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楚树龙:台湾、美国问题了然于胸,中国态度凛然在外

 《中国高层新智囊》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报道顾问,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亚太地区学会、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会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1978年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获英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纵观人类历史,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能够成为军事强国,因为军事实力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楚树龙

  中国何种条件下将对台湾实行“报复性核打击”

  2000年10月,《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发表后不久,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显要位置发表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楚树龙说,一旦台海发生战事,中国可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打击”。

  本来这是楚树龙在接受《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对“中国国防白皮书”中有关核武器使用上的一般性解读,却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诸国的强烈反应。

  《星岛日报》美东版的头条新闻题为《大陆坚称奉行防御国防 ——白皮书警告任何台独图谋必挑起战争》,称中国此次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是自台湾新领导人当选以来,大陆“向台湾发出的措词最强硬的声明”。美国《世界日报》以《北京两千年国防白皮书、不排除武力统一》为题,《侨报》以《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台独意味战争——三个“如果”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包括用武》为题,对“白皮书”进行深度透析。西方媒体称,作为对中国高层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这番解释显得非同寻常,它暗示着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的核战略已经成熟。《华盛顿邮报》还借题发挥,称中国在1998年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10处提到美国,每次都是正面的,而在此次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13处提到美国,除了两处例外,其余全都是负面的,显然中国“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媒体上以《我们反对使用武力或恫言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题,以威胁的语气说:“正如我们向中国高层指出的,扬言可能向 台湾动武的言论将有相反的效果。”

  由于诸多媒体煸动性的报道和讲话,一时间,“中国大陆准备用核武器解放台湾”的传言在全球范围内散开,蒙蔽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其实只要完整阅读过楚树龙原话的人就会明白,楚树龙在对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诠释根本没有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耸人听闻。当时楚树龙说,从“国防白皮书” 来研判,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而美国或日本又在军事上干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是中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打击”。这个解读显然与《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的精神是一致的。

  《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三处提及台湾问题。第一部分“安全形势”中把 “台湾海峡局势复杂、严峻”列为“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之一,并指出,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对一个中国原则采取回避和模糊的态度,台湾分裂势力图谋以各种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严重破坏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是造成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美国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国内有人企图推动国会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还有人企图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日美修订的防卫合作新指针,始终不明确承诺不把台湾划入其欲军事介入的 “周边安全事态”范围。这些行为助长了台湾分裂势力的气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危害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国防政策”一章中,白皮书指出, “台湾独立”就意味着重新挑起战争,制造分裂就意味着不要两岸和平。白皮书同时声明,中国政府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主张通过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的对话与谈判解决分歧。但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白皮书在“军控与裁军”一章里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部件、技术或援助,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把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关于核武器问题,“白皮书”解释说:“中国拥有少量核武器完全是出于自卫的需要,中国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任何此种行为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性核反击。”

  楚树龙在解读这个问题时强调说:“‘任何此种行为’很耐人寻味。中国在这以前从未在白皮书这样的正式文件中强调过要对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性核反击’,这次这么坚定地提出来,显然是针对美国、日本对台湾问题可能进行的干涉,以及针对美国大搞导弹防御系统。”

  在楚树龙看来,一方面,美国不仅在本国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还和日本一起搞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针对目标至少包括了中国。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们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包括台湾。另一方面,美国近来加强了对台湾的军售,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特别是海军的部署,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的严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分析指出:如果美国或日本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将会导致严重后果。什么是严重后果?中国被迫进行‘报复性核反击’就是严重后果之一。

  在西方敏感人士眼中,楚树龙的这种解释似乎加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的强硬态度。

  国内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在媒体面前一向游刃有余的楚教授此番解读实在无懈可击,只是多年来他的名字对西方政治家和记者来说太熟悉和敏感了,因而往往引起“有心人”更多的“关照”。而美国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则毫不客气地说,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无数次干涉中国内政,此次借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之际,再次干涉中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的霸气,只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破坏作用。应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应该做的,只能是承认并改正错误。

  美国情报部门总是输在他的手上

  还是在楚树龙留美归国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就把这位崇拜毛泽东和华盛顿的 “美国通”定为“对美强硬派”。尽管如此,美国的媒体还是特别青睐这位睿智而健谈的中国专家。

  楚树龙是近年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最多的中国学者,《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一直不忘把目光锁住他。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前4 天,《华盛顿邮报》常务主编来中国采访,先在北京采访了楚树龙,后又飞到上海采访离京的江主席。后来这篇长篇采访稿在江主席访美时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楚树龙和江主席在同一采访稿中畅谈中美关系。

  “只要天下有事了,媒体马上就会去找楚树龙”,在这些年可算是成了一种定式。“5 ·8 ”炸馆事件、“9 ·11”事件、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朝核事件等等,一旦世界局势出现波动,楚树龙的电话就会被各路记者打爆。楚树龙自己也承认他和媒体是相互需要的。他希望他的思想能通过媒体对中外公众产生影响。

  美国人把楚树龙定为“强硬派”是基于以下的一些事实:

  1988年已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楚树龙,自费公派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由于楚树龙来自被美国人认为“绝对官方背景”的战略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他一直都是美国情报部门关注的对象。美国情报人员常常找各种借口与他聊天,以期获得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楚树龙学了好几年的国际关系学,早已有所警觉,自然不会透露国家机密,美国情报人员非常失望。

  1989年,楚树龙的爱人姜月秋赴美陪读,一年后回国照顾幼小的女儿。由于 “八九风波”的影响,中美关系陷入低潮,所以当姜月秋一年后再次申请赴美陪读时,美国大使馆拒绝签证。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找到楚树龙,提出愿意协助他太太和女儿顺利来美,被楚树龙拒绝。楚树龙说,我宁愿我的太太和女儿不来美国,也不需要你帮忙,更不会与你们合作。

  有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3 个人突然找到楚树龙,对他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已经在美国请求政治避难,现在在我们手里,他已把使馆的所有情况都说了,你能给予证实吗?你还知道什么?

  楚树龙急中生智说,一个想寻找政治避难的人的话怎么能听呢?他想申请你的政治避难,他是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说,真的也说假的也说的,你们怎么能全信呢?三人见从楚树龙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便无可奈何地走了。后来楚树龙才知那个寻求政治避难的使馆官员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基辛格评传》的作者陈有为。此人后来成为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1989年,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跑到美国,为了讨好美国政府,在各种场合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有一次王若望窜到楚树龙就读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给师生做演讲。他在演讲中大肆渲染“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他先举了丁玲受迫害的例子,又称共产党连一个6 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当街用枪把她射死。不一而足。

  这时坐在台下的楚树龙愤怒了。他立即举手发言,进行反驳。楚树龙说:“你讲的这些有多少是共产党有组织干的?你说到丁玲, 我在上大学时,丁玲给我们做过报告,她亲口说她所受的迫害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原因,也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文艺界某些人嫁祸于她的结果。还有,你说一个6 岁小女孩在大街上被打死,我就不相信是哪级党的组织去杀人的。你这样的讲话太不负责了。”

  王若望气急败坏,用汉语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同学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洗脑了,对共产党认识不清,这种认识是极其肤浅的。

  楚树龙又举手请求发言。他说:你王若望号称是“民主斗士”,可你这样的方式实在太不民主。我作为一个学生,有可能对中国和世界有很多肤浅的看法,但我在美国已经三年了,对我的“肤浅的看法”,美国人从没有用“肤浅”这个词来形容,现在你因为别人与你有不同的东西就把别人说成是肤浅,你真是不懂什么叫民主,你应该好好学学民主。你简直不配站在这里讲话!

  王若望被楚树龙批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匆匆结束讲演。

  楚树龙1993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由于他在校时就常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论文发表,所以美国学界开始对他密切关注。而美国新闻界也看好这个智慧、尖锐、不失幽默、具有东方独特魅力的政治学学者,与他的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多次采访过楚树龙的记者这样说:美国记者似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耍聪明,但在楚面前将是一场遭遇战;楚是一位原则性极强、敏锐又熟谙斗争艺术的政治学者, 他是我们美国记者的爱和怕。

  美国媒体的确对楚树龙既爱又怕。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美国CBS 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楚树龙时,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江主席访美时,将要去威廉斯堡,那是林肯发表演说的地方,还要到费城这个自由中心去访问,这些都是美国民主最精华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去看美国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方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美国的观众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

  楚树龙回答说:江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江主席在对待不同问题的态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对待“不同”的东西的一种尊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应该得到美国人的欣赏。因为这是一种对待不同的东西的正确态度。

  这位CBS 广播公司的记者听后不得不说:楚先生对美国记者的智慧的确是个挑战。

  中美相互关系是“接触与防范”

  美国人把楚树龙称为“强硬派”,可国内则有不少人把他当作“亲美派”。

  关于楚树龙是不是亲美派,先说几个小故事,读者可以作一研判。

  东北亚地区有一个非官方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召集,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官员以及部分学者。楚树龙是该会议的人权小组主席。有一次美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诺在会议上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斯克拉丁诺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中国总是要来指点别人、教训别人。楚树龙当即还击道:这才是你们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你们用人权来批评别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诺从此以后再也不拿人权来攻击中国了。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对美亲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树龙频频接到来自美国的邀请,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于大洋两岸;美国人只会邀请有好感的学者,楚树龙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

  其四,楚树龙近年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正视美国对中国 “遏制”的一面,而是过于强调“接触”的一面。而这一点最为令人担扰,因为作为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倾向性势必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偏误。

  后来楚树龙自己也明白了,原来国内人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的判断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个提出了“接触与防范”判断。当时人们对这一判断是不理解的。

  “接触”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口头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当时老布什提出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战结束和“八九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克林顿上台后,口头上仍然奉行“接触”政策,但在人权、核扩散、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6年克林顿赢得大选,中美两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谈,达成了两国元首互访的协议,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1997年10月29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在冷战后及21世纪的未来“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国内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的判断。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也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在解释“战略伙伴关系”时说,中美之间是要寻求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这种战略框架强调合作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分歧。

  可是一年后,美日加强联盟,决定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春天,美国出笼了一份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接着又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了阴影。国人对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也失去了信心。许多学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因缺乏深厚的基础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连美国参议员谢尔比也称,他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应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永远不会。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加遏制”?对之学界产生了分歧。

  就在社会各界为此议题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楚树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触”,而是“接触与防范”。

  楚树龙认为,尽管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但在他第一届的任期内实行的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接触战略”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97年初在美国再度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克林顿坚持按计划推动两国高层往来,坚持无条件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接触战略”达到了某种坚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在美日同盟、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阻挠俄罗斯和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武器、在贸易上对中国限制技术出口等方面,显然采取的又不是“接触” 战略。

  在他看来,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也不能用“遏制”来概括。“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是最明显的遏制,彼此不来往,不贸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战后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国采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此外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不是接触中国也不是遏制中国,而是改变中国。

  他认识到老布什对华“接触战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开始突出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失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但克林顿上台后的起始3 年,“接触战略”的内容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再需要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的合作,而此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的“接触战略”主要目标锁定在 “以压促变”,改变中国,使之融入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使中国成为体系内“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楚树龙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判断,在“遏制”之声四起的时候,显得着实的孤独。但当他将这些分析形成内部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其基本观点得到了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楚树龙不是亲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

  反美、反苏、反修——50年外交强烈的“反”文化色彩

  楚树龙195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1978年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 年毕业,一年后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后任北美研究室主任。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后,仍继续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楚树龙说他这一辈子与国际关系干上了。

  有人说,楚树龙搞了20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高参。

  说到斗争经验,这里先说说楚树龙的一个花絮。

  2003年9 月1 日,楚树龙出席了在中国青岛召开的东亚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和学者。韩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会上说,卢武铉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卢武铉透露了朝鲜领导人不反对美国在韩驻军的消息。

  楚树龙感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当场澄清,否则朝鲜官员会对中国领导人产生误解。楚树龙要求紧急发言。他说:“韩国官员讲的与事实不符,据我了解,不是中国领导人告诉韩国领导人这件事,恰恰相反,是你们韩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样的事。3 年前,我去韩国参加纪念朝鲜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的金大中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我和其他6 位参加活动的外国官员和专家。金大中当时讲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不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这次会见是有记录的,你们可以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外交档案。”韩国官员当场没了话。

  一位领略过楚树龙在外交场合斗争风采的外国官员说,楚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满腹经纶、文质彬彬,谁也没想到他也是一位猛将。

  其实楚树龙这些年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楚树龙曾在一篇有关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思考。他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并长时间地因为对战略形势判断失误而导致战略性失误。中国因为没有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意识,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缺乏法制以及制度化、科学化的不足不但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不能在一个严肃的法治程序下进行全面理智的思维,进行各种意见、看法的充分交锋,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就往往是拍脑袋,感情化、情绪化,而感情化、情绪化的结果就是更多地过“左”、过激。过去这种以感情代替认识、感情代替利益、感情代替战略和政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受害不浅。历史教训必须充分记取,否则中国将陷入更多的恶性循环。

  楚树龙认为,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他认为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调整。

  他认为中国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要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于是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如果我们还抱着“体制外”心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以美划线”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在他看来,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根据美国来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他看到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明确,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已经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思路。

  他看到,中国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这种“悲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不科学。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谁平稳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温和一点、全面一点看问题,谁就会被认为是右倾、亲美、亲西方。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楚树龙意识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中强烈的“反”文化色彩是一种消极的政策。 50年代“反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对各国反对派;70年代虽然和美国等国家关系和缓了,但还是继续“反帝”“反修”。令人欣慰的是,十六大后,中国的外交思维有了根本的变革。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根本目标的规定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这是第一次以正面的方式阐述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虽然也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属于一般性陈述,而不是放在国家战略目标根本宗旨的层次上来讲的。他认为,对于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法,尤其是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情,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总是带着“反”文化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问题,就不是一种健康的舆论取向。

  尽管对楚树龙的这些思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其灵活和实用的部分已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提出与中国签订“中美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当时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并不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楚树龙认为,从军事上说,“互相瞄准”和“互不瞄准”其实都没有区别。坚持要瞄准也没有意义,同意互不瞄准对我们的军事能力也不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势必影响到克林顿访华的成功,如果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失败了,这也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克林顿访华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达成某个协议,而当时中美之间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协议,别的方面都不能达成协议。另外,楚树龙认为,中国是有核国家中公开宣布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这使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会很消极,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综合以上分析,楚树龙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协商会上,提出了接受美方条件的建议。后来在克林顿访华前20天,钱其琛副总理主持全国外事领导小组会议,最后定夺这件事。现代国际研究所把楚树龙的意见上报后获得通过。

  争取让动荡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打破了相对平静的世界,在世人惊魂未定之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再次引起世人震惊。中国人在愤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少人甚至党内人士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先生是质疑“和平与发展”的知识分子代表。

  房宁在学界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1999年,他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陷阱”,并预言“和平与发展”将因遭遇“后殖民主义”威胁,从而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应该说,房宁对全球化及“和平与发展”的反思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然而就在人们普遍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焦灼不安的时候,楚树龙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却与之相反。“5 ·8 ”炸馆事件不久,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 的,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仍然需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

  在他看来,世界局势总体上走向缓和,同时天下并不太平;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变化面前沉着冷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过去 20 年来国内国际发展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美国、北约的暴行没有改变世界的全局,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中国应当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针。

  他还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题为《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文章,接着又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 期发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一文,呼吁要坚持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坚持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发展。

  如果说,楚树龙当时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坚持“和平与发展”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那么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 ·11”事件却再次打破了“和平与发展”的看法。

  “9 ·11”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又面临着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可就在世人对世界再次产生迷惘的时候,楚树龙仍然认为,“9 ·11”给美国和世界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但它不能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体趋势。他甚至认为由于“9 ·11”事件,大家都讲反恐,大家都在反恐中进行合作,美俄、中美等大国关系有所改善,世界局势没有发生深刻裂变。他在《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2001“变”与“不变”》的文章,指出:透过世纪初年国际战略形势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可以看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本趋势。国际战略形势总的发展态势是世界形势出现的短期、局部的经济、政治动荡所不能改变的,新世纪世界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

  但是房宁的研究结果却并不像楚树龙那样乐观。2003年,房宁在新出版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中再次质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房宁认为,产生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形成的相应经济、政治秩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的经济条件。但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反思,在发问,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应当说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现象,结束了列宁时代。然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它改变了以往世界的经济政治的生态,使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产业资本的转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扩大世界的市场,增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纳生产力的空间,所以大大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房宁认为,随着资本国际大循环出现障碍,和平与发展的根基正在销蚀。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降临。

  房宁称:“在我们所认定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势面前,我们从心 底不愿与人为敌,我们不愿有敌对者存在,但这也许是一厢情愿。”

  但楚树龙提醒所有对国家怀有深情的人们,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都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或范畴。在和平条件下,即国家没有陷入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安全是国家的基本利益,发展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但在和平时期,人们对形势和自己力量的认识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一些突发事件又进一步激化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

  楚树龙与房宁都是中国杰出的学者,他们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但在学界和公众中都具有很高的威望。他们观点上的分歧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开放的一个缩影。他们并没有出现过正面交锋,但他们极富个性的思考将作为中国决策层的智慧资源而受到关注。

  台湾低级政治不值一驳,什么是真正的“统一”

  2001年,楚树龙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调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立了战略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战略研究所主要研究国家战略、发展战略、外交战略、安全战略;研究范围是美国、中国、欧洲和亚洲。

  楚树龙担任战略研究所所长后,召开过两次重大战略研讨会。2001年10月召开的21世纪国家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外办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各国外交、世界形势的走向,出版了论文集《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探讨》;2003年3 月又在海南三亚主持首届“WTO 和两岸关系”论坛,邀请台湾专家研究两岸关系今后的走向。

  “WTO 和两岸关系”论坛定期在两岸举行。楚树龙与台湾学界的关系比较密切,曾多次去台湾访问,接触到岛内各阶层人士,研究各种信息,探寻两岸走向统一的途径。

  在楚树龙看来,无论是李登辉还是陈水扁,坚持推行“台独”立场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他还记得多年前在美国与台湾萧美琴交锋的情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楚树龙去纽约出席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非官方会议。这个会议由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主办,出席者有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台湾陈水扁的顾问,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萧美琴也出席了会议。萧美琴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她说:两岸关系就像男女恋爱,大陆是个大小伙子台湾是个小姑娘,现在小姑娘不爱你这个大小伙子。你这小伙非要人家爱你。楚树龙听后气愤地说:你说这话太不符合事实了,两岸之间不是在谈恋爱,根据历史,根据国际法,两岸本来是一家,是一个国家。现在不是嫁不嫁的问题,是你要离婚,你要分裂,是你不要这个家!因此你的比喻是完全错误的。萧美琴被驳得哑口无言。

  2001年,楚树龙在其专著《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一书中论述台湾问题时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台湾、香港、西藏等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统一的根本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因很简单,尽管《三国演义》开篇道出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无可争辩的 是: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始终认为尽管“分”和 “合”都是历史的部分,但“分”是暂时的,不正常的,是错误的;“合”才是永久的,正常的。

  楚树龙看到,历史上闹独立成功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战争,一是协商,而陈水扁现在既没本钱打也不愿接受“一国两制”,这不得不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如何打破两岸僵局,实现祖国统一,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多的设想。从80年代中期起,就有人提出有关中国的“联邦制”和“邦联制”设想。例如:姜敬宽1984年提出的“联邦共和制”,陆铿1985年提出的“中华联邦”,朱高正1988年提出的 “联邦制”等九种“联邦制”;张旭成1983年提出的“邦联制”,张系国1981年提出的“中华邦联”,马彬1982年提出的“中华邦联”,费希平1984年提出的“大中国邦联”等十二种“邦联制”等等。

  楚树龙认为,“邦联”是由独立国家自主决定,经过谈判、签署条约而成立的邦联。“邦联制”是复合国家体制,说白了就是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

  如何突破两岸的僵局,楚树龙希望能从经济入手,构建中国统一大战略,以期两岸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长期的融合,形成彼此密不可分的情形,最后达到统一。“WTO 与两岸关系”论坛便是一个契机。

  2003年9 月,楚树龙应邀去台湾出席第二届“WTO 与两岸关系”论坛会议。这次的议题还是从经济入手,寻找两岸的共同点,以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楚树龙临行前对笔者说,我想总会在两岸之间找到共同点的,中华民族的大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我有信心。

  薄弱的一环:阻碍中国强盛的,是科技,是军事

  2002年5 月,楚树龙在香港给亚洲学会的会员发表午餐演讲时称,中国在今后 20年也不可能如许多外国领导人所说的,成为美国以外的另一个超级强国。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能够达到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到了下个十年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排在美、日、德之后,在技术上仍然很难赶得上美国。即使像清华大学,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也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地区。

  楚树龙的这个发言在国内引起哗然,人们称这份“没给中国人长脸”的发言是 “楚树龙式的妄自菲薄”,暗示着中国在外交上将继续“韬光养晦”。

  一段时间以来,对“韬光养晦”政策在中国知识界带有浓厚的思想对峙色彩。所谓的“强硬派”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韬光养晦”助长了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损。而所谓的“温和派”则认为,中国必须通过现实主义路径寻求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只有继续开放与变革才能真正维护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认为,“强硬派”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义愤,已经走向了“刚愤民族主义”,这种“刚愤派”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艰苦努力毁于一旦。

  尽管思想分野明显,但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的学者在国内似乎依然占据着主流位置。楚树龙当是其中的一个。在楚树龙看来,由于中国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依然要放在首位,外交应服务于国内需求, “不当头”是国家利益的需要。

  另外,人们也意识到,楚树龙坚持“韬光养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对中国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的忧心。

  在楚树龙看来,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证明,国家对外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变化源于国家力量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方式。中国未来20年的外交及外交战略不能不受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都是定性的、无形的,因而就更难预测和把握;相比之下,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发展变化可以有数量上的标志,具有一定的可见性。

  楚树龙在《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一文中分析了2002年前中国国力的发展趋势。他说:如果说今后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不如经济发展那样乐观的话,那么今后20年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前景恐怕就更令人悲观了。因为军事水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水平。乐观的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自然而然地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防建设,即军事实力的发展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但纵观人类,并不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能够成为军事强国,因为军事实力并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这在21世纪的今天尤为如此。如果说可以用钱买来现代化的民用飞机、汽车等机器设备产品,那么在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恐怕没有一个军事强国会把大批的先进武器卖给另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军事现代化是买不来的。

  他认为今后20年,中国在经济上可能具备条件,但在科技上却难以发展到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像过去20年那样,今后20年中国同美国、日本等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比较,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水平的总体差距不但不会有明显的缩小,甚至可能进一步拉大。

  科学技术的落后使他意识到国家安全的危机。在楚树龙看来,国家利益中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有着辩证的关系。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依赖于发展。问题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使人们难以把握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从长远角度,要真正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必须依靠国家的发展,国家安全利益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国家发展利益的真正实现。要根本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必须依靠实现国家发展,实现发展利益。只有把自己建设得强大了,别人打不了你,你才有安全感。所以,发展自己是最重要的。

  要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教育和投入。中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科技开发方面投入太少、比重太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把10% 、甚至20% 左右的政府开支和企业利润用于科技和新产品的开发投入,不断推出新产品,保持竞争力。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太少、增加幅度太慢以及使用效率太低的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他呼吁国家在加强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只有科技水平上去了,国家实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强。

  附录: 中美冲突、对抗——台湾问题( 节选) 楚树龙

  冷战后及21世纪的中美对抗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中国 的力量和影响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的程度,并和美国形成争夺的战略格局,威胁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 “霸主”或“领导”地位,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一个像前苏联那样可以和美国匹敌的对手,不管这个国家是日本、德国、俄罗斯还是中国。二是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因为台湾、西藏等问题而使其中一方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另一方的严重威胁或侵犯,导致中美对抗和冲突。

  在21世纪,中美两国也不大可能因为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打仗。中美关系的真正危险是国家安全领域,即其中一方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等国家基本利益受到另一方的严重破坏或侵犯。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中,中国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美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而在过去、目前和今后的中美关系中,美国仍然在主观和客观上威胁着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及国家的统一。美国对台湾、西藏,特别是台湾问题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冲突、对抗的危险在现在和今后可预见的将来是严峻地存在的。这种危险有时可能得到了暂时的、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有时又会造成严重的危机。中美关系过去50年、100 年的历史说明,两国间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惟有台湾等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统一的基本国家利益问题难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台湾问题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都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和冲突的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冲突、对抗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冲突的可能;第二,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一)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介入台湾问题的必然性

  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干涉中国内政、介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由历史、美国的战略、政策、法律和美国政治制度运作规律所决定的。美国介入不介入并不主要在于美国有无“与台湾关系法”及其该法对“台湾安全”含糊的承诺,而主要在于美国的全球、亚太及对华战略,在于导致美国历史上卷入战争和冲突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运作规律。

  1 .美国在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一直是介入台湾问题的,包括军事上的介入。至少从1950年朝鲜战争至今,美国一直在介入台湾问题。美国现在和将来仍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不愿结束这段历史,不愿放弃对台湾问题的介入。美国的外交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

  2 .过去、现在和将来导致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即利用台湾遏制、制约中国。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遏制战略。但美国对华战略中确实有防范、制约中国的因素或一面。只要美国今后不放弃对华战略中制约、防范中国的一面,美国就必然会利用台湾问题制约和防范中国。

  3 .导致美国必定要介入台湾问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更多的是把对中国的战略放在其亚太地区战略的范畴内。只要美国还想成为亚洲的大国和地区的主要力量,且不说要控制或主导地区事务,那么,美国要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信誉,就不能不对亚洲地区内的重大问题有所介入。对美国来说,美国不介入亚洲重大事务的那一天,就是美国决定在战略上撤出亚洲的时刻。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这一天会到来。

  4 .美国国内政治体制、政治运作和外交决策模式决定着美国极有可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直接介入台湾问题。在美国近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对外干涉、介入史中,起主导作用的倒不是当时的政府是否在战略和意志上想介入,而是新闻媒体的密集报道和舆论引起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引起国会的注意和要求有所行动的动议,导致当时的总统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行动”。

  5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问题,那就是中国不但成为美国的盟国,而且是听从于美国、服务于美国战略的小伙计、小兄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做出“要大陆、不要台湾”的选择。这种情况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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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 来自《走向混沌》

感谢1974年夏大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止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时,我差一点儿成为独眼龙;在矿山并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块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去看看 

第五篇 乡村治理 - 来自《新乡土中国》

一、两委关系  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是当前村级治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村委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应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然而,实际情况比法律规定复杂得多。由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可能不服从村支部的领导,认为村支部书记是十几个党员选举出来的,而村委会干部是由一千多村民选举出来的。有些地方推行村支部“两票制”的选举办法,即先由村民对村支部候选人投信任票,信任票不过半的村支部委员侯选人不能在支部大会上参选,也就……去看看 

4 故土 - 来自《九死一生》

一   七月下旬,酷暑难当。   一天清晨,我的一条腿上贴着一大块胶布,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从上海乘船渡江 北上,于当天傍晚到达南通的天生港。第二天一大早,又从天生港乘坐长途公共汽车, 颠簸了一整天,于当晚踏上了生我养我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里外的沟墩镇。   这是一个依傍串场河,坐落在著名的范公(仲淹)堤(南)通(赣)榆公路上的小 镇。抗战前,全镇拥有数千人口,拥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还有几家装有电灯的碾 米厂。抗战开始,尤其在日寇侵占了上海、南京之后,兵荒马乱,迭遭涂炭,全镇一蹶 不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去看看 

1-2-2.1.2.3 纯粹理性之理想(下) - 来自《纯粹理性批判》

第七节 根据理性之思辨的原理之一切神学之批判   我若名“关于本源的存在者之知识”为神学,则神学或唯根据理性(theologia rationalis合理神学)或根据天启(theologia reve-lata天启神学)。合理神学其由纯粹理性唯以先验的概念(ensoriginarium,realissimum,ens entium本源的存在者、实在的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之存在者)思维其对象者,名为先验神学,其由借自然(自吾人心之本质)所得之概念——以本源的存在者为最高智力之概念——以思维其对象者,则应名为自然神学。凡仅容认先验神学之人,名为有神论者(Deist);其兼容自然神学之人,则……去看看 

第02章 简单观念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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