又一次成为中共政治的主要关系。邓能够使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得到保证。1954年后半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1958年又来一次。在1957年赫在莫斯科招待了毛率领的中共代表团,邓也是代表团成员,赫对此有一种有趣的回忆:他不喜欢毛的主要原因是毛从来不说他的党内同事的好话。赫说:“毛从来不承认他的同事与他平等。毛唯一似乎满意的一位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指着邓小平对我说:

  “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而且前途远大。”⒀邓的屡次提升,使他置于中共组织画务的核心位置,组织工作就成为邓这十年的后几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当时被任命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其他成员有刘澜涛、宋任穷、谭震林和杨尚昆。它的组成清楚地表明中共所强调的团结,因为这些人都代表着党内各方面的成分:刘澜涛是陕北苏维埃时高岗的同事,尽管从1933年以来他们有过多次冲突,最显著的是1938—1941年期间在太行山区的杨尚昆经邓的周旋,使他和秘书处的大部分人保持了极好的政治关系。宋任穷曾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谭震林和邓小平一样,自从三十年代就和毛泽东开始了共事。刘澜涛是薄一波的追随者,在太行山区是邓的同事,是1953年受高岗攻击的主要受害者。

  接下来两年的书记处工作,大部分是组织工作,这是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的一个职能完全不同的更具有政治色彩的秘书处。邓在“八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邓在1954和1955年担任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相比,该职位的权力更大)。邓受命担负起了修改党章的重任,这是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带来的许多主要变化之一。正如他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样:自从1945年上次大会以来,党的状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了执政党;党员从一百多万增加到一千一百万,以前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现我们的党员分布到全国的每一个城镇;党的目标已经从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发展国民经济。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政治环境,邓建议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总结,把所有经验都要适当反映到新的党章中。⒁

  有趣的是,邓在当时的许多建议不仅预言了他在八十年代初将要开始实行的政治改革计划,而且也是他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山区已经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继续。一个例子就是党政职能清楚地分开,以便加强党的领导。游击战期间,中共必需参与所有的活动,这是它的优势。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央领导经常批评党过多地插手和管理政府工作的倾向,以致使政府部门只会等靠党的指示办事,加重了党的负担,造成了党的系统的混乱现象。1941年邓曾在中共北方局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概括地提出类似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曾在太行山区实行过,后来在中共北方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⒂

  邓不仅关心行政事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党的程序和准则。他曾强调:特别是在赢得大众支持和保持党的团结方面,要把1935年之后的党的传统作为行动指南。这就是党章中最显著后来又完全被人误解的变化之一的基本的来龙去脉。1945年的中共党章明确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在1956年的党章中将“毛泽东思想”删掉了,仅留下“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各种“红卫兵”组织撰写和分发的资料,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建议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从党章中删掉的行为,他们把这看作是反对毛和迎合苏联论调的主要依据。⒃那时邓刚从莫斯科(4月)回来,在那儿他参加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听了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谴责。⒄一些西方评论家如D·W常和鲍纳维亚,曾由于相类似的原因而把邓与毛关系的破裂追溯到这个时期。⒅

  以苏联为榜样跟着苏联路子走,不可能是党内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1953年共青团的章程已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掉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措词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个决定不是由中共领导层集体决定的说法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尽管他在中共 “八大”的讲话中批评了个人崇拜,但他强调与苏共不一样,中共总是认为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错误总是难免的,因此我们从来不愿采取苏共那样全盘否定的作法。而且,这时,实际上是在这前后的很多年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邓不无道理地担忧,当时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正在导致中国政治中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领导,而且对党组织的领导都会造成威胁。尽管他不同意毛有关中国未来的一些观点,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不威胁到党的团结,只要决策是由集体来做,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欢迎的。事实上,邓完全懂得毛在中共政治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但他仍然把党的集体领导看作是一大优势,因此,他希望继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即使这个用语已正式从党章中撤了下来。

  他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重要讲话中,以一定的篇幅阐述了在党内进行辩论的正确程序、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根据邓的观点,如果想找到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公开辩论是必要的。在辩论中,个人应畅所欲言,少数人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当受到尊重,党内斗争不应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邓自己在 1933年曾经历过的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待错误也不应听之任之过分迁就。但是,党的决定一经做出,每个党员有义务必须贯彻执行。批评和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最基本的保证。没有批评,每个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就不可能改进他们的工作作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没有集体领导,政治将会变成个人崇拜。党章必须公平地适用于每一个党员,不应该有“个人崇拜”。领导干部相互之间或在对待下属的问题上不应滥用职权。

  除了高岗和饶漱石,邓没有点其他人的名,不过他的批评很尖锐。他说:“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行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和“至今还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⒆

  肯定在后来,这些讲话可能被解释为是针对毛的。在1955年进行的关于集体化的讨论导致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是这次讨论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策的方向。后来这次讨论常常受到人们强烈的指责。⒇人们过去认为,毛主席背过中央的其他领导,通过向省一级的领导呼吁新掀起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由于当时中央做出了一些他所不喜欢的决策。尽管关于农业合作化高潮来由的解释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走极端,但从1955年后半年起他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领先省一级的领导人,从而迫使中央的领导同意1956年初的发展速度和“全国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发展的速度。(21)然而,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最能表现毛特征的那些行为和邓曾在谈话中所预言过的那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出现。同样,当时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按党的准则去做而感到内疚,他们也是邓批评的对象。

  整风运动

  关于党的整风问题,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一年中支配了全党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点上,邓对于毛关于有必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阐述,还有整风运动的形式等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采取一种犹豫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1956年在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争论是对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挑战。中央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离开了莫斯科,是由于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将会有一个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强烈反对。中共也担心当时匈牙利和波兰的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和对共产党制度的威胁。

  邓在中共“八大”及后来的讲话中都曾说过如能具备三个条件:党内民主、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那么东欧出现的问题就能避免,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也能得到保证。总的来说,邓对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然而,对中共的错误也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抨击,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党的领导意味着不仅告诉人们做什么,而且还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1949年之前曾经实行过的久经实践考验的群众路线的原则一然而自1949年以来他感到许多干部往往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来党的队伍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质量必然会下降。(22)

  邓要通过在党内展开一场整风运动和建立中共的活动受人民大众监督的机制,来解决党的工作作风,党内民主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同过去一样,将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帮助同志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来自党外的监督主要通过工人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委员会)还有各民主党派来进行。(23)毛对整风的观点与邓的截然不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认为政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经济。特别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间,他似乎曾相信为了创造和共产党密切的工作关系,中国的发展要靠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员政治化来实现——他一生中很多时候几乎都不能摆脱对这些人的怀疑。这就是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由来。不象邓一样,他认为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次著名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即使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待,但其他大多数矛盾需要通过团结— 批评—团结的教育政策来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扩大到整个社会,否则革命就会走向官僚化。邓1957年4月在西安对党的干部作《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时期确谴责了“大民主”这个广义上的概念。后来,他指责说东欧的动乱也是由于“大民主”所导致的。(24)

  1957年五六月间,几乎可以对共产党随意地进行任何批评,这就是,“百花齐放运动”,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为这不仅对党的团结造成了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党的统治也造成了威胁。(25)事实上,在那些批评共产党后来受到攻击的人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残酷的迫害。正如邓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没有能很好地参与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尽管他认为当时的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也觉得当时的方法是太过分了,并且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26)

  大跃进

  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个动员广大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运动,在1957年冬季如果从它动员起来的人数来看,这次运动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后来的一年中,依靠动员的原则接二连三出台了许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来形成一套现在称为“大跃进” 的宏观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试图仅用十五年赶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双百”的这个经验教训使得最终采用毛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能。陈云提出的发展战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基础,该战略曾造就和激励了一批持“专家救国论”的精英人物。这也是自从1956年以来吸引了知识分子并在1957年5、6月知识分子受到了鼓励去“监督”中共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诚却受到了怀疑。

  1957年秋天,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的团结持续了一年多,随后便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对他亲密的同事们私下宣布,他将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政治二线而让刘少奇出任主席。这个变动他早在党的八大上就事先说过并开始着手实施,毛这样做有助于“大跃进”的产生。那一年中央领导层内非常团结,只有周恩来和陈云反对“大跃进”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早在 1957年9月到1959年间就被撇在一边了。

  “大跃进”的战略要求以劳动力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政治代替技术和经济,热情代替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大跃进”反映出了毛依靠规模经济获取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口号中所概括的那样:“多、快、好、省”——却丝毫不考虑减少实际费用。在“大跃进”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炼钢铁,产出了大量无用的生铁;另外还有人民公社,这是一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庞火的农村集体,这种集体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相当惊人,汇报的产量数字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无疑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计局也被那些狂热的人所接管,他们认为即使统计工作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信赖的数字报表。(27)人们为人民公社欢呼,不仅因为它是农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幼苗”——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切成就使苏共感到很大的震惊。

  然而,1958年冬,中共许多领导人开始到各省去视察,去亲眼看一看“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视察的见闻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很明显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彭先去了甘肃,然后去了他的家乡湖南,还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视察也许是最著名的,因为正是彭的这些视察使他后来在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与毛发生了公开对抗。然而就是在这次视察中,彭发现农民们在挨饿。党的地方干部私下里在抱怨“大跃进”的过火行为。

  到1959年2月和3月,邓与其他一些注重实际的领导人一样,主张步子不要太快,但他们并不是反对“大跃进”的战略,例如,在一次中共秘书处举行的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毛推崇备至的一件事)的讨论会上,邓认为虽然这样做有一些明显的好处,但不要走得太远太快了,否则的话对教育质量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28)在另一次讨论人民公社的会议上,邓又提出人民公社并不是行不通的,但它们在生产管理方面接二连三出现了许多问题。(29)

  彭德怀没有邓那么沉得住气,多年来,他和毛的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他开始进行广泛的游说活动来反对“大跃进”和毛(30)。几年之后,叶剑英(毛之后的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说邓、刘少奇、周恩来和他自己最初都同情彭德怀的外境。(31)但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没有对彭给予支持。与毛不同,彭不是一个特别老练的政治家。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中央夏季工作会议上,他对毛突然采取一种简单的对抗策略。(32) 尽管在那之前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并且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坦率而又尖锐的意见书。特别是他指责毛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左”的错误,这些话和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期毛的对手批判毛的那些话如出一辙,毛对此当然不能接受。(33)

  毛用自己中央主席的职务控制了庐山会议的议程,对此作了巧妙的反击。他给彭扣上了企图篡党夺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还不给彭申辩的权利。他还告诫他的同事们要珍惜他们过去一起度过的岁月,希望他们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彭还是国防部长,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打游击战去。”(34)如果对“大跃进”的问题作一番心平气和的评论,那么结果可能就不同了。然而并不只是毛感到大吃一惊,似乎彭的支持者也感意外,即使他们在庐山会议前也不知道他将要给毛写信。结果毛逐渐使冲突升级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彭德怀和他的支持者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被革职,意味着暂时平息了对“大跃进”的反对。

  彭和他的支持者在8月份正式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参加在这之前召开的历时一个月之久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次会议陈云也没有参加)。邓小平这样做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原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自我批评的检查中写道,他当时由于腿有点毛病,所以没有去参加那次工作会议,并曾写过书面材料来解释这件事。这些话听起来好象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但邓确实在庐山会议前的某个时候玩台球时弄断了腿,然而确切什么时候弄断的还不清楚。(35)麦克法考尔认为他正好是在庐山会议开始时断的腿,这样才迫使他退出了会议。(36)由此可见,认为他的缺席没有政治动机似乎是合理的,但人们对他的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很多说法。邓这段时期照的像片所显示的情况与他的腿伤是一致的。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不知道庐山会议将会面临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可以相信他是利用中央委员会夏季休息的机会去治疗他的腿。在1958年12月直到1961年4月的照片中他通常是拄着一根手杖然而在那之前或之后他从来都不拄手杖。如果邓的腿确实受了伤的话,那么邓在1960年底时对莫斯科的访问除了讨论中苏关系外也是治疗腿的一个好机会。这时中共高层领导正轮流访问苏联,邓1956年、1957年都去过,但直到后来才被委任于处理和苏共关系的重任。整个五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去苏联看病已经成了惯例。

  没有邓当时对庐山工作会议上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记录,但起码他对彭的行为可能不满意。显然庐山会议后中共的准则对毛不再适用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大跃进”在轰轰烈烈、热火潮天地开展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1960年结束了,毛在政治上也退居到了二线,但很可能邓在五十年代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

  注释

  ①高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龚育之教授答问录》,载自1993年12月24日《经济日报》第1版第7版。

  ②纪登奎后来将他自己和邓对毛忠诚的行为做了比较。据纪登奎说,邓小平说话总是直言不讳,而且对毛也总是如此。纪登奎:《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载自《中国的大悲剧人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③中共八大会议上的讨论,见1956年《新华月刊》第20、21期。

  ④F·C·泰维斯:《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高岗和党的地方主义》纽约,M·F·夏普出版公司,1990年。

  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1953年2月11日,载自1953年3月3日的《人民日报》。

  ⑥《全国基层选举胜利完成》,载自1954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

  ⑦巴里·诺顿:《邓小平:经济学家》载于《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91页。

  ⑧《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

  ⑨F·C·泰维斯:《毛泽东统治下的政治生活》第109页。

  ⑩薄一波:《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载自1991年《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实践的回顾》第231页。

  ⑾《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3月21日,载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⑿无据可考。

  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共二卷),企鹅出版公司,1977年第1卷第301页。

  ⒁《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见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0页。

  ⒂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5页。关于历史联系的评论在戎子和:《重读“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后的几点回忆》中可以找到。见杨国宇、陈斐琴、王传洪编的《邓小平二十八年间》1989年版第20页。

  ⒃参见蔡和森:《邓小平》香港,宇宙出版公司,1978年第44页。

  ⒄廖义录《邓小平和苏共二十大》载于杨国宇、陈斐琴编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1992年版第三卷第106页。

  ⒅鲍纳维亚:《邓小平》第76页;D·W·党:《中国领导层连续危机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伦敦,美洲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26页。

  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9页。

  ⒇F·C·泰维斯和沃伦·萨恩:《毛、邓子恢和农业合作化政治》,载于《中国法律与政府》1993年第26卷第3、4章。

  (21)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22)《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0页。

  (23)《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0页。

  (24)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0页。

  (25)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18页。

  (26)参见《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9页;和《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自英文版《邓小平》第二卷,第279页。

  (27)参见贾起三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时的讲话,载自1959年《新华半月刊》第13期第37页。

  (28)北京大学《教学评论》编辑部编的《高等教育领域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年4月20日。

  (29)《吴冷西的坦白书》载自1968年7月9日《青岛日报》。

  (30)F·C·泰维斯:《彭德怀和毛泽东》载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论坛》,1986年第16期。

  (31)范硕和丁家奇:《叶剑英》载自胡华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期,第89页,引自《叶剑英传略》。

  (3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3)见工会研究院:《彭德怀案件》香港,1968年第7页。

  (34)雷德里克·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17页。

  (35)采访李锐,1993年3月24日。

  (36)在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第229页和第407页的第209脚注中,也说邓的腿是在打乒乓球时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